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厦门，解放日（一） -- 王外马甲
其它的败仗青树坪，四平之类的败仗损失也很大，但是都能够成功的撤出包围圈，大部队也能够起到策应掩护作用，不至于被完全孤立。金门之战即使和渡江战役比准备都不够充分，水情不了解，船只没有准备充分，连起码的练兵都没有，侥幸匆忙上阵，打的是莽撞仗，又没有留够退路，不全军覆灭才奇怪，对比同时的登步岛作战，尽管也吃了败仗，但是部队的骨干就成功撤回来了，准备充分与否有很大差别。
共军打仗的本事，都是从战争中学来的。如果从辽沈战役开始看的话，当时共军连攻坚战都还心理没谱，边打边学呢。
三年解放战争，共军从土八路游击队开始，直到大城市攻坚战，关键是还要必胜，即使是今天进军校学习，三年毕业就能够打几十万人的大兵团战役，进步也实在是太快了一点。
即使土共把老蒋的军队逼得转进台湾，自己还是根本没有任何“海空优势”。大到兵团司令官，坐上军舰飞机，没准儿就晕菜。
就这样的现实，奢谈瓜岛之战，抱怨渡海登陆战准备不周，有责之过度之嫌。金门之败，败在没有丝毫渡海作战的基本知识。前线从将领到士兵，大多数是“旱鸭子”，甚至连潮汐规律，都不甚了了岂有不败之理？
好在共军的长处，是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共军的海空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用台湾军方的话说，“早非吴下阿蒙”。
这些，不是抱怨得来的，也不是羡慕外军得来的，而是付出代价后，苦学苦干而来。
就此而言，这支军队确实可怕。
违反了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共军作战原则。
一路追歼，横扫千里，所向无敌，不知不觉中滋养了骄傲轻敌的毛病，致使骄兵必败。
其实，这些历史教训，对于今天的共军，是个财富。
相对于时下常见的目空一切和浮躁，这份血写的财富的价值无量。
而是对于不了解的作战方式是否要精心准备，即使不考虑瓜岛作战，一战中的英法联手登陆土耳其作战失败也证明了登陆战的复杂性，海空方面的攻击除外，在登陆点附近的障碍物以及雷区如何解决？后备物资如何运送？运输船只的协调和保护，这些课题作为下层士兵不了解不能责怪，但是到师级乃至军级还不重视学习研究这些就很严重，这是对战士生命的不负责任。此外，作为兵团司令的叶飞是福建本地人，而且出过海，应该是比下级将领更了解渡海作战的复杂性，选拔的将领肖锋却是一个没有大规模联合作战经验的副职，这还不算轻敌么？何况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金门是否有必要迅速拿下也是值得质疑的，多花一点时间准备船只和模拟训练难道很困难？28军在月浦就吃过莽撞仗的亏，在不清楚金门地形的情况下还匆忙上阵，兵团部的急躁心态起了很恶劣的作用。
大部分高级将领都缺阵，让个副职领导一场我军历史上毫无经验的战事，船只和兵力又不够，确实是太轻敌了。从这点来看，华野当时过于重视大上海而疏于对军队进行思想整顿是一个很大的失误。看这段历史很郁闷的不是失败，而是在事后处理上该负责任的没有任何处罚，而英勇作战到最后的幸存者反而被不公平的打压。比起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大西庇阿带坎尼之战的幸存者反攻北非，这种处置太过火了。
房子打烂的还可以重建，人的生命没了，光超度有个屁用
能力都是用血换来的.
优势在于共军的政治理想、自我牺牲精神。没有这
个参照，就会显得不合情理，不可思议。这是长处,也是短处.
98年印尼人也死了很多，比如基督教徒，印度教徒等等。
六十年代那次死得最多的还是左翼的印尼人。
鼓浪屿
1949年10月16日凌晨，黄家老少在村口送别了解放军的干事。
虽然子夜已过，但夜幕深处的炮声依然轰轰隆隆的响个不停，尽管不知道远方那猛烈的炮火究竟意味着什么，可黄柏雄却发现，临别的时候，顾浩干事的脸色在连绵的嘈杂声中显得有些焦灼。回到家里，看见父亲黄佳木先生在客厅里打转，又听见他说：“国军的炮火不停，说明其防御的力量还比较顽强。共军的炮击持续到现在，说明他们并没有能够攻占滩头……此仗必定万分凶险……”
黄柏雄这才明白，“胜利的步伐”并不象顾浩干事先前预料的那么轻松——解放军在厦门岛和鼓浪屿上遇到了麻烦。
凌晨一点，吴思言已经在冰冷的海水中浸泡了好几个小时。
四周围炮声呼啸，弹雨横飞。伴随着剧烈的爆炸，鼓浪屿的夜空时明时暗。海面上一片狼籍，碎裂的船板、残破的布片以及折断的木棍和草绳随着血污在潮水中飘荡，寒风中，有人哭嚎，有人咒骂……
卫生员小杜趴在一根船橹上连声央告：“我的医药箱掉到水里了，大家帮我找一找……帮我找找呀……”，周围的人含混地答应着，但却没有付诸于行动。谁也不敢告诉小杜，被弹片打断的不仅仅是医药箱的背带，还有这小姑娘的胯骨，更没有谁敢于透露出内心的恐惧——虽然大家都已经意识到，解放军的这次登陆作战恐怕是要失败了，如果不能出现特别的转机，海滩前的伤员也许全都将难逃噩运。
吴思言其实并没有受伤，但此时的他却和伤员们一样的无助和恐慌。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冷、手脚越来越僵硬，惨烈的现状使他的思维混乱、头脑中一片空白，他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战场变故给打懵了。
“局面怎么会变成了这样？仅仅几个小时之前，大家对于胜利还是充满了信心的呀……”
说起来，吴思言并不是个性格怯弱的人，他是共产党闽中游击区的宣传干事、是解放军登陆部队的翻译，而在此之前，学生出身的他还曾经从事过地下工作，早已经历过生死的考验。厦漳战役开始后，党组织决定派遣一批厦门籍的地方干部到部队中担任“翻译”（北方人听不懂闽南话），小吴也就因此来到了三野31军91师271团（军长周志坚，师长高锐，团长王兴芳）。
271团是91师乃至31军的头号主力，有“济南第二团”之称——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首先突破泉城东南角的9纵25师73团（27军79师235团）被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称号，而突破城西南、与兄弟部队形成夹击之势的13纵39师109团则被授予了“济南第二团”的荣誉——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光荣集体当然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更何况，吴思言到达271团的那一天正是1949年的10月1日。
“当时部队驻扎在海沧（今厦门市海沧区，过去属海澄县），那地方是和平解放的，所以设施保存得比较完好，不少人的家里都有收音机。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从北京传来，群众立刻就知道了，镇上的居民把收音机摆在门口、把音量放到了最大，大家唱啊蹦啊，跟着解放军扭屁股、学跳秧歌舞，好多人激动得哭了起来，都觉得终于打下了江山，革命成功了，心里特别高兴。
街上挂满了崭新的旗帜，部队也制作了许多五星红旗，上到各个军下到各个连都争着要‘第一个把红旗插上厦门岛’，抢着向新中国献礼。
十兵团也想让大家比一比， 10月4日下达的作战预令还是‘金厦同取’，由29军和31军进攻厦门和鼓浪屿、28军进攻金门，三路同时开打，但10月13号以后又改为了‘先厦后金’，因为28军的船不够，他们的兵力送不上去，这样一来，战役就变成了由29军和31军争夺‘建国献礼头一功’……”
到10月中旬，28军只找到了区区一个团的船只，无奈之下只得“望洋兴叹”。29军的情况好一些，大船小船加起来能装一个师，而最“富裕”要数31军了，全兵团总共六百二十条船，竟然有三百一十七只掌握在他们手里。
31军的船多，但其实他们的那些船大都是九龙江上的江船（九龙江是福建的第二大河流，全长258公里，其下游的漳州至厦门段可以通航——样板戏《龙江颂》说的就是这条河的故事）。9月份，31军在攻打漳州的时候就组建了“船管会”， 各师各团也都成立了“航运队”，见船就抓，三两下的工夫就把自己装备成了“水军”，虽然当时也有人提出内河上的船只并不适宜航海，可解放军却不信那一套：“扯淡！江船海船都是船，架上机枪大炮就和兵舰一个样！”
手里有船就有了争头功的本钱。按计划，31军的主要攻击目标是鼓浪屿，厦门本岛由29军负责主攻，但10月15日，军部传达的命令却是：用一个加强团（91师271团，补充272团1营和师部92步兵炮连）攻击鼓浪屿，其余部队投入厦门岛方向——周志坚军长的决心是“大小通吃”！
原本由91、93两个师完成的任务（叶飞原定的布署）现在交给了自己，“济南第二团”的干部战士都感到非常光荣。动员大会上，团政委张志勇（离休前为福建省军区政委）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鼓浪屿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练兵场，后来被美国、日本等外国列强占据为公共租界，帝国主义传教士、人贩子在岛上建公馆、设教堂、办洋行、炒地皮、贩运劳工，成立领事团和工部局，无恶不作，横行霸道一百年，把美丽的海岛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代表人民解放这座海上花园、把红旗插上帝国主义的大楼！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
“坚决解放厦门岛！把红旗插上鼓浪屿！”
“争当渡海第一船！向新中国献礼！”
……
说起来，271团觉得有信心还真不是吹牛，因为他们在渡江战役的时候就曾经打过“水战”。当时，这伙陆军小子驾着木船在长江上乱轰一气，结果不仅缴获了国民党海军的“威海号”、还把国军的舰长轮机长也抓了俘虏——消息传到军部，就连周志坚军长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张着嘴巴愣了半天才笑出声来，当即猛夸这帮连游泳都没学会的家伙简直是天才，“旱鸭子”赛过了“混江龙”！
注：
“威海舰”原名“海防194”，是日本三菱长崎造船厂1945年3月下水的二型（丁型）海防舰，满载排水900吨，最高航速17节，乘员145人，装备100毫米主炮两门、37毫米炮6门，1947年7月移交给国民党海军，1949年4月在长江江阴段遭重创后被俘，编入解放军华东舰队改名“济南号”（舷号217），成为张爱萍司令员的旗舰。
有了这样的经历，271团当然不会觉得眼前的任务会有多么困难——从海沧到鼓浪屿只不过两三公里，那水面比长江也宽不了多少，不用望远镜就能瞧得十分清楚。小小的岛屿还不到两平方公里，弹丸之地，更何况守岛的敌人还是华野的手下败将——刘汝明第8兵团的55军——解放战争打了三年，这个第55军也就被人民军队歼灭过三次，先前的整编师副师长理明亚、后来的副军长米文和以及一大堆师长旅长团长全都进了俘虏营，只剩下一个军长曹福林还在外面乱跑，现在正好可以把他抓起来。
“长江天险的大风大浪都过来了，这条海峡又算得了啥？刘汝明、曹福林的手下都是些怂包蛋，咱们就情等着抓俘虏吧！”
战士们的情绪高昂，身为服务人员的吴思言也觉得未来的战事肯定是轻而易举。因为他知道，驻守鼓浪屿的敌人虽然号称两个团（55军29师的85团、86团），但由于严重缺员，实际兵力只有正常情况下的一半，而解放军这边的编制却是超员的，一个加强团几乎相当于国民党的一个师。并且，31军早已通过地下党弄到了“厦漳地区防御配置图”，鼓浪屿各据点的位置在图上标得清清楚楚，只要大炮一响，那些纸老虎一样的明碉暗堡自然也就灰飞烟灭了……
以多打少，并且对敌情了如指掌。在这样的条件下，似乎只要谁先登陆、谁就能够“第一个把红旗插上鼓浪屿”，于是，271团的各连各排各班甚至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目标定为了“争当渡海第一船”。
不过，想成为“渡海第一船”却并不容易，不仅需要船工卖力还需要战斗人员的协作配合。北方的战士不识水性，在波浪中颠簸几下就犯晕，271团在九龙江上“练习”了两天就吐了两天，当兵的吐当官的也吐，吐到后来大家都喊“不行了，快开仗吧，别还没上阵先把自己吐死了”……
解放军盼着打仗，但船工们却不乐意奉陪，一听见要上战场就推三阻四的装病装死。按说这些船民也是穷人，理应和共产党一条心才对，可问题是这帮家伙和普通农民不同，他们既没有土地也根本不想种地，对“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完全没有兴趣，宣传员鼓动了半天只等于对牛弹琴，无奈之下只好来硬的：“不许装病！谁装病谁就是反革命！”
可话又说回来了，要说船工们全都是“装病”也是不够客观的，人家确实有病，只不过那毛病是毒瘾，比较难治。在当时的闽南，靠水吃饭的人家分为两类，一类在岸上有住房，属于有“恒业”的人（且不管他那产业有多少），而另一类则没房子没地，作息都在船上。这种居无定所的“船民”的社会地位很低，岸上的人都不太爱搭理他们，其原因不仅是他们的模样比较丑（因为长期在甲板和船舱里生活，这些人大多驼背、O型腿，脚趾头分得很开，走路的样子也很奇怪），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漂泊四方，在恶劣环境中沾染了不少坏习惯，比如坑蒙拐骗、比如吸毒之类。
普通百姓可以尽量避免和船民打交道，但解放军要渡海打仗却非得依靠这些人不可。为了提高船运的工作成效，吴思语他们只好从物资和精神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发粮食、发衣物、提供“治病”的吗啡，另一方面则宣传先进事迹、提高船工们的思想觉悟。
船民张锦娘一家就是支前活动的先进典型。张锦娘的正规名字应该叫做“黄张锦氏”，老公黄正川，儿子黄驴、黄富足、黄天足都是船民，全家十七口人住在三条船上，其中有个孙子黄阿国是老太太最疼爱的宝贝。厦漳战役期间，黄阿国（后改名黄亚国）突然得了急症，当时兵慌马乱的，岸上的医生纷纷关门歇业、谁也不愿意给“低贱”的船民看病，正当一家人茫然无措的时候，共产党的队伍赶来了，31军的医务队救了小阿国的命——因为这个原因，张锦娘对解放军的仁义感激不尽，所以一听说部队需要船只，她不仅让丈夫儿子都参加支前，就连自己也报名加入了航船队（张大娘是整个船工队伍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在271团九龙江练兵期间，张锦娘一家的态度最坚决、行动最积极，拥护大军的盛名远扬，所以战士们都认为开战后的“渡海第一船”一定会出在她家的三条船上，个个都抢着要和他们搭伙，为了争坐“黄张氏船”而吵翻了天。
1949年10月15日，解放厦门和鼓浪屿的战斗（也称“厦鼓战役”）打响了。
下午4点30分，31军炮兵群首先向预定的登陆地点——鼓浪屿西南侧突出部——展开破坏性射击，45分钟后，炮火继续延伸、对纵深区域实施压制性打击。吴思言站在海沧的滩头上，从这里，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对面岛屿上翻起的漫天尘浪，那尘浪时而遮盖了山坡上的树林、时而又被海风吹开，而就在这忽聚忽散的硝烟之中，鼓浪屿原本郁郁葱葱的绿色正在一点点地消退，露出了班驳的黑和黄……
下午6点，炮击停止，炮兵部队转移阵地去轰击厦门，鼓浪屿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了271团（对厦门本岛的预备炮火比鼓浪屿要晚几个小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民党守军对整体战局的判断，所以在事后，鼓浪屿战斗往往被解释为是“厦门之战的佯攻”）。
根据预先的设想，从炮击停止的那一刻起，攻击鼓浪屿的船队就应该迅速冲出海面向目标进发，但实际的情形却不是这样。
配合271团参加鼓浪屿战斗的“南台大队”共有大小船只近百艘，大的能装一个排、小的只能挤一个班，除七八艘安装有汽车马达以外，其它的都要靠人力划动。先前，因为怕受到敌人飞机的轰炸（厦门的高崎机场驻有国民党空军的一个中队，解放军在九龙江练兵的时候就被他们炸过），战士们把所有的船只都搬到岸上藏了起来，要等到天黑以后再往水里抬。按计划，部队行动时，271团1营和3营作为第一梯队先出发，因为他们的“快速船队”（也就是每艘机帆船后面拖带几艘无动力船）走得比较快，而271团2营和272团1营则携带着后勤物资随后跟进。可谁知道炮兵的炮火刚停，还没等团长发号令，各营各连各排就全都冲了出来，大家扛着自己的木头船往水里奔，人人嘴里都喊着“快点快点，把国旗插上鼓浪屿”——这也难怪，当时，每个排的手里都举着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谁不想成为“渡海作战第一船”呀。
可这样一来，那场面就乱了。所谓的海沧湾其实只是个内河港口，水面并不太宽，近百条木船同时从岸上往水里推，顿时就没了章法，岸上的士兵象成群的蚂蚁一样瞎跑，河里的小船象开了锅的饺子似的乱晃，机帆船找不到跟随船、拴缆绳的找不到牵引船、想开船的找不到橹了、想坐船的找不到自己的单位了……干部们满世界地找自己的兵，当兵的满世界去找船工，而那些船工也气人，死活赖着不肯上船，趴在地上烧香烧纸拜观音，还给解放军磕头：“害怕啊，害怕啊，放我回家吧”。
271团在九龙江练兵的时候练过划船、练过编队、练过交叉射击、练过突击上岸，可惟独就没有练过上船（抬腿就上，那有什么可练的？）。现在天色已晚、场面混乱，在七上八下的动荡之中别说是找不到自己的船，就是找到了也爬不上去，黑暗之中到处都可以听见“扑通、扑通”“哎呀妈呀快救命”“拉我一把”的声音……
刚开始的时候，王兴芳团长还想搞个“秘密出击”，可后来看看不行了，他只好解除灯火管制，在岸上燃起篝火、在船头上点起马灯，指挥着连以上的干部挨着个地整顿秩序，这样一直折腾到了晚上快八点钟，前卫连的第一艘船才好不容易开出河湾去。
“黄张锦氏”的三条船都分配在前卫连，张锦娘和她丈夫、小儿子驾驶着头一艘，前卫连的船工和战士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秀骨干，他们的任务是首先打开突破口并在突破地域点亮马灯，为后续部队提供登陆信号。这样的荣誉是很让人羡慕的，吴思言自然也十分希望跟着前卫船出发，与他抱有同样想法的还有31军的军报记者赵耕三和周树熙（山东海阳人，离休前任国防科工委宣传部长），于是三个人就一起跑去“找门路”。
前卫船上坐着271团宣传股长彭润津，他一听三个人的要求就表示很为难，“哎呀不好办，挤不下了”，然后又跟赵耕三聊天：“你这照相机是哪一国的呀？”。这时候听见特等功臣瞿明在船头喊：“赵队长，来一张！”，赵耕三立刻端起蔡司机子给他闪了一张高举国旗的英姿……几张照片之后，彭股长就搂住了赵记者的肩膀：“好兄弟上船，其他两位对不住了”。
回去的路上，吴思言觉得很不服气：“这帮家伙，就只是稀罕那台照相机”，而周树熙却笑着解释说，赵耕三原先是91师政治部的文工队长，经常下部队演出，和彭润津他们老早就是熟人了，所以厚此薄彼也是可以理解的。
（两个小时后，彭润津和瞿明牺牲在鼓浪屿滩头，赵耕三的尸体则被潮水冲回海沧，面目全非，因内裤中缝有一封遗书才确定身份）
王兴芳团长和田军副团长带领着第一梯队的两个营陆续出发了，而吴思言却始终没能得到上船的机会，这让他觉得十分沮丧。因为第二梯队是押运给养物资的，而且没有机帆船牵引，等他们慢慢悠悠地晃到鼓浪屿，战斗早就结束了，那还能有什么意思。
正在这时候，91师后勤部的张政委坐着一艘小电船给船工大队送药（其实就是吗啡）来了。看见政委，原本配属271团行动的91师医务队的护士大夫们立刻就炸了锅，一帮女将围住政委七嘴八舌地诉苦喊冤，“前方都开战了，我们还在这里上不去，没人管我们”，“船工不让我们出海，他们轻视女性，封建！”，“他们不开船，我们就自己划，可是又划不动”，“政委你想想办法嘛……”。
张政委也觉得船工的态度非常错误。渡海作战不同于陆地，因为不能组织担架队，医疗人员上不了前线就没办法及时地救治伤号，这可比什么阴阳男女的行船忌讳要严重多了。可问题是现在不是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的时候，而自己又只带来了一艘小电船，哪里能装得下整个医务队。
“用你的电船拖着我们走，271团刚才就是这么做的”，医生护士们的心里早有主张。
以机动船拖拽无动力船行进，这种“拉长龙”的办法在内河航运中经常采用，一般人即便没有见过也有所耳闻，所以张政委顿时就觉得这主意实在是高，当即找来缆绳，把医务人员的三条木船拴在了电船的后面。
又有船要出发了！吴思言哪里肯放过这样的机会，他三步两步跑到一艘医疗船的跟前，开口就嚷：“让我上船让我上船，我和你们一起去”
那条船上的负责人是一位二十岁出头、眉清目秀的女医生，名叫丛原利。当时部队的主治大夫都享受营级待遇，可这位刚参军不久的营长姑娘却因为弄不清眼前这兵不兵民不民的大男人到底是个什么身份，一时间怔怔地说不出话来。
吴思言赶紧表态：“我姓吴，口天吴，是翻译，271团的闽南话翻译……我能帮你们的忙……我对鼓浪屿的情况很熟，我知道哪里有诊所，能找到药……我会游泳……我力气大，能抬伤员……我当过童子军，会做人工呼吸……我……”
罗嗦了半天，总算是把营长医生逗乐了。丛姑娘在甲板上挪出个位置，挺俏皮地歪了歪脑袋，笑着说：“翻译官，上来吧”
就这样，1949年10月15日夜里9点，“幸运”的吴思言同志终于得以登上战船，朝着那被称为“海上花园”的美丽岛屿进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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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视之
不过，俺是首花
真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