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灵魂，你不可强迫我——读《听杨绛谈往事》 -- 细脖大头鬼

明明知道现在中国私有化必然导致寡头化, 却空口白牙给人画饼: 只要公平的私有化, 就一定能够避免寡头化.

就拿这篇文章来说, 整个一大忽悠,

“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有时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

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 哪跟哪啊? 欺负大多数中国人不懂美国政治.

其他人基本上都臭了大街了,但在我接触到的年轻人里,秦晖还有相当的欺骗性.

希望这里有人有时间的话好好批驳一下他.

美国的自由主义确实属于左派，而新保守主义则一直自诩真正的自由主义。

推荐一本书。对布什影响很大的一本书，《破坏的一代——对六十年代的再思考》，有中译。此书就是以前的左翼人士最后投降给新保守主义以后写的悔过书。其中中译207页写道：“激进的左派仍然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自由主义也接受左派是政治同盟军。这正是反思之所以重要的原因。通过反思看到，坏思想往往带着‘进步’的面具。反思揭开了面纱背后的真正现实。反思还帮我们找回了旧自由主义，如今它已经变成了‘保守主义’。”

因为他们犯了精神强迫症，跟着我才是正义，否则就是我的对面。且不说这违背了自由思想的基本原则之类的大道理；他们的一次次否定把自己变得越来越纯粹的同时，切割的其实都是自己在思想上的同盟者，说白了，他们只是一个小圈子，一群吹上去的神仙。

在别人眼中，他们在演戏；而他们的眼中，充满真挚的蔑视。

这的确是一个让人快乐的场景

从这个意义上讲，秦晖先生谈不上有什么欺骗性。他也就是从事实中整理了若干论据，去套他那些事先设定好的论点。

在整理过程中，他是比较认真的，至少他知道要花精力把事实的碎片拼接，使之看上去象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所以他的文章还是比较耐看的。相比起他那些“评论家”身份的同伴，就太浮躁了。

多几个秦晖先生，也许中国现今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会更让人有好感。

不过看多了民国时期那些前辈们的故事，我也不由感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是没长进：）

所以说，这些书生从民国到现在，一点长进都没有嘛

实在不知道这些“知识分子”本行是做什么的？莫不成天天写这些虚无缥缈的主义们？

这是我从本帖文字里读出来的一点观感，叠加再叠加，真是偷懒了。

据说，早期儒学里，倒也不是把“铁肩担道义”当成君子必行之义的。只是到了后来，才越来越有些“强迫”了。

或者，钱杨二人只是认认真真构筑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就已经足够让人尊重。

钱难道不可以认为不该反吗？

我终于还是没有找到作为谢泳费尽心机要把钱锺书拉进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根据的，那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的《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在吴学昭书中，此材料对“反动教授钱锺书”的指控如下：

抄完这种黑材料，让人大冒冷汗，这哪里是钱锺书啊，根据这个材料反应的问题，钱锺书在那个时代就是“储安平+林昭+顾准+谢韬”啊。于是，谢泳为了再塑造个林昭一样的反共榜样，胡生拉硬拽地写出《钱锺书的内心世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四个著名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言论》、《钱锺书的直言的一面》《钱锺书与清华“间谍案”》等五篇文章，利用文革时期的黑材料为自己帮腔造势。刻意要把钱锺书打造成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挖掘“钱锺书的内心世界”、“钱锺书的直言的一面”。

不过问题出在：杨先生还活着，她也写过小说，而且写得比你好。

现在中国舆论界的问题是，反思历史问题，固然有着糟糕的言论的禁区，但是开放的部分，有一种隐形的政治正确控制着我们的思想。有些问题只有一种谈论方式是顺畅和和谐的，是能超越网络，走向比较开明的纸面媒体。那就是一种义正辞严的反思的论调，反思当然不错，关键是反思不能成为禁止别人说话的借口，不能成为强迫别人说话的标高，更不能成为“代表”别人说话的依据。反思不管是多离谱和多激烈，都被披上正义的袈裟；只要稍不同意你的意见，表现出另一种离谱和激烈，好了，“文革余孽”、“文革语言”、“你愿意回到文革时代吗？”这样的口号就一哄而上。

首先就是，有些被树立起来的别扭的自由主义反专制的名人的高大形象是不能碰的。有几个例子我简要谈谈。

一个是陈寅恪。这是大家非常敬仰的学术大家，钱锺书对他的文章和学术方法似乎很不以为然，但这是学术家之间的拌嘴，我们暂且不论。陈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写的评语“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我们这个再熟悉不过的话语。自从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20年》之后，谁不提它，人格上都要矮上三千米的。不过，虽然我实在不懂史学，但还是觉得这个标尺被无谓地滥用了，很多人引用的时候到底是说这位学术巨擘、前清旧臣王国维在什么方面独立和自由，很有点糊涂账的味道。说得通的是学术精神，这是没有问题的，不通此处，难为学术。如果说从八十年代的激进走向九十年代的保守的文化中国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学术独立意识的提升。

1958年与台湾国民政府发生激烈矛盾的余英时在哈佛读到了《论再生缘》，从此开始了他对陈寅恪“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最高的原则”（余英时语）情通民国、反对极权、隐微抒怀的解读。1982年在《中国时报》、《明报月刊》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引来与冯衣北（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白门柳》的作者刘斯奋化名）的一场论战，后成书《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后来传出冯文是胡乔木的授意的“奉命之作”，虽无证据，但从此陈寅恪的独行抗北的形象算是固定下来。大量文章一个思路，一切以陈寅恪对共产党政府的态度为标准，独立就是反共，反共就是独立，伟丈夫与众宵小，高下立判。

问题是陈的诗文是否被过度解读了,谁还去问？问题是王国维的那个学术独立的论述逻辑哪里去了？只见到网上有人这样说道：

外链出处

在官言官，在学言学。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写道：“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从这方面说，钱锺书先生并不逊色多少，他从没在学问上做什么官样文章，写的都是自己能写的，想写的。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你这样解释也罢，那样解释也罢，你给也罢，不给也罢，“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无损天地，气死太监，良有以也。

强迫别人说话的例子很好找，大家都知道的，就是余杰的那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已经成为固定句式。百度了一下得13,600篇，见到《中国电网，你为什么不忏悔》，《中国足球，你为什么不忏悔》余杰应该很欣慰，见到《洪七公，你为什么不忏悔》本人深感困惑，不过见到一篇《灌水者，你为什么不忏悔？》《大头，你为什么不忏悔》本人深表惭愧。

我向来不同情余老师，不过，我对反余派的执著着实有点觉得有趣。有一次夏天在中午放学的时间经过北大东门，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车流挤得人头晕脑胀，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人身着白衬衣，逆向而行，到处分发一沓沓的材料，很是扎眼。我本来觉得应该是广告，但是老人家一付知识分子的面孔，实在不像干这个的，也抵挡不住他两颊热汗和热烈的眼神，接了一份。好家伙，正是血泪控诉余秋雨的文章，某年某月余写了什么，在哪个写作组，非常详细具体。我当时第一次对缺乏行动的余杰产生了极端的鄙视，我非常想写一篇文章，叫《余杰，你为什么不去刺杀余秋雨？》。

后一个是libertarian。把英文拼写出来，好过捣浆糊。

我就是自由主义者，但是不说是哪一种，哈哈。

另一个例子，是与张爱玲有关。2007年《色·戒》使“张爱玲热”达到最高潮，希望我们能够有段时间忘掉这个女人。

2005年抗战胜利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脾气比较大的文人兼编辑何满子看到上海一个大学就在此时要开“张爱玲国际研讨会”，因此写了一篇《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张爱玲热”》，在此文中大发脾气：“在敌伪圈子里，她和胡兰成自然是一对才子才女，但在浴血抗日的人民和呻吟于敌伪凌虐下的百姓眼里，这两人分明是一对狗男女！”做了几十年编辑，在杂文散文圈子里面还比较有名的何满子的此文竟然无处发表。06年终于在《文学自由谈》发了，改名为《这不是反了么？》外链出处，脾气就更大了。反驳的文章马上就来，邵建发了篇《警惕我们的“话语暴力”》，引用胡适的话说：“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据一位语言学家统计，英文里大概有125种骂人“撒谎”而不明说这个词的方式，比如丘吉尔的方法：“guilty of terminological inexactitude”。我想中文里面表达“狗男女”这个意思的方法也只会多不会少。到此我基本上站在邵建一边，批评别人的文风总没啥错，再说我很为胡适高兴：他准确地寓言了自己在大陆的徒子徒孙的真面目。——你如果挨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话，吸烟是几乎不需要火机和火柴的，你只要高喊一声“文革！”“共产党！”然后把烟卷凑到他们脸上，“腾”的一声，烟就着了。

但文章还直接非常方便地向前追溯：“从题目到行文，从语词到语气，一种久违的感觉，那么挥之不去。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你用一套什么样的语词说话，直接表示你拥有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同时也显示你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文化熏陶。何先生的文章，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承传。它在四十年前达到极盛，但这个极盛又远源于四十年以前，亦不绝于四十年以后。这就值得我们注意了。因此，我面对或反对的不是何先生一篇文章，而是面对和反对一个百年来‘话语暴力’的历史脉络。”

这我就非常反感了。台湾没经历文革吧，我没见绿民什么时候克制过自己的“话语暴力”啊？如果没经历过文革的绿民现在搞的就是文革的话，那他们近百年的历史传承从哪里来？从日本人那里来？把任何自己看不顺眼的东西都追溯到文革，进而追溯到五四，这如果不是懒惰的话，是不是一种强迫症？还是想用文革这一个话语由头把中国人的嘴堵它一百年？

似乎我也应该降点火气了，否则我都快成反中式自由主义的打火机了。讲一个这个书里面有趣的轶事吧。

杨绛和钱锺书是1932年3月在清华由同学引介认识的。当时两人已经被盛传心有所属，而他们互相又显然很点一见倾心的意思。这个花边让此稍嫌平铺琐细的传记顿时趣味横生。老爷子钱基博似乎看中了门第相当耀眼的文化名人、书画大家叶恭绰的女儿，“新月派”学者和外交家、曾任民国外交部长的叶公超的从妹，叶崇范；而杨绛在书中不断提及费孝通对她追得甚紧，此时已经被全世界宣扬她是自己的女朋友了。虽然这位叶崇范被描述为暴饮暴食、能吃三十客冰激凌的时髦大小姐，但钱锺书对叶家千金什么态度却不很明朗，不过本书最滑稽的地方是杨绛毫不留情地对费老的揭发，费老几乎被描写成了一个从少年到老年一生都对杨先生垂涎三尺、虎视眈眈的痴情种子。形势那是相当严峻。

果然，钱锺书主动开始投书传情，不久又相约在清华工字厅见面，各自把自己的状况解释了一个一清二楚，他们甚至还第一次开始互相推荐读书了。钱老读书广博，据说同学让他推荐清华图书室里的英文色情小说，他在纸片上随意一写就是几十本。不过这第一次给杨先生推荐自然是很谨慎，也显得很有品味。他推荐的是法国哲学家伯格森的名著《时间与自由意志》。作为提倡生命哲学的哲学家柏格森文章之美有目共睹的，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钱锺书曾写文章大加赞赏。不光文章美，此书还很有点深意，柏氏哲学非理性哲学的哲学认为生命的时间是一种内在的“绵延”，而世界的本体则是“生命的冲动”。这个时刻，钱先生的爱肯定是在冲动中不断向前绵延的，这书推荐的是恰到好处，真真出手不凡。比较另类的是杨先生为钱先生的失眠症推荐的一本：Outwitting Our Nerves。

我特意查了一下，大跌眼镜。此书全名为：Outwitting Our Nerves: A Premier of Psychotherapy。正好网上可以找到，读了一下差点吐血。这是一本1921年出版的相当恶俗的的心理治疗的入门书。此书胡乱套用了正流行的弗洛伊德、荣格等等理论，把胃疼、妇女病、失眠、便秘等等装进神经性疾病治疗的口袋里面，一顿胡吹，比如对付失眠的要诀之一是别去想它，而所有神经疾病的病人最好投入到奉献社会的事业中去，达到“升华”（sublimation），此病即有望烟消云散。杨绛的含蓄体贴我们倒是体会到了，不过读着对钱先生的身体是别添了一份担心啊。

不过，全书第一二句话却也很有点值得“过度解读”的地方。 为了说明自己心理疗法的作用，作者虚拟了一个在别的地方患者失望地被打发走的场景，医生说道：“Your trouble is nervous.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cut out and there is nothing we can give medicine for.”

这不明摆着吗？焦虑失眠的钱锺书自然是无他药可救的，唯一的神药就站在他的面前。

那年钱锺书22岁，杨绛21岁。

• 呵呵,你不可强迫史MM的灵魂!

我只有初步的印象，能不能挖个坑详细介绍一下啊。俺先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