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公积金拉动内需另类演绎 -- 兔象
靠基建、公用维持GDP,固然是凯恩斯主义的利剑,但在新的困难面前,功效下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庞大的公路、铁路、机场、桥梁、电站,对现时基本生活质量的提高只有间接作用而非直接作用,“要想富,先修路”,而富却是多么不容易,就如去年“增加财产性收入”之后,无数人涌进证券,倒成了“负翁”。
10年前的成功,不代表眼下直接能奏效。一、基数不一样,目前整个GDP 的总量远远超出前一个调整期,同样一个百分点的增长,需要投入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要超大;二、劳动生产率与技术升级是有效维持GDP的法宝,但不是一个口号,一笔上千亿的投入就可以立竿见影的,利益群体各异,分配体系相争,犹如中药医肾亏,得慢慢来。当然用“伟哥”也可以,整天拿上天入地、星火专利的事情来渲染,自己骗自己罢了,其实还是不行哟!最后就是消费了,消费怎么拉呢?“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好不容易有点积蓄,还全被“价值投资”给卷走了,丁点儿微薄的储蓄如何消费呢?不是我不相应,是生存逼我省啊!
拉,也得拉,不拉,也得拉!困难是弹簧,压不下去,弹得更猛。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目前的痛楚,但明年年中可能的高通胀是副作用。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应该有吧。
目前大部分人都参加住房公积金,该数据是庞大且日积月累的,虽然贷款发放支出也很大,但在严格的支出规定下,节余还是充足。譬如,搞为期一年,指定消费商家通过政府投标,面向商场,要求经营面积不小于2万平方,商品齐全,价格打折,质保齐全,个人消费记账时运用公积金开支有专项积分促销的活动。其中50%支付给商品生产商,5.5%支付给税收部门,30%归商场运营开支,剩余14.5%中,33%全额支付所得税,50%属于商场利润,最后17%专项捐赠给低保人口与灾区过冬(该部分商场年底还可以抵扣税费)。
以上设定理由:1、个人“三金”中,养老、医疗是个人生存必须且不能随意动用的,住房公积金受房产行业及个人资产状况影响,目前新支需求有限,且有大存量可盘活;2、购买住宅与购买生活用品,对个人来说都是消费;3、通过终端消费的拉动,增加贸易流通资金,盘活三角债,增加财政税收,帮扶困难人群,这样货币放大效应是3倍及以上,且对各利益群体都有积极帮助。
政府的消费也是消费啊。
明后两年4T的钱砸下去,GDP维持个8%不成问题。总体来说,中国的基础建设还是不足而不是过剩。
不过有一点一直没明白,教科书上都是讲一个国家的储蓄(投资)越高,经济增长就越迅速,为啥在中国大家都说消费比储蓄好呢?
东西卖不出去,就是经济危机了。
教科书上是完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但是贸易保护主义总是存在的。储蓄高导致生产多,消费少,就要出口。但出口不是永远一帆风顺的,不如内部消费靠得住。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 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 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 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 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 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 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 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 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 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 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 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2007年美国[MOVE]联邦政府[/MOVE]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美国州税,地产税被华丽的忽略了。其实“1993年,美国联邦以下的政府(州和地方政府)支出相当于全美GNP的13%,少于联邦政府的18.4%(国防和国际援助不包括在内)。"
而中国又用“国家财政税收”-国税来指代全部财政支出。美国政府开支占GDP比率比中国高10%以上后面那么多煽情和口水不是变为笑谈了么?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
"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304.03亿元,比2006年增加12543.83亿元,增长32.4%,完成预算的116.4%。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7738.99亿元,地方本级收入23565.04亿元。全国财政支出49565.4亿元,增加9142.67亿元,增长22.6%,完成预算的106.6%。"
http://www.gov.cn/2008lh/content_910951.htm
而且"TG做事不地道:2007年的GDP又上调了"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
但具体政策还在研究中,关键是管理,缺口可以打开,但不能太大,否则要出大问题的。公积金管理不能只顾眼前,需要有个长期稳妥的安排。
跟着喊内需不足,投资过剩。要多消费,少储蓄云云。
典型想法就是“储蓄比例过高也不好,生产就过剩了 ”
其实分析一下就清楚了,“医疗、教育、住房”三座大山是中国老百姓的痛。但解决这三座大山的方法,最起码是多建医院,学校,住宅等基础设置,之后还要购买设备,培训人员,修建其他基础设计(交通,水电,通信等等),最后还要做好分配工作。整个过程,究竟应该算是投资,还是消费?答曰投资。
投资是生产的前提条件,这个生产,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服务。比如投资了医疗设备和医生培训,就可以改善医疗服务,投资了交通设备和设备,就有更好的运输服务。所谓生产过剩,是指产生的商品服务不是社会急需的,这是投资决策错误导致的,而不是投资导致的。
目前中国的投资不是过剩而是不足,大量的基础设施尚待完善,这时候想歪招逼老百姓去多买消费品,实属舍本求末,为错误投资决策买单。
那些消费品是为出口准备的,不得已就要农民来解决了。
本科教育阶段就该知道的同口径比较原则都忘记了,是学术能力低下还是学术道德低下?我与人为善,相信是前者。
政府收支规模扩张是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何况中国政府在分税制改革前的财政规模已经下降到了非常低的范围。
看见一个数据,感觉像是能满足自己的论点,就兴高采烈地用上而不认真计较本科教育的原则,你说是学术能力低下还是学术道德低下?
要是数量很少,估计还是得拉动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