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周总理的惊人之六无 -- 花老乔
2003年是周恩来诞辰一百零六年，他离开我们也已经２６年。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１９７６年１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２０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１９７６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容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八宝山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１月１５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千百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哀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博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并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１９９４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２１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１９７６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了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一个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位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的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２５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９６０年３月６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贴，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呜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扬：“红漆了银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大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了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疱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樟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坐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十分地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１９７４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他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他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三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最多的机会，最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５０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１９５７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后来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留了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须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周恩来于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领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于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只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吃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１至５月共１３９天，他每天工作１２至１４小时有９天；１４至１８小时有７４天：１９至２３小时有３８天；连续２４小时有５天。只有１３天工作在１２小时之内。而从３月中旬至５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２１次，外事活动５４次，其他会议和谈话５７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１９３４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１９３８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６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１９３８年住到了１９４１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这样的苦撑派，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悲剧。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他能够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曲。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１９７６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好Ａ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折。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１９９８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１５０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１５０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当数周恩来。因为即使如马恩、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诱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１９５４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２１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己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十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们的爱，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５０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革”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狂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君受人爱。诸葛亮治蜀２７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１５００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２２年渐渐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园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先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王凯捷
“文革”中，周总理灵活巧妙地顶住江青等人的压力，保护了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知名人士、专家学者。有时，为制止局势混乱和遏制“四人帮”之流夺权的阴谋而采取了果断的军事手段。
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不仅具有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而且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有着领导革命战争的不凡经历和卓越军事指挥才能。“文革”开始后，为维护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在当时局面已经难以控制的艰难情况下，注意发挥人民解放军在维护国家安全上的重要作用，积极制定部署各种防范措施，精心部署兵力配备、调动，巧妙用兵，在和平建设时期再一次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导演出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活剧。
1966年5、6月间，由周恩来提议，经毛泽东批准，首都卫戍部队进行大调遣，从1个师又1个团增至4个师又1个独立团。
“文革”前，已在某些方面预感到问题严重性的周恩来，考虑到此时担任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部队只有1个师又1个团，可以想见，仅靠这些部队是难以应付突发事件的。为此，周恩来在1966年5月17日，致函毛泽东，请示说：“关于北京卫戍部队，经过与杨成武同志与北京军区协商，拟调63军驻石家庄的189师和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担任。卫戍司令即以原副司令傅崇碧同志担任，待报请林彪批准后，便着手进行调动。”26日，他在由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讲话时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要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31日，周恩来将5月26日的会议情况，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后来，经毛泽东批准，又决定改调24军最强的机械化师70师增加卫戍力量，成立警卫军第3师；63军189师改编为警卫军第4师。同时又将在高碑店的38军112师，在天津的66军196师，在张家口的65军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卫戍区直接调动。在他的积极周密的安排下，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北京卫戍部队的兵力达到4个师又1个独立团，共10万余人。这些部队都为训练有素、具有一定光荣传统的“拳头”部队。他们有的熟悉警卫勤务，有的善于野战。此外，为形成兵力合理分布，占据有利战略机动位置，经过周恩来与有关负责人研究决定，除抽调必要部队进驻北京市区担负警备任务外，大部队均部署在靠近北京周围的战略机动位置待命，以便情况紧急时迅速到达指定目标。同时周恩来根据情况发展特点，提出了对卫戍区部队的部署调整安排：（1）6月10日前完成保卫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2）6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师、团干部及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队的调配；（3）6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6月3日，周恩来对首都工作领导小组上报的首都警卫部队部署调整方案批示：“剑英、成武、王尚荣三同志，同意这一报告中所提的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望在4天内将部队部署和调整具体落实，并将营连的驻地和机动兵力驻地绘图标出送阅。其他三事均同意。”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调京部队很快进入各自防区，其中189师于1966年5月受命，经3天动员准备，即从河北省获鹿地区登车，于6月初全部到达长辛店、清河、南苑地区。后来的形势发展证明，由于及时增加了卫戍部队的力量，并进行了必要和带有战略前瞻性的部署，从而为文革到来后应对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做了非常重要的超前准备。这一年，周恩来虽然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但从中仍体现出周恩来处事机敏、睿智的非凡才干，在驾驭复杂局面上的果断作风，以及精湛的军事谋略思想。由此，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文革”爆发后，为切实负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首都的任务，在“文革”初期局势异常混乱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部署市内的警卫工作，特别是对党、政、军等重要机关和一些经济、文化部门，党和国家领导人、著名民主人士驻地，以及外国驻华使馆等机构，实行严密的警卫措施。为此，他亲自部署各个重要目标安全警卫工作，那时，周恩来甚至对北京卫戍区每个连在市内的驻地都掌握得十分清楚，并对关键部位部署重兵。在他的运筹下，首都警卫布局基本形成了点面结合、互相依托、便于随时支援的格局。
同时，为统一协调指挥警卫力量，1966年6月6日，周恩来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统一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文革”初期，周恩来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他将中南海等11个地点或单位列为警卫重点，顶住红卫兵对重要部门的冲击。
“文革”初期，红卫兵组织到处冲击党政军机关和重要部门，对曾为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干部和民主人士肆意揪斗。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周恩来紧急部署保卫工作。同时决定，非常时期由他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没有他的命令，部队不能随意调动。1966年10月28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军队、公安、法院、监狱、新华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必须高度集中，要控制在党的手上，不能让红卫兵去占领。”29日晨，他又与人民大会堂警卫人员谈话，要求警卫部队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人民大会堂。11月17日，他又将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国家计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大楼、邮电大楼、人民大会堂11个地点或单位列为警卫重点。指示加强警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为此，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市和外地来京的公安系统代表时，重申公安部是专政机关，要保持它的尊严，不能随便让人冲进去。并在当天宣布：派卫戍部队守住公安部，任何人都不能闯。从而确保了公安部的工作照常进行。此后，为切实加强对公安机关的领导，1967年2月8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建议北京、天津两市实行军管，拟先从公安局入手。转天，在由他召集的中央碰头会上，讨论通过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经毛泽东批准后，于2月11日发布。此后，不仅在全国一些省市实行了军管，而且在一些重要部门、国家大型企业也相继实行了军管。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生产生活秩序的恢复，对基本扭转文革混乱带来的负面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恩来亲自部署卫戍区部队，保护一批党内外干部。
“文革”爆发后，江青一伙极力制造冤假错案，大肆抓捕党的高级领导干部。
1966年12月4日，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于凌晨揪走彭真、刘仁、万里等，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不能开这个先例，必须马上把人找回来，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卫戍区要制订好保护方案，将人保护好。此后，他为保护彭德怀、陈毅、贺龙、李富春、薄一波等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和努力，灵活巧妙地顶住了江青等人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消除或减轻对这些老同志的伤害。鉴于国家体委造反派对贺龙纠缠不休，周恩来指示将他安排在钓鱼台暂住，为避开住在那里的江青、康生等人，随后又指示将他转移到新六所。不久，又将贺龙夫妇接到西花厅居住。
1967年1月20日凌晨，周恩来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秘密护送贺龙夫妇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此后，为避免发生不测事件，周恩来只要一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做出部署营救。1967年10月，周恩来得知江青指使北京“天派”学生组织前往西山搜查叶剑英元帅的住所，指示傅崇碧速派两个团前去警卫、劝阻，并亲自在深夜带领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到老帅们的住处检查警卫工作。陈毅被批斗时，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派一个团的兵力负责保卫，并挑选了身强力壮的干部战士，一经发现有人向台上冲击时，就形成两道人墙拦阻。一次，陈毅参加完会议由京西宾馆回家，车子到六部口时突然被造反派拦住。身经百战的陈毅非常冷静，他下车后直接找到位于附近的警卫部队的一个连部，警卫部队立即把他保护起来，并打电话报告了傅崇碧。傅崇碧随即赶到，把陈老总安全护送回家。
为不使林彪、江青等妄图制造混乱的阴谋得逞，周恩来在加强对党和国家领导人保卫的同时，针对全国一些地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遭到围攻、揪斗的状况，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及时安排他们到京，实施严格的“监管”措施，防止被造反派抓走批斗致死。为此，周恩来亲自布置，将他们安排到京西宾馆和301医院，南苑警卫4师驻地等，并增派部队加强警卫力量，对外严格保密。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曾先后保护了许世友、陈再道、皮定均、宋任穷、黄克诚、余秋里、王震、李达、罗瑞卿、刘志坚等同志。同时，为防止别有用心的坏人冲击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们的驻地，周恩来还做出具体指示和安排，加强警卫力量，从而保卫了党中央重要驻地的安全。
为切实尽最大努力保护好更多的高级领导干部、周恩来还亲自拟定需保护的高级领导干部，党外知名人士、专家学者名单，对郭沫若、宋庆龄、李宗仁、张治中、傅作义等高级民主人士，指示警卫部队严加防范，杜绝不测事件发生。
周恩来指示傅崇碧，部署重兵把守各国驻华使馆。
针对当时造反派冲击外国驻华使馆的不法行为，为防止严重的外交事件发生，损害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造成不良的后果，周恩来及时指示傅崇碧，部署重兵把守各个大使馆，特别是对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和朝鲜大使馆。当几十万游行队伍在前苏联驻华大使馆外示威时，周恩来立即赶到前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南的电影馆内设立指挥所，要求绝对保证大使馆人员的安全，同时命令部队不准游行队伍靠近大使馆，以防有人借机破坏，发生不可预料的事件。在周恩来的精心部署下，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从而妥善处理了涉外关系问题。但由于江青等人的中央文革蓄意策划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和无可挽回的损失，对此，周恩来表示出极大的愤怒。
周恩来在其一生中，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并总是在危急关头表现出临机处置的韬略。他在“文革”前和初期，为制止局势混乱和遏制江青之流乱中夺权的阴谋而采取的军事手段，以及为此实施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不仅体现出作为政治家所具有的风范，而且也充分展示出长期以来从事军事斗争的经验和指挥才能。这对于我们今天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作用。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