主题：【文摘】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 -- 扔石头的
中国现代学术建制在1950年代初期发生了重大的、整体性的转型。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
一、自主权丧失 大学成政府附属物
早在1949年底，高等学校即已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 月，取消交通大学管理学校，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交通大学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等等。
中央教育部于1951年11月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轰轰烈烈的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1952年秋季，中央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迄1952年底，全国3/4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以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地区的调整较为彻底。经过这一调整，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前明确，工科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大学得到了整顿，这样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1953年的院系调整工作，以中南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局部进行。“调整的原则仍着重改组尚为进行调整之旧的系科庞杂的大学，以利于加强与增设高等工业学校和适当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院系则采取适当合并集中的作法，以便进行整顿。”据此原则制定的调整方案于“1954年5月29日经政务院第180次政务会议原则上批准后，即积极进行酝酿准备工作。其后又经过与各方面往返商洽，方案经过若干修正，至10月11日由政务院正式颁布，立即实施。” 1952年院系未调整前有高校211所，1952年调整后为201所，经1953年调整后全国高校总数为182所。
院系调整中另一个重点是对高等学校内部结构的根本性的改造，下面以南京大学为例说明这个变动过程。
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和私立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调整前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7个学院共35个系，经过这场伤筋动骨的调整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并且严格分成文科和理科，文理科又各自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进行真正综合，就自身专业之间也缺乏渗透和交融。南京大学由一个综合性大学变成了虽然名义上叫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却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类似欧美的文理学院，其他的12所综合大学也大体如此。
实际上更为深刻的变化是国家对高等学校的教学过程的全面控制。为了加强对高校的控制，1953年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部，1953年中央有关文件认为“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材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中央高等教育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从此以后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
二、肢解人文学科 大学蜕变为技术培训学校
院系调整的确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院系调整后工科学生数大量增加。1950 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体来讲是适应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相反，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它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而遭到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在1949 年就被并入政治学系，政治学系在1952 年调整中又被取消。原来分布在全国的20 多个社会学系经过1952 年的调整，只剩下两个（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53 年院系调整后，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到1953 年底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当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时，据费孝通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南京大学的哲学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曾一度集中了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但正如祖庆年先生所说，1950年代院系调整后，“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统统给扔出了南大的大门。”
大学、院系、专业、学科、学报、学会是构成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单位。中国近代学术建制从清末发轫，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到民国30?D40 年代已达到相当的水准，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已具备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资格。一些著名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在国际上已有相当之地位，“教授治校、学术独立、言论自由”在大学里已成为基本的理念。
1950 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孕育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提前建立了到1956 年才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推行的计划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大学的设立、院系专业的设置、招生分配，甚至教什么、如何教，都受各级教育官僚（科层）机构的直接管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被取消后，正如博克所言“大学严重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行”，大学教师被一个大学因政治原因开除就意味着被整个国家大学系统开除，将没有其他的生活出路。
院系调整一方面吸收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突出政治的经验，另一方面照搬了苏联培养技术干部的办学模式，而且把他们绝对化，教条化。完整意义上的大学，自此从中国历史上基本消失。世人所谓大学，实质上不过职业培训、技术培训学校而已。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这样总结教育制度：“作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它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响。因而，今天重新认识这种教育制度的变迁和当年的院系调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点和失误已发展为严重的弊端。”此言堪称精当。
五十年代院系调整的六大受益名校和七大受害名校
作 者:小瘦
转自网大论坛，仅供参考
一、六大受益名校：
一）1.北京大学
（极大地得益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由此而枯木逢春）
2.复旦大学
（极大地受益于浙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没有老浙大的“自我牺牲”，哪有日后复旦的飞黄腾达？）
3.兰州大学
（主要沾了五十年代以西安和兰州为重点的西北大开发的光，吃百家饭壮大起来的）
二）4.中国科技大学
（1958年建校，中科院全力扶持自不必说，其他诸多名校的“无私奉献”也绝对不可或缺）
5.西安交通大学
（1956年以前还没影呢）
6.吉林大学
（1950年建校，初称东北人民大学。五十年代东北的工业化热火朝天，高等院校的建设也为全国的重点区域之一，哈工大、哈军工、吉大、大连理工大则是重中之重，其中，吉大从院校调整中获益至大）
二、七大受害名校：
1.清华大学
（损失极大，只是工科上大大获益，不过从长远看，显然所失远大于所得）
2.浙江大学
（浙大被整得太惨，不说了）
3.南京大学
（中央大学的命运类同于老浙大，极悲。今天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原本就是一家人，合校组建新的南京大学，天地良心啊）
4.上海交通大学
（如果不是上海方面激烈抵制，老交大本来是要全部内迁西安的。上交大以不到原先30%的元气，恢复发展到今日之水平，不容易呵 ）
5.武汉大学
（二三十年代的五大国立名校之一。抗战前夕，新校舍落成，为当时远东最美丽的大学校园，时武汉号称“大武汉”，与大上海遥相呼应， 彰现一时之辉煌，武大自然如鱼得水，沐浴在一段黄金岁月里，可惜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经过院调，元气大伤。 华中理工大，不要忘本哟）
6.天津大学
（原鼎鼎大名的北洋大学，受害非浅，但并非一无所得，因为工科大大加强了，成为五六十年代规模仅次于清华大学的工科院校。天大的实力远胜于她的名气，“北洋大学”这一无形资产的被迫舍弃是天大最大的损失）
7.山东大学
[院调中只有山大是“一心”奉献，无有回报，不说参与组建的大学，单说独立组建的院校，就有今天的青岛海洋大学（山大原址）、长春科技大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郑州大学、青岛医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总之，元气伤得可不要太重哟]
三、院系调整，几家欢乐几家愁，有得益者也有受害者，但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其实大家都是输家，因为院调之同时，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个办学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即苏联模式取代了英美模式，两者之优劣高下，毋须我在这里多言。
四、世纪之交，迎来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次“院校调整”，这一次似乎有点对上一次矫枉的味道，即拨乱反正。问题在于，拨乱反正的要害就是单纯的合并吗？
象燕京，圣约翰这样的名校全部拆散，撤销编制，连将来复兴的机会都不给。
我们的某位前任党委书记还洋洋得意第说他当年考大学，坚决不去资本家赞助的上交，而去了苏联老大赞助的大连理工。真是左得可爱。
我父亲入学中国大学，毕业于山西大学；
我母亲上的是苏州的东吴大学（一所教会学校），后来这所学校给并入了南京大学，于是我母亲成了南京大学的校友。我出国以前，有一次我母亲收到南京大学开校友会的邀请函（我母亲是她们技术领域的国内著名人士、也是她们研究室的室主任，所以有这个荣幸或者叫做资格），她老人家一边嘟囔着“我不是南京大学的”一边把邀请函扔进了废纸篓。
我上的南开大学在院校调整中损失很大，现在天津大学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原来南开的。
没事瞎改什么？
在意识形态狂热者看来，这些都是敌人的代表和根据地，自然是要铲除的。
复旦大学院系调整小史--谨以此文献给复旦99周年校庆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部分政治色彩较浓的学校以及教会学校逐步被解散并入其他
院校。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此后又零零星星陆陆续续进行过小规模院系
调整。
从1952年8月至9月底，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大同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
学、圣约翰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安徽大学、上海学院等校的有关系科陆续与复旦大
学合并，同时还有14所院校的许多书刊调入复旦大学图书馆。此外，1952年12月还有原华东
革命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并入复旦大学。
调整后，复旦大学基本上由外校教授担任各院系系主任，其中由浙江大学教务长苏步青
担任复旦大学教务长，由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王福山担任物理系主任，交通大学理学院院长
周同庆任物理系实验组组长、Ｘ光管研制实验室主任。由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吴征铠担任化
学系主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谈家桢担任生物系主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吴定良担任
生物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郭绍虞担任中文系主任，浙江大学历史系
副主任谭其骧担任历史系主任，圣约翰大学外文系教授潘世兹担任图书馆馆长。
五十年代在复旦大学执教的两名中央研究院院士苏步青、吴定良来自浙江大学。
五十年代在复旦大学执教的七名一级教授，苏步青、陈建功来自浙江大学, 周同庆来自
交通大学、郭绍虞来自同济大学。
五十年代在复旦大学执教的院士都是由外校调入的教师。苏步青、陈建功、谷超豪、胡
和生、夏道行、卢鹤绂、吴征铠、陈耀祖、谈家桢、谭其骧来自浙江大学，周同庆、顾翼东
来自交通大学，吴浩青来自沪江大学。(注：谢希德1952年回国，因为院系调整，由原定到
交通大学任教改为到复旦大学工作)
院系调整后，复旦一跃成为南方文理综合强校。
复旦大学各院系调整简略情况如下。
数学系：
1952年由复旦大学数理系数学组、 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大同大学、同济大学等校数
学系合并组成。浙大、交大、同济、大同的数学系研究生、大学生全部并入复旦，并从浙江
大学调入几千册图书资料。由原复旦大学陈传璋教授任系主任。
数学系部分调入人员情况
苏步青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教务长，中研院院士，科学院院士
陈建功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科学院院士
卢庆骏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
张素诚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
杨武之 1952年调入 原同济大学数学系教授
谷超豪 1953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数学系助教，科学院院士
夏道行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数学系研究生，科学院院士
龚升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数学系研究生
胡和生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数学系研究生，科学院院士
谢兰安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数学系研究生
石钟慈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数学系学生，科学院院士
叶敬棠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数学系学生
物理系：
1952年由复旦大学数理系物理组、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除电讯
组)、大同大学等院校的物理系合并组成。随后山东大学原子能系也并入复旦大学物理系。
由同济大学物理系教授王福山任系主任。
物理系部分调入人员情况
江仁寿 1949年调入 原暨南大学物理系教授，
王福山 1952年调入 原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
周同庆 1952年调入 原交通大学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科学院院士
方俊鑫 1952年调入 原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蔡祖泉 1952年调入 原交通大学物理系教师
周雄豪 1952年调入 原交通大学物理系教师
蔡怀新 1952年调入 原交通大学物理系教师
华中一 1952年调入 原轻工业部上海精密医疗仪器厂
卢鹤绂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科学院院士
殷鹏程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师
周世勋 1952年调入 原沪江大学物理系副教授
汤睿 1952年调入 原大同大学物理系教师
吴剑华 1953年调入 原江南大学教师
赖祖武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研究生
郦庚元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研究生
裘志洪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物理系研究生
丁大钊 1952年调入 原同济大学物理系学生，科学院院士
倪光炯 1952年调入 原交通大学物理系学生
化学系：
1952年由复旦大学化学系、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大学、震
旦大学等院校的化学系合并组成。由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吴征铠担任系主任。
化学系部分调入人员情况
吴征铠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科学院院士
于同隐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
陈耀祖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化学系助教，科学院院士
吴浩青 1952年调入 原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科学院院士
顾翼东 1952年调入 原交通大学、大同大学化学系教授，科学院院士
朱子清 1952年调入 原交通大学教授
邓景发 1952年调入 原同济大学学生，科学院院士
生物系：
1952年由复旦大学生物系、浙江大学、沪江大学等院校的生物系以及浙江大学人类学系
合并组成。
生物系部分调入人员情况
谈家桢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科学院院士
吴定良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中研院院士
孙宗彭 1953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药学系主任
盛祖嘉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生物系助教
焦启源 1953年调入 原金陵大学植物学助教
金鉴明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生物系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文系：
1952年由原复旦大学中文系、同济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
及上海学院、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等院校的中文系合并组成。
中文系部分调入人员情况
郭绍虞 1949年调入 原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
刘大杰 1949年调入 原圣约翰大学教授
吴文祺 1951年调入 原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蒋孔阳 1951年调入 原海光图书馆研究员
朱东润 1952年调入 原沪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贾植芳 1952年调入 原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张世禄 1952年调入 原中央大学教授
王造时 1952年调入 原华东文教委员会委员
历史系：
1952年由历史系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浙江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等院
校的历史系组成。由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担任系主任。
历史系部分调入人员情况
谭其骧 1950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科学院院士
外文系：
1952年由外文系由复旦大学外文系英文组、浙江大学、暨南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
学、震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外文系合并组成。
外文系部分调入人员情况
戚叔含 1953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代理外文系主任
方重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外文系主任
孙大雨 1952年调入 原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
杨必 1952年调入 原震旦大学教师
潘世兹 1952年调入 原圣约翰大学外文系教授
葛传规 1954年调入 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徐燕谋 1954年调入 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沙昭宇 1952年调入 原浙江大学外文系学生
丰华瞻 1953年调入
经济系：
1949年大夏大学、英士大学等院校的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经济系。1952年南京大学、金
陵大学、圣约翰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等院校的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经济系
。
经济系部分调入人员情况
漆琪生 1952年调入 原震旦大学法学院院长、经济系主任
伍柏麟 1952年调入 原震旦大学经济系助教
吴敬琏 1952年调入 原金陵大学经济系学生
新闻系：
1952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与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合并组成。
我认为合理的教育步骤是这样：九年义务教育结束后进行第一次分流。一部分学生进入技术类中学，这类学校现在叫中专、职业高中和技校。这批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就业，也可以继续深造。其途径并不是考入通常意义上的大学，而是进入技术类大学（现在叫高职）。他们毕业后成为高级技工。没有考入技术类大学而直接就业的可以进行在职深造。
分流中的另一部分学生升入非技术类中学（现在叫普通高中）。他们如果继续深造，将考入我们现在所说的大学。所谓非技术类并不是说只有文科，而是以研究为目的学习。
我是“大学专科化”的拥护者。为什么呢？因为大学阶段仍然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是为以后的就业或研究打基础。大学生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学习而不是研究。如果学生有研究的志向，毕业后可以进入专门的研究机构，不论是独立的研究院（比如中科院某某所）还是隶属于大学的研究所都可以。以前我们对于大学的作用认识不清，是因为当时的教育普及率不高，现在仍然认识不清，则是爆发户心态。总想弄个“高大全”出来，我觉得很可笑。比如清华非要搞个美术学院，北大非给弄个医学院，不知道目的何在，大概可以多收好多学费吧，不然为什么不搞个“情话大学戏曲学院”呢？医学和艺术是两个特别的学科，不能简单的套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他们是自成系统的。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对所谓“综合”那么情有独钟。水平高低在人而不在院系的多少。人为的堆砌只能造就怪物，合来合去，浪费国帑不说，不见得对学术水平的提高有好处。现在动不动就要搞“航空母舰”、“世界一流”，我觉得是文化自卑感的流露。也有可能是“海龟”逐渐进入管理层的缘故，毕竟他们是吃洋饭的，总觉得炸酱面也应该用刀叉来吃才体面。
实际上，不同大学就意味着不同门派（不是学派），当时的院系调整大概也有“破立”的意思吧。
石兄转的这篇文章好象不是在说院系调整的事情，应该是属于“体制批判”类的“中共破坏教育”分类。确实，社会学和哲学受到打击，可是天还不至于塌下来吧。放眼世界，只得不失的事情好象不多。指出失误应该鼓励，可是含沙射影就不对了。
不知大家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