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玄武门之变之太子之争、一 -- 唐一介

如果不是事情泄露，事情就在前去平叛掌控一切的李世民控制之内，宇文颖与杨文幹对话的“真相”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

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是否被篡改（狭义的，指六月四日事），后文我会进行分析。

另：既然是讨论历史，后人虚构的小说就没必要拿出来说了。

之所以写李世民，除了因为我觉得虽然说他的书籍文章很多，但在一些方面的分析研究上还很欠缺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我最欣赏的几位皇帝之一。只不过我没有崇拜人的习惯，相反，我更愿意尊重一个人。崇拜一个人难免就会有为尊者讳之类的心理，会影响对真实的认识和判断。

人无完人，指出一个人的毛病和缺陷，并不会有损他的形象，相反，才可以让人看清他为什么会是他，为什么没有更好，为什么没有更差。至于现实上的意义，所谓的学习借鉴和经验教训，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谈得上。

但却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且不说他对突厥关系的定位本身就有错误，就是正确，在一个王朝草创之出，在他负责与突厥这样一个强大而危险的异族势力交往的情况下，擅自坚持并实施自己的一己之见而拒不执行（或阳奉阴违）皇帝的政策，已经是死罪了。比如现在国家制定了对美国的基本政策，全权负责（假设有这么个人）这一事务的官员却拒不执行，坚持搞自己的一套，那他的被处置恐怕会是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是罪有应得的。

事实上，在如何定位与突厥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李渊的见识是超出了包括当时的李世民在内的所有人的。

就算他坚持的是错误的意见，处理的方式也可以是调职或者罢官，不让他掌管外交事宜即可，杀了，还是过了。

刘文静认为要取得突厥的支持必须一边倒，并做了件蠢事。他唆使兴国寺里招募来的士兵声称哗变，鼓噪李渊接受突厥人的要求。迫于压力，李渊暂时无奈接受了对方提的条件。这种事情放在哪个朝代都是死罪了，何况李渊并不是一个宽容的君主，杀死萧铣就是例子。按，这件事情记录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

当日，即以此意作书报帝。使人往还，不愈七日。使至，前日所贺官 僚，舞蹈称庆。帝开书叹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宁岂如此但孤为人臣， 须尽节。主忧臣辱，当未立功，欲举义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长恶无君，可 谓阶乱之人，非复尊隋之事。本虑兵行以后，突厥南侵，屈节连和，以安居者。 不谓今日所报，更相要逼，乍可绝好蕃夷，无有従其所劝。”突厥之报帝书也， 谓使人曰：“唐公若従我语，即宜急报，我遣大达官，往取进止。”官僚等以帝 辞色懔然，莫敢咨谏。兴国寺兵知帝未従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従 突厥，我亦不能従公。”裴寂、刘文静等知此议，以状启闻，帝作色曰：“公等 并是隋臣，方来共事，以此劝孤，臣节安在“裴寂等对曰：“傥使伊、吕得尽诚 于桀、纣，即不为汤、武之臣。寂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于小节。且今士众已集， 所乏者马。蕃人未是，急须胡马，待之如渴。若更迟留，恐其有悔。”帝曰： “事不师古，鲜能克成。诸贤宜更三思，以谋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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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别人是极其冷酷的。

这件事情足够李渊把他从自己人的小圈子里划去了。

李渊对于家天下稳定性的考虑是超乎所有人的，是真正眼光长远的政治家。

所以立国开始就要尽可能排除突厥的影响，所以二郎再立功也不能成为太子。

他放任二郎在洛阳的势力滋长，而这些部下大半是只知二郎，不知李渊和太子的。即使他生前不出事，他死后也必然会出事。

要稳定家天下，就必须让皇子皇孙们保持一定的实力，外姓人是靠不住的。但是皇子皇孙们势力大了，同样也挑战皇权稳定性，于是又要给外姓人一定实力。

中国皇朝的历史两千多年，都是在这个圈圈里打滚。滚来滚去，红毛番夷来了。。

虽然李渊的警告只是让李世民别再有非分之想，安于一个普通皇子的本分，只是断绝了他政治上的前途，并不是要完全剥夺他政治上的地位，更没有要取其性命的意思。但稍后的胡马事件，却说明了他的底线实际上比这更低。

胡马事件的经过大致如下：李渊在长安城的南面围猎，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兄弟一起陪同。李建成把一匹膘肥体壮，却喜欢尥蹶子的胡马送给李世民骑乘。在李世民骑乘的过程中，胡马好几次尥蹶子，但都被他成功化解，分毫未损。李世民对大臣宇文士及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李建成在让李渊的嫔妃把这话告诉李渊的时候，歪曲成了：“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结果李渊大怒，任凭李世民怎样解释，请求查实对证，李渊都是“怒不解”，只是因为收到了突厥大举入寇的报告，才“改容劳勉世民”，与他商量应对办法。（本段所引皆出《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

李渊不追究李建成谋害弟弟的举动，反而对嫔妃的歪曲听之不疑，不给李世民自明的机会。这不能不让李建成、李元吉觉得，自己一旦成功将李世民谋害，也很容易找到理由将李渊蒙蔽过去，退一步说，即使李渊得知了真相，对他们的处置也不会太过严重。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李元吉固然是更加无所顾忌，李建成也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对从肉体上将李世民消灭这样的办法不再坚决制止，而是默许乃至参与其中。

当然，对来日方长的李建成来讲，他即使非要将自己的这个弟弟消灭，那也大可以留待将来，在李渊去世，自己登基后再采取这一步的行动。所以除非是不流血的斗争无法达到正常继位的目的，李建成是不会轻易冒得罪李渊的风险，采取这样的极端手段的。

对李世民来讲，如果说他在以前，还能既望于自己的这个兄长，希望李建成能在现在和将来放过自己一马，那在杨文幹事变、迁都事件、胡马事件之后的现在，他就再也没法报有类似的期望了。

在走到了现在这一步后，李世民就算能够放下自己的雄心壮志，他也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只能在死和成为太子（皇帝）这两条极端的路中选择一条走下去了。只要李世民还不愿束手就擒，只要他还不能心甘情愿的放弃自己的生命，他就一定会选择另外那条路。

在进行了选择之后，李世民很快就展开了行动，这种行动包括中央和地方两方面。

在中央的实力对比上，李世民本就有较大的劣势，现在更是岌岌可危。在这一方面，他的主要方向是自保，包括继续加强自己府邸卫队的实力；收买东宫的官吏，以便提前了解李建成、李元吉的行动方向和计划；借助包括自己这一派的大臣等政治势力，对李渊施加影响，迟缓他对李建成、李元吉放任的尺度加大的速度，更阻止他直接对自己下手。同时，他也考虑到了不得不在中央发难的可能，采取了一些应急准备，包括将玄武门这一关键所在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李世民的优势主要在地方，他主要的着力之处也在这里，其中主要是以洛阳，这一他有着很深基础的“形胜之地”为中心。为此他不但安排了心腹温大雅在洛阳坐镇，继续政治上的经营，更是派遣了张亮率领一千多个忠于他的将士前往，加强在那里的军事实力，又“多出金帛，恣其所用”的“结纳山东豪杰”，使其成为可靠的根据地和大本营。以便在“一朝有变”的情况下前往“保之”。（《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

同样的，李建成和李元吉也采取了中央和地方的两手准备。

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优势当然是在中央，在这里他们首先是继续壮大自己卫队的实力，使其对李世民的优势进一步增强；其次，利用他们远比李世民强大的政治势力进行活动（这政治实力包括他们自己，他们这一方的大臣，倾向他们的后宫嫔妃等等），对李渊施加影响，一方面是试图借助他的手将李世民除掉，另一方面是让他对自己更加宽容和放纵，为自己取得更大的打压和削减李世民实力的空间；第三是将终于李世民的谋臣猛将从他身边调走，同时，也尝试对这些人进行收买；第四，策划和实施下毒等直接将李世民从肉体上消灭的阴谋；第五，将李世民困在中央，不让他有去自己地盘上大展手脚的机会。

相比中央，他们对地方的重视程度要小很多，这与他们的基础太过薄弱有关，更与他们决心在中央解决李世民的策略有关。在这里，他们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主要的目的只是使李世民被处置之后，忠于他的地方势力反叛的可能和危害性降低。

在中央的较量之中，李建成等人无疑是占据了上风的，其中更重要的就是成功地将李世民困在了长安。在后来的时候，对“一匹夫尔”（李建成语，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的李世民，他们已经可以将李渊的反应和感受放在一边，堂而皇之的策划公然将其杀死的阴谋了。

李渊并非一个昏庸的帝王，他对自己的儿子们的明争暗斗并非不知情，但他却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来进行防范和制止。他的这种态度，与他毕竟是一个父亲不无关系，更与此时日益严重的突厥外患有关。在强大的军事威胁下，李渊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李世民的权力（兵权）。

不管李渊的出发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态度都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让李建成和李元吉无所顾忌，将李世民的空间逼迫的日益狭窄，另一方面则是让李世民觉得自己还没有被逼到绝境，使早就有了在绝境下铤而走险的打算，也相应做出了一些长期安排的他，迟迟没有做好实际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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