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三十二）李锐的庐山会议 （中） -- 史文恭
（史按：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不仅是周惠，吴冷西也认为李锐曾经检举过。。。）
请吴冷西给一个“说法”
最近一位朋友特地送来新出版的《回忆胡乔木》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9 月出版），说其中吴冷西的文章《忆乔木同志》，谈到庐山会议时，比在9 月25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多了一大段话，不点名地指责我和我写的《庐山会议实录》。我读后认为，这决非记忆有误，而是无中生有，歪曲事实，说得严重一点，是蓄意诽谤。因此有公开澄清答辩的必要。
现在先看这一段话：当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局势无法改变之后，他仍然想帮助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他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议这位参加起草工作的人写一封检讨信给毛主席，以求得谅解。乔木同志的这个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二十多年之后，这位起草参加者著书立说，扬言他写那封信是“终身恨事”，似乎是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尤有甚者，这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还说他在庐山会议上保护了乔木和家英，事实恰恰相反，正是这位起草参加者在庐山会议后期，写了所谓“检举材料”，罗列许多“罪状”，告发乔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彭真、一波、尚昆同志要我们在大会上同此人对质，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中央为此调查了两个多月，直到十月初，毛主席找乔木、家英和我谈话时才算结案。事隔三十多年，知情者越来越少，我责无旁贷，要为乔木、家英两位亡友公开澄清历史事实。
有关的历史事实其真相究竟如何？
关于乔木建议我向毛主席写封信，事情的原委我的《实录》书中写得清清楚楚。毛主席于7 月23 日作了批彭讲话之后，晚上，我到周小舟、周惠住处，三人思想都不通，随后又到黄克诚住处，继续发牢骚。周小舟讲了“毛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我也讲了“他不能一手遮天”的话。后来，我们三人到黄克诚处去了解这件事，被传播开来，传到主席耳中。“湖南集团”的指责即由此而来。田家英转告胡乔木的一个主意，让我给主席写一信，以释主席关于“右倾活动”的猜疑（见《实录》初版208 页），“七月三十日。晚上，反复考虑之后，接受乔木的意见，向主席写了下面这封信。
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主席的相信。现在回忆，仍觉得是终生恨事“。（212页）
“斯大林晚年”问题，是8 月10 日才在两个大组的会议上被揭发出来的。我写那封信时，还是抱着“侥幸过关”的心情。因此，“在秦城狱中，回忆庐山旧事，常常怀着自责的心情，七月二十三夜的事，更追悔无已”。（179 页）
任何一个读过我这本书的人，都会理解，所谓“终生恨事‘这四个字，完全是表述一种自责与内疚的心情，即听了主席的批彭讲话后，不应当跑到周小舟处再发牢骚，从而惹出后来那么复杂而严重的局面来。这怎么扯得上”似乎是胡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呢？
吴文无中生有的要害，还在“尤有甚者”所指之事。在庐山会议时，究竟是我“保护”（在书中我从没有用过这两个字）过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吴冷西），还是揭发过他们的“罪状”？
庐山会议时，我只在7 月30 日向毛主席写过一封信（要常委中传看，没有印发），8 月11 日写过一份“检讨书”，作为大会文件印发了。除此以外，没有写过片言只字。这有会议的全部文件作证。
大概是7 月25 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找在火车上的发言说过：1958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我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我的发言和我当时的思想，也决不是这个意思。这时我就一口咬定，这是我自己打过的一种比喻。（从而撇开了胡乔木，在延安的经验，有事自己承当，不牵连别人）我说车不按轨道走要出轨的，只是讲综合平衡中出了问题“。（193 页）
这是批彭开始时的情况。在整个批斗阶段，我始终只将“坦白交代”限制在同周小舟、周惠两个人的交往中，而决不涉及其他任何人，因为二周同我的关系已是人所共知的了。
8 月10 日“斯大林晚年”问题被捅出来之后，“我最担心的是同田家英（也还有胡乔木）的来往，再这样被追逼下去就复杂而麻烦了。……可是关于我同田、胡间也有活动，第二组的《简报》上已有反映，于是我就先单独同薄（薄一波）谈出我的想法：”祸‘是我闯的，一切由我承当，我作交代，作检讨，但人事关系只能到周、周、黄为止，这已是众所周知的，无可隐讳，决不能再扯宽了。薄根同意我的看法，要我’先发制人‘。我随即写篇自我揭发的检讨。十一日上午我交出检讨，检讨由薄看过“。（322页）”不料我的这点’苦心‘，使得小舟极其不满，因为我曾同他谈过一些田、胡同我谈过的东西，他认为我’言不由衷，推卸责任‘。结果他八月十三日向毛主席写的信中交代材料，如前所述，被毛主席批示：“全篇挑拨离间，主要是要把几个秀才划进他们的圈子里去，并且挑拨中央内部。”’（323页）小舟这封信的内容，我在书中没有摘录。庐山会议时尤其后期，印出的《简报》和“传阅”文件是很多的，但是，《毛泽东同志对“周小舟同志的信”的批语》（附周小舟同志的信）这份文件（1959 年8 月14 日八届八中全会文件67），在会议将结束时并没有发给我，因此当时我并不知道小舟在这封长信中，除开交代了他同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的来往交谈之外，还专门写了同李锐的有关交谈，信中说“但是他隐瞒了他谈到的许多问题”，将我转告他的胡乔木、田家英等同我谈过的一些话都一条条写上去了。接着写道：“这些自由主义的乱谈，是否事实，我完全不清楚。谈后他说当做（纸）烧掉。他的用意是乔木、伯达、家英、冷西等同志都是好人，不要连累他们，并且又把事情弄得愈来愈复杂。他的交代不谈这些，我认为这一点用心是善良的。请您考虑，可否把这段情况只在中央少数同志之间查明，不要传播开去，因为我确实认为乔木。家英、伯达诸同志都是善良的（虽然也有自由主义的错误），把他们扯进去对党没有好处。”小舟当时受到的压力很大，他原想让毛主席一人了解这些复杂情况，万万没有料到，毛主席立即把他这封信印发出来，并写上了那样严厉的批语。由于我没有看到这份67 号文件，因此才发生8 月15 日（或14 日）的大会上，我在书中写到的这一情节：“我的回忆中，周小舟由于思想不通，没有让他在大会上作检讨，但在大会上逼他作交代。他又谈到他八月十三日向毛主席信中写过的，关于我同田家英等来往之事。特别是提到田离开中南海时准备向主席的三条进言（按即不要百年之后有人作秘密报告，听不得批评，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全场震动。于是刘少奇问我，是怎么回事。在十一日交出的检讨中，我完全撇开了同田家英等的往来，这个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于是我站起来，大声而从容地说道：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刘少奇马上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会的人，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另外解决。于是，这个险情总算避开了。“（343 页）这天以后，8 月16 日的大会就不让我参加了。庐山会议后期的八中全会，开过多次全体人员的大会，参加这次会的许多人（包括吴文提到的三位国家老领导人）还健在，除了这一次刘少奇主持的大会上，或可说李锐曾同周小舟”对质“外，谁还参加过彭真、薄一波、杨尚昆要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同此人（李锐）对质“的会呢？吴文肯定”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同志都目睹当时会场上对质的情景“。请问，哪一天开过这样的大会？《简报》的哪一期刊载过这一情景？
老熟人吴冷西究竟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无端指责？此时此举，所为何来？
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关于李锐的为人，有一件事，老熟人不应当不知道，因为这就写在《庐山会议实录》的开篇——“上庐山开会（我的记录本）”。
1967 年8 月间，当时我早已下放在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总理。当时我虽已五十岁，且是八年戴罪之身，却依然少年气盛。我说，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我最不放心的是陈伯达’。于是我举出事例，以为证明。”（15 页）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可谓红得发紫。当时说这样的话，自知是要担风险的。可是，李锐就是这样一个人，为维护自己的信念，为坚持真理，是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果然，1967 年11 月11 日，一架专机，将我从安徽送到北京，关人秦城监狱。在狱中八年，为任何熟人写“证明材料”，都是如实落笔或着意保护，从未有过什么检举揭发之事，包括对我落井下石的人。
我的一生，所受冤屈不为少矣；总认为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从不计较，一笑置之。但这一次老熟人的文章，我非计较不可，因为这太出乎意外，太违反常情；因为这发生在“文革”噩梦已逝去18 年之后，庐山会议已平反16 年之后。还因为这是出自延安时期老同事之手，是白纸黑字，印在书本上的东西。看来，作者至少是想让世人相信：李锐此人，并不老实，大家要小心此人的“著书立说”啊！《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其实是胡乔木建议我写的，书出版后并表示他对此书完全负责。这些过程，在1989 年此书初版和1994 年6 月增订再版中，我都有说明。乔木生前一再肯定这本书，不仅当面同我谈过，也同别人（我同吴共同的老熟人）谈过。吴冷西不是在乔木生前提出对我的责难，而要在乔木去世后，再来为“两位亡友公开澄清历史事实”，这岂不令人费解？我希望老熟人吴冷西给我一个“说法”，也给历史一个“说法”。
1994 年10 月28日
原载《读书》1995 年第1 期
不过这个事儿的确很复杂，之前俺曾经和老广兄讨论过这个事儿。
因为这里面有些细节似乎不是如该文所举，例如，权延赤的《周惠和庐山会议》是他和周惠儿媳的合作，该书里面似乎没有提到（也没有影射）李锐向主席检讨之事，反而在权延赤的书里有说田家英庐山会议间有向东哥哭诉检讨之事。（此事也在该访谈里被证明了。）
而且所谓的李锐检举“军事俱乐部”的事儿，您引得‘飞扬军事’里的帖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应该不是李锐的功劳。
此外，田家英本人在李锐落难之后（所谓流放北大荒期间），曾对李锐鼎力相助，并和他在北京密会。-----所以，假如李锐真的发生这样的事儿，田家英应该不会如此。
还有一个例子是，所有‘小集团’人员的“承认错误”是在8月10日，前一天，洛甫彻底交代了他和彭总私下对东哥的腹诽，而这一天，突破点在黄克诚大将，当他看到李锐被罗瑞卿大将带进会场时，他以为李锐已经交代了7月23日密会，所以，黄大将就首先交代了7月23日他们说的那些‘大逆不道’的话，然后，第二天，李锐才交上他的检讨。-----而一条重要的材料在于，8月10日当天，罗大将已经转述了8月9日，东哥的愤怒发言：“毛泽东同志讲过：“苏联鞭死尸（指斯大林问题），我们这里闹分裂的人要鞭我的活尸。”
所以俺倾向于认为，李锐的检讨应该在这个小集团崩溃之后，而不是之前。---因此，他应该没有举报这个事儿。
此外，非常重要的一个例证就是，假如李锐真的是这样一个小人，那么，他和东哥的“密会”，必然会留下一些材料，----因为，在当时对彭总等小集团的大批判中，假如李锐有什么揭发材料，那这肯定是攻击彭总等的绝好武器，---所以，这样的材料，东哥是必然会要求他书面写出，然后印发全会的。（就好像东哥让周小舟把秀才们背后议论他的话写出来，然后批给全会一样），----而假如有这样一份材料的话，则李锐在庐山的表现，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秘密。-----那么，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并没有这样一个材料。
所以，俺倾向于认为，假如这个访谈是真的话，那么，也只是周惠转述周小舟告诉他的故事
在公司政治中也是大忌呀.
文中两次提到给毛泽东下跪, 分别是田家英和李锐, 无论是他们这么做了还是周这么说了, 都很让我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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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田家英对李锐“鼎力相助、并和他密会”的出处在哪里？如果这个说法本出自李锐一个人，就是孤证。凭李锐说的东西现在疑点越来越多，这个论据就该怀疑。
我现在怀疑他编这个说法，部分就是为了掩盖自己在庐山的行为。
田家英的为人，有何胆量去帮助他、密会他？
还有一个问题，1995年到现在，李锐对周惠的这个回忆有何反驳？如果没有，则足以证明周惠的东西大部分为真，也无须你来为他辩护了。
与此相对比的是，吴冷西的回忆，李锐辩驳得就非常起劲。
还有就是死前，因为在毛、刘之间胡乱传话，被毛泽东批评，也是抱着毛泽东的腿下跪痛哭。但此事已得不到谅解，最后仍然要调离毛泽东身边，因而自杀。
这个人，品质和人格确实很成问题。
李锐的孤证太多了，而且逻辑也有问题，禁不起细看推敲
比如庐山会议开始李锐问主席咋个会相信亩产万斤，主席说钱学森都相信他就相信了撒，先不说这又是一个只有他和主席二人的孤证，最重要的是庐山会议开始明明是冲着纠左去的，各路诸侯都有所察觉，特别是对亩产万斤主席58年的党内信加各种言论都表明主席是不相信亩产万斤的，但是为什么李锐会问主席相信亩产万斤的话实在匪夷所思
毛泽东集中精力地系统纠左，是从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一直到59年7月的庐山会议。原本庐山会议就是个纠左的会，为什么到李锐那里，变成毛泽东相信亩产万斤了，也是一奇。
首先，同意教头的判断：“俺倾向于认为，假如这个访谈是真的话，那么，也只是周惠转述周小舟告诉他的故事 ”。周惠确实在访谈里承认李锐夜闯美庐是田家英告诉周小舟（田家英嘴真得不严！），然后周小舟又转告周惠的。所以这是转了三手的资料了。
其次，如果访谈是真，周惠对李锐在庐山会议中起的作用定性还是正确的：自作聪明捅了篓子，对彭总他们被以“军事俱乐部”的定性，起了坏作用。最大的篓子就是他那封“撒谎”的信；当“谎言”被揭穿，信任被破坏，很自然地“因为李锐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使我们（彭张黄周等）几个人看起来很像是在搞什么阴谋，但我们并没有阴谋。”而周惠所谈到的李锐夜闯美庐举报的传言，起的坏作用也没有这封信大。
再次，夜闯美庐不管是否是事实，对“军事俱乐部”的定性不起关键作用，此点我认同教头的看法。不过，李锐8月11日的检讨
最后，如果夜闯美庐为真，则李锐举报的
李锐说的“密会”倒不一定是编的。“密会”内容可以有三个层次：
1、相互鼓励。这个很没必要，风险太大，容易暴露。
2、攻守同盟。两人既然当时地位差距巨大，又没有新问题，似乎也没必要。
3、互相对质。这个完全在情理之中，对上对下都能解释。只不过，如果田家英采用柔和的方法的话，李锐错误地理解成上面两种层次，也是有可能的。这样到能解释，尽管李锐提出了孤证，也不会有人直接反驳。
田家英的可议之处太多：
1、他知道的信息太多，似乎除了周恩来、杨尚昆两处之外，其他任何人的事情他都参与了，而且参与之前对事情也都大致了解，所以在任何时间都能占据主动。别人当然容易轻信他的信息都是毛泽东提供的，但是，毛泽东是这种人吗？
2、太多的事例显示，只要经过他的两边传话，两边的人相互之间的猜疑就大大增加。这也太奇妙了。
周惠可以看成一个旁观之人。一是，他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有针对性地传话的人，他仅仅是在周小舟身边旁听的人。二是，他是唯一一个完全被毛泽东撇清的人，虽说毛泽东也不会认为他就那么老实，但至少认为他没有有意参与一些奇妙的事情。
吴冷西
李锐说法一
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主席的相信。现在回忆，仍觉得是终生恨事“。（212页）
李锐说法二
吴冷西的说法，显然是过度解读。李锐的原始说法，普通的理解是他后悔不应该在信里有意欺骗主席，吴冷西解释为李锐后悔听从胡乔木的建议写这封信，是诛心。但李锐的第二种说法，也有点故意曲解，恐怕不是“任何一个读过我这本书的人”都会按他说的那样理解吧。
至于吴冷西的检举对质说，很可能是年龄大了，记忆出了差错，张冠李戴，把周小舟的事安在李锐头上了。不过，这可能说明吴冷西对李锐有很大意见，而下意识地犯了此类低级错误。
毛主席秘书，志在总理?——读周惠回忆试着理解李锐先生晚年行为
leqian兄的感慨
那么李锐被打倒之后，与他是否有密会，就全凭李锐来说了。既然是密会，想来也不会有第三者知道吧。
还有，庐山会议的几个参与者中，吴冷西和周惠都在驳斥李锐的说法，也是很奇妙的事情。
现在看来，文献版的毛泽东传在庐山会议这一章中，只是实在没有别的记录的时候，有一处援引了李锐的回忆（政治局批彭会）。这么处理，还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