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我们身边的经济学 -- foundera
第二十九章 未来经济学
美国人如今正以与未来观点发生冲突的方式进行抗争。一方面，末日预言者预言说世界的末日如果不是就在眼前，也肯定是离得不远了。他们预知来自半打不同来源的灾难；另一方面，乐观主义者们提出这样的命题，即未来二百年，我们将生活在一个如此丰裕的世界里，以至于稀缺将会成为一种过去的往事，我们的难题将会调整到一个闲暇世界，在此世界中，日常所必需的需求，甚至生活的奢侈都将成为人类生存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这些未来学者的阐述是否正确?让我们从悲观一方开始探索。
也许最广泛为人所知的令人沮丧的预测是罗马俱乐部的预言，在最初的罗马俱乐部的研究中(1972年)，预言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食品生产和资源耗竭的现行增长趋势持续不变，我们这一星球上的增长极限便会在未来一百年中的某个时刻到来。最为可能的结果将会是人口与工业生产能力两者相当突然和无法控制的下降。这一令人沮丧展望的根源是什么?它首先来自对世界能源与矿物资源等重要供给品的潜在耗竭的考察。罗马俱乐部的预言指出，大多数为人们所知的能源包括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将会在这一百年期间被消耗殆尽，并且没有目前我们尚不知晓的资源可以取代它们的地位。这一预报伴随着一个同样令人沮丧的预言，即人口将会从目前40多亿的水准增长到大约150亿。前景的确显得凄凉无望。
但是悲观预报并非仅此而止，罗马俱乐部的预言还强调了不可能以接近人口增长的速率来增加食品供应，因而未来一百年饥馑与广泛传播的因缺乏食品而产生的灾难将成为人类境况的特征之一。的确，我们将面临一种进退维谷的选择：即我们将只得任凭世界上的哪些人和哪些部分因饥饿而死亡。而且，已经有了一些在此世界上不断增加的污染所造成的生态性灾难，因而海洋有可能变成无生命的死水，缺乏鱼类或其他营养来源。我们面临着的在同温层中环绕着地球的大气层将会被如此严重地污染，以至于改变到达地球阳光能量的可能性。后果可能是辐射增加，或者地球上的温度水平发生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人类生命有可能消亡。我们甚至还没有谈论有关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总之，人类前景远远不容乐观。
相反的图景是由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学者们所提供的。在一本1976年由哈德逊研究所出版的名为《未来二百年》的书中，赫尔曼?卡恩争辩道，人类可能的未来的确是充满玫瑰色彩。他预言道：到2176年，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以1926年不变价格计算)将达到约5万美元，而世界上生存的所有人平均收入将超过1万美元。这一预测是建立在人口数量转变即将来临的观点上的，即人口目前正接近顶峰，未来人口增长率将会有所下降。卡恩还对有关能源与矿物资源的供给相当乐观。他预见某些非再生性矿物资源，例如石油，具有比我们现在所预计的长得多的潜在生命。他提醒我们有关石油未来储量的悲观预计，自从石油被首次开发以来就一直在传播。自从一百多年前德雷克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特斯维勒买下第一口油井开始，这些有关耗竭石油的警告就一直不绝于耳。再者，当卡恩审视潜在的煤炭储量、页岩油与沥青砂时，他看到能源供给的巨大潜力。他指出其他重要的矿物储藏也是处于同等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才开始发现储藏，并且这些物质在价格上的哪怕微小的上涨都会导致对其他潜在资源的巨大发现。就食品而言，他指出世界上存在大量尚未耕作的可耕地，并且还指出新技术。例如亚洲的绿色革命，提供了农业生产力巨大增长的可能性。最后，他提出了对我们在污染控制，以及避免造成与人类生存相对立的环境损害的努力的乐观观点。比如说，在日本，差不多国民生产总值的2％目前正被用于防止污染的努力。日本也许是先进的工业国家中污染最为严重的，它正在强调未来将会出现的情况。
一方面卡恩并不排斥人类最终灾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强烈要求考虑人类在未来技术发展而带来的可适应性。
这两种研究，一种是悲观主义的，另一种是乐观主义的，一直是重大争端的议题。罗马俱乐部在该书出版后4年，部分地否定了它自己的研究。但是在1980年，一项受卡特总统委托的研究――2000年全球趋势研究，得出了很多类似的结论。由于该研究享有支持它的美国政府的一切影响力，它引起了与早些时候罗马俱乐部研究一样多的注意力。它的令人忧郁的结论――即到了2000年，我们将面临全球性的灾难，这种论点受到乐观主义者的有力批评。伊利诺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在一部名为《最后的资源》的书中争辩说，该报告中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并且事实恰恰相反。
在这些有关未来的蓝本中，哪个是正确的?显然，没有人能够肯定。任何有关未来的预计都必须权衡考虑不可估量的因素，例如热核战争、使用化学品和杀虫剂所带来的副作用以及目前尚未为我们所知，但也许会突然产生灾难性后果的现代技术的其他污染性效应。然而，如果我们仅仅考虑基本的经济问题，而将此类不可估量的因素置于一旁，那么这两种立场之间的区别就会停留在有关未来的这两个具根本性的问题上。
首先，我们能否继续以不变的成本来开发能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技术?如果我们能够的话，那么我们将处于一个为那些有潜在耗竭可能的资源逐渐开发替代品的境地。过去75年的经验与这样一种发展的模式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所能观察到的是，任何资源由于其相对稀缺性而引起的价格上涨，将会使开发这一资源的替代品有利可图。到目前为止的证据是与之一致的，也就是说，我们并未观察到自然资源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相对)的上涨。这说明到目前为止，在开发替代品的努力方面，我们一直是成功的。农业与食品供给等方面也是同样如此，因为我们不断对过去一百年来所拥有的农业技术进行革命，我们持续保持在食品真实价格上涨的可能性之前，并且在差不多两百年以前，由那个悲观的说教者马尔萨斯所想象的饥饿这一幽灵并没有现身。事实上，目前的证据说明了恰好相反的一面：在美国的殖民时期，一位农民的耕作可以养活4个人，而今天一位农民可以养活45个人。在殖民时期，差不多我们所有的劳动力都从事于农业生产，只生产出填饱肚子之外只剩一点点 用于出口的产品；而在1979年，我们总人口中只有4％多一点的人口从事于农业生产，不仅养活了2．2亿人口，而且还使得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出口国。毫无疑问，这种格局恰好从反面说明了那些描绘出饥馑的糟糕前景的预言的谬误。
但是请注意本论点开始时的基本假定：对未来抱有乐观主义观点所必需的是，我们拥有以不变的成本设计出新技术的持续能力，如同我们在过去一百年里所做的那样。持久不变的成本是关键性的条件。如果要花费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努力来开发一种新形式的技术，那么从长远来看，我们的未来的确是黯淡无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持续产生新技术的确切把握，但是我们也没有相反结论的证据。
第二个问题与人口增长的未来相关。如果增长以上一世纪的速率持续下去，那么我们的确将会面临世界人口过于密集，要将产量和生产力保持在人口增长之上会更为困难的前景。在世界上相对不发达的地区，人口增长的速率经常保持在每年2％以上。如果这一速率持续下去，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个从现在起几百年以后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人们差不多是一个个地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几乎无立锥之地。但是也还有某种希望的理由。在过去的几年里，人口的增长率首次出现了确切的下降趋势。如果这并非是我们长期的模式中的无意义的偏离，而是人口增长速率根本变化的一个事实证据，那么我们可以盼望富有意义的增长放慢。 对平衡人口与生产力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对人类这一持续不断的趋势的提醒：面临着直接的短缺，他们将强制推行一整套管制，不允许价格体系发挥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在纽约市住房的衰落中如此耗费巨大而收益甚微的后果。然而，尽管有这一记录，我们的了解仍是推测的。我们并无政治经济学的真实理论，使我们能预计人类对相对价格变化的反应。
忧郁与厄运的预测依赖于我们将实质性的数据替代对未来的推断。然而，从历史的意义上说，个人已经适应了反映出各种不同资源相对稀缺性为变化的相对价格变化。一种资源愈是稀缺，其相对价格就越大，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降低消费欲望，并且价格的上涨已经引起生产者去寻找替代品。
讨论题
1．1973年一1974年的石油危机是否支持了罗马俱乐部的观点?
2．你为什么应当对罗马俱乐部和哈德逊研究所的预测都表示怀疑?
第五篇 政治经济学 第三十章 撤销交通运输管制经济学
到目前为止，你当然已经认识到我们社会中的许多问题都具有其经济基础。无论一个问题的经济学原理是怎样的，它也许还会具有政治上的一面。事实上，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就是政治主体如何决定资源的配置。从其主旨来说，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个人群体根据其各自的基础，正试图改善他们的经济地位。具有典型意味的是，一个群体成功的试探意味着另一群体经济地位遭受某种退化。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政治经济学主题经常涉及财富在社会各个群体中的转移。
在本篇中所涉及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是政治性的。比如说，对黑人经济改善的经济学分析，揭示了旨在帮助少数族裔群体法规的政治基础。在有关生态学与政府规划的章节中，对收入分配的明显问题进行了考察。考察显示：很多规划原是为改善环境和帮助处于劣势的群体而设计的，结果却是改善了中等阶层和较为富裕群体的经济状况。考察教育券经济学，我们得知在以这些券进行实验的方式中，损失最大的是在公立学校系统中的行政管理者和那些相对讲授质量较低的在任教师们。他们当会用他们的政治力量，主要是以由全国教师联合会进行游说的形式，来阻止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向一种使用教育券的制度的全面转换。有关社会保障和负效应的的收入税的章节都指出了作为这些制度的结果而出现的收入与财富的转移。它再次显示了社会各个群体不断地使用政治手段来试图为自己获得更多的财富。
虽然政治学在我们社会众多的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理解政治决策的经济基础可以帮助人们将现实与花言巧语分辨开来。
第三十章 撤销交通运输管制经济学
1987年，我们将要庆祝州际商业委员会(ICC)――第一个联邦管制机构成立一百周年。在过去的12年里，联邦的一般管制与运输的特别管制一直在经受着两大主要政党的全面攻击。卡特总统任命阿尔弗雷德?卡恩为民用航空委员会主席，于是卡恩开始解除这一机要的管制性控制。罗纳德?里根总统在不加区分地取消商业管制的讲台上竞选总统职位，并且任默里?维登鲍姆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此人曾因揭露政府管制的无效率而名声大振。州际商业委员会的时日将要结束了吗?它是否永远不会等到它的百年庆典?不要过于肯定地说它不会。读一点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
州际商业委早会是应那些托运人要求，于19世纪建立的，但是渐渐地，铁路当局发现通过价格协议使他们感到困惑的持久性(它经常地在收缩期失去效用)可以通过政府的强制力量得以实现。1906年，“赫本法案”给予州际商业委员会设立最高限价的权力。随之在1910年，“曼?埃尔金斯法案”使得州际商业委员会得到控制电话、电报和电缆通讯的权力。最终当卡车运输成为铁路的一个竞争对手时，它也进入了该委员会的控制范围――航空业的控制范围。航空业的管制是在保障安全这一背景下演化出来的，而不是(如同在早些时候那样)作为铁路的竞争对手这一角色背景下演化出来的。民用航空委员会与联邦航空署都是这一情况下的管制机构，但是其结果非常相似。管制机构设定价格、分配航线，并且对兼并出售或租赁设备等等实行控制。简而言之，私有商业企业的主要决策――对消费者需求和其它企业在运输行业领域中竞争所作出的反应式决策，如今是由管制委员会作出的。
虽然在受到管制的运输部门中之企业也许会抱怨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混乱和强加在他们决策之上的限制，但管制对他们也有一定的好处。不仅收费被定得足以覆盖那些效率不高之企业的成本，而且给那些具有有利(并且是专用的)航线或者在特定线路上(在卡车运输业)行驶的专用证书，给这些企业带来了垄断租金。据汤姆?慕尔在1978年的估算，在卡车运输业此类证书与许可所带来的价值高达20亿至30亿美元。
经济学家们对运输管制的后果进行广泛批评是不足为奇的。不论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从商船到家用物品的运输，他们发现补贴与限制造就了低效率的企业和垄断利润。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种抑制受到主要政党的责备，并且更加不寻常的是，在阿尔弗雷德?卡恩的管理之下，航空业的管制结构被逐步瓦解了。但这是发生在1978年的事，到了1982年，美国经济因了重大的衰退，布莱尼夫，一家主要的航空公司，破产了；其它航空公司也呈现出一片赤字的海洋。的确，有些航空公司也许会步其后尘。雷克尔航空之路公司，曾经面对着国际卡特尔(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以低廉的北大西洋航线票价而领先，也破了产。世界航空之路公司，曾经领导过低廉票价运动，请求民用航空委员会“结束灾难性的、安全非理性的票价大战”。
作为结果，管理当局提议立法机关审议免除反托拉斯法中有关对价格、利润分成、货物分摊和容量限制的海运协议。至于运输业、卡车司机工会(包括卡车司机、工具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国际工人兄弟会会员――译者注)一直是大规模的工会组织中罗纳德?里根的唯一支持者，并且它已经与该行业一道瓜分了垄断利润。如同可以预料的那样，卡车司机们强烈地反对取消管制，并且不足为奇的是，管制行业并未取得什么进展。
对经济学家来说，取消运输管制意味着增加效率；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意味着较低的标价和更好的服务。对于企业来说，取消管制意味着增强竞争、较低的利润、没有避免破产的防护垫以及持续不断的争斗；对于政治家们来说，这是某种要求挂在嘴上的漂亮话，因为这是一个大众话题。但是政治家们被逼进了两难境地，因为他们面临着沉默而无情(并且是理由充足)的压力，即来自企业与工会的对“灾难性和毁灭性的竞争”干预的要求。
这一问题是直截了当的。经济学家将竞争看作是通向富有效率之经济制度的关键；他们可提供无穷无尽的范例来描述与垄断和卡特尔相关的无效率，无论是私有的，还是政府的。可是竞争是否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长期的组织形式?经济学家也许会为它鼓掌，消费者会从中得到，政治家可以挂在嘴上卖弄。但是想成为一个竞争性世界的参与者?商业界不会，农民们不会，工会也不会。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有一条出路。如果竞争不能通过自愿的“合作”来减弱，它就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来得到减弱。这是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因为对其后果有疑问。但是我们不会打赌说：州际商业委员会不能生存到它一百岁的成熟老年期。
小结
对于交通运输领域中很多管制的全面分析表明：管制的确有利于社会中的某些特定群体――并且通常不是消费者。过去，在一个管制的纪元里，提供交通运输服务的权利拥有者获取了垄断利润。交通运输管制的主要效果之一，是由于难以计数的限制而造成的资源使用的无效率。经济学家们为在交通运输中有更多的竞争，以减少这些无效率而进行了长期的争论。然而这一问题是政治性的，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些在过去受到管制的行业，如今仍成功地保留了某些管制形式，他们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重新建立许多已经被废除的往昔所采用的管制。
讨论题
1．讨论垄断利润通过管制行为得以发展的方式。
2．为什么有些政治家主张取消管制，而另外一些政治家又主张管制?
第三十一章 英国铁路经济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大不列颠经济史，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大国经济相对衰落的故事。战争之后，英国风光不再，并且该国由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的创始国转变成一个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28年里，大多数西欧国家已经在生活水准上超过了英国，英国被普遍看作是经济停滞的典型的现代案例。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我们难以在几页篇幅中说明的复杂故事，但是英国铁路经济学是这故事中的一部分。
与美国相比较，英国是一个小而紧凑的、居住密集的国家，铁路在此发明出来并且在自铁路发端之后的大约160年里，发展起密集的铁路网络，将货物与旅客运送到不列颠岛屿的各个角落。由日本人和法国人发明的新技术进展已经提高了铁路旅行的速度和舒适程度。而高速计算机又使货物与旅客运输的自动化系统成为可能。铁路可以自身优势与其他形式的运输抗衡。
在一个面积与人口密度与不列颠相仿的国度里，铁路将会成为理想的基础运输体系。引用《伦敦时报》的话说：“铁路提供了最为文明开化的旅行与运输货物的方式更快、更安全、更可靠，并且对其他人来说，比多数可替换的运输方式更少烦恼；乘坐它比驾驶小汽车经济，并且在将来石油耗竭时，在极为方便地使用能源方面将处于好得多的境地。”简而言之，英国铁路的广告标志“这是火车的时代”就可得到印证。再者，英国铁路是一个政府营运的企业。如果它出现赤字，它只须向政府请求提供补贴便可。1982年该种补贴高达10亿美元以上。可是它远非是一个兴旺发达的行业，英国铁路正处于深深的困境之中。仅私人小汽车一 项，目前就能占据铁路所运载之旅客英里数的10倍以上。并且公共汽车正在稳步地蚕食长途旅客英里运输服务。货物运输的85％现在已经转移到公路上。与欧洲其他国家相对照，目前英国铁路的货物运输量少于本世纪任何时期。
1982年冬天，英国的两家铁路工会之一，火车机车员工、司机和司炉统一协会开始了一次每周三次(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六)的令人震惊的罢工，它使得英国铁路当局付出了一大笔金钱，并且导致了进一步的旅客与货物运输的长期损失。该协会举行罢工是为了反对“灵活用工制”，也就是说，铁路当局所拥有的调整该协会成员工作时间长度的权利。取代硬性的8小时工作制，工人们将会有一种可变换的7至9小时的工作时间表；然而，其结果是工作周时将会从40小时减少到39小时。这一问题是生产率的问题，在硬性的8小时工作制情况下，该协会的一名火车司机实际上每天平均工作3小时零20分钟。他的剩余时间是用于到另一处去驾驶另一列火车。采用灵活性用工制，铁路可以根据列车安排调整火车司机，因此得到更多的实际有效工作时间。
这一问题表明了两家工会――铁路员工工会和协会与英国铁路当局之间的长期斗争。限产超雇(指为增加就业或减少失业，工会在劳资合同中要求雇主限制产量或超额雇佣工人――译者注)和人为制造工作机会(指为提供就业机会而安排的并非必要的工作一译者注)是工会生存的一种方式。两家工会担忧――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些提高生产率的方法会导致对工人的削减，从而给它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失业，因而，他们抵制此类措施。英国铁路当局坚信：除非它提高生产率，否则它将继续输给它在交通运输行业的竞争对手们。但是这一问题比那一点更为深刻，英国经济的基本组织结构处于危险之中。
让我们暂时忘却补贴。为了收回成本，英国铁路必须向旅客和货物运输收取足够的费用，以便避免亏损。但是它的每位旅客英文英里与每吨英文英里(货物运输)成本保持不变，生产率也无变化，但在富于竞争性的交通运输行业中却在持续下降，铁路当局必定或者输给它的竞争对手们，或者是要降低它的价格。
对工会来说，对此问题有两个可能的解决办法。一个是美国式的――即将管制性控制扩展到各种富有竞争性的交通运输形式之上，以避免它们降低价格(见第三十章“取消交通运输管制经济学”)。另一个是被英国的工会所采用的解决办法――即对铁路实行补贴。只要在税收与从政府每年所给予的补助费用之间弥补上其差额，即每年由政府支出以弥补收入与成本的差额，但是这要求政府愿意负担不断增加的巨额支出费用。
工会是英国工党的脊梁，并且自1945年起，工党时而当政，时而在野。它的政策包括许多行业的国有化，并且当此类行业亏损时，政府给予补贴。补贴来自税收，所以一直有从纳税人转向该行业的收入再分配。其效果是，该行业的消费者正在得到补贴。英国铁路的旅客们与货物发运人，与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有可能支付的水平相比较，支付较低的票价或运费税款。但是最终的受益者是两家铁路工会的成员们，因为以上证据表明该行业的需求曲线是非常具有弹性的。所以在非补贴性价位上，铁路的使用量将会有更为迅速的衰落，从而铁路的就业量也随之下降。
另一主要政党――保守党从总体上反映出纳税人不满的观点。目前执政的保守党人已经拒绝了对英国铁路进行紧急财政援助，或者对其增加补贴。在本版写作期间，该问题仍然悬而未决。1982年6月，全国铁路员工工会继续罢工，不管怎样大约有30％的会员露面上班，最后只落得它的管理委员会废除罢工的结局。接着在7月份，员工协会继续罢工――仍然是针对灵活性用工制的，但是最终同意考虑工作时间安排的新方法。但是如果英国铁路当局已经在某种小的冲突中获胜，根本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工会认为允许引入新技术意味着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并且从而引起其工会会员的失业以及工会权力的衰落。他们的解决办法不是避免竞争，便是在前者不可能的情况下对工人的工资予以补贴(因而帮助了工人的就业)。英国铁路当局感觉它必须提高生产率以便生存下去，而纳税人则感觉不应该对两家铁路工会奉献礼金。虽然英国铁路经济学只是英国相对衰落故事中的一小部分，但它突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经济问题，但是它们的解答将是政治性的。政治经济学毕竟是这一博弈的真实名称。
小结
在没有对其他形式进行管制的情况下，对一种交通运输形式的管制，将会导致被管制方的竞争不利。这便是英国铁路所发生过的状况。如果其余的交通运输不受管制，就必须对被管制的形式予以补贴，以便保持它的生存。此类补贴来自普通税收，并且涉及从纳税人流向该行业的收入再分配。其效果是，英国铁路所服务的顾客已经受到所有纳税人的补贴。然而，此类补贴的主要受益者是铁路各工会的会员们。
讨论题
1．英国工会与技术变革相抗衡是否是“有理性的”?
2．决定铁路服务之需求弹性的是什么?
第三十二章 生态学与收入分配经济学
对城市环境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比污染典型城市景观的电线杆丛林和临空而过的电线更不雅观的方面了。当我们将“污染”这一词语扩展到把视觉污染包括在内时，临空而过的电线是包含在这一类别中的首选目标。解决的办法是将它们埋入地下，并且这一进程正在美国各地的很多城市中进行着。
一般而言，干线的重新布置费用是以普遍提高价格的形式来支付的；但是在住宅区，并非少见的是，某一地区需要这一改变的居民，形成一个本地改善管区，开发一项计划，并将它提交给适宜的机构审批。通常公用设施公司支付部分费用，而每一地块的所有者对剩余的部分按比例支付其份额(在西雅图，该比率一直大约是一半对一半)。将电线置于一块已经开发的住宅区地下代价是昂贵的，每块地的总金额高达2200美元。因此这一类型的成本分担已经趋向于将很多地下布线限制在高收入住宅区域，就并不令人惊讶了。然而，鉴于由公用设施公司支付的份额，来自从大家的收费中所收取的一般性收入，当它对较高收入群体带来收益时，此类项目就反映出一种从穷人流向富人的收入再分配。
有两种选择存在，我们可以坚持某一块地的所有者对在地下布置电线支付所有的费用，在此情况下，就不会有收入再分配，但是，或许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或者，我们可以让公用设施公司将价格提高到适中以改变整个城市的布线，在此情况下，人人都会为此支付。在西雅图举行的最近一次有关此议题的公开听证会上，当地公用设施公司的负责人说：这样一个跨度为十年期的计划，使得收取两倍的电费成为必要的手段。提高电费价格使得穷人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收入中用于支付电费所占的百分比，往往大于富人们所交电费在其收人中所占的百分比。因此其结果是再次给穷人强加比富人相对更重的负担。在地下布线的案例在其对收入分配的效果上，是否与其他有关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有所不同?
在我们试图回答这一棘手问题之前，我们重复一个如今所有读者应当相当了解的事实。每个行为都具有成本。也就是说，每个行为涉及某些机会成本，无论这种成本是否被那些导致该成本的人清楚地表述出来抑或是否被他们所了解。由于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资源有限的世界，它也是一个互换的世界。在地下布线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用较高的电费(或者是收人中费在其他物品方面的较小数额)来换取美观(没有横空而过的电线)。美观并非不花代价地来到我们面前。当认识到行为的每一可变换过程会涉及特定系列成本时，便是如此提问的时机：“谁来承担这些成本?”我们已经在一个案例中看到发生了些什么，现在我们可以讨论其他的例子。
很多居民试图将森林区域保持成为纯净的荒野自然区(又称公共莽原区，是指为保留自然状态而禁止在区域内筑路或建房等的自然保护区，主要设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境内――译者注)，他们争辩说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保护我们的自然生态(如同与人类所为相对的)。保护荒野自然区涉及成本与收益，成本包括用于其目的的森林区域减少，比如说露营场地和伐木等。谁来承担这些成本?在前一种情况中，想要露营的人们(但并非是背囊式的旅行露营)；在第二种情况中，要购买房屋和其他木制产品的人们。（或者是用该目的木制产品的替代物品。）
虽然读者可以较为容易地了解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也许不是非常明显。试试这样来看待，当较少的森林区域被用于伐木时，木料的供给要小于它原本有可能提供的数量。木料的价格将因此高于原本可能的价格，并且房屋变得越来越昂贵。（注意，既便非木制房屋也一样。如果木制房屋的价格高于其他种类的房屋，更多的人将会用非木制房屋来替代，于是其价格就被哄抬。）
现在来看一下收益。荒野自然区域向那些喜欢以背囊式旅行，在保护区内消遣以及可以在那儿享受钓鱼和狩猎乐趣的人们提供了收益，收益还被赋予那些自己并不打算去进行背囊式旅行、钓鱼或狩猎，但是愿意为他们子孙后代保护这种自然荒野，并愿意为此而支付某种代价的人们。
要想判定保留一块自然生态区，对收入分配会有何种效应。从广义上说，我们已经因此而试图发现，如同我们一贯的做法，谁来承担成本，谁将获得收益。要想判定保留一块自然生态区对广义上的收入分配会产生何种效应，我们采用通常的做法，即试图找出谁来承担成本，谁是收益者。这通常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它只能以考察相关数据的方法得以回答。从已经完成的有限研究来看，我们可以做出有关荒野自然保护的试探性的结论。根据已经发现的资料，背囊式旅行者，一般来说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并且其收入明显多于平均收入。因而来自这一活动的收益趋向中等或较高收入的群体，至于谁来承担这些成本，我们知道露营者(那些带着帐篷、拖车和露营卡车的人)，与背囊旅行者相比，经济是较少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所挣收入较少的群体。所以，我们以低收入者所使用的娱乐设施来换取有利于那些高收入者所使用的设施。
至于因为缺少木料而引起的房屋价格上涨，我们知道穷人将比富人遭受更多痛苦，因为住房支出费用在穷人的预算中，占据更大的比重。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其他范例。问题是：大坝的水位是应当被提高，以便提供更多的来自水力发电的电力能量，还是环绕在它周围的未经砍伐的木料区域应当留出一片自然荒野区域供背囊旅行者消遣?作为经济学家，我们不能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仅仅能够指出与这两种(或更多的)变换方案相关的所有成本和收益。在这一范例中，提高大坝水位的成本(用生态学的术语来说)，主要是由实际的和潜在的背囊旅行者们来承担的。收益就是较低的电费价格或者节省下为开发一种可替代的能源供给来源所需要的资源。如果电费支出在穷人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富人收人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大坝水位也许会引起收入从富人转向穷人的再分配。我们说；“也许”，是因为只有在穷人对他们得到的东西时支付得相对较少时，收人才会得以重新分配。当然有一种无须重新分配收入而保护我们生态的方法。政府可以对诸如荒野自然区域与狩猎保护区之类的事物设立用户收费，设定他们的价格以覆盖被使用资源的估算机会成本，然后被收集的总额能够以一种将会对那些承担成本者进行补偿的方式进行重新分配。
小结
改善环境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并且其收益很少会得到平均分配。我们需要认真分析可变换计划的成本与收益分配，以便弄清谁从中得益，谁付出代价。
讨论题
1．为什么对用户的收费不是强加的?
2．在所有的新汽车上安装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的分配后果是什么?
第三十三章 黑人经济进展经济学
在过去20年里，联邦政府已经试图以立法程序减少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这一立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平等机会是否可以用立法的形式实现?根据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的说法，1964年的《民权法案》在减少歧视和改善黑人工薪者的命运方面已经成为一个主要因素。在评论弗里曼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詹姆士?海克曼和理查德?巴特勒等人的发现时，我们发现他们对改善黑人经济福利立法的重要性得出了谨慎得多的评估。一方面他们同意作为反歧视立法的结果，似乎年轻的黑人们改善得较好，他们的入学率提高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他们总结说，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其问题仍未解决。
大家都会赞同1964年至1975年之间黑人经济出现了相当大的改善。黑人妇女获得了更为显著的收益。1964年，黑人妇女的平均工资或薪水是白人妇女平均薪水的58％，到了197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97％。并且，黑人妇女的工作地位也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对黑人男性工人来说，年龄与技能水平在他们所达到的程度上有很重要的差别。1964年，年龄在20～24岁的青年黑种工人可以挣得青年白种工人所挣收人的68％，到了1975年，该数字为85％。对老年工人来说，进展一直较为缓慢。可比较的数字在1964年是65％，在1975年为70％。男性中更为引人注意的成功一直是在具有较高素质的黑人群体中，1964年黑人专业人士挣得可比较白人收入的69％，而到了1975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84％。对具有博士学位头衔的人，以及新近获得商业学士学位的毕业生来说，黑人们在70年代中 期似乎与可比较的白人几乎一样好。这些都是引人注意的收益，它们得利于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弗里曼论证说：1964年的法案为黑人将需求曲线移向右边。他使用大量的数据来支持这一事实，即正是这项立法，改变了黑人的机遇。
另一方面，海克曼和巴特勒使用同时间序列分析和数量经济的技术方法，总结说该证据并未表明需求曲线向右移动。相反却是供给曲线的向左移动。他们的论据是60年代末有关福利的社会支出导致在低工资收入的工人(即那些最有可能参与社会福利计划的人)中间，劳动力参与率的降低。鉴于在这低工资群体中黑人占有比白人大得多的份额，其后果就是要相对减少劳动力黑种工人的供给。根据海克曼和巴特勒的说法，在天平较低的一端是减少的黑种工人供给，那些保留在劳动中的黑人的相对工资显然是被提高了。他们发现的关键是，如果市场需求向有利于黑人的方向移动，会导致劳动力参与率上升。但事实恰恰相反。也就是说，黑人的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了。海克曼和巴特勒相信这一发现是与需求向右移动(弗里曼认为是《民权法案》的结果)不一致的。对海克曼和巴特勒来说，黑人福利改善的最重要的源泉是，由于改善学校质量、工业化和从南方向外迁移而出现的美国南方的显著变化。
这两种立场相距有多远?海克曼和巴特勒让步说，也许立法已经有了某些影响力，尤其是在青年黑人身上，如同早些时候说到的那样。并且肯定地说南方学校的改进，以及某种程度上更加乐意雇佣黑人，如果不是直接地，也至少是间接地与立法活动相关。不过，这些立场之间的差异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提出了在禁止歧视的直接立法中有效程度的问题。回答仍然是不清楚的；但是应当指出：无论人们站在哪一边，黑人福利的两难困境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弗里曼和海克曼及巴特勒都已表明：黑人在劳动力中的参与率低于白人的参与率，也就是说，年轻黑人中的失业率要比白人中的失业率高得多。所以，一个社会如何能够创造机会 的平等这一问题仍然存在。
小结
1964年至1975年之间，黑人的经济改善似乎相当可观。有两个可变换的原因已经给定。一个是因为1964年的《民权法案》，对黑人的需求曲线已经向外移向右边。一个相反的观点主张黑人的供给曲线已经移向左边，因为福利计划已经降低了在黑人中间的劳动力参与率。第二种观点的辩护者争论说已改善的黑人福利主要来源是学校质量的改善，美国南方的工业化和从南方向外的迁移。
讨论题
1．社会福利计划的增加将会如何导致少数族裔群体中劳动力参与率之下降?
2．我们为何已经观察到黑人从南方向北方的向外迁移?
第三十四章 教育券经济学
无论我们走向哪里，都有对学校制度运行实绩的不满。学校税收经常落空；学校教师走出去罢工了；学生们被这一制度腻烦得迟钝了。当教育券的想法在70年代首次出现时，它似乎是解决学校制度中的顽症的理想方案。该想法很简单，取代将钱交给公立学校的做法(或者可以变换的是私立学校所发生的费用)，而将教育券直接给予各个家庭，以便他们能够将孩子们送进自己选择的学校。这一想法对那些将贫民区学校看作是一种问题的改革者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向父母们提供了除了由公立学校制度所提供的劣等教育之外的选择方案。天主教徒们喜好这一想法，因为券会使得教区学校的入学状况兴旺起来。信奉自由市场的人们感觉到这便是答案，因为它为教育世界提供了类似于经济世界中市场制度的一种自由选择制度。券的魅力是它们会鼓励竞争，此举会震撼学校制度，并且迫使它更加积极地适应一种教育制度应当满足的多种需求。简而言之，券制度似乎是经济学家对一个复杂问题的理想答复。
但是券制度遇到了来自教育机构内部和外部的抗议风暴。教师们将此看作是一种联合起哄的方式；行政管理者惧怕他们会失去对预算和任免的控制；自由主义者感觉流向教派学校的金钱将会威胁教会与国家的分离。更有甚者，计划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券制度将会毁灭――教育的平等主义原则，因为富裕的父母能够补充券的数目，并且将他们的孩子送进更昂贵的学校，而贫穷的父母就不能够。所以券制度简单的经济学原理被置于与该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直接对抗的境地，反映出那些看到自己的价值受到威胁的群体的既得利益和观点。在广泛传播的反对声中，该想法仍然得以坚持，并且使得联邦政府恳求学校系统试行券制度。然而，由于学校系统通常在它们的反抗中是不妥协的，联邦政府发现很难找出一种愿意尝试该试验的学校体系。然而，加尼福利亚州的阿乐姆洛克小区处于严重的财政困境中，它的负责人感觉到任何试验都只会使他所面临的多重难题和困境向好的方面转化。
当在阿乐姆洛克试行券制度时发生了些什么?是否产生了更多的教育多样性?学校是否变得更加积极地对父母们的意愿作出反应?专业人士的权力是否被削弱?学校之间的竞争已经导致具有诱惑力的课程选修的增加，并且导致那些讲授质量低下不受欢迎教师的失业。但是学校专业人士的首要目标是要保护他们自己的职业。因而，立即有了如下规定，即任何一位因与该试验相关的原因而离开一所券学校的教师，将会被优先分配到其他学校工作，没有人会被赶到大街上去。这一决定使得那些不受欢迎教师的境况得到改善，但是即使对出色的教师们来说，其结果也是一种混合的幸事，虽然他们的学校收取了更多的学费，金钱被花费于雇佣更多的教师和未经测试的材料上，由此增加了教师们与更多的计划、更多的会议和更多的同事抗争的日常难题。专业人士们以强行对入学收费进行限价的方式阻止了广泛的重新分配。结果是一旦一所学校已经达到它的入学最大容量，溢出(剩余)的学生将必须回到那些声誉较差的学校中去。学校的校长们对任何有可能对他们的相对绩效进行评估的比较性测试尤为敏感；所以，将注意力吸引到差别上以及鼓励父母们改换学校的比较性评估受到抑制。简而言之，该计划已远远地偏离了该制度最初创造者的意愿。
父母们是否对做出选择的新能力有所反应?有些人做出了反应。到了第三年，大约有18％的父母已经选择了将他们的孩子送入邻近地区以外的学校，但是百分比仍然很小，并且反映出多数父母在专业人士面前的被动性。然而，设想什么也未发生，可能是一个失误；实际上，确已出现了学校中更大的多样性。在过去一直是千篇一律课程设计的地方，现在有了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课程，艺术与手工微型学校和几个开放式的教室，简而言之，已经产生了更多的创新。最后，应当认识到大家都知道阿乐姆洛克试验是一个暂时的试验，它终会结束。所以，反映出有可能在永久性条件下发生经验的程度确是很有限的。
从阿乐姆洛克实验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首先，父母们最终并不比以前行使多出许多的选择权。学校行政管理者和专业人士的权力显得并未减少，并且很有可能增加了。另一方面，毋庸置疑，该实验促进了学校中的多样性，并且鼓励了进一步的实验。不过，教师与行政管理者群体的牢固立场，使得该实验远离那些希望强行在学校推进系统市场条件人士的最初意愿。
不管人们将这一实验评估为一次成功或一次失败，它显示出适用于一种制度结构的选择简单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被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加以修正，在现实当中，既得利益改变了市场被允许发挥作用的路径。
小结
在一种教育券的制度下，竞争将导致学校环境的多样性得以存在。如果在教育券制度下，公立学校被许可与私立学校共存的话，公立学校就不得不提供与私立学校同等质量的服务。难怪公立学校的官员们经常地与教育券制度的实施进行抗争。
讨论题
1．在大多数都市地区，存在着具有广泛多样性的幼儿班。有些着重于美术，有些着重于舞蹈，有些着重于学业培训，还有的着重于体育。然而，一旦孩子进入幼儿园或一年级，学校中多样性的选择就变得少得多了，为什么会这样?
2．一种教育券制度是否必定意味着公立学校制度的灭亡?
第三十五章 收入分配与政府计划经济学
如同在许多国家所做过的那样，我们的政府已经构建了针对经济中似乎需要援助部门的帮助计划，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不同计划的潜在目标是要影响收入的再分配。
如同在第三十二章中所指出的，所有改进或保持我们环境的计划既涉及成本，也涉及利益。这对任何政府计划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实际的、如同反对所公认的任何政策的再分配方面，我们必须充分估价成本与利益的幅度。同样，我们还必须依据经验判断谁将承受这些成本和利益。
让我们考察一下农业计划中的再分配效应。这一计划的明显意向是将农民的收入保持在一个社会感觉可以接受(也就是说，不是太低)的水平上，要提出的问题是：(1)这个计划是否能达到那个目的?谁会获取这些利益？(2)这一计划是如何得到支付的?谁来负担这些成本? 先回答后者；所有直接和间接的政府对农业计划的支出，都直接来自政府的税收。纳税人在这些成本中所分摊的份额与他们所贡献的总收入成比例。(纳税人既可通过收入税的形式直接纳税，也可通过他们过去通常购买的产品间接地纳税，这些产品的价格较高，因为制造厂家也要交纳税金。)价格支持、剩余储存和土地休耕补贴制(指从1956年至60年代初美国政府为减少剩余农产品，要求停种某些作物，休耕部分土地，并给农场主补偿的做法――译者注)的直接成本，在1982年总计为90亿美元。每当消费者在购买一袋以人为提价的形式出现的土豆时，他们就会面临间接成本。显然价格支持的显性目标，正是要支持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他们有可能达到的水平之上的农作物价格。可以作如下比较，土地休耕补贴制所宣扬的目标是“保持土壤肥力”，但是有个效果是要减少耕地的供给，从而减少可供销售作物的供给。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地力获得了成功，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它们原本有可能获得的价格。农作物控制与市场份额的目标是要减少送往市场用于销售的农作物供给；其结果仍然是更高的价格。
谁来承担更高价格的成本?消费者直接承担这些与他们所购买的农产品数量成比例的成本。穷人在食品方面的花费支出在他们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要大于那些富人们的支出比例，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也就是说，对食品的需求弹性从总体上说小于个体。德国学者厄内斯特? 恩格尔于1857年系统地阐述了这一事实，现在被人们称作“恩格尔定律”。比如说，1955年人均收入为2000美元的非农业家庭，将其收人中的27％花费在食品上，而人均收人为600美元的家庭在食品上的花费占收人的46％。）因而我们可以将农业计划所引起的更高的食品价格看作是一种引起收入再分配的递减税制，因为穷人对他们所获取的物品，与富人相比，要付出相对更大的比重。
谁会从农业计划中获益?更高价格的利益是直接与农产品售出的数量成比例的。因此，平均而论，这些利益是与农场主的收入直接成比例的。（不过要注意，如果可以自由进入农业，较高的价格将引起投向农业资源数量的增加。在自由进入的情况下，较高的农业价格将不会对所有农民有利(当然，除非政府将购买剩余产品并持续对休耕补贴制之类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对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当产量扩大时，每年单位成本也上升。所以，高农业价格导致更大的产量，直到新增生产成本恰好与该产量所新增的收入相匹配，在那一点上，只有具有特殊天赋的农民才会获得比正常利润更多―的收益。）产生于政府对“剩余”产品购买的利益，是与农场主所出售的剩余产品数量直接成比例的。总而言之，这表明利益是与农场主的收入成比例的，因为生产和销售更多的作物通常会带来更高的收入。用同样的推理，土地休耕补贴制的利益与未耕种土地的英亩数直接成比例。农场越大，可以纳人土地 休耕补贴制的土地数量也就越大，从而利益也就越大――于是由此再度与农场主的收入呈正相关关系。
有一些统计数字应当证明是有说服力的。大约有10％的美国农场主生产出市场所销售农作物的80％到90％。1980年，收益价值为10万美元或10万美元以上的农场主，其总收人中大约60％来自政府的直接支出、租金和红利，而收入低于5000美元的农场主，这一数字仅占其总收入的6．9％。
在衡量了农业计算的成本和效益之后，我们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即其效果明显是收入由穷人向较富之人的再分配，当然如果穷人按比例地向政府开支支付较低的税收，那么这一论断是无效的。
类似的分析可适用于进口糖的配额，在过去数年中，世界糖价下跌了一半。然而在美国，尽管世界价格下跌和国内经济衰退，糖价持续保持稳定。这是因为国内生产者得到了进口配额制的保护，从而免除了世界性竞争。获益者是那些在建立配额的法案通过时拥有甜菜和甘蔗田地的人们。受损者是为糖支付较高价格的消费大众。并且由于低收人家庭自己制作很多罐头和储存式食品，因而他们较可能承担政府计划中不成比例的负担。
现在回到我们的收入税制度上来，让我们来思考一下特定的税额扣除是如何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的。偿付抵押购房的某一个人被允许将利息支付扣除，这对房屋所有制来说是一种激励，因为购房者可以从不必将他们的边际税率应用于那部分收入这一方面获益。A女士，其年抵押利息支付相当于1000美元，边际税率为20％，就会获得200美元的收入，而不必将此数额转交给政府，这有多棒呵!但是考虑一下B先生的例子，他的收入是A女士的两倍，并且处于40％的纳税档次中，从他该年所支付出的2000美元利息中，他可以从其收入税的交纳中扣除这一数额，他便省下了400美元。抵押购房的富裕个人在同样情况下，比不算富裕的人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比边际税率为零的贫穷个人，或比其他任何无抵押支付并从中获得好处的人所获得的利益要多得多。
我们已经考虑过由那些使得卖淫和使用麻醉品非法化法律所许可的收入再分配的方式。在这两种案例中我们都可以说，由于对非法商品与服务来说，信息是更加昂贵的，一般来说那些能够支付得起更高价格的人(富裕者)，就会获得比那些穷人“更好的”产品。
我们还可以回顾近来的租金控制与高利贷法律的问题。如果控制高利贷和租金的法律是有效的，它们就会在市场出清价格之下定立某一价格。因此，公寓与信贷的交易者们在出售其产品时，寻求非金钱方面的收益。谁的资信条件较好?是年收入20000美元的人?还是断断续续地工作，年收人为5000美元的人?在同等利率条件下，贷出者将会把资金贷给前者而不是后者。当高利贷法律实施后，穷人得到贷款的机会更少。
在租金控制下，房东会将房屋出租给领取社会福利者，还是租给一位市议会成员的女儿?在同等租金价格下，他也许会租给后者，因为她更有可能按时地支付其房租。
以上所列举的所有例子用来描述考察政府计划的成本与收益分配情况，并且判断它们实际上是否按其所意欲的方向对收入进行再分配。相反，它显示出很多政策倾向于以不够富裕者的代价达到对富人有利的结果。然而，当用于任何未来的计划时，这一假定必须予以重新证实。
小结
对很多政府计划的分析显示，这些计划并未像一般所打算的那样有利于穷人。比如说，任何涉及价格支持及其类似的农业计划，按其产量成比例地有利于农民。贫穷的农民，根据定义，就是那些并未获得很大产量的农民。因此，较为富裕的农民从政府的农业计划中获益最多。作为一般性命题，很多政府计划倾向于对我们社会中那些极为贫困者之外的其他人有利。
讨论题
1．讨论有利于穷人的政府计划。
2．总的来说，联邦政府税收与支出计划的分配性后果是什么?
第三十六章 吸烟经济学
最近，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妇女，要求公共汽车司机制止几位青年在公共汽车上吸烟。司机照办了，而当她正准备下车时，其中一个青年向她脸部和头部猛击，然后逃跑了。大约同一时期，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一位青年对公共汽车上坐在他身旁的妇女说，他反对吸烟，并且要求她掐灭香烟。当她未照办时，他从她嘴中拔出香烟，并在她的衣裙上摁灭。吸烟者与不吸烟者之间的刻骨怨恨已经升级，并在日常生活中宣泄。
20年前，吸烟现象到处存在；的确，吸烟是某种地位的象征，电视广告和电影展示男女主人公在嘴上转动着香烟。所有这一切已经改变。这种改变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64年总医务检查官的报告，该报告十分明确地指出：吸烟有害人的身体健康。最近，在1979年1月11日发表的报告附录中，总医务检查官补充说，由肺癌造成的死亡率，以天文数字增加。据估测，1978年有21900名妇女和70000男子死于肺癌，而1964年肺癌死亡总数为45838人。
但是在此讨论的问题，并非以吸烟方式追求他们自我毁灭的个人权利的问题。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外部性问题。对于不吸烟的人来说，吸烟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而在过去，吸烟者以为只要自己乐意，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吸烟。如今他们不再能够将此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了。有些，甚至也许是很多的非吸烟者(也许一个更好的词是反对吸烟者)在他们反对吸烟时表现得极为激烈。吸烟对于邻近吸烟者的非吸烟者来说，是否会造成对其身体的危害，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然，吸烟对他们并不会有任何好处，而也许对有呼吸性疾病和过敏症的人来说，是有危害的。多数研究表明：从体质性效应来说，它所造成的身体危害也许是很小的。但是毫无疑问，吸烟引起非吸烟者的恼怒。并且，更为特殊的是，它引起已戒烟者的恼怒。在阻止吸烟的个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前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约瑟夫?加利法诺更为热心的了。他过去曾吸烟，而现在却成为阻止吸烟的坚定支持者。
如同我们所说过的，吸烟是一个外部性的古典案例。在此案例中，根据经济学家的有效标准，吸烟者向非吸烟者为他所感到的不适予以赔偿是适宜的。或者，在没有补偿的情形下，恰当的策略也许是向吸烟者强制性公布法规，以避免他使非吸烟者恼怒。譬如，民用航空局已经下令，在商业性空中运行中，必须将吸烟者与非吸烟者隔离开。假如事情到此结束，我们的故事就会简单得多――只不过又是一个运用政府的政策加以解决的案例。但是政府的立场并非是绝对而不含糊的，政府用它的左手――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及总医务检查官的手所做的事，产生了在香烟盒上写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以及予以大量补贴的禁止吸烟的宣传运动。与之抗衡的是它的右手――农业部对烟草行业的补贴。在美国的大约50万名烟草种植者被法律阻止竞争，不允许增加种植面积，并对在无许可证的土地上所种植的所有烟草，课以75％的违禁税。结果是向那些在这种补贴开始时(开始于30年前)，就已进入的足够幸运的种植者，提供了垄断性收益。
政府的右手还包含更多的东西，1981年，来自香烟销售的税收约为130亿美元。这些凶括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以及烟草和烟草产品的进口税。烟草与烟草产品为1981年的美国国际收支盈余项作出了240亿美元的贡献。显然，联邦政府的某些方面感觉他们可以从烟草的继续利用中获得极大的好处。美国南方受到补贴的农场主也同样如此，他们从赋予烟草种植行业的垄断中获得直接的收益，并且得到了农业部的扶持。
另一方面，由吸烟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成本巨大，并且还在增长。1974年，对医疗成本的估价就高达115亿美元。更进一步说，吸烟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要火灾隐患。国家消防联合会的统计表明：有56％的致命性住宅火灾是吸烟引起的。1981年，吸烟至少引起94000起火灾，造成2．464亿美元的财产损失。
我们是否应该禁止吸烟?经济学家所处的地位是不适宜回答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可以指出涉及的成本与利益，以及衡量所涉及的外部性问题，但是最终这一问题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毫无疑问，如果吸烟是今天才被首次发现的，它可以被置于与可卡因、海洛因及其他危险毒品同一类别中，并被社会看作是应当被宣告为违背法律的某种东西。但是在一个恰逢尊重价值的纪元，吸烟曾经发展成为一国的风范，并且仍然为年轻人保留了许多那样的光环。再者，显而易见的是，吸烟者也是选民，与烟草种植者和正在成长壮大中的反对吸烟者队伍一样。结果，吸烟政治学导向政府自相矛盾的双重角色――左手为禁止吸烟工作，而右手却在促进吸烟。
小结
与吸烟有关的问题既是内部性的，又是外部性的。内部性问题涉及诸如肺癌之类疾病的自我损害。外部性问题则涉及染他人呼吸的空气。鉴于空气是共同资产，没有一个先决理由可以争辩说，非吸烟者拥有比吸烟者污染空气权利更多的用以净化空气的权利。一种决定是向吸烟者强加成本，以禁止吸烟。另一决定是向非吸烟者强加成本而准许吸烟。这二者旗鼓相当，因为空气是共同资产。
讨论题
1．对吸烟的分析与对摩托车骑手对荒野场地的使用，是否具有相似性?
2．有些研究者坚持说，被非吸烟者吸人的烟雾，在导致肺癌方面产生的危害与吸烟者本身所受危害一样大。如果这些研究者是正确的，这是否意味着在公共场所不应当允许吸烟?
第三十七章 社会保障计划经济学
针对与丧失就业能力和老龄问题相关的无保障者所给予的保护，自很早的时期开始就一直是政府所关注的一个方面。然而，由政府用来取代扩展家庭体系的综合性一揽子措施，是从1883年德国发起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时开始的。在美国，一直到1935年大萧条极为严重的时期，联邦政府才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并且创立了这一制度，它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在此制度创立初期，基本问题是社会保障是否应当就是保险，在此意义上保险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即：某一由保险统计员所计算出的，可足以提供对潜在性索赔支付的完整储备，或者是一种由当前的雇员对那些已经退休人们的福利津贴进行偿付的制度。如同在1935年所开始的，社会保障构成了在这些立场之间的妥协：1937年开始征收这些税，但是一直到1942年才为这些津贴进行偿付，以便有可能积累一笔储备金。最初的税额为雇员薪水的1％，另外l％来自雇主们；这种税是对个人工资的最初3000美元所进行的征收，逐渐地，税率上升，工资基数也上升了。
一直到1960年，来自税收的收入超过支出，由此积累了一笔储备信托基金。自从1965年之后，国会在增加对社会保障接受者们的支付方面一直极为慷慨，1965年，月津贴全面增长了7％，1967年增长13％，1969年增长了15％，1971年增长10％，1972年增长了20％，1973年上半年增长了5．9％，1974年6月在5．9％增长生效之前，就被更高的11％的增长所取代。并且在1975年6月，还作出了增加另外一个8％的生活费用调整，不管在开始时，在由保险统计员计算出的完整保险计划与根据实际情况支付的计划两者之间存在着何种妥协，到了1975年，前者已经明显地被摒弃。而后者则是支付的基础。今天，现存社会保障的未筹集基金的债务大约为4兆美元，由此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该制度是否已经破产。信托基金或所谓的储备，几乎已经消失；税收的比率与工资基数为了偿付当前的义务，已经在过去几年里大幅度地上升。今天该比率停留在6．7％，并且在1990年就要上升到7．65％。工资基数已经从开始时的3000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32400美元。
更有甚者，在未来的年月里，资金难题将会显得更为突出， 因为老龄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将不断增长。今天平均每100位工人要负担30位退休者；而从现在算起的40年之后，每100位工人将负担45位退休者，即增长50％。这一变化本身就会要求税率增长50％(在假定一年生产率增长2％的基础上)。
这一难题是如何出现的?答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答案。退休者们是投票选举者(选民)，政治家们以允诺立即提供自然增殖的更大福利的方式来呼吁这一群体支持他们。而这些成本被推迟到稍后时期，增加的津贴看起来是一个由政治家们向一个庞大而不断增长的投票者集团所提供的免费礼物。并不感到惊奇的是，从历史上看，社会保障计划一直是政府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即在“新政”时期所形成的最受欢迎的计划之一。但是在过去的10年里，社会保障计划受欢迎的程度已经下降。不断增长的投票者反对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家们来自扩大社会保障计划所积聚的意外收获，如今不断受到那些为此而偿付的人们的反对。并且这些难题在未来会变得更加棘手。之所以会这样，有三个理由：第一，该制度正在接近成熟期，65岁以上的人口中的93％的人正在接受津贴，介入该制度的新进入者津贴与成本的比例要低得多。1937年，一位进入该制度的工人支付未来30年的最大税收额，如果他或她在1967年底退休，就已经支付了总额为2673．60美元的税金。那只是所接受津贴的一小部 分。但是在1968年进入的工人，支付最大税率，仅在20年之后，就已经支付了27512．25美元。假设当前对税率和工资基数的计划增长数没有被改变，早先介入该制度的参与者，在该计划早期所得到的巨大的意外收获就会结束，并且很多高收入的工人就会支付比他们自己未来所获津贴多得多的成本。第二，从长时期来看，该计划只要用扩大覆盖面的办法就可以增加它的收人。但是如今大约工人队伍中的90％已经被包括进去；作为结果，这一选择不再是新收入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来源。第三，国会近年来已经将津贴结构编成指数，以使之随着价格水平的增长而增长。只要收入与价格上升得一样快，其比率就会保持不变；两位数通货膨胀率的持续存在和本世纪70年代的滞胀纪元产生了新的两难困境。
显然，国会目前面临着非常难堪的境况，它承诺向总人口中庞大而继续上升的部分提供社会保障福利。再者，它所被迫支付的数额取决于经济事件――工资与价格的运动，而它对此无法直接控制。因此它必须对人口中正在缩小的那一部分人提高社会保障税收，以支付这些福利，而除直接增税之外的新增税收来源，已经枯竭或者已经被有意地牺牲掉。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如今当社会保障问题被提出，政治家们就会局促不安。
本章开始时，曾提出过社会保障计划是否会破产的问题。马丁?费尔德斯坦，一位有关本议题的杰出专家，已经指出社会保障计划并未破产：“只要选民们支持社会保障制度，它就能够支付其所承诺的福利。”如今，一方面不断增加的退休者的数量与另一方面在职工作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愈加突出。费尔德斯坦已经估测说在1．5亿已达选举年龄的美国人中间，有5000万人将会在社会保障计划中受到损失，而1亿人将会从中获得好处；后者，主要是老年人，比那些较为年轻的群体更加倾向于投票支持这一计划。
过去，老年人一直对社会保障的关注程度比那些较为年轻的群体大得多，然而，当在职工作者的负担加重时，我们可以预计这种状况会改变。该制度仍然是可以实施的，但根本前提取决于工人们接受对他们的收入的税收持续增长的义务。无疑社会保障计划将是具有利益冲突集团的持续战场，政治家被卷在其中。
小结
社会保障是一种转移制度，收入从那些在职工作者手中转移到那些不再工作的人手中。社会保障筹集资金的方式与接受福利的方式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对社会保障的“贡献”就应当被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税收。在那些接受或将要接受福利的人与那些必须支付税金以提供这些福利的人之间存在着政治斗争。
讨论题
1、你是一名面临着改革社会保障计划的国会议员，你将会怎样做？
2、你是否会赞同直截了当的保险计划？
经济学术语表
总需求：每年某一经济中用于对所有最终产品与服务计划支出的货币价值。
总供给：每年由企业向市场经济所提供的所有商品与服务的货币价值。
反托拉斯法规：限制垄断形成与管制特定的反竞争性商业实践的法律的制定与颁布。
债券：一种由政府或公司所发行的生息凭证，此类有价证券代表着债务关系。
资本：所有生产出来的资源，包括建筑物、设备、机器和对土地的改良。
资本收益：某一资产的购买价与销售价之间的正差额。如果某种股票是以5美元购进的，然后以15美元出售，那么该资本收益为10美元。
商品信贷公司：一种政府机构，它向农民们“出借”相当于农产品支持价格乘上担保贷款所提供数额的一笔钱。
共同资产：由大家所拥有的资产，因而并不为某一个人所拥有。历史上一直为公众所拥有的共同资产之资源的例子主要有空气与水。
普通股票：一种表现在某一公司中之真实所有权的有价证券。普通股票并非对该公司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义务，并且没有限期。它对每年的红利和在公司破产清算时的资产具有最后的索取权。
竞争：在产出品的购买者与出售者之间，或者在投人品的购买者与出售者之间的争夺较量。
互补品：两种被认为是互补的商品，如果某一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就会引起另一种商品的需求向相反方向变化。例如，如果网球拍的价格上涨，那么网球的价格就会下降；如果网球拍的价格下降，那么对网球的需求就会上升。
消费价格指数：对在城市地区由工薪收入获得者所购买的一组特定的商品和服务之价格的加权平均数所进行的一种统计衡量。
消费者主权：作为某一个体的消费者概念，以他或她的货币投票表决，最终决定在经济中何种商品与服务将会被生产或提供，从原则上说，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使得他们根据顾客变动的欲望来调整各自的生产。
赤字：流入与漏出之间的负差额，或者更为具体地说，是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该术语常被应用于政府，并被称为政府预算赤字。
需求曲线：一种需求一览表的图形表示。一种坡状线条显示需求的价格与数量之间的反向关系。
需求一览表：一整套显示不同的可能价格在不同的价位上，所需求的数量之成组对应数字。这个一览表显示在商品的不同价格上每一次／时期有计划的购买率。
收入分配：收入在全体人口中的分配方法。例如，完全平等的收入分配将会导致收入挣得者中收入最低的20％人群接受20％的国民收入，收入最高的20％人群接受20％的国民收入，中间的60％人群接受国民收入的60％。
经济物品：任何稀缺的物品或服务。
规模经济：当产量增加引起长期平均成本下降时出现的节余。
均衡价格或市场出清价格：即使得市场出清，无过量需求或供给的价格。也就是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处的价格。
扩张：一种全面的经济活动正以比先前、或比在某一特定国家中的全面历史趋势更为迅速的速率上升的商业波动。
剥削：对某一生产要素的支付低于它的边际产品价值。
外部性：与某一经济活动相关的利益与成本溢出、延伸到第三方的一种状况。污染便是一种效应为负的外部性。
固定成本与沉淀成本：即不会随着产量而发生变化的成本。固定成本包括建筑物的租金和机器的价格。这些成本在某一特定时期是固定的；从长期来看，它们是可以变动的。
自由物品：任何在零价格上，其可获得的数量大于人们所欲求之数量的物品或服务。
收入的需求弹性：需求数量变化的百分比除以货币收入变化的百分比；显示需求数量对收入变化的反应。
通货膨胀：价格加权平均数的持续上涨。
内部信息：任何仅为少数人，比如公司官员才可获得的信息。
投资：固定投资与存货投资。即为任何对某一经济中之未来生产能力的增加。
劳动：有工作的个人所作出的生产性贡献，涉及思维与行动。
需求规律：说明需求数量与价格呈负相关性的规律。即在较低的价格上，会有更多的购买；而在较高的价格上，购买减少(其它方面相同)。
供给规律：一种说明价格与供给数量(其它方面相同)之间存在直接关系的规律。
债务：任何所欠的物品。
边际成本：即由于一个单位的产量变化而引起的总成本的变动。
边际成本定价：一种定价体系，在此体系中，所索取的价格等于社会所承受的生产增加一个单位的商品与服务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社会所承受的边际成本。
市场出清价格或均衡价格：(见前述均衡价格定义)
最低工资：法定的工资率，雇主不能以低于此限的工资率支付给雇员。
模型或理论：用来做出预测或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的简化的演示。
货币供给；用来阐释流通“货币”数量的一般术语。对货币供给具有难以计数的特定阐释，最为狭隘的就是，公众手中持有的货币加上只有在商业银行存有的储蓄需求。这已经被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贴上M1A货币供给的标签。
卖主独家垄断：只有唯一的出售者。
垄断竞争：即一种市场状况，在此状况下，大量的厂家生产相似但却不同的产品，并且在此状况下，进入该行业相对较为容易。
垄断：某一厂家具有对某一商品的最大控制权，在极端的情况下，垄断者是某一商品或服务的唯一出售者。
买主独家垄断：只有唯一的购买者。
净值：资产与债务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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