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二十三) 小结 (半场休息) -- 史文恭
所以发现咱们所参考的资料有相当的一致性,故结论也大同小异。只不过借此机会谈谈自己的体会,请莫见怪。也许正应了苏轼那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呵呵!
78年的成果全面高于同时期印度 49年到78年发展比中国好的基础都比中国好
中国付出的代价又有多大! 难道比印度慢性死亡的代价还大吗? 难道比日本发动战争求发展的代价还大吗?
找不出来 那是不是无论是谁搞最后都会被骂得狗血喷头?
教头可以参考温相的新书《高层恩怨与习仲勋》,里面对高饶事件有比较详细的描写,披露的一些史料是比较有价值的(如高岗妻子的回忆,高岗秘书整理的高岗的检讨书,高岗警卫回忆高岗第一次自杀的经过等)。
温相关于高饶问题的解读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我感觉还是能自圆其说的。
许你光明的未来,要你约束欲望,劝你向善,信则灵。。。
我觉得在对张的事情上太祖没那么神奇:
密电事件,单独北上,向徐大将借钱...
要不是碰上张浩从苏联回来带来一纸圣谕和老张在南边打了败仗,一切都很难说.
完全赞同您的观点。总路线是当时的唯一正确选择。
我一直认为大跃进的最大危害就在于饿死了人,再次证明了以食为天这个法则。这个教训不仅仅是毛的,也是邓的,刘的,是属于整个党的。现在还在被中央吸取,当成大事来抓,想想85年后,中央不可思议的放开让各个省自己进口粮食,完全就是吸取这种教训的体现。这个和8”8事件之后,坚决不允许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是异曲同工的。
说道经济管理能力,当时谁有?建国7,8年了,主要精力转移到建设经济上来,下一步该怎么走,这个和90年前后以及目前的情况也是一样的,需要如何杀出一条血路来的人才,而不是在原有基础上修修补补的人才。当时的党内人才里面谁用事实证明自己有管理经济的能力?
另外我一直有个疑问,在大跃进之中,周陈等人除了高唱踩刹车,有谁从经济规律角度提出建设性意见和看法。比如大炼钢铁的时候,提出从苏联成套引进设备,学习苏联2,30年代如何搞的经济建设?或者说想反映了亩产万斤的实际情况,提前看到了浮夸风的危害,体现了懂经济的能力。
太祖和张老四可谓棋逢对手,(这是许和尚的高见)。谈不到步步受制,双方都有大手笔,不然太祖也不至于招呼都不打偷偷溜了。
除了你说的那两件事,张的另一个大错是气昏头了,另立中央。这事一干,再长几张北大的嘴也摘不掉分裂主义的帽子,剩下的路要么是投降,要么是做军阀。党内已经没有出路了。
真是很奇怪,为什么没有人写穿越小说回58年的信阳农村。那位想写的时候一定记得把这位仁兄带上。
给教头道歉。今天实在忍不住,搭了这么多没有建设性的歪楼。我还是太naive,真是骨鲠在喉,万分抱歉。再也不跟帖打扰教头的正文了。
就是“反冒进”,但是照毛泽东的认知,“反冒进”是没有经过正规程序的非组织活动,已经到了危害总路线的程度(这个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记录)。
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突然暴发,提出反冒进,事实上推翻四十条,多快好省,促进委员会,序言(反右倾保守),而改为反左倾冒进,十人小组无疾而终,但八届二····中全会并未做出明确决议(这个会议一切无决议),相反,有一个公认的七条意见,我又在结论中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部分的,总的方向是向前促进的,“飞鸟之影未尝动的”,鸟在前进。可是“反冒进” 一阵风仍然吹遍全国大多数地方。
为什么?
党内除右派外,有一个观潮派,又一个促退派,一股狂热的运动。
这些同志,大都是好同志,他们的错误,是可能改的,我们应当帮助他们他们的错误与潘复生、古大存、李世农、沙文汉、孙殿才、孙作宾、赛甫拉也夫等人有原则性的不同,必须加以区别。
大跃进当中:陈云的贡献是“小土群”,发动群众上场后院炼钢。
薄一波的贡献是两本账,指标层层加码。
李富春的贡献是计委拿出混乱的计划(其实李富春管计委还真不如高麻子)。
王鹤寿的贡献是“调研报告”,认为过高的钢指标可行。
胡服的贡献是公社化,狗肉汤灌地亩产百万斤,军事化管理不要家庭。
邓小平的贡献是“拔白旗插红旗”,把干部的政治前途与高指标挂起钩来。
陆定一的贡献是命令《人民日报》、新华社放卫星。
当时小平同志在干啥呢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没有必然联系
这是有联系但是也有区别的不同问题。
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和总路线到底哪个是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