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玄武门之变之太子之争、一 -- 唐一介
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宇文颖的选择将实情告诉杨文幹并非受人指使，而是出于他们二人的私交。这个角度比较新颖，所以在征得frnkl兄同意后，把他的短信和我的回复短信在这里放出来，给大家提供一个分析和考虑的方向。
发件人 frnkl
接收人 唐一介：已阅
信息标题 小疑问
发出时间 2008-08-31 05:57:04
内容 一介兄，关于杨文幹事变这件事，有没有考虑过尔朱焕、乔山公、杜凤举和宇文颖没有被任何人指使的可能性？前三人其实不是重点。有没有可能宇文颖与杨文幹只是有私交（并不一定为人所知），而把实情透露给杨，但并非想让杨造反？
多谢。
发件人 唐一介
接收人 frnkl：已阅
信息标题 这个角度比较新颖
发出时间 2008-08-31 06:11:26
内容 也不能排除它的可能性。
不过这样违背圣旨也要保全的私交，关系大概需要很亲密才行，宇文颖与杨文幹得身份都不算太低，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关系，即使李渊不知道，他身边的人也会知道，不会不提醒的吧。
而杨文幹在知道了消息后抛弃私交保全忠义（对李建成的），这与宇文颖顾私不顾公的行为恰好是相反的方向，这样巨大的差异的两个人要成为过命的朋友恐怕比较困难。
另外就是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最后宇文颖没有理由保密，史官更没有理由不记录下来，所以相比他受收买的假设，这种情况更需要史料的证明。
发件人 frnkl
接收人 唐一介：已阅
信息标题 Re:这个角度比较新颖
发出时间 2008-08-31 06:26:12
内容 这个确实没多少史实依据，只是推理。历史上也有很多关键时刻只单方向讲义气的例子。而且宇文颖或许只为让杨回答皇帝质问时早做准备，没想到杨造反。人对同一件事的反应可能大不相同，建成应诏，文翰造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发件人 唐一介
接收人 frnkl：已阅
信息标题 不是反应的问题
发出时间 2008-08-31 06:34:52
内容 宇文颖将实情透露给杨文幹的选择，代表着他将自己与杨文幹的私交放在了对李渊的忠臣之上。
杨文幹造反这一选择，代表着他将自己与宇文颖的私交放在了对李建成的忠诚之下。
这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两个在重大问题的方向选择上完全相反的两个人是很难成为至交好友的。
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一些细节（比如文中提到的那几个问题），基本上只有在这样的假设下才能得到较好的解释。
本文后面的部分中还有一个同样比较惊人，但也同样缺乏足够史料支持的结论。
也是统计中的基本方法。
好像在看推理断案小说。语文颖这个事比较难推断，觉得各种可能都有缺陷。但就象楼主分析的，和frnkl所说，李世民嫌疑最大。
宇文颖本身可是高官，反叛又是可夷族的重罪，李世民拿什么代价去收买？还是亲自擒获送到御前，而笃定他不会反水。二郎真要有这么大的能量，太子早就是他了，还用得着冒险玄武门么？
杨文幹事变有李世民的影子很可能，不过您的推理太过了。
哪个比较不匪夷所思，哪个最不匪夷所思。
宇文颖违背李渊的命令将实情告诉杨文幹，大体上只有三种可能，一是没有外在的因素，完全是出于私人缘故的个人选择，二是受了李元吉（这一派势力）的作用，三是受了李世民（这一派势力）的作用。在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他到底是哪种情况的形势下，只能通过分析来判断哪一种的可能性最大。虽然可能的情况很多，但真相只有一个，所有的可能加起来都是1或100%，在这里即使这三种情况都很匪夷所思，那也依然是如此。
关于这三种情况的分析，文中已经做得比较充分了，这里我没有必要也不想再做什么补充。
另外说下，宇文颖的官职的确不算低，但实际上的权力却不见得有多大，这除了他的部门的缘故外，还从整个史料中除了这件事在没有别的任何关于他的记载可以看出来。
谢谢回复。我是觉得这个推理逻辑不通。宇文颖如果是受秦王支使，则其目的是逼反杨文幹，且协助但不能让其成事，则自己必死无疑，还可能夷族。即使李世民马上上台，为了面对悠悠之口，也得杀他。对于一个有着不错官位（他这么干，连这没权得官也没了），又经历隋唐大乱的老官僚，什么代价才能让他自动自觉的献出自己和家人性命？我想没谁给得起。
这种有必死精神，且要笃定其面对御审还不出问题。这种事只有极信任的人才做得出。真是这样的人才，这么死了岂不可惜？这种事，即使长孙无忌和尉迟恭都未必做得来，李世民能笃定一个收买的人做得到？
自古用死士，多是从下层募集，主要是收买代价小。且只是从事极度危险的事件，逃生机会虽不大还是有的。用久经仕途的高官的，还没听说。
所以我说甭说证据，就是逻辑上也不通。
这件事缺少证据,怎么解释很大成分上是主观的.我觉得辩不出什么新东西,不如大家等着看一介兄精彩下文吧.
是否出于自愿，是否因为疏忽或被迫，但因为种种原因被故意说成是主动？
后来的记载便不会有他将事情告诉杨文幹这回事情了，更谈不上李世民为了悠悠之口而必须要杀他。这样的记载，这样的悠悠之口的前提，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李世民的设计败露。
俗务缠身，不是有意调人胃口。一定尽早补上。
才对杨文干据实相告，而杨极有可能是自己心虚或是担心自己会替太子背黑锅才反的。
李渊在李唐开国时曾经向突厥称臣，不过这只是当时形势下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举。①
在对内的统一战争还未完全结束的武德五年（公元622年）上半年，他就策划了一次反攻突厥的行动。在同年八月，征询群臣对突厥的政策的时候，李渊也是拒绝了太常卿郑元璹“战则怨深，不如和利”（《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的意见，而是采取了中书令封伦“胜而后与和”（同上）的建议。这都可以看出他在突厥问题上是颇为坚决和强硬的。
但在杨文幹事变发生后不久，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人上书说突厥屡次入寇是长安太繁华了，有东西可掠夺，建议李渊把长安烧毁掉，另外找一个地方建都。这个建议是颇为荒唐的，但李渊对它竟然很是认可，开始了派人寻找可建都之地的实际行动。
诡异的是他所寻找的这个建都之地，不是“形胜之地”的洛阳，而是“邓、襄”这一带（河南南部山区到湖北平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选这里做首都，李唐王朝会失去相当程度的支持力量，可以说是自废武功。李渊对此不可能不清楚，但他却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不但开始实际行动，更是态度坚定，搞得重臣们“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最后在李世民的切谏下这才作罢。
通观前后，这段时间里突厥的入寇状况，远不至于让能以晋阳孤地起兵，争夺天下的李渊害怕成这样，而在之后的时间里，面对突厥更加频繁入侵的状况，他却再也没有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因此，李渊这次诡异的表现，就只能理解为是摆给李世民的一个态度和警告，告诉他自己现在已经下定了决心：一旦李世民再做出什么让他难以容忍的事情，他不会再投鼠忌器，即使需要付出使李唐王朝的统治基础大为削弱的代价，他也一定会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的。
对比之前的态度，李渊的这一转变可以说是巨大的，更是十分突然的。这样巨大而突然的转变，只有以上文中假设的杨文幹事变为真相，才能够得到圆满的解释。
①：当隋末之时，突厥强盛，当时各大割据势力多与之联合，然其用意虽是挟外援以自重，但由于处之不当，往往成为突厥制约、平衡乃至进军中原的棋子。
李渊在未起事之前，曾屡次与突厥交兵，在其起兵之后，与突厥的关系便不能不提上日程，起事后的第二个月，即隋恭帝义宁元年（公元617年）六月，李渊制定了对突厥的政策。对此《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四卷》记载如下：
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从之，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得启，谓其大臣曰：“隋主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来，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署，以兵马助之。”即命此次意为复书。使者七日而返，将佐皆喜，请从突厥之言，渊不可。裴寂、刘文静皆曰：“今义兵虽集戎马殊乏，胡兵非所须，而马不可失；若复稽回，恐其有悔。”渊曰：“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渊曰：“此可谓‘掩耳盗钟，’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乃许之，遣使以此议告突厥。
与突厥相结的建议是刘文静首先提出来的，之后与突厥的交往，直到他被处死前，也主要是由他负责进行。武德二年的九月，李渊不顾李世民等人的再三劝阻，坚持处死了刘文静，对此《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七卷》记载如下：
民部尚书鲁公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数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静与弟通直散骑常侍文起饮，酒酣怨望，拔刀击柱曰：“会当斩裴寂首！”家数有妖，文起召巫于星下被发衔刀为厌胜。文静有妾无宠，使其兄上变告之。上以文静属吏，遣裴寂、萧问状，文静曰：“建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老母留京师，风雨无所庇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谓群臣曰：“观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为之固请曰：“昔在晋阳，文静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悬隔，令文静觖望则有之，非敢谋反。”裴寂言于上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上素亲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辛未，文静及文起坐死，籍没其家。
因为刘文静是李世民最早的坚实支持者，有的论者就此认这表明了早在这个时候，李渊就对李世民十分猜忌防范。这样的分析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持，因此本文并未论及。当然，像刘文静这样一个对李渊来说仅次于裴寂的第二重臣的死，仅仅归结于李渊的喜怒无常，赏罚任意，归结于“觖望之心，因醉怨言”等类似的小过失也是不妥的。
事实上，已有论者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分析，得出了刘文静之死是因为他在对突厥的态度上与李渊有着比较巨大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结论，本人认同这一观点。这里的冲突，就是正文所说的李渊向突厥称臣只是当时形势下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举，主要的出发点是——也只是——达到与突厥搞好基本的关系，确保它不对自己的起事和统一之路制造太大的障碍，而绝不能容忍突厥达到对自己的势力和政策有能力干预乃至控制的程度，而刘文静的对突厥政策，则恰好很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仔细阅读所引的《通鉴》第一段的记载，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冲突，在刘文静提出与与突厥相结的建议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因此，在刘文静未能将自己的对突厥政策调整到与李渊一致的情况下，他的死也就成了必然。身为李渊第一腹心的裴寂“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贻后患。”的话，并非诬陷，也非无的放矢，而是针对这一情况的切实之言。
不过有的论者在这条路上走的太远，甚至怀疑李世民与突厥之间有某种类似秘密协议的东西存在，以此来保障自己手中的兵权并进而为成为自己在太子之争中的一大法宝。且不说这样的分析根本得不到任何史料的证明，仅仅从情理上就可以将之否定了，因为这样的一个李世民，绝不会成为天可汗，而很可能会是儿皇帝石敬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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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逼反他。这样就肯定会泄露。秦王不抓他、杀他，就等于告诉大家这事他有份，如何赖在李建成身上？
我想子衿兄说的无意泄露或被迫的可能性都比这个大，将此做为一个可能，实在太牵强了。另外，李渊选择此人去杨文幹处，必定是因为表面上他和太子和秦王无瓜葛，有无可能是宇文颖想借此巴结太子，所以通风报信，想帮太子过关？毕竟他想不到杨文幹的反应会是激烈的造反，这也看出太子李建成在用人上不成熟（运甲被押运者告发，收甲者不顾自己还在李渊那就造反）。对比张亮为了秦王连都督都不做，高下立判。
我觉得从李世民整个的行事风格看，篡改史书的可能不大，甚至没有。连亲自射死大哥的事都没找人顶（活下来的都是自己人啊），如实记录下来了，其他小动作还有必要隐瞒么？后世的康熙，在鳌拜背后捅刀子，为了照顾影响，都要靠韦爵爷出面澄清。呵呵，对比可以看出小李还是很磊落的。
俺有些崇拜小李，看到一介兄猜忌他，自然要抬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