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兼纪念西西何一周年】我打工的那段日子（序言） -- 犀光
前几天看了水泥工人的一些相片，这些久违而又熟悉的画片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愤慨和压抑。并非由于我的麻木，实在是这些场面我太熟悉了。
高中和大学的假期，我相继在县里的选矿厂、造砖厂还有山上的铁矿上“打过工”。在国外呆的时间长了，已经很少想起那段日子了，而这些熟悉而又恍如隔世的相片勾起了我那段痛楚而又难忘的记忆。
打工后的疲累还有那些飞扬的灰尘都随着那段拮据的日子随风逝去，仅留下一段若有若无地回忆。记得那个时候，打工的工友包括我，并没有丝毫对环境恶劣的憎恨和对自己健康的担忧，担心的是工厂会不会随时停产，老板能不能按时发工资。
如今在网上看惯了愤世嫉俗的惊人之言，看惯了没事生事的意气之争，看惯了沉醉于官方宣扬的盛世的意淫之言，至于那些内分泌失调近似于歇斯底里的谩骂就更不必提；抒情写意的，激扬文字的，写诗谱曲的，游历见景的，各样的文字都有，唯独少见为农民这个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的。有一本书，是关于农民调查报告，尽管范围很受限制，仍然被官方所封。说实话，对于中共，一党专政，甚至贪污腐败都不足以构成我对他深恶痛绝的理由，对于农民工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漠视，以及对于为数极少（这个数目并不比濒临灭亡的珍稀动物多）尚有知识分子良知的人的迫害，那才是中国人真正的痛苦，而且这个痛苦将永久的痛苦下去。
不过，话说回来，真正有为农民写些文字的，又有谁有兴趣看呢？对于平民百姓来说，看了不过发几句感慨或者没用的牢骚；对于当官的，又会借言形势所迫，身不由己。
瞎扯八道一通，不过是给别人多一些批之以愤世嫉俗的借口。然而，这确是我写这些文字的缘由。
最后，就将这篇文字作为对西西河一周年的纪念。西西河是我第一个发帖子的网站，我很感谢大家在我刚开始写文字的时候容忍我文字的拙劣并且给我以鼓励。所有帮助和鼓励我的人不再一一列举，唯有在心里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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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
"饿死人了,为什么?"
"因为没饭吃"
"真笨! 给他们吃肉嘛!"
我在看《中国农民调查》的时候，好几次几乎看不下去了，悲伤，气愤成了我仅有的思想。我停下来的时候，就想像自己是个超人，有足够的可以随心所欲利用的资源，比如就像电视上演的那样，把那些贪官污吏调查个清清楚楚，然后绳之以法。或者，做个超级sniper,把那些仗势欺人黑了心肠只认识钱不把人当人看的败类，可以一个一个地干掉。嘿嘿。可是毕竟那只是幻想。
我想中国农民的悲剧不是一部《中国农民调查》就能说清楚的，但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视而不见，因为扭转农民的命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需要每个人的关注和努力。至少，我认为唤醒每个人应有的良心正视我们国家的农民面临的问题就是不小的成就。
期待犀光的新作。
“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
期待ing
我始终认为网上很多人不知道中国人到底有多苦。
看到美国人至少能打拼后安居乐业，就想到中国多少人辛苦一辈子却反而更惨。。。。
无言。
刺痛多了，也许会麻木
麻木多了，更是刺痛！
传说重庆有三绝，火锅，美女，棒棒。前两者不需解释，但“棒棒”一词在外地人眼里，却透着新奇。
如果画个素描，“棒棒”是这样一个形象―――肩上扛着一米长的竹棒，棒子上系着两根青色的尼龙绳，沿街游荡揽活，他们来自农村，他们是重庆街头的临时搬运工。
棒棒的产生，源于重庆的特殊地形，整个城区依山而建，出门就爬坡，行路即上坎，搬运东西成为难题。重庆市民于是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到买家具、电器，小到买几斤肉，如果不想自己动手，叫一声“棒棒”，即有人应声而到。
重庆究竟有多少棒棒？有说30万，有说40万。在全国数千万进城的农民工中，棒棒成为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从业大军，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特性，但这个庞大的群体，却从没有准确的官方统计数字。
他们神态憨厚而卑微，在市民生活中时时出现，真正的市民生活却与他们相距甚远。农闲时，棒棒们从乡下呼啸而来，农忙时，他们悄然回到村庄。城市的繁华与他们无关，让棒棒们牵挂的，仍然是乡下的田地和妻儿。
他们怎样在城市生活？他们带给城市什么？城市又给了他们什么？
汪小民：梦想支撑的一天
清晨的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暖烘烘的怪味，这气味来自几十个人的体温，混杂着隔夜饭菜的香味、臭脚丫和脏衣服的馊味。
4时50分，汪小民轻手轻脚起床。
他住的这间屋子，用木板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大通铺，一共4间，每间20平方米，睡十多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席子大小的空间，不过收费也低廉，自带铺盖一天一元，不带则一天两元。下层是6个房间，每个房间的月租金为80元，大小不过15平方米，一般一间房住4家人，每家一张木板床，用布帘分隔，无所谓隐私，房租和水电费平摊，平均每月一家人要摊12元。
汪小民在这里已经住了3年。这里是重庆市朝天门二码头，房子是港务局的老楼房，始建于1960年代，现在被开辟成了棒棒旅社。朝天门码头周围，是棒棒们的聚居地之一。
汪小民是重庆市丰都县十直镇寨上村人，今年45岁，他有两个孩子，一个读初一，一个读高三，为了挣儿女的学费，他来到重庆做了“棒棒”。
这么一大早爬起来，是因为昨天他接下的一个活，朝天门广场旁的一家桑拿店，要安装一个窗式空调，老板昨天招呼他，“早上不做生意，你5点钟来吧。”
天刚蒙蒙亮，早航的第一班船已经到岸，拉响了汽笛。从江边的住地走到大路上，要上100多级台阶，斜对面是一家“棒棒饭店”，这里没有招牌，两个塑料瓶架一块木板就是饭桌。这里一碗稀饭0.5元；一碟小蚕豆和大头菜，0.5元；茶叶蛋，0.5元；二两高粱酒，也是0.5元。
吃完一碗稀饭，外加一碟蚕豆咸菜，汪小民拿起棒棒往桑拿店赶。1里多路，他几分钟就赶到了。门口等着的一名女子满脸不高兴，“都5点半了，我还要睡觉呢，赶快去干活。”
两个多小时后，墙上的洞终于打完了，汪小民蓝色的中山装上已满是灰尘，老板揉着眼睛过来验收，丢给他3块钱，“拿去吃早饭吧。”汪小民赶紧跟上去，“再加两块钱吧，忙了两个小时呢。”胖胖的老板瞅了他一眼，“3块钱还嫌少？”打着呵欠径自走了。
出得店来，阳光灿烂，汪小民眯着眼，将3块钱纸币整齐地叠好，放进中山装的内口袋里，然后转头朝桑拿店啐了一口。
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汪小民夹着棒棒，在朝天门广场四处??达，棒棒们把这称为“耍一耍”，实际上，这也是揽活的一种方式。不过效果看来不好，到处都是“耍一耍”的棒棒，而且大都是熟人（棒棒们基本上按家乡和血缘关系聚在一个地区），汪小民几个小时没有接到一个活。
斜坡旁，五六个棒棒蹲在台阶上开始“斗地主”。正在闲聊着，汪小民突然一蹦而起，箭一般蹿出去，旁边的几个棒棒一愣，其中一个一拍大腿，“又被这小子抢走了！”原来，对街公汽站有个人在招手，喊“棒棒”，看来汪小民在聊天时，照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叫“棒棒”的是一个年轻人，两大箱的货物，约有两百斤重，汪小民解下棒棒上的尼龙绳，开始打捆时，货主发话了，“送到港渝广场，3块钱。”
汪小民的动作明显缓下来，“老板，到那里3站路远呢，起码给5块钱吧。”“你不干有人干。”年轻人看见其他几个棒棒围过来，笑了，“你把绳子解开吧，我找其他人。”
汪小民一看情况不妙，也不吱声，挑起担子就迈步了。他后来告诉记者，原来准备路上边走边谈，没想到年轻人一点都不让价，结果抵达店铺时，反而是老板见他累得满头大汗，多给了他两块钱。
这是意外的惊喜，这种惊喜也总是让棒棒们十分开心。下午1时，汪小民叫上付庭强一起去吃“棒棒饭”。“今天轮到吃肉，”汪小民说，“我们一般两天吃一次肉，不吃肉，没力气干重活。”
吃肉的饭馆，比早餐的馆子高档一点，牌子上写着：青菜炒肥肉，3元，青菜炒瘦肉，5元，米饭，0.5元一大碗。汪小民说，“以前是5毛钱饭随便吃，今年米价涨到1块3，就只能添一小碗了，再添要交钱。”
付庭强看来对这个新规定十分不满，他嘀咕着，“米涨价，棒棒的工资又不涨。”
付庭强是汪小民的好朋友，他的大儿子是大学毕业生，这一点是他最骄傲的事。如果能培养出一个上大学的儿女，在棒棒们的圈子里，似乎地位都高了一些。付庭强的儿子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已经当了中学教师。这一点让汪小民十分羡慕。
汪小民的女儿今年19岁，读高三，成绩在班上排第二名，可是一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要2000多元，儿子上初一，开支是1000多元。汪小民觉得负担挺重，“不到城里当棒棒，这笔钱从哪里来？”
做棒棒这几年，他每年到重庆打工约9个月，每月除去开支，可攒下400多元钱，算下来3600多元的年收入，刚好够两个孩子上学。
“靠我这根棒棒，要培养两个大学生呢。”儿女都考上大学，然后进城工作，是汪小民最大的梦想，也是整个家庭改变命运的机会。他现在担心的是，“大学的学费太高了，女儿下半年要是考取了，到哪去找钱呢？”
付庭强是“过来人”，为了儿子上大学，他家欠下了3万多元的债务，在汪小民眼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感到害怕。
如果不是为了两个孩子，汪小民原本想在家种西瓜，他觉得在城里“生活过得差，吃不饱饭”。这和他过于节省有关，他早晚两顿吃稀饭，在重体力活的消耗下，撑不了多久就饿了。
下午的大部分时间，汪小民都在研读捡到的一份《重庆晚报》，他指着一条消息跟记者讨论“退耕还林”政策。汪小民喜欢读报，而且喜欢把有价值的信息带回村里去，他原来是村里的小组长。
傍晚之前汪小民又接了两笔活，加起来他这一天的收入一共17元，早餐花去1元，午餐3.5元，晚餐仍然吃稀饭花去1元，住宿1元，他当天的开支是..5元，节余11.5元。
晚上8时，汪小民回到了住地。屋檐下面，十多个煤气灶一个挨一个，妇女们正在煮饭炒菜，她们白天擦皮鞋，傍晚得赶回来侍候丈夫“下班”。住地旁边几十米就是长江，再远处黄花园大桥的霓虹灯已经开始闪烁。
每当看到这一幕，汪小民就想家里的妻子和孩子。他是这里回家最多的人之一，每个月回去一次，来回探亲的花费就要60元。汪小民觉得“城里赚钱的机会多。”但每当受了气时，他就特别想家。
汪小民刚开始进城时，在街上逛总是觉得新鲜，他特别喜欢闻麦当劳餐厅的香味，虽然只是闻闻而已。后来一次被打的经历让他心情变坏了：在挑着将近200斤的货物上码头时，汪小民摔了一跤，滚下了几十级台阶，货物摔坏不少，而他身上只有10块钱赔偿，老板劈头盖脸就给了他几拳。
“你知不知道？很多人不叫我们棒棒，叫傻农民。”汪小民坐在长条凳上，打一盆热水洗脸洗脚，一边对记者说，“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我们都干，还抢着干，你说傻不傻？”
这话引起了棒棒们的一阵议论，旁边的李华抗议了，“叫傻农民的人，自己才傻呢！”
汪小民说，“不服不行，不读书，确实是见识少些嘛，孔夫子说过，生而知之者，上人；学而知之者，次人；困而不学者，下人。我们就是下人，没读过书。”汪小民是初中生，因为能背出孔夫子这几句话，他显得很得意，重复了两三遍，然后问李华“懂不懂”。
这个议题很快过去了，周围的几个人纷纷谈起今天的收入，这是棒棒们最乐意交流的话题。第二个主要话题就是谈女人了，看到记者采访汪小民，几个人就开始逗趣，要他交待“找小姐”的事情，不想却惹恼了汪小民，他脸涨得通红，“当着记者的面，你要说清楚，我什么时候找过小姐？”
“座谈”就这样不欢而散，汪小民怒气冲冲收拾好脸盆，进屋去了，他说要等着看电视连续剧《大汉天子》，看完就睡觉，“不谈了。”
唐荣：为娶媳妇而奋斗
夜色深沉，从朝天门码头下仰望重庆，万家灯火层层叠上山巅，江中的画舫流光溢彩，宛如仙境。唐荣坐在码头的石阶上，痴痴地看，一动不动。
他今天挣了6元钱，因为没有达到自己订下的标准―――每天最低10元―――他罚自己不吃晚饭，快9点了，他还留在码头碰运气。
唐荣来自奉节县青龙镇，家有良田5亩，兄弟3人。从20岁开始，他就想攒钱娶媳妇，10年了，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
“那时候在我们村说一个媳妇得4000元。”
唐荣1995年开始出门打工，出门时，他带了6件衣服、1床被子、300元钱。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武汉帮亲戚喂猪，包吃包住，但没有工资。唐荣觉得这可不行，“到什么时候能攒上娶媳妇的钱呢？”3个月后，他决定到一个沿海省份去碰运气。
到了那儿他已身无分文，每天睡在街边，如果不是录像厅的老板可怜他，给了一份“放录像”的工作，唐荣说不定只能沦为乞丐。
于是他有工资了，每月350元。他可以睡在录像厅，但每日吃用要花去8元，算下来，每月他能存下100元钱。这钱他藏在贴身的衣兜里，每晚都要拿出来数一次。
噩运在几个月之后降临，有一天下午上街，两个警察拦住他，要检查身份证和暂住证，唐荣没有，扭头就跑，结果被警察们抓住送进了收容站。
在收容站，唐荣被关了14天，每天吃咸菜，收容站的工作人员要他交“伙食费”，唐荣觉得冤，不肯交。“又不是我想进来的。”一个“胖胖的、有点眼袋的”工作人员恼了，叫来几个人强行搜身，唐荣第一次存下的300元钱就这样交了“伙食费”。
这次经历之后，唐荣减少了上街的次数，攒下的钱，他都缝在被子里，不再随身携带。没想到缝进去600元后，他又一次被逮住了，这次被关了一个多月，回到录像厅，才知道老板娘“以为他不回来了”，早把那床棉被当垃圾甩掉了。
唐荣和老板娘大吵了一架，钱没要回来，倒丢掉了惟一的工作。
此后，唐荣当过送水工、搬运工、建筑工人。收容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着他，5年间，他一共被收容了10次，每次都是一次“洗劫”。“铺盖都没了，衣服也没了，都得重新买。”买一床棉被40元，一套换洗衣服50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第10次被收容时，唐荣已经表现得很油了，他在收容站里唱歌，表示自己的抗议：“那年我才18岁，犯罪进了劳改队，请假回家看爸妈，爸妈正在流眼泪……”
在被遣送到湖南怀化的路上，唐荣找机会跑了出来，他感觉自己病了，肚子痛得厉害，原本发誓不攒够钱不回去的唐荣，第一次想回家了。
他身无分文，一路捡垃圾吃，扒火车。2000年6月，离家整整5年后，他又站在了家门口。看到乞丐样的儿子，58岁的妈妈不禁老泪纵横。回家的第一顿饭，妈妈给他煮了6个鸡蛋，放了两大勺糖。
唐荣在家里呆了两年，死活不愿再出门。
他出门几年，哥哥结婚了，连小他两岁的弟弟都生了个半岁的小孩，唐荣替他们高兴，却又有点酸溜溜。
哥哥和弟弟一直在重庆做棒棒，就是靠这份收入，他们娶了媳妇。“警察不抓棒棒的。”两兄弟反复给他打气。2003年6月，唐荣终于下决心拎着棒棒来到了重庆。
屡屡的收容经历，让唐荣患上了“后遗症”――看见警察就害怕，一听到警笛响就赶紧躲起来。
老实的唐荣，在重庆已经被骗过几次了，曾有一个老板把他们带到博物馆，说是去提货，临时雇车没零钱，找他借了30元，他和货车司机在下面等了两个小时，才知道上当了，“老板”早就逃之夭夭。
不过他还是很满意现在的这份“工作”，从去年到现在，他有了2450元存款，这是过去从未达到的数字。去年过年，他给哥哥的娃娃买了件衣服，花费18元，给弟弟的孩子也买了件，花费24元。这是他第一次给人送礼。
唐荣觉得做几年棒棒，肯定可以攒足钱娶媳妇，他把目标定在35岁。“现在我们那里娶媳妇，最少要花一万元了，到那时我请你喝喜酒。”
唐荣1.5米的个子，总是穿一件二手的宽大西服，因为个子矮，西服长出了一大截，扛着东西爬台阶时，从背后看过去，那样子既显得滑稽，又让人心酸。
老胡：终于变成了“城里人”
胡容芳本名胡运发，之所以改了这个有点女性化的名字，是他自己一番推算后，发现原名“命理不好”，所以改了。
老胡今年51岁，小学文化，但他好古文、通医理，还自学二胡。
聊起做棒棒的感受，老胡皱眉，半晌之后说，我给你写首《棒棒谣》吧，明天晚上你来取。
次日晚上，老胡很郑重，把记者拉到出租屋老板的房间，那里灯亮、地方宽敞。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片，对着围观者大声开始念：
棒棒出的是牛气力，
回报少无几，
吃的是片菜皮，
穿的是二手衣，
睡的是硬板席，
生活全无依，
棒棒处处受人欺，
低素市民冷眼看，
酸楚泪洒沾湿衣，
今生今世难如意，
只盼来世脱掉棒棒衣
出租屋的唐老板很感慨，“老胡是个秀才啊。”
“我不是秀才，我命不好。”老胡说。
老胡老家在重庆市云阳县，家中4兄弟，穷得叮当响。老胡一直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变成一个城里人”，他6岁时第一次跟爸爸到县城，就觉得城里好，“都穿得干干净净，到处都漂漂亮亮”。
不过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数理化更是一塌糊涂，上完初一后，他被迫辍学，通过读书来离开农村的想法，就这样破灭了。
1975年，胡容芳决定参军。考学和参军，当时离开农村的路只有这两条，而参军后，如果不能入党提干，复员时仍将发回原籍。服役期间，尽管胡容芳削尖脑袋表现，入党和提干，却一样都没实现。
老胡又回到了农村，这是老胡最消沉的一段时间，他变成了村里人人讨厌的一个酒鬼，尽管他长相不差，却一直没找上媳妇。
1981年，机会来了，开县县城一个寡妇看上了他。尽管女方年龄比他大，而且老胡的家人都反对这门亲事，老胡仍然决定去做上门女婿。农村的习俗，当上门女婿是一件很羞耻的事，因为这意味着男方无力支撑门户。
当年7月30日，老胡来到了开县县城。从这时开始的城市生活，在老胡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至今保留着每晚睡前漱口的习惯―――尽管这段日子只过了6年。
6年后，寡妇的两个女儿大了，先后迁到了万州区（地市级），老胡高兴坏了，他以为自己从县城到万州的生活，已经指日可待。没想到，两个女儿都嫌弃老胡，认为他好吃懒做，勒令妈妈和他离婚。这事一直闹到法庭，最后的判决是，老胡带着两口木箱，被扫地出门。
老胡没有回老家，一个人到重庆当起了棒棒，“她们去万州，我就到重庆，就是要比她们高一级。”老胡这样告诉记者。
除了对城市的“级别”在乎，老胡对歧视也特别敏感，重庆的超市有不成文的规定，“棒棒”不准乘坐电梯，在一家商场，老胡就非要坐，“我上去买东西还不行？”结果被保安们揍了一顿。第二天，老胡又去了，把竹棒搁在电梯口，绳子放口袋里，“我现在没拿棒棒，我要坐电梯。”
“棒棒也要有尊严。”老胡觉得，有些事情他不会干，例如他在解放碑就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过生日的女孩，出每人10元的价钱，雇10个棒棒，沿街喊“生日快乐”，老胡觉得很无聊，“这不是拿棒棒当猴耍嘛。”
老胡也关注时事，收容制度废除后，他还特意写了首打油诗。
老胡觉得现在的社会分配不合理，“有的人钱用不完，有的人饭吃不饱。当官的不能再涨工资了，钱要拿少点；下力气的，钱要拿多一点。”他对城市的低保也有看法，“为什么我们棒棒就不能吃低保呢？”
去年，老胡花210元买了一把二胡，18元买了教材，花这么多钱“搞音乐”，让其他棒棒很不以为然。记者前去采访时，他拿出心爱的二胡演奏了一曲，呕哑嘲哳，像杀鸡一样的声音，演奏完毕，他紧张地盯着记者，“听出来是什么曲子没有？”“是不是《卖花姑娘》？”记者试探着回答，老胡蹦起来，“他听出来了，他听出来了。”
老胡的另一个爱好是自学中医理论，此举最大的目的是保护自己无病无痛，就这样生活下去。他每天赚够生活费，就溜到重庆书城去看书，根据看书的心得，老胡给自己泡了两瓶药酒，棒棒们有个头痛脑热，他还忙乎着开药方，不过棒棒们不敢领他的情，“谁知道你的药会不会吃死人哦。”
这药酒记者也不敢喝，老胡很不高兴，他扯过一张废纸，写下一句“杯酒待客嫌少不喝喝者好酒”，要求记者5分钟对出下联，“不然就把酒喝掉。”
对于家庭，老胡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许这跟他的经历有关。但他十分喜欢孩子，拿着颗糖逗小孩时，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温柔。
老胡终于生活在城市里了，他觉得自己和其他棒棒不同，“他们看不开，想要很多东西。”老胡觉得自己很快乐，他现在惟一的愿望是攒几千元“棺材钱”，等他老了，当不了棒棒了，他还是要回乡下，入土为安。
等一下,我来找几张棒棒的照片.
现在正是盛世：权势者掠夺弱势群体的盛世。
可别让我刚冲的麦乳精放凉了哈。。。
估计有很多人知道我是山西人，也就是在太行山以西的意思。说实话，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山西和山东如此命名，分明是河北和山西分别在太行山两面吗。不过这不赖我，在宋唐以前，山西还统称河东呢，概指黄河以东，与河西相对。改称山西这个事，是在为是不是中国的朝代而争论不休的那个朝代----蒙元时期。
就说这个太行山，在我们县已经接近尾声了，否则黄河就不会再在不远的南面从东西向改为南北向了。但是你千万不要望文生义，以为我们县在山西就盛产煤。错了，大错而特措。朋友们有听说我以前打过工（这个工是民工的那个工，这个不能搞错，要知道中国人是最讲礼德的地方，等级层次分明，万万错不得），觉得很是好奇，问我是不是去挖煤的，难怪这么壮。我只好苦笑，我们那儿并没有煤矿。朋友们就奇怪，莫不成你是打铁的？虽不贴切，却占了边，不错，我是打过铁的祖宗的----铁矿。
望文生义是要不得的，很多时候搞来许多哭笑不得的场合。像现在在国外，有人问我是哪儿的，我说山西的。博学的人可能进一步问，山西哪块儿的？我不敢说是曲沃县的，尽管他在春秋的时候还有可能是一国之都呢。战战兢兢地说，临汾的。嗷，对方恍然大悟，知道，产汾酒的那个地方。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该不该向人家解释，此汾非彼汾。汾酒产于太原南清徐县，临汾尽管也面临汾河，但是须知道，汾河从南到北流以整个山西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那儿的山上产铁矿而不是煤。
尽管我们那儿也是山西，但是煤对于我们那儿的父老乡亲一直是个稀罕物。在全国农村合作社的时候，我们那儿的老百姓还不能烧上煤呢。取暖做饭烧什么呢？烧柴禾！每年农作物收割以后，农作物枝干要喂牲口，所以农作物根就成了大家赖以取暖的东西。那年头，农作物根珍贵的很，收割完庄稼，队长就把一畦一畦的根分给各家，大家要在晚上或吃饭的时间抽空把根挖出来，晒干等做饭或冬天取暖用。绝不像现在，每年麦季完后，一把火了事，连带着把公路边的杨树也给熏死。不过这也有好处，给乡里的干部们一个创收的机会。可以逮住罚款，这个很好逮，不像在公路上抓无证驾驶的农家车，地在哪儿摆着呢，就是你家的，你搬不走，哈。
后来渐渐的富起来，就有人家沿用解放前有钱人的方法，用拉拉车到东山拉煤。不过解放前使用牲口拉，现在牲口是公家的了，只好用人力拉。我爸爸还记得去东山拉煤的事：拉煤要在在农闲时，天蒙蒙亮就带着干粮起身，争取在天黑前拉上七里坡。七里坡是稀稀拉拉的很长的一段漫坡，要一口气拉上来，否则停下来就会连人带车滚下去。我估计我们村那些去东山拉煤的肯定对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个词理解得特别深刻。好在去的时候上坡路是空车，要是倒过来可不得了。七里坡上有一个村人修建的简陋泥屋，屋后面有个井，可以在这儿将就着过一夜，第二天还是天不亮就起身，要知道这个时候是社会主义物质极大珍贵的时代，去晚了就没了。当然了如果你有亲戚在煤矿上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就另当别论了，你不但可以磨磨蹭蹭、吊儿郎当，八成还有可能根本就不用去，有人帮你直接就拉回来了，具体你选择哪种态度取决于你和那个亲戚的亲度和他的高度。
到了煤厂，一辆一辆的拉拉车一派派的，中间夹杂着穿的破破烂烂的农民乡亲，镜面还是很壮观地。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场面，但是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跟父母去棉麻公司卖棉花或者后来卖苹果，都是这种壮观的场面。这是一个全国人包括农民自己走觉得很合理但是却荒谬的现象-------农民无论买东西还是卖东西都要排队看别人的脸。
我爸爸说经常等一天都有可能等不到，因为煤矿上没工夫搭理这些小拉拉车，费半天劲卖不了多少煤。后来就全村一起贿赂主管人，好在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胃小，很容易喂饱。往往一袋红薯干什么的就解决问题了，这样就不用在外面等，从后门进去，把车放在大煤堆里，铲车直接倒进拉拉车。尽管不用装了，但是想把掩埋在煤堆里的车拽出来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往往几家合伙，一起贿赂，一起往出拽车，可见是规模效应导致了大规模生产。
回来的时候好办多了，一路下坡，只有在快到村口的时候又一个大坡，这时候就有家人乡亲接应，总而共之，一来一回，需要三天半时间，拉回来一拉拉车煤，省着点，一冬天就过去了。现在就好多了，有农用三轮车拉着煤在村里转悠，挨门挨户的鼓捣你买，前提是你有钱。可惜，大约从九七年开始，农村的收入就开始停止增长了。但是物价却没有，老百姓就觉得日子一天一天的拮据起来。
尽管没有煤，我们县的北山上还是有一些铁矿。否则的话，我下面讲的故事就有可能发生在别的地方，械斗双方中的一方可能就是我们家乡的人了。
下一回，两省民工大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