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世界从来不简单 历史何尝会温柔？（中） -- 马前卒
悲剧和闹剧都是我们人类自己演的，每个演员都以为自己将在剧本的下一页成为主角，因此个个倾情投入。既然是主角，就不能光是抢钱抢粮抢娘们，再黄再暴力的片子也得有句台词煽情，给自己的行为划出个道道来，经济危机这幕大戏也一样。老板和经理说利润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不追求自有人追求，没理由我减利润为别人增加购买力。工人们当然想加工资，但新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业社会与贫民窟中涌出来，再强有力的工会也得步步后退，何况中国这片神奇的土地根本没有工会。当工资停在养家糊口的水平上，商品却象流水一般从生产线上滚落，经济危机也就快到了。这时，专门卖台词的经济学家说，莫慌莫慌，别听老马那个家伙危言耸听，没了消费还有投资。这年头货币又不是50两一锭的大银元宝，企业没有好项目投资，纸币也不会死在保险柜里，自然会到银行去生息。银行拿了钱也不可能干给利息，还是要拿出来投资，投资最后变成工资也是消费，怎么会买不光商品呢？
按经济人假设，确实每一分钱都不会闲下来，不是消费便是投资。钱从投资者流到消费者，再从消费者流回投资者，才有经济的发展，银行和股市就是让钱流起来的渠道。水是往低处流的，因为必须有高差克服渠道的摩擦力，水才会流起来。这世界上显然没有一整圈都是下坡的渠道。要想让水绕圈流，必须在环形渠道上设置水泵，把一路下坡的水重新提到高处才行。经济的情况也差不多，在消费这一块，老百姓不得不把工资全拿去养家糊口，消费的“摩擦力”不大；但渠道的其他各段都有相当的“摩擦力”。投资有风险，经济信息交流有成本，只有明确的利润预期才能提供驱动力，让企业背上风险和成本这些“摩擦力”前进。利润预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比如股息、直接的销售收入、有价证券增值等等，但归根结底，利润必须来自千千万万人购买的商品（和服务）。我们人类对财富的定义不是钢锭，不是矿井，不是厂房，不是坦克和导弹，而是超级市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是自家宽敞明亮的房子。只有普通老百姓买房子，买商品，利润才能最终落实。可是由于普通老百姓不占有所有财富，大部分生产力不得不被拿去投资，才能维系经济运行。一轮轮循环下来，老百姓的财富吃光喝光，有钱人的投资越滚越大，总的投资率就自然地往上走，大部分生产力生产的是工业物资而不是最终商品。按说这投资率高是好事，说明人类制造财富的能力提升快，人类今天少消费，过几年可以消费的更多，唯一的问题是，未来谁来消费？经济越高涨，对未来的预期越高，工业物资/最终产品的比例越离谱。这些工业物资要想被承认为财富，就必须在下一轮投资中体现为被普通人买掉的商品，否则就只能进入再下一轮、下两轮........乃至无穷的将来投资。按理想化的经济学分析，在一轮轮的循环中实现从物资到财富的跳跃，这是必然会出现的结果。好比秦始皇设计的制度，“一世二世以至万世”。可惜世界并没有那么简单。
老马是搞土木工程的，当年上课有个概念叫“压杆失稳”，说的是当杆件太长的时侯，承载力急剧下降的现象。按常识理解，一个均匀柱体能承受的压力和截面积成正比，截面积×10，能承受的力也×10，截面积÷10，能承受的力也变成1/10，这不需要学材料力学也能理解。但是如果从柱体顶端传来的力不是正好通过柱体的轴线，那么柱体不仅要受竖向压力，也要抵抗一个弯矩。有弯矩，柱体就有变形，就要沿着弯矩的方向有一点弯曲。如果柱体又短又粗，象个水桶，这点弯曲微乎其微，压力还是沿着柱体从顶端传到基础。但是，当柱体越来越长，或者截面积越来越小，木柱变成了木棍，进一步变成长筷子，这时小弯矩本身带来的弯曲在杆体中段就很明显了。杆件的明显弯曲会使压力的作用线进一步偏离轴线、增加弯矩，弯矩再带来更大的弯曲，几经循环，小弯矩变成大弯矩，简单的截面积受压问题就转化为杆体受弯问题。对于杆体来说，用弯矩掰断远比用压力压缩容易的多，掰断或压断一根筷子或铅笔很容易，但如果把筷子截断成很短的一截，那么它足以承受整个人的身体重量。因此一旦受压的构件长度和截面积之比达到一定程度，承压能力就必须乘以一个小于一的参数。对于筷子这样的受压杆件，这个参数甚至可能是0.1或更小。当庞大的工业物资生产必须以很低的消费品购买作为预期利润来源时，经济就象一根越伸越长的受压长杆。按理想化的理论计算，只要压力不变，受压长杆伸多长都不会断；同样按理论推导，无论分配比例如何，总有足够的投资吃掉所有商品。但只要随机性一捣乱，长杆的抗压能力就必须打折，经济运行也怕扰动。就像长杆一旦弯曲，就会越来越弯，直到被弯矩折断一样；如果经济总量大而消费面小，经济一旦因为某个负面小问题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消费和投资减少，然后引发雪崩般的连锁反应。很显然，减少投资规避风险很容易，增加投资追逐更多的利润需要时间，所以不能指望积极的扰动可以平衡消极的扰动。
在长杆失稳的时侯，如果及时地有一只手把弯曲扶正，那么稳定还可以再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再次有扰动出现。在经济中也有类似的手，比如说在需求出现较小缺口的时侯，政府实施温和的通货膨胀，或是通过宣传等手段，让消费者把积蓄拿出来消费。但这样副作用很大，过犹不及。通货膨胀向来是把双刃剑，伤人伤己，平民花光积蓄会明显降低个人抗波动能力，增加社会风险，资本主义下的调控很难控制幅度。何况，调控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平民得到的分配比例低到一定程度之后，不断相对缩小的消费能力不得不承担将越来越大的投资实现为利润的任务，虽然不是不可能，但调控经济的成本和难度都不断加大。这时的政府需要频繁地变换经济政策，才能维持脆弱的供需平衡和投资信心，职能就从守夜人变成了杂技演员。让杂技演员同时抛3个球不落地很容易，4个球或许还将就，10个球就要碰运气了；如果同时抛20个球，虽然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不是没有做到的可能，但从概率的角度来看就必然失败；同时抛100个球？那从物理学上来说也不可能了。或许一两个格林斯潘式的人物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微妙平衡，但毕竟天才不常有。在这一轮经济高涨中，分配比例越来越失衡，调控的难度也越来越离谱，早晚会超出任何天才的能力。
说到这里，大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一个问题——老马居然根本不提扰动从哪里来？凭什么你要给柱子一个偏心压力？凭什么你要给经济捣乱？难道是左派故意与人民为敌？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充分说明了工程问题和理想化设计的区别。工程上没有理想化的构件，也没有理想化的荷载。柱顶传来的压力不可能正好沿着中轴线压下来，柱体本身也不可能是非常均匀、标准的柱体。所以，顶上传来的压力总有那么一点横向分量。当计算一个构件的强度时，你首先要把随机扰动和构件本身的误差考虑进去，而不是问：“扰动和误差从何而来？”。扰动和误差是现实世界的常态，必然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必然要出现。经济扰动有促进发展的，比如计算机革命或其他能产生大量设备更新需求的技术进步，也有压制发展的，比如政治动荡和贸易冲突，技术停滞乃至一个小经理贪污。这种扰动的分布是随机的，从强度上来分类，多半也会符合正态分布，超出可调控范围的负面扰动早晚会出现。因此一个在理论上可以运行，但不能够抵抗扰动的体系早晚会遇到麻烦。收入分配出了问题并不一定100％的立刻带来经济崩溃，一个分配非常畸形的经济体系完全可能因为暂时扰动较少、调控对路而保持发展，甚至高速发展，但经济风险会在这一过程中一步步增加，最后无可避免地进入经济危机。可能缓解这一问题的只有外部市场或革命压力。所以说，格林斯潘真是聪明人，知道人力不能抗天道，及时顺天而行，退休后管他洪水滔天！
大危机的解释多种多样，老马的解释不过其中一说。而且说来说去，老马还是回避了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拿个“高风险”的概率解释来搪塞。真正的教授们可不会这么说含糊话，一个个旁征博引，理直气壮。这个说贷款风险控制不合理，那个说政府管制太多压制了企业活力，欧美的教授说中国血汗工厂太过分，张五常说新《劳动法》破坏了市场规则。这种场面一点都不新鲜，1929年之后，对大萧条的解释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是苏俄抛售木材，打击了木材产地的商品需求；有人说，加拿大粮食大丰收，造成美国粮价恐慌性下跌，压制了农民购买力；有人说英国人邪恶地提高利率，提高了投资成本；还有人说美国银行都是独立营业，稍微挤兑就要破产。反正总归是哪里出了点岔子，经济学家有义务把这岔子指出来，提醒人类下次别犯。有此能耐深入剖析经济的人就去当了教授，老马这种废柴看不清世界，点不出具体问题所在，只能在网上灌水，搞点回避问题的懒汉理论。还好，灌水之余，老马还能找到几个重量级人物作同党，头一个就是达尔文。
达尔文本是个学医修道皆不成的宅男，22岁那年随海军出海5年，回国刚宅了一年，就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两下一凑，就凑出个进化论。从马尔萨斯那里，达尔文认识到的生物数量有指数化增长的趋势，早晚会使自然界的能量乃至空间都短缺，因此就有了生存竞争，大部分生物在产生下一代前就被淘汰了。从海外考察的经历中，达尔文发现一方面生物的下一代很象自己的父母，会继承绝大多数特征；另一方面又不完全象自己的父母，会有一些变异。很显然，当环境变化时，那些适应环境的变异生物有更多的机会免于淘汰，把变异传给下一代。产生有利变异的生物在一代代的增殖中积累自己的优势，逐步地把自己的亲戚的生存空间占领过来，最终形成新的物种。就此，达尔文作出伟大的推断——物种在变化，在被环境塑造。根据达尔文的理论，你可以不知道动物为什么要长毛发，但你依然可以推断：两极的生物多半皮厚毛长；同理，沙漠里的生物一般来说储存水的能力都比较强。反过来说，你也可以通过观察生物的性状来确定它的来路乃至成因，比如说，变色龙这东西肯定来自一个色彩变化丰富的环境，而北极的熊除非有一身白色掩护色，绝对不可能捉到猎物。这样，所有生物的所有特征的成因都可以归结为2点：始祖的特征和环境的变迁，人类自己也不例外，上帝就这样失去了造人、造生物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魏源翻译《物种起源》，总结下来，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这八个字不关心生物如何变异，不关心生物如传递变异，不关心究竟会有什么样的环境，也是一个回避问题的懒汉理论。达尔文只是抓住了一点——只要出现适应环境的变异，自然选择和环境压力就会让这一变异获得巨大的遗传优势。所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虽然达尔文不知道世界上有基因这种东西，不知道娶表妹为妻会为后代造成隐患，但他依然成为现代生物学的开山鼻祖。1900年，在达尔文躺到牛顿旁边18年之后，失传几十年的孟德尔遗传学被重新整理出来，达尔文的理论得以在细节上被阐述；又过了半个世纪，DNA的复制机制被人发现，达尔文的理论终于有了依托。但在这之前，基于进化论的生物学已经根深叶茂，为好几代人类效力了。
在达尔文那个时代，生物学是个难以量化的学科。限于技术水平，实验也提供不了多少有意义的结论。但达尔文忽略那些具体的变化细节，直接从大处着眼，讨论发展趋势，一下子就压过了那个时代的博物学家和神学家。直到今天，经济学、社会学的发展水平可能还不如达尔文时代的生物学。生物学家可以解剖兔子，经济学家却不能把国家拆开分析；生物学家可以拿豆子作遗传实验，经济学家却不可能拿100亿美元去股市实践。所以说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象博物学家，主要工作是对已经发生的细节进行记录和阐述，预测未来则非他们所长。要说这记录和整理资料的工作也很重要，但如果不承认经济学在这个时代的局限性，不向达尔文学习，非要依据不完善、缺乏量化的细节反过来指导全局，结果只能是各弹各的调。赶上谁运气好，碰上了一次预测准确就时髦几年，过几年风向转了就到垃圾堆里蜇伏一段时间，等风向再转回来。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上纲上线，把自由市场或是什么制度神圣化，连观测事实都不用，直接扯什么自然规律是天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譬如那个开古董店的张五常。这连博物学家都算不上，直接上神学了。
再打个比方，隔壁一个台球桌上有一个台球，有人拿着杆子随机乱捅，捅了一下问你台球在哪？你肯定说不知道，一定要你说，你只能要求他告诉你怎么捅的球，捅的角度如何，然后勉强猜一猜。如果他推着桌子晃了一小时再问你台球在哪？你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在洞里！”。这不是因为你掌握信息多了，只是因为你知道球进了洞就出不来。当经济这个台球被扔到球桌上乱晃时，你一样可以忽略晃球桌那个家伙有多大力气，直接考虑台球是不是掉到萧条洞里就不会再被捅出来就成。
话题越扯越远，其实罗嗦了这么多，老马的意思就是教大伙偷懒。世界太复杂，复杂到我们现在没法从底部细节构建一个万能体系，那么就不妨大大方方地承认我们的无能，把细节的事情留给概率论去做。别硬啃那些你不可能啃下来的东西。趋势比细节更重要。
说过了达尔文，再说另一个懒汉——马克思，老马有幸和他同宗。不光同宗，老马还是人家的徒孙，前面约莫扯了万把字，其中倒有9000字是从人家的政治经济学里抄来的，不认人家做祖师的话，就只能算剽窃了。通过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吃人不吐骨头，就想研究研究资本主义的前生后世，没想到一动手，发现这历史学的复杂程度比起生物学来毫不吃亏，作实验的难度比经济学只大不小。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马克思纵然是天纵奇才，也没法用一个脑袋装下那么多历史细节，于是就习惯性地想偷懒，把眼光往上一个层次看。这一看就开窍了，原来这历史也是个竞争体系，什么文化、制度、宗教、教育，都是依附于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都要消耗经济资源养活自己，都要消耗经济资源去扩张或抵御其他上层建筑的扩张。这么一竞争，用不了几代人，人类喜欢什么制度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能在竞争中胜利，还能长期维持下去。
比如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从采集游猎、刀耕火种的部族时代到建立文明的定居农业时代就不是很hi，很有可能伴随着失去自由、被奴役、被虐杀等待遇，甚至健康程度和预期寿命都会下降。但是，和游猎时代相比，定居农业文明能制造更多的人口（尽管不是快乐的人口），能产生剩余产品（尽管都被上层建筑吸收了），可以养活专职的军队和教士，肯定在竞争中节节胜利，最终把游猎部落都赶到深山老林里面去。近点的例子可以看非洲，一群农牧部族本来划地而界，生活谈不上快乐平静，也会经常打来打去，但起码大多数人还有个安生日子过。忽然海岸上来了一群白人，拿着刀剑火器换奴隶，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这下可就热闹了，没准哪个小酋长先动了心思，抢先捉了一群邻居送到港口，换了火枪回来，立刻势力大涨，可以捉更多的奴隶去卖。这就立刻构成了一个新的上层建筑，有用火枪的捕猎队，有论证被抓的人有罪的祭司，有总结捕猎经验的长老，这些上层建筑的吃穿完全可以让被征服的部落提供，原来从农牧业中收取剩余产品的制度就这么被替代了。只要有这么一个先例，这个酋长（没准因为脑袋灵活，已经是国王了）的盟友和敌人肯定都坐立不安。有的酋长多少有点良心，不肯靠卖奴隶立国，那他和他的子民早晚去当奴隶；有的酋长脑袋也够灵活，也加入奴隶换军火的行列，虽然未必就能避免当奴隶，但起码自保能力有了提升。经过这么一个竞争—淘汰的过程，奴隶－军火－掠夺制就取代了原来的部族政治，整个西非沿海的黑人从此进入一种互相敌视的状态，总体的经济水平没有提高，每年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捉去当奴隶，显然日子是越过越差了。自从白人开始买奴隶那天起，黑人接下来几百年的命运已经注定，你不能指望所有西非的黑人弟兄能靠绝对的团结一致来避免这个命运，这就是残酷的历史竞争规律。哪一种制度能在竞争中胜利和制度中的个人选择无关，你不选择合适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就通过淘汰赛另找合适的代理人。马克思把这种现象总结成另一个懒人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
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是少数人占据了太多的财富，为啥会这样呢？这也不是某个人选择的问题，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几千年来人类一向如此，自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平民劳作的产品除去供养自己和一家老小，多少能有点剩余。这些剩余要是留在老百姓手里，肯定能改善生活。但如果哪个文明真的如此“仁慈”，那显然就养不起官员、士兵和教士了，缺乏这些上层建筑的文明在其他文明面前就是待宰的羔羊。如果说哪个文明想征收一部分剩余产品，把另一部分留在平民那里进行投资，扩大在生产，希望他们能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那也是一样碰壁。农业社会的技术停滞，土地有限，不会因为生活的少许改善就能提高今后的土地出产。所以从长期来看，成功的文明都是那些征收全部剩余产品，用来供养上层建筑的文明。当然也不能过分，征收的比例不能大于剩余产品，否则就是涸泽而渔。
前两年曾看到一本书，作者认为对于大部分人类来说，文明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大型病原体”，这个比喻非常恰当。病原体的特征是什么？能传染，要利用你体内的资源进行复制，还要利用人类进行传播。因此病原体首先要和你的生命争夺资源，但又不能干的太过分，很容易让人病死。因为它自己没有腿，不会种地，必须依托于人类移动和获取资源，把人快速弄死不利于它的进一步传播。最初进入人类社会的病原体可能多种多样，但几千年发展下来，能一直伴随人类社会的病原体是那些轻微致病，但又不致命的病原体，如果病的症状恰好能加速它的传播，那就再好不过了。鼻炎菌，感冒病毒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它们在人类之间传染，寄生于我们的呼吸道，得了感冒或鼻炎的人不会死掉，只是有打喷嚏、咳嗽的症状，不断地把一部分后代释放到空气中，继续感染别人。国家、宗教、文化等“大型病原体”的最初形态也可能千奇百怪，许多国家是蛮族随意设计的，好多宗教根本就是精神病人的作品，但经过无数随机事件的变异，在社会竞争压力下，最终他们都有类似的特征。都得从平民手中拿走（或抢或骗）剩余产品，又要保证平民的基本生存资源。把剩余产品集中起来之后，官员、贵族、教士们肯定要奢侈消费，但同时也要把大部分剩余产品用于保卫这个结构，或者向外扩张。谁也敌不过历史规律。资本主义也一样，只是资本主义一方面要向少数人聚敛剩余产品，一方面要通过最终消费品的出售来体现这个财富，所以总要被经济危机骚扰。
历史上制度那么多种，唯有资本主义要为这过剩的生产力发愁，可到了2008年，往四周一看，笑到最后的竟然是这个总闹危机的资本主义，为啥？这又得让老马翻老账。刚才说了，工业革命前的老百姓就是得到剩余产品，也没法用这笔投资提高产量。因为技术水平、可耕土地和能开发的水利资源在那里摆着，亩产几百斤顶天了。再投资，多打的粮食还赶不上多出工吃的粮食，属于白折腾。既然粮食不能连续增产，那就别指望多供养不种地的手工业者、商人，其他经济部门也不能乱增长，否则早晚出乱子，所以整个经济都停滞。马克思说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是有哪个文明老琢磨拿不多的剩余产品去投资，去追求更多的财富，运气好时可能会有一两个好年头，但终究是要碰壁的。经济上碰壁浪费了资源，也浪费了保卫自己、维护稳定的机会，于是这种离经叛道的文明被淘汰出局，换上一个务实的乖宝宝。直到1500年前后，欧洲人借着几百年的扩张势头，找到了联系绕旧大陆的航线，还在西边找到了“新”大陆。一下子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几十个国家在这种局面前又竞争了3百年，最后竞争出一个适应扩张的上层建筑。具体说来就是统治集团收到剩余产品不是用来吃吃喝喝，维持原状，而是用来进一步投资，期望有更高的利润，英国就是其中的头牌。
农业经济和帆船商业原来就有，新航路和新土地的开辟也不是头一回，欧洲1500年这一次无非是搞得比较大而已。到了1850年，新土地上已经也有了农业文明，新航线也不是什么秘密，按说这一轮折腾就该结束了，世界重回稳定的农业时代。结果技术进步累积了上千年，居然在19世纪初累积出一个工业革命，从此蒸汽机里的煤块能够替代人的肌肉干活，经济基础一下子发生了根本变化。只要地底下的石油和煤炭还能继续挖，经济就有无穷的上升空间。工业时代竞争更残酷，有了工业，不光经济上台阶，军事实力也能疯长，于是不整天琢磨提高工业能力的文明只能退场，新建的社会也必须搞工业。这时侯全世界只有一个资本主义文明最能和工业相结合，自然处处是资本主义，家家要搞工业经济，搞得好不好就是尽人事听天命。再往后..............就到了老马前面忽悠的世界大战，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次总危机。
马克思讲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说从人类刀耕火种进入文明，一直到日不落帝国扬威七海，这几千年的历史既非上帝设计，也不是人类定做，而是一部不请自来的戏剧。人人都在这剧里当演员，但导演偏偏不是人类，而是一个冷酷的唯物主义历史规律。这个导演是一个穿着西装、正襟危坐的老头子，对台上的演员一点也不喜欢，好在也不讨厌。他只是一板一眼地督促大伙按照剧本把戏往下演。演员幸福还是痛苦与他无关。以往的演员都入戏，觉得自己演得好就能修改剧本，马克思偏偏说你越入戏就越被那个老头子玩。而且他还对导演很不满意——剧本不在手里，老子睡觉怎么能踏实呢？这幕戏的结局是皆大欢喜还是天崩地裂，或者群魔乱舞，全凭你一个人说了算，这演员不就成奴隶了吗？不成，演员得反抗，得把未来抓在手里，不然下地狱都不知道坐几路车去的。有了这个打算，马克思再回头一看这些演员，有的是资本家，正站在舞台中央当主角，呼风唤雨，显然不会和导演作对；有的是过气贵族，上一幕的主角，衣着华贵，总是埋怨自己不够入戏，所以丢了主角位置，正积极准备再夺男一号呢，也不行。舞台边缘有大批无产阶级龙套演员，明显工资低，待遇差，却全靠他们支撑气氛，一下子就被马克思看中了。马克思立刻着手组织这批龙套演员闹革命，号召大伙烧了那本几千年的老剧本，现在这些主角要是敢挡路就一概推倒。马克思为龙套们许诺了光辉灿烂的未来，说大家可以自己写一部更精彩的剧本——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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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好多，慢慢看。。。
花马督工。早点把下也码出来，少喝两口水。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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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经济学是忽悠，那么本文也挺忽悠的！
太多类比了（应该基本全篇都是类比），降低了可信度了！
“适者生存”，说得真好。因为适者生存，才有了各路猥琐男女，才有了富不过三代。当然还有一句话，强者欺负弱者，但是我觉得还是适者生存更大。
世上就没有不存在扰动的时候，只有扰动大小而已。好比造了一座房子，本拉登弄个飞机把它撞了，可以说本拉登不好；如果皇马巴萨在旁边比赛，埃托奥一脚劲射打歪了踢中了墙，然后这个房子轰然倒塌，那只能说，这是个什么豆腐渣工程。
倒个个儿，是不是就在影射巴萨的防线了？
BTW，本周末巴萨主场4：2皇马，尤文图斯4：2米兰，怎么没人去八一八？难道大家都学呆鹅，不是美女不扒了？
所以说指望资本家讲良心现实与否，这并非个人品德问题，还要看整个社会体系的平衡条件。如果资本家讲良心的结果是导致讲良心的资产阶级“堕落”为无产阶级，而那些“黑心”的资本家蒸蒸日上，对于整个社会于事无补。
所谓制度先进与否，我以为无非是能否更有效地调动资源，在同样的资源下达到更强大的实力。资本主义能够幸存到今天，靠的不是什么人的恩赐，也是在各种制度间拼杀出来的一条血路。能够获胜的原因，无非是比旧的制度更有效地调动了社会资源，形成了更强大的实力。将来如果有新的制度在这方面比资本主义更有优势，被打败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马克思预言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不是准确不妨拭目以待，说句“彼可取而代之也”还没什么问题。
另一个4：2是俺们国米
尤文ac那场没看，可惜了，没打平
巴萨那场倒是看了，没觉得啥特别的，其实皇马防守做得不错，可惜，后卫最后没体力，而且让巴萨放手攻，总会打穿的
其实这文章就一广告帖 以忽悠为主
广告目标是《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