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响应温相－－77抗倭大礼包 -- 话龙点今

日本是一个奴性极重的国家，典型的欺软怕硬豺狼本色！

中国施以大国礼仪，领导人大谈特谈中日传统友谊，这些倭贼反而天天叫嚣，改教材，拜神社，频频口出狂言！

美国对他扔原子弹，美国大兵在日本领土上胡作非为，而他们却敬若神灵，染黄毛，学语言，脱亚入欧媚美！

中日必有一战！

或是阻止我统一大业时，在台湾问题上开战。

又或者在各自发展经济时，中日资源争夺战。

最理想的是，中国足够强大时，收复领土战。

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世界格局必定要随着各国国力的此消彼涨重新洗牌。

中国目前的任务是经济建设，科技强军，增大自身对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威慑力。

在77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转贴一些新旧文章给大家，不忘国耻，奋发图强！！！

近来有一怪事，凡提抵制日货的，常被人指为“不理性”和“仇恨冲动”，又

有高人抬出国际经济秩序，互相依存互惠互利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似乎不抵

制日货才是“理性”。本文稍作论述，大家看事实用逻辑，谁理性谁不理性？

第一、国家安全

记得史上中国对日本动粗，唯一的一次是成吉思汗的时候，渡海不成作罢。日

本骚扰西边大邻居的时候，就多了去了。从丰臣秀吉，田中义一到东条英机，

从倭寇到关东军，从甲午海战到９１８，但凡日本国力稍强的时候，总不忘到

中国来烧杀抢掠一番。

中国强而日本弱，实是中日和平的先决条件。

买日货就是支援日本经济，帮这个本性不良的岛国增强实力，中日一旦开战，

日本汽车厂马上改产军车坦克，电子厂改产军用通信器材。而中国消费者日积

月累送上的利润，则成为军费开支，购买枪弹－－今天买一辆车一台电视的钱，

哪一天许会间接送了亲朋好友的命！

第二、日本不懂“互惠互利”（cooperative game）

历史上，中日之间的交往，到上世纪前半叶止，纯是中国单方面的惠予，日本

单方面的受益。中国从日本输入了什么？除了日货，就是几个西文译词，如干

部，制度，和半通不通的一点东洋味的西洋文化，这一点东洋夹生饭的代价，

却是全面的侵略战争！

日本经济起飞之后，自我吹嘘亚洲的经济是“雁行结构”，以老大自居，得意

了一阵。东南亚经济危机一起，这只头雁哪里去了？脖子一缩，不当头雁了，

反是跟小雁们比着贬值本国货币。倒是中国大度，硬扛着人民币。日本从来没

学会“互惠互利”这个词，主张不抵制日货的“理性”人士，反要中国体谅日

本，“互惠互利”，岂不好笑？

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夥伴不错。查２０００年中日贸易总额８３２亿美元，

占到中国当年进出口总量４０７５美元的２０％以上。对比日本对中国的投资，

这里有一组数据：２０００年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合同／实际金额为３６／３２

亿美元，当年中国利用外资的合同／实际金额为３８６／２８１亿美元。截止

２０００底，日本对华投资的合同／实际总金额为６４２／４２１亿美元，而

中国引进外资合同／实际总额为８０７６／４２９７亿美元。简单算一下百分

比，就知道日本对中国的投资和中日贸易的比例极不相称－－简言之，日本人

只要中国市场，只想赚中国人的钱，却不想回馈，不愿为本地经济作贡献。这

是互惠互利还是自私自利呢？

更为可笑的是，日本某些媒体把“产业空心化”和“中国威胁”联系起来，一

些媒体在报道中日贸易状况时，故意夸大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和中国产品对日出

口的实情。给人一个印象是“日本大量对华投资，结果中国产品威胁了日本经

济增长”。实际上中日相互出口大体持平，而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发表的投资白

皮书，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１９９６年起连年下跌。直到２０００年方出

现增长，但投资总额不到１０亿美元，在中国吸收外资总额中比例很小。多年

来，日本对外投资的主要地区不是中国，也不是东南亚，而是欧美。１９９９

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８０％在欧美地区。

日元贷款，是“受气”贷款。本是中日就战争赔偿的一种妥协，不仅多为有偿，

且数量远不及当年估算的战争赔偿，还被日本国会动辄以人权等问题相胁－－

以鬼子当年的作为，日本民族有什么资格谈论人权？

第三、日本一直在抵制世界货包括中国货。

这里要讲的，不是国家行为的贸易保护，虽然这跟民间抵制行为（本文所倡导

的）效果类似。西方国家谈论日本的贸易保护的时候，最没有办法的是“无形”

的壁垒：日本人不爱买外国货－－想请问反对抵制日货的“理性”人士，如何

看待这一个事实呢？

第四、抵制日货的可行性分析。

２０００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共计３２７４４亿日元），按大项分类：

机电产品，约１５０００亿日元

化工产品，约４３００亿日元

金属制品，约３５２０亿日元

纺织制品，约３１９０亿日元

精密机械，约１３２０亿日元

运输设备，约１２７０亿日元

其他产品，约３７５０亿日元

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不计，其中机电产品（包括家电，个人通信产品等）和运输

设备（包括汽车等）是大头，也是日本企业的强项。考虑到走私等其他途径，

实际进口额应更高。

家电和个人通信成品，除少数高档品外，要么中国已量产（电视空调等，某些

核心设备需进口），要么日本货不及欧美甚至南韩台湾新加坡（比如手机和一

些半导体芯片，计算机插卡母板等）。日货的拥趸们“侥幸”能买到的，很可

能是在马来西亚等地组装的。总而言之，都有性能价格比相当好的替换品牌，

抵制日货对消费者毫无损失。

汽车工业，日本领先世界，不过欧美厂家紧随其后。从各方面考虑，汽车产品

要占领中国市场，必须本地组装。日本汽车厂家因目光短浅（或者不愿转让技

术，尤其是给中国），起步已经落后，按日本对外投资的策略判断，相当长时

间内还会落后下去－－这个不算抵制，是日本厂家不来。大葱和汽车之战后，

日本车厂真觉悟了吗？怀疑。

汽车业正经历概念换型阶段（比如环保和节能），售后服务也极其重要。日本

车厂不要中国市场，对抵制日货的大局有利。其实欧美车完全能跟日车一拼－

－欧洲车质量比日本车好（贵一点），美国车质量差一点（差得有限）但价格

便宜。日本车在美国的市场，亚洲移民功不可没。不过在美国开车，还是缸多

力大比较爽，仔细比较美国６缸车和日本４缸车的油耗，两者的差别（不那么

大吧）会让你大吃一惊。

另，日本厂家习惯低估中国市场消费力（或者根本上蔑视中国人？），把中国

市场看作第二等，一流产品销欧美，二流产品才销中国。对中国的售后服务也

马马虎虎，家电和汽车的售后服务纠纷，听说过的不计其数了，而在欧美，这

是日本产品的王牌－－哪位真喜欢受鬼子的气，那也没办法。

日本以工艺而不是新技术立国，对日本大品牌大厂家的打击，实际上是对日本

经济的直接打击。日本和中国，只有一强一弱，才能相安无事，诸位希望谁强

谁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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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3-07-06 13:03:42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日本关税平均水平很低，２０００年为２．１％，与主要发达国家持平，但是对某些产品仍然征收过高的关税或实施一些不合理的关税措施。 １、高关税 随着日本对大米、盐进口实行关税化，两种产品出现过渡性关税高峰问题。１９９９年４月１日起，日本对大米进口实行关税化，将关税定为３５１．１７日元／公斤（相当于近４００％的税率），此后每年下调２．５％。这一超额关税使进口大米完全丧失优势，事实上无法进入日本市场。２００１年，日本财务省宣布对进口食用盐及工业用盐征收高关税。其中，中国精盐被课以３５％至５０％的高关税。 ２、关税升级 日本对部分产品依加工深度按关税升级原则设定了相应的关税。但部分产品的原材料和半成品或制成品的税率差过大，有的甚至高达３０％至４０％，削弱了中国相关半成品或制成品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 此问题在农水产品及食品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工业产品领域中纺织品关税升级较为明显。 ３、关税配额 日本关税配额的分配采取“事前分配方式”。日本关税配额管理程序复杂，其透明度有待提高。例如，日方以经验不足为由拖延公布配额分配结果，影响了贸易的正常开展，而且日方仅公布获得配额的企业名单，并不标明各企业获得配额数量，配额申请人无法通过横向比较评估分配结果的公正性。另外，配额外税率设置过高。 ４、从价关税／从量关税 由于日本实施从价、从量税并用（选择税或复合税）的情况广泛存在，增加了关税计征的复杂性，给企业造成一定困难。另外，日本实施的从量税如果换算成从价税，往往税率较高。 二??进口限制 日本的进口许可制度规定虽未明显不符合ＷＴＯ规则，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阻碍贸易的做法。如在中日丝绸贸易中，日方以进口商能力有限为由，每年均不足额发放配额。 另外，日本大米招标中存在国别歧视。 （三）通关环节壁垒 中国企业反映，在向日本出口鲜活产品的过程中，自货物到港至通关完毕的时间拖延较长，货物装运不够便捷。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 １、中药 多年来，日本的技术性壁垒一直制约着中国中药对日出口规模的扩大。 中国对日出口的不少中药都因其药物成分不属于日本承认的药品类，而只能作保健食品销售。同时，有些在中国属于保健食品的产品，却被日本认定为药品，不得不受日本关于药品进口和销售管理制度的限制。 对于获得认可的药品，日本《药事法》又将其分为“一般用药品”和“医疗用药品”两类。 “一般用药品”只能在普通药店销售，消费者可以自由购买，但购药费用不在医疗保险承担范围内，其所占市场份额约为１０％。“医疗用药品”即只能在医院销售的处方药，其购药费用在医疗保险承担范围内，市场份额高达９０％。目前，中国出口至日本的中成药中没有一种被列为“医疗用药品”，因而大大影响了中国中药在日本市场的规模。 ２、塑料玩具 日本规定自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起，日本市场上销售的玩具不得使用含邻苯二甲酸乙基已基脂（ＤＥＨＰ）的聚氯乙烯材料，其中以乳幼儿口部接触为主要用途的玩具不得使用含邻苯二甲酸二异壬脂（ＤＩＮＰ）的聚氯乙烯。事实上，欧美有关实验结果并未表明这两类物质对人类有危害性，因而日方的有关禁令欠缺充分的科学依据。日方规定的“以口部接触为主要性质”的玩具范围比欧盟有关规定中“用于吮吸”的玩具范围要广得多，且“乳幼儿”所指年龄范围“６岁以下”也比欧盟所规定的“３岁以下”要大。 （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日本是农产品市场保护最多、农产品问题政治化倾向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本经常利用不合理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阻碍或限制农产品和食品的进口。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二大农产品和食品供应国，相关产品对日本出口频频受阻。 日本卫生与植物卫生检验检疫体制十分复杂。外国农产品要进入日本市场，至少要经过厚生省各地检疫所的进口检查和各地方自治体保健所的检查。 在日本检验检疫体制及实践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 １、部分标准不合理 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的农药残留标准（ＭＲＬｓ）比世界平均水平严格得多。 ２、未充分尊重国际通行标准 部分食品添加剂虽已经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且被广泛应用，但因日本未将其列入获批准的食品添加物清单，含该类添加剂的产品在对日出口时依然可能受阻。 ３、植物检疫数量限制 日本自２００１年４月１日起，要求海关及机场防疫所以一年中进口量最多的２个月的检疫实绩为基准，将过去３年该检疫实绩的平均值定为今后每日检疫件数的上限。对超过该上限的检疫申请延迟至次日以后处理。该措施实行后，植物类产品特别是新鲜蔬菜进口受到抑制。中国蔬菜对日出口受到明显影响。 ４、关于植物熏蒸的规定缺乏可预见性 检疫官员自由裁量权过大，执法标准不一，一些未发现检疫害虫的货物也被要求采取熏蒸处理。另外，熏蒸处理实际上多由农水省认定的检疫团体执行，由于其处理能力有限，货主有时须等待多日，往往导致新鲜货物腐坏变质。 ５、农产品身份证 ２００２年日本开始实施牛肉身份认证制度。２００３年起在全国推行“大米身份认证制度”即凡进入日本国内市场的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不允许销售。 ６、对中国偶蹄动物热加工产品生产企业的注册要求苛刻 ７、《食品卫生法》修正案 按新修正案规定，如果进口农产品中发现含有日本未设残留标准的农药，即使该种农药残留符合国际标准且对人体无害，也无法进入日本市场。 ８、未及时澄清事实，致使媒体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误导消费者 近年来，日本媒体针对中国农产品、食品中药物残留问题，做了很多不客观或夸大的报道。中国政府已就此与日方多次交涉，但日方始终未主动、及时澄清事实，消除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疑虑。 （六）贸易救济措施 近年来，日方多次以发起保障措施调查或实施保障措施限制中国产品对日出口，其中包括毛巾保障措施调查等。日本还陆续酝酿过对鳗鱼、纺织品和自行车进行保障措施调查。 （七）出口限制措施 由于日本法律规定，只要出口商“认为”（ｋｎｏｗ）有关产品可能被用于开发和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须向日本经济产业省申请出口许可（亦称“ｋｎｏｗ”管制）。该种制度使日本出口企业面临很大压力，有时出口企业明知进口方最终用户不会将产品转于军用，但苦于无法排除“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不得不放弃出口。 日本《出口贸易管理令》对捕鱼船的管制也限制了日本造船企业对我国出口金枪鱼捕捞船等。 另外，《出口贸易管理令》规定的技术提供限制领域十分广泛，且判断需审批技术的标准尚缺乏足够透明度，导致相当部分的技术出口均须接受审批。审批过程中，政府要求企业提供大量文件，甚至涉及企业秘密资料，审批时间漫长，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给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技术转让、技术合作造成了困难。 （八）服务贸易壁垒 近年来，日本虽对服务业领域管理进行了一些改革，放宽了限制，服务贸易准入环境总体有所改善，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１、建筑与工程服务 日本的《出入境管理法》规定：禁止单纯劳务进入日本市场，只允许中标的外国建筑公司的管理、技术人员赴日。此类规定使外方难以运作和管理，只能转包给日本建筑商。由于日本劳动力成本昂贵，日本分包商报价很高，使得外国中标者成本核算严重恶化，最后只能被迫退标。 ２、运输服务 （１）外方代表或外方表决权占１／３以上的公司，在利用船舶或者航空器从事国际货物运输时，适用不同于日本人或日本法人的许可制度。在航空运输方面，外方或外方表决权占１／３以上的公司拥有的飞行器不能在日本国内注册。 （２）现行港运体制中，外国船公司只能租用码头，无权经营码头的装卸等业务，这给外国船公司的经营造成了障碍。 （３）事前协议制度。根据日本港运协会规定，船公司在新开航线、增加停靠港和更换船名时须向该协会提出申请。该协会接到申请后与中央及地方的码头工会进行“事前协议”。这导致日本港口装卸费较高，且船公司无法自由选择服务水平较高、费用相对较低的装卸公司。 （４）中资货运代理公司签发提单问题。日本对中方独资的货代公司适用对等原则，即如果中国政府不批准日本在华独资货代公司签发提单，则日本亦不同意中国独资公司签发提单。该做法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影响了中资公司在日开展多式联运业务。 ３、金融服务 日本金融检查制度在实际运用中有时也会对外资金融企业造成实质上的影响。 日本对外资银行加入日本国债托管和清算系统会员资格规定了不合理的限制，中资银行反映加入此系统需要加大中资银行对日本国债的投资。 日本政府在信托管理服务领域存在非审慎性措施，如规定投资信托管理服务必须由在日本注册的法人机构提供；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吸收的存款未纳入到日本存款保险的覆盖范围内。

　　１、对缅甸的赔款

　　缅甸在二次大战中，曾经两次成为战场，受到了巨大的损害。第一次是在中日战争中，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缅甸，成为美英援助蒋介石的中介地，中缅公路也成为“援蒋之路”。为了切断援蒋之路，日军发动了中缅公路战役，切断了中缅公路。缅甸的守军英印联军在撤退时，采用了焦土战术，将铁道、矿山、桥梁、港口等全部炸毁，对缅甸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第二次是１９４３年２月日军再次发动占领全缅甸的缅甸战役，１９４３年５月占领全缅甸。此后美英中联军开始发动对日反击战，日军在撤退时再次对可利用的铁道、矿山、桥梁、港口进行了破坏，对缅甸经济又造成了新的打击。

　　立志缅甸独立的革命家昂山，在日本组织和训练了缅甸独立义勇军，１９４３年２月参加了日军的缅甸战役，然后在日军的支持下宣布缅甸从英国独立。不过昂山在利用日本人取得独立后，开始１８０度大转弯，开始加入美英盟军的一方。美英中联军开始对日反击战后，昂山的部队转而加入反攻日军的行列。日本战败后，缅甸的昂山声称１９４３年宣布的缅甸独立有效，英国政府也承认了昂山政权，１９４８年１月缅甸联邦正式独立。

　　也是由于缅甸的独立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所以缅甸在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上，对日本持同情的态度。在菲律宾等国对日本提出巨额赔款要求时，缅甸代表坚决反对，指出应该在日本的赔偿能力范围内索取赔偿。缅甸只提出了２亿美元的赔偿，并且缅甸还提出反对美军在日本保留驻军的提案。

　　由于缅甸对日本的同情态度，使日本和缅甸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比较顺利,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两国达成了关于赔款的协议。日本赔偿缅甸战争损失２亿美元，分１０年付清。但后来由于日本对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赔款均为８亿美元，缅甸感到吃了亏，要求日本再对缅甸增补一些赔款。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于１９６３年３月再次向缅甸提供１亿５千万美元的无偿援助和３千万美元的借款，作为变相的增补赔偿。

　　２、对印度尼西亚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中东和中国的大油田尚未发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亚洲唯一的石油生产国是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１９４１年７月美国和荷兰联合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由于当时日本９８％的石油要靠从美国进口，对日本禁运石油也可以说是把日本置于了死地。当时日本的石油储备只够用１年，１年后石油用光，飞机军舰等都将成为废铁。

　　在此情况下，东条英机等军政首脑认为如果日本不对美开战，１年后石油用光就不战自败。当然日本人自己也很清楚对美开战取胜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的情况对于日本来说是“战要败，不战也要败”。在是否对美开战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一个奇妙的结论：“如果对美开战，即使不幸战败，大和民族的精神尚存，以后日本还能再次站起来。如果不战而取得屈辱的和平，大和民族的精神就将失去，日本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堕落成为三流国家”。最后日本军政首脑得出了“即使战败的可能性很大也要开战”的结论，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开始对美开宣战。

　　日军一开始就直奔产石油的印尼，试图获得石油资源。而美军的最初战场也是印尼，试图保住印尼的石油困死日本。因此印尼成为太平洋战场的重点，美日双方的激烈战斗给印尼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日本投降两天后的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７日，印尼人在获得投降日军的武器装备后，宣布脱离宗主国荷兰独立。战后宗主国荷兰返回印尼，和印尼独立武装进行了４年的战争，最后荷兰被迫承认印尼独立，印尼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正式宣布独立。

　　战后印尼政府向日本提出了高额的战争赔款，经过多次的讨价还价，１９５８年１月两国达成了关于赔款的协议。日本向印尼提供纯赔款２?２亿美元，分１２年付清，同时日本将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８年对印尼出口商品所得的１?８亿美元交付印尼；另外日本在２０年之内再向印尼提供４亿美元借款。日本对印尼的赔款共计８亿美元。

　　３、对菲律宾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菲律宾是美国的殖民地。日本对美开战以后，对驻扎菲律宾的美军发起了进攻，占领了菲律宾。日本投降后，美国允许菲律宾于１９４６年独立。独立后的菲律宾以日本在二战时对菲律宾造成了巨大人员经济损失为由，向日本提出了１００亿美元的巨额赔款。最初日本政府只同意向菲律宾提供２?５亿美元的赔款，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对菲律宾的赔款谈判成为日本赔款谈判中最艰难的谈判。

　　由于日本和菲律宾都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对赔款的问题进行了调停。在美国的调停下，双方终于在１９５６年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日本向菲律宾提供纯赔款５?５亿，分１０年付清；另外在２０年内向菲律宾提供２?５亿美元的借款。日本对菲律宾的赔款共计８亿美元。

　　然而日本的战争赔款，被当时的菲律宾马克斯总统夫妇当作私人或家族的财产私吞和挥霍掉了，真正受到战争损害的菲律宾人民并没有拿到本该赔给他们的战争赔款。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对战争赔款之意义的讽刺。

　　４、对越南、老挝、柬埔寨的赔款

　　越南、老挝、柬埔寨组成的印度支那，原是中国的保护国，１８９３年沦为法国的殖民地。１９３９年二次大战爆发后，１９４０年６月法国向德国投降作为德国的同盟国日本，向法国投降政府提出让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切断美英援蒋的道路。在德国的压力下，法国投降政府于１９４０年８月同意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日本成为印度支那的实际控制者。在战况对日本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日本军队忽然于１９４５年１月宣布打倒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府，让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独立。

　　１９４５年７月的波兹坦会议上，确认中国和英国共同占领印度支那，北１６度线作为中国和英国的占领区的分界线。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０余万中国军队进入北纬１６度线以北的印度支那。可是日本扶持起来的印度支那独立部队却反对外国军队进入印支，１９４６年７月中国和英国军队撤出印支，将印支交还给原来的宗主国法国。印支独立部队反对宗主国法国的返回，开始与法国军队展开游击站。１９５０年２月，法国被迫承认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独立。

　　由于日军进入印支三国是通过法国政府允许和平进入的，所以没有给印度支那造成较大的损害，因此赔偿额也比较少。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５９年日本份别和越南（南越）、老挝、柬埔寨三国政府达成协议，分别赔偿越南：３９００万美元；老挝：２７８万美元；柬埔寨：４１７万美元。

　　５、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赔款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英国殖民地时代统称马来亚，１９５１年９月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时，马来亚仍是英国的殖民地。所以英国在旧金山对日和会上放弃日本的赔款，也就意味着代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殖民地也放弃日本的赔款，因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独立后，在法律上已没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

　　新加坡是海外华侨聚集的地方，新加坡的华侨们在中日战争中曾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战。因此１９４２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曾大肆搜捕华侨中的抗日分子，即所谓“华侨大检证”。此外，日军在占领期间发起了强迫华侨捐款的“献金”运动，要求华侨们捐款５０００万元（英国当时发行的马来亚货币单位）。１９６２年，新加坡机场附近的建设工地中，从地下挖掘出６００多具人骨，据说这是日军占领新加坡时屠杀华侨的遗体。因此在新加坡掀起了向日本讨还“血债”的运动。

　　日本以英国已放弃赔偿为由，声称新加坡根据国际法无权再向日本索取赔款。然而新加坡方面却说：“赔款不应该仅仅考虑法律，更要考虑到道义，新加坡在道义上有权向日本追讨‘血债’”。１９６２年８月，约有１０万新加坡华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日本对血债进行赔偿。两国间关系一时间十分紧张。来新加坡方面撤回了赔偿血债的要求，但要求日本赔偿当年的５０００万元献金。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１日，两国达成了“日本国和新加坡共和国９月２１日协定”。一般的国际协定都要说明是关于什么问题的协定，之所以会有“９月２１日协定”这样奇怪名字的协定，主要是日本政府害怕提到赔偿的字样会遭到国内反对党的攻击。

　　在“９月２１日协定”中，日方同意提供５０００万元的无偿援助作为赔偿当年的强征捐款。但强征捐款是在当时的马来亚境内进行的，所以赔款应该分给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一半，最后新马两国各得到２５００万元的赔款。马来西亚本来没有向日本要求赔款，但在新加坡的斗争下，也得到了一笔“意外的收获”。

　　６、对韩国的赔款

　　韩国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无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但是韩国人提出要求日本赔偿殖民地时代的韩国人被强征的财产、有价证券等。由于战后的一段时间里日韩之间没有外交关系，１９６１年两国开始商讨关系正常化的时候，日本的赔偿问题成为了焦点问题。

　　日本提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独立时，都没有向原宗主国要求赔偿的先例。但韩国仍然要求日本进行赔偿。因为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的盟国，所以美国在此问题上进行了调停。当时韩国的经济很遭，基本上依靠美国的扶持，从二战结束到１９６１年为止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已达３１亿美元。美国为了减轻援助韩国的经济负担，开始支持韩国的对日索赔。

　　韩国最初向日本提出了８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而日本只同意赔偿５千万美元，双方在讨价还价后，最后于１９６５年达成协议，日本向韩国赔偿３亿美元，分１０年付清。另外在２０年内向韩国提供２亿美元的贷款。从１９６０年代后期韩国的经济开始起飞，１９６５年韩国的人均国民产值仅为１０５美元，低于当时中国的水平，而１９９５年猛增为１１０００美元，约为中国的１５倍。

　　７．对泰国的赔款

　　在二次大战前，亚洲只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日本和泰国。泰国之所以没有成为殖民地，是由于泰国人非常巧妙地利用各列强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强国的夹缝中求生存。后人评价亚洲三国未沦为殖民地的原因是：“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

　　在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泰国一直宣称严守中立。虽然泰国表面上中立，但实际上是亲日的。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泰国和日本签约了“日泰同盟条约”。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５日，泰国在日本之后也向美英宣战。后来日本由于战费不足，与泰国政府签订了向泰国借款的协定，作为报酬，日本将占领的英国殖民地的缅甸、马来亚的一部份割让给泰国。 1945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泰国政府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６日宣布：“泰国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５日的对美英宣战宣言无效”。这种自己否认过去三年多的战争行为，自打嘴巴式的“宣战无效”宣言，在世界史上也是绝无仅有，这也充份体现出泰国人在外交上的巧妙。幸好美国承认了泰国的“宣战无效”宣言，泰国因此没有被划入战败国。为了和日本“划清界限”，泰国政府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１日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是１９５５年泰国又开始要求日本政府归还日本在二次大战期间对泰国的借款，日方说泰国在１９４５年已经宣布废除一切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当然也包括当时日本政府和泰国签订的借款条约。而泰方则声称借款条约不在废除之列，要求日本偿还借款１３５０亿日元，日方则说当时有凭据的借款只有５４亿日元。最后双方在１９５５年８月达成协议，日本向泰国偿还借款５４亿日元，无偿经济援助９６亿日元，共１５０亿日元作为变相的战争赔款。

　作者:吴天颖

从《马关条约》谈判的一桩桩事说起

　　把历史的时钟倒拨至９９年前的一天下午――即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公元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５日）１４时３０分，在日本下关（马关）的春帆楼内，肩负清廷所派甲午之战议和全权大臣重任的李鸿章，与日方所派首相伊藤博文，正在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最后一轮谈判。当具体谈及割让台湾一事时，有以下一段对话：

　　李云：台湾官绅交涉事件纷繁，应予换约后六个月方可交割清楚――此件添入约款内。

　　伊云：我意批〔准〕约后数礼拜即派兵赴台收管！……

　　李云：交割是大事，应先立简明章程，日后照办，方免纠葛。

　　伊云：我不能延至六月之久再议交割！换约后，立即派人前往。……

　　李云：可写明“至台湾一省，俟本约批准后两国再行互议交接章程。”

　　伊云：我即派兵前往台湾！好在停战约内，台湾不在其内。……

　　李云：可俟条约批准互换后一个月内两国派员妥议交接章程。

伊云：一个月内应交接，不必议章程！……

　　李云：一月之限过促。总署与我远隔台湾，不能深知情形；最好中国派台湾巡抚与日本大员即在台湾议明交涉章程。其时换约后两国和好，何事不可互商？

　　伊云：一月足矣！

　　李云：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伊云：尚未下咽，饥甚！

　　（注：《台湾文献丛刊》第四三种《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本文引用时标点符号略有改动。）

　　　就在这次会谈两天之后（４月１７日），清廷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之一，即是“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永远让与日本”。５月９日，双方批准互换约文伊始，日本政府便下令组建“征台舰队”（注：后更名为“常备舰队”。），任命海军中将有地品之允为司令长官，在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的统一指挥下，于２４日午后６时由宇品港“向台湾岛进发”。５月２９日上午９时，舰队麇集于预定的集合地点――台湾淡水港正东洋面的钓鱼岛南约５海里处，旋即向台湾本岛登陆。６月２日上午１１时２０分至５５分，桦山资纪在三貂角外海面日舰横滨丸上，仅与清方全权委员李经方会晤３５分钟后，便于当晚９时画押盖章，宣告“台湾交接事宜完全约束”（注：以上均引自海军省《日清战史稿本?附记　台湾匪贼征讨记》，详见本书第五章第六节。）。就这样，日本迫不及待地“咽”下了包括钓鱼岛等岛屿在内的“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三十六年之后的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军国主义又开始“咽”下了我国的东三省；再过六年的７月７日，它还张开血盆大口，先后陆续“咽”下了半个中国！

　　１９９５年，是国耻《马关条约》签订、也是钓鱼岛等岛屿沦陷的“百年祭”。启开历史的尘封、回顾百年前发生在下关春帆楼那段苦涩的往事，将有助于国人正确判断：时至今日，当年“伊藤遗风”有无消声匿迹，所持强盗逻辑是否荡然无存？

　　在近代历史上，日本方面曾经先后三次打过钓鱼列屿的主意。如果说，１８８５年、１８９５年两度觊觎、窃据钓鱼列屿，主要出于作为进犯台湾跳板的军事需要；那么，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旧梦重温，则是基于染指我国东海“台湾海盆”大陆礁层丰富石油矿藏的经济原因。

　　六十年代中叶台海盆地“波斯湾”的发现

　　中、日间有关钓鱼列屿主权归属问题的发端，其源盖出于１９６６年以来台湾海盆的大陆架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石油矿藏。

　　钓鱼岛等岛屿系位于我国台湾省东北东方约１２０海里、琉球弧状列岛西南方约２３０海里、琉球先岛群岛北方约９０海里的小岛屿群：最西端为面积最大（４．３１９平方公里）的钓鱼屿，最南为南小岛、北小岛及附近的三个小礁，最北为黄尾屿，最东为赤尾屿，均为无人居住的弹丸小岛，总面积约６．３２平方公里。但是，它们却涉及约１７０，０００平方公里东海大陆架的划分。因为在地质上，钓鱼岛等岛屿处于台湾海盆之内，是我国东海海床的边缘，与台湾本岛及东海岸之间，同属一个地质单元，海深仅及２００公尺之内；而钓鱼岛等岛屿与琉球群岛之间，却横亘着深达１０００－２７１９公尺的“琉球海沟”（Ｒｙｕｋｙｕ　Ｔｒｅｎｃｈ），二者在地质上互不相干。

　　质言之，日方既不可能从琉球群岛方面主张对我国东海大陆架的权利，便须从“拥有”钓鱼岛等岛屿（日方称为“尖阁群岛”）“主权”下手，借此将其版图伸入我国东海海床，然后进而援引国际公法的“领土自然延伸原则”，最终达到分享台湾海盆权利的目的。由此可知，钓鱼岛等岛屿的主权，实为日本企图插手我国东海大陆架自然资源的关键；这些总面积不及７平方公里的蕞尔小岛，不啻是日本染指近２０万平方公里大陆架的唯一跳板。

　　早在１９６１年，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质教授埃默里（Ｓｈｅｐａｒｄ　Ｅｍｅｒｙ），同日本东海大学地质教授新野弘合作，根据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海军为反潜艇战而进行的海底研究有关资料，提出了《中国东海及南海浅水区的沉积物》（注：载《美国地质学会会刊》１９６１年第７２卷，第７３１－７６２页，转引自［美］塞利格?哈里森著：《中国近海石油资源将引起国际冲突吗？》，石油化学工业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的初步报告，暗示上述海域海床可能蕴藏着石油。

　　五年之后，他们根据中国东海大陆架周围陆地上的地质构造，参考当时苏联海洋学家有关中国北部地区的考察资料，又对新采集自大陆架的岩样、化石标本进行比较综合，于１９６７年初发表了《朝鲜海峡及中国东海的地层与石油展望》（注：载《地球物理勘探报告》１９６７年第１卷，第２４９－２６３页，转引自同上书。）一文，首次明确地提出：中国东海是“世界上石油远景最好而未经勘探的近海地区之一”，“只要对东海进行周密的地球物理和地质勘探，成功的机会看来是很好的”；预言从台湾往东北方向，经过钓鱼岛等岛屿至日本九州间，“沿大陆架外缘的一条宽阔地带，是今后最有希望找到海底油气田的地方”。稍后，美国航空地磁实测的结果，证实了上引论断的正确性。

　　１９６８年秋，为了进一步收集确凿的资料，埃默里等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ＥＣＡＦＥ）所属亚洲近海地区矿产资源勘测协调委员会（ＣＣＯＰ）的主持下，会同美国海军的海洋局，与日本、韩国、台湾等方面的专家合作，组成联合调查队，乘坐研究船亨特号（Ｒ：Ｖ，Ｆ．Ｖ．Ｈｕｎｔ），自中国黄海、东海延伸至台湾纵深，进行实地地球物理勘测，测得７４５０海里以上的连续地震剖面和相应的地磁剖面，雄辩地肯定：“台湾与日本之间的大陆架，很可能是世界上油气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洋研究所一位权威学者的估计，在台海盆地约２０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上，至少蕴藏着如整个波斯湾同样巨量的石油，最保守的估计为８００亿桶（注：黄养志等：《钓鱼岛千万丢不得》，载香港《明报月刊》１９７１年５月第６５期）。

　　超级石油矿苗吊起“饥渴的野兽”之胃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开罗宣言》、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理应将钓鱼岛等岛屿连同台湾以及其它附属岛屿归还我国；但是，日本政府却将钓鱼列屿私自交与美国，美国政府片面宣布对这些岛屿拥有“施政权”，这本来就是非法的。而日本在七十年代之始趁“索还”冲绳之机，顺手牵羊，蓄谋将钓鱼岛等岛屿一古脑儿划入“归还区域”，则是与台海盆地发现超级石油矿苗密切攸关。

　　新野弘在１９６７年初与埃默里发表合作研究报告之前，自然会将这一至关重要的信息告知日本政府；在《朝鲜海峡及中国东海的地层与石油展望》一文问世以后不久，他还独自在１９６７年９月份的《日本科学与技术》刊物上，发表了另一篇专论，强调钓鱼岛周围海域有蕴藏大量石油的可能。并向日本政府献策，建议在联合国亚经会公布中国黄海、东海及南海勘测报告之前，抢先向钓鱼岛等岛屿海域派出勘测队，以期获得更加准确的资料。

　　综上所述，我们有充分根据断定，台海盆地石油矿藏的发现日期，至晚应当定在１９６６年――这件事实关系至为重大，因为按照国际法常规，这一海域石油矿藏的发现，既然是导致中、日有关钓鱼岛等岛屿争端的关键，就必须认定，任何一方在石油发现后对上述岛屿所表现“行使主权”的任何行为，实际上均与本案无关，丝毫不能以之作为确定这些岛屿归属的法律依据。

　　然而不然。日本政府在得知新野弘的建议、获悉台海盆地可能成为第二个“波斯湾”的情报后，却一反常态，采用了有悖国际法基本准则的种种手法：

　　混水摸鱼，实地勘测。新野弘上述论文一发表，立即在日本石油财阀、官僚政客及若干学者间引起了震动。他们始而于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０日，一致推举时任“冲绳问题等恳谈会专门委员”的高冈大辅出面牵头，拼凑了一个４４人的“尖阁列岛视察团”，于７月７日清晨自石垣港出发，次晨抵钓鱼岛；除了在钓鱼岛附近海面由琉球警员鸣枪恫吓我正在作业的渔民外，毫无其它“调查成果”可言！其后，又于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４日－７月１３日、１９７０年６月４日－２０日，两次组成“关于尖阁列岛周围海域、海底地质学术调查团”，耗资近亿日元，勘测全程共达８０００海里。高冈曾经大放厥词，弦外有音地扬言：“为了精密查勘，必须扩大勘测的范围，应北起九州西部的男女列岛，南迄台湾南部的海面，且须包括澎湖列岛在内，作往返的勘测”。后来两次勘测时虽然未能完全如愿，但大部航程仍在我国东海水深２００公尺的大陆礁层海面（注：采自前引黄养志等：《日本为谋夺我钓鱼台做了些什么手脚？》）。

　　瞒天过海，炮制伪证。琉球政府１９７０年９月１７日《关于尖阁列岛的领有权》声明内称：“明治２８年（１８９５）１月１４日，阁议遂正式批准，位处八重山群岛西北的鱼钓岛〔按即指钓鱼岛〕及久场岛〔黄尾屿〕为冲绳县所辖。且于该月２１日发出指令，传达阁议决定，并密令该县知事实施建立管辖标志。”事实却是，直到７４年之后的１９６９年５月上旬，日本政府才唆使琉球石垣市政府，火速派出工程队，匆忙赶往各岛，树立“行政管辖标志”。例如，在钓鱼岛东端山坡上，便蓦然冒出了两方标牌：其一为高１公尺、宽３０公分的钢筋水泥碑，正面竖书“八重山尖阁群岛”鱼钓岛”，背面为“冲绳县石垣市字登野城二三九二番地”；其侧为较薄而宽的水磨石碑，上行自左至右横书“八重山尖阁群岛”，中间竖书“鱼钓岛”、“久场岛”、“大正岛〔按指我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氵中〕ノ北岩”、“〔氵中〕ノ南岩”、“飞濑”，下行横书“石垣市建之”。

　　此外，日本政府还以篡改地图、企图在钓鱼岛设立“气象观测站”或“永久性灯塔”等举措，露骨地宣称，“为了证明日本对‘尖阁列岛’领有权的正当性，设置气象台以造成既成事实，从政治观点看，是必要之举。”（注：参见《领有〔马癸〕て既成事〔上艹下奄〕，政府巡视船でハトロ一んき》，载《钓鱼台事件の真相》第二集，第８４页。）并把钓鱼岛等岛屿纳入“防空识别圈”，不仅要在上述海域“进行巡逻”，而且日本政府还训令其外务省，“倘中共或台湾方面一有任何异动，必须将对方好好地整治一番。”（注：见《尖阁领海的侵犯今天开始排除》，载《日本经济新闻》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５日。）他们的如意算盘，在于造成“既成事实”，以便一旦中、日两国对钓鱼岛等岛屿主权谁属一案提交国际仲裁时，即可祭起“有效控制”的法宝，超级油田唾手而得。

　　制造舆论，欺世盗宝。由上述少数财阀、政客、极右翼学者所组成的势力，为了混淆国际视听，就须首先欺骗本国人民。他们翻出军国主义时期的旧档案，将日本天皇敕令，阁议文书及若干其它文书统统挖了出来，还把甲午战后日人古贺辰四郎设在钓鱼岛鲤鱼场厂房的照片，古贺一家１９００－１９２６年间向石垣市缴税的单据和报表……等等宝贝，一概展示于众。殊不知这类玩意儿不仅不能作为日方立论的证据，反而是弄巧成拙，帮了倒忙。因为当年日本军阀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宝岛台湾，乃至朝鲜及东南亚偌大地区时，不知颁发过多少日皇敕令，有过多少御前会议记录，至于官方文书、土地权领有状、报税单据之类，更是俯拾皆是，汗牛充栋，到头来，只不过成为充满血腥、贻羞人类文明的侵略罪证。

　　日本政府还唆使当时处于美国监管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马不停蹄，相继于１９７０年８月３１日通过了《关于请求防卫尖阁列岛领土》的决议，９月１０日发布了《关于尖阁列岛的领有权和大陆架资源开发权的主张》的声明之后，９月１７日琉球政府发表了冗长的《关于尖阁列岛的领有权》声明，为处理这个问题定下了基调；嗣后几乎所有政党对“尖阁列岛”的声明以及日本政府的“官方见解”，都是上述文件、特别是琉球政府《声明》的翻版。

　　为了强化民众对“尖阁列岛”的认识和重视，他们还组成包括外务省参议官、石油资源开发社长以及政论家、学者在内的专门班子，在日本国家教育电视台（ＮＨＫ），专门安排了关于“领有权思想、领土问题的认识”的特别节目。始而狂呼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最流行的“一滴石油一滴血！”口号，继则呼吁各界，必要时应不惜动员一亿日本人，来“确保日本固有的尖阁列岛”，来“粉碎骄狂傲慢的中华意识”（注：参见１９７２年５月４日出版的ＮＨＫ教育ＴＶ教卷特集）！

　　同时，日本官方和学者为着同一目的，组成了形形色色的研究机构，诸如，外务省设置了“尖阁列岛领有纷争检讨研究机关”（注：载《每日新闻》１９７０年８月１１日第１４版有关外务省设置检讨研究机关的报道）；南方同胞援护会设立的“尖阁列岛研究会”，等等。这类机构中，规模大者，最盛时拥有教授六十名之多，所出版备忘录式的《尖阁列岛》特集为数众多，有的厚达四百余页，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

〖摘自《书摘》１９９７年第１期，本文原为《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敏雄诸教授》一书的绪论部分〗

• 【整理】钓鱼岛和东海问题的河友作品集锦

日本经济近十年回顾、国家走向和中日关系的未来

在世界格局中，中日是东亚甚至亚洲最重要的两颗棋子。两国地理上邻近，人文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过去有着长达千年的宿怨历史，未来则有可能有完全相反的命运。本文试图从回顾日本的经济出发，分析日本国家机器的过去错过的发展良机和未来的走向趋势。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危机四伏的结论，并提出了应对之策。目的是让大家了解更多有关日本的真相，并希望在口号式的习惯性思维之外，能够有更宽广、更深刻的分析视野。

近十年日本经济的衰退及原因

以泡沫经济崩溃的１９９１年为起点，日本经济已在低迷中走过了整整１２年。在这１２年中，日本一直在努力恢复经济增长。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降了又降，已经降至０.１%，到了无法再降的地步。十多次实施财政刺激政策，却只见国债包袱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就是不见经济有多大起色。一个需求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股市疲软、不良债权增多、国家债务庞大、积极财政政策招数用尽、社会保障压力日趋增大的摊子，对任何日本政治家而言都是噩梦。

日本的衰退源自泡沫经济的破灭，而后者的始作俑者是１９８５年的《普拉札协议》。美国借口缩小日本的贸易顺差，要求日元大幅度升值。强势日元的第一个后果导致日本劳动力成本急剧升高，发展中国家更买不起日本的工业设备，日本出口更加依赖美国。强势日元的第二个后果是日资的过度扩张。与此同时，美国人限制了日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投资，并迫使日本降低银行利率。火上浇油的结果是，日本将其巨额海外投资转向美国国债和房地产，顺利地接受了美国的经济泡沫（这一时期正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顶峰时期，房地产价格过度膨胀，美国的投机家纷纷抛售）。

在国内，银行利率的降低使房地产公司利用低息贷款投机，抢购有限的城市房地产，使日本的房地产价格疯狂上涨，恶化了制造业的发展环境。日本银行将大量资金投入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金融公司，投向生产领域的银行贷款急剧衰退，贷款投向的比重发生逆转。到１９９０年，生产领域的贷款比重下降为２５％，而非生产领域的贷款比重上升为３７％，形成了泡沫经济。１９９０年也是走向崩溃的转折点。以日本股市两次跌入谷底为特征，泡沫开始破灭，日本房地产市场失去了资金支持，陷入长期萧条，房地产公司纷纷倒闭。日本银行坏债越积越多，最后银行也开始倒闭，日本经济陷入不可救药的衰退。

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很多。从内部而言，日本在经济规模已经扩张为世界第二之后，仍然延续过去的政策思想和发展模式，没有注意培育自主开拓发展的能力与机制；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在高技术领域和技术集约型产品方面竞争不过美国；在传统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竞争不过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自主创新的能力不足导致新科技领域被美国独占；银行对资金流向控制不力等等。但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泡沫经济幕后操作者――美国。美国利用对日本的控制权，左右日本的金融命脉，最终成功地转嫁了自身７０－８０年代的经济危机，并打垮了自己眼中这个战略性经济对手。

钓鱼岛将是中日决战的导引，但目前不是时机（转自解放军报） 五十一年过去，中国旧创未复，而日本军国主义早已借尸还魂：武士们晃动着钢刀，中国人不寒而栗。当台湾香港民众前往钓鱼岛时，迎接他们的是日本的战舰和不许在日本领海捣乱的标牌；中国的一艘考察船去钓岛附近探了一下，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外交部的警告：未经日本政府允许不得进入日本领海。日本青年纷纷要求与中国一战。 国土再次沦陷，有血性的中国人个个悲愤填膺，恨不得现在就与倭寇拚了。然而，彻底消除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威胁是一个长远的战略问题，这一历史使命关系中国文明发展，极极不可轻率行事，否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影响中国振兴的进度。我们必须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最有效的对策。汉灭匈奴的故事告诉我们，忍耐再忍耐，积蓄力量，然后全力一击是正确的策略（见《从汉征匈奴看中日关系》一文）。 目前中国面临重重困难，假若贸然与倭一战，则中了圈套。而上上之策则是在继续高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加速海军建设，捍卫南海主权，实现海峡两岸统一或统一战线的建立，加强国防科技的研究... 忍耐十五年，形成足以威慑任何西方霸权包括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然后武力收复失地，彻底废除马关条约，清算日本反动势力及其追随者所犯下的罪行。 以下是本人对中日形势的分析。 一．钓鱼岛之争的由来与日本的战略意图 钓鱼岛的主权之争从法律上涉及到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的有效性，从国际关系上涉及中美日军事力量的对比。 甲午战争以前，日本明确承认钓鱼岛为中国领土。在甲午战败之后，被日本旅顺大屠杀吓坏了的清朝政府赔款两亿两白银的同时，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包括钓鱼岛。二战末期，操掌东亚全局的美国承诺归还日本所占中国领土，包括琉球。然而，战争一结束，美国即开始呵护日本这一老搭档，把众多一级战犯提早释放，作为与中国对抗的走卒。美国人认识到日本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民族，更由于地域的限制，不可能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所以扶植日本来遏制中国对它有利无害。美国不仅没有将琉球归还中国，而且在一九七○年错误地把钓鱼岛纳入日本管辖范围。 目前日本对钓鱼岛主权的说法，第一即根据马关条约，第二则是仗着美国的撑腰，特别是最近签署的美日保安条约，第三是其本身庞大的军力。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幕之一，仅次于南京大屠杀。这一条约是清朝在北洋水师覆没，日本陆军占领旅顺、打通往直隶的道路的惨败情势下，在刺刀的寒光中懦弱的屈膝。彻底废除这一条约，意味着日本必须否认它对所掠领土的主权要求，并且归还所掠走的财富。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一条约显然并未废除。钓鱼岛之争就是一个证明。建立在武力基础上的马关条约，也惟有用武力才能废弃。也就是，中国必须歼灭日本海军，并且以地面部队占领日本，以铁血手段令日本人畏服。 如果跟日本人谈甚么国际准则甚至人性公理，那将是毫无意义浪费时间而且是极其幼稚愚蠢的。日本唯强权而是从，为损人利己而不择手段。从暗杀张作霖，南京大屠杀，扶植伪满和汪精卫，偷袭珍珠港，到今天的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与美化侵略罪行，种种事例都说明日本人的道德里尚未包含良知二字更不知道廉耻。前些天，对钓岛之争，日之丸青年队总干事即称：「如果与别人争夺东西，惟有用武力解决」。我们有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我们必须清楚敌人的底细，否则会如同东郭先生，跟狼讲道理，不被狼当做最大的蠢才一口咬死才怪。 在日本人看来，他们掌握的真理比中国人多。因为他们多次战胜中国人、杀死中国人、拿走中国人的东西，他们不如美国人，因为美国人打得过他们、狠得过他们。日本人不是不会道歉。日本天皇到美国时即就珍珠港向美国人民深深致歉；日本人不向中国人道歉，因为他们实在不屑。俄国占了几个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日本军舰从来没敢去表示过领土要求，岛上的日本人也表现良好，从未听说过有闹独立之类的事；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日本人对美军奉若神明，当麦克阿瑟被撤职时，日本人举着＂我爱你＂的牌子在街上痛哭流涕...对于日本人的特性，我们应该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日本人基于其对美国的迷信，靠着美日保安条约，有恃无恐地向其心目中的手下败将─中国挑战，其目的在于乘中国实力尚未完全成熟，美国强大于中国之际，将中国卷入一场与美日联盟的对抗之中，从而全面打乱中国未来十五年的战略部署，阻滞中国的强大。日本认识到，在现阶段与中国一战远比十五年后一战有利。中国目前正在集中精力是加快工业化进程，希望避免一切不必要的干扰。一旦这一目标完成，美国的霸权地位至少在亚洲将荡然无存。美国将在中国强大的军事威慑下排除任何对中国本土进行攻击的念头，更不可能为日本而冒自身毁灭的危险。彼时中日的较量对日本来说将是一场没有第三者插手的公平决斗，对中国人民而言则是洗刷国耻的良机。日本目前的挑衅，可以说是它在甲午战争前引诱中国出兵朝鲜的翻版，但是他们遇到的对手已经不在是庸碌的满清皇帝，而是以汉人为主体的、拥有强大武力和远大战略眼光的中国。尤其在今天，中国人的全球战略观开始形成，中国不会落入日本设下的圈套。 日本目前的军费开支至少居于世界第三位，是中国的五倍以上。日本海军远海战力超过中国，拥有大型战舰七十多艘，包括装备宙斯盾系统、排水量为八千吨的金刚级驱逐舰（中国最大的水面舰只为五千多吨），它还有十多艘先进的潜艇，包括水滴形的春潮级。最近，日本更加速扩展海军。在空军方面，它能生产F-15战斗机，并设计生产了更优越的FSX战斗轰炸机，性能远高于中国的歼七、歼八。日本有一亿多吨的钢产量、两千万吨的造船能力、一千多万辆汽车的生产力，有六百多个从事原子能研究的单位，存有大量的钋，同时又有先进的电子技术和相当可观的火箭技术。这一切，再加上一千多万兵源，日本可以在一年内成为可怕的战争机器。中国人若不赶紧使劲，到那时，求神拜佛都来不及了。现在的日本在很多方面受美国控制，这对中国有利。中国废除马关条约的最佳时机是在美军将撤未撤的时候。中日若此时在钓岛开战，不但不能定出胜负，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使日本乘机提早大规模军事化。 对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我们不得不暂时忍耐。 二．中国未来十五年的发展方向 经济建设当然是中国最重要的任务。象中国这样一个受到帝国主义一百多年凌辱压榨、掠夺破坏的国家，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重新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中国的成功将向世界证明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然而，要证明正义终将压倒邪恶的人类精神，中国必须取代帝国主义霸权，肩负起维护世界道德标准和法律的义务。建立在种族灭绝、奴隶制、侵略掠夺等暴力手段基础上的现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道义上是完全破产了，它们靠武力建立的一切都将被无情的推翻。中国有承担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义务的道德权威和能力。中国人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使命。 在西方强权文化达到巅峰的今天，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但是乞今为止，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西方能做到而中国人不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有着优越的智力，我们的祖先曾经把西方抛后几百年。高温炼铁的技术，火药的发明，中国领先西方近千年。直到明朝，郑和两百艘战舰三万兵力七下西洋，直至印度洋、波斯湾、红海，也比哥伦布三条小船九十余人横渡大西洋早八十年。然而善意的中国人从未想过大洋之外隐伏的杀机。中国人极为细致，把瓷器、丝绸变成高超的艺术，却从未细心研究怎样使刀更锋利；中国人用火药做出各种匪夷所思的烟花炮竹，即使现在高明的科学家也不能解释那五花八门的光彩，但中国人没有用心研究制造更大杀伤力的火器；中国人甚至在宋朝即已发明火箭，但除了做过年时儿童们玩的冲天炮，没有人想用它巩固国防。火药加航海术，本是可以征服西方的两大法宝。中国人却半件也没用上，聪明人除了吟诗作赋便是附庸风雅，倒是西 方人从蒙古人那间接学会了火药，派上了用场。 中国人文弱不武的后果是悲惨的。日本人专练造刀，使戚继光的长矛不堪一削；随后，改进完善了火枪的英国人，用铅弹在百米之外打穿中国人的胸膛；而拾西方牙慧的日本人更为凶残，使中国人几乎落到被灭种的地步。教训惨痛！！ 诚然，西方文明有其灿烂，有中国必须学习的精密科学。事实上，中国人对现代科学的贡献也毫不逊色：杨振宁的规范场论即奠定现代物理的基础，现在已知的所有相互作用的规律，如弱电统一理论(SU(2)xU(1))和强相互作用的理论(SU(3)), 无不为杨氏SU(2)理论的推广，而在此之前，所有如费曼、泡利、费米、朗道等等高手的经验公式般的粒子物理完全是在黑暗中摸索。中国目前的前沿科学研究也在世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要抵抗西方强权文化和日本残忍文化的进攻，我们必须更着重于应用科学，包括国防科技的研究。中国近几十年的成就，包括核武器和运载火箭的成果为进一步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未来十五年，中国应花大力气完善和研究攻击与防御性武器。中国在年初的海峡演习期间免遭美国巡航导弹的攻击，完全得感谢从五○年代开始那些献身于国防的科技工作者，感谢组织进行这些研究开发的中国政府。为了保护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我们必须不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为了防止敌人对中国本土的攻击，我们必须从质量和数量上大幅度提高第二炮兵，增加核潜艇数量并提高潜地导弹的射程和运载力，建立一支使敌人必须三思而后行的威慑力量。在常规武力方面，应削减陆军数量而大幅度增加海空军实力。领土安全可以由第二炮兵的威慑来保证，而海军则可将我之防线推至海洋之中，同时也确保我国的海洋疆域和权益不受侵犯。海军也必须大大提高运兵能力，使中国陆军能在国门之外打一场地面战争。空军不仅要提升空中格斗力，更要加强对地面海面的攻击力和运兵力。空间技术的也应更大力度的用于国防，完善遥感技术、增加军事卫星数量，建 立一个全球预警系统极为必要。 具体来说，笔者认为中国应重点解决下列国防技术与装备问题：1） 部署多数射程两万公里的多载具的固体燃料火箭2） 加快多弹头洲际潜地导弹的装备3）研究高精度中程和洲际巡航导弹4） 研究反导弹技术，包括极大功率激光5）研究超大型运载火箭，建立空间监测网和通讯网6） 建造航空母舰... 中国军费目前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点四，远低于美国的军费比例，更何况中国的总值比美国少很多。因此，军费开支要增加。 中国的工业必须在精密机械、航空、造船、电子与微电子以及计算机软件方面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新中国建国十五年，从一个火炮都不能生产的挨打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生产汽车、坦克、喷气战斗机、潜艇、中程导弹和原子弹的国家。在今后的十五年内，中国人的成就也能同样辉煌。 三．中国未来十五年的战略 以目前中国的原油产量，现已发现的储量再过二十年即告开采完毕。而南海的石油储量为六百亿吨，够用一百年。南海的其它资源价值在一万亿美元以上，这对中国这一人口众多而陆地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来说，简直是起死回生之地。同时南海又是东亚与西亚、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交通运输的咽喉和枢纽。台湾则是中国突破太平洋第一岛链、跨入太平洋的唯一跳板，是敌人扼杀我国与我国求生的双方必争的要点。我国对上述两地都有不容置疑的主权。 然而，由于海军薄弱，我们对南海的主权没有保障，三十多个岛屿岛礁分别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侵占。其结果是中国的海域被分割，海洋资源被掠夺，光原油一项即以每年千万吨的速度流入菲律宾等国。日本军国主义一旦全面登场，必进入南海，控制通往西亚的油路。这一南进战略目标，是它过去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动机，也是它重温大东亚共荣圈美梦所必须采取的步骤。这也是目前日本加强与东南亚经贸关系的目的。 台湾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大陆处于分立状态，岛内亲日势力不可忽视。在很多问题上，从台湾都会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种是站在中华民族立场上的，另一种则是站在日本或美国的立场与中国为敌。后一种人多半是在日本殖民时期得到日本皇恩、认为自己是日本人多于中国人的。台湾的两种声音再加上两岸的分歧造成了一种混乱的局面。即使很多台湾人心里愿意和中国中央政府一道保卫钓岛主权，他们却又同时充满了疑虑。台湾真是一个棘手又急迫的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乃迅速增扩海军，提高远洋作战能力，必须在二○○五年前基本上完成对南海主权的掌握，在其广阔的海域内进行经常性的巡逻，驱逐侵占我岛礁的外国军队，保护我国在南海的资源开发。同时开始组建一支新舰队，进入日本海巡逻。东海舰队则应将其活动范围置于第一岛链之外。南海与东海舰队各应有至少一艘三万五千吨以上航空母舰。 两岸统一的问题则不能迟于二○一○年解决。 在外交方面，中国应加强与俄国的军事合作，增加互相的信赖感。韩国离日本最近，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其民众恨日之切丝毫不亚于中国人。如果能在未来的中日战争中借重俄国的力量，联合韩国，对倭寇三面围剿，必置军国主义于死地。对于美国，则晓之以害、诱之以利可矣。 四．预测 根据目前的形势分析，中日之间的决战将在二○一○左右展开，此战的导火线正是被日本侵占的钓鱼岛。随着其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急速膨胀，日本将越来越难以忍受中国日益强盛的现实，必然迫不及待地更大规模地对我挑衅，并可能以海军进入我国南海．那时，我们惟有一战．中共素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一旦开战，必然是一场有准备的考虑到外力干涉的对日全面战争。我的预测是，中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全胜，洗刷百年奇耻，收复失地，索还被掠财富，为死难同胞讨还血债。 但是，中国人必须勇敢，坚决，团结，必须努力。

甲午战争并不是中日之间的首次战争。唐高宗年间，第一次中日战争爆发，结果是“仁轨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到了明朝，侵入中国沿海倭寇被逐，侵朝日寇全军覆灭，丰臣秀吉一病而亡。但两次惨败并没有动摇日本的狼子野心，一八九四年，日本终于等到了机会，再次以倾国之力发动了第三次冲击。甲午战争的结果，日本经过上千年的前仆后继，第一次实现了吞并朝鲜的战略部署，在亚洲大陆上取得了梦寐以求的立足点；同时割占台湾，对中国形成海上包围；勒索二亿两白银，取得巨大经济收益和军费补充。日本随即开始执行蓄谋已久的侵占中国东北的计划。

早在一七九八年，本多利明就在《经世秘策》一书中提出日本应首先占领中国东北和北方的库页岛，在此二地根基打牢之后，再进军中国和美洲大陆。一八○一年，他又在《贸易论》一书中提出“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为君之道的秘密”。一八二三年，佐藤信渊首次明确提出了灭亡中国的具体战略部署。在《宇内混同秘策》中，佐藤宣称日本的目标是使“全世界悉为皇国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臣仆”，并明确指出，“当今于世界万国之中最易为皇国攻取之地莫如中国之满州”，“皇国欲开拓他国，必先以吞并中国开始”。

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世界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国已经开始具备进行全球干预的能力。有的时候，这对日本有利，比如当时的英日同盟就帮了日本的大忙。可是有的时候，这对日本就不利。一九○○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沙俄屯兵东北，并在旅顺建立了海军基地。如果让俄国人在东北站稳脚跟，那么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以此为基地从北向南进攻的计划也就胎死腹中。日本决不能允许已经苦心经营了几百年的“大陆政策”就此完结，但是摆在面前的形势是要侵占东北必须先过俄国这道关。一九○四年，日本偷袭旅顺港，挑起了日俄战争。日本朝俄国开战，归根结底是因为俄国挡了日本的路，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绊脚石。由此足可看出日本灭亡中国的决心之大，简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是为此和世界强国开战也在所不惜。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军以死伤十几万人的代价打败了俄国。为了把一门大炮拉上阵地轰击俄国司令部就死伤了几个团的兵力，旅顺前线日军司令官的儿子乃木希典因为攻不下俄军阵地而被父亲一刀劈死。日本的胜利用尸山血海换来了在东北驻扎“关东军”的特权，埋下了九一八事变的引子；并且还得到了一半库页岛，初步完成了本多利明的部署。对马大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在旗舰上升起的“皇国兴废在此一战，全体将士奋勇杀敌”的战旗更成为日本武士的座右铭。

欧洲列强在一次大战中元气大伤，再也管不了东亚的事情。特别是俄国一面要防备德国，一面又因为俄共上台而和西方对立。不复顾忌外来干预的日本在巩固了对朝鲜的统治之后便开始向东北伸手。一九三 ○年中原内战爆发，张学良率三十万东北军入关“勤王”，后防空虚。一直窥测机会的日本关东军先斩后奏，发动九一八事变，终于实现了一百零八年前就由佐藤信渊制订的计划。侵占朝鲜和东北的近四十年当中，日本坚决、果断、凶恨、残忍的执行了“大陆政策”的既定方针，不仅对于中国人如此，对于不积极侵略中国的日本人同样如此。不肯承认伪“满洲国”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在“天诛国贼”的呐喊声中被击毙；侵华不力的冈田内阁多名要员被机枪打得浑身是洞。在“ 皇军武运”的强烈刺激之下，此时的日本已经狂妄到了极点，以至于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

然而日本的侵略之所以连连得手，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蓄谋已久，而中国却浑然不觉，丝毫没有大祸临头的意识。日本的步步进逼终于开始把中国人从昏睡中惊醒过来。一九三七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关键时刻，中国政府毅然倾全国之力，向上海日军发起进攻。骄横的日本改变了原定从华北南下的作战计划，把主力部队三十万大军投入淞沪会战，结果铸成大错。对于这一步，就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战略家在日本之上”。

淞沪之战虽然以上海沦陷而告终，却把日军由北向南的攻击路线改成了由东往西。佐藤信渊在他的规划中一再强调要按照元军灭宋的路线，由北向南，先取华中要地，再以海陆夹攻致东南中国军民于无可依靠之境地。日本违反这一部署的结果是给了中国一年的时间，把原来集中在东部的人力物力撤退到西南。西南那地方，用曹操的话是“南郑之地，真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非用武之地”。中国依靠西南天险，以四川为战略纵深持久抗战的局面就此形成；再加上毛泽东推行的人民战争，使日本完全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为了供应前线，日本国内的工厂不得不削减37%的燃料消耗，轮船削减15%，汽车削减65%！巨大的战费开支和物资消耗以及中国通过西南战略公路得到的国际支持迫使日本向东南亚伸手，以获取石油等物资供应并企图切断中国的外援。然而，日本的所作所为已经使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感到了不安。一九三八年六月，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材料；一九三九年美国单方面废除了美日贸易协定；一九四一年七月，美国更联合英国荷兰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铁矿禁运，继而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金。这明白是用经济制裁掐日本的脖子。进，攻不下四川；退，摆脱不了美国的经济威胁。此时库存燃油只够六个月的日本已陷入进退无路的绝境。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以鱼死网破式的拼命三郎姿态偷袭珍珠港，挑起了自杀性的太平洋战争。这串连锁反应把日本的“大陆政策”推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一九四五年八月，随着蘑菇云在广岛和长崎升起，日本谋求霸业的第三次冲击以一败涂地而告终。

中国虽然赢得了第四次抗日战争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极其惨烈的代价。

话龙的贴子的前言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