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谈门阀士族的几个特点 -- 履虎尾
才能过我者，对其忌恨，自当杀之。而且这样的人才，更不能为敌所用。
诸葛亮、诸葛均一支随着蜀汉没落了。诸葛谨一支让诸葛恪折腾完了。
最有希望的诸葛诞站错了队，也完蛋了。
到五胡乱华世族正常的发展就被打断了。
确实，知识传播途径的提高可以说是一个推进文明发展、社会进步、体制变革的重要方面。
原始社会，知识由氏族首领或长者对晚辈通过语言口耳相传，内容又相当简单，可以在小范围的人群内持续流传。由于氏族首领和祭司掌握着比普通成员更丰富的生产生活、宗教、军事、部落管理等各类知识技
能，所以就形成了最初的世袭部落酋长和祭司阶层，像舜所出之有虞氏世掌山泽，而禹父子皆善水利。但这对于知识交流、学习和完整的保存是相当不利的，因此文明的发展相当缓慢，仍处于雏形阶段的国家的职能也很不完善。
而后，出现了文字，这不仅大大加快了知识的传播和积累；统治阶级仍然可以有选择性地教授知识，但教育的范围和效率都随之扩大提高。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更多的人可以投入到管理工作中，于是国家正式成立，其规模和职能也在不断提升；而这就要求更多的管理人员必须参与其中，因此形成了贵族阶层。所以说早期的国家形式或多或少带有“民主”的色彩，因为单靠一个君主是难以有效管理一个国家的，而国家的领土规模也有一定的限制，即使能够超出这个范围，通常也很快会面临地方官员的分权、独立和反叛。
这种文明社会早期的教育，由于书写载体的严重局限，所设学校辟雍和泮宫，仅限于贵族子弟，并且很大程度上仍依靠家族教育，如《周公家训》。一个贵族子弟也就被严格的束缚于宗族之中，上层贵族接触高级的管理知识，长大后遂能参与军国大事，并世袭担任重要职务，下层贵族由于所能接触的知识有限，也就只能担任小官吏；国君也必须依靠这些大家族才能正常地运作国家机构。这时候的贵族教育，多是“全才”教育，比如要通“六艺”、公卿们则要能出将入相，博而不精，因为当时对管理水平的要求不高，事务也不多繁复。而一些更为专业的知识，如历、史、卜、乐等，则延续了自古以来的家族传承的传统。
到了春秋中后期，战事日趋频繁，国家的土地和人口增多，旧有的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以往博而不精的通才自然也不再适用，加上贵族们自身的腐化，于是一批新兴的专精于某方面的人才开始出现，逐步取代了旧有的人才，比如将相的分离，专职的“将”的出现，各国竞相求士若渴，贵族养士成风等等。这个趋势相当漫长，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随着社会分工的专门化，知识总量的增多，该趋势还将继续深化下去。
从春秋开始，士阶层的壮大，国家对于专门人才需求的加剧，各国间人才流动的增加，知识交流的加速，还有政府管理的加强、国内政局的动荡和国家间激烈的竞争引发的社会下层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度提高，都导致以往的教育体系已不再适合于那个乱世。旧有的国学数量稀少，入学严格且日渐衰败。掌握知识的没落贵族加入到了士的行列，如老孔等人，他们能够为不断加入士阶层的国人和没落贵族之后提供所需的教育。
于是，一种全新的私人办学、聚众授徒式的教育方式开始出现。这种教育的扩大化，与其它因素一起直接
导致了西周式贵族体系的崩溃。而这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和人才的流通，私学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战国时期，士阶层进一步扩大，国家对于人才的需求更为急迫，随着毛笔的发明和普及，加上各国政府的支持，设立稷下、郢都等学宫提供场所，这种私学教育方式方兴未艾，进而出现了“百家争鸣”，各家纷纷聚众讲学，修业授徒，著书立作，知识也随之普及化。这点尽人皆知不需赘述。但也应注意到，各家学派所传授的知识已经开始专一化，不再像先前那么广博了。
此种教育体系，一直延续到了两汉，尤其是汉武独尊儒术以后，两汉经学大盛，国家所办的中央太学及地方之学校庠序，皆依托于此，逐步就形成了“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基于这种讲学体制，自然而然会形成不同流派的家学，弟子按照“师法”讲经，代代传承，后来者有些要花毕生之力才能掌握，所谓皓首穷经；皆以自家为正统，党同伐异，而这也绝非单纯的学术之争，同百家争鸣一样，与政治密切相关，比如今古文经学之争中王莽倡古文，后光武复兴今文、设十四博士。
与此同时，随着秦汉的统一，对旧贵族和地方豪族的严厉打击，社会上层阶层出现了真空，以经学为晋身之阶的儒生们，正好抓住机会填补这个空缺。这些成为官僚的儒生们，当然要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儒学知识以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而自东汉建立后，原本以军功起家的地方豪族，也借着社会经学兴盛和皇帝对四姓小侯的经学教育，而逐步士族化。前者可称为知识文化的家族化，体现在士人通经入仕，以为官所带来的政治经济优势扩张家族势力，并垄断学术，使之成为家传私学，此所谓累世经学，如杨袁崔桓。后者则是家族的文化化，大姓冠族在家族中培养经学文化传统，进而促使家族性质由豪族向士族转化，以求累世为官，如窦马梁樊。这种累世经学和累世公卿相结合，加上察举征辟制度中的权贵请托和故旧报恩，乡里清议亦皆由地方大姓操纵，遂形成了门生故吏遍天下或是在地方上能够世袭把持州郡僚佐的大小门第士族。
这种开业收徒式的教育，仍有很多的不足。学生们必须长期离家脱产，条件限制颇多，对经济能力有不小要求，专注于学习一家一派的知识，未免囿于门户，视野狭窄。经学大师数量有限，典籍稀少，不可能对每个学生耳提面命，那些著录弟子，往往要数年之后，才得升为及门弟子，直接聆听老师教诲。儒生们也就形成了独立的文化圈子。东汉以后，由于造纸术的发明，熹平石经的凿制，纸张传抄和捶拓技术逐渐流行普及，知识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小康之家也有能力接触书籍，学习知识；亦不需要专修一家一派，故魏晋出现了游学之风；而经学世家，也开始衰弱。
虽然如此，捶拓之原本有限，抄录书籍也费时费力且易有错讹。知识传播的范围依旧有限，世家大族仍得以垄断政府高层，庶族子弟只能作为一种对官僚体系的补充。到了隋唐，政府大兴官学，开科举取士；特别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致使文化交流日益便捷；加之士族自身的腐朽没落，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也就进入了平民社会。
宋以后，又发明了活字印刷，书籍作为廉价的文化载体日趋普及，学习文化所需的成本日渐降低，还有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儿童启蒙读物的推广普及，都使得即使是平民出身，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人才成本的降低，使得人才数量大增，宋改革了科举考试，放宽了范围，并加以严格化，科举这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正式确立了地位。大批出身寒门的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入朝为官，也就建立座师、门生、同年等关系，一个文官阶层随之形成。此后直到明清，博学巨儒，文坛领袖等，纵然在知识界能流芳百世，他们在当时政坛上的影响，与以往之经学大家已不能同日而语。
到了近代，科举制度从内容到形式，都已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西风东渐，国人兴起留学风潮，以西式自然与人文科学教育为主的学校在中国也一一建立，而不论留洋也好，进入新式学校也罢，在当时多出身于富裕阶层，没有相对殷实的家底，是无法承担学习费用的。这批人学成以后，自然成了掌握现代知识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深刻得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这些社会的上层精英，从出身成长到社会地位，当然就或多或少带有一种相对于平民百姓的优越感。
建国后，义务教育开始普及，全民识字率大升，随后大学的招生人数上升，如今的知识的传播和获取更是极端便利，原先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包括大学生等，地位也就随之不断下滑了。网络上的草根化运动，对专家学者的调侃和不信任都是典型。今后随着专业教育培训体系的完善，社会分工的深化，人民受教育水平的继续提高，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以往的知识分子阶层将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可能是各个细分的专业领域的专门人才。
从这个角度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知识文化随着传播交流水准的提高而逐步普及，普通大众地位提高，参与竞争，挑战并取代原有的精英垄断体系，最终导致精英主义和精英阶层衰亡的历史。
匈奴本来是一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 现在居然出了这么有见识的人才， 不杀掉必然为心腹之患。 杀之合情合理。
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虎老师果然虎眼：）
田的那本《东晋门阀政治》如果能在这上面着力一下，恐怕会更有价值一些。
但却不敢当，俺的帖子只能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精通儒家经学，以家学世代相传，这是门阀士族的第一个特点，也是成为士族的首要条件。
两汉的选举制度是察举征辟制度。所谓察，是察孝廉，主要侧重士人的道德品质；所谓举，是举秀才（茂才），主要侧重于士人的儒学水平。除极个别名气特别大的人由皇帝直接“征召”外，“察”与“举”由地方长官来进行，“辟召”由中央大官来进行。这样一来，就扩大了有察举权、辟召权的官僚的势力。由于这些大官僚都是依仗儒学通身致显，而他们的后代又往往绍继家学，世代相传，于是便出现了累世公卿的局面。在这些大官僚的周围，形成了一大批的门生故吏。以这些大官僚为核心，便形成了一个个的政治集团。在这些集团的内部，荐主同门生之间，荐主同被荐人之间，在政治上形成了一种君臣主从的关系；在私人感情上形成了师生父子关系。
两汉时期，儒学为士人晋身之阶梯，一般士人想要通身致显，必须精通儒学，在形式上要走察举征辟的道路。由于当时名师巨儒数量不多，文化载体稀少而且昂贵，所以，一般的人想学习文化是非常困难的。而著名学者的子弟们，则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绍继家学，世代相传。因此，从东汉中期开始，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以儒学世代相传的书香门第。
值得提起的第一家便是精通《欧阳尚书》的弘农杨氏。东汉时期，最著名的门阀士族有两家，就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 “弘农杨氏”号称“四世三公”，“汝南袁氏”更厉害，四世出了五位三公，号称“四世五公”。这两大家都是“门生故吏遍天下”，世代相袭。弘农杨氏从杨震开始，“四世三公”，所倚仗的就是《欧阳尚书》这部儒家经典。杨震的高祖是杨敞，西汉昭帝时官拜丞相，封爵安平侯。杨震的父亲为杨宝，精通《欧阳尚书》。杨震幼而好学，拜太常桓郁为师，除了努力学习家传的这部《欧阳尚书》之外，杨震还博览群书，对儒家的群经“无不穷究”。当时的儒生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杨震的儿子杨秉，杨震的孙子杨赐，杨震曾孙杨彪，以至于杨震的玄孙杨修，全都是“少传家学”，“少传父业”，“少传家学，笃志博文”。
从袁安开始的号称“四世五公”的汝南袁氏，其家学是《孟氏易》。袁安的祖父名为袁良，从袁良开始，袁氏世“习《孟氏易》”。袁安“少传良学”，很早就开始跟祖父学习。袁安通过察举的道路，走向仕途，位列三公。袁安的儿子袁敞，袁安的孙子袁汤，袁安的曾孙袁逢和袁隗（以及再下一代玄孙袁绍和袁术），也都是绍继家学，“少传《易经》”，“少传家学”。并且也都是因此而通身至显，位列三公。
东汉后期，中国文化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廉价的文化载体——纸张的大量使用，另一件是洛阳太学熹平石经的开凿。以这两件大事为契机，文化的传播范围大大地扩展开来，文化学习的成本也大大地降低，因此，一批新的门阀士族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出来。从黄巾起义开始，天下大乱，一些世家大族被消灭于战乱之中。但是，也有一些名门世家被保存下来，同时，更多的门阀士族涌现出来。
著名的“清河崔氏”本来就是北方大族，三国时期后，上升为门阀士族，并且是第一等的门阀。在整个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无论是“崔卢王谢”，“崔卢郑王”，还是“崔卢李郑”，清河崔氏一直被尊为一等大姓之首。在清河崔氏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中，最著名的人物有两个，一个是三国时期的崔琰，另一个则是拓跋魏时期的崔浩。
崔琰是促使清河崔氏上升为门阀士族的关键人物。据《三国志》本传记载，崔琰读书起步较晚，“年二十三，乡移为正，始感激，读《论语》、《韩诗》”。其后，崔琰又拜在大经学家郑玄门下，攻读经学。崔琰初仕袁绍，曹操破袁氏，领冀州牧，辟崔琰为别驾从事。
崔琰相貌堂堂，举止端庄，深受曹操敬佩（妒忌）。有一次接见匈奴使者时，曹操心里突然涌出自卑感，自惭形秽，觉得自己的容颜貌似不足以威慑匈奴。于是命令崔琰假扮成自己，曹孟德本人则“提刀立于床头”，装扮作一个侍从的样子。接见完毕后，曹操派人追问匈奴使者对自己的印象如何。匈奴使者居然慧眼识人，脱口说道：“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
崔琰之后二百年，清河崔氏又涌现出一位奇人，这就是崔浩。崔浩的七世祖崔林，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大人，赐爵白马公。据《魏书》本传记载：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
崔浩凭借自己的学识，参与了北魏初年的重大军政决策。崔浩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和太武帝拓跋焘所器重。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崔浩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文化方面也都做出过重要贡献。崔浩最终因修史被拓跋焘杀掉，然而，拓跋焘很快就后悔了。《魏书世祖纪下》记载，太武帝北巡阴山，这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疾笃，传者以为病逝。拓跋焘说道：“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魏书》本传评价说：“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在北方，能够与清河崔氏分庭抗礼的是范阳卢氏。范阳卢氏原来也是北方大族，在三国时期上升为门阀士族。促使范阳卢氏门第上升的关键人物是卢植。据《后汉书》本传记载，卢植“性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才兼文武”。卢植少年时，与郑玄一起拜大经学家马融为师。马融是伏波将军马援之后，马家为东汉“马窦邓梁”四大外戚之首，自然骄贵无比。马融爱好音乐，生活豪奢，不拘儒者之节。马融讲课时，常坐高堂，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讲课时，“多列女倡歌舞于前”。卢植始终专心听讲，“侍讲积年，未尝转眄”。学成辞归，“阖门教授”。时人谓：“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
卢植之后，范阳卢氏世代官宦，世代书香。据《魏书卢玄传》记载，到元魏时，卢道裕尚献文帝女乐浪长公主，卢道虔尚孝文帝女济南长公主，卢元聿尚孝文帝女义阳长公主，“一门三主，当世以为荣”。
篡夺曹魏政权的河内司马氏，也是三国时期兴起的门阀士族。据《三国志司马朗传》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记载，司马朗（司马懿长兄）的祖父名为司马俊。司马俊，字元异，“博学好古，倜傥有大度”，位至颍川太守。司马朗、司马懿的父亲为司马防。司马防，字建公，“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
司马防有八个儿子，依次为司马朗（字伯达）、司马懿（仲达）、司马孚（叔达）、司马馗（季达）、司马恂（显达）、司马进（惠达）、司马通（雅达）、司马敏（幼达），都是一时之才俊，号称“八达”。司马防对待儿子很严格，即使儿子弱冠成人后，也要求他们“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
司马防在做尚书右丞（京兆尹？）时，曾经举荐曹操为洛阳北部尉，是曹操的荐主。等曹操晋爵为魏王之后，于是请司马防到邺城叙旧。在饮酒时曹操戏问司马防：“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回答曰：“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曹操大笑。
河内司马氏是世代相传的书香门第，家中藏书极为丰富。《晋书列传第七宗室》称：“安平献王孚，字叔达，宣帝次弟也。……孚温厚廉让，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
据《晋书宣穆张皇后传》记载，建安年间，曹操曾聘请司马懿为官，司马懿最初不愿意出山帮助曹操，于是伪装患了“风痹”，“口不能言，身不能动，托病不出”。有一次，司马家正在麦场上晒书，突然天上下起了暴雨。司马懿爱惜书籍，一时忘记了装病之事，慌忙爬起来收书。这件事被家中一个奴婢看见，她以为是司马懿病好了，急忙跑去司马懿的妻子张氏那里去报告。张氏“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
晋武帝司马炎虽然贵为天子，却仍然以“诸生家”出身自居。司马炎最宠爱的妃子是车骑将军胡奋的女儿胡贵嫔胡芳。有一次，司马炎与胡芳“摴蒱”，胡芳不知谦让，与司马炎“争矢”，竟然把司马炎的手指头划破了。司马炎很生气，斥责道：“这样放肆，此固将种也！”意思是说，你胡家跟俺司马家比不了，俺司马炎是“诸生家”出身，俺是一颗读书种子，而你，却是“丘八”出身——将种。胡芳反唇相讥：
“北伐公孙，西距诸葛，非将种而何？”
呵呵——司马炎听了，“甚有惭色”。
东晋时期，注重以家学相传，教育子弟儿孙提高文化修养最有名的，是陈郡谢氏。陈郡谢氏到东晋中期谢安之时，已经上升为与琅邪王氏齐名的头等门阀。但在此之前，陈郡谢氏就已经是几代的书香门第了。谢安的曾祖谢缵，三国时在曹魏担任典农中郎将；祖谢衡，以儒雅清素而知名于世，西晋惠帝时“仕至国子祭酒”。谢安的伯父谢鲲“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谢安的父亲谢裒，官至太常卿。谢安的从兄谢尚，少年时便好学，曾经被人称赞为“此兒一坐之颜回也”。谢安自己则“及总角，神识沈敏，风宇条暢，善行书”。
陈郡谢氏非常重视对族内子弟后代的文化教育，谢安自己更是如此，经常召集后生晚辈在一起，讲论学业。仅据《世说新语》中的记载，谢安同本族子弟讲论学业，就有如下这么几次：
一，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德行第一》）
二，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谢朗）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谢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言语第二》）
三，谢公云：“贤圣去人，其间亦迩。”子侄未之许，公叹曰：“若郗超闻此语，必不至河汉。”（《言语第二》）
四，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言语第二》）
五，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文学第四》）
另据《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谢安还曾经用 “《毛诗》何句最佳”这个问题询问侄女谢道韞。谢道韞回答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很高兴，认为谢道韞颇有“雅人深致”。
六，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 《品藻第九》
七，谢公与时贤共赏说，遏、胡儿并在坐。公问李弘度曰：“ 卿家平阳何如乐令？”于是李潸然流涕曰：“赵王篡逆，乐令亲授玺绶。亡伯雅正，耻处乱朝，遂至仰药，恐难以相比！此自显于事实，非私亲之言。” 谢公语胡儿曰：“有识者果不异人意。” 《品藻第九》
由于陈郡谢氏注重子弟的文化教育，因此族内人才辈出，数代不绝。晋宋之际的大诗人谢灵运，萧齐时期的大诗人谢眺，都出自陈郡谢氏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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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家先祖的了本书，然后就密传子孙。子孙就靠这部书博名声、做大官。这就是“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