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小眼看文革 2】习近平的自述及其他 -- 柳叶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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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小眼看文革 2】习近平的自述及其他

习近平的自述

（摘自《福建博士风采》第一卷）

（老刀声明：此文的文责由习近平负责，稿费找西西河的铁手要，唯有typo是老刀的事）

格言

老实做人，扎实做事；不事张扬，只求实绩；勿忘人民，甘作奉献；鞠躬尽瘁，奋发有为。

简述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得就是团结。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个机遇。１９７５年７，８，９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二十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著书并发表文章。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腳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研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腳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腳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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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习近平的自述，下面开始贩卖我的私货。

一九六六年，我在福建师大附中念初一。五六月时文革刚刚开始，当时发生了一件很令学校长脸的事儿。一位高中（高二、高三？）同学被选送进了空军航校，他的父亲是当时的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侯振亚，侯同学在附中也是个风云人物。大家都很为他感到骄傲，我们班里有两位认识他的女同学那几天都把头昂得高高地，大概就是她们的亲哥哥当上了飞行员也不过如此了。

侯大哥入伍的那一天，全校同学敲锣打鼓地把他送到了校门口，不知多少爱慕的眼光伴随着他上了军车，也不知多少像我这样的小男孩幻想着哪天自己也能穿上那身绿军装。现在附中有两个空军飞行学员预备班大概就是从那个时间开始的吧。

文革逐渐深入，省委领导们也被打倒了。有时在报纸或者街头的大字报上看到侯振亚的名字时，心里也会想到我的这个曾经的校友，不知他上了天没有。再后来就是上山下乡、或者参军入伍，大家各奔东西，这事也就逐渐淡忘了。

文革期间，我的一个姑妈所在的工厂被迁到了福建的三线闽北山区去了，这事是文革前就决定了的，姑父作为先遣队在福州和闽北山区还来来回回跑了几年。我下乡的时候，姑妈他们已经搬到了山区。为了希望得到就近照顾，我作为工厂家属被安排到了离厂十来二十里地的山沟里。

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年的时间也就慢慢地过去了。大约是在七四年左右吧，我跟姑父到厂里的澡堂去洗澡，他告诉我隔壁搬来了个新邻居，让我猜是谁。没等我开口，他就说了：“我谅你也猜不出来。告诉你吧，那是侯振亚的儿子。”我当时有点懵了，侯大哥不在空军吗？他跑到这山沟沟里干吗来了？

其实，侯振亚因为“薄一波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即北平军人反省院案），文革开始后不久就被定性为叛徒，进了监狱。当时侯大哥已在长春航校学习了一年，因为父亲的问题，他被迫离开航校，自己到内蒙古的大草原插队落户去了。七四年，他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他也作为复员或转业军人处理，被安排到这三线工厂来了。

后来我到姑妈家，见着了候大哥。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当年离开学校时的意气风发，只剩下与年龄不符的沧桑。我跟他说我也是附中的，他很高兴地请我到他的家里坐。他当时已经结婚了，小俩口的小窝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穷二白。

记得薄熙来曾提到在文革中因为沾了父亲的光，坐了几年的监狱。和薄熙来相比，我的这位候大哥应该是很幸运的了，但是一双即将展翅高飞的翅膀就这样被生生折断了。

说实在话，当时的我颇有些阴暗心理，对候大哥的景况很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候大哥当年在附中时，和许多革干、革军子弟一样，因为家庭出身好，对其他同学很有点趾高气扬的感觉。在当时的大环境里，大概都是那副对联鬼见愁（上联：老子革命儿接班；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的信仰者吧，当然我毫不怀疑他们当时对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和忠诚。

每次重新洗牌，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希望咱们中国什么时候能做到既不要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也不要满门抄斩株连九族。这才算是从一个方面摆脱了几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残余。

有许多东西，写在书本上都挺好看的，在实践中就没有那么美丽了，但年轻人就很容易被慷慨激昂的言论所鼓惑，而文革就是将这种现象表演到极致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即使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在这小小的西西河里，我们不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吗？有朋友说的好，宽容实在是长大的表现。

我想，经过这样的家庭变故后，候大哥他们应该会长大许多，只是希望他们心中理想主义的火苗没有熄灭。

参考资料：

阿拉坦其其格特殊年代的“博爱” 作者：海宽

我们公社后来还来了一批福建的知青，他们都是福建省的干部子弟，因文革时父母被打成黑帮，在福建境内无法分配，当地老乡不敢接收他们插队。所以他们跑到内蒙，在锡林浩特静坐绝食，要求到牧区插队。后来他们的行动终于打动了盟领导，终于同意接收他们。他们一部分人被分到西乌旗，一部分人被分到东乌旗。被分到东乌旗的最终是到了我们队，乌拉盖公社哈达吐大队。

来我们队的福建知青，有一个是已经在长春九航校学习了一年的飞行员，因他的父亲是文革前福建的第二把手侯振亚，因父亲被打成“走资派”，他被迫离开航校，也来到牧区插队。他人很开朗，会拉小提琴，我们经常听他拉《梁祝》，拉《新疆之春》，他也很喜欢给我们讲他的故事，讲他第一次跳伞时的情景，讲他从国家的骄子飞行员，一时间成为没有人过问理睬的“黑帮子弟”时的心情，他想过自杀……他说他没有想到草原会接纳他……

他还带来他在山东支左时结识的女朋友，一个个子娇小皮肤白皙，长着一张圆圆脸的很可爱的山东姑娘。后来他们结了婚。这个山东姑娘是个心地善良而朴实的农村姑娘，是生产队长的女儿，当地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很同情侯的遭遇，毅然远离家乡和亲人，追随着当时已经是“黑帮子女”的侯来到了她不熟悉的草原……她很能干，我们每次去她家，她都热情款待我们，做好吃的给我们，切得一手好土豆丝……。正是这位善良的姑娘在侯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生活的勇气和安慰，是草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给了他们这一对患难夫妻一个栖身之所，让他们从此远离了白眼和冷漠，让他们过上了普通人应该过的日子。后来他们双双回到了福建，而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摘录于北俎村侯氏家谱

侯振亚——又名侯正寅，也是一位喝着泉水长大的北俎人，他生于1912年12月31日，5岁时母亲病故，负债累累，靠其父侯兆荣种地谋生，家境贫寒。

1925年，13岁的候振亚爬山涉水步行500多华里，到山西省平定县投靠教会办的晋友中学，在这他结识了河北大名省立第七师范学生赵连城。从赵连城那里不仅了解到大名七师的一些开明教学方法，还得知王从吾、张衡宇、王冶秋等革命活动家在那里任教，他非常向往这所学校。1929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名七师，在这里他有机会借阅了一些进步书刊，并经常与知心好友交谈时事政治的看法，逐渐解开了一些思想上的疑问，从而开始了对革命的追求。1930年经马宏灿介绍入党，同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和左翼作家联盟，先后担任了大名七师党支宣传委员和大名县委秘书等职务。1931年暑假，冀南特委派侯振亚回沙河成立县委会并任县委书记。他回沙河后，即和周庠、王志民在沙河城接头开会，在九名党员的基础上创建了中共沙河县委。

九一八事变两周年的那一天，由于叛徒告密，侯振亚在课堂上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押往顺德府（邢台）监狱。敌人对他使尽了一切威胁、利诱、逼供等残忍手段，但始终没能从他口中得到半点共产党的组织机密，最后只好把他作为政治要犯，由邢台押往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

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大批我党重要骨干力量，虽然里面戒备森严，但却关不住共产党人的心，他很快与狱中党组织取得联系，并集体向党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捍卫共产党的光荣称号。”后来，监狱简化出狱手续，只要在“反共启事”上按个手印就可出狱，但遭到了侯振亚的拒绝，他认为按手印就是叛变，他和难友提出了“红旗出狱”的口号，只有在革命胜利后，才能获得解放。

１９３６年，日本侵略者进攻华北，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迅速营救草岚子监狱一大批骨干出狱，去领导和开辟抗日根据地已成为一项特殊而又紧迫的任务。为此，中共北方局争得中央的同意，两次指示监狱党支部，可按释放一般政治犯规定，履行“出狱手续”出狱，不履行这个手续就将犯大错误。出狱后，侯振亚经安子文介绍，到太原和薄一波联系，正式参加了牺盟会，并担任宣传委员。１９３７年９月，侯振亚被派往辽县担任县委书记，１９４１年，调任沁源县县委书记，在沁源县历时两年半的反围困斗争中，歼灭日伪军队４２００多人，沁源县被称赞为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作为沁源县的主要负责人，侯振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解放后，侯振亚被调往福建，历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６６年冬，当康生抛出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后，侯振亚便成了福建省最大的走资派、大叛徒之一。经过七八年无数次的批斗毒打、秘密审讯、关押、流放劳改，终于积愤成疾，于１９７４年８月２２日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二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六十一人”冤案得到彻底平反，侯振亚的深冤也得到了昭雪，他的骨灰安葬在福州枕峰山革命公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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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自述遮遮掩掩

他回老家下放，绝对聪明，整个西北就是看他老头子和马文瑞，就算暂时倒台也是一样。

一则保护，二则历练。

清华毕业后，跟刘源下去，摆明了长资历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