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再谈项英的功过 -- 花老乔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编辑整理的《项英军事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日前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项英军事实践的重要历史见证，是研究我党、我军历史的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由此我们想到六十多年来，有关项英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是非评价问题，在此谈点拙见。

《文选》展现了项英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其中有些工作曾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文选》编选了1931年2月至1941年1月期间，项英参与我党、我军重要历史活动和军事实践的文稿，展现了项英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其中有些工作在以往党史、军史著作中被忽略了。例如，1933年6月30日，项英以中革军委代主席（此前，他曾担任过中革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命令，确定“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见《文选》第78页）后来，“八一”就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此外，如参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建立红军立功授勋制度，主持红军第一次庆祝建军节的盛大活动，决定创办工农红军大学，等等，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史上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中央和军委是怎样评价项英的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历史原因，项英的业绩多被抹煞，名字很快在党史、军史资料中消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根据小平同志指示，中美双方达成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协议后，由我方重新撰写我党我军历史和人物条目。有一天，胡绳同志主持开会讨论编写中的一些问题。这时，中央档案馆刚刚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李维民在会上提出，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请示在项英条目中应当如何表述。当时重新评价项英的条件尚不成熟，富有经验的胡绳同志表态说：“既然是简明百科全书，字数不能太长，皖南事变的事就不要写了。”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项英的条目中，没有提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1982年，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王辅一负责撰写项英条目。对于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表述，经过许多同志集体讨论，1984年12月先后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做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后来，王辅一根据中央和军委审定的项英条目的基本评价，写出了《项英传》，199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8年，在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做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从《文选》和有关档案来看，把皖南事变失败的责任都归罪于项英是不公正的

关于如何评价项英和皖南事变的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可是，前不久播出的《新四军》电视剧，继续沿用片面指责项英的错误观点，在北移的时机、路线等问题上，给人以中央三令五申，叶挺每每提出正确主张，却被项英一一否决的印象，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误导了观众。

关于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何时北移，如何北移，选择什么路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虽然中央早有新四军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但由于情况瞬息万变，指示也是不断变化的。1940年11月21日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11月24日，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但11月30日，毛主席又做了如下的分析：“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开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等等。12月25日，毛泽东发的通报认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采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然而皖南的形势已日趋严重，项英急电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见《文选》第723页）。中央接到项英电报后，没有回答项英的请示，只是严厉地批评：“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项英与叶挺等决定1941年1月4日全部北移，并得到中央的同意，7日在转移途中遭到8万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上述经过说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和决策失误的并不止项英一人，把皖南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项英是不公正的，是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原则的。虽然《新四军》电视剧在一些具体方面试图从正面塑造项英的形象，但在皖南事变这个关键问题以及进军敌后和部队建设等许多重要问题上歪曲和贬低了项英。电视剧还把事变前从未当过项英随从副官的孙厚忠（真名刘厚总）安排在项英身边，并虚构了项英袒护刘厚总的许多情节，目的是说明项英革命警惕性不高，用人不当，自食其果。事实是，皖南事变前，项英身边根本就没有副官，刘厚总是在副官处第三科管木工班和饲养班的副官，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刘厚总偶然遇到项英一行，才和项英一起行动。刘厚总经不起两个多月艰苦环境的考验，起了图财害命之心，于3月14日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携款潜逃。其结局也不是被电视剧虚构的余秀英打死，而是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报功，遭到冷遇和长期监禁。

总之，对项英的评价，还是应当以中央和军委的有关精神为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现在，《文选》汇编出版了，它不仅仅寄托了我们对项英的深切怀念和百年后的哀思，也是对项英革命业绩的又一重要体现和充分肯定。（翟边）

我的看法：项英作为新四军实际指挥者，临阵脱逃，罪无可赦。

这段悲剧不仅是新四军内部领导的问题，而且当时中央的决策脱离实际也是原因之一。叶挺不是共产党员；项英犯过所谓左倾（或者是右倾，忘了）错误导致思想犹豫，同时对叶挺排斥（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在当时并不是不能理解，周恩来三次也只是劝和，并不是批评项英）；新四军军部的地理位置不好；等等，各种原因最后造成了这一后果。

历史并不是必然的，很多历史事件在当时都有多种可能性，只是在某一时刻，某一条件下，它选择或者被选择如何发生。所谓历史的必然性是当历史事件已经发生以后人们归纳出来的，或者说只是用来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的。正如一个模型，在没有被科学实验证实之前，是可以被任意怀疑的，而一旦被肯定，那就成了圣经，比如原子结构。

做翻案的事情呢？

有些事情确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秦烩，汪精卫开口的话，他们也能说出一大堆卖国的理由来。

可世间事，本没那么复杂。看看毛主席的“矛盾论”就知道，凡事还要看个主要矛盾。所谓纲举目张是也。

黎汝清的“皖南事变”清楚地分析了前因后果，结论：错在项英。其间具体论述我也记不清了。

OK，这个去不去江北咱先放下不论，就拿他临阵脱逃这件事来说，古代士兵尚有7律54斩，战场上的逃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军都枪毙了不少吧。项英做为一支部队的大将，在战斗的紧要关头不思如何打垮当面的敌人，为部队闯出一条生路，却带着些警卫员跑路，怎么着也是他军人生涯的奇耻大辱。光这一条就该斩首问罪。他死于警卫员之手并不能减轻他的错误，或罪过。看看方伯谦，叶志超就知道项英在历史上应该是个什么地位了。

大家对项英这么“公平”，莫非“刑不上大将”？

嘿嘿，岳武穆的“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

本文并非针对花老乔，乃就事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