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备战经济学兼为毛泽东时代辩护(一) -- 达雅

你既没有掌握方法，也没有理清历史的脉络，所以呢~

各中材料的都有,这平均七毛也是他们算出来的.

其实黄金的不算最贵的,蓝宝石的,翡翠的那才是极品!我小时候那些一般就是吕的.最好看的是姑姑送的一个景太蓝的.

首先声明, 贴这个不代表本人认同全文立场. 但是, 文中对经济政策的分析我认为有道理. 作者对于党史的考证可能会有不少问题, 所以转贴过来也意不在此. 另外文中夹杂了许多道德评价, 作者本人认为这涉及到宪政建设, 这也不是我们想讨论的话题. 姑且让我们只把眼光放在经济政策方面. 最后, 为了阅读方便, 我做了许多断章取义, 改变前后顺序, 擅自添加小标题的事情, 并且把文中夹杂的文献引用给删了. 蓝字是我加的.

1. 计划经济. 劳动分工是亚当斯密理论中的主要概念. 对于经济学各学派即使不想了解, 至少也应知道经济学并不就是理性人假设.

经济发展是劳动分工演进的一个过程。在一个有限理性的世界里，劳动分工的演进，由社会通过试验各种劳动分工模式所获得的组织资讯，以及个人关於试验模式的动态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经济发展是个从劳动分工的简单模式到日益复杂的模式的逐步演进过程。然而，如果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的社会试验已经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经济发展的後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阶段而直接模仿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制度时，通过模仿由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工业模式来大推进工业化这种可能性，是1930年代和1950年代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能相对成功地工业化的理论基础。

(计划经济能在苏联, 中国, 早期的朝鲜, 越南, 甚至在二战轴心国德国和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绝不是偶然. 而社会主义国家在1980年代以后相继遇到困境也有制度上的必然性.)

2. 计划经济中的市场/COLOR]

中央计划者没有激励调节价格来出清市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缺乏企业私人所有权情况下，没有积极性将利润最大化，相反，中央计划者有全部理由保持正的过量需求，这能够增加计划者的权力并为他带来大量有形无形的利益。

如果预算约束是软的，管理者有全部理由低估生产能力高估投入需求，因此在缺乏企业和要素私人所有权的情况下，价格不能传达真实资讯。从而非均衡成了长期病，资源配置被扭曲了。

[COLOR=blue](因此缺乏必要前提的计划经济中, 不能高看片面市场的作用. 这是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例如有人认为银行利率市场化以前, 国有企业融资决策先要市场化, 国企贷款要求必须对银行利率敏感才行)

3. 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 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所效仿

（1）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并控制所有企业，这种体制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国有企业的高利润被用来模仿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重工行业比轻工行业更高的增长率。这种工业发展模式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所创造。

（2）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业投资规划，这些规划在对多种工业品的市场还不存在时，同时创立了许多非常专业化的工业企业，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规划引发了劳动分工网路规模的大跳跃，这使高度专业化的工业行业种类发生跳跃。这种综合性的国家投资计划在1930年代的苏联，是通过雇用许多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制订的；在1950年代的中国，是在来自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的援助下完成的。

例如, 1950年代中国的694个大型工程项目和苏联援建的156个关键工程项目的规划，这个规划在很短时间内，在许多高度专业化的企业间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分工网路，当时还没有那些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资料的市场。

再如，作为156个关键工程项目之一，在东德的援助下，一个专业生产用於机床工业的人造金刚石的企业在郑州建成，而当时对机床的需求还不足以支撑一个生产人造金刚石的大型专业企业。

（3）中央计划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资本主义公司里经理人、司库和会计之间的制衡机制，泰勒科学管理（在中国被称为定额管理）。

（4）中央计划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的程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

这个体制能相当好的接近列昂惕夫（Leontief）的投入产出法所得出的结果(世界银行有记录). 然而，列昂惕夫投入产出法不能考虑不同投入之间的替代，它不能确定对消费品的最终需求，也不能提供使参与者显示其私人资讯的有效激励机制。(换言之, 没有有效市场的情况下, 制定一个精细的, 有投入产出替代的平衡表成本会非常非常高)

4. 文化革命及其前後的经济发展.

这部分涉及到对毛泽东经济政策的批评. 文中很可能有一些错误, 请大家指出.

大跃进後及文革前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是恢复到传统苏联式经济制度加一些包产到户和自由农贸市场试验的混合。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和1960年〈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提出试验一个与苏联式经济不同的制度的想法。这种想法一直很难推行。他提出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各地自给自足，采用小型，本地生产技术，反对大型，现代，全面规划的技术，反对专家路线，物质刺激。大跃进後，这些思想基本上被一系列的（例如教育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否定。

毛的行政分权的思想也受到他的同事的抵制，他们主张搞大型托拉斯，中央各部集中经济决策权，物价总局和垄断生产资料流通的物资总局也于1963年建立。这被称为条条专政，而毛泽东的行政分权被称为块块专政。

农业政策方面，人民公社的体制实质被否定，公共食堂解散，经济决策权和财产所有权从公社下放到生产队，但是政社合一的体制还是保留下来了。毛泽东关於在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突出政治，冻结工资级别调整，反对物资刺激，进一步打击私商，对城市私人房产实行国有化的一些观点还是在1965-1966年实行了。

在1958至1961年的大跃进和1966至1970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 毛试图创造他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诸如人民公社和大食堂。同时，毛有一种强烈的反苏情感，他倡导行政分权反对中央计划，倡导每个企业、每个县、每个省的自给自足而反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倡导群众路线反对专家路线，倡导技术落後的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队企业而反对技术先进的大规模国有企业，等等.

他自1966年10月後，利用1949年以来被迫害的人民对官僚的不满，允许有限度的自由政治结社，并支持自发的造反派反抗政治迫害。在社会等级制下受到歧视的临时工，合同工也纷纷造反，其他工人也提出反对冻结工资奖金，反对经济分配中突出政治的各种经济要求。这被毛泽东称为经济主义妖风。这时国营工业停工停产，加上毛泽东支持破坏中央计划机关的造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生了类似休克疗法的振汤。不少城市集体企业和打著集体企业招牌的私人企业趁国营企业瘫痪之机发展起来。而武斗最利害，国营企业受打击最大，过去原始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好的浙江温州地区成为资本主义趁文革动乱发展最快的地方。另一方面..中央1966年9月14日的档决定公私合营企业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文化革命中期（1966年底至1969年初）由於..允许工人农民自组政治组织，原来的党团组织形成保守派组织，而与他们对立的在野人士形成造反派组织。但是毛泽东反对选举决胜负的政治游戏规则，禁止全国性政治组织，主张分省用政治协商办法解决造反派与保守派及造反派内的冲突。由於政治协商是由官方少数人操纵的不透明不公正过程，又没有选举决胜负的游戏规则，所以造反派中的在野集团不认输，导致各派之间发生内战，整个国家陷入内乱。最後毛只能以对全国实行军事管制而结束动乱。

1970年毛泽东完全镇压了文革自发产生的非共产党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後，开始较有效地推行他在1960年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笔记中提出的一套反苏，反中央计划，实行行政分权，地方分权，反专业化，反专家路线，反大洋全，实行群众路线，自给自足，小，土，群的毛式社会主义。

5. 毛泽东经济政策在改革之后的继承和发展

农村经济

改革前中国劳动分工演进减慢，中国农村仍停留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社会，另一方面它造成了在毛的中国协调机制的一个真空：既没有中央计划也没有市场能够协调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发展起来的劳动分工。这个真空在文革期间被准私人企业和集体企业填充，在1970年代被1984年後称作乡镇企业（TVE）的社队企业和分权的双边及多边讨价还价制度所填充。实施分权协议的定货会议在毛的时代发展起来.

易于转轨

在一个通过中央计划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的经济里，发展私人产权和相关市场极其困难。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改革比俄罗斯容易得多，因为在文革期间中央计划体制瘫痪了。同时，毛的工业体制比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更分散化和更倾向局部自给自足。整个经济与苏联经济相比，有少得多的中央计划和管理。地方政府有更大的权力，并发展起相当大的管理能力，这一切为更加分权化的经济做了准备。国有工业企业也得到补贴，但交叉补贴与苏联比并不普遍。

对外贸易

由於毛泽东的反苏倾向，1966年..中央作出增加与资本主义贸易关系的决定，1972年..中央批准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进口。这在秩序恢复後发展为新的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成套设备推行进口替代大推进工业化的战略。这一战略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时代。

财政分权. 分权后地方政府的竞争, 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获得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原因

1971年毛泽东控制下的新财政部正式发档推行毛的地方分权制，其主要内容是将中央管的企业下放给省级地方管理，将财政收入中除中央管企业的收入，基建，文教，国防，外援及关税外，都划归地方财政. 改革后, 邓的区域分权通过制度化中央和省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巩固了毛的行政分权. 邓的财政联邦主义和俄国中央集权型的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部分地解释了中国和俄罗斯改革绩效的差别. 但同时它也割裂了市场并增进了地方国有企业的垄断势力, 因而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总结: 是否可以认为, 在毛泽东主导下, 中国的经济发展没能完全发挥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潜能, 这部分由于毛泽东本人相异的政治经济学观点, 部分也由于各种运动的干扰. 以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观点来看(如陈云这类人)是问题不小. 然而, 在经历了苏东剧变, 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经济大转型之后, 结论变得难以捉摸.

应该说他忽视了一些基本的经济规律, 如社会分工, 专业化劳动, 这些在无论在哪个经济学体系中都应有足够了解. 更为具体的是部门的投入产出平衡, 工业生产规律. 这些规律体现在经济学中, 除了专业知识以外, 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衡量标准, 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等等. 对这些毛泽东的认识也有局限(或者说, 他不想被这些规律给局限). 另一方面, 上文最后一个部分, 可以看出毛泽东还是很有战略眼光. 更不能忽视的是, 正如达雅葡萄所指出, 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是在一个国际国内政局都不太稳定的情况下, 外部约束太多, 最后给出非最优解完全情有可原.

最后结论: 争议较多, 有功有过, _功_过(两个数字相加等于十, 自己随便填)

假设局面长期“和平”，大区、省乃至县的“自给自足”“大而全”“小而全”就是毛泽东的“倡导”，言下之意就是他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空想，以自己的主观代替实际存在的客观；

但如果假设会打仗，而且是全面战争，那么“自给自足”“大而全”“小而全”就是一种经济上合理的选择，因此为很可能要陷入“东三省独立作战”，“省地县各自为战”的局面，这时候优势就出来了。

我写“备战经济学”这个系列，是因为我确信，“备战”是理解新中国前30周年的钥匙。

对于新中国的前30年，理解的困难在于，发生了太多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甚至荒谬的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这些事情是戈尔巴乔夫干的，那我们可以说，领导人水平太差。但问题在于，这些事情是在雄才大略的领导下，是在全党全军的支持下，全国人民热火朝天干的。这就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毛泽东是出于自己的私利，例如权力欲，故意胡搞。这是最不用动脑子的，也最被反毛分子所钟爱。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第一，相比其他政治领导人，毛泽东是最不谋私利的。第二，“胡搞”说无法解释，为什么广大群众会热情高涨地跟着他胡搞，这得假设广大群众都不是“理性人”，这个假设太强了。

第二种解释，毛泽东不懂经济，或者“不懂具体经济”。我以前也是这么看的。但是随着掌握资料的增多，我发现，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经济的理解，要比他的战友们深刻得多。例如《论十大关系》，例如《党内通信》。面对这些材料，我不能接受“毛泽东不懂”。

最后，我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的问题。毛泽东的问题不是在“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下搞经济，而是在强敌全面战争的危险下备战。理解了“备战”，也就找到了理解毛泽东时代的钥匙。许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胡搞”的经济行为，在“备战”意义下，恰恰是“经济”的。

我把经济学看作研究如何合理配置稀缺资源的学问。因此，小老板经营夫妻店和斯大林指挥卫国战争，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本质上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配置”的主体不同，所能配置的资源不同，“合理”的标准不同。千姿百态的经济行为，本质上就在于这三个条件的不同，而不在于大家使用的经济学不同。“备战经济学”，就是国家作为配置资源的主体，配置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迅速具有赢得战争能力为“合理”的标准。这样一看，毛泽东的很多行为就很“经济”了。例如，院系调整。如果不进行院系调整，不仅工科人才不能满足日后的需要，而且按照旧线路培养的文法人才，在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根本无法学以致用，是稀缺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对浪费的预期，很可能直接导致学生在课堂上对教授们的发难：“你教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有什么用？”那“文革”是不是要在高等教育领域提前上演呢？至少是有可能吧。

我相信，把“备战”作为理解新中国前30年的钥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我不过是明确把它写了出来。其他的人，例如葡萄，也有相同的看法，并必然有更精当的论述。但是，既然写了，TJ了总不好，还是硬着头皮写下去吧。

八十年代把通胀减去以后，实际生活的改善还是很大的。

这里经过八十年代的人不少，说这种话没意思。

80年代的改善有多少是吃70年代的老本，有多少是透支以后的红利，有多少是把问题推到90年代，这个问题心里还是要有点数的。

小邓上台14年，把共产党留下的几十年的政治资源消耗殆尽。政治上是完全被动，一点法子都没有，最后竟然被台湾这个地方政权牵着鼻子走，也真算得上是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经济学家了。

等你写完准备好好看看。

本质是对主要矛盾的判断不同。

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当其对立的流亡政府被美国所承认，并占据联合国五常地位时会认为：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

中国国防安全实际在中美建交和成为常任理事国之后根本解决的。

“80年代的改善有多少是吃70年代的老本，有多少是透支以后的红利，有多少是把问题推到90年代，这个问题心里还是要有点数的”——请问物质产品是怎么能吃老本（除非是70年代的库存），怎么能透支未来？

这种大而化之的话，如果把它当成观点还可以，当成证据就太薄弱了。

让人民群众饿肚子？

恩，这个指责很恶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