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京都大骗局——序：从GW到GCC -- 范德辛
他和南方邦联的情况截然不同，自印度独立以后，印度的精英就一直在谋求工业化进程。印度难以象中国一样完成由制造业开始的工业化进程跟他分裂的背景有关。
印度历史上的统一其实是由英国人完成的，印度这个国家还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主体民族文化，缺少统一的语言和文化概念。
比如中国沿海地区是靠做离岸加工发展起来的， 但是印度南部就完全没有办法做大规模的离岸加工制造，因为缺乏统一的语言，缺乏大规模的对民众的基础教育，他不可能大规模的提供产业劳动力。 中国目前的产业工人是1.6亿以上，而印度受过基础教育的人口也大致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形成不了产业规模就无法拉动相关的产业集群。
中国方言差异再大，但是文字是统一的，90%以上的人口接受了基础教育，有通用的普通话，虽然很多民工说不好，但是听是完全没有问题，交流和学习也不是大碍。而印度人差不多有400多种完全的独立语言，算上方言有2000种以上，而官方语言就有18种。所以人家人口虽然多，管理成本太高呀。
北方诸邦虽然有大致的统一语言文化，收益于种型制度长期熏陶也出现一个怪圈。下等人口没条件受教育，成不了好的产业工人，上等人口有条件受教育，但不能从事体力劳动。而劳动人民还分三六九等，你找个佣人来干活，有些活佣人可能还会觉得低级自己再请更低级的人来做。你可以想想这样如何做高效率的工业化大生产？
这样的背景也很难搞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80年代起印度开始关注金融服务业，it业，生物科技，走精英路线还是有其必然性的。
现实的印度是由少数说英语的精英阶层+大量分离的普通民众构成的。由少数精英阶层创造了主要的社会财富和现代印度的经济奇迹，也算是蛮成功的。好像印度人一直有2%的人在努力工作的说法。
总觉得这次西方国家是不怀好意！
如果把楼主的文章看作是科普读物，故事性可读性还是很好的。
如果看作环境科学的论文，那就。。。
呵呵。
描述工业化国家对后发国家的掠夺用的篇幅感觉太长。虽然说写的也很精彩，但是是否可以考虑独立成篇？
看主题是打算说二氧化碳排放，京都协议以及背后的故事。工业化的重要性和产生的后果虽然有关，但是写了这么多感觉有点喧宾夺主。
当时写得比较爽，一发就没收住，结果就这样了。
为感谢各位网友献花，同时鉴于大家认为需要再深挖一下，故特意补写深挖了一篇，先占一楼，今晚发送。
本文以下所引用或提及的《京都议定书》皆以其中文版本为准，具体文本可见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kpchinese.pdf。
《京都议定书》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1997年12月11日订立于日本京都并因此而得名。根据UNFCCC的估计，自从《议定书》于2005年正式生效以来，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功减少了可折合为1,310,000,000吨二氧化碳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就是说，从生效时至2012年过期时止，总共有高达1,310,000,000吨的二氧化碳成功地被消灭了。然而这些二氧化碳真的消失了吗？
《京都议定书》全文共分28条及两个附件。其中，第1条为相关名词定义，第2条泛泛地规定了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应当采取的事项。而其中所谓“温室气体”，是由附件A所规定的以下六种气体：二氧化碳 (CO2)、甲烷 (CH4)、氧化亚氮 (N20)、氢氟碳化物 (HFCS)、全氟化碳 (PFCS)、六氟化硫 (SF6)。其中二氧化碳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而常常被作为“温室气体”的代表，其它５种都可以通过某个系数折算为一定量的二氧化碳。
第３条较为繁琐，主要确定了以1990年作为温室气体减排的基准年，同时确定了那些国家需要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及其义务大小，另外同时还规定了通过贸易的方式而获得的减排量可以作为完成减排义务的依据（这也就是所谓“赎罪券贸易”的法理依据）。具体的需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名单及其义务则在附件B中列出。第4~8条规定怎样才算完成义务及关于如何核算完成度等等一系列问题。第9条是关于对《议定书》进行定期审评。第10条及第11条是关于减排任务中的资金和技术援助问题。第12条很重要，后面再讲。第13条往后则是一些技术性的事项，如如何修订条约，设立相应秘书处，条约下的权力架构例如如何表决，签署和退出条约及条约的生效等等。
纵观整个《议定书》其核心精神就是1：确定了谁有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及义务大小；2：明确规定可以通过减排量贸易机制来完成义务。按照《议定书》精神所建立减排量贸易机制又分为3种：ET（Emissions Trading，减排量贸易即通称“碳市场”，可以对买得的减排量作进一步买卖，相当于股票二级市场）、JI（Joint Implementation，联合执行，即附件B所列发达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合作方式来完成义务）以及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即发达国家与无义务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减排量贸易）。CDM机制是它们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整个《议定书》的第12条都是关于这一机制的内容。
CDM机制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可转移性，即由于全球大气是一个整体，那么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都是完全等同的。因此，发达国家可以通过以资金或技术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部分减少的排放量就可以作为该发达国家的贡献，计入其减排义务。在现实操作中，很少采用技术援助的方式，大多采用资金“援助”，而这种资金“援助”也基本上不是事前投资，而是事后支付。简单来讲，就是发展中国家首先建成了某个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然后将其申请为CDM项目，再将这个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出售给发达国家。因此，所谓的援助，其实就是赤裸裸的交易。之所以采用这种方式来帮助发达国家完成减排义务，据说是出于成本考虑。因为发达国家据说环保节能技术搞得好，已经没有减排潜力可挖了，如果再要求他们减排，那么成本太高。而采用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方式，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温室气体减排。说穿了吧，就是有些国家不愿意在本国通过努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保护地球作贡献，而非要采取这样一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来办。
如果我们忽略其这一机制在道义上的问题，即富国可以通过花钱来赎买其减排义务，那么这一机制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发达国家不再需要费大力气就可以完成义务，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出售减排量获得资金技术，而与此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了，地球也得到了保护。这真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看起来美好的理论实际上往往是无法执行的，这一个也不例外。你想要出售减排量，就首先必须确认减排量，同时还必须确认其数量和品质，否则就无法将其市场化并作为一种商品来交易。问题的关键是，减排量本身其实是不存在的。
所谓减排量，就是指某种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措施或项目被实施之后，所导致的以上所列六种温室气体中的一种或多种排放量的减少量。比如说，某家工厂原来每年排放40万吨二氧化碳，在通过采取某种新工艺后，现在每年排放30万吨二氧化碳，这其中10万吨的二氧化碳减少就是温室气体减排量。
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只需要做一个减法不就确认了吗？可是请问，你如何证明该工厂现在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是30万吨而不是35万吨？它有没有可能伪造数据和能源消耗量来故意算出一个现阶段低估的排放量？你又如何证明该工厂过去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是40万吨而不是35万吨？它同样有没有可能伪造数据和能源消耗量来故意算出一个过去阶段高估的排放量？因为这两种办法都可以凭空制造出5万吨的减排量。
这还只是一种最简单的情况。如果按照《议定书》精神，所有“自然”或必将发生的减排量是不能作为完成义务的根据的，也就是不能出售的。比如说，该工厂采用新工艺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国家下达规定不再允许旧工艺继续运行，又或是因为旧工艺所需要的原材料已经停止供应了。那么，则该工厂采用新工艺后所减少的这1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即便真的存在，也不得作为减排量出售。可问题是，谁能搞得清楚该工厂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采用的新工艺呢？即便是能搞得清楚，又需要花多大的额外成本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数量最多，做得最普遍的水电站项目吧。水电本身是很好的能源，既绿色环保又方便控制，在电网中的比例非但没有上限，而且还可以尽量多一些。根据UNFCCC网站的统计，以水电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占目前已注册项目数量的70.26%，总减排量的55.17%，是绝对的主力军。
水电项目和上面所举例的工厂节能项目不同，它们产生减排量的机理不一样。水电项目并不是依靠直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因为它自己基本上就不产生什么温室气体排放，而是依靠替代火电厂的有温室气体排放的发电量，从而间接地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一个水电站并网发电之后，总可以带来两方面的效果，一是由于该水电站发了电，别的火电站的发电量就减少了，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下降了；二是由于该水电站建成以后，可能别的原计划要修建的火电站就不建了，因此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就没有了。可是问题是，如何来估计这两方面效果的大小呢？比如在一个典型的中国电网当中，每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座发电站在运转，你是如何确定该水电站所发的电是替代了这个火电站，还是那个火电站呢，又或者压根儿就是替代了某个风电站因而实际上毫无减排作用呢？就算它确实替代的是一个火电站，那这个火电站是烧油的，烧煤的，还是烧气的呢？所替代的发电量对应的减排量到底又是多少呢？你又如何能够得知该水电站建成之后到底会造成哪些原本计划中的火电站缓建呢，又或者说根本就不会有火电站因此而停建呢？如果有，那又应该如何来评估其造成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呢？
如果这还不够让你挠头的话，那么你还要明白，整个计算的要点还不是搞清楚该水电站对过去的作用，而是要预言其在未来某年所可能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这与其说是预言，不如说是瞎猜。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如此麻烦，所以UNFCCC开发了针对不同项目的不同情况下的数十个方法学来用于估算减排量。这些方法学其实就是一些数学模型，被用来往不同项目身上套，以便能估计出一个官方认可的所谓减排量，以方便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这些模型的复杂度可以和金融衍生品计算模型相媲美。《泥鸽靶》一书的作者曾经提到过这样一回事。摩根斯坦利开发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衍生品合约并把它卖给了一家基金。过了几个月，这家基金的经理打电话过来问他买下的合约现在值多少钱，摩根斯坦利的人说不知道，给点时间让他们算一下。过了几天之后，摩根斯坦利的人不得不打电话过去承认，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合约现在值多少钱。无独有偶，不光是局外人根本搞不清楚这些模型是如何计算的，就连局内人也经常搞错。而且更麻烦的是，这些模型从一诞生开始就在不停的修改，因为实在是很难做到精确，而同时它们又将用在从中国到巴西、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从埃及到尼日利亚、从印度到巴基斯坦的所有发展中国家身上，它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据我所知，应用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两个模型，自正式启用以来，一个修改了7次，另一个已经修改了13次，而且还要继续改下去。
这就是它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减排量很难确定。
除了这些模型之外，UNFCCC还公布了大约数十个各种各样的规则和辅助工具。除了用于帮助计算减排量外，还用于确认该项目是否是“自然”或必将发生的项目。同样地，这些工具也必须适用于从中国到巴西、从墨西哥到阿根廷、从埃及到尼日利亚、从印度到巴基斯坦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地区。这回更麻烦的是，数学模型可能还仅仅需要考虑客观物理因素，而这些规则就不得不与主观人文因素打交道了，而主观因素的差别可就大了去了。比如中国和印度的法律就不一样，而印度的规定又和巴西不同。就仅仅拿中国而言，沿海地区和西部地区就有不一样的政策，而东部发达地区和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又不一样，更不要说各地区还有自己的土办法，土政策了，而这些统统都对这个项目是否合格有决定性的影响。要适应如此众多，如此复杂，如此不一样的种种现实，这些规则和工具的有效性就可想而知了。为了适应这些现实，就只能把规则制定得泛泛而宽松。在执行过程中，几乎就相当于拿着宪法去判案。所以，UNFCCC不得不严重依赖于“人治”，依靠人来处理这种种不同的分歧。然而，在这方面事情同样极不乐观。
为了应付这种种复杂的问题，UNFCCC招募了一些机构来负责帮助它审查项目。然而，当这些机构的某个雇员面对着这么纷繁复杂的问题，又能有什么表现呢？一个身在柏林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也不会说汉语的官员面对中国云南某个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一个水电站的时候，他能搞得清楚这个项目的情况吗？他可能明白中国的特殊国情吗？更大的麻烦是他可能还要同时面对来自巴西的一个钢厂项目，来自印度的一个风电站和来自埃及的一个生物质，而这些项目都统统面临紧迫的时间压力的时候，他有多大可能性公平合理地将它们全部处理好？不要以为这个认证官很可怜，他其实一点也不可怜。我们都能明白的事，他会不知道？他其实心里非常明白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完全清楚，于是他其实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求表面光鲜，不管内部是怎么一回事的。反正如果出了问题，他只要能洗刷清楚自己就行了。
这就是它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为适应不同情况而无法细化规则因而依赖人治。
以上仅仅是减排量贸易这个《京都议定书》奉为法宝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法仅仅在减排量识别这方面将要面临的客观困难。即便不提这一机制在交易等等其他方面的麻烦，即便仅仅在识别这一方面，它还面临着极大的主观破坏，这就是做假。
在这个机制下，造假行为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是行规的一部分。在这行里面一定要牢记的一句话就是：“默认你看到的东西是假的。”假货泛滥的根本原因除了规则漏洞之外，还在于制假收益近乎无限大，成本和风险无限小。一个典型的大约20MW的水电站如果通过认证，则每年大约可产生5万吨减排量。按照目前中国政府规定的8.5欧元/吨的最低价，这些减排量可望给业主带来42.5万欧元的年收益，至少折合人民币400万元。扣除申请认证过程中可能的开支和佣金，实际能到手的最少300万元。然而同时，它所需要的近乎是零成本，不需要再在这个水电站外多建设什么东西，除了走一走关系，可能要盖几个章之外，伪造几份文件以外，没有任何投入。这些花销跟水电站上亿的投资来不过九牛一毛，所以几乎就是零成本。至于风险，项目作弊被抓之后的唯一后果就是项目本身被拒绝通过，仅此而已，没有任何其它的法律和道德责任。马克思说过，资本只要有300%的利润就敢无恶不作，更何况是这样的零风险高收益的买卖。这真是让人不由得想起次贷危机中的华尔街交易员，因为他们干的同样是零风险高收益的买卖。为什么他们如此热衷于金融衍生品交易，因为事成了可以分到大笔佣金，一旦搞垮了只需拍拍屁股就可以换家公司接着干。
这就是它所面临的第三个问题：人们不可避免的投机行为。
以上就是清洁发展机制这个看起来如此美好的理论在实际执行中所面临的３个小问题，而它们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一方面是减排量本身不实际存在因而难以确定，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各种复杂的情况而又不得不进行泛泛的规定因而留下了巨大漏洞，另一方面又面对人们的疯狂投机和作假，那它的实际执行效果就可想而知了。自2005年《议定书》正式生效以来，UNFCCC先后出台过数不清的新规定，新办法和对旧规则的修正，但没有哪一次是真正解决了问题的。因为这个机制面临的3大弱点：减排量很难确定、为适应不同情况而无法细化规则因而依赖人治、人们不可避免的投机行为都是它所采用的Cap&Trading即限额-减排量交易这种解决办法所与生俱来，根本无法克服的。这也就是把一笔慈善事业商业化之后的必然后果。
黑格尔曾有一句名言：“存在即合理。”我们现在所能发现的，不是这一如此失败的机制奄奄一息，苟延残喘。它看起来反而好像愈加兴旺发达，以至于美国今年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都曾表示打算按这个思路来办。那么这一机制虽然可能再有问题，也肯定存在某种好处。这种好处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它可以帮助发达国家逃避自己应尽的责任。
如上所述，由于减排量事实上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确定它的唯一办法是利用UNFCCC所公布的数学模型去计算，而计算得正确与否，又同样完全取决于UNFCCC的认可。就这样，UNFCCC实际上完全控制了减排量的产生与它的数量。如果它想要“减排量”多一些，只需将规则放松一些；如果它想要“减排量”少一些，那么也只需要将规则变严一点。UNFCCC可以随时满足有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要求，将水龙头拧紧一点或者是拧松一点，以便放水来对冲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它自己就是由发达国家所组成并控制的。在这方面有一个最显著的证据就是，那些减排量的购买者和最终消费者事实上根本不在乎所买到的东西是假的，甚至如有需要，他们还帮助制造者作假以便更快拿到减排量指标。
于是，我们在上面所提的那个多赢局面背后，又看到了另一个多赢局面（这也正是目前大家表面上还一团和气的原因所在）。发达国家通过以低廉的价格购买这些根本就不存在的减排量对冲了自己的减排义务，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卖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多多少少拿到了钱，这笔生意的中间人UNFCCC又可以宣传自己成功地做了多少多少贡献而继续骗取经费，从事这笔生意的中间商们也成功地靠抽取佣金填满了自己的裤袋。在这笔交易之中，减排义务实际上从发达国家肩上卸下，却没有落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而是凭空消失了。因此，大家都满意了。在这笔交易之中，每个人各取所需，其实压根就没有人上当受骗，除了那些相信全球变暖的傻瓜。这些傻瓜满以为减排量贸易产生了多少多少减排量，因此少排放了多少多少温室气体，就满以为地球已经被保护了，于是就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去了。然而他们却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减排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从未因此而减少，该排放的还是照样在排放，地球实际上压根就没有在这笔生意中被人考虑过。不过如果他们能因此而得到些许心理安慰，谁又能说他们不是受益者呢？
这就是《京都议定书》下消失的二氧化碳神话，一个过去两年来一直在发生，现在每天都在发生，将来至少还会发生到2012年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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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再深入挖掘一下，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懂得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都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坚持或选错了发展方向。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水汽。没错，如你所见，就是水的气态形式。比起二氧化碳来，水汽的温室效应是它的数倍，其作用之大，其贡献了全球温室效应的百分之七、八十。真的可以说是绝对的温室效应气体，不过水汽的减排是不可能的啦，大气中的水汽几乎百分之百（不是全部）地来自于太阳的辐射导致的地表水/冰的蒸发与植物的蒸腾。谁也不会跟阳光过不去对吧？
也算是给楼主提供一个视角。
其实，我对京都议定书这类的不是很关心，尽快开发出取代化石燃料的能源（类似热核）的进程才是我所关心的，节流是好，开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毕竟人类已经消耗了太多自然界的宝藏，坐山迟早是要吃空的。从这点上来看，京都议定书的出发点还是好的，我的想法自然是发达国家应当向热核、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应用技术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并且广泛地推广这些清洁能源的应用。而且从京都议定书的效果上来看，也确实减少火电这类项目的上马，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结构。当然，如果真的具体到每一个小的方面，任何政治手腕都不会是干净的。总的说来，从生产力变革的角度上来讲，全球变暖只是放弃化石燃料的一个借口而已。
其实，发达国家对于这个问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现在经济不好，就不愿意再支钱出来了。
于庆泰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对谈判前景表示担忧。该谈判旨在达成《京都议定书》2012年第一承诺期期满後的国际合作协议。
于庆泰在接受采访时说：“谈到哥本哈根协定谈判进程，我个人的评价是相当悲观……事态进展异常艰难，谈判成果极其有限。”
关于气候谈判的问题下一篇就会谈到。目前根据我的观察，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其实已经公开化了，前景极其极其不乐观。我老板在搞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之后，感叹地说了一句：“这其实就是个游戏啊！”如果他说的是对的，那么现在这个游戏恐怕要玩到头了。
我确实曾经看到过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是水蒸气的说法，但是找不到专家意见因此未敢采纳。感谢老虎兄的提醒。
其实我也是搞新能源发电出身的。直到今天，我也仍然相信当时人们提出这一问题的初衷是为了促进新能源的研究与发展，至少其中一部分人的确是出于这种良好的愿望，但是事情很快就变了味。如果说当初提出采用减排量交易这一机制的初衷的确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话，那么他们却是选择了一条最笨、最不切实际、最无效用的办法。这个机制在促进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所带来的麻烦相比实在太小了，它其实是彻底失败了。
现在新能源的主要问题其实不是棒杀，而是捧杀。很多人对新能源寄予了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最近Google总裁还宣称要大力发展新能源，让美国在2030年摆脱化石燃料。这种在内行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事情，居然也有人敢干。如果有一天人们发现他们已经在能源发展这个关键问题上选择错误的话，那可就有大麻烦了。
A Window on Water Vapor and Planetary Temperature
水汽对地表温度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这个不用什么专家，随便哪本有关大气科学的教材上都会有提到。这种最重要的“温室气体”被无视，有时真让人觉得十分别扭。当然，其实由于大气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而大气中的水汽含量其实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至少是不能被直接改变）。研究人类对气候的影响这一问题自然会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