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嘉木读诗--甘棠 -- 南方有嘉木
《甘棠》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召伯名叫姬奭，一看姓就知道是周朝的纯种皇族了，不过呢他没有架子，喜欢下乡体察民情，三不五时地跑到地方上，在村口的甘棠树下坐着和老百姓唠嗑，并决断家长里短等纠纷。应该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首创者。
老百姓喜欢他，怀念他，因此恨不得把荫庇过他的甘棠树都供起来。这棵树从此不能砍，不能伐，连根小树枝都不能折断，否则，咔嚓。当然，估计当时的老百姓也不想咔嚓的，但是后世对个人崇拜的发展，就是对伟人所涉及的任何物事稍有不敬，立即咔嚓。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见得太多了，所以我觉得《甘棠》不是好诗，一个人再好，也不用歌功颂德成这样，也不用延及外物。
检索看到的：从古至今，只有蓝菊荪的《诗经国风今译》认为《甘棠》是讽刺召伯之作，我觉得他说得对。我读《甘棠》第一反应就是想起了婺源江湾村里的那条板凳，当年江泽民访祖，坐在那条板凳上，也许喝了杯茶，很和蔼地和江湾老百姓唠了唠嗑，总之，那条板凳给伟大领袖坐过了，于是它不再是普通的板凳，它成了一条可以赚钱的板凳。寻常老百姓是再也不能坐了，坐一下得交一元钱，坐一下照一张像得再交一元钱。这就是《甘棠》真实的意思，作者实在不好直接说破，道路以目的紧张气氛估计也不仅仅是末世才有，所以采用了这样的曲笔。如果是这样的话，《甘棠》则还是有点意义的。
设想一下，这个事件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召伯来了，做了好事，召伯走了，挥挥手没有留下一片云彩，老百姓想有个纪念物，于是就跑到甘棠树下折个树枝，捡几片叶子放在家里。这个人之常情是不是？也许村里的某个机构在这里看出了商机，他们籍保护大树尊敬召伯的名义，设置了不能砍折或特殊情况下予以砍折的规则。于是这个机构就获得了审批权、收费权以及惩罚权，而且还那么地冠冕堂皇。
可惜，正统的对《甘棠》的理解都是说要感恩而惠及其他，嘉木认为该种思想之发展助长了某些特殊团体的道德优越感或贵族意识：树犹如此，况且子孙？举个例子，
《世说新语》载，“桓玄欲以谢太傅宅为营，谢混曰：「召伯之仁，犹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亩之宅？」玄惭而止。”先不论“为营”之事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桓玄的惭愧恰恰说明甘棠思想之遗毒正是主流。不过这则笔记也说明中国官员的道德其实是和利益挂钩，标榜道德的高尚能够作为维护经济利益的理由，并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赞颂。在这样的哲学观念之下，无法推行以可测度的标准作为考量政绩及报酬的机制，便非常自然了。
若要我说，召伯等有才能，就升他官，多给他工资；村口的甘棠树，还是留给大家使用好了，小孩子想爬到树上去折根树枝来打架也没有关系，甘棠哪里就是召伯呢？
好友读后附记：
说起来，在江湾是我表舅家的房子最漂亮，从江湾小学出来，江泽民就去了我表舅家，据说当时行程里面并没有安排，是他自己走进去的。 这以后，表舅家就成了旅游景点。客厅的大桌子，就成了众官员照相的地方。一般是领导坐江泽民坐过的地方，财务坐财政部长坐过的地方，出纳坐央行行长坐过的地方。。。 当时表舅家一男一女被他抱了，后来就被送到弋阳去读书，学杂费都免了。更恐怖的是，江湾登记了人头，财政专门按人头拨款补贴。 这些也都还好，最要命的是江湾修建了一个萧江祠堂，弄得很有历史的那种。其实婺源主要的历史不在江湾。
另注：
马锡五审批方式是指在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民事诉讼模式。其主要特征是：1、非形式主义的常识化运作；2、与其他社会规范相配合的个别主义的解纷方式；3、人格化的家长式的法官。外链出处
主帖要讲的意思不错，但为了借古讽今，有点曲解原诗了。
人是有感情的---比如崇敬，比如亲情，比如朦朦胧胧的恋情。
而感情是需要寄托的，要一个与感情对象有联系的物来寄托感情---比如文化名人的故居，比如亲人的遗物，比如心上人使过的家什----如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那个摔破的碗，补的价比买个新碗贵多了，但我姥姥还是让补锅匠给补了-----给我的闺女留个念想。
同样地，对于施惠于民的政治人物，人们也有一种自然的感恩之情，也会为这种感情寻找一种寄托---
比如召伯的甘棠。
召伯进了村，不见得没进过一间屋，没用过一个东西，这些并没有被用来纪念召伯而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一棵树，恰是很合分寸的，保留并精心照料这棵树，并不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什么麻烦。
时至今日，左公柳和林公井仍是甘棠精神的象征。
表面上略有不同，柳和井是二公的功业，而甘棠只是召伯办公地点，
但实质是一致的，是一种寄托。
这一点，看看全国各处遍布的各种 读书处， 吟诗处
就明白了。
嘉木自己也觉得在以现代小女子之阴暗心理度先民素朴之腹，读该诗有失君子之风。
其实大人也能看出来，嘉木不反对以物寄情，嘉木担心的是情理不分，情法不辨，坏了纲纪。
唉，还是之前说的，现在嘉木读诗读的还是有我之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读诗是诗的境界。
缺什么,补什么.
我们这个民族不缺那个.
总觉得这诗经是先民坦坦荡荡，直抒胸臆的作品。
这样来解读，未免……
我们不缺什么？
是不缺对身居高位者的谄媚，还是不缺对
还是对政治人物恰如其分的评价？
如果说前者，我没有异议，但正因为如此，则后者更加可贵，将前者与后者区别开来，就更加重要。
万民伞，德政碑，都可以很廉价，一如欢迎李书记的大场面。
但廉价并非必然，我们同样有很可贵的东西：
如献给总理的花圈，赵老给陈老总的挽诗：直声满天下，如齐越在录制焦裕禄通讯时的泣不成声。
廉价还是可贵，在于那感情的成色，而检验者是无私的时间。一切赝品都将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大浪淘尽，剩下的则是真金。
说白了，这些真金，在时光流逝之后，已经不再是献给那些具体人物，而是献给他们所拥有过所呈现过的品质。如总理的大爱，陈老总的直，焦裕禄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召伯的亲民。
我们不缺鱼目，但若因此把珍珠也抛弃，那就过了。
要表达嘉木想表达的东西，有足够多的东西可以引用，
而诗经是中国文化的原典，对之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是不足为法的。
看大人认真地讨论，嘉木心里很感动。大家有想法，一起讨论辨析绝对有利于诗经“活”在当下。
实际上我们讨论的问题有三层，
第一层是因嘉木的引申而来的，就是以物寄情和籍物献媚的区别。
这个问题其实简单，说到底我们都没异议：麻籽大人显然不反对发自内心的以物寄情，读大人之诗亦知其人；籍物献媚乃至情法不分，则是我们都反对的。
第二层是《甘棠》本义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不是很大。我相信还是赞同心存感恩而养敦厚为《甘棠》本义的多。
该诗本意是教人怀恩还是讽刺召伯？嘉木写读诗感受的时候（一年前了），以为是讽刺，尽管发帖的时候已觉不妥，但为求真（嘉木写读诗系列，对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定写自己真实的感想和引发，如无感想，不如不写），所以没做改动就发了。
对该诗本义的探讨，可以参考前人的很多著述。嘉木来美，仅携一卷王力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读诗基本Google， 所以这方面嘉木是没多少发言权了。
不过嘉木承认自己主帖曲解《甘棠》。嘉木之所以由讽刺说转为感恩说，倒不是嘉木认为先民就一定素朴，而无机心，而是因为《诗经》所载之诗乃是经由孔老师遴选用于使人温柔敦厚的“诗教”，如果是讽刺说，且用这样含蓄的反讽，显然和孔老师编书的目的相违背。我读《诗经》，慢慢觉得孔老师选诗重其真，俗语入诗都无碍，要的是思无邪。从这个角度出发，嘉木承认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
第三层是如何读诗的问题
真正导致讨论和分歧的是这个问题。嘉木以为也许读诗有三个境界：
有我之境的读诗：读诗人所生之感发，受读诗人自身思想/经历/性别/情事的影响或局限。嘉木现在就是如此，读诗常离本事和本义，尽情地发现代小女子之感慨。我想这才是重训诂的丁坎大人看得挠头忍不住用机会主义的棒子让嘉木清醒一下的地方。
无我之境的读诗，读诗是诗，感发不偏不倚，生温柔敦厚之情与古人相和。到此境界，一来需要天性纯良，二来需要世事和时光的打磨。
无诗之境的读诗。这个说起来有点玄，其实就是读诗无所由语言，唯心中所感浩浩然，与天地同慨：或心中喜乐平和，或念天地苍然，或恨不能登台一哭，语言在此时反而成了束缚。
现在的问题是有我之境的读诗是否可取？各个读诗人是否可以离开诗之本义而生感慨或生讽喻或用于日常？嘉木以为是可以的，比如前面说过的郑玄家事，大家皆以为妙事，而不以为不妥。
孔老师自己也有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各位大人就当嘉木读《甘棠》“怨”了一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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