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旧文新发，秦始皇三部曲 -- 王小七

说明：

这东西其实是我06年年初开始写的，一开始是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写个三部曲：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

《万里长城建造时》

《十二金人辞秦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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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不但拖了很久才写完，并且只写了长度前后不一的前两部，写到最后一部的时候实在懒惰了，就随便写了个应付了事。

因为某些原因，在我还在MSN SPACE的小圈子里更新这个系列时候，里面的一部分就曾经在西西河出现过。当然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类事情还会发生好几次。

最后，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由自己来把全文发一遍比较好，恰好国内又能上西西河了，新来乍到，算个见面礼。

写得不好看，知道河友里藏龙卧虎，许多人的东西我都是追着看的，也就冒昧的请大家指教则个，我这厢有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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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列我在下面挨着回复发出。

王七年幼时好读书，尤喜古书。史书——即王七幼时读的历史课本——记载，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便着手统一货币、行政区划等等一系列东西，而又以统一度量衡为要事。而历史学家——即王七幼时之历史老师——将这度量衡统一说成极为简单之事，只要始皇帝诏告天下便可全国齐齐行动，彼时王七年纪尚幼，在历史课堂上于半睡半醒之中听见这么一套说法，自然深信不疑。

时光荏苒，一眨眼王七已长成二十多岁一条汉子——按秦时律法，已经很有几年应该交赋税服徭役，但王七从来没有交过一颗公粮，也没有戍过一天关。按照《傅律》，这便是犯了隐匿成童的罪，乃是要处耐刑，也就是剃光胡须和鬓毛，加以羞辱的。但是秦始皇他老人家已经死了好几千年，所以秦朝的那些官儿也从来没找过我麻烦，倒是本人自律性极高，给自己判了半个耐刑，每天早上必然剃光胡须才出门上班……

言归正传。话说小子我最近偶得古书一本，原原本本的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经过，这才知道自己当年深信的那一套说法简直错到爪哇国去。此书中所载之事甚为荒谬，与正史也多有不合之处。小子本欲奇文共赏，又恐诸位看官中有历史老师甚或历史腐儒之流，跳出来指责小子妖言惑众或是伪造古籍，要报官把王七解送咸阳去坑了，那便大大的不妙。因此，小子有言在先，以下事情皆是该古书作者所写，各位看了若是心头不快，恨恨骂两句算了，切勿来寻王七我的晦气。再拜顿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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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记载，秦始皇得了天下之后，第一个要苦恼的便是赋税的征收问题。

彼时战乱初平，各地还是沿用当年诸侯国的那一套度量衡，乱七八糟毫无章法，制订征税标准极为麻烦。征收上来的赋税运到都城后，咸阳的官员要把各地的报告里的数字全部换算成咸阳当地的标准，也是天天苦不堪言。皇帝见了这种混乱场面，自然是心中大为不快，更何况都城里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儒生见了，也发出些“今不如古”的酸臭感叹来，更是弄得他火冒三丈。这时候有个不怕死的向始皇帝进言，天下一统不是单单在地图上一圈地这么搞的，要统一就得把什么都统一，从量稻谷的器具大小、车马的宽度到人们脑子里的想法都得统一到一个尺度上。始皇帝听了这人的话，非常高兴，立即签发了两道皇诏。第一，委任此人为度量衡统一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制定天下的统一度量衡；第二，命令军队立即在咸阳东门外挖了个大坑，把咸阳的460多个儒生方士统统埋掉，免得他们唧唧歪歪。后一道命令执行得很好很及时，前一道命令却不免要生出些乱子来。

此人得了始皇帝的命令，便写了五百封信，其中五十封，由他自己的随从去送给咸阳的度量衡专家，另外挑选了四百五十名精干可靠的信使，把其余的信送给咸阳以外的度量衡专家，邀请所有这些人来都城商讨统一度量衡的问题。

过了几天，送信给咸阳的人都回来报告说，咸阳的专家们一个也来不了，因为他们的通信地址都已经改在前几天军队挖的大坑里了。要把信送给他们，非得变成个死人，自己下去不可，只好作罢。

又过了大半年，去外地的信使们陆陆续续回报说，那些专家们一听要邀请他们去咸阳，立即吓得目瞪口呆，接下来有人装疯卖傻吃屎喝尿，有人假装聋哑目盲，有人声称自己潜心学术不问世事，有人宣称自己得了癌症、艾滋或禽流感，不久于人世，还有人极力否认自己是信使要找的那个人，更可气的是一个姓徐的山东老头儿，一听知信使来意，当天晚上便诈称奉了皇命，骗开海岸警卫队，带着全家童仆五百多人坐船出海逃走了，只留了一个聋哑昏聩的老太婆看守房子。总之，没有一个专家愿意来咸阳的。

委员长听了信差们的报告，立即大怒，拍桌子摔板凳骂“娘西皮”，然后又去请示了始皇帝，点了900名凶神恶煞的公差，要他们去把那些专家统统抓到咸阳来。公差们即刻上路，星夜兼程，终于在半年之后，把那449个专家和徐家看房子的老太婆都带到了咸阳，听凭委员长发落。

人到齐之后，正逢上正月十五。委员长大设宴席，酬劳一路奔波的公差们，也顺便安抚众专家的情绪。宴席开始的时候，秦始皇亲临现场，讲了三点意见。第一，统一度量衡乃是头等的大事，诸位专家务必要使出吃奶的力气，给天下定出个妥当的规矩来，当然，这个规矩妥当不妥当，还是要老子这个皇帝说了算。第二，在老子认可的标准出台前，公差们不准回家，还是两人一组看管住那些专家，免得他们消极怠工或是翻墙逃走。第三，这个事情乃是国家的大事，速度必须要快，弄得好了，自然有你们的好处，不过要是十年之内没有弄出来的话，对不起，你们就给老子修长城去吧。

专家们战战兢兢听完这三点意见，立即跪下来山呼万岁恩德，永世不忘。原来这些人自以为到了咸阳必死无疑，早把自己通讯地址改做“咸阳东门外大坑三米深处”，又给家人交代了后事，分了财产，如今一听竟然不埋了，最多不过修长城，自然是感激涕零。

第二日，始皇帝下令，把咸阳国立监狱好好整修了番，改成大秦朝度量衡统一研究所，请专家们到里面上班，每人每天发米面两斤，肉一斤，酒一壶。必须公正的说，这个标准在秦朝，那可是王公贵族都没有的好待遇，但是专家们异常狡猾狡猾的干活，他们事先做了一个恰好能装两斤米面和一斤肉的柜子，再请皇上把俸禄改成“米面半柜，肉半柜”。秦始皇琢磨了半天，没想出来这些专家在玩什么花样，于是照准。

古书记载，前219年正月二十日，大秦朝度量衡统一研究所正式挂牌开始运转。运转的第一天，专家们就因为该用什么语言办公而争了个面红耳赤。最后由委员长拍板决定，以咸阳话为办公通用语，以咸阳的度量衡为所内通用标准计量单位，才算平息了这场争论。

第二天，专家们开始讨论度量衡问题——诸位，小子要在这里插一句话，古往今来，最不可信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专家意见”。大凡电视上放的药品广告中的专家意见，一定是说这药是多么多么好的，你要是真信了去买来吃，虽然不至于中毒，不过功效一定是要大打折扣的，并且一定逃不了冤大头这顶帽子。一个专家的威力就如此之大，更何况四百多个专家？把这些人放在咸阳，那简直就是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一颗定时炸弹，而他们居然还要认真的把天下百姓日常生活所遵循的东西当学术来研究，这就不是定时炸弹，而简直是二十八厘米的大炮弹了。

专家们首先讨论的是，度量衡都包括些什么东西？

现在你去街上随便问一个人，统一度量衡要统一哪些？那人肯定能给你说出诸如长度、重量、面积、体积、货币单位等等，要是有点脑子的人，大概还能想到道路宽度、桥梁涵洞制式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很正确，专家们也都列出了这些东西——这都不知道还能叫专家吗？

但是专家们要是光知道这些，那在大街上随便抓几个普通人来就得了，也犯不着兴师动众的把他们从大老远的地方请过来。专家就是专家，不是一般人能比的，除了要统一这些之外，他们还想搞点能青史留名的。

他们还想统一时间和方向。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都是天亮天黑就是一天，东西南北也都是东西南北，大家也都习惯了。如今这些专家们非要逆天而行，搞出乱子那是一定的，要是不出乱子，那倒是怪了。更何况研究所里有四百多个专家，人多嘴杂，又兼之籍贯各异，习惯不同，于是研究所提出的度量衡统一方案，一时大乱。

古书记载，研究所的专家里，最多的是楚国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人。楚地自古以来就出聪明人，这是大家公认的。古人云“惟楚有才，惟齐用之”，现在说“天上的九头鸟，地上的湖北佬”，可见楚国多能人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古今概莫能外。并且湖北人不但聪明，更爱瞎折腾，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上没少留下湖北人的影子，直至公元二零零零年，王七我读大学还遇到一个湖北的下铺兄弟……当然，这是另外的故事了。

书归正传，话说这研究所里四百多个专家，楚人倒占了小二百号。剩下的人里面，齐国人，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人，又占了快一半，也有一百多。如前所说，惟楚有才，惟齐用之，因此齐国当年从楚国引进了不少各行各业的人才，这当中自然也有些度量衡方面的专家。再者，齐国自己的文化教育也比较普及，国家实行教育补贴制，教师带的学生越多，从国家领到的钱越多，因此齐国的教师全都玩命一样的收学生。据说曾经有个特别能吹的鲁国人，跑到齐国去后竟然一口气收了三千个学生，后来因为从国家领的钱太多，遭到了黑社会的敲诈，又跑到其他国家四处流亡……当然，这也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这里得说明一下，当时研究度量衡统一这个大课题，并不是像现在一样分成不同的项目团队来研究，而是把每一个问题都拿到全体大会上讨论。盖因古时的人，学问不拘一点，自由随意，因此对很多问题都能说出番大道理来，并且每个专家都不愿意自己被排除到任何一个标准的讨论之外——首先，专家们担心日后论功行赏的时候，自己分不到这个项目的奖赏，其次，专家们担心自己的缺席会导致这个项目的迟缓，以至于不能在十年内按期完成，始皇帝生起气来，把他们统统赶去修长城，那可是不管你有没有参与过这个项目的。

关于研究所的设施，还可以补充一点。专家公寓乃是由以前的秦朝国立监狱的监舍改造而来，历史悠久，更加之犯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要破墙逃走，因此不免有些破烂，墙上也不免有些裂缝或是勺子挖出来的坑道之类——当然，后者被一张草纸糊上了。烤火的炉子也砌得非常之次，只能暖暖手，要是你想再把火烧大点，就有把房子点着的危险，因为那火炉是靠着木头柱子砌的。因此一到冬天，住在里面的人就非常难过，当然暖和的办法也不是没有，那就是把房子点着。该楼是土木混杂的，烧倒是很好烧，烧起来想必也一定非常暖和，只是估计没有谁到那时候还敢在里面烤火。时值正月，咸阳的气温能冻死狗，专家们住在这么破的房子里，又不敢把火烧旺点，自然冷得要命。而研究所的会场乃是一个操场，冬天寒风凛冽，完全不是人呆的地方，但这些专家竟然没有一个冻死，这就要感谢研究所的讨论问题方式了。

研究所里参与讨论问题的规则很简单，哪一派声音大，人多，就以哪一派的标准为准。一开始，专家们还能平心静气的相互讨论，随着讨论愈加激烈，专家们的脸也越来越红，太阳穴上青筋也一条条相继绽出，开始互相讥诮，问候对方的十八代祖宗，这种时候，楚国专家仗着自己人多声音大，总是能占上风。其他的专家气不过，就向他们投掷陶罐之类的器物，最后演化到大打出手，到这时，就是山东帮的天下了。会议之所以开成这副德行，究其原因，一小半是因为对学术问题过于执著，一大半倒是因为天气太冷，专家们要是不活动活动的话有冻死的危险。等到冬天过去，专家们已经养成了互相殴斗的习惯，每逢开会讨论问题，操场上面总是热闹非凡。时间一长，先是咸阳城里那些游手好闲的小混混们爱到这儿来看个热闹，最后只要他们要开会，大半个咸阳城的人都蜂拥而至，当不要钱的猴戏看，一时间竟然成了咸阳城的一种时尚。

这个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终于传到了秦始皇的耳朵里。始皇帝听到之后，非常生气，派人传了一道旨意。诏书上说，老子花了那么多米面酒肉把你们这些专家请来，是让你们来研究统一度量衡问题的，不是让你们来演猴戏的。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了，你们不但什么都没有研究出来，还弄得咸阳城人人无心做事，只等着看猴戏。我现在非常生气。赢大爷的脾气，你们是晓得的。如果再看不到你们提出的方案的话，就要把你们统统发配去蛮荒之地挖土修长城，修好之后再把你们统统埋在挖土挖出的坑里，埋个几百米深，让后世的人挖断十把铲子也把你们挖不出来。你们都给老子小心点着吧！

专家们接到这道圣旨，惊慌非常，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会议一召开，个个都成了骟过的猪，垂头丧气，再也没有全武行时候那种雄赳赳的气势。有专家提议赶快搞一套标准出来，众人都认为此建议甚是合理，于是把议题改为“第一次整套统一标准制订大会”，继续讨论。

这次会议召开了三天，全咸阳的人也满怀期待的围观了三天，没想到会场上竟然没有丝毫打起来的迹象，让围观者大为不满。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是专家们第一次在没有武斗的情况下完成了整个会议，这一点让人高兴，但会议的结论却仍然让人感到沮丧。

“在目前的情况下，每一派，甚至每一个专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案，并且丝毫不愿妥协，所以决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当晚，委员长（此时他已经升任研究所所长）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此写道，“单以东南西北的指定为例，楚国人声称天下最聪明的就是他们自己，因此要求将东方定为从咸阳指向楚国的方向；齐国人反驳说楚国的才子都向往齐国，因此东就是指向齐国的方向；还有人声称，自己当年做驴贩子的时候，在一个叫黔的地方见过一个号称最伟大的国家，因此东方应该是指向那个神秘的国家的方向；公差们（他们和我们呆得太久，已经被看作是自己人）则不断提醒大家，当今皇上才是升起的太阳，因此东方就是从任何一个地方指向咸阳的方向……”

根据古书的记载，专家之间的分歧要远远比委员长记录下来的情况严重得多。比如东南西北的问题，即使是楚人，在团结一致提出将东方指向楚地的看法之后，很快就又因为到底指向楚地的哪一处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每个人都希望东方指向自己的家乡，最好是指向自己的家。在其余的问题上，专家们也纠缠不清，每个人都希望以自己的习惯为准，并且为此提出了成套的解决方案，同时坚决的否定其他人的提案。

迫于形势的需要，研究所在一天之内完成了民主政治进程，对提案的表决方式从互相争吵殴打、记名投票演进到了无记名投票。这是民主在古代中国的伟大胜利，但并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专家们除了对自己的方案投赞成票之外，对其他人的提案都投反对票，因此每个人都只有一票。

在日记的下一页，所长又补充了一句话。

“很显然，有必要把每一个人的方案都呈报老头子，由他定夺。但为了表示研究所的成绩，需要把每个人的看法都作为研究所群体得出的方案呈报，每天一个。”

在接下来的四百多天里，每天都有一道新的秘密奏折从统一度量衡研究所呈送到秦始皇的桌上。所有的奏折中都有一套全面的新度量衡标准，详细的阐明了所有的度量衡标准及原理，论述充分，事例翔实，计算精确，考虑周密。所有的奏折都有一个很重要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宣称自己是最适合秦朝社会、最富有秦朝特色的度量衡方案，请始皇帝立即否定昨天呈递的旧方案，并且不要采信以后将呈递上来的那些胡言乱语的方案。在这一点上，只有第一道奏折是个例外，它只请求了皇上不要采纳以后的方案，但这不过是因为在它之前没有方案呈递而已。

不幸的是，秦始皇是个富有实干精神的君主。他坚持认为，到底什么样的度量衡标准才是秦朝的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愿意执行的，必须经过实践来证明。因此，他每接到一个新的奏折，就下令在全国施行这个标准，为了表达自己统一度量衡的殷切愿望和身为皇帝的权威，他又加了一道命令，敢不执行新标准者，统统腰斩。

在接下来的四百多天里，每天有无数的钦差骑着快马，背着装满当天的新度量衡标准公告的包裹，从咸阳奔向四方。他们将新的度量衡标准告诉沿途的所有郡县，要求他们立即照此执行并观察他们的反应。换言之，那时侯的每个人每天都必须使用一套新的度量衡标准，这样的后果可想而知。如果这种事情在现在发生，那你我每天早上起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广播、电视或者上网，查询当天的度量衡标准，比看股票要热心得多，然而，幸好，那时侯并没有这些东西，现在则没有那些政策。

在接下来的四百多天里，秦朝的大地上，出现了无数的混乱。

根据古书的记载，由于每天都要执行一套新的度量衡，因此秦人的生活遭到了严重的扰乱。戍兵的伙食标准是每天规定了“米面一斤”的，但一个戍兵今天的配给尚不足一口，明天又会面对即使是一头猪也吃不完的一大堆米饭；农事官吏呈报的奏折也是胡乱放卫星，前一天花生亩产量为500斤，后一天就一跃而成为13241斤；一家农户头天存粮不足半斤，下一天家里的一个萝卜就有千斤重；今天在山东通行无阻的马车，到了还在执行昨天标准的山西就因为辙距比路还宽而无法前进；人们以根据上个星期的货币标准制订的物价去邯郸买东西，却发现自己身上的钱连回寿陵都不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更可怕的是，专家们还随心所欲的改变一天的长度，有时候一天长达三个昼夜，过段时间又比一个黎明还短，搞得整个天下乱七八糟，一片混乱。

慑于腰斩的恐吓，所有秦朝老百姓还是得执行每一个新标准——无论如何，没有人敢于和始皇帝叫板，但是和不和专家们叫板，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接下来的四百多天里……秦朝的邮政系统遭到了最严峻的考验，很不幸的是，他们没能通过。

苦不堪言的官员、士兵和百姓们从四面八方给统一度量衡研究所的专家们寄去无数信件，有言辞恳切请他们赶快回家别再折腾大伙儿的，有言辞激烈请他们都快自杀不要破坏社会安定的，有寄去毒药请他们自行加水饮用的，也有寄去箭头威胁说如果再乱来就要把他们统统杀掉的，等等。

无论内容如何，这些信都有三个共同点。第一，都希望专家们赶快从咸阳卷铺盖卷滚蛋，别再混充精英知识分子插手国家事务；第二，这些信都没有寄到，不独这些信，事实上所有的信都没有寄到；第三，没寄到的原因都不是信使工作不努力。

信使们一拿到信，立即准备行李食物，打马出发直奔咸阳。在路上，他们向每一个从咸阳来的钦差问路以确认自己和咸阳的方位。不幸的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发现咸阳的位置似乎是飘忽不定的，今天在自己东边五百里，明天就跑到了自己西边三十里，后天又一家伙到了北边。可怜的信差们就象夸父一般，在茫茫大地上徒劳的追逐着咸阳的踪迹。更为不幸的是，由于货币单位的变化，信差们从家里出来带的钱的价值也在不停的变化，一个今天摸遍全身上下尚不足以买一壶酒的家伙，第二天就能坐在满桌子鸡鸭鱼肉前大快朵颐，第三天又继续饿得要死——因为又买不起任何食物，哪怕是一个馒头了……但是，我要着重指出一点，秦朝是重农抑商的社会，因此可怜的信差们在吃光自己从家里带的食物后，往往跑上几天也遇不到一个酒店。在这样的混乱之下，大部分的信差都饿死在了路上，只有极少数运气极好的人才在四处奔波之中来到了咸阳的门前。然而，他们这时候已经变得疯疯癫癫，记不起来自己的任务是送信了。

必须公正的补充一点：变疯癫的人并不止是信差而已，在那段时间，全秦朝的老百姓都变得神经兮兮，一听到钦差来了就四散奔逃。由于每天吃的饭悬殊太大，每个人都有严重的消化道疾病，大多数人还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或营养过剩。唯一没有这方面苦恼的只有研究所里的专家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们的俸禄是按照柜子容量来发放的。

这种情况终于被秦始皇所察觉到了。于是他又给研究所下了一道口气严厉的诏书，大骂专家们拿天下黎民折腾着玩，简直猪狗不如，良心大大的坏了，更坏的是，居然还敢在俸禄的问题上和他耍小聪明，看来都活得不耐烦了。不过念在专家们也是为国效力的份上，暂且留下他们性命，三天之内，必须拿出一套可行的，不用变的标准来，否则就要把他们统统的具五刑——诸位，具五刑的意思，《汉书·刑法志》是这么写的：“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这玩意翻译成现代汉语过于血腥，小子就不多事了。

总之，专家们这一次又连夜开会，又出现了一人得一票的结果，不管反复投票多少次都一样。眼见得诸位专家都倔得要命，三日期限即将到来，所长不由得心急火燎，暗自后悔当初多事，对国家大事瞎插什么嘴。但是，要所长自己把票投给别人，那也是不用想的。拿一个专家的话来说就是：“处死事小，失票事大。”宁肯大家一起死，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一票投给别人。小子读至此处，掩卷长叹曰，人竟然能顽固至此！这么一看，估计是要全体专家一同赶赴杀场了。壮观固然壮观，但场面总是不大好看。但转念又起疑道，400多人同赴杀场，难道就不比坑儒生厉害，怎么正史上连个屁也不放？再翻开书一看，原来这当口，跳出一个人来，救了众位专家的命。

诸位，你道这人是谁？却原来便是那出海逃走的徐老头儿的看家大娘。这老婆子年事已高，头脑不大清楚。自从来了咸阳，每日间只在火边向着火取暖，从来不参与讨论，久而久之，竟然被人忘记了。今日这老太婆正在火边眯眠，听得所长唉声叹气，心中老大不高兴，怒道：“哭丧着脸干什么！投票投票，投你个死人的票啊！”

所长心中正忧闷得紧，挨了这顿臭骂，突然灵光一闪，跳起来大叫：“是了！要他们互相投票难，要他们投个死人的票，倒是容易！”把老婆子吓了一大跳。

于是所长立即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统一标准候选方案，方案的制定者，乃是死了上百年的商鞅。

专家们一想，三天期限将近，自己的方案看来是没法通过的了，但投了商鞅，至少也没有让别人的方案实现，也算是比较好的结果——于是商鞅方案全票通过。

古书记载，前214年，秦始皇在一天之内又签发了两道重要的诏书。第一，宣布从今日起，天下都以原来的秦制标准——也就是商鞅制订的标准为准；第二，命令将国立统一度量衡研究所搬迁到咸阳东门外大坑。自此，天下人终于松了一口气，秦朝也终于结束了多年的混战以及混战后更可怕的混乱，天下太平。

这一年，有个叫陈胜的年轻人，正在为日后要服的徭役发愁……自然，这还是另一个故事了……

作者说明：

在这个故事里不断出现的“我”，并不是作者本人，而只是一种指代性的东西。可以是我自己，也可以是你或者他，甚至可能是我们大家。作者并没有把自己变成古人的爱好……

（一）蒙恬

公元前210年时，秦国大将蒙恬在无定河边龙湾山上的阳周城里做囚犯。

我们这样说的目的绝不是说秦朝的军官生活艰苦到了和监狱一样的地步，也不是说那个时候大将的任务就是做囚犯。事实上，那时候大将军的生活已经是相当的富足，做将军的任务也和古往今来的将军一样是带兵打仗，至少主要是带兵打仗。我们只是说，公元前210年的时候，蒙恬从自己的府邸里搬出来，被人关进了阳周城的监狱里——当然不是他自愿的。被关进监狱的原因是他不相信秦始皇下的命令，该命令的内容则是要求他和公子扶苏自杀。不管命令内容如何，蒙恬居然敢不执行皇帝下的命令，让所有人都大吃了一惊。正如大家所知，在中国古代，被皇帝赐死是做臣子的一种荣幸，不死的话，就要被归入不忠不孝的奸佞之徒里。有句话叫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死了的就是忠心不贰的好臣子，不死的话就是违抗君命，是种种反贼中的一种，要被记述在竹简编的史书上，受到当时的人万人唾骂。如果这些竹简没有在地下烂掉，反而被挖出来了的话，还要遭后人的唾骂。总之，不管皇帝为何下这样的圣旨，真正的忠臣在领到这样的旨意后，都是一阵大哭，一边涕泪交加，一边不忘交代自己的后事，并表达自己对皇上昏庸无能误杀好人的失望——或许还要留下句千古名言——最后自行了断，做了更大的忠臣；真正的叛贼一收到这样的旨意，则无不是马上起兵造反，有的兵败，做了无可辩驳的乱党，有的却当了皇帝；真正的糊涂虫收到赐死的旨意，却只会迟迟疑疑，既不敢死，又不敢反，最后终于被满门抄斩。因此，当蒙恬收到赐死的旨意时，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三条路：

1）立即自杀，虽然没了命，不过好歹还能保住个大将军的名分；

2）起兵造反，命倒是能保住，但名节上就要受点损失；

3）迟疑不决，一直拖到皇帝失去耐心，那就名节和命都别想保住了。

如你所见，在这三条路里，前两条都还能落点好处，最后一条最没价值——但是蒙恬偏偏选了最后一条。况且他不但选了最后一条，还敢怀疑皇帝的命令，因此大家都认为他是老糊涂了。当然后人会反驳说，这命令是赵高假借秦始皇的命令下的，真正的秦始皇他老人家那时候已经归天啦，不能说是抗旨不遵；况且蒙恬战功赫赫，忠君爱国，最后也是服药自杀，决不能根据这个来断定蒙大将军是个糊涂虫。对于这种想法，有必要反驳说，在当时的人看起来，单单蒙恬敢怀疑始皇帝的圣旨这一点已经足够可恶。要知道始皇帝乃是天下最最圣明的天子，我们大家的一切，包括我们大家自己都是他的，他老人家宽厚爱民，才允许我们住他的房子，吃他的食物，喝他的水，呼吸他的空气。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有人不但不感激涕零，还不执行始皇帝的命令，简直就是大大的不知好歹。蒙恬为帝国立的战功，大家都看在眼里，不至于说他是大逆不道，因此只好说他的脑子不够清楚。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做臣子的收到主上的命令，恰当的举动就是老老实实的执行，不是自己动歪脑子评估命令的真实性，考虑命令是否合理——合理的命令才执行，不合理的就拒绝，这是在近代欧洲史上才开始出现的事情，而不是在秦朝时候的中国。

蒙恬是不是老糊涂已经不可考，但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怀疑圣旨之前，蒙恬是个战功赫赫的大将军，住在华丽的宅邸里，带兵打得匈奴屁滚尿流，并且成了所有士兵的偶像；怀疑圣旨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死囚，被关在阳周的土牢里，不但不能再带兵打仗，还要听自己带的兵的抱怨。不过不论看守他的士兵们说什么，蒙恬都听不见，或者是假装听不见，只是看着窗户外面的黄土发呆。这是因为他心知自己这次必死无疑，因此正在仔细的回想着自己这一辈子，想要写一部回忆录来。而且他甚至连回忆录的名字都想好了，叫《墓畔回忆录》，并且很为这个名字沾沾自喜了好一阵。在我看来，蒙恬的这种行为实在是有些白痴：首先，到这个时候如果他不先考虑自己的生存机会，反而去写什么回忆录来满足自己自我实现的需要，会把马斯洛活活气死；其次，那时侯还没发明造纸术，而竹简这东西也不是囚犯能搞到的——即便他以前是将军；最后，《墓畔回忆录》的作者也不是他，而是夏多布里昂。不过，这并不妨碍蒙恬继续在士兵们的抱怨声中回忆起自己当年领兵西出河南地的往事……

有关士兵抱怨的事情，可以补充如下：当年蒙恬赶走了匈奴人后，就主持修建了阳周城。阳周城是一座笼罩在尘土里的黄色的城池。这是因为阳周城的一切都是黄土做的，无论是城墙还是城里的一切建筑，就连兵士吃饭的碗都是黄土烧成的。并且由于修城和连年战乱，城外龙湾山上的树全被士兵们砍了下来，有些做了滚木，有些做了箭杆，有些做了柴火，有些什么都没做成，只是在太阳下面慢慢干掉，因此山上也到处露出了黄土来，远远看去象是个疤瘌头，极其难看。风一起的时候，整个阳周城就被笼罩在黄色的尘土里，这时候如果谁敢在街上走路，就会发现自己的头上身上都变成了黄色，并且吸进去的空气里全是土，简直要把肺埋掉；等到风停了之后，又会发现一切器物上面都有一层黄土，如果兵营正在午饭的时候遇到起风，第二天厕所就很难掏——负责清理厕所的士兵会抱怨说，简直是在硬土里挖战壕，并且挖战壕还没这么臭。并且不止是他们，所有的士兵都在抱怨，为什么要驻扎在这么个破地方，连土牢的看守们也纷纷对蒙恬抱怨道：大将军，您看您当年选了个什么地方？不过他们说归说，现在的蒙恬可是一点都听不进去了。

我现在坐在床上，在电脑上写着这个故事。如你所见，这个故事的题目是跟修建长城有关，而到现在为止，故事里连一次长城都还没出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完全不知道长城是怎么修的——我没参加过任何一段长城的修建，想参加也不太可能。但是我能想象出阳周城笼罩在漫天黄土里的样子，我住的这个城市虽然没黄土，却有更多和黄土一样能让你发疯的事情，比如楼下连绵不断开过的汽车和街对面KTV唱歌的声音。现在正有个女孩子唱王杰的《英雄泪》，这首歌我很喜欢，但是这女孩子假装男声唱得声嘶力竭，状如驴鸣，就让我不太喜欢了。这些诡异的歌声再加上楼下的汽车响亮的喇叭，几乎能把活人逼疯掉——这种时候，我就不得不逼迫自己对这些声音充耳不闻，赶快在故事里变成蒙恬，回到自己讨伐匈奴的时候……

（二）第一次六日战争

根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15年，秦国大将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借口黄河河南地是神指派给秦人祖先居住的领地，入侵河南地。紧接着，秦军又以匈奴关闭黄河渡口不准秦人渡河，恶意制造种族歧视为借口，利用装甲重战车与步兵结合冲击的先进战术思想和先发制人的先进战略思维，于前215年6月5日对匈奴发动了突袭，仅仅用了六天时间便击溃了匈奴军队，占领了河南地区，史称“第一次六日战争”。吃了亏的匈奴人希望能获得国际援助，但由于联合国在此战结束二千一百六十年以后才成立，因此既没有发表任何保持界线原状的决议，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双方克制的呼吁，匈奴人无处申诉，只好咽下了这口恶气。

对于这场战争，史学界历来都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有历史学家发表论文指出，当年并非是秦军先启战端，实际是匈奴人首先培养大批自杀袭击者，携带弓箭袭击秦军检查站及秦人定居点，时常造成恶性伤亡事故（“幸好那时侯我们既没有火药也没有小煤矿”——该历史学家在论文中感叹），秦人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但随即便有历史学家发表论文，针锋相对的指出，事实上，是秦军趁前215年春天匈奴人内部就政治体制发生内讧之机，以帮助维护匈奴社会秩序为名，悍然出兵占领了河南地，并简称该事件为“河南地之春”。双方各执己见，一时争执不下。假如蒙恬知道这两种说法的话，一定会不顾自己的身份而笑得在地上打滚，但他也很可能只是皱着眉头指出，上面两种说法均属胡说八道。究竟事实是什么样的，他还能不知道吗……

现在是前210年夏天，蒙恬正坐在阳周城黄色的土牢里，用一支竹签在墙上给回忆录写草稿。一开始看守们都饶有兴致的看他在墙上刻刻划划，后来他们就不干了，并且收走了他的竹签，前面已经说过，整个阳周城都是用黄土做的，牢房当然也概莫能外。黄土这东西虽然具有容易取得、粘性好、能塑造成各种形状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个重大的缺点，那就是干了之后表面强度不够，用竹签子一划就会掉下一层灰来。由于蒙恬老是日夜不停的在墙上写划，土墙变得越来越薄，而看守们则渐渐形成了一个看法，那就是蒙恬实际上是在以写回忆录为名准备越狱。这种看法很快被一个比较年老的看守否决掉，理由只有一个：蒙恬是个对国家有责任心的将军，而不是一个银行家。即便如此，看守们还是禁止蒙恬再继续破坏土墙。这是因为土墙已经变得非常薄弱，几乎要因为支撑不住房顶的重量而倒下来，把他们和犯人一起埋在下面。虽然蒙恬觉得被自己的回忆录埋葬的死法也颇有可取之处，但这种死法对于看守们来说则毫无吸引力。因此看守们就和蒙恬商量，由蒙恬口述，他们把他说的东西整理成书发表。蒙恬虽然不乐意，但也只能答应下来，这是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大将军啦。

在回忆录里，蒙恬认为，关于讨伐匈奴的战争的正义性问题，毫无疑义应该是秦军占领了道德的高地。“这是因为我们有第一个皇帝，而他们只有单于。”蒙恬如此解释道。因此，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士气高昂的秦朝军队在那六天的战斗里势如破竹，“用死亡的翅膀掠过了匈奴的阵地”[引自《与刘批资关于秦军战史的对话（篡改篇）》，费资本著，疯人村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P27]。但蒙恬同时也充满赞叹的写道，在秦朝的强大军事攻势面前，匈奴士兵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不怕牺牲的精神，甚至赢得了秦朝士兵的赞许。在蒙恬的书里，还曾特别提到了以下一件事：

战争的最后一天傍晚，夜色低垂，戌时左右，在铺满了尸体的战场上只剩下了一队匈奴骑兵，其余的匈奴部队要么被全歼，要么被击溃，将他们遗留在秦军的重重包围之中。那队骑士只剩下寥寥几个人，他们的箭矢已经射完，他们的盔甲已经破损，骑士与马都已经疲惫不堪，但仍在坚持。在他们的周围，敌军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胜利者在面对这些坚贞卓绝、光荣就义的人们时，也不免心惊胆寒，秦军部队一时间悄然不动，停止了进攻。那是一种暂息。骑士们觉得在他们周围有无数的鬼魂，在秦军林立的军旗中，匈奴士兵们隐隐望见死神的髑髅，其大无比，向他们逼近并注视着他们。他们在苍茫暮色中可以听到敌人踏开巨弩的声音，那声音犹如巨网一般从四周将他们罩住，秦军弩兵的手指一齐搭上了扳机，这时，有一个秦将，有人说是蒙恬的副将王七，也有人说是蒙恬本人，他当时心有所感，抓住悬在骑兵们头上的那最后一秒钟，向他们喊道：“勇敢的匈奴人，投降吧！”

匈奴骑兵队长答道：“屎！”

两千零三十年后，当康布罗纳在滑铁卢带领老近卫军第二猎兵团的残存士兵面对英国炮队时，这个词语终于找到了共鸣。但当时那位秦朝将军并未读过《悲惨世界》，因此也就对匈奴骑兵队长的英勇缺乏相应的尊重，他听了那个字后，只是简单的报以“放”而已。匈奴人在河南地的最后一支成组织的抵抗力量，就这样在弓弦声中消失了。

（要说明的是，从上一篇开始出现的王七这个人，只是碰巧和作者同名而已，但并不是作者本人——作者自己并没有想要当秦朝将领的想法，想当也当不了。）

第一次六日战争以匈奴的全面溃退和秦朝远征军的大获全胜宣告结束。这场战争在各方面都对交战的双方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并在日后的一系列事件中逐渐显露出了它的重要性。但对于实际参加的人来说，则并没有时间和精力想到那么遥远的事情。

“现在把我吵醒的，一律以现行反帝国罪不经审判加以斩首。”

根据《帝国英雄传说》中的记载，确认自己获得了胜利之后，连续六天没合眼的蒙恬梦呓一般的下达了上述命令，然后就连滚带爬地回他的营帐去了。主将尚且如此，其他官兵更不待说。连负责处理战争善后事务的副将王七也低声地说着：“我现在的心境，不求无限的未来，只求一夜的安眠。”在下达最小限度的指示并派遣人将捷报送往咸阳之后，随即直接回到私人营帐。于是，在短暂的和平降临到大地上的同时，更加短暂的睡眠也降临到了整支秦军之中。

等到所有人醒来之后，秦军士兵们烧起篝火准备大会餐，并且把兵器解下来集中堆放在一起，开始狂欢。但当士兵们跳完舞回到篝火旁边时，发现无人看管的篝火蔓延开来，将兵器烧成了一堆堆的废铁。为了避免遭到主将的斥责，他们只好把兵器融化在一起，假装是在铸造一头蹲伏的狮子来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不幸的是，士兵们没人见过狮子，因此在给狮子塑造五官的时候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最后只好草草的给塑像做了一张人类的脸了事。假若不是后来秦始皇下令把这东西和各种民间兵器一起运到咸阳重新铸造成了十二金人的话，该塑像本可以成为东西方文化相似性的见证……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战争的胜利，蒙恬并不像其他人一样高兴。身为秦朝最伟大的将领之一，蒙恬用他军事家的思维深刻的认识到，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征战，单是要解决小股匈奴部队渗透的问题就已经让他大伤脑筋——当然蒙恬没有想到的是，这世界上除了军事家，还有政客和教授，他们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故事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里看到。

公元前210年的时候，蒙恬在土牢里想到，假如自己当年学习副将王七的话，或许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下场，可是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于是蒙恬又想到，假如王七知道他现在的处境，或许会领兵来救他出去。但随即蒙恬又狠狠的想，啐，这样和那些乱臣贼子有什么区别？况且还要拉一个人下水。前面已经说过，蒙恬是个对国家有责任心的将军，因此他就不再去想这些问题，专心的继续写他的回忆录——这个时候墙壁还没有薄到摇摇欲坠的程度，因此看守们也还没有想到要没收他的竹签。

在回忆录里，蒙恬写道：战争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士气高昂的远征军士兵们从用他们的兵器铸造而成的巨大狮子雕像下——书中着重指出，该雕像有着一张和人一样的苦瓜脸——以方阵为单位，雄赳赳气昂昂的列队走过，戈矛反射着太阳的光辉，作为先导的战车部队卷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士兵们同声高呼“帝国万岁！万岁！万万岁！”站在兵车上的蒙恬看着眼前的宏大场面，心中也是万分激动（幸好他们没有一时高兴大叫“蒙将军万岁！万岁！万万岁！”——费资本注），于是转头对站在身后的副将王七说：“王七，你也将永垂不朽了！”

王七听了之后，沉稳的回答：“为什么，将军？”

“你不是我的秘书吗？”

“告诉我亚历山大秘书的名字。”王七反问道。

“哦，这倒不坏。”蒙恬笑起来，继续观望队列。他并没有想到，这是他和王七最后一次共同参加阅兵，当然他也不会想到，这是因为蒙恬是军人，而不是神棍。

阅兵结束时，蒙恬发表了讲话，对秦朝远征军广大指战员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表示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对在战斗中牺牲的帝国勇士表示哀悼，并坚信他们的光辉事迹会一直激励着整支秦朝远征军再接再厉，在建设河南地的新征途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蒙恬这家伙着实扯蛋，这是因为在他的讲话里竟然没有提到秦始皇的英明领导。众所周知，在那个时代，一切事情能够顺利完成不出岔子，都是因为有始皇帝的领导；而一切事情如果出了问题，则一定是有叛徒、乱党、匈奴人或其他对帝国不满的坏分子在暗中作怪。现在蒙恬居然在这么大场战争结束后没有提到天子，这算什么？当然这个问题不只被我发现，也被当时从咸阳派来调查蒙恬谋反一案的工作组发现了，看来，蒙恬这家伙是在劫难逃了……

有关上一节最后提到的工作组的事情，可以叙述如下：因为蒙恬的职务甚高，所以当他被关押到阳周后，就从咸阳派来了一个专案工作组，负责对蒙恬谋反一案进行细致的全方位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调查——这样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一般都和本来想要证明的案情绝对吻合，换言之，犯人想翻案也翻案不了。由于本案案情重大，为了体现公平公正的精神，该专案组由咸阳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组成，包括心理学专家、刑事侦缉专家、星相学专家和几何学专家等等，甚至还有最有势力的妓院老鸨。这些人本来在咸阳里过得好好的，因为咸阳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又是大秦朝的首都，乃是古往今来第一伟大的城市，天下人向往的中心，一说到去咸阳，人人高兴，完全不象现在有些人死也不去北京——这是在焚书坑儒之前，在那之后咸阳就只剩下一个大秦朝度量衡统一研究所，完全称不上还有什么文化，只有一群演猴戏的专家罢了，对其他地方的人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当然，这和咱们的这个故事没什么联系了。不过这个典故也已经被小子我考证出来，诸位若是有感兴趣的，可以参见《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这里就不赘述了。

扯远了，回到正题上来。话说这些调查人员作为各行业的头面人物，日子本来在咸阳过得舒舒服服，要什么有什么。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咸阳的所有人都过得舒舒服服要什么有什么，这样的日子也不是人人能过。即使在咸阳，也是有人过得穷困潦倒要什么都没有的。不过这些人不叫头面人物，而叫老百姓，或者按照当时的说法，叫黔首。如你所知，在中国古代，没有哪个朝代的老百姓过得完全舒心惬意，否则他们也就没必要一次又一次的起来造反了。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每次造反成功后都会犯克伦威尔式的错误——如果严格按照时间来说，那就是克伦威尔在革命后犯了和他们一样的错误——因此又让其他的老百姓有了造反的理由……当然这个事情对于造反的当事人来说不大一样，他们很可能反驳说，老子造反是为了老子自己过得舒服，管其他那么多人干嘛呢？放到现在，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局限性——我又扯远了。

言归正传，专案组成员们本来在气候宜人生活舒适的咸阳过得好好的（这是我第三次这么写了，千万别再跑题……费资本按），现在突然被派遣到阳周这么个破地方来调查什么劳什子谋反案，自然是怨气冲天。前面说过，阳周这地方，乃是在一座疤癞头山上，不但气候炎热风沙惊人，并且城里的居民也大多是蒙恬带过的兵，除了几个军官家眷，连一个女人也没有。这种景象只有一个人看了高兴，就是专案组里那个从咸阳来的妓院老鸨，但是她很快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她发现这些人都很穷，连一晚上嫖资也给不起——大秦朝养着这些远征军，可不是为了让妓院赚钱的啊。更何况这些兵们言辞粗鄙举止粗鲁，又因为蒙恬下狱而失了约束，一个个晃着光膀子在街上横行无忌，稍有不如意就动起拳头来。好在打架的双方都是军士，谁也占不了什么大便宜。但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些士兵似乎天生对官儿没什么好感，专案组的人一上街走访，满街的人都对他们怒目而视——这是因为他们时间选得不对，老是在别人午饭的时候去拜访人家。其实这种手法倒没什么错误，关键是阳周风沙漫天，这些家伙进门后又从不关门，饭菜里很快就都是黄土。这种事情其实只要有人提醒一句就可以了，但是偏偏没有——因此咸阳来的调查人员们见了这幅情景，无不胆战心惊，生怕什么时候拳头招呼到自己身上来，上街的时候也就越来越少。

因为害怕挨打，专案组的人无处可去，只能在土牢里徒劳的折腾蒙恬。我们可以说，这是因为士兵们的举动而造成的无心的后果，也可以说士兵们是故意要造成这样的后果。不管怎么样，蒙恬反正是倒了大霉。这些家伙从咸阳被派到这里来，一路上车马颠簸，到了之后又天天提心吊胆害怕暴民，自然一个个对上面都是满腹怨言。这些话他们不敢说出来，于是他们就变着法儿的折腾蒙恬泄愤。因为专案组的人们从事的行业各不相同，因此他们问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从蒙恬出生时候的命星是否主反叛，到蒙恬的名字是不是以谐音的方式影射了他父母某方面的行为习惯——第一个问题是星相学专家提出来的，最后一个问题的提问人则是妓院老鸨。一开始蒙恬很有耐心，跟那个可怜的星相学专家讨论了半天命书上是否有命星主反叛这么一说，但后来他就失去了耐性，对老鸨提出的问题嗤之以鼻，并且说：老鸨想知道这个纯粹是出于一种窥私癖的变态心理。这象是一个正在受调查的罪人该说的话吗？因此该老鸨对蒙恬的回答非常之不满意，第一是因为蒙恬没正面回答她的问题，第二则是因为她确实就是一个变态窥私癖。

这里我们应该插一句话。必须要说明的是，对蒙恬的所有这些调查和问答，都不过是在走过场而已。专案组的调查结论其实在目的里就已经说明了，那就是蒙恬一定在谋反，肯定在谋反，绝对在谋反，不可能不谋反，怎么可能不谋反？不谋反才怪了。换言之，关于蒙恬谋反一案，结果早就是铁板钉钉，现在这些调查不过是在走过场而已，能找到些证据最好，找不到也无所谓，但是结论肯定是蒙恬在谋反——这是因为，如果始皇帝陛下派来的专案组的调查结果竟然和预先的期望不一样，那就说明要么是专案组工作有失误，要么是始皇帝不够圣明。在前一种情况下，专案组的人免不了要掉脑袋，而后一种情况根本没人敢想。但说是走过场也好，找证据也好，总之专案组必须要在阳周耗上个把月时间来调查，以示公正。既然已经不敢上街，他们就只能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反复的用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刁难蒙恬，另一路人马去查阅蒙恬查发的各种文件和会议记录。问蒙恬的那路一无斩获，但是查阅文件的那路中的几何学专家却很快找到了第一次六日战争后蒙恬在阅兵式上的讲话，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那样，蒙恬在这里面只字未提始皇帝，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据说该几何学专家找到这个证据时，高兴得大吼了一声“Eureka”，并且直冲上街，抱着一个路过的军士就开始跳舞。像这种疯疯癫癫的举动的后果，一定是饱尝一顿该军士的老拳，但是年代久远，具体情况我们现在已经没法知道了。我们能知道的是，专案组立即对蒙恬展开讯问，要他交代为什么在讲话不但不把始皇帝的领导放在第一位，甚至连提也没提。在他们看来，这就说明了蒙恬谋反确有其事。

蒙恬初听到这种指控的时候大吃一惊，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辩解说，这是因为他觉得始皇帝陛下的英明神武不需要用一场战争的胜利来证明，他老人家贵为天子，对我们大家的恩惠已经贯穿在天地万物之中，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处于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中，总之，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吃的每一口食物，踏的每一步中都蕴涵着始皇帝的恩德，正所谓“大爱无形”。因此，在讲话里，没有必须提及始皇帝的需要。并且即使不在讲话里明确提及，每一个人也应该自然的明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为始皇帝的领导，如果有人体会不到，只能证明这个人还不够爱始皇帝，怎么可以反过来苛责讲话者呢？

专案组听到这个荒谬的逻辑后，面面相觑。他们本来想证明蒙恬谋反，结果现在却把自己给绕了进去，并且还证明了蒙恬不但忠于圣上，并且忠诚的层次比所有人都高——这一点尤其让人不能忍受。但专案组的这些家伙也不是吃素的，他们立即就形成了对策，并且完成了调查报告，照样给蒙恬定了罪，并且立即启程回了咸阳——阳周这个破地方他们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在调查报告中，专案组首先叙述了调查的艰难过程和遇到的各种险阻——必须指出，一大半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的臆造。然后列举了各项证据，得出结论说，蒙恬虽颇立战功，并且把自己的思想隐藏得很好，但其谋反一案却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建议依照律令处死。而在蒙恬谋反的各种证明中，最有说服力的仍然是蒙恬的那次谈话，因为他体现了蒙恬的一项不可饶恕的重大罪行：

对秦朝的赞美不合格。

不论调查的结论如何，专案组的离开都让蒙恬松了口气。这是因为如我们在前面写的那样，专案组把蒙恬折腾了足足一个多月，在各种希奇古怪的问题的连续轰炸下，即使是无比忠于帝国的蒙大将军也开始怀疑自己会不会有一天说出些什么古怪的东西来。幸好他到最后也什么都没有说，否则下场恐怕不是继续被关在土牢里——考虑到秦律的规定，蒙大将军要是承认自己对皇帝不敬，八成是要跟商鞅一样被车裂成几块，需要颇费些心思才能再拼合起来——因此得知专案组走掉的时候，蒙恬松了口气，又埋头去写他的回忆录了。

关于蒙恬接受调查的情形，可以补充的东西还很多。在蒙恬被那些奇怪的问题每天都逼迫得要发疯的时候，专案组中的心理学专家曾经开导蒙恬说：没关系，你尽管把自己不敢说的想法说出来，完全向皇上坦白，向帝国交心，这样才能表现出你忠诚，云云。按照该专家的观点，每个人——当然不包括他自己——在心里一定都有过只想到自己没想到始皇帝的念头，这种不忠的想法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老老实实的说出来。换言之，承认自己有不忠的念头才说明你忠心，而不承认自己有那种念头则说明是不忠心——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我也搞不懂。在这样的诱导下，蒙恬几乎就要脱口而出承认自己对始皇帝不敬过，幸好他及时醒悟过来，想道：他妈的，我这不是自己把自己往死里送吗？于是终于没有落入该专家的圈套，暂时逃过一劫。由此看来，后来有些人反而还不如蒙恬聪明，受了别人的鼓励就口无遮拦，等到自己倒霉的时候才如梦方醒——王小波写过，有向党交心被打成右派的，有坦白莫须有的罪行被判刑的，但是等到那时侯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我必须要声明，上面那话是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写的，可不是我写的啊。

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也应该提出来说明，那就是专案组刚到阳周的时候，走访了蒙恬身边几乎所有的官兵，惟独有一个人他们没能找到，那就是蒙恬的副将王七。对于专案组的人来说，能找到王七就等于找到了可以确定蒙恬造反的人证——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万一王七不肯证明蒙恬造反的情况，不过他们也没必要考虑——这是因为早在庆祝战争胜利的阅兵式后，王七就溜掉了。而他溜掉的过程过于诡异，以至于专案组在听到蒙恬讲述当时情况的时候，直斥他在照着小说编故事，搞得蒙恬有口难辩。现在我把王七跑掉的过程写出来，一定也会有人说我是在抄其他小说。但是既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关王七离开军队的事情，蒙恬是这么记述的：在战争结束之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阅兵式结束以后，秦朝远征军回到军营里，安排伙夫做好饭菜开始聚餐。蒙恬也在中军帐摆了筵席，与众位将官吃酒。酒过三巡，忽然听得豁剌剌一声，震天的响，大家一齐吃了一惊。不一会，就有士兵来报告蒙恬并众将说，中军帐后面裂开一个大地穴，不知道有多少浅深，要派个人下去查看。那些将官听了，一个个摇头摆手，没一个人愿意去的。当然这也是情有可原，彼时战事刚歇，刚从战场上捡了命下来，谁还有心思冒这个险？蒙恬逼得无法，只得让军士们写了纸条，来让将官们抓阄。为了鼓舞他们，蒙恬宣布凡是抓到不下去的人，各发些筹码赌钱，那下去的人，另行封赏金银。众人个个拈完，打开来看，大家都是‘有码不下’四字，那一个‘无码便下’，却偏偏让王七拈着了。于是有人就说，此乃天意，疯癫人做疯癫事——这是因为王七平素行事便疯疯癫癫，故而有此一说。但从王七看来，说这句话的人实属站着说话不腰疼之辈，并且小子我也同意这个看法——你们在上面舒舒服服的吃酒赌钱，让别人去钻什么劳什子地洞，这算个什么破事啊……

蒙恬记述到：王七下去了地穴后，足足有两个时辰方回。但对于王七究竟在下面看到了什么却语焉不详，只含含糊糊的说了些什么“青天朗朗、白日湛湛”“阡陌交通，房舍林立”之类的话，让人莫名其妙，只能推论出，下面是个类似于世外桃源的地方，叫做什么“疯人村”。好在王七的去向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们也不必深究。接下来的记述更加古怪：王七下了地穴再上来的时候，换了一身衣服，并且带上来一张字纸，上面写着一句类似于黑话的话：“王七举义集兵，为三年疯子头子，大食天下。”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王七接着便和蒙恬并众将官一一别过，真去当那个什么疯子头人，并且那地穴也在他下去后便自行合拢消失。因为此人行事一向乖张，所以众人也不以为特别古怪，只当作怪谈一件……当然后来蒙恬发现并不完全只是怪谈。根据他的回忆，王七当时也邀请过他一起下去，但蒙大将军以帝国为重，拒绝了这个提议，于是王七在临别之前，赠歌一首——

“七曰：‘将军今日不去，他日必遭祸殃’，乃怆然赋歌。歌曰：‘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

多年以后，当蒙恬面对使者送来的毒药的时候，一定会想起王七临行前的那个遥远的晚上。但是当时的蒙恬并没有想到那么多，他只是在发愁，怎么样才能在少了这个得力助手的情况下，成功的阻止匈奴的渗透……

七月一个晴朗而炎热的正午，刚报了午时三刻，秦将蒙恬穿着能减少中暑可能的轻甲，大踏步的走进中军帐以躲避太阳的威力。不过他的动作不够快，没能避免一股热风打着旋儿跟在他背后卷进了门帘内，使得帐篷里面的所有人都对他怒目而视。这些目光让蒙恬觉得很委屈——在正午塞外的烈日下面，帐篷里面本来也凉快不了多少，并且远征军的将官们总是群集在里面开会和吃饭，因此帐篷里不可避免的充斥着汗臭味、屁味、烟草味以及中午吃的饺子味等各种奇怪的气味——当然，饺子本身并不难闻，不幸的是伙夫在里面包了过量的韭菜，而将领们常年征战，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胃病。这些韭菜被他们和着调味的大蒜吃下去后，很快就会在肚子里起一点反应，并且在说话和打嗝的时候散发出可怕的气味来……这些气味混合到一起，足以把一头牛熏晕，但是蒙恬只是皱了皱眉头，就大步的走了进去。而军官们在对他怒目而视一会儿之后，终于想起来这个家伙是主帅，应该对他保持一点适当的尊重，因此也各自低了头去做事了。

在漂浮着酷热而难闻的空气的中军帐里，蒙恬从排坐在左右的军官之间大步走过，在主帅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在他背后的空中悬挂着一幅彩色的绢画，占据了很大一片空间。画上是一个四十五岁上下的中年男子粗犷而英俊的脸，戴着皇冠，胡须浓黑。画的手法很巧妙，使人不管走到那里，都觉得那副巨大的画像上的一双眼睛在瞪着自己，除非像蒙恬一样背对着画像——即使这样，他也觉得如芒在背。在画的最下方，也就是比蒙恬的头高一点的地方，有一行说明文字，上面写着：始皇帝在看着你。

关于这幅画，还有这么一个插曲。我的一个朋友看到这里之后，评价说：我不认为挂这样的画像有什么用，尤其是对蒙将军，毕竟他不可能知道几千年后有个英国人写了本书，里面有个老大哥。对此我的解释是，蒙恬没必要知道什么老大哥，只要知道始皇帝就可以了，反正他吃的又不是大洋国的面包，而是秦朝大饼……这些饼被马驮在背上，在烈日下面，从遥远的关中一路运送到河南地，每一块饼都沾染上了马汗味以及沿途的各种气味。这些气味使蒙恬在吃饼的时候浮想联翩，并能够得知运送途中的一切事情。有时候他会突然作左顾右盼状，这是因为他看到自己正牵着马涉过河流，河面波光粼粼，河岸上的芦苇在风中簌簌作响；有时候他会突然满头大汗，这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正跋涉在戈壁上，阳光强烈而毒辣，一切都笼罩在炎热的气浪里，就连脚下的石头都烫得厉害；有时候他会突然面含微笑，这是因为某个马夫在某个村庄里受到了女主人非常热情的接待——你当然应该知道我指的是什么；有时候他会突然作陶醉相，这是因为他看到了日暮时分的漫天落霞；有时候他的表情会突然变得非常难看并且开始干呕，这是因为吃到了曾经掉在马粪上过的饼子。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提明，那就是不管蒙恬吃到什么味道的饼，他都得不断的签发公文并看阅各种文件——在秦朝，大将的公务还是很繁忙的啊，更何况秦始皇的画像就在背后。

现在我们知道，在任何年代，出版物都分成两种：给大众看的和给领导上看的，前者可以叫做报纸、杂志或是其他一切的名称，后者则都被叫做内参，能看这个的人，地位大都有那么一点。在秦朝，出版物也分成这两种，给大众看的东西叫《咸阳日报》，领导上看的东西则叫做《秦朝内参》，前者满是胡言乱语，后者满是什么，我不敢说。不过，蒙恬身为北地第一高官，这两种东西是他每天都要看的，这一点我倒是考证的很清楚……

关于《咸阳日报》，还可以补充如下：秦时还没发明纸，因此该报纸的载体乃是竹简，并且这些竹简都被破得异常之薄，正常竹简一片能顶这样的五片。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原材料开支，也方便运输，因为这些竹简实在是过于薄，以至于它们不但可以用来印东西，也能够派作他用——作为公办报纸，该报的发行量异常之大，报社主编曾经很自豪的向秦始皇汇报说：“我们不但有很多读者，也有很多用户。”出恭之后用废报纸清洁一下肛门，可不是现代才出现的事情啊。

言归正传，蒙恬拿起当天送到的《咸阳日报》，读了上面的通讯之后，大皱眉头，于是他又拿起当天送到的内参——这些东西上登载的事情都已经是两周前的事，毕竟那年代还没有电信业务这种东西，得用马来送报纸——读到了这么一则消息：

“6月底，在‘关于讨论关于河南地如何解决关于匈奴小股渗透而造成社会混乱的问题的问题的问题’的大会上，由咸阳国立大学的吴赐仁教授提出的隔离墙方案受到了大家的赞成，并在随后的投票中全票通过。吴教授认为，鉴于河南地的居住人口已超过河南地各种资源的人口承载极限，严重制约了河南地的发展，而渗透进来的匈奴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河南地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人造成的。因此，他建议摸清河南地实际需要的人才类别，用准入制度进行合理的引入，规范人口流动，云云。”

看完这则消息后，蒙恬终于明白了《咸阳日报》那篇疯疯癫癫不知所云的通讯在说什么……此通讯全文已经不可考，不过小子我根据考证，倒也大致知道了此通讯的一点精彩段落，现辑录于下，以供诸位观赏：

“隔离墙！隔离墙！隔离墙！吴教授立功了，吴教授立功了！不要给匈奴人任何的机会。”

“伟大的秦朝高等学府的教授！他开创了漠视人权的光荣的传统。希特勒、苏哈托（“那个杂种”——liupizi语）、张惟英教授在这一刻灵魂附体！吴教授一个人他代表了地方保护主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提议，他不是一个人！”

……

必须要说明的是，蒙恬对里面的提法表示了“有限度的不同意”，不过身为一个将军，他也不能就此再表达更多——那不是他应该干的事，他应该干的是执行秦始皇的命令，不管是什么内容——于是蒙恬又打开了秦始皇发给他的命令，上面写道：

“那个教授都他妈的是胡扯，不过墙还是要修的。”

在此等指示下，公元前215年7月，秦朝将军蒙恬率领秦朝远征军三十万将士，开始了修建长城的伟大壮举……

在长城建造伊始，蒙恬便同时面对了技术和人心的两大困难。技术上需要了解修建长城需要哪些工艺，人心上则必须面对军队中的各种异议及不满情绪。如你所知，解决前者很容易，只需要派出一支由工程师组成的调研队，而解决后者则要复杂和麻烦得多——不过蒙恬仍然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在这一章，我们将着重讨论蒙恬在技术上是如何修建长城的。至于如何平息军队中的异议，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也可能是下几章，这要看军队中到底有多少异议。

根据老一辈人所讲述的更老一辈人所讲述的更更老一辈人所讲述的更………………老一辈人的回忆，蒙恬在收到命令后，立即派出了多个由建筑专家组成的考察小组，对预定的长城修建地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提出了可行性研究报告。据称，报告中详细载明了修建长城的方式方法，甚至还有长城修建完成后的效果想象图，其精美程度远远超过现在的楼盘宣传资料。不幸的是，更……老的一辈人并没有想到为了避免后世的历史学家就此展开无益的争论而把该报告留存下来，直接导致了现代历史学家之间的互相攻讦。

根据出色的空想考古学家弗朗茨·卡夫卡的考证，万里长城是以五百米为单位，分段进行建造的。卡夫卡在他伟大的与本作同名的著作《万里长城建造时》——必须提醒各位，这也是本章的名字——里写到，最初开始建造长城的时候，即使全帝国已经为修建这条巨大的城墙而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准备，但仍然没有人确切的知道长城建成之后是什么样子。事实上，长城这个概念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过于广阔，以至于当时没有任何人能够窥见它的全貌。直到两千多年后，才有个外国宇航员声称他从太空中看到了长城，但很快被证明是谎言。这在让很多人失望的同时，也让一些国粹推崇者感到得意——不过这对当时的人施工毫无影响，也不是我们要描述的重点。

让我们继续来看卡夫卡的推论。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他的说法可说是“真相之一种”，但如果完全采信他的说法的话，仍然会存在不可解释的问题。例如，按照他对当时社会的描述，长城几乎要耗费无穷长的时间才能修建完成，而这一结论明显与事实不符。因此，人们意识到，必须对卡夫卡的学说进行修正，才能更符合当时的情况。

正当此时，某些心怀叵测的考古学家趁机利用网络散布言论称，长城并非历时数年之久才修建成功，而是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出现的。这些人认为，在前215年8月13日凌晨，秦朝远征军士兵只用了六个小时，就在河南地最关键的地段修建了43公里长的临时屏障，随即开始了长城的正式修建，并在很短时间内就修建完了整座长城。该学说还煞有介事的提到，临时修好长城后，长城卫兵从8月22日起获得了杀死任何非法越过长城者的权利，并于两天后消灭了第一个企图越墙的匈奴探子，云云。

这种说法公布后，遭到了更严重的质疑。这是因为按照上述说法，我们就得假定在秦朝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掌握了极其先进的现代化建筑技术，至少比同时代其他国家领先了两千一百七十六年，否则就无法解释长城怎么能修得那么快——但如果这种假设成立的话，又无法解释为什么到了现代我们的建筑技术不再遥遥领先，除非承认我们变得异常之笨，连老祖宗都不如；或者承认其他国家的人变得极其聪明，我们不如他们——这可能吗？换句话说，如果承认“一夜修建说”，就不得不连带承认自己是笨伯，要么不如自己的祖宗，要么不如其他外国朋友……而要承认这个实在是过于困难。因此，基于严格的科学精神和个人的虚荣心，大多数人都同意另一种意见，即“一夜修建说”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旨在把我们所有人归入白痴阵营之中的低劣阴谋。

关于前面所说的“严格的科学精神”，大致是指这么一回事：有人查遍了蒙恬的所有行踪，发现他从未收到过从莫斯科发来的任何意见，也没有和任何苏联大使同桌进餐的历史，由此断定他大概不会有足够的后台来搞突击式的修墙。另一次有力的反击来自于对蒙恬家世血统的调查，无论持有这种阴谋论调的学者们怎么努力，也无法证明他有任何一点日耳曼、犹太或是达罗毗荼血统，而缺乏这些条件对于一个要修隔离墙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在各项有力的证据打击下，“一夜说”的历史学家们一败涂地，不得不承认自己犯了矫枉过正及利用网络妖言惑众的双重错误。作为惩罚，他们被全部发配到大兴县去做苦力，修建名为“网络闻名之峰”的旅游景观。

对长城的修建，历史学界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不过，现在让我们暂且把历史学家之间的争论搁下不提，反正不管他们怎么争论也不管蒙恬到底用的什么办法，长城总归是修好了的，军队总归是变成了苦工的……当然这些家伙不可能心甘情愿的就当苦工，事实上，在范喜良等工人领袖的带动下，他们成立了工会，利用罢工等手段，与以蒙恬为首的上层军官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一度造成了长城停修的局面，搞得蒙恬苦不堪言。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现在我们说，秦长城的修建历史就是一座充满各种进步思想萌芽的宝藏，对这个时期工人中存在的各个思想流派的研究养活了一大批历史学家，当然还有些像我这样的三脚猫角色混杂其中。这些历史学家常常为哪一个思想流派才是最先进的而不断争吵，并且他们都很固执。他们的固执主要表现在认定自己的发现才是最有价值的，其他人的发现都是些大粪，是些Shit，或者是类似的什么，总之，是毫无用处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赞同他们，众所周知，大粪可以用来肥田，而用专家的学说来肥田的事情我还没有听说过——把专家整个埋下去倒是可以起到这方面的作用，但那样一来恐怕所有人都要忙着证明自己不是专家，专家这个种族堪有灭绝之虞。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好——反正这些争吵的家伙的德行和当年大秦朝统一度量衡研究所里的专家们相比，根本没有任何进步，或者他们根本就不需要进步。

在上一节末尾的时候我们说过，修长城的工人们并不是安分守己恪尽职守的良民，事实上，这些家伙根本就是一群桀骜不驯的暴民——或者说，他们在工会的带动下是如此。而这工会最初是蒙恬为了控制工人而扶植起来的，没想到却成了专门和他捣乱的对手，让他大吃苦头。

从某个角度来讲，我对蒙恬总抱有一点同情心。如果我们公正的看的话，蒙恬对工人们还是不坏的。工会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他都爽快的答应，甚至包括一些现在很多公司都做不到的事情，比如每周休息两天，再比如绝不加班。这是因为工会威胁他说，如果没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军心就会不稳，工人们就会不安心工作，开始想一些可怕的事情，比如暴动或是罢工。因此蒙恬完全想不通为什么工人还要闹事，在他看来，他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但从工人那一方面来讲，我又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闹事。原因是工人们的生活实在乏善可陈。修长城的工人大多都是远征军的士兵，年纪轻轻，血气方刚，全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劲。人在年轻的时候除了努力工作之外，总还应该有点别的事情可做，比如有那么一两个关系亲密的异性朋友或是到处游荡。不幸的是在工地上这两样都做不到。蒙恬在建立远征军的时候考虑了一切，就是没考虑要携带女人，而士兵们又没法和当地人来往。这是因为营地都修建在荒凉的地方，到最近的村镇都有好几十里，并且单个士兵出门非常危险，有可能碰上渗透过来的小股匈奴部队，或是伪装成小股匈奴部队的秦军部队——后者存在的主要作用，就是为了恐吓士兵，以免他们和当地人来往太多，军心涣散。因此每到周末，工人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呆在工地里无所事事。但过剩的精力总要发泄，于是只好胡思乱想，并且付诸行动。这就是说，蒙恬为了防止人思想波动而答应的周末休息制度，反而让工人们思想活跃起来，最后终于搞成了一团糟，非常的不象话。

照我看来，蒙恬设置什么休息制度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只在一种时候，人才不会想入非非，那就是累得要死。因此要防止工人们乱想，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夜以继日的修长城。假如我是当时的工人，每天修长城累得要死，到了周末困在营地里无事可做，又得每顿吃硬得要死的馒头，我也要起来造反。当然蒙恬并不笨，后来他也说过：早知道有这么多麻烦事，还不如一开始就只准那些混蛋修长城……

现在可以补充一下关于馒头的事情。前面说过，远征军的军粮是从关中运来的大饼，在战争年代，秦朝的运输系统完全可以担负这支军队的补给。但开始修建长城后，士兵们的饭量猛增，大饼常常不敷分配，因此后来就放弃了从关中运送补给，而是在当地采购面粉自己蒸馒头。按照远征军的制度，每个士兵都必须去伙房帮厨，但这些人大多数都没见过馒头，很多人在当兵之前连白面都没见过，在此之前他们干过的唯一和做馒头类似的活路，就是和泥做长城的土坯。塞外苦寒，和好的面常常发不开，因此这些馒头也是相当之硬，一方面是因为死面疙瘩不能不硬，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里面有很多沙子，风沙太大，根本没法挑干净。这样做好的馒头蒸出来之后，每一个都呈完美的长方体，除了颜色之外什么都接近于砌长城的土坯，如果遇到风沙天气，那就连颜色都和土坯近似，并且硬得连蚂蚁都不吃。每一顿饭的馒头做好后，装在大筐子里派人送到工段上，由工人们自由取用。送馒头的人同时还要负责送开水，如果哪一天只送了馒头忘记送水了的话，就会发生噎死人的事故。有时候长城修着修着土坯用完了，也有些懒家伙直接就拿馒头砌在里面。这样做对长城的质量倒没什么影响，只是面粉消耗得特别快，让军需官大伤脑筋。后来这种情况愈演愈烈，蒙恬不得不颁布了一条命令，严禁再拿馒头砌长城。

我有一个朋友看到这里，指责我说，我扯了半天，也没有说明到底工人们搞了些什么运动。对此我辩解道，当时的情况过于纷乱，要写那些恐怕一天一夜也写不完，很明显，我没有那么好的精神来写，估计也没有几个人有足够的精神来看完。并且在这方面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除了一份蒙恬在工人运动高潮期给秦始皇上的奏章，从那里倒是可以管窥见当时的情况乱到了什么程度。

在奏章里，蒙恬用大量的文字描述了他所遇到的困难：工人们要求在周末之外还要放农历节日，要求增加与当地民众的交流活动，要求取消军官特权，要求提高待遇，经常的游行，罢工等等。同时，他也记述到，虽然工人们对军官的态度总是敌对的，但在工人中间仍然有无数个小派别，这些派别之间也经常互相攻讦，甚至发展到在工地里贴大字报，或是互相高呼革命口号的地步。但他也注意到，所有的这些小派别都尊重一个叫范喜良的劳工领袖，而这个姓范的家伙的存在，已经严重的妨碍了长城的按期完成，必须要尽快结束这种局面。可能是由于前面所占的篇幅太多，在报告自己准备如何解决工人运动的问题的时候，蒙恬只是简单的写到：“我有一个对这个问题的十分绝妙的解决办法，可惜这里空白太小，写不下。”

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个动荡时期，总会有人脱颖而出成为领袖或匪首。这两个称号之间的区别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大，事实上，到底是领袖还是匪首，仅仅取决于此人领导的运动最后是否成功。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成为领袖的好处比较大，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随心所欲的砍掉别人的脑袋（这是古代——王七注）；而假如不幸失败当了匪首，那就想干什么都不能干，只能被别人砍掉脑袋。更重要的是，当领袖虽然不能免受后世历史学家的嘲讽，却可以让当时的历史学家统统闭嘴，只说自己想听的话，也不给后代留下任何资料，让他们想嘲讽也无处下嘴。基于这种好处，人人都想当领袖，不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运气。当然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不起丝毫野心，老老实实的做一个群众——但我很怀疑这条路在动荡时期到底通不通。

在修建长城的劳工里，范喜良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的许多名言和事迹都在人群中广为流传。在六日战争结束那天，正当全军都在欢呼胜利的时候，此人曾对同僚说：“我们已经很快的从奴役走向自由，我们必将更快的从自由走向奴役。”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句话确实很快就得到了准确的应验。但范喜良之所以成为传奇人物，还是因为他那次成功的脱逃。当时他被蒙恬手下的近卫队探子深夜堵在寝室里，却机警的用一句“范喜良同志住在隔壁”骗过对手，赢得了宝贵的五分钟，成功的跳窗逃走。虽然第二天早上他便因为按照习惯回工地吃早饭而被捕，但这一次成功的脱险却成为后世许多人遇到相似问题时所借鉴的典型案例，在几千年后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上面虽然提到了蒙恬的近卫队，但我并不准备对这些家伙多加描写。这是因为在蒙恬摧毁工人运动的行动中，他们虽然是最后的执行者，但却是最缺乏可观赏性的一步棋。各位只要记得以下这句话即可：这些家伙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一厘米长城的修建，对修长城的艰难困苦一无所知，自然也就无法理解工人们的各种要求，并且这些人全都百分之百的效忠于蒙恬、修建长城的事业以及，毫无疑问的，效忠于始皇帝。必须指出的是，蒙恬的这一手段非常正确。当我们要彻底摧毁什么东西的时候，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都只有用外行才能最容易的完成，惟有不懂得事物价值的人，毁灭事物的时候手下才会决不留情，惟有狂信徒，才毫无怜悯之心，而惟有和权力结合，才能使人获得一种阴暗的推动力来完成这种工作。一个门外汉在这种可鄙的工作上所能取得的成绩，可以轻易的超过十个所谓的专家——假如这个门外汉恰好是权力的走狗或是权力本身，那就更妙。一个内行的人可能因为嫉妒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而毁掉一些东西，但他永远也无法毁掉整个建筑，因为他总会有顾虑和敬畏之心——而一个无知而又掌握权力的外行则可以。自从上帝诞生以来，这一情况从未发生过变化，在对付修长城的劳工们的时候是如此，在焚书坑儒的时候也是如此，在斯大林屠杀盲人歌手，毁灭乌克兰民间音乐的时候仍然是如此。

无知和权力的结合能使人拥有巨大的力量，这力量犹如古代神话中守卫地狱的恶犬一般，在狰狞的脸上带着野蛮的表情。浅薄的人看到这表情只觉得可畏，正直的人却从中窥见可诅咒的未来，并为此感到悲哀。这种力量有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和惊人的打击力，最大胆的人面对它也感到胆寒。它是不可妥协，不可战胜的，它勇往直前，气势汹汹，但它却没有头脑，可以被逃开，也可以被利用。无知者很容易被煽动和激怒，这是因为眼界的狭窄必然会导致心灵的狭隘，而煽动和激怒这些心灵的却是别人。没有头脑的人，永远都只能充当别人的工具，他们可能充满力量，但这力量是为了给别人服务。真正可怕的是权力与阴暗的心灵相媾和的产物，无知者掌握了权力只能变成一头暴怒的野猪，阴险的人掌握了权力却可以成为危险的毒蛇。

有人评论说，上面这两段和我一贯的文风变化很大。对此我要辩解说，这是因为我比较容易激动，因此不但干不了什么大事，就连发表点议论也会改变风格。在这点上蒙恬比我要强得多，他不但战胜了匈奴人，修好了长城，而且还不露声色的一举粉碎了整个工人运动。我和他相比唯一的优势就是出生得比较晚——因此我可以写关于他的小说，而他就算想破头也写不出关于我的小说来。

前面已经说过，为了避免军人和当地人来往太多，秦军的军营都修在荒无人烟之处，并且设置了各种疑兵来恐吓士兵。但蒙恬只考虑了阻止士兵们到附近的村镇去，却没有考虑还要阻止当地人跑到军营这里来。这一失误的后果就是军营象个大磁铁一样吸引着附近的当地人，这些人一开始只是每天跑来向军士们兜售各种东西，后来很多人干脆直接把家搬到了军营旁边，以至于到最后竟然形成了一个个新的村镇，这些新村镇的名字都和旁边的军营有关，叫什么盘山营翔龙营之类的，就象现在新疆还有很多和建设兵团有关的地名一样。对于当地人来说，住在军营旁边有诸多好处，既可以和军人们做点小生意，又不必担心遭到匈奴劫掠，因此这是一件好事；对于士兵们来说，这些当地人让他们的生活大大丰富起来，并且很多百姓同情他们的处境，因此这也是一件好事；对于匈奴来说，这种村镇的兴起使他们更容易派遣间谍来刺探秦军动向，因此这还是一件好事；但这整件事情对于蒙恬来说，则是一个大失败……现在劳工们不但在军营里和军官们对抗，还经常在村镇里召开秘密集会，更可气的是，很多士兵为了和当地人来往，还学会了匈奴话——这是因为当地被匈奴占领太久，很多汉人也只会说匈奴话了，而士兵们则因为各种原因必须和他们交流，这原因可能是因为醇厚的烈酒、可口的食物，也可能是因为该平民有个美丽的只会说匈奴话的女儿——这种情况让蒙恬大为光火，他决定要在消灭掉工人运动的同时，把这个问题也一并解决掉。

现在我们知道，蒙恬只用了两天时间就粉碎了整个劳工运动，但假如我们只知道这一点，就不会知道在此之前，他已经做了多么周密的准备。向始皇帝上了那道著名的“空白太少”的奏章后，蒙恬并没有急于对工人领袖们下手。在参谋们的建议下，他开始频繁的派出宣传队，向各个村镇的平民们宣传，修建长城不只是军队的事情，也是所有秦国子民的事情，修建长城是为了保护当地人不受匈奴的袭扰，对这一工作的任何阻挠都是在拿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开玩笑，一个爱国的人必然是一个支持修长城的人，等等。他自己也经常出现在地方的各种集会上，就修建长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向人们作重要讲话。同时，他也多次呼吁大家重视汉语，要维护汉语的正统地位，并在军队和地方上都发起了维护汉语尊严的运动，号召大家只使用汉语。根据人们的回忆，蒙恬曾经在一次维护汉语尊严工作会议上，针对军队中某些士兵学说匈奴话的行为，非常严厉的批评道：“我请我们的某些同志不要放洋屁，人家放洋屁是因为吃洋人的饭，你们呢？”

必须承认的是，蒙恬采取的宣传攻势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在他这样做了半年之后，河南地的民众逐渐达成了无条件支持修长城的公识，社会舆论对劳工运动的态度也从当初的宽容理解转变成了谴责，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上的空气，都已经不再适合劳工们进行任何形式的工人活动，虽然范喜良在工人中间仍然有着极高的威望，但缺乏民众的支持，他们的活动范围也日渐缩小。在这种情况下，蒙恬终于动手了。在一个初冬的夜晚，他悄悄的派出了自己近卫队中最优秀的特工人员，命令他们悄悄的把毫无防备的范喜良抓来，以便从根本上铲除整个劳工组织。

然而，卫队传来的消息却让蒙恬大吃一惊：

范喜良跑了。

《万里长城建造时》外传：

（一）范喜良的脱险

前215年初冬。深夜，秦朝远征军——现在改名叫“大秦朝长城施工队”——营地一片寂静。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范喜良从熟睡中吵醒。打开门之后，他发现一群黑衣人站在门口，领头的大汉满脸横肉，冷冷的看着他。

“天王盖地虎？”范喜良清了清嗓子，沉着的发问。

“宝塔镇河妖。”对方毫不迟疑的回答出正确的答案。

……

须臾之后，发现被耍了的大汉发出一声怒吼。

“这不是这篇小说里的对白！范喜良，你被捕了！”

“范喜良同志住在隔壁。”范喜良依然非常沉着的回答道。

片刻之后，面对范喜良房间打开的窗户，第二次被耍了的大汉再次发出愤怒的号叫，而旷野中的范喜良只是嘲讽的将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便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想必诸位都已经知道，我们在今天早上逮捕了范喜良。此人故意纠集工人闹事，延缓长城建设，我们是一定要严厉惩办的。不过，我请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对于其他被胁迫和蒙蔽的工人们，还是帮助为主，惩治为辅的，”蒙恬一边在中军帐中缓缓的踱着方步，一边扫视着坐在面前的人们。在他的目光下，大大小小的劳工组织领袖们不安的在座位上扭动着身体。这些人刚从流言中得知范喜良在早饭时间被捕，但却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候着他们，因此，一个个心中都是忐忑不安，现在估计到自己应该没有性命之忧，纷纷暗中松了口气。

片刻之后，蒙恬继续说道：“不过，今天的议题，不只是向大家通知这件事，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实际上，我们今日的议题……”随着蒙恬故意拉长的音调，所有的劳工领袖都抬起头，关切的看着他……

“便是他妈的大清洗吖！”

……

在历史上，公元前215年的冬季被大多数人称之为“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冬天”，并不是毫无来由的。由于事前部署周密，对长城建筑工地上工人运动的镇压行动仅仅花了两天时间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秦始皇的直接指示下，从范喜良以降的大小工人领袖要么被吊死，要么被投入监狱，极少数当时侥幸出逃的人也没几个能真正逃走——他们的故事我们很快就能看到。由于当时的无产阶级还很不成熟，这一残暴的行动并没有如同两千多年后那样激起工人们更大的怒火，倒是如秦始皇和蒙恬所愿，产生了相当彻底的吓阻效果。在往后的日子里，工人们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提起和工人运动相关的任何话题。即使是最胆大的人，在亲眼目睹了秦军营地外那数百具悬挂在高架上的尸体在从西伯利亚吹来的寒风中不停摇动的情景后，也不免为此感到胆寒，并自觉的抹杀掉自己脑子里的一切自由主义思想。这一行动模式以其取得的卓越成效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并在一百多年后被古罗马人更大规模的应用在对斯巴达克思领导的奴隶起义的镇压中。当然，他们用的是十字架，在给受刑者带来痛苦这一点上要比高吊架更为持久而有效，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比我们聪明，只能说明我们的文化还是以人为本，比较善良的。

值得一提的是，比这种文化更加善良——或者说“双加善良”——的秦太子扶苏曾就此事上表劝阻秦始皇，请求他不要大开杀戒。扶苏在奏章中写到，虽然专制制度本来就比共和制度要严苛，但治国之道仍然有多种选择，可以是商鞅的，也可以是荀子的。据当时的官方文献说，秦始皇看了奏章后，立即口头回答道：“专制制度比共和制度要严苛，这一点你倒没说错，关于治国之道，你他妈的说的也是很有道理。但是，你给搞清楚点，就算是共和国，还不是既可以是柏拉图的，也可以是德拉古的。并且我们现在是专制制度，而且，这天下是你老子我的！”

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职业道德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我还要补充的是，据秦二世就位之后的官方文献说，秦始皇当时还加了一句“吃里扒外的东西”，并由此起了废立之心……关于这个也有很多争论，但这不是我们的主要讨论方向，略去不表。

让我们把注意力重新转回到修长城的工地上来。前面提到，虽然蒙恬的行动快如闪电，在镇压活动中仍然存在极少数的几个流亡者。这几个人头一天跑到市镇里的小酒馆去举行秘密聚会，没有收到参加劳工领袖大会的通知，因而暂时幸免于难，没有被蒙恬的卫队抓起来，也不必立即变成死人。但假如我们以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的话就会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逃脱秦军的追捕，只有一个人例外，并且我还要指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逃脱了死亡的追捕，也绝不可能有。人这东西总是在不断逃避死亡，但不管你怎么躲藏，死亡这东西总是逃不掉的。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说人生就是等死——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世界上有些人活着就是等死，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死之前除了吃饭拉屎，还是应该有点更高的追求，以证明自己活了这么多年不是白活。箫伯纳曾经说爱尔兰人“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块土，一只猪”，这话说得很妙。人活着要是没了追求，那就和一头猪差不多。

继续来看流亡者们。这些家伙头一天晚上在小酒馆里灌了一肚子黄汤，早上醉醺醺的回到营地时，正好看到去开会的人被卫兵们一排排的往外押。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人的酒立即醒了，立即掉转方向逃之夭夭，连行李也来不及带——他们将很快为这一疏忽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我要公正的说一句，假如我发现自己有被杀头的可能，一定也是慌不择路夹屁而逃，不会去收拾什么金银细软，当然，我也没什么金银细软可收拾——然后这些人就在蒙恬派出的追捕队和具有高度警惕性的秦朝群众的双重夹击之下，在各地纷纷落网。现在有很多人只知道蒙恬行动迅疾突然，却忘记了在此之前蒙恬作的准备。我们在上一章中说过，蒙恬花了半年时间在河南地宣传修建长城的意义，终于使人民完全倒向了自己这边。事实上，这才是他成功的秘密。即使是在秦朝，假如流亡者们受到人民的庇护的话，要抓住他们虽说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定然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这是因为人民才是一切力量的来源，谁得到人民的帮助，谁就如同站在大地上的安泰一般不可战胜。人民是柔顺的，可以屈服于任何暴君和苛政，但人民又是凶猛的，在愤怒的人民面前，所有不得人心的统治都将被击得粉碎，无论他们是叫路易还是罗曼诺夫。几千年来，人民无往而不利。然而，在这几千年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民也会被蒙蔽，被阴谋诡计所欺骗。最纯洁的心灵也会因为愚昧而蒙上尘埃，最强大的人民也会因为愚昧而受人操纵。但人民绝对不是任人利用的武器，这个巨人的眼睛是永远向着自由睁开的，仅仅是蒙上了无知的阴翳。为了穿透这层阴翳，将自由的光芒投射到巨人的心中，必须借助知识的利箭。必须打破一切思想的堡垒和故意的欺瞒，公正客观，不带偏见的向人民灌输知识，让人民自己选择走的道路。必须放弃操纵人民的妄想，不受这力量的诱惑。然而，那时候并没人这么做。相反的，蒙恬就像古往今来所有的权术者一样，选择了引导人民的方式。

谁掌握了人民，谁就掌握了一切。

这是世间最伟大的力量，但这力量也会有盲目的时候。

不幸的是，流亡者们正处在这一时候。

经过长达半年的全面宣传之后，河南地的群众已经一边倒的支持修长城，并对任何阻碍修长城的人和行为切齿痛恨。流亡者们刚从建筑营地的大清洗中逃出生天，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屁股后面是紧追不舍的追缉队，前面是怀有敌意的人民，被任何一方发现都是死路一条。他们只能仓皇的隐匿在荒野之中苟延残喘，然而河南地的冬天甚为寒冷，而荒野中既没有遮蔽之所也没有食物，缺乏行李的流亡者们立即陷入了饥寒交迫之中。在追捕队和群众的重重围困之下，这些可怜人的处境比1942年底的德国第六集团军还要凄惨。他们遭到了人和自然的两面夹攻，一面是弓矢，一面是暴风雪；一面是利刃和吊索，一面是寒冷和饥饿。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向追捕队自首，要么困守荒野之中坐以待毙。

或者，也可以说只有一条路：死。

《万里长城建造时》外传：

（二）大哥你看！

多年以后，当蒙恬面对走上前来逮捕自己的警卫的时候，一定会想起自己命令人逮捕范喜良的那个遥远的清晨。那个早晨，当范喜良冷静的走进秦军营地大门并直奔伙房的时候，并不只在劳工们当中引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和小骚动。

“大哥，你看！”

随着某个侍卫的一声惊呼，蒙恬顺着看到了他不敢相信的一幕：范喜良正站在伙夫面前领取当天的早饭，而伙夫却被他的出现所惊吓，呆若木鸡的站在原地不动。最后，等得不耐烦的范喜良干脆准备自己动手，但在他的手够到馒头之前，有一只手抢先把那块馒头拿了起来。

“我以帝国的名义，逮捕你。”蒙恬冷冷的说。

“我准许你逮捕我。不过，作为一个工人，我有权利要求自己的一份馒头。”范喜良平静的说。

“让你的权利见鬼去吧！”蒙恬咆哮起来，将馒头砸在了他的脸上。

两千多年后，有一个三脚猫伪历史学家——就是在下——在自己的小说里写到：“那就是范喜良在此后一直处于重度脑震荡之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