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人口原理》T．R．马尔萨斯 著 -- foundera
第十五章
模式过于完美，有时反倒阻碍改进，而不是促进改进――葛德文先生有关贪欲与浪费的论述――不可能把社会的必要劳动适当地分配给每一个人承担――嘲笑劳动在当前会产生恶，将来也不会带来善――农业劳动总量的增加，对劳动者来说永远都是好事。
在《询问者》一书的序言中，葛德文先生讲的一些话似乎暗示，自从他撰写《政治正义论》以来，他的观点已有所转变。《政治正义论》是他多年以前的作品，因而我不免想，我所一直反对的那些观点，大概葛德文先生自己也看出有必要加以修改了，不过我认为，在《询问者》一书的某些文章里，葛德文先生的独特思维方式和以往一样刺眼。
常有人说，虽然不能指望任何事情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但在眼前竖立起一尽善尽美的模式，总是有益无害的。这种观点表面看来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却远非如此。我甚至怀疑它是否适用于一可能出现的最明显例证。我怀疑，年轻画家临摹完全画好的画儿，是否能象临摹线条较清晰、涂色方法较易辨识的画儿收获那么大。但是，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完美模式不同于并强于自然存在的模式，我们肯定会向这种完美模式有所迈进，不过，由于我们的双眼紧盯着如此完美的模式，我们在其他方面的进步很可能会因此而受到阻碍。一种具有高度智慧而无需吃饭、无需睡觉的生物，无疑要比人类完美得多，但人类倘若要模仿这种生物，不仅无论如何模仿不来，而且还会由于尽力模仿不能仿效的事物，而损害他力图改善的那点理智。
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种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从本质上说不同于世界上迄今所流行的任何社会形态，就象不吃、不睡的生物从本质上说不同于人类那样。即使我们改进当前的社会形态，我们也丝毫不会趋近于葛德文先生描述的那种社会状态，正如两个人平行前行，永远不会走到一起那样。所以问题是，我们把这种社会形态视为北斗星，究竟是会促进还是会阻碍人类的不断完善？在我看来，葛德文先生在其《询问者》一书论述贪欲与浪费的那篇文章中已得出了不利于其观点的结论。
亚当?斯密博士非常正确地指出，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会由于节俭而变富，由于浪费而变穷，因而每个节俭者是其国家的朋友，每个挥霍者是其国家的敌人。他给出的理由是：节省的收入总是会用来增加资本，因而这部分收入不再用于供养非生产性劳动，而用于供养生产性劳动，即用于生产有价值的商品。显而易见，没有比这再正确的说法了。乍一看，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讨论的问题与这有点相似，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他认为，浪费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不必再加以论述，应该加以比较的是贪财者和花钱者。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贪财者同亚当?斯密博士所说的节俭者相比，至少就他们对国家繁荣的影响来说，是迥然不同的。节俭者把收入节省下来，增加资本，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因而他要么亲自运用这种资本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要么借给他人来维持生产性劳动。他由此而使国家受益，因为他增加了国家的总资本，因为财富当作资本使用要比当作收入使用，不仅能调动更多的劳动，而且调动的劳动也更有价值。可是葛德文先生所说的贪财者却把财富锁在柜子中，无论是生产性劳动还是非生产性劳动，什么劳动也不调动。这种区别是本质上的区别，以致如果亚当?斯密博士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那么葛德文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出的观点就显然是错误的。葛德文先生肯定会想到，把供养劳动的钱锁起来，会带来某些危害。所以，他所拥有的削弱这种反对论点的唯一方法，便是对照比较这两种人，看哪一种人更能促进人为平等的幸福状态的到来，在葛德文先生看来，我们的两眼应时刻盯着这种平等状态，把其作为我们的北斗星。
我想，我在前面已经证明，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完全是空中阁楼。那么，在政治发现的茫茫大海中，把这样一点当作我们的向导，当作我们的北斗星，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理性会告诉我们，由此而可以希望得到的，仅仅是愈刮愈大的逆风，无穷无尽而又毫无结果的苦役，船只经常失事，灾难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实际上非但丝毫不会趋近于那种完善的社会形态，而且由于白白浪费精力与体力向着无法行进的方向前进，由于总是失败，一而再、再而三地遇难，我们显然反倒会阻碍那种实际上可以进行的社会改良。
显而易见，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在无法逃避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将分裂为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用仁爱取代自爱作为社会的推动力，非但不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反而会使人对这一漂亮字眼感到失望，而且还会使现在只是一部分人感受到的困苦被整个社会所感受到。天才人物的全部卓越努力，人类心灵的所有美好而细腻的感情，实际上文明状态区别于野蛮状态的一切东西，有哪一样不是仰赖于现行的财产制度，有哪一样不是仰赖于表面狭隘的自爱心呢。现行的财产制度和自爱心是人类得以上升到目前这一高度的梯子。文明人的本性尚未发生足够大的变化，使我们能够说他现在或将来能抛开这个梯子而不摔下来。
如果在超越了野蛮状态的每一个社会，都必然存在着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那么很显然，由于劳动是劳动者阶级唯一的财产，因而凡是趋于降低这种财产价值的事物，必然也就趋于减少劳动者阶级拥有的财产。穷人自谋生路的唯一方法是运用自己的体力。体力是穷人能用以换取生活必需品的唯一商品。因而很显然，缩小这种商品的市场，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降低穷人拥有的这一财产的价值，只会使穷人受害。
葛德文先生也许会说，整个交换制度是肮脏卑劣的。如果想要从根本上解救穷人的话，就应亲自分担穷人的劳动，把自己的钱分给穷人而不要求相应的回报。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即使能够劝说富人以这种方式帮助穷人，其作用也是微不足道的。富人虽然自以为很了不起，但其人数相对于穷人来说却很少，因而分担他们的劳动只能解除他们很小一部分负担。假设所有生产奢侈品的人改而生产必需品，假设这种必要劳动可以适当分配给每一个人承担，那么每个人承担的劳动确实会比现在轻；然而，这种分担劳动的方法好倒是好，可我想象不出根据何种切实可行的原理能做到这一点。前文已证明，仁爱精神，在葛德文先生所描述的那种严格而无私的正义的指引下，若发扬光大的话，将会使整个人类陷入贫困与苦难的深渊。让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所有者为自己保留一份适当的财产后把其余财产分给穷人而不要求他们做工来回报，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且不说广泛采用这种作法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会带来的懒惰与罪恶，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土地产品，会诱使劳动者过何种奢侈的生活，这些都暂且不谈，还有反对这种作法的另一个理由。
如前所述，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缺穿少吃者将永远存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使每一个人都吃饱穿暖。富人的剩余也许能养活三个人，但却会有四个人想得到施舍，因而不得不从四个人中挑选三个人，由此而使被挑选上的人受到了恩惠，必然会感到受了别人很大的恩典，产生一种依附感。在这种情况下，富人会感觉到自己拥有权力，穷人则会感觉到自己的依附性。这两种印象对人类心灵的有害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所以，虽然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观点，认为艰苦的劳动是一种罪恶，但我仍感到，艰苦的劳动同依附于他人相比，是一种较小的罪恶，不会使人类心灵堕落得那么厉害，而且我所读过的全部人类史都明白无误地表明，让一些人握有永久性权力是极其危险的。
在当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有人需要劳动的时候，某人为我干一天活儿给予我的恩惠，同我给予他的恩惠一样多。我拥有他需要的东西，他拥有我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友好地互相交换。穷人由此而可以感到自己的自立，可以抬起头走路，雇主的心灵也不会被权力欲所玷污。
三四百年前，相对于人口而言，英国劳动者的人数无疑要比现在少得多，依附性要比现在大得多，我们现在能享有这么大的公民自由，也许正是因为建立了制造业后，穷人能够用某种东西来换取大地主的食物，而不是依赖于大地主的施舍。即便是贸易和制造业的最大敌人（我并不认为我是贸易和制造业最忠诚的朋友）也得承认，随着贸易和制造业在英国的建立而给公民带来了自由。
以上所述丝毫没有贬低仁爱之心的意思。仁爱之心是人类心灵中最高尚、最神圣的品质之一，也许是从自爱之心缓慢而逐渐产生出来的，随后成为一项一般法则，其天生的作用，是帮助克服其生身父母即自爱之心的种种毛病，缓和其乖情，矫正其暴躁，抚平其皱纹；这似乎就是整个大自然的写照。也许没有一项自然法则不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罪恶，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时常看到，大自然的某种慷慨赠予，会作为另一项一般法则纠正前一种法则造成的不平等。
仁爱之心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缓和自爱之心带来的恶，但仁爱之心决不能取代自爱之心。如果人只有在完全弄清了自己的一种行为是否比另一种行为更加有利于公共福利之后才能有所行动，那么最聪明的人也不免会茫然不知所措，愚昧无知者则会一个大错接着一个大错地犯。
由此可见，葛德文先生并未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原理，据此可以把必要的农业劳动分配给全体劳动者阶级来承担，因此，他泛泛地反对雇用穷人干活儿，似乎是想通过现在的大恶来追求未来可望而不可及的善。因为，如果谁雇用穷人，便把谁看作是与穷人为敌，看作是压迫穷人，如果因此而宁愿要守财奴而不要花销者，那么，为了有利于社会，现在的花销者就应转变为守财奴。假设有１０万名雇主，每个雇主雇用１０个人，他们现在把钱锁入钱柜，则显而易见，将会有１００万各行各业的工人丢掉饭碗。即便是葛德文先生恐怕也不会否认，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下，这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因而葛德文先生或许很难证明，这种守财行为要比花销行为更加有利于“使人类处于所应处的状态”。
但葛德文先生说，守财奴实际上什么也没有锁起来，人们未能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财富的性质已发生变化，当前有关财富的定义不适用于说明这一问题。他给财富下了一个很正确的定义，说财富是人类劳动生产的商品，接下来指出，守财奴既没有把谷物锁起来，也没有把耕牛、衣服、房屋锁起来，但他却把生产这些东西的能力锁起来了，这实际上同把这些东西锁起来是一样的。诚然，与其同一时代的人会照样使用和消费这些东西，就象他是个乞丐那样，但是，如果他用钱财开垦更多的土地，饲养更多的耕牛，雇用更多的裁缝，建造更多的房屋，则与其同时代的人会有更多的物品使用和消费。即使暂且假设，守财奴的行为不阻碍真正有用的东西的生产，也会出现这样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即：所有那些失业者将用什么东西来换取社会生产的食物和衣服？
我完全同意葛德文先生的看法，现在世界上穷人付出的劳动远远多于实际需要的劳动数量，即使下层阶级一致同意每天工作不超过六七个小时，人类幸福所必需的商品也照样会生产出来，数量丝毫不会比现在少。但我们却很难想象这种协议会得到遵守。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有些人必然会比另一些人更贫穷。儿女多的人自然想多干两小时活儿，以换取较多的生活资料。怎样来阻止他们作这种交易呢？若订立明确的规章来干预人类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那就是侵犯人类拥有的最为基本和最为神圣的财产。
所以，除非葛德文先生能提出某种切实可行的方案，据此可以平均分配社会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否则，他对劳动的诅咒，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则已，一旦引起人们的注意，便必将产生更多的恶，而丝毫不会使我们趋近于那种人为平等的状态。葛德文先生把这种人为的平等状态视若北斗星，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就应把它当作向导，以此决定人类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但我要说，航海家若以这样的北斗星作指引，很可能会触礁遇难。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国家的下层阶级来说，最有利地利用财富的方式，也许是改良土地，使本来不值得耕种的大地肥沃而多产。假如葛德文先生运用其雄辩的口才来向那些雇用穷人生产奢侈品的人描述雇用穷人改良土地的价值和效用，那么每一个开明人士肯定会为他欢呼。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必将有助于改善穷人的境况；如果增加的劳动用于改良土地，则穷人非但不会为８小时的报酬工作１０小时，实际情况反而正好相反，劳动者以前养活一家老小需要干８小时的活儿，现在只要干６小时就行了。
生产奢侈品的劳动，虽然有助于分配全国的产品，而不以权力败坏所有者的道德，不以依附性降低劳动者的人格，但却无助于改善穷人的境况。制造业方面劳动的大幅度增加，虽然比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更加有助于提高劳动的价格，但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食物数量不可能相应增加，因而穷人得到的利益仅仅是暂时的，因为相对于劳动的价格而言，食物的价格必然会上涨。关于这一问题，我不能不谈到亚当?斯密博士的《国富论》，假如我与政治界的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有分歧，那我是不胜惶惑的。
第十六章
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导致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在某些情况下，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境况――英国财富的增加，并未相应增加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在中国，即使制造业使财富增加，穷人的境况也不会得到改善。
据亚当?斯密博士公开宣称，写作《国富论》的目的，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不过，与此同时，他间或还进行了另一种也许更加令人感兴趣的研究，我指的是他有时还研究影响国民幸福或下层阶级幸福与安乐的种种因素，无论在哪一个国家，下层阶级都是人数最为众多的阶级。我很清楚，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一般说来，有助于增加一国财富的因素，也有助于增加下层阶级的幸福。但是，亚当?斯密博士也许把这两者的关系看得过于紧密了；至少他未注意到另外一些情况，即有时社会财富（就他给财富下的定义而言）的增加，丝毫无助于增加劳动阶级的幸福。我并不想从哲学上考察构成人类幸福的各种要素，而只想考察其中两个得到公认的要素，即健康和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权。
穷苦劳动者的安乐取决于供养劳动的基金的增加，完全与这种基金的增加速度成比例，这一点几乎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或者说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增加引起的对劳动的需求，会在市场上引起竞争，从而必然提高劳动的价值。在生育扶养出所需的追加工人之前，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了，而分享这种基金的人数却保持不变，因而每个劳动者将比以前过得好。但是，亚当?斯密博士认为，社会收入或社会资本的每一次增加都会导致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增加，这种观点也许是错误的。固然，这种剩余资本或收入，总是会被占有这种剩余的人看作是追加的基金，可用来供养更多的劳动者；但是，除非增加的全部资本或收入或至少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能转变为在数量上与此成比例的食物，否则，增加的收入就不会是真正有效的可用以供养追加劳动者的基金。而如果收入的增加仅仅是劳动产品的增加造成的，不是土地产品的增加造成的，增加的收入就不会转变为食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数与土地所能供养的工人人数显然就是有区别的。
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给国民财富所下的定义，一国的财富是由该国的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构成的。显而易见，根据这二定义，财富不仅包括土地产品，而且还包括制造品。现假设某一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把每年节省的年收入仅仅添加到制造业使用的资本上，而不增加用于土地的资本，那么很显然，根据上述定义，该国会变得更富，虽然它没有能力养活更多的劳动者，因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丝毫没有增加。尽管如此，每个制造业者却有能力或至少他自认为有能力扩充其原有的营业资本或增添新业务，因此而会对劳动产生新的需求。这种需求自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是，如果该国食物的年储存量未增加，劳动价格的上涨很快就会变成仅仅是名义上的上涨，因为食物的价格必然也会随之上涨。诚然，对制造业劳动者的需求增加，会诱使许多人脱离农业，从而会减少土地的年产品，但是，我们假设，农具的改进将完全抵消这种作用，从而食物产量将保持不变。当然，制造业使用的机器也会得到改进，这一因素，加上制造业雇用的工人增加，会使该国劳动的年产品从总体上说大大增加。因而，根据上述亚当?斯密给财富下的定义，该国的财富每年会不断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也许不会很慢。
问题是，由此而增加的财富是否有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是，在食物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价格的普遍提高，只能是名义上的提高，因为食物价格必然也会很快跟着相应提高。所以，我们所假设的劳动价格的提高，将几乎不会或根本不会使穷苦劳动者拥有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在这方面，他们的处境将几乎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而在另一方面，他们的处境会更糟。将有更多的穷苦劳动者在制造业中工作，因而农业部门的劳动者将减少。我认为，大家都会承认，职业的这种变换对于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而健康对于人类幸福来说是一极其重要的因素，此外，由于人的爱好变化无常，由于战争的爆发或由于其他原困，制造业的劳动同农业劳动相比更加不稳定。
有人或许会说，我所假设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食物价格的上涨会立即使一部分增加的资本流入农业部门。但这是很缓慢的，因为劳动价格已先于粮食价格而上涨，这会阻碍土地产品价值的上涨对农业产生有利的影响。
另一些人或许会说，该国资本的增加，会使该国有能力进口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它所能雇用的人。象荷兰那样的小国，若拥有强大的海军，内陆交通运输发达，确实可以进口和销售大量的食物；但是在这方面条件较差的大国，食物价格必须非常高才能使进口和销售食物有利可图。
也许从未出现过与我的假设完全相同的情形，但我确信，不用费很大力气便可发现与其相类似的情形。我实际上特别认为，革命以来的英国就为我的论点提供了一非常明显的例证。
我国的商业，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在上个世纪确实发展得很快。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无疑也有很大提高。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提高的主要是劳动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土地产品的价值，因而，虽然我国的财富迅速增加，但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增加得很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国财富的不断增加，几乎没有或丝毫没有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我认为，他们现在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不比过去多，却有比革命时期多得多的穷苦劳动者在制造业中干活儿，拥挤在不通风的、对身体有害的屋子里。
普赖斯博士说，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假如我们相信他的这种说法，那么很显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在其他方面的财富增加时，却在不断减少。因为我认为，一条一般性规律是，如果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在增加，也就是说，如果不仅资本可以雇用更多的劳动者，而且土地也可以供养更多的劳动者，那么，很快就会生养出较多的劳动者，即便发生普赖斯博士所列举的那一场场战争。所以，如果某一国家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或减少，我们就可以很有把握地推论说，不论其制造业方面的财富有多大增长，其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没有增加。
英国的人口自革命以来在不断减少，这让人很难想象，可是所有证据都证明，英国的人口即使有所增加，也增加得很缓慢。在这一问题引起的论战中，普赖斯博士毫无疑问要比其对手对这一问题的了解更全面、更精确。仅仅根据这场论战来判断，我认为应该说，普赖斯博士的观点要比霍莱特博士的观点更接近于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也许在这两种主张之间。我们认为，人口的增长自革命以来同财富的增长相比一直是很缓慢的。
很少有人会相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土地产品在不断减少，或处于绝对静止状态。圈占公有地和荒地确实有助于增加我国的食物，但有人一直深信，圈占公有田地常常有相反的作用，以前生产大量谷物的大片土地，转变成牧场后，雇用的人手比圈占前减少了，养活的人口也比以前少了。一条公认的真理是，在肥沃程度相等的情况下，一块土地用于放牧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要少于用于种植谷物所能生产出来的人类生活资料。假如能确定无疑地说，由于对上等鲜肉的需求不断增加，从而由于其价格不断上涨，每年有更多的良田用于放牧，那就可以肯定，由此而导致的人类生活资料的减少，或许已抵消了圈占荒地和农业的一般改良所带来的利益。
当前鲜肉价格高昂，并非是由于鲜肉稀少，以前鲜肉价格低廉并非是由于鲜肉充足，这是毋庸赘言的。价格今昔不同，是因为牲畜今昔上市所需的费用不同。不过，一百年前我国家畜的数量也许比现在多，但毫无疑问，现在本市的优质肉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过去鲜肉价格低廉时，家畜主要是在荒地上饲养的；除了供应某些大市场的肉外，家畜也许不等到上膘就被屠宰了。当前在一些边远的郡出售的小牛肉，价格很低，但与在伦敦购买的小牛肉相比，除了名称相同外，别无相同之处。从前，鲜肉的价格不足以补偿在荒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更不用说补偿在可耕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了，现在的价格则不仅能补偿在很好的土地上使家畜增膘的费用，而且甚至能补偿在高产田地上饲养家畜的费用。不同时期屠宰的相同数量的家畜，甚至相同重量的家畜，消费（恕我使用这样的表达方法）的食物数量是大不相同的。用法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一头膘肥体壮的家畜在某些方面可以看作是一个非生产性劳动者，所谓非生产性劳动者就是不为其所消耗的原料增添任何价值的人。相对于我国土地的一般肥沃程度而言，当前我国饲养家畜的方法要比过去的饲养方法更严重地减少食物数量。
我的意思决不是说，以前的饲养方法能够或者应该继续采用。鲜肉价格的提高，是农业全面进步所带来的一个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不能不认为，当前对优质鲜肉的需求之大，因而每年用以生产优质鲜肉的良田之多，加上当今用于娱乐的马匹之众，乃是致使我国的粮食数量不能与土地肥力的提高同步增加的主要原因。我认为，在这些方面改变一下习俗将会对我国的粮食数量从而对于我国的人口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
大量最为肥沃的土地用于放牧，农具不断得到改进，大农场日趋增加，特别是全国各地小农的人数不断减少，这一切都证明，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很可能不象革命时期那样多。因此，增加的人口肯定几乎都被吸收到制造业中了，而制造业需要更多的人手，仅仅是由于时尚变幻无常，例如过去人们喜欢丝绸，现在则喜欢鞋带和暗扣。这些再加上行会和教区法对劳动市场的限制，经常迫使成千上万的人靠救济为生。其实，济贫税的大幅度提高就有力地证明，穷人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并未增加。在这方面，穷人的境况与其说得到了改善还不如说恶化了，此外，现在有比过去多得多的穷人在大制造厂内干活儿，无论在健康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深受其害，若考虑到以上两点，就不得不承认，近年来财富的增长丝毫无助于增加穷苦劳动者的幸福。
一国资本或收入的每一增长，不能看作是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的增长，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穷人的境况产生有别的影响。把这一论点应用于中国，这一点会看得很清楚。
亚当?斯密博士指出，中国也许很久以前就已富裕到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的程度，如果改变法律和制度，如果重视对外贸易，中国也许会更加富裕得多。但问题是，财富的这种增长是否会使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也增长，从而有助于使中国的下层人民过较富裕的生活？
显而易见，如果中国非常重视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则由于劳力充裕和劳动价格低廉，中国可以制造出大量产品供出口。同样明显的是，由于其所需的食物数额巨大，由于其领土面积大得惊人，中国无论进口多少食物，也不会使其每年的食物总量有明显的增加。因此，中国主要会用其巨大数量的制造品来同世界各国交换奢侈品。当前在食物生产方面，中国似乎未节省任何劳动。相对于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力来说，中国的人口过于稠密了，因而劳力非常充裕，也就无需费力节省劳动，由此而带来的结果也许是，土地在提供所能提供的最高食物产量。节省劳动的方法虽说也许使农民能以较低的价格向市场供应一定数量的食物，但却会减少而不是增加总产品，因而在农业中，节省劳动的方法在某些方面更应当看作是对私人有利，而不是对公众有利。
中国若运用大量资本建立制造业来为出口生产物品，势必要从农业中吸收大量劳力，致使上述状态发生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减少国家的总产量。制造业对劳力需求的增加，自然会提高劳动的价格，但由于食物数量不会增加，因而食物价格会以相同的幅度上涨，而如果食物数量实际减少，食物价格上涨的幅度甚至会超过劳动价格上涨的幅度。中国的财富显然会增加，其土地年产品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会逐年提高，然而供养劳动者的实际基金却将保持不变，甚或减少，因此，中国财富的增长与其说会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还不如说会使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就所掌握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数量来说，穷人的状况会和以前相同或者比以前更差；而且会有许多穷人不再从事有益于健康的农业劳动，改而在有损于健康的制造业中干活儿。
上述论点应用于中国之所以会显得更加清晰明了，是因为大家都承认，中国的财富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就任何其他国家来说，若拿两个时期作对比，哪个时期财富的增长较快，总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说法，穷人的生活境况正是取决于财富的增长速度。不过显而易见，两个国家的年土地产品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是可以按完全相同的速度增加的，然而如果一国主要从事农业，另一国主要从事制造业，那么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财富增长在这两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将会是迥然不同的。在主要从事农业的国家，穷人的生活会很富裕，人口会迅速增长。在主要从事商业的国家，穷人得到的利益相对来说则少得可怜，因而人口的增长也很慢。
第十七章
什么是一国财富的适当定义――法国经济学家认为所有制造业者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他们这样认为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工匠和制造业者的劳动虽然对国家来说不是生产性的，但对个人来说却完全是生产性的――普赖斯博士的著作中一段值得注意的话――普赖斯博士错误地认为，美国的幸福状态和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是其特有的文明状态造成的――拒不承认社会改良道路上的困难毫无益处。
这里自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土地和劳动年产量的交换价值，是不是一国财富的适当定义，或者是否应按照法国经济学家的作法，把一国的财富更精确地定义为土地总产量的价值。确实，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的定义，财富的每一增加都会增加供养劳动者的基金，从而总是有助于改善穷苦劳动者的生活境况，而根据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财富的增加却不一定会产生这种作用。然而，并不能由此而推论说，亚当?斯密博士的定义是不正确的。从许多方面来说，把一国人民的衣服和住房排除在收入之外，是不合适的。与一国所需的粮食相比，许多这类东西确实是微不足道而没有多大价值的，可是仍应当把它们看作是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所以我不同意亚当?斯密的地方仅仅是：他似乎认为，一国收入或资本的每一增加都会增加供养劳动的基金，从而总是有助于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
富国生产的细丝、棉布、花边和其他用于装饰的奢侈品，会大大有助于增加该国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但对于增加社会的幸福总量却作用很小，因而在我看来，我们估价不同种类劳动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时，应着眼于产品的实际效用。法国经济学家认为，用于制造业的全部劳动都是非生产性的。把用于制造业的劳动同用于土地的劳动相比较，我完全倾向于同意法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我持这种观点的理由却与他们列举的理由不尽相同。他们说，用于土地的劳动之所以是生产性的，是因为土地产品在向劳动者和农场主支付全部报酬后，还能向地主支付纯地租，而用于生产花边的劳动之所以是非生产性的，是因为花边仅仅能补偿工人消费的食物和雇主垫付的资本，一点纯地租也不提供。但假设花边具有很大的价值，以致在向工人和雇主支付全部报酬后，仍能向第三者提供一种纯地租；在我看来，即便如此，相对于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而言，用于生产花边的劳动也仍然是非生产性的。虽然根据法国经济学家的推理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雇用来制造花边的人似乎是生产性劳动者，然而根据他们对一国财富所下的定义，却不应把这样的人看作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不会为土地总产品增添任何东西，反而消耗了一部分土地总产品，而只留下少许花边作为回报；虽然他出售花边换得的食物可以是他制作花边时消费的食物的三倍，从而对于他自己来说，制作花边的劳动是生产性很高的一种劳动，然而却不能认为他通过这种劳动增加了国家的财富。所以，某种产品在支付了生产费用后所能提供的纯地租，似乎并不是据以判断某种劳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唯一标淮。
设有２０万人生产制造品，这些制造品仅仅有助于满足少数富人的虚荣心，假如现在改而雇用这２０万人开垦荒地，仅能生产出他们消费的食物的一半；那么，即使如此，对于国家来说，他们现在也比过去是生产性更高的劳动者，尽管他们的劳动非但不能向第三者提供地租，而且，生产出来的食物只能补偿所消费的食物的一半。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消费一定数量的食物而生产出一些丝绸和花边。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消费同样数量的食物而生产出可养活１０万人的食物。生产出来的这两种产品究竟哪一种真正对国家最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与其用财富养活２０万人生产丝绸和花边，还不如养活他们来生产更多的食物。
用于土地的资本对于使用资本的个人来说也许是非生产性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是高度生产性的。与此相反，用于工商业的资本对于个人来说也许是高度生产性的，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却可能几乎完全是非生产性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才把相对于农业劳动而言的制造业的劳动称作非生产性劳动。的确，我们在看到工商业积聚起巨额财富和许多商人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时，几乎不能同意法国经济学家的说法，按照他们的说法，制造业者只有依靠节衣缩食才能发财致富。其实，在许多行业，利润非常大，足以向第三者提供纯地租，但由于根本没有第三者，由于全部利润都集中在制造商或商人手中，因而他们似乎用不着节衣缩食就可以发财致富，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些并非以节俭著称的人通过经营工商企业发了大财。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用于工商业的劳动对于个人来说是高度生产性的，但对于国家来说却肯定不具有相同程度的生产性。食物的每一增加都有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直接利益。但得自商业的财富却仅仅是以间接的、不确定的方式有助于增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相反的倾向。目前国内贸易是各国最重要的商业活动。中国没有对外贸易，却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因而，我们暂且可以撇开对外贸易而得出这样的结论：通过精巧的制造业而从原有食物总量中获取双份食物的人，肯定不如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原有食物总量增添一份食物的人对国家有用。丝绸、花边、装饰物以及昂贵的家具等消费品，毫无疑问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但仅仅是富人的收入，而不是整个社会的收入，所以不能认为这部分收入的增加具有和粮食增长相同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粮食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要收入。
按照亚当?斯密给财富下的定义（而不是按照法国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对外贸易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对外贸易的主要用处，以及人们一般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对外贸易的原因，是它可以大大增加一国的对外力量，大大增加一国对其他国家劳动的支配权；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对外贸易几乎无助于增加国内供养劳动者的基金，因而几乎无助于增进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幸福。按财富增长的自然顺序来说，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应在农业的高度发展之后。在欧洲，事物的这一自然顺序被颠倒了过来，土地的耕种依赖于制造业的过剩资本，制造业的兴起并非依赖于农业资本的过剩。城市中的工业受到了较多的鼓励，工匠的劳动由此而得到了比农业劳动要高的报酬，欧洲为什么有那么多土地未得到耕种，原因也许正在于此。假如整个欧洲奉行另外一种政策，欧洲的人口无疑会比现在多得多，但又不会因人口较多而陷入困境。
人口增长会造成困境，这是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需作详尽而深入的讨论，而这远非是我所能做到的。但在撇开这一问题之前，不能不提及普赖斯博士在其著作中说的一段非常离奇的话。他列出了一些表格来说明城市和乡村人寿的概率，接着便说：“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人把大城市称作人类的墓地，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也肯定使所有善于思考的人相信了我们在上一卷第四篇论文的末尾所说的话，即把人类的各种疾病看作是大自然的本来意图，严格说来是不合适的。一般说来，人类的各种疾病无疑都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假如有这样一个国家，其居民都过着完全自然而合乎道德的生活，那么肯定地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享尽其天年，不会知道痛苦和疾病，死亡仅仅是逐渐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结果，会象睡眠那样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我不得不说，根据普赖斯博士在其两大卷著作中所列举的事实，我只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在阅读普赖斯博士的著作以前，我在一段时间内便意识到，人口和食物是以不同比率增长的，因而我朦胧地感到，要使这两者保持平衡，只有借助于某种苦难和罪恶的力量，而仔细读了普赖斯博士的两卷本《关于恤金赔付的意见》后，上述朦胧的意识立即变成了一种信念。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证明，人口若不受抑制会极其迅速地增长，并举出了许许多多证据说明，大自然的一般规律会怎样抑制人口过剩，在做了所有这一切之后，他竟写下了我所引述的那一段话，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他极力倡导早婚，认为这是防止人们道德败坏的最好方法。他不象葛德文先生那样幻想两性间的情欲会消失，也不认为能用孔多塞先生暗示的方法逃避困境。他常常说应该给予大自然的增殖力以发挥作用的余地。然而，尽管他有以上种种想法，尽管他不可避免地本应得出以下明显的推论：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会以无比快的速度增长，以致即使人类作出最有效的努力，地球也生产不出足以供养人类的食物，但是，他却没有得出这一推论，我吃惊的程度犹如他否定了欧几里得的一个最明白的命题。
普赖斯博士在谈到文明的不同阶段时说：“最初的、纯朴的文明阶段，最有助于人口的增加，最有助于增进人类的幸福。”接着他以美洲殖民地为例，认为这些殖民地当时就处于最初的、最幸福的状态，认为它们非常明显地表明了不同的文明状态对人口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普赖斯似乎没有意识到，美国人的幸福与其说取决于其特有的文明状态，还不如说取决于其作为新殖民地的特有状况，即取决于其拥有大量未耕种的肥沃土地。在挪威、丹麦、瑞典或我国的某些地区，三四百年以前的文明程度和现在美国的文明程度相同，但幸福程度和人口的增长速度却大不相同。他引述了亨利八世颁布的一项法令，抱怨耕地荒芜，食物价格上涨，“大批人因此而无力养家糊口”。毫无疑问，美国较高程度的公民自由对工业和人口的增长以及人民的幸福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公民自由无论能产生多么强大的影响，也创造不出新土地来。现在独立了的美国人民，或许可以说要比他们受英国统治时享有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但我们却可以毫不含糊地说，美国的人口决不会长此以往地迅速增长下去。
了解２０年前美国下层阶级人民幸福状态的人，自然希望他们永远处于那一状态，而且也许认为，只要不引入制造品和奢侈品就能做到这一点，但他的这种愿望就如同女人想不晒太阳不吹风就可以永葆青春那样荒唐。管理良好的新殖民地的状况，犹如人的青春期，任何人为的努力也不能使其长驻。诚然，无论对于动物机体来说还是对于政治机体来说，可以采用许多种处理方法来加速或延缓衰老的来临，但是，若想发明一种方法来使它们永远年青，那是绝对办不到的。或许可以说，欧洲由于更多地鼓励工业而歧视农业，已使自己未老先衰。改变这方面的政策也许会给每个国家注入新的生命力和新的活力。长子继承法和欧洲的其他习俗，使土地具有垄断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向土地投资决不会给个人带来多大利益，因而土地也就不会得到适当的耕种。尽管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必然存在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但较为平均地分配财产总是会带来永久性利益。所有者的人数愈多，劳动者的人数必然愈少，必然会有更多的社会成员处于拥有财产的幸福状态，必然会有更少的社会成员处于仅仅拥有劳动这一种财产的不幸福状态。但是，方向最正确的努力，虽说可以减轻匮乏的压力，却决不会消除匮乏的压力。人们只要了解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处境，了解大自然的一般规律，就很难认为最卓越的努力会使人类处于普赖斯博士所说的那种状态，即：“绝大多数人都会尽享其天年，不知道痛苦和疾病，死亡仅仅是逐渐而不可避免的衰老的结果，会象睡眠那样降临到他们头上。”
毫无疑问，想到要对社会进行大规模改良必然会遇到巨大障碍，而这种障碍又是无法克服的，确实令人心灰意冷。人口的增长总是趋于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是生气勃勃的大自然表现出来的一条一般规律。不过，尽管认识到这种困难会使那些令人钦佩地想完善人类的人感到沮丧，然而很显然，尽力掩饰这种困难或尽力忘记这种困难，也是无济于事的。相反，若因为事实真相令人不快，就怯懦地不敢正视现实，则会带来最大的灾祸。尽管存在上述巨大障碍，仍有大量事情需要为人类去做，激励着我们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但是，在作这种努力时，若对我们将必然遇到的困难的性质、范围和大小没有全面而确切的了解，若愚蠢地力图达到可望不可及的目标，那我们不仅将徒劳无益地耗尽力气，而始终离想要达到的山顶同样遥远，而且还会被山顶滚下的巨石碾得粉碎。
第十八章
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人类经常处于贫困的压力之下，由此而使我们寄希望于来世――受苦受难的状态不符合我们先知先觉的上帝的观念――现世也许是唤醒物质，使其转换为精神的一伟大过程――有关精神的形成的理论――肉体需要带来的刺激――般法则带来的刺激――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生活困苦带来的刺激。
人类困苦不堪地生活着，经常处于贫困状态，且几乎毫无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人类生活的这样一幅图景，似乎会使人不可避免地把希望寄托在来世上。与此同时，在我们前面考察的那些自然法则的作用下，人类又必然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诱惑，由此而使世界显得象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似乎是考验和磨练人的品格与意志的学校，以使人进入较高级的幸福状态。但我希望人们能谅解我，我要对人类在这世界上的处境提出一种与此有所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我的这种看法更加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各种自然现象，更加与我们有关全能的、仁慈的、先知先觉的造物主的观念相一致。
如果我们对人的理解力抱适当的怀疑态度，并正当地感觉到我们无法完全理解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原因，如果我们怀着感激之情为照射进我们心灵的每一道光线而欢呼，而当没有光线时认为黑暗是来自我们心灵的内部而不是外部，如果我们对造物主的最高智慧谦卑地表示敬意，认为他的“思想高于我们的思想”，“犹如天空高悬于大地之上”，那么我希望人们不要把这看作是对人的智力的无谓滥用，试图“证明上帝为人作出的安排是正当的”。
不过，在我们试图以自己微薄之力“发现尽善尽美的上帝”时，我们的推理应该是由自然推论至自然的上帝，而不是由上帝推论至自然，这一点似乎是绝对必需的。一旦我们不是尽力去说明事物现在的这种样子，而只是一味询问为什么某些事物不是另外一种样子，我们的推理就会无所适从，陷入极其荒谬、极其幼稚可笑的境地，我们在了解神意方面的全部进展就会停止，甚至为此而作出的探究也不再是对人脑的有益训练。我们总是单纯而幼稚地想象造物主具有无穷大的力量。这一观念太大，太叫人无法理解了，每当思考它时，人的头脑便被弄得混乱不堪。由于带有这种观念，我们往往想象上帝能创造出无数生存物，其数目之多犹如整个无限的空间所能容纳的点，所有生存物都不会遭受痛苦的折磨，都很完美，都具有出众的美德与智慧，都能享受到最高级的快乐。但当我们的目光离开这种虚无缥缈的梦幻境界，转向我们唯一能看清上帝面目的大自然这本书时，我们看到的则是绵延不绝的有感觉的生物，它们显然产生于大量的物质微粒，在这个世界上要经历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过程，但其中许多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前，肯定会具有很高的才能，拥有强大的力量，从而能处于某种较高级的状态。既然如此，难道我们不应根据我们实际所看到的存在物纠正我们对万能的上帝所抱的看法吗？除了根据已被创造出来的天地万物之外，我们又能根据什么来品评造物主呢？倘若我们不想贬抑上帝的仁慈而吹捧上帝的力量，我们就应得出结论说，即使是伟大的造物主，尽管其力量无比巨大，也仍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至少是我们所认为的时间），才能创造出符合其崇高目标、具有高尚精神品质的人。
如果认为人处于受磨难的境地，那似乎意味着，人在未来到这个世界以前就已存在，而这是与婴儿期的人所表现出来的样子不一致的，同时又使人怀疑上帝是否有先见之明，而这是与我们有关上帝的观念相矛盾的。所以，正如我在前面一个注释中所暗示的，我宁愿将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看作是上帝安排的一伟大过程，其目的不是为了使人遭受磨难，而是为了创造和形成人的精神。若要唤醒死气沉沉、浑沌无序的物质，使其成为精神，若要使地上的尘埃升华为灵魂，若要使泥土迸发出耀眼的火花，这一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倘若这样来看待这一问题，则可以把人在生活中得到各种印象和受到各种刺激看作是造物主的手通过一般法则在起作用，怠惰的存在物通过与上帝接触而被唤醒，具有活力，得以享受较高级的事物。人类所犯的原罪，就是混沌的物质的麻木与腐败，而人可以说正是从混沌的物质中诞生的。
考察精神究竟是与物质不同的实体，抑或仅仅是物质的较为精致的表现形态，是毫无用处的。这一问题最后很可能仅仅是名词之争。精神无论是由物质形成的还是由任何其他实体形成的，从本质上说仍是精神。我们根据经验知道，灵魂与肉体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迹象似乎都表明，它们是自从婴儿期起一同成长起来的。很少有人认为，每个婴儿都具有健全而完整的精神，只不过在人生的头２０年，身体的各个器官软弱无力、缺少感觉，精神未能起作用。人们都倾向于认为，上帝既是肉体的创造者又是精神的创造者，肉体和精神是同时形成，同时发展的，因而如果设想上帝在不断用物质创造精神，而人在生活中不断得到各种印象便是创造精神的过程，如果这种设想是符合自然现象的，那也就不会与理性相悖，不会与天启相悖。从事这样的工作肯定是与造物主的最高属性相称的。
这样来看待人类在地球上的处境，完全是有理由的，因为根据我们对精神的性质的那少许了解，通过仔细考察会发现，我们周围的现象以及人类生活的各种事件，似乎都是特意安排来达到那一伟大目标的，特别是因为，根据这一假设，我们甚至可以运用我们自身有限的理解力来解释生活中那许多艰难困苦与坎坷不平，爱怨天尤人的人正是为此而经常埋怨自然之神的。
精神的最初重大觉醒，似乎产生于肉体方面的需要。正是肉体方面的需要，最先刺激了婴儿的大脑，使其进行有感觉的活动，而原初物质却具有非常大的惰性，以致如果不通过特定刺激方式产生出同样强有力的其他需要，那就似乎仍要有肉体需要的刺激来保持已唤起的活动不中断。如果不是饥饿和寒冷把野蛮人从麻木状态中唤醒，他们会永远躺在树下打盹。他们不得不尽力获取食物、为自己建立栖身之所，以免受饥饿和寒冷之苦，为此而作出的努力便造就了他们身体各部分的官能，使其处于不断的运动状态，而如果不必为此作出努力，他们就会陷入无精打采的懒散状态。根据我们对人脑结构的了解，如果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肉体需要，从而不被刺激去作出努力，则我们与其说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由于拥有闲暇时间而跻身于哲学家的行列，还不如说有理由认为他们会由于缺少刺激而沦为野蛮人。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其居民的智力不见得最敏捷。需要是发明之母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人脑进行的一些最崇高的努力，就是出于满足肉体的需要。肉体需要常为诗人的想象力插上翅膀，使历史学家的创作进入旺盛期，使哲学家的研究更为深刻。虽然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优秀人物，其大脑已在各种知识和社会同情心的刺激下变得非常发达，即使不复存在肉体刺激，也不会重新陷于无精打采的状态，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肉体刺激，则会陷于普遍而致命的麻木不仁状态，未来改善的萌芽便会消灭殆尽。
根据我的记忆，洛克曾说过，主要是避免痛苦而不是追求幸福刺激了人们在生活中采取行动。我们想获得某种快乐时，只有等到对这种快乐思考了很久，以致没有这种快乐而感到痛苦不安时，才会采取行动以得到这种快乐。避恶趋善似乎是人类的神圣职责，而这个世界似乎是特意安排来提供机会让人不懈地做这种努力的，正是通过这种努力，通过这种刺激，才产生了精神。如果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洛克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恶对于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似乎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出努力对于产生精神显然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维持生命而对食物产生的需要，也许要比肉体或精神的任何其他需要在更大的程度上促使人类作出努力。上帝下了这样的命令，在人类尚未向地球表面投入大量劳动和才智以前，地球不得向人类提供食物。就人类的理解力来说，种子与产生于种子的草木之间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联系。毫无疑问，造物主无需借助于我们称之为种子的那一丁点物质，甚或无需借助于人类的劳动和照管，就能使各种植物生长，供其创造物使用。耕地、除草、收割、播种等项劳动，肯定不是帮助上帝来进行创造的，而是上帝规定的先决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先决条件人类才能享受生活的幸福，借此促使人类积极行动，按理性的要求塑造精神。
为了经常不断地刺激人类，为了敦促人类精心耕种土地以促使上帝的神圣构想得以实现，上帝已下了这样的命令：人口的增长将远远快于食物的增长。毫无疑问，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个一般法则产生了许多局部的恶，但稍稍思考一下，我们也许会看得很清楚，这个法则产生的善远远超过了恶。要使人不懈地努力，似乎得有很强的刺激才行，而要给人的努力指引方向，使人类具有推理能力，上帝的所作所为必须符合一般法则。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或者相同的原因总是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是人类推理能力的基础，如果在正常情况下经常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上帝经常改变其意志（其实，我们在所见到的每片草叶上都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致使人类不能肯定其努力是否会带来预期的结果，那么人体各器官的功能也许很快会陷入普遍而致命的麻痹状态，甚至连人类的肉体需要也不再能刺激人类积极努力。正是由于自然法则保持不变，农民才勤奋劳作、深谋远虑，工匠才不知疲倦地运用其技巧，医生和解剖学家才熟练地搞研究，自然哲学家才仔细观察和耐心考察。人类运用智力所取得的所有最伟大、最辉煌的成就，都仰赖于自然法则的固定不变。
所以，就连对我们的理解力来说，自然法则保持不变的理由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人口原理，看一看人类的真实面目，认识到除非被需要所逼迫，人类总是惰性很大的，懒散的，厌恶劳动的（毫无疑问，按照我们幼稚的幻想来谈论人类可以成为什么样子，是极其愚蠢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断言，若不是人口增殖能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人居住了。这不断刺激人类去耕种土地，倘若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土地的耕种仍进行得很缓慢，我们就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比这轻的刺激是不会起作用的。即便经常受到这种刺激，物产丰富地区的野蛮人也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从事畜牧业或农业。假如人口和食物按相同比率增长，人类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脱离野蛮状态。但假设一个亚历山大、一个凯撒、一个帖木儿或一场流血革命可以把本来人口稠密的地球弄得人烟稀少，致使造物主的伟大计划落空。而且一场瘟疫的影响可以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一场大地震可以使一个地区永远荒无人烟。这种人类的恶行或自然灾害是一般法则带来的局部的恶，人口增长法则可以阻止它们妨碍造物主实现其崇高的目标。在人口增长法则的作用下，地球上的人民总是会与生活资料的数量不相上下，这一法则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不断促使人类去进一步耕种土地，使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但这一法则在产生上述明显符合上帝意图的结果时，不可能不带来局部的恶。除非人口原理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发生变化（这不仅与我们有关自然法则的一般经验相抵触，而且甚至还与人类的理性相矛盾，在人类的理性看来，要形成理智，一般法则是绝对不可少的），否则很显然，既然人口原理在勤劳的帮助下能在短短几年中使富饶地区人烟稠密，它必然也会使早已有人居住的国家陷于贫困。
然而，从各方面来看，人口法则所带来的那些公认的困难，很可能会促进而不是阻碍达到上帝的一般目的。这些困难会刺激人们作出普遍的努力，有助于造成无限多样的处境和印象，而这从整体上说是有利于精神的发展的。当然，太大的刺激或太小的刺激，太穷或太富，很可能同样不利于精神的发展。处于中产阶级的地位似乎对智力的发展最为有利，但想要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中产阶级却是违反自然的。地球上温带地区似乎最有利于人类发挥其精力与体力，但不可能整个地球都是温带。由于只有一个太阳温暖和照耀着地球，因而在物质法则的作用下，有些地方必然永远覆盖着冰雪，另一些地方则必然永远炽热炎炎。每一块平放的物质，必然有上面和下面，不可能所有物质微粒都在中间。对于木材商来说，栎树最有价值的部分既不是树根也不是树枝，但树根和树枝对于人们所需要的中间部分即树干的存在却是绝对不可少的。木材商不能指望栎树没有树根或树枝而生长，但是，如果他发明了一种栽种方法，能使树干长得较大，树根和树枝长得较小，那他尽力推广使用这一方法就没有什么不对。
同样，虽然我们不能指望消除社会中的贫富现象，但是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政治制度，能借以减少两个极端的人数，增加中产阶级的人数，则我们无疑就有义务采用这种制度。不过，正象栎树的情况那样，大量减少树根和树枝必然会减少输往树干的树液，与此相同，在社会中，减少两极的人数超过一定限度，就必然会减弱整个中产阶级生气勃勃的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中产阶级智力最发达的原因所在。如果谁也不想在社会的阶梯上往上爬，谁也不担心会从社会的阶梯上摔落下来，如果勤劳得不到奖励，懒惰得不到惩罚，中产阶级就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样子了。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显然应着眼于全人类，而不是着眼于个别人。毫无疑问，现在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而且从概率上说也应该有许多富有才智的人，因为已有那么多的人早已由于受到特殊的刺激而焕发了活力，无需再经常受狭隘动机的驱使来保持活力。但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各种有用的发现、有价值的著作以及人类作出的其他值得称道的努力，我想我们会发现，人们作这种努力大都是出于影响许多人的狭隘动机，而不是出于影响少数人的高尚动机。
闲暇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但就人类现在的这种样子来说，闲暇很可能将给大多数人带来恶而不是善。人们常常发现，弟弟往往要比哥哥更加富有才能，但却不能认为弟弟一般说来天生就具有较高的才能。如果说实际上有什么可以观察到的差别的话，那也只能是不同的处境所造成的差别。对于弟弟来说，付出努力和积极活动一般是绝对不可少的，而对于哥哥来说，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生活上的困难有助于使人具有才能，这一点即使从日常经验上看也会使人深信不疑。男人必须为养家糊口而付出努力，由此而唤醒了他们身体的一些机能，否则这些机能会永远处于休眠状态，而且人们常看到，每当形势发生新的特殊变化时，总会造就出一些富有才智的人来应付新形势带来的困难。
第十九章
需要有人生的不幸来使人的心变软，变得富有人情味――在社会同情心的刺激下成长起来的人，往往要比仅仅具有才能的人高一级――也许需要道德上的恶来达到道德上的完善――大自然的无穷变化以及形而上学问题的晦涩难解，使人在智力上总是受到刺激――应根据这一原理来解释天启中叫人不好理解的地方――圣经中所包含的那些证据，也许最适于改进人体的机能和提高人的道德水平――精神产生于刺激这一观点，似乎可用来解释为什么存在着自然的恶和道德上的恶。
人生的不幸与痛苦是另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可产生一系列特殊的印象，这种印象对于使人的心变软，变得富有人情味，对于唤醒社会同情心，对于产生出基督教的所有道德，对于慈善博爱之心能充分发挥作用，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事事顺遂、一切如意，与其说会使人的品行高尚，不如说会使人的品行堕落。从未经历过不幸的人，很少会感受到其同胞的痛苦与快乐，需要与希冀。这种人的心中很少会充满温暖的手足之情，很少会体验到各种温柔亲切的感情，而具有这些感情要比拥有最高的才能更能使人的品格高尚。才能无疑是人的精神的一突出而重要的特征，但却决不能视作精神本身。有许多人虽然不具有很高的才能，但在社会同情心的刺激下，却达到了很高的精神境界。在每一社会阶层，无论是最高阶层还是最低阶层，都有一些人充满了仁爱之心，对上帝和人类表现出无限的热爱，他们虽然不具有那种称作才能的精神力量，但在人生的阶梯上显然要比许多具有才能的人处于更高的位置。传道士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博爱、谦卑、虔诚以及所有那些被特别称为基督教美德的品质，似乎并不一定涉及才能，然而具有这些可爱品质的灵魂，被这些真诚的同情心所唤醒而充满活力的灵魂，似乎要比只是才智敏锐的人更加接近于天国。
最卓越的才能往往被滥用，从而才能愈大，带来的恶也愈大。理性与天启似乎都使我们确信，滥用才能的人将被打入地狱，不过在地球上，这样的恶人也自有其用处，会使大部分人感到反感和厌恶。对于达到道德上的完善来说，道德上的恶很可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一个人接触的仅仅是善，则完全可以说这个人将为盲目的必然性所驱使。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善丝毫也显示不出一个人的道德倾向。或许可以说，上帝并不要求一个人用外部行动来显示其道德倾向，但上帝也许想预先确切地知道一个人是选择善还是选择恶。据此我们似乎有理由反对把人生看作是一场磨难，有理由认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要形成一种精神。根据这种观点，那些看到了道德上的恶并反对和憎恨道德上的恶的人，实质上不同于只看到善的人。两种人都是用泥土做成的，但由于从外界得到的印象不同、因而必然处于不同的状态；即便两种人表面上具有同样讨人喜欢的美德，我们也必须承认，前一种人阅历较丰富，性格坚强而刚毅，后一种人则较脆弱，易于为偶然的冲动所摆布。若要从心底里赞美和热爱美德，就非得存在与美德相对立的东西不可。如果未见过道德上的恶，未体验过由此而产生的厌恶心情，很可能不会达到外表与内心在相反情况下所能达到的那种美的境界，性格也达不到那种完善境地。一旦肉体上的情欲和需要唤醒了精神，使其转化为行动，便会产生智力上的需要。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愚昧无知状态的不能忍受，构成了另一类重要的刺激。大自然的每一部分似乎都是特意安排来刺激大脑作出这种努力的，似乎都是特意安排来提供无穷无尽材料供人进行不懈探索的。我国的不朽诗人莎士比亚谈到古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时说：
习俗也减少不了，
她那无穷的风采。
这一诗句用于描绘某一物体，可以认为是诗的夸张，但用于描绘自然，却是准确而真实的。色彩斑斓的图景可以赋予绮丽的大自然以勃勃生机和卓异风姿，那粗糙不平之处以及衬托着高山的峡谷，虽然有时会使戴眼镜的人感到不舒服，但却有助于使整个画面显得匀称、优雅与协调。
大自然的形态与作用变化无穷，除了会给人造成多彩多姿的印象，直接有助于唤醒和改进人的精神外，还会提供无限广阔的探索与研究的领域，为改进人的精神开辟另一些有利的途径。大自然若尽善尽美，简单划一，就不会有这种唤醒人心的力量了。因此，当我们沉思默想广漠的宇宙时，当我们把繁星看作是散布在无限空间中其他星系的太阳时，当我们想到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发光并给予无数世界以生命的天体还不到其总数的１％时，当我们的头脑不能把握无限的概念，而感到绝望和困惑，对造物主那叫人无法理解的巨大力量赞叹不已时，让我们不要抱怨气候并不总是那样温暖宜人，不要抱怨一年并不总是春光明媚，不要抱怨上帝创造的一切并不享有同样有利的条件，不要抱怨乌云和暴风雨有时使自然世界一片昏暗，罪恶和苦难有时使道德世界一片昏暗，不要抱怨天地万物不同样完美。理性和经验似乎告诉我们，大自然的无穷变化（没有优劣之分和瑕瑜互见，也就无所谓变化），特别有助于实现上帝创造世界的崇高目的，有助于产生尽可能多的善。
在我看来，所有形而上学问题的晦暗不明，也是特意安排来增加求知欲引起的那类刺激的。地球上的人类很可能永远无法完全弄明白这类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不应研究这类问题。在人类感到好奇的这些有趣问题的周围笼罩着黑暗，可能是为了不断刺激人类的智力活动与努力。为驱除这种黑暗所作的不懈努力，即使达不到目的，也会刺激和提高人类的思维能力。一旦人类探索和研究的对象被耗尽，人的大脑很可能也就会处于停滞状态；但是，这样的时期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大自然的形态与作用变化多端，供人思考的形而上学问题层出不穷。
所罗门说：“太阳底下没有新奇之事”。这种说法并不十分正确。与之相反，倘若我们这个宇宙存在千百万年，人类知识的总量很可能会不断增加，不过，人的智力是否会显著提高，却是个疑问。不管人们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在所掌握的知识上多么不如当今的哲学家，他们的智力水平却似乎不比当今的哲学家低多少。智力产生于一小块物质，只是在一段时间内具有活力，在这个世界上也许只能接受一定数量的印象。诚然，这些印象可以无限变化，这些变化可以增加原胚的感受力，由此而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了无限多样的人；但是，理性与经验两者都使我们确信，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并没有随着现有知识总量的增加而增加。最聪明的头脑似乎是通过努力进行创造性的思维，通过尽力构造新概念，通过尽力发现新真理而形成的。假如真有这么一天，人们不能指望再作出新的发现，只能运用脑力获取已有的知识，不再努力提出富有创见的新思想，那么，即使那时人类知识的总量比现在多一千倍，也显然不会再有对脑力的一种最为崇高的刺激，智力活动的最美好特征将因此而丧失，与创造性才能有关的一切将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的智力都不可能高于洛克、牛顿、莎士比亚，甚至不可能高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荷马。
假若从天上降下一条人们对其真实性深信不疑的启示，把现在笼罩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迷雾一扫而光，使人能看清精神的性质与结构，看清所有物质的特性与本质，把上帝创造万物的方式以及整个宇宙蓝图说得一清二楚，这无疑会增加人类的知识，但人类由此而获得的知识非但不会增加人脑的活力，反而很可能会抑制人类未来的努力，折断人类智力的翅膀。
因此，虽然圣经中有令人怀疑的地方和费解的地方，但我从未因此而认为圣经不是出自上帝之手。毫无疑问，上帝本来可以在向人类提供启示的同时创造一系列的奇迹，使人对上帝的意图深信不疑，一举消除一切迟疑与争论。但尽管我们的理性很脆弱，理解不了上帝的意图，可仍能看出上帝有一极为明显的理由不能向我们提供这种启示。即便依据我们对人类理解力的那点了解，我们已深知，对上帝意图的那种深信不疑，非但无助于人类的改善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反而会麻醉人类在智力上的全部努力，使人类的美德不复存在。假如对每一个人来说，圣经上所说的永恒惩罚象夜随日至那样明白无误，则这一巨大而阴郁的观念就会完全攫住人类的官能，无法再进行任何其他思维活动，人们的所作所为就会完全相同，善行就不再能表现出善心，善与恶便会搅在一起，虽然上帝那双明察秋毫的眼睛可以把善与恶区别开来，但善与恶给人类造成的印象却完全相同，因为人类只能根据外表判断善与恶。在上天的这种安排下，很难想象人类怎么会厌恶道德上的恶，怎么会热爱和崇敬上帝，怎么会达到道德上的完善境地。
我们有关善与恶的观念也许是不准确的，是模糊的，但我认为，如果人们仅仅因为害怕遭受巨大的惩罚或希望得到巨大报偿而做某件事，那很少有人会把这种行为称为善行。可以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但智慧的终点却是热爱上帝和崇敬道德上的善。圣经中所说的未来惩罚，似乎是有意要阻止恶人为所欲为，提醒漫不经心者要小心谨慎，但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圣经中的这种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因而不足以左右人的意志，不足以使性本恶的人仅仅由于害怕来世遭受惩罚而过有德的生活。一般可以说，真正的信仰产生于温厚有德的性情，而温厚有德的性情与其说源于纯粹的畏惧，还不如说源于爱。我所谓的真正的信仰，是指由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具有的全部美德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信仰。
在这个世界上，人由于自身肉体的构造和自然法则的作用，必然要受各种各样的诱惑，因而从这口创造世间万物的大熔炉中炼制出的容器肯定有许多是歪七扭八的。想到这些，我们怎么也不能不认为，上帝之手创造的这些东西会被判处永远受折磨。一旦我们接受这样的观念，我们有关善与正义的自然观念就会完全被推翻，就不会再把上帝看作是大慈大悲、主持公道的主。但福音书告诉我们的有关生命与不朽的理论，却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正当而仁慈的，与造物主的意图是相称的，这种理论认为正义的结局是永生，而罪恶的报偿是死亡。从创世过程中产生的那些可爱而完美的人，最终将获得永生，而那些生来有缺陷的人，那些从精神气质上说不适宜过较纯洁、较幸福生活的人，则将死去，注定要再次和产生他们的泥土混合在一些，似乎没有比这更符合我们理性的了。这种永恒的宣判可以看作是一种永恒的惩罚，因而无怪乎这种惩罚有时会表现为受苦受难。但在《新约全书》中，经常相互对照的，却是生与死、拯救与毁灭，而不是幸福与苦难。假如我们认为上帝不仅将使那些天生不适宜过较纯洁、较幸福的人重新陷于原始混沌状态，而且还将永远记恨和折磨那些触犯过他的人，那么上帝在我们眼中的形象就会大不一样了。
一般说来，生命是一种恩赐，与未来状态无关，是神授之物，即使是不怕死的恶人也不愿予以放弃。因此，造物主在创造出无数个人，使其能享受无限的幸福时，虽然也给人带来了一些痛苦，但同赐予人类的幸福相比，痛苦只不过是天平上的一粒灰尘。我们有一切理由认为，世间的罪恶只不过是那一产生精神的伟大过程的一个要素，并未超过绝对必需的限度。
形成理智显然要有一般规律的帮助，出现一两个例外丝毫也不会否定这一点。存在一般规律显然不是要达到局部的目的，而是要经过许许多多世代对绝大多数人产生影响。根据我对精神形成方式的看法，神的启示对一般自然法则的违背，似乎是上帝在亲手把新成分混入精神形成这一特殊而伟大的过程，特意给人造成一系列强有力的新印象，以净化、提高和改善人类的精神。一旦伴随着这些启示的奇迹引起了人类的注意，使人类展开积极热烈的讨论，由此而无论是上帝还是由人类创造出教义，这些奇迹也就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达到了造物主的目的；所传达的这种神意一方面自身具有内在价值，另一方面也作为道德动机而起作用，会逐渐影响和改善人类的各种官能，而决不会阻碍人类官能的发展，更不会使其停滞不前。
认为上帝只会以其选定的方式而不会以其他方式来实现其意图，这无疑是武断的，但由于我们得到的有关神意的启示总是伴随有某些疑问和令人费解之处，由于我们的理性总是使我们最强烈地厌恶那种迫使我们无条件地、立即而全面地接受某种信仰的启示，因而我们确实有正当理由认为，这些疑问和费解之处决不是否定圣经的神圣起源的理由，而且有理由认为，圣经中所包含的那类证据最有利于改善人类的官能，最有利于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
这个世界向人类提供的各种印象和刺激，是上帝借以把物质塑造成精神的手段，而产生这些印象和刺激的主要源泉，则是避恶趋善的不断努力，这种看法似乎可以消除我们在思考人生时遇到的许多难题。而且在我看来，似乎由此也可以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存在着自然的恶和道德的恶，说明为什么产生于人口原理的这两种恶都不是很小。但是，虽说根据这种假设，恶决不会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除，可是很显然，如果恶的数量不随着人类勤奋与懒惰的程度而增减，它就不会实现造物主显而易见的目的，也决不会强有力地刺激人们去作出努力。这种压力在重量和分布上的不断变化，使人心中总是怀着压力最终会消除的希望。
希望永远在人的胸中涌现，
幸福的降临永远是在未来，而决不是现在。
世上存在着恶，不是为了使人悲观绝望，而是为了刺激人的活动。我们不应忍受和屈服于恶，而应尽力避免恶。竭尽全力消除自己身上的恶，并尽可能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消除恶，不仅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所在，而且也是每一个人的义务。每个人愈是尽力履行这种义务，其努力的方向便愈正确，成果也愈大，每个人也就愈有可能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精神，从而愈全面地实现造物主的意图。
人口原理概观
在观察生物界时，我们不能不对动植物的巨大繁殖力产生深刻印象。由于大自然的产物变化无穷，它们要达到的目的又各不相同，它们在这方面的能力的确几乎是变化莫测。但是，无论它们缓慢增长还是迅速增长，只要它们以种子或以世代增长，它们的自然趋势必定是按几何级数增长，即以倍增的方式增长；在任何一个时期，无论它们按什么比率增加，要是没有其它障碍妨碍它们。必定以几何级数增长。
小麦在其生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丧失大量种子。如果实行点播而不是以通常的方法播种，两配克麦种就能有高达两蒲式耳的收获量，因此收获的小麦是播到地里的麦种的四倍。《哲学学报》（１７６８年）刊登了一篇有关一次实验的报道。报道说，把一棵小麦的根分出来并移植到适宜生长的土地上，结果收获了５０００００多粒麦子。但是，不举特殊的例子，也不讲特殊的耕作方式，大家都知道，对产量的计算常常是根据在不同的土地上和在不同的国家里以平常的耕作方法进行小麦生产的实际经验作出的，还估计到所有的平常种子被毁坏情况。
洪堡已搜集到这类物品的一些估计数字，从中可以看出，在法国、德国北部、波兰和瑞典，一般说来，１粒麦种可收获５、６粒小麦；在法国一些肥沃的土地上１粒麦种能生产出１５粒小麦；在皮卡迪和法兰西岛的沃土上每粒麦种能收获８至１０粒麦子。在匈牙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每粒麦种能生产出８至１０粒麦子。在拉普拉塔王国，每粒麦种能生产出１２粒小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附近，每粒麦种能产出１６粒；在墨西哥北部，每粒能产出１７粒；而在墨西哥赤道地区，每粒能产出２４粒。
现在假设，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在一定时期内，使用平常的耕作方法，每粒麦种能产出６粒小麦，可以确切地说，小麦具有以几何级数增加的能力，即每年增长５倍，可以有把握地作这样的计算：假定从一英亩产量开始，人们能够迅速地把肥力相同的土地准备好，而且任何麦种都不浪费掉，则其增长率将提高到１４年后小麦能完全覆盖住整个地球陆地的表面。
同样，人们凭经验会发现，在具有一定肥力的土地上，估计到通常的死亡率和偶然事故后，绵羊的数量平均每两年翻一番。确切他说，绵羊具有按几何级数自然增长的能力，其公倍数是２，期限是２年。可以有把握地说，假如能将肥力相同的土地迅速地准备好，而且任何羊只都不消耗掉，要是我们从一英亩土地所能承载的足够数量的羊只开始，其增长率将提高到，在不到７６年的时间里整个地球陆地表面就会完全被羊只覆盖。
即使从上述增加得非常快的食物中扣除充分供养人类所需的部分，即使人口的增长和过去一样快，扣除的部分相对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而且食物的增长率仍会非常高，一直要等到发生了以下两件事情的时候，这种增长才会被阻止，一是人类将缺乏自然意志来作出努力使食物的增长超过可能的消费量，一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人类会绝对没有能力预备好相同质量的土地以使同一增长率能保持下去。
由于这两个原因合在一起的作用，我们发现，尽管动植物具有巨大的繁殖力，然而，它们的实际增长力是极低的。显然，仅仅由于后一个原因并且在进一步增长最终停止以前，它们的增长率必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要最开化的人们作出努力使地球上所有的土地都具有目前正在耕种的土地那样的肥沃程度是做不到的；而且，实际达到上述目的，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以致在早期就会使食物的自然增长受到经常而巨大的阻碍。
尽管人类在智力上高于其它一切动物，但是不能认为人类必须服从的自然法则与人们看到的普遍存在于生物界其它部分的自然法则有本质的区别。人类的增长可能比大多数其它动物要慢，但是要养活人类，食物是同样必不可少的；要是人类的自然增长力超过有限的土地所能长期提供食物的能力，那么，人类的这种增长就必然经常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所阻碍。
在维持生活的手段上，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的主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极大地增加生活资料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显然受到缺少土地这种状况（地球表面很大一部分是不毛之地）的限制，它还明显地受到对已耕的土地不断追加资本而所获得的农产品的产量的比例却不断下降这种情况的限制。
然而，我们必须特别地将人类的自然增长能力同土地这种递减的、有限的农产品的增长能力作一比较，以便弄清楚：在土地全部得到开垦和地球上住满了人的情况下，人类的自然增长力是否绝对不会经常地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所阻碍；要是情况果真如此，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在为了确定人类的自然增长力和人类增加农产品的能力所作的努力中，我们除了过去的经验以外没有其它的指南可以遵循。
我们从经验中得知，对动植物增长的巨大抑制是空间和养料的不足；这种经验也会指引我们去查明，在空间最充裕、养料最丰富的情况下这些动植物实际上所能达到的最大的增长。
依照同一原理，在存在大量优质土地、生活必需品的绝大部分实际上分给社会大众的情况下，我们当可看到人口在实际上最大的增长。
就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国家而言，美利坚合众国――以前大不列颠在北美的殖民地――几乎完全符合上述情况。美国不仅拥有大量优良的土地，而且，从它的分配方式和农产品的销售市场看，那里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加巨大、更为经常，与其它那些拥有同样多或更多的耕地、其土地具有同样大或更大肥力的国家相比，美国把更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分给了劳动者。
那么，我们当可看到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力非常引人注目（无论它可能多大）；因此，看来美国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比我们所了解的任何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都要高得多，尽管美国除了拥有充裕的优质土地和对劳动的巨大需求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特别有利于人口增长的因素。
前面已谈过，所有的动物，根据人所共知的法则，必定具有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能力。那么，人类按几何级数增长的增长率有多大呢？
我们自然而然要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作为人口增长率最高的例证的那个国家，幸好那里已进行过四次人口普查，这种普查每１０年搞一次；尽管北美各殖民地早期的人口增长的估计数在缺少更多的确实无疑的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对于证明一些非常重要的推论仍然具有充分的权威性，然而，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拥有这些文献资料，又因为与这些文献有关的那个时期已足够长，从而使有争议的观点得以成立，所以，没有必要再提早期的情况了。
遵照国会的命令，在１７９０年进行了一次定期人口普查（有充分理由相信这次普查基本上是准确的）。根据普查结果，美国当时的白人总数为３１６４１４８人。１８００年进行的一次类似的人口普查查明，美国的白人总数已增加到４３１２８４１人。该国人口在１７９０年至１８００年的１０年间已增加了３６．３％。如果按这一增长率发展下去，其（白人）人民总数会在２２年又４个半月中翻一番。据１８１０年进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白人总数达到５８６２０９２人，与１８００年的人口数相比，人口总数在第二个１０年中增加了３６％。要是按这一增长率继续下去，美国的人口会在大约２２年半中翻一番。据１８２０年所进行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美国的白人人口为７８６１７１０人，同１８１０年的人口数相比，人口在第三个１０年中增加了３４．１%，若以这一增长率继续下去，人口就会在２３年又７个月中翻一番。
要是我们将根据这一系列１０年中人口增长最慢的１０年的增长率计算出来的翻一番时间同２５年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间存在着差别，诸如把由于移民或外国人的流入所引起的人口增长完全包括在内。
根据从大西洋两岸都能获得的最可靠的文献，在１７９０年至１８２０年的３０年中移居美国的人数肯定每年平均不到１００００人。大西洋彼岸最大的权威西伯特博士说，从１７９０年至１８１０年每年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平均不到６０００人。按照我国官方的统计资料，１８１２年至１８２１年的１０年中自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向美国移民的全部人数每年平均不到７０００人，尽管这个时期包括１８１７年和１８１８年这两个独特的年份，在这两年中向美国移民的人数比这两年以前及其后直到１８２０年的所有年份中的已知移民人数都大得多。美国官方的统计资料，能够证实该迁入人口平均数的，充其量，也只有自１８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开始的两年的资料，在充分考虑到从欧洲其它各国迁入美国的移民的情况下，每年迁入美国的移民人数仍然不到１００００人。
然而，近来有人提出了一种估算任何国家由于迁入移民引起的人口增长量的新方法。恰当地说，当每１０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时，将人口分成１０岁以上和１０岁以下两部分。所有１０岁以上的人口，不包括迁入移民在内，在人口普查前都必定已经出生。因此，酌情减去在这１０年中的死亡人数，比剩余的人数还要多的这部分必定是迁入人口造成的，假如我们有办法准确地估算出美国的由于没有出生人口补充而未增加的人口在１０年中所受到的损失，那么，这种估算迁入移民的方法是无可非议的，往往是很有用的。
可是很遗憾，这种方法有缺点。甚至美国每年的死亡人数都搞不清。普赖斯博士认为死亡率是１┱５０；巴顿先生认为死亡率为１┱４５；而布里斯特德先生则在《美国和它的资源》一书中说，整个美国的年平均死亡率为１┱４０，最有利于健康的地区为１┱５６，对健康最为有害的地区为１┱３５。
然而即使我们能准确地弄清年平均死亡率，我们还是难以弄清有争议的死亡人数，因为无论按照哪一个死亡率计算，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增长率。下面这张简表把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况表示得明明白白。我们得益于一位非常能干的计算专家米尔恩先生，他是《论年金和保险》这一名著的作者。它是依据以下的假设创作的，即：在任何情况下，人民总是受到与到１８０５年为止的５年间普遍存在于瑞典和芬兰的相同的死亡率支配；今年的出生人数为１００００人。
人口数
始终不变
在１００多年中正在或已经以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数，为的是使人口每５０年或２５年翻一番
５０年
２５年
自某个时候起１０年间的人口数
３９３８４８
２３０００５
１４４３５８
现在１０岁以上的人口总数
３２０４９５
１９５５６６
１２６１７６
１０年开始时存活人口中在１０年期间的死亡人数
７３３５３
３４４３９
１８１８２
（死亡人数）每几个人中占一个
５．３６９２
６．６７８６
７．９３９６
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按同样的死亡率，一个由于没有新出生人口作补充、总人数不增加的人口，１０年中由于死亡而损失的人数上的差别是，假定人口属于静止人口、５０年中翻一番和２５年中翻一番这三种情况时，分别为１／５．３６９２， １／６．６７８６和１／７．９３９６。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人口在２５年中翻一番时，死亡人数几为１／８。
但是，这几次人口普查应当能够成为证明美国人口在某一时期持续不断地在２５年中翻一番的确凿的证据；假设这个证据成立（在人们能够拿出相反的证据以前我对此一直加以肯定），则很明显，按照刚才提到的规律推断，迁入移民的总数每年不到１００００人。
１８００年美国白人的总数是４３１２８４１人。要是不把新出生的人数计算在内，人口总数到１８１０年会减少八分之一，或者下降到只有３７７３７３６人。１８１０年１０岁以上的人口数为３８４５３８９人；将前一人数从后一人数中减去，其差额或迁入移民总数为７１６５３人，或每年平均７１６５人。 １８１０年白人总数为５８６２０９２人，１０年中减少八分之一后，其人数为５１２９３３１。１８２０年１０岁以上人口数为５２３５９４０人。从前一人数中减去后一人数，其差额或迁入移民人数为１０６６０８人，或每年１０６６０人。这表明，正如我们所料，１８１０年至１８２０年间的迁入移民人数大大超过１８００年至１８１０年间的人数，但是即使在后一个１０年中，甚至包括来自加拿大以及其它国家的迁入移民在内，移民总数也只每年少许超过１００００人。
那么，总而言之，要是我们承认１７９５年至１８２０年的２５年间每年迁入人口的平均增长数为１００００人，是大致有把握的；将这个数字运用到人口增长速度最慢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人口增长率如此之慢，以致要２３年零７个月人口才能翻一番，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在另外的一年又五个月中，按照同样的增长率，拥有５８６２０００人的人口所增加的人数将比每年流入的１００００人要大得多。
然而，这种情况不会出现。１８２１年的《美国国家年度记事》上有一则记载表明，１８１９年９月３０日至１８２０年９月３０日期间有７００１人抵达美国，其中只有１９５９名妇女，其余５０４２人都是男子。这个性别比――要是它接近代表平均数值――必将极大地降低按同样的比率由这个数字计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
但是，我们先不考虑这些，如果我们假定在１７９５年至１８２０年这２５年期间从欧洲向美国的移民人数为１００００人。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欧洲卷入一场大范围的战争之中，很需要人口，如果我们估计到在这整个时期所有的移民以最高的增长率增加，则余下的人口数仍然足以显示出该人口会在不到２５年的时间内翻一番。
１７９０年美国的白人总数为３１６４１４８人。该人口按其以往的增长率，到１７９５年就会增加到３６９４１００人；假定该人口在１７９５年至１８２０年的２５年内翻一番，那么到１８２０年时人口总数就会达到７３８８２００人。但是，到１８２０年时实际白人总数，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已达到７８６１７１０人，表明人数多出了４７３５１０人。而每年迁入移民为１００００人，加上其以３％的增长率（该增长率会使人口总数在不到２４年的时间内翻一番）增加的人口，其总数也只不过３６４５９２人。
但是，米尔恩先生为我们提供了美国几次人口普查最引人注目的证据和几乎只是由人口繁殖引起的增长率的最显著的证据。米尔恩先生在他的《论年金和保险》一书中（该书收有非常有价值的和令人感兴趣的人口方面的资料），已注意到经常的需求压力对瑞典劳动阶级的影响，由于死亡人数愈益增加，它使沃金廷教授和尼坎德教授准确地观察到的该国人口死亡率不能适用于情况较好的其它国家。但是，从普赖斯博士编制瑞典（死亡）表时起，人们看到死亡率在逐步下降；从１８００年到１８０５年底没有发生（食物）短缺和流行病，并且由于使用了疫苗，国家的健康状况已进一步得到改善。他正确地认为，在这５年中所观察到的死亡率可能在人民的状况比瑞典以前的情况要好得多的那些国家中适用。他以此为根据，把瑞典上述期间的死亡率应用于一个假定由于繁殖而以几何级数增长了１００多年的人口，以达到人口每２５年翻一番。假设该人口为１００万，按照假定的死亡率，他参照美国历次人口普查的做法，将该人口分成不同的年龄，然后，将这些不同年龄的人口数同在１８００年、１８１０年和１８２０年三个时期美国人口普查时各种年龄的实际统计表所分布的同样人数进行比较。
结果如下：
三次不同的普查在各种年龄的人口分布彼此之间以及它们同假设的人口大体上的相似清楚地证明：
一个为数１００万的人口按下述年龄间隔的人数分布状况
在以下年龄之间
根 据 美 国
假设的人口
１８００年普查
１８１０年普查
１８２０年普查
０至１０
３３７５９２
３３４５５６
３４４０２４
３３３９９５
１０至１６
１４５５８３
１５４８９８
１５６３４５
１５４９１３
１６至２６
１８６２２２
１８５０４６
１８９２２７
１９８１１４
２６至４５
２１３０１３
２０５２８９
１９０４６１
１９１１３９
４５至１００
１１７５９０
１２０２１１
１１９９４３
１２１８３９
０至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岁以下
４８３１７５
４８９４５４
５００３６９
４８８９０８
１６岁以上
５１６８２５
５１０５４６
４９９６３１
５１１０９２
首先，不同人口普查中各种年龄的人口分布情况，必然是相当谨慎地整理出来的，因此，总的来说是正确、可靠的。
第二，假设人口中假定的死亡率基本上不能偏离普遍存在于美国的那个死亡率。
第三，美国人口的实际结构同仅仅由于繁殖而按几何级数正常增长以致每２５年翻一番的人口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论，（美国）人口几乎没有受到移民的干扰。
要是除了实际上存在的人口迅速增长的这些证据以外，我们再把考虑到的以下各种情况都加上，那就是：该人口增长率是个应用于非常广大地域的一个平均数，其中有些地方是人所共知的不卫生地区；许多居民必定从事对健康不利的职业并且受到在其它国家普遍存在的妨碍人口增长的那些抑制；而且，在美国西部地区，那里不存在这些对人口的抑制，尽管对迁入的移民作了最充分的估计，该地的增长率仍比一般的增长率要高得多――显然应当肯定，美国全国人口在过去３０年中的实际增长率必定大大低于人类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实际增长的能力。
人类按某一个增长率实际增长的能力方面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证据，就是他们按那个增长率实际增加的状况。同时，假如在个别国家出现的特别快的人口增长率没有得到其它证据的证实，我们就可以把这种情况归结为误差或一种偶然事件，而不能据此作出重要结论。但是，目前这个例子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其它国家多次出现的人口增长率，在妨碍人口增长的巨大而又明显的抑制的作用下，充分表明，要是排除这些抑制，可以预料会发生什么情况。
与美国非常相似的国家是美洲新近归属西班牙的那些领地。这些领地确实具有土地广大而且肥沃的优势；但是，母国1 政府的所有弊病都被带到殖民地，特别是存在于封建制度下的非常不公平的地产分配制度。这些弊病，加上极大部分人口是处于社会底层、在勤劳和能力上也不如美洲人的印第安人，必然妨碍广大而又肥沃的土地所能容许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但是，从洪堡不久以前介绍给大家的有关新西班牙的能给人以启示并令人感兴趣的情况看来，在１８世纪下半叶，那里出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的数量以及人口增长都是非常巨大的。以下表中所列是１１个村庄的登记表上记录的死亡人数与出生人数的比例，这些详细数字是教区的副牧师们提供给洪堡的：
但是，洪堡认为对全部人口（死亡人数与出生人数）最合适的比例是１００┱１７０。
村 名
死亡人数
出生人数
多洛雷斯
１００
２５３
辛圭卢坎
１００
２３４
卡利玛亚
１００
２０２
瓜纳夏托
１００
２１０
圣安娜
１００
１９５
马西尔
１００
１９４
克雷塔罗
１００
１８８
阿克萨普斯科
１００
１５７
伊瓜拉
１００
１４０
马拉卡特贝克
１００
１３０
帕努科
１００
１２３
平均比例为１００： １８３
在上述某些村子中，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特别高，并且死亡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也相当大，这证明了一种令人惊讶的看法，即热带气候条件下的早婚和早逝以及每代人的死亡太快。
在克雷塔罗村，出生人数与人口数之比为１┱１４，而死亡人数与人口数之比为１┱２６。
在瓜纳夏托村，包括附近的圣安娜和马西尔矿区在内，出生人数与人口数之比为１┱１５，而死亡人数与人口数之比为１┱２９。
从能搜集到的所有资料中所得出的一般结果是：整个新西班牙王国的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１┱１７，而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１┱３０。要是人口按这些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的比例继续发展下去，其总数就会在２７．５年中翻一番。
洪堡还进一步观察到，他所搜集到的关于出生人数与死亡人数之比以及这两种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的资料证明，只要自然法则没有被某些非常的、干扰性的原因搅乱，新西班牙的人口就应该每１９年翻一番。
然而，人们知道，这些原因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我们不能认为新西班牙的人口实际增长率，比根据以前的计算法计算出来的增长率要高。但是，象人口在２７年半中翻一番这样的增长率是非常特殊的，尽管存在着洪堡所列举的所有那些妨碍。该人口增长率仅次于美国的增长率，比在欧洲所能看到的增长率要高得多。
可是，欧洲的人口增长趋势总是非常明显，而且在几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口实际增长有时会比所能预料的大得多，如果考虑到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的话。
苏斯米尔希认为，在普鲁士和立陶宛，在经历１７０９年和１７１０年的大瘟疫以后，由于登记表上所载明的出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其人口大约在４４年中翻了一番。
俄国１７６３年的人口总数，据查点和计算，估计有２０００万，到１７９６年有３６００万。若按此增长率继续增加，那么，不到４２年该国人口就要翻一番。
爱尔兰的人口在１６９５年估计有１０３４０００人。据１８２１年的调查统计表，该国人口已增加到了６８０１８２７人这样庞大的数字。这是总共１２５年中实际增长的一个例子，按此增长率继续增加，该国人口大约在４５年中翻一番。这是在社会劳动阶级经常遭受极大苦难的压力和频繁、大量地向国外移民的情况下发生的。
但是，在存在巨大的积极抑制和预防性抑制的情况下，要获得人口繁殖力的证据，我们不必离开大不列颠就能办到。自从我们开始搞人口普查以来，对于人们认为人口已经相当多的国家来说，人口增长率已经很高了。统计表所提供的某些详细情况明显地有利于阐明人口原理。
据新近几次人口普查，大不列颠的人口，１８０１年为１０９４２６４６人，１８１１年为１２５９６８０３人。１０年中人口增长了１５% 以上。要是继续按此增长率增加，该国人口在４９年或５０年中要增长一倍。
据１８２１年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大不列颠存１４３９１６３１人。与１８１１年的人口数相比，１０年中人口增加了１４．２５% 。若按该增长率继续下去，人口大约在５２年中会增加一倍。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最近１０年中的人口增长率比头１０年的增长率要低；但是，从１８１１年人口普查中男性人数超过女性人数的情况（１８０１年和１８２１年的人口情况与此恰好相反，在这两个时期女性人数都超过男性人数，特别是后一个时期）看来，在１８１１年加入陆军、海军和注册的商船队的大量人员中，占相当比例的人必定是外国人。由于这个原因，还因为很难了解到这批人中哪些是爱尔兰人，有人建议采用只估算女性人数的方法来估算每１０年人口增长的百分比；按这个计算法，在第一个时期，人口增长了１４．０２%，而在第二个时期增长了１５．８２% 。按照最后一个增长率计算，（大不列颠）人口不到４８年就要增长一倍。
这种计算方法的唯一缺点是没有考虑到在战争期间大量男性人口死亡这一情况。在１８０１年女性人口超过男性人口２１０３１人，到１８２１年则超过６３８９０人，而在这两个年份之间，由于上述原因，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少３５６８５人。
然而，如果居民人口中陆军和海军的人数分布适当，并且只拿英格兰和威尔士来说，人们就会发现，从１８０１年至１８１１年人口增长了１４．５%，从１８１１年至１８２１年增长了１６．３%。按前一个增长率计算，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时间要５０年多一点，而按后一个增长率，人口翻一番时间则不到４６年。把这两个时期加在一起考虑，人口翻一番时间大约是４８年。但是，在大不列颠，住在城镇里并从事被认为有害健康的职业的人所占的比例，比大家知道的其它任何幅员相同的国家大得多。还有最好的理由可以确信，在其它幅员相同的国家，其晚婚人数或未婚人数所占的比例都不象大不列颠那样大。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对劳动的需求和维持劳动的资金的增加持续２０年的话，就会出现这样的增长率，要是该增长率继续保持下去，人口就会在４８年中翻一番，在９６年中翻两番。要是鼓励人们结婚，并且供养家庭的生活资料象美国那样丰富，大不列颠人口翻一番的时间极有可能不超过２５年。甚至在存在着大城镇和工厂的情况下，要是这些抑制增长的因素得以排除，人口翻一番的时间肯定还要短。
所以，考虑到在健康状况和发展速度方面情况千差万别的美国广大地区所具有的实际增长率（刊载于最好的文献），进一步考虑到新西班牙的增长率以及在生活资料和其他条件方面同美国无法比拟的欧洲各国的增长率，并特别注意到以往２０年中各种难以克服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这些因素必定会引起最漫不经心的人的注意），当人口不为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或引起早逝的其它特殊原因所抑制时，能使人口在２５年内翻一番的、代表实际自然增长的、假设的人口增长率无疑就是实实在在的增长率。
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没有受到抑制的情况下，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以致每２５年总数要翻一番。
要是能把在不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同人类实际生活着的有限地域中可能的粮食增长率进行比较，无疑是再好没有的；但是，对后一个增长率的估算比对前一个增长率的估算更为困难、更无把握。要是在一段不长的特定时期内的人口增长率可以较准确地确定下来，我们就必须假设，继续同以前一样鼓励人们结婚，养家糊口同样容易，道德习惯一如既往，人口死亡率也和过去相同，在人口达到１０亿后仍然按同样的增长率增长如同中期和早期一样是很可能的；但是，很明显，在有限的空间里食物的增长却必定按完全不同的原理进行。前面已经说过，当拥有大量的优质土地时，食物的增长率会大大超过为适应人口最迅速增长（就人类而言，这是自然法则所容许的）所需要的数量。然而，要是社会的结构能最充分地让土地得到开垦并让人口得到增长的话，所有的优质土地和所有具有中等质量的土地都将很快被使用；到将来食物供应的增长终于要依赖开垦非常贫瘠的土地和对已开垦的土地进行逐步的、费力的改良时，食物的增长率肯定会非常象递减的几何级数，而不象递增的几何级数。无论如何，每年的食物增长总是呈现出持续递减的趋势，并且后１０年的食物增长量可能少于前１０年的增长量。
但是，实际上必定会出现难以捉摸的情况。对劳动的需求下降过早所引起的农产品分配不公，在早期可能会妨碍食物的增长，就象土地被进一步开垦、人口进一步增长那样；而农业生产的改进，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劳动和农产品的更大的需求，在后期可能会引起食物和人口的迅速增长，就象在早期土地被迅速开垦、人口大量增加那样。然而这些变化显然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不会使人们对农产品在有限的土地上持续增长将来会使其增长力下降的总趋势产生疑问。
在对于总趋势有把握而对于各特定时期却捉摸不定的情况下，为了阐明该问题，现在就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食物的产量一事作一假设（先不论假设的正确性如何），显而易见，这样做对了解土地生产用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的生活资料的能力，而不是了解我们经历过的不同质量的土地所能生产的生活资料的能力更为有用。
如果，从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英格兰、法国、意大利或德国开始，我们就必须先假定，由于该国非常重视农业，其农产品的产量能持久地在任何一个２５年中按相当于目前的产量增加，这样，其增长率无疑会高到决不可能实现的程度。最乐观的耕作者也几乎不可能指望在未来的２００年中该国的每个农场平均能生产出其数量等于目前所能生产的８倍的粮食，更不能期望这种增长率能持续下去，以致每个农场５００年后能生产出其数量２０倍于目前的粮食，１０００年后能生产出其数量４０倍于目前的粮食。然而，这还只是一种算术级数，远远落后于按几何级数增加的人口自然增长。根据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自然增长计算，任何国家的人口在５００年以后不是增长２０倍，而是会增加到目前人口数的１００万倍以上。
或许有人会说，地球上有许多地方至今还是人烟稀少，只要作适当安排，其粮食的增加就会大大快于人口更为众多的欧洲各国所能达到的程度。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地球上某些地方无疑是能够以在几个时期内同人口无限制的增长相适应的速度生产出粮食。但是，把这种潜力开发出来是件最困难不过的事。要是用提高世界各地现在的居民的知识、管理水平、勤劳程度、技艺和道德水平来做到这一点，那么怎样开始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或者怎样推定实现上述想法的时间，都非常难说。
要是用从世界上发达地区移民的办法来实现，显而易见，除了通常在未开化国家建立定居点所带来的一切困难以外，必定会发生许多战争和消灭当地居民的情况。光是这些就很难对付，而且它们在很长时期内有很大的破坏性，此外，人们自然总是不愿迁离自己的家园，因而，人们尚未来得及通过移居外国使困难得到缓解，他们在国内就吃了许多苦头。
但是，暂时假定这个目标能完全实现――就是说，假定地球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能力能充分发挥出来，而且，生活必需品的分配比例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长和对劳动的有效需求――人口的增长（不论它是由每个国家的居民人数增加还是由农耕更先进的那些国家的移民流入引起的），就会大大加速，以致在较短的时期内，一切优质土地都被占用，食物的可能的增长率将降到比上面假设的算术级数低得多的水平上。
假如仅仅自我国１６８８年革命以来已过去的一个短时期内，地球上的人口以未受到抑制的自然增长率增加，假设那时总人口仅为８亿，那么，世界上一切地方（不将沙漠、森林、岩石和湖泊除外）的人口平均会象目前英格兰和威尔士一样稠密。这一点只要人口加倍或者１２５年就能达到；而再多一两倍人口，或者比詹姆斯一世王朝开始以来已过去的时间短一些的时间，就会产生与某些国家居民过多所造成的相同的结果，在那些国家，由于耕作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已不能生产出其数量与人口的无节制增长相适应的粮食。
因此，无论个别国家由于向国外移民能够使人口实际紧张状况得到怎样的临时的、局部的缓解，显而易见，从总体上和主要方面考虑这个问题，向国外移民简直可以说不能应付任何困难。无论我们把向国外移民排除在克服困难的各种办法之外还是包括在内，无论我们指的是个别国家还是全球，设想土地将来能够每２５年增产出其数量相当于目前产量的生活必需品，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但是，要是人口没有受到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或其它特殊原因的制约，其自然增长达到每２５年总人数翻一番，要是在我们地球这样有限的土地上目前所能达到的养活人类所必需的粮食的最大限度增长至多也只能每２５年增加相当于目前的产量，那么很明显，必须有一种强有力的抑制人口增长的因素经常起作用。
按照自然法则，人类没有食物就不能生存。不论在人口未受抑制的情况下其增长率有多高，人口的实际增长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超过养活人口所必需的食物的增加。但是，按照关于有限的土地生产能力的自然法则，对土地所生产的食物来说，其在同样长的时期内所能达到的增长，过了一个短时期后，必然会持续下降（这种情况确实是会发生的），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停滞不前，以致只能按算术级数来增加生活资料。因此，情况必然是这样：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实际平均增长率（它服从食物增长的同一规律）的性质必定和未受抑制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率完全不同。
那么，需要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个实际上对人口经常地、必然地起作用的抑制因素起作用的方式问题。
要是任何辽阔的、人口众多的国家的土地是在该国的人口中平均分配的，那么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所采取的方式是非常明显而又简单的。在人口众多的欧洲各国，每个农场或许可以容许人口翻一番，甚至翻两番，而不会造成贫困。但是，人口绝对不可能按同样的增长率继续增加，这一点极其明显，最粗心的思想家也会注意到。当经过非凡的努力，所产的粮食已达到能养活土地目前所能供养的人口数的４倍时，在往后的２５年中对粮食倍增还能抱什么希望呢？
然而，除了在获得足够的生活必需品上存在着困难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有什么东西能使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过早结婚，或者使他们不能健康地将大群子女养大。但是，这种困难必定会发生，其结果，或者是阻止人们早婚，以防止同样数量的一部分人出生来抑制增长率，或者是使儿童由于营养不良或营养不足而身体不健康，造成很大一部人死亡，从而抑制增长率。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是，人口增长率部分地由于出生人数减少，部分地由于死亡人数增加而得到抑制。
人们可以恰当地把这些抑制中的第一种称作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而把第二种抑制称作积极抑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作用的绝对必要性就象人类没有食物不能生存一样肯定无疑和明白无误。
当只考虑一个农场时，谁也不会大胆地断言，该农场的农产品能长期地同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国家里人们所看到的、以每２０年或３０年增长一倍的增长率在不断增加的人口保持平衡。人们确实不得不承认，假如允许作最乐观的猜测的话，那么可以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土地所生产的生活必需品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加，然而，这样高的农产品增长率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使土地的生产能力始终适当地发挥作用，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没有新发明的情况下，农产品产量的增加会不断下降，直到再投入一个劳动者也生产不出供他自己消耗的生活必需品为止。
在这一方面，对于单个农场来说情况是这样，对于为现有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整个地球来说情况也必然如此。就对人口增长的各种抑制来说，当地球上的土地在居住其上的所有家庭中间平均分配时，情况是如此，当现在财产的分配不公平以及人们的职业存在着很大差别时，情况也必定如此。只是由于这个题目太大而产生的混乱和含糊不清，使人们在谈到广阔土地或全球时就否认（人口增长与生活必需品增长之间存在不平衡），而当涉及单个农场时则不得不承认。
的确可以预料，在文明的、发达的国家中，资本的积累、劳动的分工和机器的发明，都能扩大生产的领域；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原因在制造方便生活的用品和奢侈品方面的作用确实令人吃惊，但在增加粮食生产方面的成效却不怎么好。尽管节省劳动和改进耕作制度可以作为将农业耕作扩展到比其它能耕作的土地贫瘠得多的土地的方法，但是用这样的方法增加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在任何时候都取代不了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和积极抑制所起的作用。在文明、发达的国家中，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分到一份土地，则这些抑制不但绝对有必要，而且几乎精确地以同一方式起作用。由人口的增长快于有限的土地所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自然倾向所造成的、以最简单的社会状态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贫困，使发达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的上层阶级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难以按同样的生活方式供养家庭，也使组成社会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感到凭他们的普通劳动挣得的实际工资不足以养活大家庭。
在任何国家中，最普通的劳动者的年收入是由生活必需品的供求状况决定的，过去如此，将来也总是如此。假如他们的年收入与劳动相比较，还不足以健康地供养大家庭，前面提到的三种情况中有一种必定要发生。要么养活家庭的困难将阻止一些人结婚并使其他一些人推迟结婚；要么营养不良引起疾病的发生并使死亡人数增加；要么人口的增长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受到抑制。
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和对作用于人们头脑的各种动机所进行的最好的观察，在私有制下，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指望土地生产出大量的农产品。那种希望供养自己和家庭以及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什么刺激能以足够的力量和持久性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克服人类天生的惰性的设想，看来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自有可靠的历史记载以来，根据公有财产的原则进行的一切尝试，要么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不能从中得出什么结论，要么以最明显的失败告终；而当代教育所引起的变化在使将来的情况有所好转方面似乎也不能前进一步。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当人类仍然保留着他们现在所具有的同样的体质和道德素质的情况下，除了私有制外，没有别的任何制度能提供哪怕仅有的一点机会来养活目前人们在许多国家看到的如此庞大而又日益增长的人口。
但是，尽管看起来除此以外几乎完全没有凭经验得出的任何结论，然而，作为对生产的巨大刺激因素的私有财产法确实限制生产的发展，它经常使土地的实际产量大大落后于其生产能力，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不可能有扩大耕种面积的充分的动机，除非有足够的报酬使他们不仅能用来支付养家糊口（至少要养活妻子和两三个孩子）所必需的工资，而且能取得所投入资本的利润。这必定不包括可以用来种植谷物的相当一部分土地。虽然可以作这样的假定，即：在公有制下，可以将人们充分地刺激起来从事劳动，耕种土地，粮食生产和人口的增长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土地绝对不能再增产一夸脱粮食而整个社会全都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奔忙。但是，显而易见，这种状况必定会导致最大程度的贫困和倒退。假如私有制能使人类防止这些弊病发生（这一点它通过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享受发展艺术和科学所需的安逸生活肯定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就必须承认，这种对扩大耕种面积的抑制会给社会带来非常明显的效益。
但是，或许还必须承认，在私有制下，耕种有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并且在一个时期内不为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当原先的土地分配极不公平，而且各种法律并没有提供充分的便利条件来改善土地的分配时，这种情况特别可能发生。在私有制下，对农产品的有效需求必然来自财产的所有者；尽管在最完善的自由制度下社会的有效需求能得到满足这种情况是确定无疑的，然而，有效需求者的爱好和需要经常地、必然地对国家财富的增加最有利这种认识却是不正确的。要是一切都听其自然，在土地所有者中对打猎和保护野生鸟兽的爱好必定会得到满足；但是，这种满足，从它必须用以达到目的的方法看来，对农产品和人口的增长必然十分不利。同样地，拥有剩余农产品的人们对消费制造品没有浓厚的兴趣，若是不由对私人随从的强烈欲望充分补偿的话（实际上是决不会得到充分补偿的，则必然会引起对劳动和农产品需求过早的呆滞、利润过早的减少和对土地耕种过早的抑制。
无论导致付给整个劳动阶级的工资不充分的供求状况是由不良的社会结构和财富的不适当分配过早地造成的，还是土地比较地枯竭必然造成的，这同人口的实际增长率或对人口增长的抑制的必然存在几乎没有关系。劳动者几乎感受到同样程度的困难，这种困难几乎必定产生同样的后果，不管它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因此，在我们所了解的每个国家里，劳动阶级的年收入不足以健康地养活他们的大家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人口实际上受到获得生活资料的困难的抑制。又，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充足的工资，加上一切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就业，是极为罕见的――几乎是从所未有的，除一定的时期外，那时古老国家的知识和勤劳在有利的情况下应用于一个新国家――因而，不能认为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所引起的压力在遥远的未来才会产生，当土地不肯生产出更多的粮食时，人们就会感到这种压力，实际上这种压力目前不仅在地球的绝大部分地区存在，而且除很少数国家外，几乎经久不变地在对我们有所描述的所有国家起作用。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其管理水平、财产的分配和人们的风俗习惯能以最有效的方式把土地资源开发出来，这种情况毫无疑问是千真万确的。因此，假定在这些方面立即发生最有利的变化，就可以认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对生产的鼓励也许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在一些国家在短时期内而在另一些国家在较长的时期内上述对人口的各种抑制的作用会减少。特别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情况经常扰乱我们的注意力，它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产生错觉的巨大根源。它使人们相信，他们总能使土地生产出比充分地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家庭所需要的多得多的生活资料。实际上，人们或许一直具有这种能力。但是，为此我们要完全感谢我们祖先的愚昧无知和拙劣的管理。要是他们把土地资源完全开发出来，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我们现在要增加粮食生产就一筹莫展了。假定只从征服者威廉一世时起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管理得很好，财产的分配和富人及穷人的风俗习惯对于农产品和劳动的需求也都最为有利，粮食和人口的数量就该比目前大得多，然而各种降低对人口抑制的手段无疑也要少得多。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表现在，目前几乎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只能取得较低的工资，它部分地是由土地的必然的状况引起的，部分地是对农产品和劳动的需求的过早抑制所造成的。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会被人们觉察出来，它不容许人们在抑制人口增长方面有任何松懈，因为它是完全地、必然地由土地的状况造成的。
那么看起来，对人口增长的必要抑制的相应强度几乎不依靠人类在耕种土地中所作的努力。倘若这些努力从一开始就以最有见识的、最有效的方式加以引导，那么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应水平所必需的抑制，非但不会减轻，反而很有可能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而且劳动阶级的境况由于取决于获取生活资料的便利，非但不会得到改善，反而很可能会恶化。
所以，我们认为，是自然法则，而不是人类的行为和制度，使人口的自然增长必然受到了强有力的抑制。
自然法则决定着当不存在抑制时人口的增长率，也决定了在有限的土地上用以养活人口的食物的另一种很不相同的增长率。但是，尽管自然法则无疑是使人口增长必然受到经常而巨大的抑制的原因，然而，人类和社会制度也负有非常巨大的责任。
首先，人类和社会制度肯定要对目前地球上人口稀少负责。倘若社会制度和人们的道德习惯几百年以来一直非常有利于资本的增长和农产品及劳动力的需求，那么，几乎所有大国，不管多么先进发达，其人口都可能是现在的２倍或３倍，许多国家的人口则可能是现在的１０倍，甚至１００倍，而所有居民的生活却会象现在一样好。
其次，尽管在改变人口所受抑制的相应强度方面和在改变这些抑制对实际人口所施加压力的程度上，人类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暂时的，然而，人类对抑制的性质和起作用的方式上却有着巨大的、十分广泛的影响。
政府和人类（社会）制度并不是在消除人口所必然受到的抑制（即人口增长必然会受到抑制，而不致充斥全球，可以有把握地说，这是违反自然规律而不可能发生的事）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而是在对这些抑制加以引导，尽量减少给社会道德和幸福造成的损害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我们从日常经验中获知，它们的力量是巨大的。然而，尽管如此，必须承认，政府的力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因为要达到的目的主要靠个人的行为，个人行为难以凭借法律产生直接的效果，尽管它可能受到法律的强有力的影响。
我们如果更加仔细地考察那些被划归为预防性和积极两大类的抑制所具有的性质，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人们会发现，这些抑制可分成道德抑制、罪恶和苦难。按照自然规律，要是认为人口增长的某种抑制是绝对不可避免，并且人类制度对这些抑制中的每一种抑制所起的作用的程度发挥影响的话，那么，要是不将所有的影响，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发挥出来，以减少罪恶和苦难的总量的话，就会产生重大的责任问题。
当把道德抑制应用在我们现在探讨的论题时，可以给道德抑制下一个定义，就是出于谨慎考虑，在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所有其它的抑制，无论是预防性抑制还是积极抑制，尽管它们程度上差别很大，但都可以归到罪恶和苦难上去。
其余的预防性抑制是，使得大城市里的妇女不能生育的那种性交方式；性道德的普遍败坏，其效果与上面使妇女不育的性交方式类似；反常的恋情和防止不正常的性交所产生的后果所采用的一些不适当的方法。这些显然都可以归到罪恶这一类下面。
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包括以任何方式过早地缩短人的寿命的一切原因，例如不利身体健康的各种职业、繁重的劳动和长期在露天干活或生活、由于贫困引起的饥寒交迫、对儿童抚养不当、一切暴行、大城市和制造厂、一系列常见病和流行病、战争、杀害婴儿、鼠疫和饥荒。在这些积极抑制中，由于自然法则引起的那些抑制，我们专门把它们叫做苦难，而我们自己招来的抑制，例如战争、一切暴行以及其它许多我们有能力加以避免的抑制则具有混合性质。它们是由罪恶带给我们的，其后果则是苦难。
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并且以不同的力量起作用的这些抑制中的某些抑制，正在我们所熟悉的所有国家中发挥作用，它们成为把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在相应水平上的直接原因。
我在《人口原理》一书中已对我们最了解的大多数国家中这些抑制情况作了概述。我的目的是要在每个国家中追踪在限制人口增长上看起来最有效的那些抑制，并设法一般地回答库克船长提出来的特别适用于新荷兰的那个问题，即，是用什么方法使该国的人口保持在能生存得下去的数量上？
然而，我们几乎不能指望，我们将看到的有关各国情况的一般性叙述会详尽得使我们能确定我们所能描述的每一种抑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克服人口的自然增长。特别是不应指望，这种一般性叙述能使我们了解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抑制能普遍实行到多大程度。因此，我们尤其必须注意未婚者和晚婚者人数最高和最低这两个数。供养家庭的困难造成推迟结婚。尽管无法确定这种晚婚所导致的不正常程度，但把推迟结婚称为对结婚和对人口的谨慎抑制却是有用的。人们会发现，这就是预防性抑制实际起作用的主要方式。
只有对人口增长的预防性抑制能取代巨大的苦难和大量的死亡。假如说这种预防性抑制主要地是通过对结婚的谨慎抑制发挥其作用，那么如前所述，显而易见，直接立法就起不了多大作用。谨慎抑制不可能凭借法律来实现而不致严重违反人们生来就有的自由和不致产生更多罪恶的大风险。但是，公正而开明的政府十分巨大的影响和完善的财产保险在培养人们谨慎的习惯方面任何时候都是毫无疑问的。这些习惯的主要原因和结果我已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IX章第２５０页中作了阐述。
由于实际工资高，或者由于拥有支配很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权力，可能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人口迅速增长，高工资主要被花在供养大家庭上；另一种是，生活方式的明显提高，人们享受到生活的便利条件和舒适品，却没有引起人口增长率相应的加速提高现象。
在观察这些不同的结果时，究其原因显然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的人民中存在的不同的习惯。在探究这些不同习惯的原因时，我们一般地来说是能将产生第一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压抑下层阶级的一切因素上去，这些因素使得他们不能、也不愿意进行从过去到将来的推理，他们准备默认其标准十分低的生活上的舒适和体面。我们能将产生第二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有助于提高社会的下层阶级的地位的一切因素上去，这些因素使他们最接近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瞻前顾后”，因此，不能耐心地默认那种剥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保持体面、道德和幸福的手段的想法。
在造成上述第一种特征的因素中，人们发现最有效的因素就是专制、压迫和愚昧，而造成后一种特征的各种因素中，最有效的因素是公民的自由、政治自由和教育。
在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公民的自由。如果一国人民对于自己辛勤的、公正的、受人尊敬的努力是否有自由发挥的机会毫无把握；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或可能会获得的财产是否会得到现有法律公正实施的保护毫无把握，那他们是不会习惯于为未来制订计划的。但是，人们凭经验知道，没有政治自由，公民的自由不能长期确保，因此，政治自由几乎同样重要。除了从上述观点来看必须具有政治自由外，政治自由还会迫使上层阶级尊重下层阶级，从而显然有助于教会下层阶级尊重自己，这必定会大大增加公民自由带来的各种好处。
关于教育问题，在一个不善于治理的政府的领导下，教育肯定可能得到普及，而在别的方面搞得很好的政府领导下，有可能把教育办得很糟。但是，就教育质量和普及程度而言，必须考虑到，人们总是喜欢后一种政府。光教育本身对保障财产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但是，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这些习惯不同程度地存在，加上由其它习俗以及土壤和气候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的大小不等的死亡率，在各国、在不同时期对人口增长起突出作用的几种抑制的性质和每一种抑制的力量必定具有巨大的差别。根据理论不可避免地作出的推论，已完全被经验证实。
例如，从我们所了解的古代各国和世界较不开化的地区的情况看，战争和各种烈性病是对人口增长的主要抑制。频繁的战争及其对人类的极为严重的破坏，加上有案可查的瘟疫、饥荒和致命的流行病，已对人类造成极大的消耗，以致极为巨大的人口增长力在许多情形下不足以补偿损失。我们马上可以看到鼓励结婚的根源和为增加人口所作的努力。这些鼓励和努力，几乎毫无例外地不同于古代的立法和一般政策。然而，有少数人看得更远，他们在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更好的办法时完全清楚，在他们所能想象的最完美无缺的政府的治理下，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贫困和苦难。他们所提出的补救办法坚决而又激烈，这同他们所了解的罪恶的严重性是相称的。甚至鼓励人们结婚的注重实际的立法者似乎也认为，源源不断地生出来的孩子对养活他们的生活资料来说有时确实太多了；似乎还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为了应付这个困难，并用劝阻人们结婚的办法来防止困难的发生，他们经常默许杀害婴儿这种不人道的作法。
不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结婚的谨慎抑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生作用。除普遍的道德败坏可以作为一种最糟糕的预防性抑制发生作用这些情况以外，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生殖力都发挥了作用：偶尔有多余的生殖力为某些激烈的原因所抑制。这些原因几乎完全可以分成罪恶和贫困。人类总是有能力避免罪恶和很大一部分贫困。
回顾现代欧洲各国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情况，与古代和世界许多未开垦地区相比，看来积极抑制较少，而预防性抑制较多。战争造成的破坏无疑已经减少，因为不但总的说来发生战争的频次下降，而且战争的创伤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养活人类的生活资料都没有从前那样大的致命性。尽管在现代欧洲历史的初期，瘟疫、饥荒和致命的流行病时常发生，然而由于社会愈益文明和进步，它们发生的频次和死亡人数都大大减少，在有些国家它们现在已经几乎无人知晓了。对人口增长的这种积极抑制减少，预防性抑制的作用必然随之增加，因为积极抑制在程度上比粮食和人口的实际增长肯定要大得多。或许可以有把握地说，在现代欧洲几乎所有比较发达的国家中，目前使人口与实际生活资料保持在相应水平上的主要抑制，就是对结婚的谨慎抑制。
然而，我们将现代各国的情况同登记表上的数据进行比较时，仍会发现主要起作用的几种抑制，在其性质和力量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登记表最能说明问题。欧洲一些地方的情况至今尚未得到改善，仍然遭受频繁发生的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折磨。可以料想，在这些国家很难看到对结婚进行谨慎的抑制的迹象。但是，即使在情况已获得改善的国家里，还可能存在这样的环境，致使大量人口死亡。人们知道，大城镇对人类的健康不利，特别是对儿童的健康不利。低湿地带的不卫生状况如此严重，以致在某些场合，即使把大城镇里人口的生殖力全部释放出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人口增长的原理也会被抵消掉。
苏斯米尔希提供的荷兰２２个村庄的登记报表表明，那里的死亡率（可以设想主要是由该国的自然条件不卫生引起的）高达１┱２２或１┱２３，而不是通常的１┱３５或１┱４０。结婚率不是通常的１┱１０８或１┱１１２左右，而是高达１┱６４，表明结婚频次高得异乎寻常。由于死亡率高，人口总数几乎呈静止状态，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大体相等。
另一方面，在挪威，那里的气候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似乎对健康特别有利，其人口死亡率只有１┱４８。该国对结婚的谨慎抑制作用得到比往常更大的发挥，其人口的结婚率仅为１┱１３０。
以上所列可能被认为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在各国的登记表中可以看到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同样的结果。在长期对出生、死亡和结婚的人数进行登记的那些国家这种情况特别明显。人们养成更加有益于健康的习惯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减少所引起的死亡人数的逐渐减少，兼带着结婚和出生人数所占比例的降低。苏斯米尔希提供了在上一世纪的一个时期中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的一些令人吃惊的事例。
１６２０年在莱比锡市，每年结婚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为１┱８２，而在１７４１至１７５６年之间，其比例为１┱１２３。
１５１０年在奥格斯堡，结婚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为１┱８６，而１７５０年则为１┱１２０。
１７０５年在但泽，该比例为１┱８９，而在１７４５年则为１┱１１８。
１７００年在马格德堡公国，该比例为１┱８７，而１７５２至１７５５年期间则为１┱１２５。
１６９０年在哈尔伯施塔特公国，该比例为１┱８８，而１７５６年则为１┱１１２。
１７０５年在克利夫斯公国，该比例为１┱８３，而１７５５年则为１┱１００。
１７００年在勃兰登堡的邱马克，该比例为１┱７６，而１７５５年则为１┱１０８。
这类例子举不胜举。它们有助于说明，在所有的古老国家中结婚人数取决于死亡人数。大批人的死亡常常造成大批人的早婚。同样应当肯定，除非生活资料能够适当增加，否则大批人的早婚必定导致大批人的死亡。
每年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的比例，显然主要取决于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和订婚的年龄。因此，从各种登记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口没有大量增加的国家中。出生人数和结婚人数主要受死亡人数的影响。当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时，出生人数总是能够填补死亡所造成的人口空额，并且还会增加到日益增长的国家财富和对劳动的需求所能允许的程度。在任何地方，在瘟疫、流行病和破坏性战争的一些间隙期间，出生人数大大超过死亡人数；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国死亡人数差别极大，从各种登记表可以看到，由于考虑到上述情况，出生人数都是以相同的比例变化。
因而，在荷兰的３９个村庄中，在登记时的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约为１┱２３，而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亦为１┱２３。在巴黎附近的１５个村庄中，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与上述相同，甚至更大，因为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更大，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１┱２２．７，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亦相同。在勃兰登堡的几个小城镇中，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１┱２９，而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１┱２４．７。在瑞典，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为１┱３４．５，而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１┱２８。在勃兰登堡的１０５６个村庄中，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１┱３９或１┱４０，而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１┱３０。在挪威，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１┱４８，而出生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则为１┱３４。
在《人口论》评述过的所有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象瑞士那样如此明显地表明了结婚人数和出生人数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取决于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这一极其重要的事实和一般人口原理。看起来，在１７６０至１７７０年期间，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在减少。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沃韦教区的牧师Ｍ．穆雷对各个教区自它们最早建立时起的登记表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查阅。他对每７０年为一个时期的三个不同时期内出生的人数作了比较。这三个时期是到１６２０年为止的第一个７０年，到１６９０年为止的第二个７０年，到１７６０年为止的第三个７０年。通过这一比较，他发现，第二个时期的出生人数比第一个时期的出生人数要少，而第三个时期又比第二个时期少。他认为，该国人口自１５５０年起一直持续减少的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本人所作的计算清楚地表明，他所指的前两个时期的死亡率比后一个时期的死亡率高得多；以前在登记表中发现的出生人数较多不是由于总人口较多，而是由于几乎总是伴随较高的死亡率而来的较高的出生率。
根据完全可以信赖的报道，在最后一个时期，人口的死亡率特别低，而从婴儿抚养到青春期的儿童人数所占的比例特别大。在１７６６年，正当Ｍ．穆雷撰写他的论文时，派德沃地方死亡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１：４５，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１┱３６，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为１┱１４０。同其他一些国家相比，上述出生、死亡和结婚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但是，１６世纪和１７世纪的情况必定完全不同。Ｍ．穆雷列出了一份自１５２０年起历次瘟疫在瑞士蔓延的清单。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可怕的灾祸在整个第一个时期的几个短暂的间隙中使国家荒凉，有时并把它的破坏作用扩展到第二个时期末尾的２２年中。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这些时期，平均死亡人数比现在要大得多。但是，使这个问题变为确定无疑的东西，是１６世纪普遍存在于相邻的日内瓦市的大量人口的死亡和１７世纪、１８世纪死亡人数逐渐减少的事实。《大英图书馆馆藏》（IV，３２８）所发表的计算数字表明，在１６世纪，半数活产婴儿的生存概率或所能活到的年龄只有４．８８３岁，或者不到４岁又１１个月；人口的平均寿命或每个人平均应该生存的年数为１５．５１１岁，或者大约１５岁半。在１７世纪，日内瓦人口的生存概率为１１．６０７岁，或者约为１１岁又７个月；平均年龄为２３．３５８岁，或者２３岁又４个月。在１８世纪，人口的生存概率增加到２７．１８３岁，或者２７岁又２个月，平均年龄增加到３２岁又２个月。
从Ｍ．穆雷谈到的瘟疫流行及其逐渐消灭的情况看来，毫无疑问，这种病造成的死亡人数减少情况必定在瑞士发生过，尽管在程度上也许不那么相同，但是，要是死亡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不是低于１┱３０或１┱３２，并且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不是Ｍ．穆雷写那篇论文时的那个数目，很显然，该国的人口将会迅速减少。可是，正如人们从登记表上记载的实际出生人数中了解到的，情况并非如此，从前人口大量死亡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人口出生率随之更大幅度地上升。这种情况马上表明，试图凭借出生人数和人口填补（由死亡造成的）所有缺额以及除了养活家庭的困难以外几乎不受其它任何原因制约的强有力的倾向，来确定各国的实际人口总数或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实际人口总数，是错误的。
瑞士和派德沃就出生人数依赖死亡人数提供了其它十分引人注目的实例；这些事例或许更为可靠，因为它们同搜集这些资料的人的先入之见似乎是矛盾的。
关于瑞士妇女生育能力不旺盛的问题，Ｍ．穆雷说，在普鲁士、勃兰登堡、瑞典、法国、甚至在任何国家，他所查阅过的登记表表明，受洗礼人数（即出生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派德沃大，后者的比例只有１┱３６。他补充说，根据新近在里昂努瓦所作的计算，里昂城区受洗礼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为１┱２８，小城镇所占的比例为１┱２５，而乡村则为１┱２３或１┱２４。他惊叹道，在里昂努瓦和派德沃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啊。在派德沃，最好的比例不超过１┱２６，而这种情况仅存在于妇女的生育力特别旺盛的两个小教区，在许多教区该比例大大低于１┱４０。他说，在平均寿命方面存在着同样的差别。里昂努瓦人口的平均寿命几乎不超过２５岁，派德沃的平均寿命最低则为２９．５岁，而这种情况仅存在于唯一的一个低湿的、不利于健康的教区，在许多地方超过４５岁。
他问道，“在儿童脱离危险的婴儿期的人数最多，并且不管用什么方法计算出来其平均寿命高于任何其它国家的国家，怎么恰好就是妇女的生育力最低的国家呢？在我们所有的教区里，平均寿命最高的教区也应该是人口增长趋势最微弱的教区，这种情况又怎么会发生呢？”
Ｍ．穆雷说，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要作一个假设，我也只能作这样的假设。为了在一切地方保持人口的适当平衡，上帝已将各种事物作了这样明智的安排，以致每一个国家的生命力应该同该国妇女的生育力成反比，难道情况不是这样吗？实际上，经验已证明我的假设是正确的。莱辛是阿尔卑斯山上的一个村庄，有４００人，每年只有８个多一点孩子出生。派德沃差不多有同样多的居民，每年出生１１个孩子，而里昂努瓦则每年有１６个孩子出生。但是，倘若在２０岁时，上述８个、１１个和１６个孩子数减少到同一个数目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会出现在一个地方生命力下降而在另一个地方妇女的生育力下降。因而，最有利于健康的国家由于生育力不旺，其人口不会太多，而不利于健康的国家由于妇女的生育力特别旺盛，其人口将继续增长。”
这些事实和所观察到的情况充满极其重要的教益，并且引人注目地证明了人口原理。可以认为，如此明白无误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人口出生率的三个等级，体现着发生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人口出生率的变化。实际问题是，当这种变化普遍发生而没有出现人口增长率的相应的差别时（这种情况几乎普遍存在），我们是按照Ｍ．穆雷的意思假定，上天保佑使有利于健康的国家的妇女少生孩子，在那些国家，卫生习惯的养成已使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绝迹，还是凭经验假定，有利于健康的、发达的国家里较小的死亡人数被更普遍存在的对结婚和对人口的谨慎抑制所抵消。
借助瑞士可以特别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该国有些区的人口已处于静止状态。人们认为阿尔卑斯山上的人口数量已经减少。这可能属于误传，但是那里的人口数量处于静止状态或接近静止状态不是不可能的。那里耕地面积很少，都是高山牧场，难以养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当那里充斥牲口时，就一筹莫展了。如果既没有往国外移民来处理多余的人口，也没有制造品可用以购买更多的食物，那么，死亡人数必然会与出生人数相等。
前面提到过的阿尔卑斯山的莱辛教区就是一个例子。那里在一段长达３０年的时期里，死亡率和出生率几乎精确地彼此保持平衡。结果是，如果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非常小，预防性的抑制就必定非常大。按照Ｍ．穆雷的说法，莱辛教区人口的生存概率高达６１岁。但是，显而易见，要是没有对结婚的相应的谨慎抑制，在该教区有关生活资料的实际情况下，要想达到这样高的健康程度是不可能的。因此，该教区的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只有１┱４９，而１６岁以下的人口数只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由地理位置和所从事的工作造成的人们身体的极端健康，会更多地造成对人口的谨慎抑制，而不是谨慎抑制使人民的身体极端健康。然而，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人们身体的健康和谨慎抑制必然经常起作用且互相影响，而且，当环境不能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来养活增多的人口和人口没有因向国外移民而减少时，如果不是普追存在谨慎抑制，那么不管自然环境多么有利于健康，也不会防止人口的大量死亡。可是，要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贫困和苦难程度就必须大大高于那些不那么有利于健康的地区。由此，我们立即会明白，为什么在全是高山牧场的国家里，如果无法通过向国外移民减少人口，谨慎抑制的必要性会更加强烈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因而，这种抑制会在更大的程度上普遍存在。
就一般国家来说，在自然环境的卫生方面，即从最湿软而尚能居住的沼泽地到最纯净的、有益于健康的空气，必然存在差别。由于人们的职业的性质、爱干净的习惯和对防止流行病蔓延的关心的程度不同，这些差别会进一步扩大。如果任何国家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没有困难，卫生条件的差别就会对人口增长产生重大影响。鉴于许多国家的自然环境卫生状况比美国好，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应该更快。但是，几乎毫无例外，因为人口的实际增长是由获得生活资料的相对困难程度决定，而不是由相对的人口自然增长力决定的。经验告诉我们，除了极端的例子外，环境有利还是有害于健康对人口实际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这些情况非常有力地表明它们本身具有抑制人口增长的性质，这些抑制使人口保持在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并引起Ｍ．穆雷所举的例子中提到的各国登记表中的那种变化。
人口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人口增长率或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时间取决于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的部分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过剩的出生人口由以下三个原因引起，并同它们保持相称的比例：第一，结婚人数的激增；第二，出生后能活到结婚年龄的人口所占的比例；第三，与平均预期寿命相比，这些人结婚早到什么程度，或者与一代人由于死亡而消逝相比，这些人的寿命由于结婚和生育而缩短到什么程度。
要使人口的增长力全部得到发挥，一切情况都必须有利。由于订婚早，结婚后必然多育。由于结婚的趋向和出生后活到青春期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大，出生后活到结婚年龄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必然很大。由于国家的卫生状况好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高，结婚的平均年龄和死亡的平均年龄之间的间隔必定相当长。由于每一个原因都以人们已知的最大的力量发挥作用，这三个原因合在一起所起的作用或许人们从未见过，即使在美国，尽管头两个原因非常有力地发挥作用，平均预期寿命和随之而来的结婚年龄和死亡年龄之间的间隔并不很大。然而，总的说来，由于每个国家都承认的出生人口过剩还远没有达到人口增长力全部发挥出来的水平，上述几个原因，根据每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和人们的习惯，对几种很不相同的增长率产生影响。
一个最令人感兴趣的、最有用的观点（人们可用以研究各种登记表）是在于登记表能够证明，在各国和各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结婚和对人口增长的谨慎的抑制。这种观点并不罕见，在近几年中它还由人们强烈地表达出来，尽管人们对以下问题的了解比过去多，即，对于处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的劳动阶级，人们不可能合情合理地期望他们在达到结婚年龄时对此进行慎重的考虑。但是，这种看法对他们很不公平。这不仅对于通常的观察来说是明白无误的，凭借这种观察我们定能看到大批人把结婚推迟到他们的情欲最旺盛的时期过去以后，而且上面这种看法的不公正还从各国的登记表中得到证实，这些登记表清楚地表明，要么有相当多的达到结婚年龄的人永远不结婚，要么他们结婚比较晚，而且，他们结婚后所生育的子女数比他们要是早结婚要少得多。由于对结婚的谨慎抑制可能以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它可能以不同的结婚率几乎在同样程度上普遍存在。进一步说，在结婚率相同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不同的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但是，假定大多数国家妇女的自然生育力相同，人口出生率低下这种情况一般地以差强人意的正确性表明对人口增长的谨慎抑制存在的普遍程度，无论这种抑制主要是由于晚婚和结婚后不生育，还是由于很大一部分人尚未结婚就死了。
那么，我们必须把各国不同的出生率看作判断对结婚的谨慎抑制所起的不同程度的作用的最好标准。各国人口出生率变动范围从大约１┱３６到大约１┱１９或１┱１７，各教区或各地区间的差别程度还要大。
前面已提到的阿尔卑斯山区一个独特的教区里的人口出生人数与总人口之比仅为１┱４９。不久前按照英格兰和威尔士教区记录簿所制作的统计表表明，蒙默思郡的出生率只有１┱４７，而布雷肯郡则为１┱５３。尽管充分估计到漏报的情况，这些出生率仍表明对结婚的谨慎抑制在很大程度上普遍存在。
倘若在某一国家，所有的人都在２０或２１岁结婚，那么人口的出生率很可能会超过１┱１９；而且，在该国资源无法维持人口加速增长的情况下，要比在生活资料极大地丰富且劳动需求象美国那样巨大的情况下，上述结论会更加确定无疑。按照后一个假设，假定人口出生率为１┱１９，平均预期寿命与英格兰相同，则其结果是引起人口非常迅速的增长，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时间不是４６年或４８年，而是比美国人口翻一番所需的时间要短。另一方面，要是该国的资源不能养活比１８２１年人口普查前１０年中发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快得多的人口的话，其后果就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大大下降。要是出生率是１┱１９，而不是１┱３０，要是每年的死亡率增加到大约１┱２６．５，当时的人口的增长率就会同现在一样高。那样，平均预期寿命就会相应地从４１岁、或者更可能地从４５岁以上下降到不到２６岁。由于不存在对结婚和人口增长的谨慎抑制，这种后果必定会产生。毫无疑问，在世界各地发生的相当一部分人口的夭亡都是它造成的。当将自然法则应用于作为有理性的人的人类时，这些法则并不显示出要将青春期年龄以下的一半人口毁灭掉的倾向。这种情况只是在非常特别的情况下，或者只是当人们对这些自然法则经常向人类发出的警告充耳不闻时，才会产生。
有人说，人口增长速度如此之快，以致其数量会在２５年内翻一番，而且只要有足够的空间，人类会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使地球上一切可居住的地方都布满人，人类所具有的这种倾向不可能成为自然法则，因为实际存在的非常不同的人口增长率必定包含着与事实和现象很难调和的过高的死亡率和生命的毁灭。但是，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的独特的长处是，尽管其增长的力量在没有受到抑制的情况下是绝对无限的，然而，如果这种增长未能达到，那也许是受到了一种比较有节制的力量的抑制。当然，以下这种情况决不会发生，即：按几何级数不停地生产出来的大量增加的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先是存活下来，然后被毁灭掉。使食物成为人类和动植物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的这个自然法则，防止养活不了的过剩人口继续存在，因此，自然法则或者阻止这种过剩人口的产生，或者以使粗心大意的观察家都几乎难以觉察的方式将这些多余人口消灭在萌芽状态。人们看到，在人口的实际增长比其它许多国家要慢的一些欧洲国家，如瑞士和挪威，死亡率相当低。因此，对人口的自然增长施加更大的抑制的必要性就会使死亡率不再提高。而且，很明显，甚至死亡率达到足以消灭每年自然出生的过剩人口（虽然所有已婚的年轻人和全体人口都能得到供养）的程度――这种状况可能存在并且常常在特殊情况下存在，也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大约在上一世纪中叶，斯德哥尔摩和伦敦的死亡率是１┱１９或１┱２０。死亡率达到这种程度，或许会使出生人数同死亡人数保持平衡，即使所有的人都在２０岁结婚。然而，却仍然有许多人经过选择而迁往斯德哥尔摩和伦敦，大多数人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会使他们自己和子女的寿命缩短，而其他的人则认为，这些差别不值得重视，或者至少这些差别会被社会的各种优点和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所抵消。所以，在各国初各种情况下产生的实际死亡状况中，没有任何东西同我前面提到的那样大的人口自然增长趋势的假设有一点矛盾。
人们还注意到，既然实际上人口连续按任何一种几何级数增长的情况极为罕见，并且只有在２５年内人口翻一番这样仅有的实例，因此，把研究重点放在任何时候都没有产生过自然效果的增长趋势上，是毫无用处的，而且是荒唐的。但是，我们实际上也可以说，我们将不是要估算小麦或绵羊的自然增长率，因为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它们的自然增长趋势实际上从来没有象人类的自然增长趋势那样长期持续地发展。把在最重要的动植物中普遍存在的自然增长的规律作为自然科学问题，甚至作为经济问题来认识是难以理解的，但却是可取的。按照同样的看法，认识人类的自然增长规律必定更令人感兴趣。可以千真万确地说，我们周围的一切实际现象――各国不同的人口增长率，有的国家增长十分缓慢或者处于静止状态，而另一些国家的增长十分迅速――必定是大量不正常的现象，它们同生物界其它一切动植物的类似情形完全相反，要是人类的自然增长趋势至少不象在条件最有利的情况下发展的那样大，而在其它一切情况下这种自然增长趋势又受土地状况和其它障碍等各不相同的种种困难的制约。当把这个问题应用于人类时，其在道德和政治影响方面的重要性马上增长１０倍。这些道德和政治影响必定来自对人口增长的那些抑制。这些抑制以这种那种形式存在并起作用（人类无论作出什么努力都不可能加以防止）。现在已为人类幸福之友进行最令人感兴趣的探索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但是，作为这种探索的开端，显然我们必须了解要克服的力量大到什么程度，还要了解世界各国实际上需要克服的各种抑制的不同性质。为此，第一步就是要努力弄明白人口的自然规律，或者人口在鲜为人知的各种障碍的作用下的增长率。在随后的探索中，人口的这种增长趋势肯定不会消失。探索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在社会上的道德水平。
如果不加以抑制，人口会增长到有限的土地不能充分供应食物的程度，这种增长趋势的存在要求我们立即决定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财产法得到确认的社会里，穷人有得到社会供养的天生的权利。因此，这个问题本身主要地演变成有关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各种法律的必要性这样一个问题。通常都把最强者的权利看作是人类以及兽类的自然法则。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就马上放弃了人类作为理性的人所具有的独特的优越地位，而将自己归属于原野的野兽一类。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来说，耕种土地并不是人类的天性。肯定地说，不能把人类看作只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但是，对于可预见到结果的有理性的人，自然法则命令他们耕种土地，以此作为养活个人和增加日益增长的人口所需的供应的手段。那些自然法则的命令显然是事先已计划好的，其目的是为促进社会总体利益并增进人类幸福。正是用同样的方法并为达到同样的目的，自然法则命令人们置办财产，并命令社会绝对必须具有某种能够保护财产的权力。自然法则用如此强烈的语言对人类说话，使人们充分感受到讲话的份量，以致对有理性的人来说，似乎可以认为没有任何东西象同一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最强者的权利那样绝对难以容忍。一切时代的历史都表明，如果人们认为除了建立起个人专权以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结束这种状况，那么人们就会宁愿屈从于某个人和他的仆从的暴政、压迫和残酷，也不愿受想要将他人劳动果实据为己有的第一个强者的摆布。当将自然法则必然产生的这种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感情应用到有理性的人时，其结果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几乎确凿无疑的后果就是专制主义。
由是，人们明白无误地认为财产权是由成文法创造出来的，然而，这种法律这样早、这样专横地强加于人类，以致它虽然不能称为自然法，但也必定被人们认为是一切成文法中最自然和最必需的一部法律。制订这部优越的法律的根本原则显然是促进社会总体利益，很明显，倘若没有这种法律，人类有可能倒退到与野兽为伍的地步。
由于财产权是由成文法产生的，制订法律的出发点又是为了促进大众的利益和增进人类幸福，因而该法律可以由制订它的同一当局加以修订，以期更完满地实现既定目的。确实可以说，征收供政府使用的一切国税和由郡或教区收取的一切地方税，都是对这种法律进行修订的结果。但是，对财产法没作过修订，其目的仍然是为了增进人类幸福，不能因为承认完全供养所有可能出生的人口的权利而予以废弃。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对这种权利的承认和对财产权的承认是绝对不相容的，是不能并存的。
即使根据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向处于贫困之中的社会贫苦阶级提供帮助，而不致废弃财产法的大目标，这是根本不同的一个问题。它主要取决于社会劳动阶级的感情和习惯，并且只能由经验来决定。要是人们普遍认为接受教区的救济是如此丢脸，以致尽量避免去领取这份救济，并且要是当穷人看到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救济，因此很少有人或没有人敢于结婚时，毫无疑问，真正的穷人也许会充分得到救济而不致有经常增加乞丐比例的危险。那样一来，就能获得巨大好处而不致造成相应的罪恶把所得到的好处抵消掉。但是，假如依赖救济的大量穷人存在的对领取教会救济丢脸的感觉减少到实际上根本不顾脸面的程度，以致许多人结婚后几乎肯定会变成乞丐，从而，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继续增大，那么可以肯定，已经得到的部分好处必定会被社会广大民众生活条件的普遍恶化和情况将变得更糟所大大抵消。因此，从许多场合发放的不充分的救济品看以及从发放的方法和起抵消作用的各种原因看，尽管象英国那样的济贫法所起的作用和承认穷人享有受供养的权利的影响以及完全履行由于承认这种权利而引起的各种义务所造成的影响大不相同，然而，这种情况应该向每一个社会幸福之友提出最严重的警告，并作出符合正义与人道的努力以便进行补救。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必须承认，不论为穷人立法成功与否的前景如何，人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社会劳动阶级具有这样一种自然趋势，即这些阶级的人口趋于不断增长，以致超过对其劳动的需求，超过充分供养他们所需的手段，并且必须充分意识到，这种增长趋势会给劳动阶级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设置最大的障碍。
对写文章反对我在本文中所阐述的各种原理的著述家们形形色色的反对意见进行评论，大大超出了本文的范围。那些看起来在最低程度上貌似有理的文章，我已在《人口论》新近的几个版本，特别是第五版本和第六版本的附录中作了答复，读者自己可去查阅。因此，我们只对某些人以宗教为由提出的反对意见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把对不同意见所作的答复牢记在心里肯定十分重要，我不得不在本文末尾为我对反对意见的答复中提炼出来的一些话留一点位置。
人们一直认为，人类的增长能力超过在有限的空间里食物最大可能的增长能力的这种趋势是对上帝仁慈的亵渎，并且同《圣经》的字义和精神都不相符。要是这种反对意见有充分根据，那肯定是提出了最严重的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看来十分令人满意，并可以将它压缩到很小的范围内。
首先，人口原理引起的罪恶似乎同一般的人类情欲过度的满足或不正常的满足引起的罪恶恰好一样，同样可以用道德抑制加以避免。因此，既然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存在着人类情欲引起的罪恶而断言，这些情欲太强烈了，需要将其减弱或加以消灭，而不是对其进行调节和引导，那么，我们也就同样没有理由因为存在着人口原理引起的罪恶而断言，人口原理的力量太强了。
其次，人们几乎普遍承认，（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的表面文字和精神实质把我们这个世界描绘成了一种叫人接受道德磨炼和考验的状态。而叫人接受道德磨炼和考验的状态不会是纯粹幸福的状态，因为它必然包含着要克服的困难和要抵制的诱惑。在一系列自然法则中，现在谁也无法指出哪一个自然法则特别符合圣经对地球上人类状态的这种观点，因为同其他观点相比，这种观点使情况变得更为纷繁复杂，要求人们作出更大的努力，而且还以更普遍、更强烈的方式，向国家和个人展示了道德和罪恶所产生的不同结果――即适当控制情欲和应当受到谴责的纵欲所产生的不同结果。由此可见，人口原理非但不与《启示录》相矛盾，反而应认为人口原理为证实《启示录》的真实性提供了更多的有力证据。
最后，人们会承认，在考验状态中，看来最符合仁慈的造物主的观点的自然规律是这样一些规律，这些规律一方面提供困难和诱惑，（这些正是考验状况的本质），同时又在今生和来世用幸福奖励那些克服了困难和诱惑的人。而人口规律就特别符合这一点。每个人由于本能和受天启教的鼓励而实行德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使自己和社会避免罪恶后果的能力。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德行大大有助于实行德行的个人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并增加舒适品，并通过他们，使全社会的生活条件获得改善并增加舒适品，由此也就完全证实了上帝通过这个伟大的规律对待人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