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四十)写作心得报告 -- 史文恭
问题是谁都能发现。关键是要能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如果拿不出好的办法,就什么也不要说。因为说了比不说还要差。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不等于非要把别人的问题给点破。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看看史JJ的这篇大作,对于指导职场政治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这段历史。
每帖花之。
你这个写法很好,心理史学派。建议从心理与党内政治角度,分析主席为何要整倒胡服,又如何与育蓉决裂等等。重大事件不少,一定有不少有趣的政治八卦以及出人意料的结论。
一直对这些历史不知道细节。现在看来,史料已经足够,可以细致到进行心理分析了,至少可以提出合情理的猜测。
其实现在当代史的史料还非常的稀缺。----庐山会议能够看得比较清楚,李锐的功劳真的非常巨大。---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而且还是一个一定程度对庐山双方领袖都有所深入了解的人。----所以他的那本实录在之后的当代史研究里,依然是可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后来的几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处,再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记录者了。
试看近来出的《七千人大会实录》《四清运动实录》《大动乱的时代》等等,虽然已经很努力地做到收集资料,但分析的深度要浅的多。----而对于我们爱好者而言,是在第二手的资料基础上,对于很多关节,就谈不上切实的分析了。
不过话说回来,有一点是可以说说的。。。
庐山会议之后,已经稍稍冷静下来的大跃进运动又重新鼓起勇气,各地纷纷向东哥报来“喜讯”,说“反右倾”之后,各地生产迅速恢复正常,又开始跃进了。。。东哥开头也很鼓舞。。。。该年年底,他还组织了为期两个月的“读书会”, (顺便说说,胡服同志也参加了这个读书会,他的读后感非常好,河里喜欢经济的同学不妨一看。)---但是,事实上,1960年经济比1959年更加困难的一年,----东哥又一次被下面的干部“善意地’欺骗了。。。到了1960年十月左右,“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引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的《毛泽东传》)-----此后,河南信阳事件曝光,TG高层非常震惊。“信阳事件的材料,1960年十月二十六日送到了毛泽东手里。”
再之后,中央和东哥都紧急采取措施来挽救这个恐怖的危机。----但我们知道,灾难一直到了1961年年底才算结束。------而期间的岁月里,在无声无息间,东哥在之前近乎无往不胜的自信自然而然地被腐蚀了。--1961年三月,东哥以沉痛的心情说到:
“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五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此后,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睿智的东哥当然知道他在大跃进中的领导是一个深重的失败,-----无论报纸如何吹嘘他的伟大,但没有人可以逃脱自己内心的评论,东哥自然也不例外。---而更让他痛苦的是,----他显然还没有找到失败的根源所在。
而等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一种清算的气氛进入高潮时,(也就是各地的诸侯都纷纷痛哭流涕地向他们的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做自我检讨时。)-----有一些东西,在人们的内心中,动摇了。----我们知道,所有参加七千人大会的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经过了残酷的战争岁月,担任至少县一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自然是有清晰的头脑和分析的能力的。---尤其是,在饿了三年的肚子后,连他们的胃都会提醒他们的脑。-------所以,当时政治体制的一个支柱,松动了。
胡服同志后来的实质性的威望上升,并非他本人在能力上,或者功绩上有了“跃进”,---而是东哥威望突然(也是必然)空出了一大块,于是刘主席上位了。
但既然刘主席不是因为他的能力或者巨大的功绩上去的。(不是说刘的能力不高,而是相对东哥而言,他的各方面差距过于明显)----所以,刘主席地位的“跃进”并不是一个基础巩固的跃进,----而且这个跃进的冲量和惯性无可避免地碰伤了东哥。
于是,仅仅从政治架构这个角度,文革必然要到来了。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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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一走,迪士高嘎然而止,实谓"曲终人散"
很同意的说。献花!
其实如果把庐山会议和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直接联系起来当然没错,但如果因此就把责任推给东哥,则是非常肤浅的做法。
俺本来也想把东哥一九六一年的这段回忆庐山会议的话放在文末做结尾的。----但仔细想来,其实党史绝不是就几个人吵来吵去的肥皂剧,而是有非常广大的内涵的。就拿三年“自然灾害’来说,实际上一九六零年十月,信阳事件曝光后,中央就发了紧急通知(周公起草,东哥当天就修改,次日发出),要求纠正这种”共产风“-----但各级干部是否认真贯彻他的指示呢?----一九六一年的一片惨淡说明了问题。----所以,老实说,党史的问题哪里是这么简单可以得到答案啊。。。
因此,俺觉得如果把后面的三年自然灾害轻率地加到东哥头上,实在是一种以讹传讹的做法,而且谬种流传。---是故,俺还是保守地结尾了。----这样对读者,对该系列涉及的当事人,都是一种较为严肃的做法吧。。
比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还有<<周惠与庐山会议>>《杨成武与文革》等等
看了史MM的分析,越来越感到阿雪说“到今天,TG官员们强烈的迎合上意、政绩冲动仍然是引起祸乱的重要因素。”真是犀利啊。
李锐资料的基础上得出这种似是而非和稀泥的结论来呢?个人认为,对太祖的评价应结合其中国特色来分析理解,即共产主义的瓶装着封建帝王术的酒。彭总暴怒之下的骂娘实在是气极了上圈套的表现,正中太祖下怀,而非被动剥夺了任何退路。实际上,在庐山会议之前太祖已经对彭总不满并有所发泄,且做好了孤立、牵制、替换彭的准备,彭也有察觉,这也是他不愿上山的原因之一。引蛇出洞、仗势欺人而后高姿态收兵是太祖的老伎俩了,对付张国焘、王明以及整疯、57反右都用过,913之后披露的育蓉笔记已将太祖手段表露无余,此次庐山会议不过是见招拆招再次使用罢鸟。
一己之见,谨供参考。
可能会更新颖,也更有可能得出合乎当时客观实际、更加合理并更被现代人接受的结论,以当下环境和可用的资源。否则仍然出不了“阴谋论”的圈儿。
但如果细究起来,是否东哥反彭是庐山会议的主线,目前看来似乎并不那么肯定啊。。。事实上,对于史料的处理,一种是从所有的史料里挑出符合自己论点的证据,另一种则是面对所有史料然后做出一个四平八稳的概括。。。
俺以前比较鄙视后者的平淡无味,但后来看的史料多了,反而感到,越是大的事件,所涉及的因素往往越多。---所以反而感到没有自信去做结论。---而只能把握一点,就是千万不能勉强,而且一定要尊重所有已知的,较为牢靠的史料。----总之,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当事人”。
这样的做法,似乎略为让人放心一点啊。。
但还是谢谢你的看法,以及您的直率。“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一沙鸥兄对俺,亦师亦友,兄弟俺不尽感佩也。。
至于结尾的那首诗嘛,四个字——GPBT!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