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引"制度全了，人心冷了" -- 虚放一枪

质检又不是神仙 能掐会算 能算出来居然有人把建筑涂料加进去了

孟连事件岂止是利益纠纷久拖未决引发冲突

[4644]　(2008-08-03)

《新华每日电讯》7月29日以《孟连事件平息：有事商量还得快商量》为题，对7月19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瓦族自治县发生的一起警民暴力冲突事件作出了总结性报道和评析。笔者认为该文在认识事件的性质上有欠深刻和制度反思。

一、孟连事件是权力与资本联合压制胶农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利益纠纷久拖未决引发冲突。

橡胶产业是孟连县的支柱产业，公信乡、勐马镇是孟连县橡胶主产区。橡胶产业应算一种自然经济，可以说是当地农民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同他们的利益有着天然的联系，属当地农民的主权范围之物，不应由政府和私人企业垄断独享或绝对主导。据报道，当地橡胶的开发起初由橡胶公司投入资金、种苗和技术，胶农投入劳动力、粮食和现金入股。这是一种集体所有制经济，胶农是所有者之一。其利益分配原则应该能大体照顾各方愿望和要求。但后来改为私营企业，胶农失去了利益分配主导权，只能听命于资本和权力。而资本是什么呢？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有30%的利润，人就会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就会践踏人类良知；有300%的利润，就会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去为之。”即资本家为了利润最大化，他们连自己都不怕死，哪会顾及他人死活呢？橡胶公司老板也不例外。公信橡胶公司负责人梁名锦承认，近年来，国标一级天然橡胶价格从每吨7000多元涨到2.7万元左右，打破了原来的利益平衡，胶农要求涨价的呼声日益强烈。这里已无后文。但可以肯定，橡胶老板因橡胶价格暴涨而获暴利，而为公司提供主要劳役或供应产品的胶农的报酬或红利却未增加。这就是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压榨，自然要激起胶农的愤怒和反抗。

在这种情况下，公权力的唯一选择是居间协调，既要保证企业主应有的利润，以促进橡胶业的正常发展，更要保证广大胶农的生存权利以及与资本利润大增相适应的应得劳动报酬和红利。但是孟连县的党政权力不是这样。他们公开站在私营企业主一边，不仅对胶农的呼声和要求置之不理（一位胶农代表说，以前胶农上访反映问题，总是得不到结果），而且在今年7月15日，孟连县委县政府决定对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所谓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其上级政府普洱市还从几个县调集数百名警力到孟连县助阵，以威吓和镇压胶农的暴力反抗。这不是典型的权力与资本结合压榨胶农的行为吗？

众所周知，我们的地方官员一贯崇尚GDP增长，力求以经济增长来取得施政效益，获取个人官位提升的资本，同时通过对企业主的保护和支持，通过幕后交易，分享其经济利润。这就形成了政治权力与资本结合，压榨弱势人群的天然属性。孟连胶农的暴力反抗对象，正是这种权力与资本的结合。

二、孟连事件并非外力煽动结果。《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把孟连事件归咎于社会闲散人员和律师插手煽动闹事，打砸橡胶公司、对抗政府林改工作队，显然无助于深刻认识孟连事件的本质，吸取足够的教训。

首先，这在事实和逻辑上都不能服人。如本文开头所指，橡胶是公信乡、勐马镇的主要天然经济产品，是当地胶农的切身利益甚至命脉所在。一旦失去这种利益或遭到严重侵犯，胶农必然本能地进行反抗，还要外人（律师等）来插手和煽动吗？评论说，“在他们（律师等）鼓动下，当地胶农私自卖胶现象多发。”这实在是小看甚至渺视胶农了。把橡胶直接拿到外地去卖，比交给公司赚钱要多，胶农会愚蠢到连这一点也看不到，需要别人教唆吗？

改革开放30年了，农民再闭塞也不至于得不到任何一点市场经济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迪。比如维权意识、集体抗争意识等等，这些都需要别人指点，农民完全想不到吗？向法治社会转型，依宪依法治国，请律师帮助打官司，这些都宣传和实践几十年了，胶农们一点没听说过，还要等律师找上门来吗？这一切全都不合逻辑。所以把孟连事件归咎于律师插手和煽动，实在有点笨拙。不仅不会化解社会矛盾，只会加深社会矛盾，导致民怨沸腾，直至某些公权力的崩溃。

三、孟连事件中的弱者有理有节，强者无理无节，责任不在胶农。

从报道看，孟连胶农的维权和抗暴斗争有理有节，既成熟稳健又无畏。

1．他们懂得先礼后宾。当橡胶价格猛涨4倍，公司利润暴增，胶农们卖给公司的乳胶价格并未因之上涨，他们的利益严重受损后，他们不断发出给他们涨价的呼声；当公司置之不理后，他们又不断上访，请求政府干预，协调解决。只是不断上访也无果后，他们才不得不私自将橡胶运往外地出售，说明胶农是懂道理讲道理，而不是胡作非为的。

2．既然呼吁给他们涨价和请求政府协调解决无果，他们就有理由私自向外地出售橡胶。既然他们看到政府站在企业主一边，在他们私自出售橡胶时，公权力必然出面阻止，甚至武力压制。于是他们用简单的长刀、棍棒等工具护送就很自然了。此时的公权力如果秉持公正立场，完全可以劝服胶农与企业主坐下来谈判，争取双赢。但孟连县公安机关却依仗权力和武力，于去年10月10日到公信乡抓捕胶农，迫使300多胶农团团围住民警，用棍棒、石块回击民警，造成警车被毁，民警受伤，包括公安局长。

在随后的一系列警民冲突压力下，今年5月，孟连县才不得不让三家主要橡胶公司对橡胶利益分配作出调整。但显然未能满足胶农的最低要求而遭胶农反对。这时政府更应该警醒，及时在公司和胶农之间进行细致协调，让胶农获得更多利益，和平解决问题。但政府却故态复萌，调集更多警力来对付胶农，最终导致7月19日凌晨，公安机关在勐马镇抓捕所谓犯罪嫌疑人时，数百名胶农围攻民警，民警使用防暴枪自卫，致使15名胶农受伤，2人被击中致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孟连事件。

人们从这里再一次看到，权力与资本完全有意识地紧紧结合在一起，在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旗号下，用武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胶农。这里的强者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弱者是胶农。整个事件的过程显示弱者有理有节，强者无理无节。从整体上看，孟连事件的责任主要在当地政府和企业主，政府更应负主要责任。当地政府已经忘掉了保护人民尤其是弱势人群的利益是他们的天职，完全站到了强者和压榨者一方。

四、领导层对孟连事件的认识潜藏危险意识。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认为孟连事件已经平息，我认为只是表面的暂时的，从根本上说并未平息。其中当地某些领导人的认识就潜藏着危险意识。例如：普洱市委政法委书记谢丕坤认为，一股农村黑恶势力的存在、一些社会闲散人员的挑唆和煽动，导致勐马镇、公信乡部分村组的基层党政组织难以正常运转，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说法，乃是推卸当地党政领导机关的责任，为公权力和企业业主作无理辩护，掩盖了事件的真相和本质。

云南省委副书记在22日晚上的普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说：“对党充满感恩之情，待人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了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权益。”这也是模糊孟连事件的性质，推卸领导包括党的领导责任的说法，无助于对事件的本质认识。他认为胶农们对党是感恩的，只是对民警很反感，让民警成了党政领导责任的替罪羊。这样肤浅地看问题，既不能说服人，更无助于党委政府深刻吸取教训，进行观念和制度变革。而如果不这样，就无法避免今后再发生类似的孟连事件。

总之，如果继续听任权力与资本联合，控制普通人的命运，不让普通人有平等发展的机会，支配一切权力，后果会更加不堪设想。从最近一连串集体和个人袭警和抗暴事件的频频发生看，被统治者已有活不下去、横下一条心、不怕死的气势了。瓮安县万名民众火烧县政府和公安局大楼，孟连胶农在武力威吓面前，抗击规模一次比一次大。2名胶农被防暴枪击中致死后，100多名胶农抬着死者尸体来到勐马橡胶公司，要公司老板偿命。死者家属坚持要中央领导出面解决问题，还提出1000万元的天价赔偿要求。这一切不是最有力的证明吗？当权者再不思进一步改革，还待何时？到那时，像此次由省委政法委书记那样马上检讨并鞠躬道歉，定将无济于事了。

张镇强

《联合早报网》

不光这个孟连 类似情况未来几年都要喝西北风的县还有十几个呢 http://www.ccthere.com/thread/1950570

云南省委9月4日召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省委、省政府孟连“7·19”事件调查组的汇报。常委会经过讨论认为，“7·19”事件表面上是警民冲突，而实质是胶农与企业的经济利益长期纠纷所引发的一起较为严重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集中表现。云南省委常委经研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鉴于“7·19”事件后果严重、影响恶劣，不仅造成了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严重伤害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在事件中，孟连县委、政府负有主要责任，普洱市委、政府负有领导责任。云南省委、省政府对相关责任人作出5条处理决定。

第一、给予原孟连县委书记胡文彬同志撤销省委候补委员职务的处分。胡文彬同志作风漂浮，工作失职，导致孟连县胶农与橡胶公司的利益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矛盾不断积累、激化；将群众利益纠纷错误定性为农村恶势力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个人长期使用橡胶公司提供的豪华越野车，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管辖区内发生“7·19”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和恶劣政治影响。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给予胡文彬同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二、对普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丕坤同志给予责令辞职的问责。谢丕坤同志作为一线指挥者，对形势研判不准，时机选择不当，工作方案不缜密，组织指挥不协调，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势态估计不足，最终造成严重后果。根据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给予谢丕坤同志责令辞职的问责。

第三、对普洱市委书记高旭升同志、市委副书记、市长沈培平同志给予责令作出书面检查的问责。高旭升同志7月2日主持召开市委第39次常委会议，做出了同意孟连县委意见的错误决策。沈培平同志在市委决策时提出，调动警力的事不要报省里了。根据《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责成高旭升同志、沈培平同志向省委作出书面检查。

第四、对普洱市、孟连县少数领导干部参与橡胶公司入股、分红，参与胶林买卖、租赁等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由云南省、普洱市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深查。

第五、责成普洱市委、市政府对“7·19”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的孟连县委、县政府和乡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按照干管权限给予党政纪处分。(徐元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