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3)接着说邓公 -- 史文恭
高岗之所以能够“一马当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建国之初的路线之争。即“新民主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这个路线之争的本质问题,是“私有制”还是“合作化”的选择。这个选择,虽然现在的历史发展已经给出了答案,但回顾建国五十年的历史,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力量为了这个选择,几经辗转,而这个辗转的历史大轮盘上,穿插着邓公本人的个人命运的浮沉和他历史贡献的光彩。-----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个选择多费一些笔墨。
和后来步入晚年之后不同,东哥在建国之前和建国之初时,行事至为谨慎,在建国之前,他所预想的建国后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还应该是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他早在一九四零年,(也就是日本鬼子还非常猖獗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东哥发表了著名的《论联合政府》,其中提到:“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开国后,在制定准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时,有些民主党派人士建议要在《共同纲领》中加入社会主义,当时TG领导人都不赞成。1952年10月周公说:“毛主席的方针是稳步前进,三年恢复,十年、二十年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所以这个时期出了一件著名的事情,那就是胡服同志去天津泰山家时候,和工商界资本家座谈时发表的“剥削有功”论,-----这个论点虽然不符合TG的“原教旨主义”,词句也非常碍眼,但的确是符合当时中央的“新民主主义”精神的。
然而,在高丽之战战局初定后,事情有了变化。----这个变化事实上也是这个年轻的共和国发展道路的第一次转变。------高丽之战的胜利带来了三重影响----
第一, 振国威,打败美国和他们拼凑的联合国军,(虽然有部分原因是共军大量装备了苏式现代化装备),这是至一八四零年之后,中国人在对外作战中第一次靠自己力量,获得的胜利,而且对手还是当时世界第一号军事强国。---因此,这对民族自信心的鼓励是无以言表的,连当时监狱里的国军战犯都因此而对TG叹服。
第二, 高丽之战对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是一次国际主义的巨大胜利,北高丽的红色政权赖以保存,头号帝国主义头子脸面尽失,因此,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红色中国和她的领袖因此威望大升。
第三, 也因为上面两个原因,整个中国的凝聚力大为高涨,党的威望高涨,于是,东哥的信心也大涨了。作为国际共产运动的后起之秀,他自然对红色中国的未来开始新的规划。
东哥的新规划把“新民主主义阶段”作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发展国家大规模现代化经济的必要过渡阶段,转变为政治理想标准的为进入社会主义准备阶段,在前者,私有制为基础的旧资本家的经济得到鼓励,而对于后者,鼓励集体经济,排斥“剥削”成为主流。在这个时刻,诗人气质的东哥心里,一个新的构想如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但对于他的勤勉地,做实际工作的周公和胡服同志而言,他们依然还忠实地执行本应该至少搞个十五年,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于是,为了教育这些循规蹈矩的同事,东哥把握了一个关键的契机。
和其它刚刚解放的原国统区不同,东北地区由于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沦陷,到1948年辽沈战役后基本解放,该地区的经济和关内大不相同,而共党在此处很早就是执政党,经营多年,因此在土改完成后不久,分到土地的农民干活非常积极,很快产生了原始积累和随之而来的雇工生产。这个时候,一个尖锐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共产党员能否雇工生产?----我们知道,根据共产主义的经济学理论,雇工生产作为经济行为却有一个伦理意义的标签,即“剥削剩余劳动”,因此,这是一种最起码也是“不道德”的行为,因此,1949年10月,在这个共产党员雇工行为愈发普遍的情况下,时任东北军政一把手的高岗组织了座谈会,明确地说,“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就说服他不要雇。”,并以此向中央报告,结果挨了一记闷棒,1950年1月下旬,中组部复信:“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胡服同志甚至认为:“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于是,东北王高岗为此非常不满,并将上述胡服同志的发言上呈东哥,东哥看了,很生气。1951年,同样的事情在山西发生,当时山西省委报告:“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势力发展了,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所以,山西省委准备纠正这种倾向,教育,引导农民搞互助组,合作化,胡服同志看了报告,批评了山西省委,说:‘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说主张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结果后来山西省委不服,状纸到了东哥那儿,东哥明确地对山西省委的做法表示的支持,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消除胡服言论的影响,相应地,既然东哥站在了山西省委这边,他对高岗的支持也是不言而喻了。
因此,这对高岗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契机,而且,这时的高岗仕途正花开似锦,在高丽之战中,身为东北军区司令的高岗的贡献非常大,彭得华元帅所依靠的两个麻子里面,除了双料上将洪学智,就是这位高麻子了。同时,高丽之战中,高岗和北极的维尼叔叔来往频繁,因此,因为高丽之战的战功(主要是后勤)和于维尼叔叔们的良好感情,他自然成为当时中国政坛的最瞩目的新星。----其实,按照高岗的资历,他的上升速度已经是非常眩目了,但这个时候,当东哥召唤他上京时,他之前保持强大的上升动能使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副主席对权力的渴望依然保持强劲的惯性,而放眼望去,在高副主席之上的,已经没有几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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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很能写。
一个小建议:不要对人物进行赞歌式(或相反)的评价,只要描述历史“事实“就行了,可以附加你作为作者个人理解的历史“逻辑“。
在高饶事件始末里面讲得还是很清楚的,尽管那是本官样书。
悄悄问一句:胡服=刘?
若然则再问:何来?
是否取“胡服*射”之意也?
苏联特使回忆:高岗出卖中国 斯大林出卖高岗
高岗太年轻,对中共早期与苏共之间的恩怨知道得太少。错误犯得有点过了。
作为熊,温迪熊在西方要远比维尼有名,也历史悠久的多。
不过,你对于高岗上升速度的分析,似乎有点偏重于毛爹了。实际上,那个时候,毛爹的影响力还远没有60年代中期那么大。绝大多数还是依靠讲道理来引导大家的。
与其说是毛爹的青眼所加,不如说是符合了当时党内原教主义派别,也就是当时占大多数的主流派别的认同。这个认同,也同时隐藏了因为抗美援朝的胜利而带来的党内的骄傲和急躁心理。骄傲是因为我们几乎是独立自助的抗住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联军;急躁是看到了彼此间巨大的生产力和科技差距。所以,党内就有一种可以像以前一样依靠发动群众土改一样,迅速的追赶西方的想法。而高岗作为地方上这种想法的代表,被迅速的的在党内得到普遍认同,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
同时,这种急躁和骄傲心理,使得大多数党员群众,对于周公和胡服所采取的按部就班的,不急不燥的发展方式,感到了厌烦。同时也部分的被暂时的经济发展的顺利冲昏了头脑。所以,走马换将的想法,变成了一个共识。这也就是五马进京的背景。
拍案叫绝啊!
那是个谜语:胡服——少什么?
(注:猜谜,又叫射虎……)
从社会发展规律上说,这种结论永远是临时的,社会也永远是轮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