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学《中庸》心得 -- 唵啊吽

诚如唵兄之分析《中庸》第一章非常之重要，其本为《礼记》中一篇，后世的儒家学者都同意将其单独列为一篇作为《四书》之一，可见其在儒家心目中的地位。

关于《中庸》第一章出现的慎独问题，我与唵兄等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这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个人认为是非常之正常的，所谓一万个读者就有一万个读者心目中哈姆雷特。

我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后，预计到了可能出现一定的争议，但坦率地讲并没有认真思考唵兄等河友的观点，出现了各自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各书各话的情况。从我个人的角度，这是没有充分理解唵兄等思想的结果。同时，对自己的观点也未作充分的说明，此是我思考不严谨的地方。

这里我想就“慎独”这个问题，详细地作一番整理和探讨，力争能兼顾唵兄等的观点。

个人关于慎独的观点，从两个角度分析而得出：

1、根据《中庸》上下文来看，所谓的“道”是不能须臾离开人的，能离开的就非道。那么，在个人甚至整个人类都没有认识和听说过的事物面前，是不是应该保持戒惧和恐惧呢？

根据“道不可离”之性，任何时候都应该合乎道。那么在平常的时候合道并不需要再次予以强调，相反，应该强调的是在处于探索、前瞻性的工作的时候，更应该随时强调，这个时候才更应该注意。这个时候，因为独，而更容易忽视自己的思想要合乎道，要合乎天命。

这种情况，在目前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很多人提出新颖的观点，其探索之精神应当鼓励，但探索的内容却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这种情况的产生，无非是作者忘记了对自己未知道、未听说过的事物要戒惧、恐怖，要保持谨慎而已。

2、关于“独”，中文里的基本意思无非就是孤独，容易让人理解为独处一室或者四下无人，独自一个，在此情况下要慎独亦无可厚非。但是，我要指出的是除了这种孤独的情况外，还有没有其他孤独的情况呢？

我们知道作为某个行业的先驱者或者思想的先行者，其内心的苦闷是无人可以理解和分摊的；

甚至不用拔这么高的高度，当最亲爱的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比如我们的母亲或者父亲，哪怕你面对是和你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我们内心彼此的悲痛却是无法相互沟通的，只有彼此抱头疼哭或者哽噎而已，此时内心之孤独虽面对前来慰问哀悼的亲朋好友能与人沟通吗？

再如，我们解决一个工作上和学习中的问题时候，在我们找到真正的答案前，既无前人可参考，亦无同人可交流。此时所谓的同人交流，比如硅谷盛行的所谓咖啡馆里的思想火花碰撞。与其说是在交流，更莫说是在彼此希望对方给予自己启发而已。

以上，三个情况下是不是也是孤独一人呢？虽然不是在孤自一人的情况，但这种孤独应该讲比独自一人或者独处一室更独，更应该遵循“道不可离”的原则。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慎独不仅仅包括独自一人时，还应该包括在思想孤独的时候。这里《中庸》指出的是：对我们未知、未闻的事物应该戒惧和恐惧，在事物还没有到众人都明了的时候，作为先行者应该保持谨慎地对于这种“独”。

至于，唵兄提出在孤独一人的时候，应该以道德来要求自身等问题。我想一个人在内心思想十分孤独，无人理解、交流、沟通时都能做到谨慎，其没有理由在孤独一人时不做到谨慎。这里，有无其他人的监督对于慎独来说并不是重要的事情。

因为，不管什么情况下未做到“慎独”，其都已经违背了“道不可离性”，既然违背了道，那么其结果在儒家、在《中庸》里的结果是不言而明的。后世人类发明这种学说理论，那样道德文章，无非是讲不慎独，即违背了道，违背了天命后的种种结果而已。

说句不客气的话，后世所谓的理论等等，还没有超出《中庸》第一章最前面这几句的范围。

你的理解或许是孔子或自思的原意，毕竟就语法结果上来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按照你的理解最为通顺。孔子有“敬鬼神而远之之说”，所以把这句解释为对未知保持恐惧和戒慎也不无道理。

我不愿意这样理解的原因之一是感觉于整段文章的意思不符。我在正文已经说过，这里不重复了。原因之二是想给中庸思想注入现代解释。就现代来说，对未知保持谨慎（戒谨？）还可以，对未知感到恐惧就不好接受了。我们可以对未知保持探索精神，对不理解的思想言论保持宽容。恐惧不是儒道的人本主义精神，倒像是基督徒对待上帝的态度。

这种孤独，需要的不是慎戒和恐惧，而是需要坚持原则的勇气和毅力（原教旨一点的态度）。或这，自己放弃孤独，与他人和而不同（中庸一点的宽容态度）。前一态度有“独”但无“慎”，后一态度有“慎”但无“独”（“不同”就是谨慎的保持自己的思想）。

奥运会马上召开了。过了这个盛会后，我们能预测的一个可以再次让比较多数人关心的事件是神舟-7号上天，其中的一名中国的宇航员要在环地球轨道上离开驾驶仓在太空中行走。

这个宇航员在外太空行走，以及当年的神舟-5号上天，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说，虽然听说过甚至电影、电视里看过美国和前苏联的宇航员的外太空和月球上的行走。但是，对于参与神舟系列宇航工程的设计、制造、发射、控制人员来讲，每一次的神舟发射任务却都是未听说、未知道的（这里指相对前面总有新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需要的所有参与者（含杨利伟这样的宇航员）保持戒惧，以及做到慎独，都好理解。难的是怎么要恐怖呢？自己都被吓到了，还飞什么飞什么呢？

这里的恐怖和戒惧，是人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而不是面对被客观的事物的复杂、艰难和不可完成，被动地恐怖。如果，用我们后世的话说，就是我掌握恐怖，而不是恐怖来掌握我。比如，拿杨利伟们来说，第一次乘中国人自己的宇宙飞船，没有一点风险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如果其在整个的训练、准备过程，对于可能最坏、最恐怖之结果先有预备，这样的恐怖还能叫恐怖吗？这里最恐怖的结果无非是失败——船毁人亡。若已做好所有的操作预备，即使出现也不慌乱，即使无法避免也能做到坦然。这里是知其恐怖，而不畏，还要战胜恐怖；而不是，不知其恐怖的无知无畏。

（这里，先预祝神舟-7号载人飞船一切圆满成功！）

这与一些宗教信徒，故意渲染恐怖的场景和气氛，故意强调宗教中的神秘性以神秘作为噱头，以及过分拔高所谓的宗教信仰的能量，以达到使人畏惧而不得不信仰其有很大的不同。

盖古人的词语，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总有不合时宜的地方。但，如果理解其本意，应该可以做到与时具进的。

唵兄这个理解，我基本同意。不过，如果做到了谨慎、慎重地面对无人理解、无人可参考的先行、先进的情况，就符合了《中庸》的要求。

前面举了神舟飞船的发射来做臂喻，其实都说远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未听见未看见的地方可以说随时随地都是。

比如，每天起床以后，虽然所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已经形成了流程：穿衣、洗漱、吃早餐，有小孩的要照顾小孩，平时是上班或者上学，节假日可能就是安排出游，或者访亲会友以及在家休闲等等。这一几乎是固定的程式安排，其实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未听见的和未看见的，是不是也应该需要保持戒惧和恐怖呢？如果随时随地都做到了的话，的确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当然，这里的恐怖是指重视崭新的情况，对未知的事物保持主观上的警醒。不是，被崭新的情况所吓到的意思。

但是，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是不用担心有无人监督和督促的情况的。随时随地都是崭新的情况，随时随地都应该保持谨慎，这样的“慎独”是非常难做到的，却也是夫妇日用中的中庸啊！

这也是《大学》里“日新日新日日新”的含义。每一天都是新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保持谨慎，做到对未听见的事物有戒惧，对未看到的事物有恐怖。

上文我们分析到“谓之和”，就没有继续分析了。奥运开幕三天后来设想，如果唵兄或者我先把“和”先说穿了，就有点抢人家老谋子饭碗的感觉。看来，我们都有自知之明！

“和”

所以，和解释为符合各方面的要求，符合各方面的情况完全说得通。

问题是我们要问，儒家在中庸里为什么要把人对外界的反应分为两部分，为什么不直接说“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为什么要在“和”之前点出个“中”呢？这也是我上一篇文章（四上）结尾提出的问题。

“未发”其实是我们日常修养中很重要的问题。比如，我们在论坛里看到一篇与自己观点思想出入很大的文章，甚至我们看到一篇直接点名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用《中庸》第一章关于“中”与“和”来要求、检验自己的话，做到“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是很难的。

儒家之所以要专门点出“中”，并强调这个“中”。实际是因为我们都忽略了这个“中”啊！

中华之中，中国之中。

连老谋子也直接奔“和”而去，中是和的基础啊，没有中怎么做得到和呢？

8月9日春华社围绕着隐恶扬善展开了对中庸的讨论。这篇心得体会，主要是笔者在讨论中接受了其它社员的观点和启发而形成的。

中庸第一章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最后一个“教”子有两重意思，一是按照道来进行个人修养，即上篇写的慎独；二是教育教化，宣扬道义，这是这篇要讨论的问题。

中庸第六章写道，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 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这章主要讲的是“执两用中”的中庸领导艺术，其中“隐恶扬善”则是中庸的教化方法。

注意，孔子说的这个“隐恶扬善”的动作主语是舜，而动作的宾语是民。这与慎独君子自律的主体和对象不同。如果隐恶扬善的主体和对象是自己，那么就成为伪君子了。

中庸的“隐恶扬善”的教化方法，就是要张扬教化对象合乎道的行为，而对其不合乎道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这种方法现在西方教育应用很多。西方称为正面教育，即使用大量的表扬和鼓励，慎用强制规范。如幼儿园教育，以鼓励为主，斥罚最好不用。西方从小学到大学，奖牌类别多如牛毛。记得儿子中学毕业典礼上，颁奖颁了两个多小时，非常正面，发现和肯定所有优点，整个毕业典礼就是一个隐恶扬善的典范。“棍棒低下出孝子”就不是中庸的隐恶扬善的教育方法，事实上，还可能会适得其反，教育出逆子。“隐恶扬善”的中庸教化方法，是人本主义的方法，鼓励儿童发挥自己的特长和天性，肯定和培养儿童的自信心和创造能力。“隐恶扬善”，就是正面培养自信心和原创精神，这在现代社会犹为重要。

公司人事管理也是如此。为了塑造高效率的公司文化，经理对部下要多表扬，少批判，对职工评价要以正面为主。美国总统竞选，也讲究“隐恶扬善”，即正面竞选而不是负面竞选，以张扬自己的“善”为主，而不以揭露对手的“恶”为主。一旦发生“恶”性循环的竞选辩论，往往会由对手或者媒体给予指出纠正。西拉里预选失败后转为奥巴马拉选民，就是奥巴马预选中“隐恶扬善”中庸的结果。接人待物也应该“隐恶扬善”，多看别人身上的优点，少挑剔别人身上的缺点，这是中庸地搞好人际关系的方法。总之，在道德层面上，要严于律己（慎独），宽以待人（隐恶扬善）。

中庸的“隐恶扬善”的教化方法，体现一种对外道的宽容。赞扬合我道之事，但不攻击违我道之事。民主自由社会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即要求不同信仰和平共处。如果没有对外道“隐恶扬善”的态度，信仰自由的社会是无法成立的。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宽容对待外道的中庸态度，才有历史上许多宗教战争，才有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美国是民主社会，容忍美国公民拥有共产主义信仰。但是，在国际政治中，中美不同制度能否和平竞争，能否中庸一点不妖化对手的信仰和制度。西方学者感叹中国软实力，殊不知软实力之一，就是把国内民主政治的道德理念用到国际政治中，不要搞双重标准，中庸一点，不要妖化对手。

“隐恶扬善”用于教化很好，但不能误用。如中庸第六章中孔子所说的，舜对民应该“隐恶扬善”，但民对当权者就不能“隐恶扬善”。对当权者“隐恶扬善”那叫拍马屁，拍马屁只能建立腐败社会而不是和谐社会。对当权者要公正客观。司马迁著《史记》，就不隐恶，不扬善，本着客观公正态度。中国古代史官直笔，相当于今天的新闻监督。对当权者不隐恶不扬善，是民主政治之一方面，是民对政权的监督。

“隐恶扬善”还有其它应用，不在中庸教化范畴。如权术和政治等方面的应用。如西方媒体对美军占领伊拉克，有“隐恶扬善”，多报道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少报道误杀平民和虐囚行为，所谓政治上正确的新闻报道，旨在制造美军占领伊拉克的合法性的舆论，他们可以反复报道2003年以来的达富尔人道主义灾难，但对2003年以来伊拉克的比达富尔严重几倍的人道主义灾难却几乎不提。这些是文明对抗的宣传战术，不是中庸之道的“隐恶扬善”。

但问题在于，人类不是机械，是有感情的。善恶之判，不宜滥用，但当面对南京大屠杀和犹太受种族灭绝这类事件时，若只论对错，不论善恶，是否过于冷静了呢？

当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时，他们是在中日种族之间分善恶。后来中国人抚养日本遗孤，不在种族间分善恶。

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也是认为犹太人是恶的而德国人是善的。

历史上残酷的人道主义灾难，往往是在正义的旗帜下进行的，如十字架东征等宗教战争。

因为正义被滥用，就反对对正义的坚持；因为善恶被滥用，就反对进行善恶的判断。我觉得是因噎废食。

日本侵略者的孩子没作恶事，自然不应该受惩罚，难道侵略者就可以不惩处了，侵略行为就可以不指责了？一个罪犯是孝子，他的孝顺不应该被否定，难道罪行就可以不追究了？辩证使用善恶判断和彻底否定善恶判断是两回事。

对思维本身而言可以和世界观，认识论， 方法论三个概念依次相对应，由此可以对向内和向外，社会制度和个体行思，知性和知识，生活理性和形式（逻辑）理性等概念 分析比较提供思考的坐标。

我觉得中西文化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即率性和修道方面，我们通常说中庸大多是理解指世界观的范畴，而如何能够达到中庸却是直觉的，神秘主义的，不可言说的，而我觉得中庸为方法论的范畴属错误的理解，易导致犬儒，消极及投降

能详细谈谈这个框架吗？怎样用这个座标思考中庸，或通过《中庸》比较中西文化差异？

这个话题太大了，等等我想到一点写一点吧。

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有些写出来，也不是预先想好的。

记得我写过一篇《盲人摸出大象》的贴，是一个关于集体思维过程的故事。一个人苦思冥想很难进展，大家参与讨论可以相互激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