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那年庐山（九） 东哥发言了。 -- 史文恭

不是看不下去忍不住的冲动。如果没有周小舟的释放的毛有认错意图的信号，他恐怕也不会写信。

我倒是同意教头的观点，彭主观上并没有为民请命的意思，但客观上他写信确实是在为民请命。

生动的语言都成了冰冷的语法和句型，原本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变成了死板板的一条条利益和结论。

史文恭在恢复历史的生动性上做了很好的尝试，为这俺也要上花给他。

权延赤曾推测，如果彭的信印发后与会者反对一片，那毛可能就会大赞彭的海瑞精神了。

结合后来毛批示下发的一批党内来信（如李云仲的信）以及毛的讲话，可以看出毛对彭信的敏感。

东哥本来就不怎么亲自管事吧，当时亲自管事的还是胡服和二代。而且在和平年代发展年代，一国之尊不管经济，和退隐二线也没有什么区别吧。

而且这个和他发言的态度也不一样， 他自己发言说是一个指头多一点，也没说是九个指头啊。

林总的日记我还是觉得诡异，老毛当时是党主席，他总不可能担心党主席的选举他得少数票吧。国家主席他已经让给胡服了，总理他也不会愿意去做吧，何况总理也不是选的。

接下去的问题可能会剧透了，如果史兄不便回答，小子便慢慢等着看史兄好文。我觉得史兄的意思还是彭总这次上书是即兴之作，背后没有什么政治目的，那后面张闻天，黄克诚的表现说不过去啊。再结合彭在高饶案中的表现来看，更感觉意味深长啊。

另外，我觉得史兄好像屡屡把九门提督和胡服分开来看，似有不妥，彭可是胡同志心腹中的心腹，直到文革之中，也是从打倒彭开始的。彭的表现应该说反映了刘系人马的动向。

我一直感觉，彭的信，实质是批评处于一线的中央执行领导的。

这也可以解释李银桥书中为什么主席要走而走不了的事情。正是因为一线领导不同意走，要求“解决彭的问题”。

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主席说“我死了，有些同志怕你造反……”（大意），还提到魏延、反骨等等。魏延实际不是反诸葛，而是在诸葛死后反诸葛的接班人啊……

还有，关于“操娘”，大家可以看看华北会议是谁主持批判彭的，恰恰是刘！！

另外，所谓一线二线，主席退居二线，是想专心研究理论问题，并不是说退二线不掌握领导权。只是一线是执行者，是直接解决问题的。

恰恰因为一线的领导以为一线是最高领导，或者企图将一线作为最高领导，才会出现主席感觉被架空说话不管事，才会有后来的一些事情。

至少我看到的史料都是毛而并非刘。是毛剥夺了周、陈主管经济的权利，自己要当“大帅”的。

其实，与其关注刘，还不如多关注“副帅”，不过限于条件，一时半会我们恐怕很难得到更多的信息了。

是秦始皇把中国第一次组织起来了，不是。另外，毛用文革把大家又搞散了，呵呵!我越来越觉得这种争论更像是玩笑。但这种玩笑却只能让大家陷入盲目的争吵，吹毛求疵，舍本逐末，言不及义，没有任何澄清事实，辨明道理的价值，所以只此回复一次，不再回复。阿弥陀佛！

但问题还是，怎么比？比什么？试问发明电灯和发明车轮（不是那个轮子啊），哪个更伟大？一个人的历史功绩能脱离他的历史局限性吗？要让唐太宗实行议会民主才能超越毛？呵呵！不辨了，我认输！我怕再扯出别的什么来。

当时的态势,彭也是能不说就不说,彭不一定认为自己适合去说;只是庐山上的情况,让他终于还是说了;周小舟算是那根促使彭说出来的稻草(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彭对毛的顾虑,彭怕毛误解,多有顾忌;此毛已非彼毛,此彭也已非彼彭,彼此顾忌,大家都变了).

彭主观上未必没有为民请命的想法,但未必是带着为民请命的目的和决心上庐山(我理解可能是史同学的观点);要不要为民请命,彭需要视庐山的情况而定,彭也观望;

大家都在捣浆糊,彭忍受不了,每个人的底线是不同的;如彭未上庐山,不在其境,或许也就过去了.

但依彭的位置/思想/性格,如果不认同毛的路线,冲突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庐山上的大规模冲突,只是不幸被毛抓了典型,[SIZE=3]杀虎儆猴[/SIZE]以巩固权力(或称"党内团结").翻历史恩怨,不过是避实就虚的斗争手段.

为什么其目的一定是针对特定的某个人?

我觉得这主席就像大公司里的董事长一样，他并不会具体管某一块业务，而是安排职业经理人负责具体的各类业务，董事长负责对经理人进行管理，当然董事长会对具体的业务提出意见，但这个意见要得到经理人的同意才会通过经理人推行下去，如果经理人不同意，董事长就会将其拿下，换一个同意的人来做经理人，从而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不会自己替代经理人去管理具体的业务领域。

建国后，毛的地位其实就类似董事长，但毛对这种状况并不是很满意，他感觉自己在经济领域的“冒进”主张得不到周陈这两个经理人的赞同和执行，于是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但保留了职位（本来打算让柯庆施来替代周当总理的，但大家不同意才没这么干），自己直接指挥各部委和地方大员们一起搞“大跃进”。结果出了问题没有经理人可以问责，领导责任就是董事长的，而大家又不能因此就开个董事会把犯了错误的董事长拿下换个新的，所以处境就很尴尬，想纠正错误就要批评错误，但一批评就批到自己头上了，只好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其实，还不如让柯庆施当总理呢，让柯庆施出面去搞，出了问题拿他当替罪羊。

至于柯为啥当不了总理呢，这就涉及到那个大多数的问题了。毛在遵义会议时曾对贺子珍讲过“看来什么事情都要个大多数啊”，我想这是意味深长的。

彭信印发后，完全反对和完全支持的都是少数，多数都认为信的主体是好的，但有些地方值得商榷。

后来随着争论的展开，左派逐步活跃起来，但一边倒的情况还是在毛讲话后。

“自己直接指挥各部委和地方大员们一起搞“大跃进”

老兄你把刘邓置于何地呢？

本来他要是在二线呆着挺好，但被大跃进的目标所激励，亲自冲到一线直接指挥，结果弄得很尴尬。

政治路线问题，团结了大多数，避免了党内分裂，保证了大家团结一致克服眼前的困难，这种作法的英明之处，大家是公认的。

而彭总这点做的不好，连周公当时都指责彭总的态度是光站在一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