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人口原理》T．R．马尔萨斯 著 -- foundera
Thomas Robert Malthus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人口原理》
T．R．马尔萨斯 著
朱泱 胡企林 朱和中 译
序
有一次，同一个朋友谈到葛德文先生《研究者》一书中论述贪欲和奢侈的那篇文章，这便是本书的缘起。谈着谈着，便触及了社会的未来改善这一大问题。我最初坐下来拿起笔，只是因为感到交谈还未能尽意，想更清楚地向朋友表达自己的思想。但题目一展开，头脑中便涌现出一些以前从未想到的想法；由于觉得这一题目是大家极为感兴趣的，人们会真诚欢迎对此发表的每一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见解，于是便下决心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文，予以发表。
毫无疑问，若能收集到更多的事实来阐明主旨，则本书会比现在更加完善得多。但是由于杂事缠身，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完全中止了本书的写作，而我又不愿比原计划大大推迟出版日期（这也许是不慎重的），以致我未能专心致志地从事研究工作。但我认为，已引证的事实已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我关于人类未来改善的观点是正确的。我目前认为，证实我的观点只需作平易的陈述，并最简略地考察一下社会。
人口必然总是被压低至生活资料的水平，这是一条显而易见的真理，已被许多作家注意到了；但据我所知，迄今尚没有哪位作家仔细研究过这种水平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而据我看，若不考察这一问题，便会极大地妨碍社会未来的改善。但愿在讨论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时，激励我的只是对真理的热爱，而不是对某派人或某派意见抱有的偏见。要说明的是，我已阅读了一些有关社会未来改善的著作，我阅读这些书完全不是想要证明它们是空想，但我所养成的分析和理解能力也不允许我：为己所希望之事，即使无证据，也相信，为己所不乐闻之事，即使有证据，也拒绝接受。
我对人类生活的看法具有忧郁的色调，但我认为，我绘出这种暗淡的色彩，完全是因为现实中就有这种色彩，而不是因为我的眼光有偏见，或我生来性情忧郁。在我看来，本书末尾两章概述的有关人类精神的理论，令人满意地说明了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罪恶，但别人是否也这样认为，则要由读者来判断了。
倘若我能使更有才干的人注意到我所认为的妨碍社会改善的主要困难，并从而看到人们克服了这种困难，即便仅仅是在理论上克服了这种困难，那我会欣然撤回我现在的意见，而承认犯了错误。
１７９８年６月７日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相互对立的两派严重对立，使这一问题几乎不能指望得到解决――否认人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这一基本论点，从未得到过圆满答复――人口会带来什么样的困难――概述本书的基本论点。
近年来，自然哲学方面伟大而意外的发现层出不穷，印刷术的普及加速了一般知识的传播，执著而不受约束的探索精神在整个知识界乃至非知识界空前盛行，新颖而奇特的政治见解把人搞得头晕目眩、目瞪口呆，尤其是政治领域发生的法国大革命，惊天动地，犹如一颗炽烈燃烧的彗星，看来注定要给地球上畏缩不前的居民注入新的生命与活力，或注定要把他们烧尽灭绝。所有这一切，使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我们正跨入一个充满了重大变革的时期，这些变革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类的未来命运。
据说，当前争论的重大问题是，人类究竟是从此会以加速度不断前进，前景远大得不可想象呢，抑或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灾难之间徘徊，作出种种努力后，仍然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无限遥远。
然而，尽管一切人类之友都渴望结束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尽管勤于探索的人热望得到每一道光亮帮助洞悉未来，可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就这一重大问题展开争论的双方，却彼此冷眼相视，看法大相径庭。他们从未心平气和地思考对方的论点，总是不着边际地争论不休，看来根本不可能在理论上取得一致意见。
现存秩序的辩护者往往把思辨哲学家一派看作是一群耍阴谋诡计的无赖，认为他们鼓吹乐善好施，描绘更为美好的社会图景，只不过是为了便于他们摧毁现存制度，便于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把他们看作是头脑有毛病的狂热分子，他们的愚妄想法和怪诞理论不值得任何有理性的人注意。
人类及社会可完善性的辩护者则不仅仅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且以更为轻蔑的言词予以反击，指斥现存制度的辩护者为最可怜、最狭隘的偏见的奴隶，说他们由于受益于现存制度便为社会弊端辩护，说他们或是为了一己私利而自欺欺人，或是因智力低下，理解不了任何伟大而高尚的事物，他们目光短浅，根本容不得开明人士的见解。
在这种夹杂着谩骂的争论中，真理只会受到损害。争论各方真正的好论点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各方都固执己见，不愿从对手那里取长补短。
现秩序的盟友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一切政治思辨，甚至不肯屈尊思考一下社会可完善理论的基础，更不愿费力公平而不抱偏见地揭露其荒谬之处。
思辨哲学家同样在做损害真理的事情。他们的双眼只是盯着更美好的社会，用最迷人的色彩描绘这种社会将给人类带来的幸福，肆无忌惮地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一切现存制度，而不运用自己的才智想一想有没有铲除弊端的最好、最稳妥的方法，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即便在理论上也仍存在着一些巨大障碍，妨碍人类向自我完善的境地迈进。
哲学上一条公认的真理是，正确的理论要由实验来加以证明。可实际上却会出现许许多多阻力，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细小事情，就连知识最广博、最富有洞察力的人也几乎无法预见到它们，因而在极少数问题上，未经过经验检验的理论也可以宣称是正确的。但是，人们在尚未充分考察所有反对论点，尚未清晰而彻底地驳斥反对论点以前，却不能宣称一种未经检验的理论是有根据的，更不能宣称它是正确的。
我已看到了一些有关人类和社会可完善的理论。这些理论所描绘的诱人图景，使我颇感兴奋和愉快。我热望能实现这种给人带来幸福的改良。但据我看，改良的途中有一些巨大而不可克服的困难。本文就是要说明这些困难，但同时我得声明，虽然这些困难是击败革新派的因素之一，但我对此却丝毫不感到高兴，相反，我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这些困难被完全消除。
我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论点，无疑并不是什么新论点。它所依据的原理在某种程度上已由休谟作了说明，并已由亚当?斯密博士作了更详尽的说明。华莱士先生也曾提出过这一论点，并把它应用于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问题，尽管应用得也许并不是恰到好处，或并没有从最强有力的观点应用它。也许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著述家提出过这个论点。因此，假如已有人相当令人满意地回答了这一论点，那我肯定不会再提出它，即使我打算从另一种观点提出它，这种观点多少不同于我迄今所见到的观点。
人类可完善性的辩护者为何会忽略这一论点，不大容易说清楚。我不好怀疑诸如葛德文和孔多塞这样的人的才智，也不愿怀疑他们的真诚。在我以及也许大多数其他人看来，这种困难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可是这些公认的才智超群、眼光锐利的人却不屑于注意它，坚持按自己的思路思考，热情丝毫不衰，信心丝毫不减。毫无疑问，我无权说他们故意紧闭双眼，不看这种论点。相反，如果这些人忽视它的话，则无论它的真实性给我留下多么深的印象，我都应怀疑其正确性。不过，必须承认，我们大家都非常容易犯错误。如果我看到有个人频频向另一个人敬酒，而后者却视而不见，那我很可能会认为他是个瞎子或太不懂礼貌了。然而更为公正合理的哲学却也许会告诫我，宁肯认为是我的眼睛欺骗了我，其实根本不像我想象的有敬酒那回事。
在讨论这一论点以前，我必须声明，我已排除了所有纯粹的假设，所谓纯粹的假设就是无法根据正确的哲学基础推论出的假设。某个著述家也许会对我说，他认为人类最终将变成驼鸟。我无法适当地反驳他。不过，凡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同意他的看法，除非他能证明人类的脖子在逐渐变长，嘴唇在逐渐变硬，愈来愈往前突，腿和脚的形状每天在变化，头发开始变成毛管。在能证明人类有可能发生如此奇异的变化以前，说他们变成鸵鸟会如何幸福，说他们能跑得飞得如何快，说他们将蔑视一切小里小气的奢侈品，而只采集生活必需品，因而每个人的劳动将减轻，每个人将享有充裕的闲暇，那肯定是白费时间，白费唇舌。
我认为，我可以正当地提出两条公理。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这两条法则，自从我们对人类有所了解以来，似乎一直是有关人类本性的固定法则。既然迄今为止它们未发生任何变化，我们也就无权断言，于今日为然者，于将来当不为然，除非当初安排了宇宙秩序的神进行某种直接的干预，但眼下神为了创造物的利益，仍按照固定法则操纵着世间的一切。
据我所知，还没有哪个著述家设想过在这个地球上人类最终将能够不依靠食物而生存。但葛德文先生却推测说，两性间的情欲总有一天会被消除。不过，既然他声明，他著作的这一部分进入了推测的境地，所以我在这里对此不想多加评论，而只想说，支持人类可完善性的最好论据，是人类已摆脱了野蛮状态而取得了长足进步，且很难说这种进步会止于何处。但在消除两性间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取得任何进展，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两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强烈。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但是，由于这种例外的数目似乎没有增加，因而，若仅仅从存在着例外就推论说例外最终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则很显然，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方式的。
一旦接受了上述两项公理，我便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
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
根据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一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这意味着，获取生活资料的困难会经常对人口施加强有力的抑制。这种困难必然会在某地发生，必然会被很大一部分人口强烈地感受到。
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的空间和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人类虽有理性，也不能逃避这一法则的制约。在植物和动物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种子不发芽，害病和夭折；在人类当中，自然法则表现为苦难与罪恶。苦难是贫困的绝对必然的结果。罪恶也是贫困很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因而我们看到到处都有罪恶，但也许不应把罪恶称为贫困的绝对后果。可以通过磨殇道德，抵御一切罪恶的诱惑。
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与此相比，所有其他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如何能逃避这一法则的重压。任何空想出来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都不会消除这一法则的压力，甚至仅仅消除１００年也不可能。所以，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快活悠闲的幸福生活，不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担忧，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我们的前提是正确的，则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否定全体人类的可完善性。
以上便是我所提及的论点的梗概，下面我还要仔细地加以考察。我想，经验，即一切知识的真正源泉和基础，将肯定会证实该论点的真实性。
第二章
人口和食物增加的比率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的增加比率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由此而使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经常发生摆动――这种摆动为何不象预期的那么明显――本书基本论点所依据的三个命题――根据这三个命题来考察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状态。
我在第一章说过，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会按几何比率增加，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的。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一观点是否正确。
我想，大家都会承认，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至少就有记载的国家来说）的风俗如此淳朴，生活资料如此充裕，以致早婚可以不受任何抑制――下层阶级不必为此担心家用不足，上层阶级也不必为此担心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在我们所知道的无论哪一个国家，人口增殖力从未完全自由地发挥过作用。
无论有没有婚姻法，在天性与道德的驱使下，男人似乎总是倾向于及早爱上一个女子。即使择偶不成功而有重新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要不是毫无限制而极其不道德的，就不会对人口产生影响。况且在我们现在假设的社会中，人们几乎不知道罪恶为何物。
所以，如果在一个国家里，人人享有平等权利，道德风气良好，风俗淳朴，生活资料非常充足，无人为家人的生活担忧，人口增殖力可以不受抑制地发挥作用，那么，该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就会大大超过迄今已知的人口增长速度。
同欧洲任何近代国家相比，美国的生活资料一直比较充裕，风俗较为淳朴，从而对早婚的抑制也较少。我们发现，该国的人口每２５年翻一番。
这种增长率虽说还未达到最高的人口增殖力，却是实际观察到的结果，因而我将把它看作一条规则，即人口若不受到抑制，将会每２５年增加一倍，或者说将以几何比率增加。
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地球的任何一部分，比如这个岛国，看看它所提供的生活资料能以什么比率增加。我们且先观察该岛国在现耕作状态下的情形。
如果我假定，通过实施尽可能好的政策，通过开垦更多的土地，通过大规模鼓励农业，这个岛国的产量可以在第一个２５年里增加一倍，那么我想，这便是所能作的最乐观的假设了。
在第二个２５年，决不能假设产量会增加到原来的四倍，我们对土地性质的全部了解，不允许我们作这样的假设。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大增加幅度，是第二个２５年的增加额或许会与原产量相等。这无疑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但我们且把这看作是一条规则，也就是假定，通过作出巨大努力，本岛国每２５年可以按最初的产量增加其总产量。即便是最富于激情的思辨家，也不能想象有比这更大的增加额了。以这样的幅度增长，要不了几百年，就会把这岛国的每一亩土地耕种得象菜园一样。
可是这种增加比率显然是算术比率。
所以，完全可以说，生活资料是按算术比率增加的。现在让我们把这种增加比率所带来的结果放在一起来看一看。
据计算，我国的人口约为７００万。我们假设现有产量刚好能养活这么多人口。在第一个２５年，人口将增加到１４００万，食物也将增加一倍，生活资料与人口的增加相等。在第二个２５年，人口增加到２８００万，而生活资料仅能养活２１００万人口。在第三个２５年，人口将增加到５６００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一半人口。在第一个１００年结束时，人口将增加到１１２００万，而生活资料只能养活３５００万人口，剩下的７７００万人口，将得不到任何生活资料。
若有大量人口从一国移居国外，则可以肯定，该国发生了某种不幸的事情。因为，除非原居住国使人实在不能安居乐业，或移住国有可能给人带来巨大好处，否则，很少有人会离弃他们的家族、亲戚、朋友和战士，去异国他乡定居。
为了使我们的论点更具普遍性，较少受移居现象的影响，让我们来考察整个世界而不是一个地区的情况。假设人口增长所受到的抑制已被完全消除。假设地球为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每２５年增加一定数量，增加额等于目前整个世界的产量。这一假设无异于承认土地的生产力是绝对无限的，而且这种增长率要远远大于我们所能想象的人类努力使生活资料能够达到的增长率。
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十亿，则人口将按１、２、４、８、１６、３２、６４、１２８、２５６、５１２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１０这样的比率增加。２２５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５１２比１０， ３００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４０９６比１３，两千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大得几乎无法加以计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至极高的水平。
若不对土地的产量施加任何限制，则土地产量会不断增加，超过人们所能指出的任何数量；然而人口增殖力仍然占据着优势，要使人口的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长保持平衡，只能依靠强有力的自然法则不断发挥作用，抑制较强大的人口增殖力。
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种抑制所起的作用。
就植物和动物来说，情况很简单。它们受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物种，这种本能不受理性的妨碍，或者说不会因为担心其后代的生活而受到妨碍。因此，由于不受妨碍，繁殖力便得以充分发挥，随后其所造成的过分结果又因空间与营养的缺乏而受到抑制，这在动物和植物中是共同的；而在动物中还要受到相互残食的抑制。
这种抑制对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较为复杂。人受同样强大的本能驱使而繁衍自己的种族，但理性却出面加以干预，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若无力供养子女，是否可以不生育。在平等状态下，问题也许就是这么简单。但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人们还会考虑另外一些问题。若生育孩子，生活地位是否会降低？生活是否会遇到比现在更多的困难？是否要更卖力地干活？若家庭人口很多，尽最大努力能否养活他们？是否会眼看着子女受冻挨饿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是否会陷于不能自食其力的贫困境地而不得不依靠他人施舍过活？
据认为，在所有文明国家，正是这些考虑会阻止而且也确实阻止了许许多多人遵从及早爱上一个女子的自然命令。这种限制即使不是绝对会、也几乎必然会产生罪恶。不过，在所有社会，甚至在最放纵邪恶的社会，合乎道德地爱慕一个女子的倾向总是十分强烈，以致人口会不断增加。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陷于贫困，使他们的境况永远也得不到明显的改善。
假设某个国家的生产资料，刚好足以使该国居民过安乐生活。在即使是最放纵邪恶的社会中也可见到的增加人口的不断努力，会使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此，以前养活７００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７５０万或８００万人口之间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大大恶化。许多穷人必然陷于极为悲惨的境地。由于劳动者的人数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则趋于上升。所以，劳动者要挣得和以前同样多的工资，就得更卖力地工作。在这种艰苦时期，结婚会受到严重阻碍，养家糊口也难上加难，以致人口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劳动价格低廉，劳动者人数充裕，劳动者不得不更勤勉地工作，这些会鼓励耕作者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鼓励他们开垦新土地，对已耕种的土地施用更多的肥料，进行更全面的改良，直到生活资料和人口恢复最初的比例。此时劳动者的境况会有所好转，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会有所放松。劳动者生活境况的恶化与好转，就是这样周而复始地重演的。
这种摆动不会被肤浅的观察者注意到，而且即便是眼光最为锐利的观察家也很难估计出这种摆动的周期。然而，凡是善于思考而又深入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不怀疑，在所有古老的国家，确实存在这样的摆动，尽管由于相反因素的作用，摆动的幅度要比我的描述小得多，不规则得多。
这种摆动之所以不象预期的那么明显，之所以不那么容易被经验所证实，原因很多。
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所掌握的人类历史，仅仅是关于上层阶级的历史，而上面所说的那种摆动却主要发生在另一部分人身上。关于这些人的风俗习惯，几乎没有可靠的记载。要令人满意地记录下一个民族在一段时期内的这方面的历史，需要善于观察的人花费一生很长一段时间，作不间断的细致观察与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成年人数与结婚人数具有什么样的比例；限制结婚会使邪恶的风气盛行到什么程度；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与生活较优裕的阶级相比较，具有怎样的儿童死亡率；劳动的实际价格是如何变动的；在某一时期的不同时间，社会下层阶级的安乐与幸福会发生怎样可以观察到的变化。
这样一部历史非常有助于说明经常性的抑制是如何影响人口的，并有可能证明上述那种摆动的存在，尽管由于有许多因素起干扰作用，摆动的节奏也许是不规则的。这些因素包括：某些制造业兴起或衰落，农业企业精神增强或减弱，年成好或坏，爆发战争，流行时疫，实施济贫法；发明出减少劳动的方法而劳动市场却并未相应扩大，特别是劳动的名义价格与实际价格发生差异，这种差异也许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容易掩盖劳动者生活境况的变动。
劳动的名义价格很少普遍下降，可是我们经常看到，当食物的名义价格逐渐上升时，劳动的名义价格却往往保持不变。这实际上就使劳动的价格降低了，在此期间，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境况必然趋于恶化。但劳动价格的实际降低，却使农场主和资本家愈来愈富。资本的增加使他们可以雇用更多的人手。所以工作机会增多，劳动价格因而会上升。但是，在所有社会中，劳动市场上都或多或少地缺少自由（这要么是教区法造成的，要么是富人容易联合而穷人不容易联合这一更普遍的因素造成的），这会阻止劳动价格上升，使其下降趋势保持较长时间；也许一直要等到荒年，要求提高劳动价格的呼声太高时才不得不提高劳动价格。
劳动价格上升的真正原因就这样被掩盖了。富人们以为，他们提高劳动价格乃是在荒年对穷人表示的同情和给予的恩惠。一旦年成转好，他们便竞相抱怨劳动价格未回落，尽管他们只需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若不是他们联合起来压低劳动价格，劳动价格本来早就会上升的。
但是，虽说富人通过不正当的联合常常可以延长穷人受苦的时间，可是却没有哪一种社会形态能在不平等的国度避免大部分人经常陷于贫困，或能在平等的国度避免所有的人经常陷于贫困。
这一观点的真实性所依据的理论，在我看来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我觉得无法否认该理论的任何组成部分。
人口没有生活资料便无法增加这一命题是极其明了的，无需再加以任何说明。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所有民族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贫困与罪恶便不会受到抑制，人们在人生经验中已饱尝了贫困和罪恶这两颗苦果，而且产生这两颗苦果的物质原因似乎仍在起作用，这些都为上述命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但是，为了更充分地证实这三个命题的正确性，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类迄今所经历的各种不同状态。我想，只需粗略地加以考察，便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些命题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第三章
简要回顾一下野蛮或狩猎状态――游牧状态或蹂躏罗马帝国的野蛮民族――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北迁大潮的原因。
在人类最为原始的状态下，狩猎是主要的职业，是获取食物的唯一方法。生活资料散布于广大地区，人口相对而言必然是稀少的。据说，北美印第安人两性间的情欲比任何其他种族都弱。然而，尽管情欲较弱，北美印第安人的增殖力似乎依然总是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任何印第安人的部落只要定居在土壤肥沃的地方，有了比狩猎更为丰富的营养来源，人口就会较为迅速地增加，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当某个印第安人家庭居住在欧洲人的居留地附近，采取较为舒适和文明的生活方式时，一个女人会生育五、六个或更多孩子，尽管在野蛮状态下，每个家庭往往只有一两个孩子能长大成人。好望角附近的霍屯督族人也是这样。以上事实证明，狩猎民族的人口增殖力要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这种增殖力一旦能自由地发挥作用，便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尚待研究的是，能否在不产生罪恶或贫困的条件下，抑制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平衡。
北美的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民族而言，决不能说是自由平等的。关于他们以及关于大多数未开化民族的记载都表明，妇女对于男人要比文明国家内穷人对于富人，更完全地处于奴隶状态。一半国民就象是另一半国民的奴隶，对人口产生抑制作用的贫困照例主要是落在社会最下层阶级的身上。即便是在最原始的状态下，婴儿也是需要细心照看的，但印第安妇女却不能给予这种照看，她们命中注定要经常迁徙，遭受种种不便与困苦，命中注定要手脚不停地干各种苦活，为暴虐的丈夫预备好一切。她们有时在怀孕期间有时背负着孩子从事这些繁重的劳动，必然经常造成流产，而且，除了最强壮的孩子，其他孩子都难以被抚养成人。妇女除了遭受上述苦难外，还得加上野蛮人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她们为了干活而不得不遗弃年老无助的父母，从而违背最基本的自然感情，在整个这幅图画中都少不了贫困这一阴影。估计未开化民族生活的幸福程度时，我们的眼睛不应只是盯着年富力强的士兵，因为一百个人当中才有一个士兵，他是绅士，是财主，是幸运儿，不知经过多少努力，才产生了这么一个幸运儿，守护神使他免遭无数危险，平安地长大成人。对两个国家进行比较时，须比较两个国家中最为近似的阶层，这才是真正的比较。因此，年富力强的士兵应与绅士相比较，妇女儿童老人应与文明国家的下层阶级相比较。
根据以上简短的考察，更确切地说，根据狩猎民族的历史，我们完全可以推论说，由于缺乏食物，狩猎民族的人口是稀少的，如果食物增加，人口会立即增加，暂且撇开野蛮人中间的罪恶不谈，正是贫困抑制了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保持相等。实际的观察与经验告诉我们，除少数地区和少数暂时情况外，这种抑制目前对所有未开化民族都是起作用的，同时，我们的理论表明，这种抑制所具有的力量一千年以前同现在一样大，而一千年以后也不会比现在大多少。
关于人类进化的第二阶段即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比对未开化民族的了解还要少。但欧洲各国以及世界上所有最富有国家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游牧民族也不能逃脱生活资料匮乏造成的贫困这一普遍命运。生活资料匮乏象一根鞭子驱使西徐亚牧民离开原来的居住地，象成群结队的饿狼一样四处寻找食物。受这一强大因素的驱使，野蛮人宛如乌云从北半球各地集拢在一起，滚滚南移，搅得天昏地暗，最后遮蔽了意大利的太阳，使整个世界陷于黑暗。这些可怕的后果长期而严重地影响了世界上所有最富饶美丽的地方。追根溯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即人口增殖力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力。
众所周知，游牧国所能养活的人口不如农业国所能养活的人口多，但游牧民族却非常可怕，因为他们具有集体迁徒的能力，而且常常不得不运用这种能力为畜群寻找新牧场。拥有大群牲畜的部落，眼前的食物总是很充足。在绝对必要时，甚至可以吃掉母畜。因而游牧民族的妇女要比狩猎民族的妇女生活得好。男子因团结协作而强悍勇猛，自信有力量通过迁徙为畜群找到牧场，也许很少为养家糊口担心发愁。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很快就产生了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人口日益膨胀。于是便不得不更为经常和迅速地迁徙。愈来愈广阔的地区被相继占领，他们周围的荒地也日益扩大。匮乏折磨着该社会中不幸的成员，直到最后无法养活全体社会成员这一事实变得如此明显，谁也无法加以否认。于是年轻人被逼着离开原来的部落，去开辟新的疆土，靠手中的利剑为自己获得更好的地盘。“整个世界任凭他们驰骋”。这些胆大妄为的冒险家由于眼前的困苦而躁动不安，心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跃跃欲试，气势汹汹地要征服所有与其为敌的人。所到之处，若是和平安宁的国家，他们便长驱直入。若遇到与其相类似的部落，便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他们拼死作战的勇气来源于这样一种见解：死是对战败的惩罚，生是对胜利的奖励。
这种残酷的斗争，肯定使许多部落灭绝。还有一些部落很可能由于困苦和饥谨而自行灭亡了。另一些部落则在其头领较为正确的领导下，日益强大，继而又派遣新的冒险者寻求更为富饶的地盘。这种为争夺地盘和食物而进行的不间断斗争，消耗了大量生命，但强大的人口增殖力却对此作了超量的补充，经常不断的迁徙使人口增殖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毫无阻碍地发挥作用。迁居南方的部落虽说是通过连续不断的战争才占领了这些较为富庶的地区，但由于生活资料增多，人口和实力却迅速增加。到后来，从中国边境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广大地区，便被许多勇猛强悍、富于冒险精神而又耐劳好战的野蛮人部落所占据。一些部落保持了自己的独立地位。另一些部落则归属于某个蛮族酋长的麾下，这个酋长带领它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尤为重要的是把它们带到了盛产小麦、美酒和油料作物的地区，这些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是对其辛劳的最好奖赏。阿拉里克、阿提拉、成吉思汗及其周围的大臣们，也许是为了荣誉，为了赢得大征服者的名声而征战不息，但导致北方未开化民族大迁徒，推动他们在不同时期挥师南下，侵扰中国、波斯、意大利乃至埃及的真正原因，却是食物的匮乏，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活资料的增加。某一时期的绝对人口相对于领土面积而言，绝不会很大，因为总有某些被占领的地区是不毛之地；但人口的代谢却似乎极为迅速，一些人被战争或饥谨所消灭，更多的人会立即填补其位置。这些胆大妄为、无所顾忌的野蛮人，同现代人相比，也许很少担心未来的生活，因而其人口也就不受这方面的抑制。野蛮人从性格上说，天生就是无忧无虑的，除此之外，他们普遍盼望着迁徙能改善其处境，总是期待着掠夺，贫困时，甚至有权卖儿卖女给人作奴隶，所有这些均促进了人口的增加，然后再由饥谨或战争来加以抑制。
哪里的经济状况不平等（游牧民族中很快就出现了这种不平等），哪里的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就必然最沉重地落在最为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妇女也必然常常会感受到这种苦难，丈夫不在家时，她们常会被人掳掠走，盼望丈夫归家的希望总是落空。
我们不太了解游牧民族的详尽的历史，不能确切指出食物匮乏所带来的苦难主要落在哪一部分人身上，也不能确切说出全体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了这种苦难，但我认为，根据现有的关于游牧民族的记载，完全可以说，每当迁徙或其他原因使生活资料增加时，游牧民族的人口就会增加，随后贫困和罪恶又会抑制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使人口的实际增长与生活资料的增加保持一致。
在游牧民族中，盛行着有关妇女的种种恶习，这必然会抑制人口的增加，撇开这点不谈，我认为必须承认，发动战争是一种罪恶，是贫困造成的结果，而且谁也不会怀疑，这种贫困是由食物匮乏造成的。
第四章
文明国家的状态――现在欧洲的人口也许比凯撒时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好尺度――休谟所提出的一个估算人口的尺度很可能是错误的――大多数欧洲国家当前的人口增长都很缓慢――对人口增长的两种主要抑制――结合英国的情况考察第一种抑制、即预防性抑制。
接下来人类进入了畜牧和耕种混合的状态，现今大多数文明国家仍处于这一状态，虽然两者相互混合的比例各国有所不同。因而考察这种状态时，我们可以得助于日常所见、实际经验和每个人所能观察到的事实。
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毫不怀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波兰、瑞典以及丹麦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人口现在要比过去多得多。某些古代历史学家的夸张是不足信的。他们予以夸张的原因显然是，即便是人口稀少的国家，当其人口聚集起来一块迁移寻找新地盘时，也会显得很庞大可怕。除了这种庞大可怕的外表外，类似的迁移还每隔一段时间就发生一次，所以无怪乎南方弱小的国家认为北方有非常稠密的人口。通过现今较为直接和正确地考察这一问题，我们知道，这种推论是荒唐可笑的，就如同我国的某个人在路上经常看到有人从威尔士和北方把牲畜赶到南方来，便立即断言这些地方是我国最富庶的地区那样荒唐可笑。
现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人口之所以比过去多，其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辛勤劳作，生产出了更多的生活资料。因为我认为，一个不容争辩的命题是，若一国的领土足够大，无需输出和输入产品，则即便奢侈与节俭的习惯并非一成不变，该国的人口也会与土地生产出的食物保持不变的比例。在争论古代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孰多孰少时，假如能明确断言，有关国家的平均产量总起来说现在要多于凯撒时代，那么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们能肯定，中国的土地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几乎全部土地都已被耕种，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人民生活得很节俭，则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断说，中国的人口肯定非常多，而用不着再费心去考察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和早婚所受到的鼓励。不过，这种考察是极其重要的，详尽了解中国下层阶级的风俗习惯，非常有助于我们弄清抑制性因素是如何阻止人口进一步增长的，究竟是哪些罪恶、哪些苦难阻止了人口的增长超过土地的供养能力。
休谟曾撰文讨论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人口的多寡。虽然在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中，他最不可能被表面现象所欺骗，但我却要怀着深深的疑虑发表与他不同的观点。正如休谟所说，他在文章中把有关原因的研究与有关事实的研究结合在了一起，可他却似乎没有表现出他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洞察力，未认识到他所列举的原因中有些并不能使他对古代国家的实际人口作出任何判断，即使能从中作出任何推论，恐怕也会得出与休谟正好相反的结论。如果我们发现古代历史上的某一时期，鼓励成家的风气很盛，因而早婚风行，独身的人很少，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正在迅速增加，但决不能推论说，当时人口实际上已经很庞大；相反，而应推论说，人口很稀少，尚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可用来供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该时期养家糊口很困难，因而很少有人早婚，很多男女独身，则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说，当时人口处于停滞状态，也许实际人口相对于土地肥力来说已很庞大，几乎没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来供养更多的人口。现代国家有许多男仆、女仆和其他人不结婚，休谟认为这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很稀少。我却由此而得出了相反的推论，认为这证明这些国家的人口已很稠密。不过，我的推论也不可靠，因为有些人口稀少的国家，人口却处于停滞状态。所以，正确的说法也许是，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独身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可以告诉我们人口在这些时期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但我们却不能据此来断定实际有多少人口。
不过，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书籍所记载的一件事情，却似乎很难与上述推理协调一致。据说，中国各个阶层的人都普遍盛行早婚。可是，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两件事情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人口确实不可能在迅速增加。中国的每亩土地都已被耕种了很长很长时间，很难想象土地的平均产量每年还能有很大增长。盛行早婚的事也许并不那么确切。如果早婚确实很盛行，则就我们现在对这一问题的了解而言，似乎只能这样来解释上述矛盾，即：盛行早婚必然造成的人口过剩，肯定受到了不时发生的饥荒和弃婴习惯的抑制，弃婴现象在荒年也许是很普遍的，是欧洲人所无法想象的。关于这种野蛮的习惯，我们不能不说，要证明食物匮乏给人类带来的苦难，最有力的证明莫过于，连这种最违反人类自然感情的习惯竟然也能在人间见到。这种习惯在古代似乎很盛行，似乎确实颇有助于减少人口。
看一下现代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情况，就会发现，虽然这些国家自成为畜牧国家以来人口已有很大增长，但当前人口的增长却较为缓慢，要使人口增长一倍，２５年的时间已经不够，现在要三、四百年以上的时间人口才能增长一倍。实际上，有些国家的人口处于绝对停滞状态，而另一些国家的人口甚至在减少。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不能归结为两性间情欲的衰退。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这种自然倾向同以前一样强烈。那么它为什么没有使人口迅速增加呢？仔细看一下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状况（随便哪一国都可以代表所有国家），就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了。答案是，预防性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阻止了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谓预防性的抑制，是指人们对养家糊口的忧虑，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一些下层阶级实际所处的困难境地，使他们不能给予子女以应有的食物和照料。
英国是欧洲最繁荣兴旺的国家之一，可以拿它作为例子。对它的评论，只需稍加修改，便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
预防性抑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影响着英国的所有社会阶层。甚至一些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想到成家后须节俭度日，须放弃自己喜爱的快乐生活，也会因此而不娶妻。当然，在上层阶级中，这种考虑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所考察的社会阶层愈低下，这种对未来生活的忧虑也就愈大。
一个受过普通教育而收入仅足以使其列入绅士阶层的男子，肯定会感到，如果结婚成家，则他出入社交界时，将不得不与中等农场主和下等商人为伍。受过教育的男子自然会选择与自己有相同的旨趣和感情、有共同熟悉的社交圈子的女子为妻，可婚后由于社会地位下降，妻子却不得不出入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一个男人忍心让自己心爱的人过与她的旨趣性情迥然不同的生活吗？他正好处在社会阶梯的转弯处，再往下退两三步，便从知识阶层降到了愚昧无知的人当中，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并非虚构出来的苦难，而是实实在在的灭顶之灾。要想使社会交往令人满意，人与人的交往就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互利的，即相互间有来有往，而不是象食客与主人或富人与穷人那样的关系。
毫无疑问，这种种考虑使该阶层的许多人不能遵从早恋的自然倾向。另一些人则由于情欲较强或判断力较弱，而冲破了这些限制。这也许是确实无疑的，如果从象纯洁的爱情这样甜蜜的情欲中获得的乐趣大于随之而来的痛苦的话。不过有时并非如此。但我认为必须承认，这种婚姻带来的较为一般的结果，不是抑制了谨慎者的远见，而是证明了谨慎者的远见是有道理的。
商人子弟和农家子弟常被劝告不要急于结婚，当他们在商业或农业上未谋到能养家糊口的固定职业前，他们也往往觉得有必要遵从这一劝告。要做到自立，非得达到一定岁数不可。在英国，人们普遍抱怨缺少农场，各行各业的竞争也极为激烈，因而并非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获得成功。
每天挣１８便士的劳动者，独自一人生活也许还很舒服，若要把这点仅够一人用的钱分给四、五个人用，他就不免会有所踌躇了。为了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同生活，他得过苦日子，得更卖力地干活，而且只要他稍稍动一下脑子，他肯定还会意识到，假如他生育很多儿女或随便遭到什么不幸，则他无论怎样节俭，无论怎样卖力干活，也将难免不心疼地看到孩子们挨饿，或不得不丧失自立地位，靠教区的救济为生。每个男子无疑都喜欢自立，害怕丧失自立能力，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但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英国的教区法比其他任何国家的教区法都更有损于这种感情，其目的是逐渐削弱这种感情，以致最后完全磨灭这种感情。
生活在绅士家里的仆役，会遇到更坚固、更难以冲破的对贸然结婚的限制。他们几乎享有和主人同样充裕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安逸的生活。与劳动阶级相比，他们的工作轻松，食物精美。他们觉得不称心时，可以调换人家，因而依附感并不那么强烈。生活过得这么舒服，结婚以后的情景又会怎样呢？他们没有经营商业或农业的知识和资本，也不习惯于从事经营活动，因而无法靠日常劳动为生，唯一的避难所似乎就是破烂肮脏的小酒馆，这对未来的生活来说，肯定不是十分诱人的前景。所以，这种黯淡的生活前景会使很多仆人畏缩不前，满足于继续过独身生活。
如果以上有关英国社会状况的简要描述基本上是真实的（我认为我并未作什么夸张），那就得承认，在这个国家中，对人口的这种预防性抑制，以不同的程度影响着所有社会阶级。一切古老国家的情况都是如此。实际上，这种对婚姻的限制的不良后果十分明显，它使得几乎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卖淫现象，卖淫不断地使两性都陷入到无法解脱的不幸中去。
第五章
结合英国的情况考察第二种抑制、即积极的抑制――英国为穷人课征的巨额税款究竟为何没有改善穷人的生活境况――济贫法自身就趋于使其目的落空――减轻穷人痛苦的方法一一根据我们本性的固定法则，要使社会下层阶级完全摆脱匮乏的压力是绝对不可能的――人口受到的所有抑制可以归并为贫困或罪恶。
所谓积极的抑制，是指已经开始增长的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主要是（尽管也许不完全是）最下层社会所受到的抑制。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种抑制不象前面提到的另一种抑制那么明显。要说明这种抑制的强度和范围，我们现在拥有的资料尚嫌不足。但我认为，凡注意到死亡表的人一般都会承认，每年死亡的儿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父母不能给予充足的食物和适当的照料造成的，这些儿童有时甚至还会遭受非常严重的苦难，也许不得不居住在不卫生的环境中并干很重的活儿。在所有城市中，都总是可以看到穷人家的孩子大量死亡。农村的情况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但既然迄今人们尚未充分研究过这一问题，所以谁也不能说，农村穷人家儿童的死亡率，不比城市中、上等阶级的家庭儿童的死亡率高。我们确实很难想象，一个有六个孩子的农村劳动者的妻子养活六个孩子，常常极度缺乏食物，竟还总是能够给予孩子维持他们生命所必需的食物和照料。在现实生活中，农家儿女并不象小说所描写的那样，是红颜小天使。居住在农村的人会告诉我们，农家子弟的发育往往受到阻碍，成熟得很晚。看起来十四五岁的孩子，一问往往已十八九岁了。扶犁耕地当然应该说是有益于健康的，但你却很少看到扶犁的小伙子有腿肚子，这只能归因于缺少适当的或充足的营养。
为了减轻普通人所经常陷入的这种困苦，英国颁布了济贫法。然而，济贫法虽说也许减轻了一点个人的不幸，但恐怕却使比以前多得多的人遭到了不幸。英国每年为穷人征收巨额税款，但穷人的痛苦却依然如旧，这个问题常常引起争论，人们提及此事，总是感到大惑不解。有人认为征收的税款肯定被侵吞了，另一些人认为很大一部分税款肯定被教会执事和负责救济贫民的人大吃大喝掉了。大家都认为税款管理得太糟了。总之，每年为穷人征收将近３００万英镑税款，可穷人依然穷苦不堪，这一事实使人不能不感到惊讶。但如果看问题稍微深入一点，人们惊讶的就不是这个事实了。相反，假如每镑课征１８先令而不是４先令便能使情况大为改观，这反倒会使人更为惊讶。我且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
假设靠富人捐助，每天挣得１８便士的人，现在可得到５先令；人们也许认为，这样穷人的日子便会过得称心如意，每顿饭都有肉吃。但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结论。每天转移给每个劳动者３先令６便士，并不会增加我国肉类的数量。目前我国并没有那么多的肉，能让每个人都享有足够的肉食。那么结果会怎样呢？肉类市场上买者之间的竞争，会迅速把肉价从每磅六七便士提高到每磅两三先令，因而分享这种商品的人数并不会比现在多。当一种物品处于稀缺状态而不能为一切人所享有时，谁拥有最有效的独享权，也就是说谁出价最高，谁就会拥有该物品。即使买肉者之间的竞争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致每年饲养的牛增多，也只能是在牺牲谷物的情况下增加牛的数量，而这是一种很不合算的交换，因为很显然，此时国家便不能养活同以前一样多的人口，当食物相对于人口而言处于稀缺状态时，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究竟是每日得到１８便士还是５先令，也就无关紧要了，反正他们得过最苦最紧的日子。
人们或许会说，购买每种物品的人数增多，会刺激生产活动，从而我国的总产量会增加。在某种程度上，情况也许是这样。但财富的增加又会刺激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幅度也许会超过财富的增长幅度，因而增加的产量将分配给增加得更多的人口。况且我们的假设一直是，人们完成的工作量和以前一样多。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每天得到５先令而不是１８便士，会使每个人产生幻觉，以为自己已较为富有，可以有许多时间不去干活儿。这会立即对生产活动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要不了多久，不仅整个国家会比以前穷，而且下层阶级的处境也会比每天仅仅得到１８便士时更为悲惨。
即使援每镑１８先令的比率向富人课征济贫税，并以最明智的方式分配征得的税款，其结果也不会与上面假设的情况有什么两样。富人无论作出多大的捐献，作出多大的牺牲，也不会阻止社会下层阶级陷于苦难。特别是如果以货币的形式作出捐献或牺牲，情形就更是这样，不错，也许会由此带来巨大的变化。富人会变穷，一些穷人会变富，但终归还是有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必定会遇到困难，这种困难自然将落在最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
我不能用货币提高一个穷人的地位，不能用货币使他的生活境况大为好转，而不相应地降低其他穷人的生活，这乍看起来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我认为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如果我缩减家里人消费的食物数量，把节省下来的食物给予这个穷人，则我便会使他受益，受苦的只是我自己和家里人，不牵涉其他人，我和家里人也许是能够忍受的。如果我开垦一块荒地，把所产的食物给予这个穷人，那我就会既使他受益，又使全体社会成员受益，因为他以前消费的食物便转归社会了，或许连同一些新产的食物也转归社会。但如果我给他的仅仅是货币，假设我国的产量保持不变，那我给他的便是一种权利，使他从这种产量中可以得到比以前大的份额，而他要得到这一较大的份额，就必得减少别人的份额。很显然，在个别场合，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很小的，令人完全察觉不出来；但这种影响却肯定存在，就如同布满空气的微生物，虽然我们看不见，却依然存在那样。
假定某个国家的食物量许多年保持不变，那么很显然，这些食物就必须根据每个人所拥有的特许权的价值进行分配，或者说，就必须根据每个人能为这种普遍需要的商品拿出的货币额进行分配。所以，显而易见，一些人的特许权的价值有所增加，另一些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就必定有所降低。如果富人不减少自己饭桌上的食物，而捐给５０万穷人每人每天５先令，那么毫无疑问，由于这些穷人自然会比以前生活得舒适，比以前消费更多的食物，因而剩下来分给其他人的食物将减少，从而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将会降低。也就是说，相同数量的银币所能购买到的生活资料数量将减少。
人口增加，而食物不按比例增加，显然会产生与上面相同的结果，即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将降低。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数量必将减少，一天劳动所能购买到的食物数量也随之减少。食物价格的上涨，要么起因于人口的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要么起因于社会上货币分配的变化。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食物即使仍在增加，也增加得缓慢而有规律，无法满足突然出现的需求，但社会上货币的分配却经常发生变化，这无疑是食物价格经常变化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济贫法往往在两个方面致使穷人的一般境况趋于恶化。首先，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口的食物却不见增加。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济贫法在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由于人口的增长必然使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减少，因而很显然，那些在生活上不依靠教区帮助的劳动者所能购买的食物量将比以前减少，从而必将有更多的劳动者要求教区扶助。
其次，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如果让济贫院中的穷人比现在生活得好，则货币分配的这种变化，将使食物价格上涨，将更为明显地使济贫院外的穷人的生活境况恶化。
对于英国来说，幸运的是，农民们仍具有自立精神。济贫法力图根除这种精神，并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但尚未获得完全的成功。如果已获得完全的成功，其有害的倾向就不会掩盖得这么久了。
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很残酷。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需的，任何削弱这种刺激的企图，不论其用意多么好，总是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的施舍便结婚成家，那这些人就是受了不正当的诱惑，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
我深信，英国的教区法促进了粮价的上涨和劳动实际价格的跌落，从而使只拥有劳动的那个阶级陷入了更为贫困的境地。而且我认为，教区法大大助长了穷人的那种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这恰与小商人和小农场主的谨慎小心、克勤克俭的脾性形成了鲜明对照。说得粗俗一点，穷苦的劳动者常常现挣现吃，吃了这顿不管下顿。他们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如何满足现时的欲望上，而很少考虑未来。即使有机会储蓄，也难得存下钱来，满足眼前需要后的余款，一般都用来喝酒了。因而可以说，英国的济贫法削弱了普通人储蓄的能力与意愿，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勤勉度日、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强烈的动机。
大制造商们普遍抱怨，高工资使所有工人堕落了。然而，假如发生意外事故时，工人无法指望教区给予帮助，则可以肯定，他们会把一部分高工资存起来，供将来养家用，而不是现在用来酗酒和挥霍。穷工人之所以花掉全部工资及时行乐，是因为他们可以指望得到教区的帮助，以下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大工厂倒闭时，立即有许多家庭向教区求助，尽管工厂生意兴隆时他们挣得的工资高于一般农村劳动的价格，也许足以使他们省下一部分，在工厂倒闭时用，直到找到另一份工作。
如果一个男人想到自己病了，死了，妻子儿女可以靠教区救济为生，那他便禁不住要到酒馆里去喝酒。但如果他知道发生这种意外后，妻子儿女将饿死或沿街乞讨，那他在这样乱花钱时就会有所犹豫了。在中国，劳动的实际价格和名义价格都很低，而且作儿子的尚须依照法律规定赡养年老无助的父母。我国是否也应颁布这样的法律，我不敢妄加断言。但在我看来，如果因实施法规，使那么多人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而且使人对此不再感到有多么羞耻，则无论如何也是很不合适的。从最人道、最慈爱的观点来看，人们是应该对丧失自立能力、陷于贫困状态有羞耻感的。
这对于懒惰和挥霍，是一种最强有力的抑制。若去除这种抑制，诱使不能养家糊口的男子结婚成家，则只能从总体上减少普通人的幸福。毫无疑问，应该把阻碍结婚的每一个障碍都看作是一种不幸。但是，既然按照自然法则，人口的增长总要受到某种抑制，所以，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匮乏和疾病对其加以抑制，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让预见与担忧来抑制人口：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有困难，担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
应时刻记住，食物与制造品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制造后者所需的原料非常充裕，对制造品的需求有多大，就可以创造出多少制造品。但却没有同样的创造力来满足对食物的需求。在全部肥沃土地都已被耕种的国家，需要出高价才能刺激农民改良贫瘠的土地，这种土地要过许多年才能带来利润。在有利可图的前景足以刺激农民进行这种农业投资之前，在粮价上涨时期，粮食的匮乏可能已给人带来了很大困苦。除少数国家外，各国对食物的需求总是在增加，而在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却提高得很缓慢。
无疑，英国济贫法的颁布是出于最仁慈的目的，但我们却有充分理由认为，济贫法未达到其预期目的。济贫法固然使一些极为贫困的人生活好过了一点，然而从总的方面来看，靠救济为生的贫民却远未摆脱贫困。不过，反对济贫法的一个主要理由却是，为了使一些穷人得到这种救济（这种救济本身未必是好事），英国全体普通人民不得不忍受一整套令人讨厌的、给人带来不便而又暴虐的法律的折磨，这种法律与英国宪法的精神实质是背道而驰的。整个来看，这种救济穷人的方法，即使是就目前经过修改的方法而论，也是与自由思想格格不入的。这种法律还经常在劳动市场上制造障碍，给那些不靠救济、尽力自谋生计的人平添了许多烦恼。
伴随着济贫法而来的这些弊病，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要救济某些人，就得使另一些人有权辨别谁应得到救济，有权执行种种必要的规定，但干预他人的事却是一种暴政，行使这种权力会给被迫要求救济的人带来种种烦恼，穷人普遍抱怨法官、教会执事以及救济款管理人员暴虐无道，但罪过并不在这些人身上，他们在有权处理救济事宜之前，也许并不比旁人坏，罪过是由济贫制度的性质造成的。
济贫法的弊害也许太大了，无法予以消除，但我确信，如果根本就没有颁布济贫法，虽然非常贫穷的人也许要多一些，但从总体上看，普通人却要比现在幸福得多。
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表面上看来是以慈爱为目的的，而人们吵吵闹闹地提出的反对意见在许多方面并未切中要害，显得荒唐可笑。但必须承认，该法案同所有这类法案一样，有一巨大而根本性的缺陷，即它有助于增加人口，却不增加养活人口的生活资料，从而使不靠救济为生的那部分人的生活境况恶化，造成更多的穷人。消除社会下层阶级的贫困，确实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老实说，这部分社会成员所遭受的困苦与压迫，乃是一种顽疾，非人类的智慧所能治愈。假如要我提出一种缓和痛苦的方法（按病的性质来说也只能提出缓和痛苦的方法），则首先是要完全废除所有现行的教区法。这将使英国农民享有行动自由，而他们现在几乎不能说享有行动自由。这样，他们便可以不受妨碍地选择居住地，哪里工作机会多，劳动价格高，就居住在哪里。劳动市场将因此而处于自由状态，象现在这样，长时期阻碍劳动价格不能随需求而增加的种种障碍也就消除了。
第二，鼓励人们开垦新土地，尽最大可能鼓励农业而不是制造业，鼓励耕种而不是畜牧。应尽力削弱和废除所有那些与同业公会、学徒制有关的制度，这些制度致使农业劳动得到的报酬低于工商业劳动得到的报酬。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偏向手工业工人，这个国家就决不会生产出它所需要的食物量。鼓励农业，既有助于向市场提供愈来愈多的有利于健康的职业，又可增加国家的农业产量，从而提高劳动的相对价格，改善劳动者的生活境况。生活境况有所好转，再加上不能指望教区给予救济，劳动者会更加愿意也更加有能力为防备自己或家人患病而结成互助团体。
最后，各郡可以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济贫院，由全国统一征收的济贫税提供经费，收容各郡乃至各国的贫民。济贫院中的生活应该是艰苦的，凡能够工作的人，都应强迫他们工作。不应把济贫院看作困难时期过舒适生活的避难所，而只应看作可以稍微缓和一下严重困苦的地方。可以把这种济贫院的一部分分离出来，或者从最有利的目的出发――这点已有许多人注意到了――另建一些济贫院，在这些济贫院中，任何人，不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全天工作，并按市场价取酬。毫无疑问，如果有人想行善，机会还是很多的。
这种计划似乎最能增加英国普通人的幸福总量，而实施这种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废除所有现行的教区法。天啊！根除贫穷是人力所不及的。我们徒劳无益地力图做根本不可能办到的事，不仅牺牲了有可能获得的利益，而且牺牲了有把握获得的利益。我们对普通人说，如果他们服从一种暴虐的法规，他们就将永远免除匮乏之苦。他们服从了这种法规，履行了他们应尽的义务，但我们却没有，也不能履行我们的义务，因而穷人奉献了宝贵的天赋自由，却未得到等价的回报。
所以，尽管英国实施了济贫法，但我认为必须承认，从城镇和乡村下层阶级的整个状况来看，他们因食物不足、劳动艰苦和住处不卫生而遭受的困苦，肯定仍经常抑制着人口的增长。
在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除了上述抑制人口的那两大因素，即我所说的预防性抑制和积极的抑制外，尚有对妇女的不道德习俗、大城市、有碍健康的制造业、流行病和战争等抑制因素。
所有这些抑制因素不外乎贫困与罪恶两大类。每当这些因素被极大削弱时，人口便较为迅速地增长。这充分表明，它们正是现代所有欧洲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的真正原因。
第六章
新殖民地――那里的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北美殖民地――美洲腹部殖民地人口异常增加的实例――古老的国家也可以从战争、时疫、饥馑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中迅速恢复过来。
人们普遍注意到，位于幅员广阔、食物充足、有利于身体健康发展的地区的一切新殖民地，其人口持续不断地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增长。古希腊的一些殖民地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人数和实力上超过了母国。不必详细地讲很久以前的事例，拿欧洲人在新世界的殖民地来说，就可以提供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一种说法――据我所知，它从未受到人们的怀疑――的真实性。只须支付极少的代价或不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取得大量肥沃的土地，是人们能够克服其他一切障碍而增加人口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西班牙在墨西哥、秘鲁和基多的殖民地，管理得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殖民地都糟。母国的暴政、迷信和恶习在殖民地盛行。王国政府勒索过高的赋税，对它们的贸易实行各种极其专横的限制。统治者们也为其主子和他们自己大肆敲诈和掠夺。可是，在这一切障碍之下，殖民地的人口依然迅速增加。征服后建立的利马市，据乌洛亚说，在近５０年前已有５万居民。基多原来不过是印第安人的一个小村庄，据乌洛亚说，其人口在他生活的年代也同样稠密。墨西哥据说有１０万居民，虽然西班牙的一些著述家言过其实，估计也比蒙提祖马时代的人口增加了四倍。
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其统治差不多同样暴虐，但据推测，３０年来那里已有６０万欧洲血统的居民。
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虽然处于贸易商的一些独占公司的统治下（亚当?斯密博士说得很对，那种统治是一切可能存在的统治中最坏的一种），但在这种不利条件下，它们仍很繁荣兴旺。
但是，发展最为迅速的，还得说是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即现在强大的美国。它们除了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一样拥有很多肥沃的土地以外，还在较大的程度上享有自由和平等。虽然它们的对外贸易也受到某些限制，但它们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方面却享有完全的自由。盛行的政治制度有利于财产的转让和分割。地主的土地如果不在限定的时期内耕种，［官方］就宣告它可以归其他任何人所有。在宾夕法尼亚，不存在长子继承权，在新英格兰地区的一些州，长子也只能得到双份财产。任何州都不收什一税，而且几乎不课征任何赋税。由于肥沃的土地价格极其低廉，将资本用于农业最为有利，农业在提供最大数量有益于健康的工作的同时，还可以向社会提供大量最有价值的生产物。
这些有利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使人口以也许是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增长。人们看到，在所有的北美殖民地，人口在２５年内增加了一倍。１６４３年，原先在新英格兰四州定居的人数为２１０００。其后，据说离开那里的人数多于到那里去的人数。１７６０年，那里的人口增加到了５０万。因此，那里的人口一直是每２５年增加一倍。在新泽西，人口每２２年就增加一倍；而在罗得岛，连２２年也不要。在腹部殖民地，由于居民一心从事农业，不知奢华，其人口每１５年就增加一倍，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人口增长事例。只是在人们自然最先居住的沿海地区，人口增加一倍的时间约为３５年；某些沿海城市的人口则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这些事实似乎表明，人口恰好是按阻碍其增长的两大障碍即贫穷和罪恶被清除的比例增长的，并表明衡量人民幸福和纯真的最正确的标准是人口增加的速度。城市（某些人由于他们的职业的性质必然会被赶到那里）的不卫生，应当看作是一种贫穷，结婚由于人们预料将来难以供养家庭而受到的各种微小阻碍，也完全可以归入这一类。总之，很难想象有哪种对人口增长的阻碍不能归于贫穷或罪恶的范畴。
美国１３个州战前的人口估计约为３００万。大不列颠的少数移民使那里的人口得以如此蕃衍，但谁也没有感到大不列颠的人口现在有所减少。相反，大家知道，一定程度的移民对母国的人口增长还起促进作用。人们特别注意到，西班牙有两个省移居美洲的人最多，结果这两省的人口大为增加。不管导致北美殖民地人口如此迅速增长的不列颠原先的移民人数是多少，我们都要问，为什么在大不列颠同样的人数在同一时期没有使人口得到同样的增长？可以说，其重要而明显的原因是土地和食物不足，或者换句话说，是贫穷。同罪恶相比，贫穷还是更加有力得多的原因，这充分表现在：甚至一些古老的国家也很快地从战争的创伤、瘟疫或自然灾害中恢复过来。这时，这些古老的国家暂时几乎处于新兴国家的状态，而结果也就往往不出人们所预料了。如果居民的勤劳不为恐惧或暴政所破坏，生活资料很快就会超过减少了的人口的需要，而其必然的结果当为，过去几乎固定不变的人口，也许马上就开始增加。
佛兰德的一些土地肥沃的地方，常常发生最具破坏性的战争，但其后经过两三年的休养生息，又总是象以往那样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甚至巴拉丁领地在该诅咒的路易十四的掠夺之后也会再次抬起头来。１６６６年伦敦流行的可怕的黑死病的后果，１５年或２０年以后就感觉不到了。按照人们的记述，中国和印度发生的一些最具破坏性的饥谨，其痕迹很快就消失了。甚至土耳其和埃及的人口一般说来是否由于周期地发生的使二国土地荒废的黑死病而大为减少，也还是一个疑问。如果它们拥有的人口现在比过去少，那么，也许与其把它归因于黑死病所造成的损失，不如把它归因于政府的专横和压迫（人们在这种专制政治下呻吟），以及农业由此受到的妨害。最可怕的自然灾变，如火山爆发和地震，如果不是频仍发生，致使居民不得不迁离，或者损害他们的勤勉精神，对任何国家的平均人口就只发生微小的影响。那不勒斯以及维苏威火山山麓地方虽然经常遇到火山爆发，但那里的人口仍极为稠密。里斯本和利马现在的人口也许和上一次地震以前大致相同。
第七章
导致流行病蔓延的一个可能的原因――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一些统计表的摘要――可以预料在某些情况下会周期性地流行疫病――任何国家短期内出生数与埋葬数的比例都不是衡量人口实际平均增长幅度的恰当尺度――衡量人口不断增长的最好尺度――生活非常节俭是中国和印度发生饥谨的原因之一――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有一条款具有有害倾向――促使人口增加的唯一适当的方法――国民幸福的原因――饥馑是自然抑制过剩人口的最不适当、最可怕的方式――可以认为三个命题已经确立。
由于十分注意清洁，伦敦似乎终于完全消灭了黑死病。但是，人口密集和食物不卫生、不充足，也许应当列在出现疫病流行季节和各种流行病的次要原因之中。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看过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一些统计表，这些统计表普赖斯博士在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论战的跋文的一个注释中曾加以摘录。人们认为它们极其正确，如果这种统计表具有普遍意义，它们就很能说明抑制人口、防止人口增加超过一国生活资料的种种方式。我将从这些表中摘录一部分，并援引普赖斯博士的注文。
普鲁士王国和立陶宛公国
年平均
出生数
埋葬数
结婚数
出生数与结婚数之比
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2年的10年间
21,963
14,718
5,928
37比10
150比100
到1716年的５年间
21,602
11,984
4,968
37比10
180比100
到1756年的５年间
28,392
19,154
5,599
50比10
148比100
“注意，在１７０９年和１７１０年，这个国家的居民有２４７７３３人患时疫死亡，在１７３６年和１７３７年，传染病的流行又阻碍了人口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在大时疫发生后的５年内最大。
波美拉尼亚的荷兰人
年平均
出生数
埋葬数
结婚数
出生数与结婚数之比
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2年的６年间
6,540
4,647
1,810
36比10
140比100
到1708年的６年间
7,455
4,208
1,875
39比10
177比100
到1726年的６年间
8,432
5,627
2,131
39比10
150比100
到1756年的４年间
12,767
9,281
2,957
43比10
137比100
“在这一事例中，居民似乎在６５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极其严重的流行病未妨碍人口增加，但在紧接最后一个时期之后的３年（到１７５９年）疾病大为流行，因而出生数减至１０２２９人，而埋葬数则增加到１５０６８人。”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人数不是也许比食物和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各种设备增加得更快吗？按照这一假设，大部分人不得不过更加艰苦的生活，更多的人将挤住在一间屋子里，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是那３年疾病流行的自然原因之一。虽则该国的人口绝对地说不是非常拥挤、非常稠密，这些原因也会产生这种结果。即使在一个人口稀少的国家，如果人口在食物增加和房屋增建以前就增长，则居民必然会在某一程度上因缺少房屋和生活资料而陷入痛苦境地。假如英格兰的结婚者在以后的８年或１０年间生育的子女比平时多，或者结婚的人数比平时多，而住房的数量一仍其旧，则一间小屋就不是住五六个人，而是要住七八个人了，这种情况，加上人们的生活必然会更加艰苦，或许会对普通人民的健康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勃兰登堡的诺伊马克
年平均
出生数
埋葬数
结婚数
出生数与结婚数之比
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1年的５年间
5,433
3,483
1,436
37比10
155比100
到1726年的５年间
7,012
4,254
1,713
40比10
164比100
到1756年的５年间
7,978
5,567
1,891
42比10
143比100
“１７３６～１７４１年６年间传染病的流行阻止了人口增加。”
马格德堡公国
年平均
出生数
埋葬数
结婚数
出生数与结婚数之比
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到1702年的５年间
6,431
4,103
1,681
38比10
156比100
到1717年的５年间
7,590
5,335
2,076
36比10
142比100
到1756年的５年间
8,850
8,069
2,193
40比10
109比100
“１７３８、１７４０、１７５０和１７５１年，疾病格外流行。”
如果读者想获得有关这个问题的更多的资料，请参阅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那些表。我所作的摘录已足以说明疾病流行是周期性地（虽然是不规则地）复发的，而房屋和食物缺乏似乎很可能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列各表看来，对古老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虽然不时流行疾病，但其人口仍增加得相当快。耕作必定在改进，因而结婚得到鼓励。人口看来与其说是受到预防性的控制，毋宁说是受到积极的控制。当由于人们期望生活资料在国内愈益丰富，抑制人口增加的压力在某一程度上得到消除时，这种动机将持续发生作用，其力量很可能超过当初促使人口增加的原因所起的作用。或者，说得详细一点，当一国的生产物不断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改善到使结婚得到很大鼓励的程度时，也许早婚的习惯在该国人口的增加超过生产物的增加以前一直会延续下去，而发生季节性流行病似乎是其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其生活资料不断增加、有时足以促使人口增加但不能满足人口一切需要的那些国家，会比其人口能够充分适应于其平均产量的那些国家更多地遭受周期性流行病的侵袭。
从反面来进行这种观察，或许也是正确的。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各种周期性疾病侵袭的那些国家，在这些周期的间隔期间，其人口的增加或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常常大于受这种骚扰较少的那些国家。虽然土耳其和埃及上一世纪的平均人口几乎固定不变，但在周期性的黑死病暂停发作期间，其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比例就必定会大于象法国和英格兰那样的国家。
因此，任何一国在５年或１０年间出生数与埋葬数的平均比例，作为判断其人口实际增长的尺度，似乎是很不适当的。这种比例确实表明了这５年或１０年间的人口增加率；但我们不能由此推断２０年以前增加多少，或者２０年以后将如何增加。普赖斯博士说，瑞典、挪成、俄国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加得很快；但是，他未从户籍登记簿摘录足够长的时期的资料来证实这一点。虽然瑞典、挪威和俄国的人口事实上很可能是在增加，但其增加率不是普赖斯博士选录的短时期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所似乎可以表明的。在到１７７７年为止的５年间，那不勒斯王国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１４４比１００，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比例所表示的人口增加率，比该王国１００年间的实际人口增加率大得多。
肖特博士将英国许多村庄和集镇两个时期的户籍登记簿作了比较；第一个时期是从伊丽莎白女王到上一世纪中叶，第二个时期是从上一世纪末期的若干年到本世纪中叶。从这种摘录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出生数在前一时期以１２４比１００的比例超过埋葬数，而在后一时期则仅以１１１比１００的比例超过埋葬数。普赖斯博士认为，前一时期的户籍登记簿是不可靠的，但我们认为它所提示的比例或许不是不正确的。至少，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前一时期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幅度会大于后一时期。在任何一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的过程中，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投入耕作的肥沃土地前一时期总是多于后一时期。生产物每年增加的比例加大，人口增加的比例往往会随之加大。但是，除了使伊丽莎白女王末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大于本世纪中叶的这一重大原因以外，我不能不认为，前一时期不时发生的黑死病的祸害，也很可能多少具有增大这一比例的趋向。如果从发生这种可怕的灾难的间歇时期的统计中选取１０年的平均数，或者如果将发生黑死病看作偶发事件而将流行这种疫病年份的情况不算在内，户籍登记簿所提示的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就必然会过高，不能反映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在１６６６年发生严重的黑死病以后的一些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或许大于平时，特别是如果普赖斯博士的看法是有根据的话，则英格兰革命（它在其后２２年就发生了）时期的人口就要比现在多。
１６９３年，金先生说，英国全国（伦敦除外）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为１１５比１００。肖特博士提出，本世纪中叶，包括伦敦，这一比例为１１０比１００，到１７７４年为止的５年间，法国的这一比例为１１７比１００。如果这些说法接近事实，如果在一些特定的时期这一比例没有很大的变动，则法国和英国的人口就似乎大致适应于本国的平均产量了。结婚所受到的阻碍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恶习、战争、奢侈、大城市未受到人们注意而确凿无疑的人口减少，住房狭窄和许多贫民食物不足，阻止了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而（如果我可以采用一种人们刚听到时必定会感到奇怪的说法）毋须由严重而富有破坏性的流行病来抑制过剩人口。如果破坏性很大的黑死病在英格兰杀死２００万人，在法国杀死６００万人，则毫无疑问，在这两个国家的居民从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以后，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会大大超过现在出生数与埋葬数之比。
在新泽西，到１７４３年为止的７年间，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平均为３００比１００。在法国和英国，其最高比例则仅为１１７比１００。对于这种巨大而令人惊讶的差别，我们不必那样惊奇，以至要把它归因于上天的不可思议的干涉。其原因并不遥远、隐晦和神秘；它就在我们的近旁，就在我们周围，任何有研究精神的人都可以窥见。设想没有造物主的力量直接发生作用，石头就不能落下，植物就不能生长，这是符合最自由的哲学精神的。但是，我们从经验中得知，人们所谓的自然界所起的这种作用几乎一律要遵循固定的法则。自开天辟地以来，人口增加和人口减少的原因，或许同我们所熟知的任何自然法则一样是恒定不变的。
两性之间的情欲似乎在任何时代都几乎是相同的，因而，拿代数学上的用语来说，常常可以看成是一个已知量。阻碍任何一国的人口增加超过其所能生产或获取的食物数量的伟大的必然法则，是这样一种法则，即，它在我们的视域中是这样明显，在我们的知性中是这样明白，又这样充分地为一切时代的经验所证实，以至我们片刻也不能对它有所怀疑。固然，自然用以防止或抑制人口过剩的各种方式，在我们看来不那么明显、不那么规则，可是，我们虽然并非总能预言其方法，但却能够确凿地预言其事实。倘若几年间一国出生数与死亡数之比表明人口的增加大大超过该国生产物或获得物按比例增加的数量，我们就可以确切地断言：除非进行移民，否则死亡数就会迅速超过出生数，并可以断言这几年人口的增加不能代表该国人口的实际平均增加情况。如果不存在其他一些减少人口的原因，该国无疑就会发生周期性流行病或饥谨。
衡量任何国家人口真实而持续不断增加的唯一正确的尺度，是生活资料的增加。但是，甚至这一尺度也常常会发生某些微小的变动，但这种变动我们却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某些国家，人口的增加似乎受到了推动。这些国家的人民已逐渐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这类国家很可能经历过这样一些时期，即，这时其人口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没有增加。中国似乎就是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述是可靠的话，则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已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来维持生活，并且乐于食用欧洲的劳动者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吃的腐烂变质的食物。中国的法律允许父母扔弃他们的子女，也趋向于大大加快人口的增长。处于这种状态的国家必然会常常发生饥馑。在其人口就它同生活资料的比例来说如此众多，以致其平均产量仅足维持居民生命的国家，时令不好所造成的任何短缺都必然会产生严重后果。印度人非常节俭的生活习惯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对印度发生饥谨起了促进作用。
在美国，现今劳动者的报酬很高，因而遇到荒年，下层阶级勒紧裤腰带，就不致陷入明显的痛苦境地。所以，那里几乎不可能发生饥谨。可以预料，随着美国人口的增长，劳动者的报酬将大大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人数将持续不断地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不会按比例增加。
在欧洲各国，由于每一国家盛行的生活习惯不同，其居民人数与食物消费量之比必然有所不同。英格兰南部的劳动者惯于食用小麦制的上等面包，因而他们要等到饿得半死不活才肯过苏格兰农民那样的生活。由于严酷的必然法则持续不断地发生作用，他们也许最终不得不过中国下层阶级那样的生活，到那时，同等数量的食物就要供养较多的人口。但是，为做到这一点而进行的尝试常常是极其困难的，一切人类之友也希望它归于失败。应该鼓励人口增加，这种说法我们经常听到。如果人口增长的趋势象我所描述的那样显著，则这样的增长为什么在频频受到鼓励的时候没有出现，就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了。其真正的原因是，促使人口增长的要求是在没有准备供养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基金的情况下提出的。如果通过促进耕作增加对农业劳动的需求，并由此增加农村的生产物，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就完全不必为人口按比例的增加而担心。以其他任何方法实现这一目的的尝试都是不道德的、残忍的和暴虐的，因此在任何有相当自由的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促使人口增加也许是国家的统治者和富人很感兴趣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降低劳动的价格，从而降低海军和陆军的费用以及在国外销售的制造品的成本，但是，对于这一类尝试，特别是当这种尝试披着所谓仁慈的骗人的外衣，因而被普通人民兴致勃勃、诚心诚意地接受的时候，贫民之友应当留心观察，全力抵制。
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有一条规定：有三个以上子女的一切劳动者，都可以为其第四、第五……个子女领取救济金，每星期各一先令；我确信这一条款没有任何恶意。我承认，在该法案提交国会以前及提交国会以后的一段时间，我还认为这个规定是非常有益的；但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反省以后，我就确信，如果该法案旨在改善贫民的生活状况，则其所期待的目的决不能实现。我看不出它有增加整个国家生产物的趋向，倘若它趋向于增加人口而不是增加生产物，则其必然而无法规避的结果看来就是同一数量的生产物必须在较多的人口中间分配，从而一天的劳动只能换得较少的食物，贫民一般说来也就更加困苦了。
我已经谈到，在一些情况下，即使生活资料不按比例增加，人口也可以持续不断地增加。但很明显，各国的食物和食物所能供养的人口之间的变化是有一不可逾越的限度的。在任何一国，其人口如果不在绝对减少，其食物就必须足以供养劳动者，使其能一代一代生存下去。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以断言，一国人口的多少随其所生产的人类食物的数量而定，而该国人民的幸福则取决于食物分配的宽裕与否，或者说，一天的劳动所能换得的食物数量。产谷国的人口比牧畜国的人口多，产米国的人口又比产谷国的人口多。英格兰的土地不宜种稻，但都可以种马铃薯，因而亚当?斯密博士说，如果马铃薯成为普通人民所喜爱的植物性食物，又用和现在种植谷物的土地一样多的土地种植马铃薯，英格兰就能够维持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其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人口就会大大增加。
一国的幸福并非绝对取决于其贫富、历史的长短和人口的疏密，而取决于其发展速度，取决于每年食物的增加同每年人口无限制地增加相接近的程度。在一些新的殖民地――旧国的知识和产业常常在它们那肥沃而未被占用的土地上发生作用――食物的增加和人口的增加二者是最接近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国家历史的长短在这方面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大不列颠居民现在分得的食物也许同二千年、三千年或四千年以前一样充足。我们有理由相信，苏格兰高地的贫瘠而人口稀少的土地，同佛兰德的丰饶而人口众多的地区一样深受人口过多之苦。
假如一国从未遭受技术比较先进的民族的侵略，而听任其文明自然发展，则从其生产物可以看作一个单位的时候，到其生产物可以看作１００万个单位的时候，也许要经过好几百年的时间，其间，或许没有一个时期的人民群众可以说摆脱了直接或间接由食物缺乏造成的困苦。在欧洲各国，自有历史以来，当已有千百万人受到这一简单抑制而未能出世，尽管其中某些国家从未发生过极为严重的饥馑。
饥馑似乎是自然的最后、最可怕的手段。人口增加的能力远远大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因而人类必然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过早地死亡。人类的各种罪恶积极而有力地起着减少人口的作用。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往往自行完成这种可怕的行为。如果它们在这消灭人口的战争中失败了，疾病流行季节、时疫、传染病和黑死病就会以吓人的队形进击，杀死无数的人。如果仍不能完全成功，严重而不可避免的饥谨就会从背后潜步走近，以强有力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与食物得到平衡。
由是，对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人类生活的历史进行过细心考察的人，都必须承认：
人口的增加必然受生活资料的限制。
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总是增加。较强的人口增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实际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
第八章
华莱士先生――一些人认为人口增加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会带来困难，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孔多塞先生对人类理智的进步所作的概述――孔多塞先生所说的那种摆动何时适用于人类。
上述显而易见的推论是在考察了过去和现在人类的状况后作出的，因此，在我们看来，论述人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的一切著述家既注意到有关人口过多的论点，又常常对它掉以轻心，并且总是认为由于人口过多而产生的困难在遥远而几乎无法估计的未来才会出现，就成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甚至认为这一论点的影响力足以破坏他的整个平等制度的华莱土先生，似乎也觉得，在全部土地开垦得象菜园一样，生产物毫无可能进一步增加以前，不会由于人口过多而产生任何困难。如果情况果真如此，而美好的平等制度在其他一些方面又可以实行，我们就不应当因为预料在遥远的未来会发生困难而压抑追求这个制度的热情。一件这样渺茫的事情完全可以听天由命；但实际情况是，如果本篇论文提出的论点有充分根据的话，那么，这种困难就不是在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而是近在眼前、马上就要发生的。在从现在到全部土地都变得象菜园那样的耕作进步的每一时期，食物匮乏所造成的困苦将持续不断地强加于一切人（如果人是平等的）。虽然土地的生产物每年会不断增加，但人口的增加要比它快得多，因而过剩的人口必然会由于贫困或罪恶周期地或持续不断地发生作用而受到抑制。
孔多塞先生的《人类精神进步史梗概》一书，据说是在被冷酷地剥夺了公民权（到他死了为止）的压力下写成的。如果他对这本书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出版不抱希望，对它受到法国的欢迎也不怀有希望，那么，他那样依恋同日常经验完全抵触的原理，确实是很奇怪的。他看到世界上最开化的国家之一的人类精神，在开化几千年以后，竟然会在各种可憎恶的、即使最野蛮的时代最野蛮的部落也引以为耻的感情――恐怖、残忍、恶意、报复心、野心、狂热和放荡等等的骚扰下堕落，他的人类精神必然而不可避免地会进步的想法当会受到极大的打击，以致不管他表面表现得如何，只有靠他对自己的原理的真实性抱有极其坚定的信心，才能经受住这种打击。
这部在孔多塞先生死后出版的著作只是他计划完成的一部篇幅大得多的书稿的梗概。因此，它必然缺乏唯一能证明某一理论真实性的阐述及其应用。如果这个理论应用于实际事态，而不是应用于想象的事态，则只要稍许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出，这种理论是完全自相矛盾的。
这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人类将如何趋于完善。他说，将欧洲各文明国家的实际人口和土地面积加以比较，并考察一下它们的耕作，它们的产业，它们的分工以及它们的生活资料，我们就会明白，没有许多人以自身的勤劳作为满足自己需要的唯一手段，就不能保持同样多的生活资料，从而不能维持同样多的人口。他承认不得不存在这样一个阶级，随后又谈到劳动者的家庭完全依赖于其一家之长的寿命与健康，这种家庭的收入是很不稳定的，于是很恰当他说：“因此，不平等、依赖、甚至贫困等现象（它们不停地威胁着社会上人数最多、最勤勉的阶级）的发生有其必然的原因。”这种困难已得到适当而充分的说明，然而他提出的克服困难的方法恐怕不会收到实效。根据对人的寿命的或然率和货币利息的测算，他建议设立一种基金，以保证老年人得到资助，这种基金的形成部分依靠老年人自己以前的储蓄，部分依靠其他一些人的储蓄，这些人作出了同样的牺牲，但是在获得储蓄的好处以前就去世了。同一基金或类似的基金也可以用来帮助失去丈夫或父亲的妇女、儿童，并向已到达成家年龄的人们提供足够的资本，使他们能够适当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说，这种基金可以以社会的名义筹集，并由社会加以保护。他更进一步说，通过正确地进行测算，还可以找到一种方法来防止信贷成为巨商的独占权，并为信贷提供同样稳固的基础，使产业的发展和商业活动较少地依赖大资本家，从而比较完满地保持平等状态。
这种基金和测算在理论上很诱人，可一旦应用于实际生活，就毫无价值了。孔多塞先生承认，完全靠勤劳维持生活的阶级，是一切国家所必需的。为什么他承认这一点？他所能提出的唯一理由是，他以为，为获得供养增加的人口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没有必要的刺激是不会进行的。如果对勤劳的刺激由于上述制度的建立而消除，如果在信贷上，在妻子和子女未来的供养上，懒汉和玩忽职守者处于同勤勉、刻苦的人一样的地位，我们还能期待人们发挥旺盛的活动力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现在这已成为社会繁荣的主要动力）吗？如果设立一个审理机构来研究每个人的要求，断定每个人是否已作出最大的努力，从而答应或拒绝给予补助，那就不过是以更大的规模再次实施英国的济贪法，而完全破坏真正的自由原则和平等原则。
即使撇开上述反对这种制度的重大理由，暂且假定它不致妨碍生产性的劳动，也还有另一极其巨大的困难妨碍这种制度的建立。
如果一切男子都确信能向家庭提供使生活舒适的物品，则几乎一切男子都会成家，而如果下一代能够摆脱贫困的“杀气”，人口必然会迅速增加。孔多塞先生似乎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在描述进一步的改良以后说：“但随着产业的发展和幸福的增加，每一代都将要求得到更多的享受，结果是，人口将因人类体质的增强而增加。这样，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期，使具有同样必然性的法则互相抵消。如果人数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其必然结果或者是幸福和人口持续减少（一种真正的倒退运动），或者至少是在善与恶之间摇摆不定。在已进入这一时期的社会，这种摇摆不定难道不会成为周期性贫困经常存在的原因吗？它不是标出了一切改良不能逾越的界限，指明了人类完善的时期经过长久的岁月总会到来，但决不能超越吗？”
他接着说：“谁都知道，这样一个时期离我们很远，但我们是否总有一天会到达呢，谁也不能断定，在人类进步到我们现在不能设想的时代才会发生的事件，将来会不会成为现实。”
孔多塞先生对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时可能出现的情景所作的描述，是适当的。他所描述的那种摇摆不定的确会发生，而且无疑是周期性贫困经常存在的原因。我和孔多塞先生不同的唯一的一点，是它能够适用于人类的时期。孔多塞先生认为，它只能适用于极其遥远的时代。事实正好相反，如果我所举出的人口自然增加和食物自然增加之间的比例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事实，则人口超过生活资料的时期早就到来了，而必然发生的摇摆不定，即周期性贫困经常存在的原因，从有人类史以来一直存在，现在依然存在，而且除非人类的本性发生明显的变化，否则还将永远存在。
孔多塞先生继续说，即使他认为非常遥远的那个时期真的到来，人类及为人类的可完善性辩护的人也不必惊恐不安。他提出那时有一种方法（我承认自己对它并不理解）可以使人们摆脱困境。他说，到那时，迷信的荒谬的偏见将不再从道德上严厉指责可以防止生育的男女乱交或其他反常行为为腐败、堕落。但是，在大多数人看来，用这种方法来摆脱困境，肯定有损于美德和纯朴的社会风俗，而美德和纯朴的社会风俗正是为平等和人类的可完善性辩护的人声称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目标。
第九章
孔多塞先生对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和人类寿命的无限延长所作的推测――以动物的繁殖和植物的栽培为例，说明由界限不能确定的局部改善推论无止境的进步，是一个谬误。
孔多塞先生提出来考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他说，如果已经提出而在发展中当能发挥更大作用的各种证据，在人们现有的天赋不变、有机体也不变的假设下，已足以证明人类具有无限的可完善性，那么，如果这种有机体、这些天赋是可以改善的，事实会是怎样，人们抱有的希望又将达到什么程度呢？
他认为，随着理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医术将不断得到改进，人们将食用更卫生的食物，住在更卫生的房间里，将采取较好的生活方式，依靠锻炼增进体力而不因锻炼过度而损害体力，世人堕落的两大原因――贫困和极其富有――将被消灭，遗传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随着物理知识的增进将逐渐被消除，这一切使他作出如下的推论：人虽然不能绝对不死，但是从出生到自然死亡之间经历的时间将不断增加，无从确定，也许可以用“无限”一词来表示。他提出，“无限”这个词有两种意思，一是，不断地向一无限的界限靠近，但永远达不到这一界限，另一个意思是，寿命可以无限延长，以致大于任何可以确定的界限。
但是，这个名词在任何一种意义上应用于人类寿命的长短，无疑是极不明达的，不能在自然法则上找到任何根据。由各种原因引起的寿命的变动，其性质与有规则的、有进无退的寿命的延长是截然不同的。人类的平均寿命在一定程度上因气候对健康有益还是有害、食品卫生与否、社会风俗的善恶及其他各种原因而有不同，但是，从我们有可信的人类历史以来，人类的自然寿命是否确有稍许觉察得到的增加，是很可怀疑的。一切时代的成见都正好同这个假设相反，虽然我不愿意过分强调这些成见，但它们确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人类的自然寿命未曾明显增加。
也许有人会说，世界刚刚诞生不久，尚处于幼年期，期望它很快有所变化，是不应该的。
如果事实果真如此，人类的一切科学马上就会完结。从结果到原因的整个推理顺序都会被破坏。我们可以闭眼不看自然这本书，因为读它不再有任何益处了。最不切实际、最不可能成为现实的推测，就同建立在小心谨慎的反复试验基础上的有充分根据、极其卓越的理论一样确定无疑了。我们也就可以重新采用陈旧的推理方法，使事实屈从体系，而不是根据事实来建立体系了。牛顿的宏大而首尾一致的理论也就同笛卡儿的轻率而古怪的假说平起平坐了。总之，如果自然法则如此变化无常，如果竟可以断言和相信亘古从未发生变化的自然法则将有所改变，则任何刺激都将不复能激起人类的研究精神，人们必然会停留在迟钝麻木状态，仅以迷人的梦想和狂妄的想象自娱。
自然法则的不变性和因果的不变性是一切人类知识的基础，不过，我完全不是说制定和执行自然法则的力量不能“在一刹那，在转瞬之间”完全改变自然法则，这种变化无疑是可以发生的。我要说的只是，我们不能从理性推论这种变化。倘若事先没有任何明显的征兆或迹象表明某种变化会发生，我们就能够推断这种变化必将出现，那么，我们作出任何判断都可以认为是合理的，一如肯定明天月球将与地球相碰，同说明天太阳将照常升起一样是合理的。
从远古到现今，没有任何永久性征兆或迹象表明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关于寿命的长短，有人提出，气候、习惯、饮食及其他原因所产生的显著影响，已向人们提供可以断定寿命能够无限延长的理由；但这种议论是建立在如下不稳固的基础上的，即：人类寿命的年限是不能明确划定的，而由于你不能精确地划定它的期限，你就不能确切地说它是这样长，不能再长，因此，寿命可以永远增加，并且可以恰当地说它是无定限的或无所限制的。然而，这种议论的谬误和荒唐，只要对孔多塞先生所说的各种植物和动物有机体的可完善性或退化（他说，这可以看作一般自然法则之一）略加考察，就可以充分看出。
据孔多塞先生说，家畜改良家有一准则，即：你想要多么优良的家畜，就可以繁育出多么优良的家畜；这一准则是以另一准则为依据的，即，某些牲畜的崽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母体的优良品质。著名的莱斯特羊的繁殖，其目的在于促使这种羊的头和腿变小。从上述准则出发，这种羊的头和腿显然应当能够改变到近似消灭，但这显然是极其荒唐的，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那个前提是不正确的；虽然我们不能够看出改良的限度，或者准确地说出这个限度，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就这个例子来说，最大的改良限度或最小的头和腿可以说是难以明确划定的，但这与孔多塞先生所说的无定限或无所限制是两码事。尽管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划定改良所无法逾越的限度，但我却可以很容易说出改良所无法达到的一点。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定，即使这种羊的繁殖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莱斯特羊的头和腿也决不会象老鼠的头和腿那样小。
所以，说某些动物的崽儿会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具有其母体的优良品质，或者说动物具有无限的可完善性，都是不正确的。
由野生植物变成美丽的园花，也许是比动物界的任何变化都更为明显和惊人的进步，但即使在这里，断言这种进步是无所限制的或无定限的，也是极其荒谬的。植物改良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体积增大。花卉通过栽培而逐渐增大。如果进步真是无限的，则其体积应当也可以无限增大，但这是极端悖谬的，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植物的改良同动物的改良一样是有其限度的，虽然我们不确切知道这个限度是在哪里。也许争夺花奖的花匠们往往施用效力较强的肥料，但都没有成功。同时，有人如果说他看见了最美丽的麝香石竹或银莲花，这或许过于夸张。然而，他如果断言麝香石竹或银莲花的体积永远不能通过栽培增加到同大甘蓝一样大，却不会同未来的事实相抵触，虽然还有比甘蓝大得多的可定量。谁也不能说他看见了最大的麦穗或栎树；但是他可以很容易而非常肯定地说出它们所不能达到的一点。因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对于无所限制的进步和只是其限度难以明确划定的进步，应当细心地加以区分。
也许有人会说，植物和动物的体积不能无限增大的原因，是它们本身的重量会把自己压倒。我的回答是，不实际体验构成它们躯干的力量有多大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一点呢？我知道，在麝香石竹的体积增加到象甘蓝那样大以前，它的茎就支承不了它了，而我知道这一点，只是由于我体验到麝香石竹之茎的质地是脆弱而缺乏韧性的。自然界中有许多同石竹的茎同样大小的物质可以支承象甘蓝那样大的头状物。
植物死亡的原因，现在我们还完全不知道。谁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这种植物是一年生的，那种植物是二年生的，另一种植物则是多年生的。在这一切场合，在植物、动物和人类方面，一切都还是取决于经验，我只是因为一切时代的经验都证明构成有形人体的那些物质是会死亡的，才断言人会死亡。
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进行推理。
在能够充分证明人类的寿命已经、并且还在明显地延长到接近无限的程度以前，正确的哲学不允许我改变世人都会死亡的看法。而我从动物界和植物界引用两个特殊事例的主要原因，是在于揭露和说明（如果我能够）一种论点的谬误，这种论点仅仅因为看到了某些局部的改进，而这种改进的限度不能精确地规定，就推论这种进步是无限的。
植物和动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是谁也不能怀疑的。在这方面已取得显而易见的进步；但是我认为，宣称这种进步是无限的，似乎是极其荒谬的。人的寿命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而有很大的变动，但自有世界以来，能否明白地确定人的身躯得到了有组织的改良，是大可怀疑的。因此，有关人类有机体的可完善性的论点所据以建立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只能认为是一种推测。不过，通过注意生育，人类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类似于动物界发生的那种改良。智力能否遗传或许是一个疑问；但身材、力气、美、气质甚或长寿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遗传给后裔的。谬误并不在于假设较小的改良是可能的，而在于对限度难以确定的小规模的改良和真正无限的改良不加区分。不过，若要用这种方法去改良人类，就必须禁止劣等人结婚，但人们却不可能普遍注意生育；实际上，据说，除了古代比克斯塔夫族曾通过谨慎的婚配、特别是非常审慎地同挤乳女工“杂交”，在使皮肤变白和增加身高，从而矫正族人体格上的一些主要缺点上得到很大的成功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这类目标明确的尝试。
我认为，为了更加充分地说明世人不能不死，不必强调寿命的延长会大大增加人口问题的份量。
孔多塞先生的著作不仅可以看作一位名人的意见的概述，而且可以看作革命初期法国许多工人的意见的概述。因此，它虽然是一个概述，似乎也值得注意。
第十章
葛德文先生的平等制度――将人类的一切罪恶归因于人类制度是错误的――葛德文先生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所作的第一个回答是很不全面的――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美好的平等制度是可以实现的――只是由于人口原理，这种制度就会在短短３０年间完全垮台。
人们阅读葛德文先生的独出心裁和才智洋溢的《政治正义论》，看到他的文笔气势雄浑而有力，他的某些推理精密而有说服力，他的思想炽热而强烈，特别是他那给人深刻印象的诚挚态度，使全书具有真理的外观，不能不为之感动。同时，又必须承认，他没有以似为正确哲学所必需的谨慎态度来进行他的研究。他的结论常常不为他的前提所认可。他自己提出的异议，有时也不能加以排除。他过分依赖那些不能应用的一般而抽象的命题。他的推测无疑远远超出了自然的质朴。
葛德文先生所提倡的平等制度，无疑比现已存在的任何制度都更为美好和令人向往。仅仅凭借理性和信念所进行的社会改良，比凭借权力施行和维持的任何变革都将更为持久。无限运用个人判断力是一种极其伟大而有魅力的原则，远远优于那些一切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社会奴隶的制度。以仁爱代替自爱作为社会的主要动机和动因，是人们热诚地希望看到的一种成就。总之，看到这一美好的制度的一切，必然会抱有喜悦和羡慕的心情，热望有朝一日它会实现。但是，可惜得很！这个时刻决不会到来。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一个美好的想象的幻影。这种幸福和永生的“华丽的宫殿”，这种真理和美德的“庄严的神殿”，如果我们了解实际生活，并细心观察人类在地球上的真正处境，它们就会象“空中楼阁”一样消失。
葛德文先生在《政治正义论》第八篇第三章结尾谈到人口，他说：“人类社会有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人口总是保持在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比如，我们发现，美洲和亚洲的游牧部落，经过多少世代，人口并未增加到需要耕种土地的程度。”
葛德文先生作为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原因提及而未试图加以研究的这一原理，我们将看到，就是折磨人的必然法则――贫困和对贫困的恐惧。
葛德文先生在全书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将文明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罪恶和贫困都归咎于人类制度。在他看来，政治制度和现存财产制度是一切罪恶的重大根源，是使人类堕落的所有罪行的温床。如果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则从世间完全消除罪恶，就似乎不是一件没有希望完成的工作，而理性似乎就是实现这一伟大目的的非常合适的手段了。但事实真相是，虽然人类制度似乎是造成人类许多灾祸的明显和突出的原因，但实际上它们是不重要的、表面的原因，同使源泉污浊、使全部人类生活的水流浑浊的那些根深蒂固的不洁原因相比，它们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羽毛。
葛德文先生在论述平等制度带来的好处的那一章中说：“压迫精神、奴隶性和欺骗的风气，都是现存财产制度的直接产物。这一切都一致同智力和道德的发展为敌。妒忌、怨毒和报复等其他恶行是上述精神和风气不可分的伴侣。在富裕而人人同样分享自然的恩赐的社会状态下，这类感情必将消失。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原则也会消失。任何人也无需小心看守自己小小的储备或担心而又吃力地去满足自己经常感到的需求，每个人也就能把个人的存在溶合到关心普遍福利的思想之中。任何人也不会以别人为敌，因为他们之间不存在你争我夺；结果仁爱将取得理性所授予的最高统治权。人们将不再整天为肉体需要而操心，得以自由地遨游在与人的意趣相合的思想领域之中。在扩大知识的工作上，人人都会帮助我而我也会去帮助他们。”
这确实是一种幸福的状态。但是，这只是一种想象的情景，与现实毫不相干，这一点恐怕读者已经充分觉察到。
人无法生活在富裕当中。并非一切人都能同等地分享自然的恩赐。如果没有现行财产制度，则每个人都不得不尽力保护他的少许财产。利己心将大获全胜。你争我夺将永远存在。每个人都将经常为肉体需要操心，而没有一个有才智的人能够自由地在思想领域遨游。
葛德文先生没有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注意一下地球上人类的真实状况，看一下他准备用什么方法克服人口过多带来的困难，就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他说：“……对本章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明确回答是：现在设想困难未免过早。地球上四分之三可以住人的土地还没有耕种。已经耕种的土地还能进行无限的改良。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过了多少世纪之后，大地仍将足以养育它上面的居民。”
我已经指出，认为在地球绝对无法增加生产物以前人口过多不会带来困苦和困难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暂且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美好的平等制度以其最纯粹的形式实现，并看一下这个困难会怎样迅速地在这种完善的社会形态下压在人们身上。一种理论倘若无法加以应用，也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我们暂且假设产生贫困和罪恶的一切原因在这个岛国都已消除。战争和你争我夺已停止。有害身心健康的职业和工厂已不复存在。人们不再为宫廷的阴谋、为商业目的、为邪恶的满足而聚集于疫疠丛生的大城市。单纯的、健康的和适度的娱乐代替了饮酒、赌博和放荡。没有任何城镇大到会对人体发生有害的影响。这一人间天堂的幸福居民大都居住在乡间的小村庄和农场中。每座房子都清洁、通风和宽敞，坐落在有益于健康的地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奢侈品的生产停止了。必须进行的农业劳动和睦地由一切人分担。这个岛国的人数及其生产物，我们假设同现在一样。仁爱的精神受公平无私的正义的支配，使这些生产物可以按照人们的需要在社会上的一切成员中分配。虽然或许不能做到每个人每天都有肉吃，但植物性的食物和偶尔吃到的肉，已可满足俭朴的人民的需要，并足以使他们保持健康、体力和饱满的精神。
葛德文先生认为婚姻是一种欺骗和独占。我们暂且假设性交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原则之上。葛德文先生并不认为这种自由会导致男女乱交，在这一点上，我同他是完全一致的。用情不专是一种不道德的、腐败的和不合人情的嗜好，因而在单纯而有道德的社会中不可能很普遍。每一个男人都会自己选择一个伴侣，而且只要双方都愿意保持这种关系，他也就保持下去。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看法，一个女人有多少子女，子女属于谁，将是无关紧要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自然会从多余的地方流向缺乏的地方。每个人都乐于尽力教育年轻的一代。
我想象不出还有比这从总体上看更有利于人口增加的社会形态。现存婚姻的不可补救性，无疑使许多人对它望而却步。另一方面，不受约束的性交则会成为早婚的最有力的诱因，而由于我们假定人们不必为儿童未来的抚养担忧，因而我以为，在１００个２３岁的妇女中也许找不到一个尚未成家的妇女。
由于上述这一切大大促进人口增加，减少人口的各种原因又假定已经消除，人口数量的增加必然会快于任何已知社会。我曾经说过，据斯泰尔斯博士发表、普赖斯博士曾引用的小册子所载，美洲腹部殖民地的居民人数在１５年间增加了一倍。英国当然是比美洲腹部殖民地更有益于健康的国家，并且，按照我们的假设，这个岛国的一切房屋都是通风和卫生的，而对人们组织家庭的鼓励又大于美洲腹部殖民地，因而，其本土人口为什么没有（如果有可能）以少于１５年的时间增加一倍，就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给予说明了。但我们决不背离事实，我们只假定人口增加一倍的时间为２５年，众所周知，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就是以这一速度增加的。
无可怀疑，我们所假设的财产的均等化，加上全社会的劳动主要用于农业，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生产物的增加。但是，要满足如此迅速增加的人口的需要，葛德文先生所计算的每人每天劳动半小时肯定是不够的。或许每个人必须以一半时间用于这一目的。可是，即使作出这样的、甚至更多的努力，了解我国土壤的性质、已耕土地的肥力和未耕土地的贫瘠程度的人，也会对２５年间平均总产量能否增加一倍心存疑虑。要做到这一点，唯一可行的办法或许是耕种全部放牧地，并几乎完全不再食用肉类。但这个方案的一部分也许自己就行不通。英国的土地不施肥是不能生产出大量食物的，而要制造出最适合于英国土地的肥料，家畜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据说，中国有些省份的土地十分肥沃，不施肥稻一年仍可收获两次。英国则根本没有这样的土地。
虽然这一岛国的平均产量很难在２５年间增加一倍，但我们暂且假定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在第一个时期届满时，食物（纵然全部是植物性的）足以供养增加了一倍的人口：４００万，使其保持健康。
在第二个人口倍增的时期，哪里可以找到食物来满足愈益增加的人口的迫切需要呢？哪里有生荒地可以开垦呢？哪里有必不可少的肥料来改良已耕的土地呢？对土地略有所知的人都会说，在第二个２５年间，按相当于其现在收获的数量来增加我国的平均产量是不可能的。尽管这种增加不可能实现，我们仍假定它会实现。我们的论证具有极大的力量，允许我们作几乎一切让步。然而，即使我们作这种让步，在第二个时期届满的时候，仍会有７００万人没有给养。仅够２１００万人糊口之用的食物量将由２８００万人分担。
天哪！所谓人们生活在富裕中，任何人也无需担心而又吃力地去满足自己经常感到的需求，狭隘的利己主义原则也会消失，人们将不再整天为肉体需要操心，得以自由地邀游在与人的意趣相会的思想领域之中，这样一种情景安在？这种想象出来的华丽建筑物一经事实的严格检验便消失了。由富裕培育和激励起来的仁爱精神，将被匮乏的寒冷气息所抑制。已经消灭的可憎的感情将再次产生。自我保存的强大法则将驱除人们心灵中一切较温柔、较高尚的感情。作恶的诱惑过于强烈，非人类的本性所能抵制。谷物在成熟以前就被收割，或者被过多地隐藏起来，而一切撒谎骗人的不道德行为马上就会发生。子女众多的母亲不会再源源不断地得到生活必需品。由于缺乏食物，儿童体弱多病。健康的红润脸颊将被贫苦造成的苍白脸颊和凹陷的眼睛所代替。仍在少数人的内心萦回的仁爱心作了几次无力的最后挣扎以后，利己心最终便恢复了其经常的绝对统治权，得意洋洋地横行于全世界。
葛德文先生将最坏的人的原始罪恶归咎于人类制度的腐败，但这种制度在这里已不存在。也不存在这种制度产生的社会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对立。理性指定要留归公众的那些利益没有被人独占。谁也不受不公正的法律的驱策去破坏秩序。仁爱之心已深深扎根于一切人的心中；可是，在短短５０年中，使现在的社会状态堕落和阴暗的暴行、压迫、虚伪、苦难，各种可憎的罪恶以及各种形式的贫困，就会由各种最紧迫的事情、由人类的本性所固有而与一切人类制度毫无关系的法则再生出来。
如果大家仍不十分相信这种令人忧伤的情景的真实性，不妨看一下第三个２５年的情况，我们当会发现，那时将有２８００万人没有生活资料；而在第一个１００年终了时，人口将为１１２００万，食物则仅足供养３５００万人，其余７７００万人没有给养。到那时，人们将普遍感到匮乏，劫掠和谋杀将在世间盛行，尽管我们一直假定，土地的生产物是绝对无限的，其每年增加的数量比最大胆的思辩家所能想象的还要大。
毫无疑问，对于人口增加所造成的困难所持的这种看法，和葛德文先生的看法大不相同，他曾说：“尽管人口不断增加，可也许过了多少世纪之后，大地仍将足以养育它上面的居民。”
我完全知道，我提到的那过剩的２８００万人，或者说７７００万人，是决不会存在的。葛德文先生说：“人类社会有一条规律，根据这条规律，人口总是保持在同生活资料相适应的水平上。”这个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唯一的问题是，这条规律是什么？是某种暧昧而不可思议的原因吗？是上帝的神秘干预――在一定时期突然使男子无性交能力，使妇女不能受孕吗？或者是这样一种原因，它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是能够加以探究的，人们可以看到，在人类所处的任何状态下，它都持续不断地（虽然是以不同的强度）发生作用。这不正是一定程度的贫困吗？这种贫困是自然法则造成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人类制度决没有加重它，而是大大减轻了它，虽然永远不能消除它。
在我们所假设的情况下，现在支配文明社会的一些法则会相继听命于最紧迫的需要。对于这种说法，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按照葛德文先生的看法，人类是其所接受的印象的产物，因而匮乏的鞭策持续不了多久，就必然会发生侵害公众资财或私人资财的行为。由于这种侵害次数增加、范围扩大，社会上比较活跃、富有才智的人士很快就会察觉人口在迅速增加，而年产量却在减少。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人们会意识到必须立即采取某些措施来保护社会的安全。那时会召开某种会议，并以最有力的措词说明国家的危险状况。可以说，当人们生活在富裕中时，谁劳动最少，或者谁占有最少，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每个人都十分愿意并随时可以满足邻人的需要。但是，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人应不应当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别人，而是他应不应当把自己生存所绝对必需的食物送给邻人。应当指出：缺少食物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供养他们的人数和手段；这种按照本国的生产状况不能完全满足的迫切的需要，导致了对正义的若干公然侵犯；这种侵犯已经阻碍了食物的增加，如果不采取某些方法制止，还会使整个社会陷入混乱状态；紧迫的需要似乎在命令人类无论如何要使生产物逐年增加：为了达到这一基本的、重大的和责无旁贷的目的，应更加全面地分配土地，并应通过最有效力的惩罚，甚至死刑，来保障一切人的资财不受侵犯。
某些反对者也许会提出，由于土地肥力的增加和各种偶然事件的发生，一些人得到的份额可能大大超过维持自己生活所必需的数量，而利己心的支配权一旦确立，没有某种补偿作为报酬，他们决不会把自己剩余的生产物拿出来分配。我们的回答是，这是一种大可悲叹的不便，但是，这种弊端同由于财产不安全而必然会带来的一系列阴森恐怖的灾难是不能相比拟的。一个人所能消费掉的食物数量必然要受人类有限的胃容量的限制；他肯定不会把余下的部分扔掉，而会以剩余的食物来换取别人的劳动，从而使别人在某种程度上靠他生活，尽管这是一种有偿的让予，也还是比听凭别人活活饿死要好。
因此，救治一直折磨着社会的最好（虽然仅此还不够）方法，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建立一种同目前各文明国家所盛行的没有很大差别的财产管理制度。
要讨论的下一个问题，与前一问题密切相关，就是两性之间的交往。一些人已注意到了社会遭受各种困难的真正原因，这些人或许会强调，如果每个人都安然地认为他的一切子女都能依靠一般的仁爱心而得到适当的抚养，则土地的能力将绝对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食物来供养由此必然增加的人口；即使社会的全部注意力和劳动都指向这唯一的目的，而且由于财产得到完善的保护，以及其他各种可以设想的鼓励，因而生产物逐年增加的数量可以达到最大限度，但食物的增加仍不能与人口更加迅速得多的增加相适应；所以对人口的增加必须实行某种控制；最自然、最明显的控制似乎是使每个人抚养他自己的子女；就某一点来说，这可以作为一种人口增加的测度和规准发生影响；可以预料，人们如果无法获得用以供养后代的生活资料，就不会生儿育女；但即使如此，为了儆戒他人，让轻率地使自己及其无辜的子女陷入贫困和匮乏的个人，遭受随同这种行为而产生的耻辱和麻烦，似乎是必要的。
婚姻制度，或者至少是每个男人要承担抚养自己子女的某种义务（明确的或暗示的）的制度，在我们所设想的存在种种困难的社会里，似乎是上述推理的自然结果。
对这种困难所作的考察，揭示了女子贞操的破坏比男子发生这个问题蒙受更大耻辱的很自然的根源。不能指望妇女具有足以抚养她们子女的资力。因而，如果一个女子同没有签约承担抚育子女责任的一个男子结合，一旦这个男子感到不自由而将她遗弃，则这些子女必然要仰给于社会，否则就会饿死。而由于以监禁或判刑来惩处这种很自然的过失，以防止上述麻烦反复发生，或许是很不正当的，人们就可能同意以耻辱来惩处。此外，这种罪过在女子方面更为明显和引人注目，更不至于误认。一个孩子也许常常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但他很容易确切知道谁是他的母亲。人们同意，对于犯罪证据极为充分、同时对社会的妨害又最大的方面，应责其承担最大部分的罪责。如有必要，社会可以强迫一切男子担负抚养子女的责任；男子为维持家庭生活必然要遇到较多的麻烦，作出较大的努力，因此，如果一个男子使他人陷入不幸，即令只使他蒙受几分耻辱（这是每个人必定会遭受的），也可以认为他受到了充分的惩罚。
现在妇女犯罪几乎要被赶出社会，而男人犯罪却几乎不受惩罚，这似乎毫无疑问是对自然正义的侵犯。但是，这种习俗作为防止严重妨害社会的事件经常发生的最明显、最有效的方法，虽然也许不完全公正，其起因却似乎是自然的。然而，这个起因现在已在这种习俗后来引致的一系列新观念中湮没无闻。起先也许是由于社会需要而做的事情，现在要靠妇女的贤淑来维持；而这种习俗在其原来的意旨虽然还保存，但人们对它已毫无实际需要的地方，仍以最大的影响力对社会上的那一部分人发生作用。
社会上的这两个基本规则――财产的安全和婚姻制度――一经确立，不平等的状况必然会随之发生。在财产分割后出生的那些人面临的是已被人占有的世界。如果他们的双亲由于子女过多而不能很好地抚养他们，他们在万物均被占有的世界上该怎么办呢？前已提及，如果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有权要求从土地生产物中得到相等的一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人数增加过多以致原先分得的那份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的家庭，不能象要求偿还债务那样，要求从别人的剩余生产物中分取一部分。很明显，按照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有些人必定会因匮乏而受苦。这些不幸的人在生活的大抽彩中抽了空彩。这种索取者的人数很快就会超过剩余生产物的供应能力。道德上的是非曲直，除在一些极端的场合以外，是一种很难识别的标准。剩余生产物的所有者一般都要寻找某种比较明显的识别标准。除在各种特殊的场合以外，他们会选择能够并表示愿意尽力取得更多的剩余生产物的那些人，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正当的；这样做既有利于社会，又使这些所有者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一切缺乏食物的人当为紧迫的需要所驱策而提供他们的劳动，以换取其生存所绝对必需的这种物品。适于维持劳动的基金相当于土地所有者拥有的、超过他们自己消费所需的食物总量。如果对这种基金的需要很大、很多，它就必然会以很小的份额进行分配，劳动报酬将降低。人们提供劳动，将只能获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因而亲属的抚养将受阻于疾病和贫困。相反，如果这种基金迅速增加，如果它在比例上相对于提出要求者的人数而言很大，它就会以很大的份额进行分配。任何劳动者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作为报酬，他就不会以劳动进行交换。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便可以过舒适和安逸的生活，因此能够抚养许多健壮的子女。
在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国家内，各下层阶级的幸福或苦难程度，主要取决于这种基金的状况。而人口是增加、静止不变还是减少，又取决于这一幸福或苦难程度。
因此，很明显，一个按照人们的想象力所能设想的最美好的方式组成、以仁爱心而不以利己心作为其活动原则、并且靠理性而不靠势力来纠正其一切成员的有害倾向的社会，很快就会按照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而不是由于人类的任何原始罪恶），蜕化为与目前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国家里普遍存在的社会没有本质区别的一种社会；我指的是，会蜕化为分成所有者阶级和劳动者阶级、并以利己心作为那庞大机器的主要动力的一种社会。
在我所作的假设中，不容置疑，我所举出的人口增长率总会小于其实际增长率，我所举出的生产物增长率又总会大于其实际增长率。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认定，在我所假设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不能快于任何已知实例中的人口增长。因而，如果我们假定人口增长一倍的时间为１５年，而不是２５年，并且考虑一下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使生产物增加一倍（即使我们承认有此可能）必须花费多少劳动，我们就敢断言，即令葛德文先生的社会制度以最完美的形式建立起来，也不用说不要很多世纪，甚至３０年不到，就会仅仅在人口原理的作用下彻底毁灭。
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我没有提到移民。如果欧洲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建立了这种社会，它们在人口方面当会产生同样的困难，因而不能容纳新的成员。倘若这种美好的社会局限于这个岛国，则它本来的纯净必定会不可思议地减损，其所企求的幸福也只有极小一部分能够实现；总之，在该社会的任何成员愿意自动离开，愿意在目前存在于欧洲的那种政体下生活，或甘受极端困苦移居新开发的地区以前，该社会的根本原则当已完全破坏。我们从日常经验中看得很清楚：人们只有在苦难极其深重时才会下决心离开祖国；即便是最吸引人的开拓新殖民地的计划，濒于饿死的人们也往往拒不接受。
第十一章
葛德文先生推测，两性之间的情欲将来会消失――这种推测没有明显的根据――性爱的激情同理性或美德并不矛盾。
我们曾假设葛德文先生的社会制度可以完善地建立起来，但这种假设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个制度一建立，就会被各种自然原因迅速摧毁，同样的原因也会使这一制度不可能建立。我想象不出我们根据什么理由可以认为这种自然原因将发生变化。在世界存在的五六千年间，从未发生任何趋向于消灭两性之间情欲的事情，一切时代已届晚年的人们都激烈反对自己感觉不到的情欲，但却没有多少理由，也极少成功。生来性情冷淡、不知性爱为何物的那些人，当然完全没有资格判断情欲对于生活中愉快感觉的总和可以作出多大的贡献。年轻时纵欲过度，因而年老后身体虚弱、内心充满悔恨的那些人，也很可能指责这种愉快空虚无益，不能使人永久满足。但是，纯粹性爱的快乐，与最进步的理性和最高尚的美德并不矛盾。一个人若体验过纯洁性爱的真正快乐，则无论他体验过的理性的快乐多么巨大，也不免经常回顾那一时期，认为它是自己整个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对此心往神驰，深情地怀念那个时期，并且非常希望自己能再度生活在那个时期。理性的快乐超越肉体快感之处，与其说是在于它较为真实和根本，不如说是在于它持续时间较长，牵涉面较广，并且不易满足。
任何享受如无节制，都有损于其本身的目的。天气晴朗时在非常美丽的乡村散步，如果走得太远，终究会感到烦闷和疲乏。非常卫生而且富有养分的食物，贪吃过度，非但不能增强体质，反而会使身体衰弱。甚至理性的快乐，虽然确实比其他各种快乐不易满足，但如几乎毫不间断地追求，也会使身体虚弱，精力衰减。由于人们滥用这种快乐而否认它的现实性，似乎不是很恰当的。按照葛德文先生的说法，道德就是结果的打算，或者象佩利副主教所十分恰当地表述的，道德就是神的意志，是由一般便利推断出来的。按照这两个定义，肉体的快感如果不伴有产生不幸结果的可能性，就不违反道德法则，如果对它的追求有所节制，为理智的发展留有极大的余地，则无疑会增加生活中快感的总和。因友谊而增强的纯洁的性爱，似乎是肉体享受和智力享受的混合物，特别适合于人的本性，能极其有效地唤起人的同情心，并使人得到极大的满足。
葛德文先生为了说明肉体快感显然低下，曾说：“剥脱掉两性性交的一切伴随情况，它就会普遍遭到轻视。”他同样可以对一个观赏树木的人说：除去这些树伸展开的枝叉和娇嫩的叶子，你还能在它们那光秃秃的树干上看到什么美？但吸引人们观赏的树，总是有枝有叶的，而不是无枝无叶的。一个物体的特点和它的总体，可以象任何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那样迥然不同（如同一个美丽的妇女和一张马达加斯加的地图），从而使人产生不同的情绪。引起情爱的是女人“身材匀称、活泼、性情温柔、亲切、有想象力和才智”，而不只是因为她是女性。男人在情爱的驱策下，曾被迫作各种大大有损于社会一般利益的事情，但如果女人只有女性的外貌，没有其他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也许男人就不难抵制这种诱惑。从肉体快感中除去它的一切附属物以证明其低下，一如使磁石失去产生引力的一些最根本的因素，然后断言磁石的作用微弱。
在对一切享受（无论是肉体的还是智力的）的追求中，理性即我们能够计算结果的能力，都是适当的矫正者和指导者。因此，较高的理性往往可以防止纵欲过度，不过它决不会因此而灭绝这种快乐。
我曾努力说明从限度不能完全确定的局部改良推论没有限制的进步这种论证的谬误。我以为，很明显，虽然有许多事例揭示了明显的进步，但如料想这种进步是无定限的，就大谬不然了。而关于两性之间情欲的消灭，迄今尚未取得显著的进展。因此，设想这样一种消灭，只是提出了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推测，未得到任何哲学上的盖然性的支持。
历史非常明确地提示了如下的真理，即：某些智力极高的人不只是适度地享受性爱的快乐，而且是过度地沉溺于这种快乐。但是，即使承认（虽然有许多相反的例证，我仍愿予以承认）智力上的巨大努力能削弱这种情欲对人类的支配，但很明显，大多数人的进步必须超过现在人类最光辉的典型，才能产生足以明显影响人口的影响。我并不认为大多数人已经达到了进步的极限；但本文所作的主要论述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即：任何国家下层阶级的人民都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贫困和劳动，而获得智力的高度发展。
第十二章
葛德文先生推测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用各种实例说明，根据精神刺激对人体的影响作出的推断是不恰当的――不以过去的一些迹象为根据的推测，不能认为是哲学推测――葛德文先生和孔多塞先生推测地球上的人类接近不死，这是怀疑主义的一个自相矛盾的难以理解的例子。
葛德文先生推测未来地球上的人类接近不死，这种推测安插在宣称要消除人口原理对他的平等制度的异议的那一章，似乎是很奇怪的。除非他假设两性之间情欲的减弱快于寿命增加，否则地球必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拥挤。但是，把这个困难留给葛德文先生吧，我们暂且考察一下他据以推断人类或可不死的几种幻象。
为了证明精神支配肉体的力量，葛德文先生说：“突然接到好消息不是时常使身体上的微恙不药而愈吗，……人们不是常说，足以使懒人致病的意外事件，勤奋的人却可以忘得一干二净吗？如果我懒懒散散半心半意地走上２０英里，我就会极其疲倦。如果我目标明确热情洋溢地走上２０英里，我到达时就会同出发时一样地精神抖擞，由一句话或是一封信引起的心情激动会使身体发生最为异常的剧变，加速血液循环，造成心悸和舌呆，有些时侯极端的痛苦和高兴还会引起死亡。医生最常注意到的一件事，就是精神力量怎样促进或阻碍健康的恢复。”
这里提到的事例，主要是要说明精神刺激对身体的影响。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精神和肉体的密切（虽然是难以理解的）关系。但是，如果假设精神刺激可以持续不断地以同等的强度应用，或者看到它暂时可以这样应用，就假设它可以用之不竭，用之不敝，那就表明作这种假设的人完全不了解精神刺激的性质。在这里提到的一些事例中，刺激的强度取决于刺激的新奇性和突然性。这种刺激由于其自身的性质，不能以同样的效力重复运用，如果反复运用，产生其强度的那种特性就会丧失。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是从微小的、局部的结果推论巨大的、一般的结果，从无数事例中可以看到，这种推理方法是十分错误的。忙碌和勤勉的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消减小病，或者不把它放在心上（这也许更加接近事实），而无所思虑的人却会集中注意力于这种小病；但是，这种情况并不能证明精神活动能够使某人忽视严重的热病、天花或黑死病。
一个人若目的明确，一心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则步行２０英里后，不会注意到身体有点疲劳；但如使其目的性增强一倍，使他再走２０英里，又使其目的性增强两倍，使他再走２０英里，由此类推，他能走多远，终究取决于其体力，而不取决于其精神。鲍威尔为得到１０畿尼而愿意走的路或许比葛德文先生为得到５０万畿尼的影响下，或许会由于用力过度而毁掉自己，而这种动机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他在２４小时内步行１００英里。这个例子表明，如果认为一个人最初步行２０英里毫不疲倦，是因为他似乎不疲倦，或者也许他自己几乎不感到疲倦，那就错了。人不能同时将其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一种以上的对象。２万镑已经使他全神贯注，因而轻微的脚疼或肢体有点不灵便不会引起他的注意。如果由于他步行２０英里后确实同出发前一样精神饱满，机灵活跃，就说他能够象走那２０英里那样不费力地再走２０英里，再走４０英里，……就显然十分荒唐了。一匹良马在相当疲倦时，在踢马刺的催促和嚼子的适当操纵下会向前奔驰，在旁观者看来，它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象是刚刚起步。甚至这匹马本身沉浸于这种刺激物所激起的热情和激情之中，或许也不觉得疲倦；但是，如果根据这种现象进行论证，说只要上述刺激持续下去，这匹马就永远不会感到疲倦，那就完全背离一切理性和经验了。一群猎犬的吠叫，能够使一些马在奔驰４０英里以后，同它们刚出发时一样精神饱满，生气勃勃。在开始追猎时，骑马的人也许一点不觉得马的力气和精神有所减退，但在使劲费力的打猎结束时，先前的疲劳就会产生很大的压力和影响，使这些马很快就感到疲倦。如果我持枪远行而一无所获，回到家里往往会由于疲劳而深感不快。他日，我走同样远的路打猎，猎获甚多，回到家里则依然精神很好。在这两天的当天，疲劳的感觉也许大有差别，但在这两天的翌晨，我却不会感到这种差别。我感到，在猎获甚多那一天的翌晨，我的肢体同样不灵便，我的脚同样疼痛。
在所有这些场合，看来与其说对精神的刺激真正抵消了肉体的疲劳，不如说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肉体的疲劳移开了。如果我精神上的力量真正抵消了肉体的疲劳，那么，为什么我在翌晨会感到疲劳呢？如果对马的刺激实际上同外表上一样完全克服了行程的疲劳，那么，又为什么走了４０英里的马比没有走那么多路的马容易感到疲劳呢？我写这本书时，正逢牙痛猛烈发作。因为热衷于写作，我常常暂时忘记疼痛。但我不能不感到牙疼还在继续发展，而传送痛感到大脑的神经此时也要求我对其振动给予适当的注意。神经的其他各种振动或许会进行干预，不许我答应它的要求，直到牙一下子疼得叫我无法忍受，不再感到神经的其他振动，把我写作的劲头打消，牙疼在大脑中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在这个场合，同在其他场合一样，精神似乎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克制或消除病痛的能力，而只是如果受到强烈刺激的话，具有转移注意力的能力。
然而，我并不是说，健全、旺盛的精神不具有使身体保持同一状态的任何趋向。精神和身体的结合极其紧密和密切，因而倘若它们的功能不能相互增进，倒是令人十分惊奇的。但是，比较起来，肉体对精神的影响还是大于精神对肉体的影响。精神的基本目的是满足肉体的欲求。如果这种欲求完全得到满足，活跃的精神固然往往会进一步漫游、徘徊于科学领域，或邀游于想象的世界，幻想它已“摆脱人世的纷扰”，而寻求类似的活动范围。但这一切努力同寓言中兔子所作的努力一样是徒然的。行动迟缓的乌龟――肉体，总会超过精神，无论精神徘徊的范围怎样宽广；最活跃、最旺盛的精神虽然会勉强听从第一次或第二次召唤，但最后必然会在饥饿的要求面前屈服，或者随同筋疲力尽的肉体陷入睡眠状态。
有人也许会十分有把握地说，如果能发现一种药，使肉体不死，则精神也会随之不死。但精神不死似乎并不意味着肉体不死。相反，可以想象的最大的精神力量很可能会耗尽和摧毁肉体的力量。适度的精神力量似乎有利于健康，而过度运用脑力则会象人们常说的那样有损耗肉体的倾向。葛德文先生拿来证明精神的力量超过肉体的力量、从而证明人类有可能不死的大多数例子都属于后一类、不断地运用这种刺激，非但不能使肉体不死，反而会很快地摧毁肉体。
葛德文先生接下来考察的一个问题是，人类意志支配人类躯体的能力是否有可能增加。他的结论是，在这方面，某些人的意志力已伸展到另一些人无能为力的许多方面。但是，这种推理是以少数例外反对几乎是一般的法则；而这些例外似乎与其说是可以用于有益目的的力量，毋宁说是戏法。我从未听说有人能在热病中调节自己的脉搏，也很怀疑有没有人在其肉体疾病的正规疗治、从而在其寿命的延长上，曾经取得稍许可以感觉到的进展。
葛德文先生说：“因为某种力量为我们现在观察所不及，便断言它在人类精神的界限之外，是极不明达的。”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我的哲学观念同葛德文先生的哲学观念大相径庭。在具有哲学依据的推测和预言家布拉泽斯先生的断言之间，我只看到一种差别，这就是，前者建立在我们现在观察所得的各种迹象的基础上，后者则没有任何根据。我希望在人类的一切科学领域、特别是在物理学中还能有伟大的发现；但是，如果我们离开据以推测未来的过去的经验，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推测完全与过去的经验矛盾，我们就会陷入没有确定性可言的旷野，于是任何一种假设都象其他假设一样适当了。倘若有一个人告诉我，人类的背后最终会同前面一样有一双手和一对眼睛，我应当承认，多一双手，多一对眼睛，是有用的，但是，我在过去从未看到有任何迹象可据以推断有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因而我有理由对此不予置信。如果这不能认为是有确实根据的反对理由，则一切推测便都是一样的了，且都同样具有哲学依据了。我承认，在我看来，按照我们现在所作各种观察的结果，说人类将来可以在世间永生，同人将有四只眼睛、四只手，或树木将横着生长而不是垂直生长一样，都没有真实的征兆可以证明。
也许有人会说，世界上有许多发现是人们毫未预见到和出乎意料的。我承认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如某人不是按照过去事实的类比或指示来预言将有这些发现，他就只能称为先知或预言家，而不能称为哲学家。近代的某些发现足以使忒修斯和阿喀琉斯时代欧洲未开化的居民感到惊奇，但这几乎不能证明什么。不能指望几乎完全不知道机械力的人去猜测机械力的作用。我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已充分认识人类的精神力量；但是，我们对这种工具的了解肯定要比四千年以前人们所了解的多；所以，虽然我们不能说是称职的评判者，但我们肯定要比未开化的人更有资格说什么是我们精神所能把握的，什么是我们精神所不能把握的。一只表会象永动机那样使未开化的人感到惊奇；但在我们看来，表是一种最常见的机械，而永动机却是最有才智的人无论如何永远也制造不出来的。在许多场合，现在我们已知道，一些最初似乎完全可以无限改进的发明，为什么不能无限改进。最初改进望远镜的人也许会想，只要镜身加大、管子加长，这个仪器的放大力和效益就会增加；但其后经验告诉我们，视野的狭小，光线的不足，以及大气条件的增大，使人们不能从镜身和放大力极大的望远镜得到预期的有利结果。在许多知识领域，人几乎持续不断地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在另一些知识领域，人的努力却常常遇到阻碍。这种巨大差别的起因未开化的人是猜想不出来的。我们所具有的较多经验却使我们对此多少有所了解，从而至少使我们能够较好地判断，什么是我们不能预期将来会发生的（这虽然是消极的，但却是一种十分有用的知识），尽管我们不能较好地判断什么是我们能够预期将来会发生的。
睡眠的必要性与其说是取决于精神，毋宁说是取决于肉体，因此，通过增进精神来非常明显地消除这一“显著的弱点”，似乎是不可能的。一个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能够两三夜不睡眠的人必然会按比例地消耗他的体力，而健康和体力的减退很快就会妨碍他运用理解力，所以他虽然作出了这些重大的努力，但在消除睡眠的必要性上却似乎未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
在精神能力和仁爱行为等等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各种人无疑具有十分显著的差别，使我们能够判断，智力活动是否对人类寿命的延长具有任何明显的影响。毫无疑问，这种明显的影响人们尚未看到。虽然无论是注重肉体还是注重精神，迄今都尚未产生使人类不死的作用，但若说何者在这方面具有较大的作用，那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注重肉体而不是注重精神。饮食适度、经常认真锻炼身体的人一般比埋头进行脑力工作、常常忘记肉体的这种迫切需要的人更为健康。思虑不出田园、活动不出田园的隐居平民，同智力活动范围极其广泛、头脑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清楚的哲学家相比，也许具有同样长的寿命。注意死亡表的那些人都可以确切地看到，平均说来，妇女的寿命比男人长，虽然我不能说妇女的智力较低，但我以为，必须承认，由于妇女所受的教育不同，致力于富有活力的精神活动的妇女不象男人那样多。
从上述事例或与此类似的事例来看，或者从牵涉面更宽的事例，从几千年来世间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人来看，从未看到人类的寿命由于智力的作用而产生明显的差别，因此，人在这个世界上必死同任何永恒的自然法则一样是确定无疑的，而且依据的理由也同任何永恒的自然法则一样。宇宙创造者的威力直接发生作用，固然可以突然或逐渐改变这些法则当中的一个或全部，但若没有发生这种变化的迹象，也不存在这种迹象，那么，假设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就如同假设地球的引力会逐渐地变成排斥力，石头最终将上升而不是下落，地球在某一时候会脱离轨道而飞向更暖更热的太阳一样，是毫无哲学根据的。
毋庸置疑，那一章的结论给我们描述了一种非常美好和令人向往的情景，但它是凭空想象而不是以实际情况为依据的，不能引起人们的那种只有自然和盖然性才能使人们在内心深处产生的兴趣。
葛德文先生和孔多塞先生所作的人类寿命可以无限延长的这种推测，可以说是灵魂渴望不死的一个极妙的例子，我不能不对此加以评述就放下这个问题。这两位先生都拒绝接受绝对允许人类在另一种状况下永生的天启。一切时代最有才智的人都认为自然宗教的启示已经预示将来灵魂的不死，对于这一点，他们也拒不接受。可是不死的观念与人类精神极为投合，所以他们又不能同意完全从他们的体系中排除这种观念。虽然他们对不死的唯一方式深表怀疑，但他们却另行提出了一种不死，不仅完全与哲学上的盖然性法则相矛盾，而且其本身也是极其狭隘、偏颇和不公正的。他们假设，一切伟大、善良和高尚的人――他们或者是曾经存在的，或者是可能在几千年、几百万年间存在的――都会归于寂灭，只有少数人――其数目不比能够同时在地球上生存的人多――最后能获得永生。这种教义如果作为天启的教义提出，我深信，宗教的一切敌人，或许葛德文先生和孔多塞先生也在其中，都会竭力加以嘲笑，认为它是迷信、愚蠢的人所能杜撰的教义中最幼稚、最荒唐、最拙劣、最可怜、最不公正，因而与上帝最为不配的一种。
这种推测就怀疑主义的矛盾提供了一种何等奇妙的证明啊！因为，应当看到，相信一种完全与始终如一的经验相矛盾的主张，同相信一种不与任何事物相矛盾、但完全超出我们现在的观察力和理解力所能达到的范围的主张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本质区别。我们周围的自然物极其纷繁，每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巨大力量也非常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假定，自然界的许多形态和作用我们尚未看到，或者以我们现有的有限的知识也不可能看到。既然可以使谷粒萌生麦芽，使橡籽萌生橡树，则精神体脱离自然体而复活，似乎并不是令人惊讶的显示力量的事例。假使有一个有才智的人处在这样的环境里，致使他只熟悉无生物或已成熟的植物，而从未亲眼目睹植物生长或成熟的过程；另外有一个人给他看两件物品，一颗麦粒，一粒橡籽。希望他加以检查，如果他愿意，还加以分析，并努力弄清它们的特性和本质；然后告诉他，这两小粒物质虽然在他看来也许微不足道，但却具有奇特的选择力、结合力、排列力和创造力，如果把它们放入土地，它们就会在其周围的泥土和湿气中选择对自己最适用的部分，以奇特的爱好、判断和行为，把这些部分收集和排列起来，长成美丽的形体，几乎完全不象当初放入土地的那两小粒物质，我想，无可置疑，我所假设的这个想象中的人在相信这种不可思议的断言以前，较之他如果听到如下的说法――即有一个拥有非凡力量的神，作为他周围所能看见、所能意识到的一切的造物主，依靠对人类的死亡和毁灭拥有的巨大力量，会以无形的或者至少是肉眼看不见的方式提高思想的本质，使之在另一种状态下更加幸福地生存――而表示相信以前，必然会更加犹豫不决，而要求提供更好的证据和更有力的证明。
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对后一断言不利的唯一差别是，前一种奇迹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后一种奇迹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我承认这种惊人的差别极为重要，但是，可以肯定，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将天启置之度外，则精神体离自然体而复活（这也许只是我们不能看到的自然作用之一），较之地球上的人类永生不死（这种情况不仅未曾显露任何征兆或迹象，而且完全与一直在人类观察范围之内的恒久不变的自然法则之一相矛盾），也许具有较大的可能性。
或许我又该为我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去研究上述推测向我的读者表示歉意，我知道，有许多人会认为，这种推测太不合理，不可能实现，不必研究。但是，纵然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象我所认为的那样，与哲学的真正精神相悖逆，又为什么不应当在一种公正的考察中说明其所以如此呢？一种推测虽然最初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它是由有才干、又有独创性的人提出的，似乎人们至少就应当对其进行一番考察。就我自己来说，我不是不愿意在一定程度上赞同世间人类或可不死的看法，如果能够用来支持这种看法的各种现象使我们感到应当表示赞同的话。在我们断定这种情况完全不可能出现以前，我们只能公正无私地考察这些现象；而从这种考察中我认为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断，即，假设树木可以长得无限高，马铃薯可以长得无限大，固然没有理由，但假设人类的寿命可以无限延长，更加没有理由。
第十三章
葛德文先生把人类看作是仅仅具有理性的动物，这是错误的――人是一种复合动物，情欲对于人类理智作出的决定将永远是一种干扰力量――葛德文先生有关强制问题的推理――某些真理按其性质来说无法由一个人传达给另一个人。
在我们所讨论的那一章中，葛德文先生宣称要考察人口原理对于实行他的平等制度所起的阻碍作用。他认为，人口增长只有在遥远的未来才会起阻碍作用，我想从我的论述中已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这种观点是大错而特错的，用不着等到无数年以后，实际上只要３０年以后，甚或３０天以后，这种阻碍作用就会显现出来。假设人类在世间将趋于永远不死，也丝毫不会减轻这种阻碍作用。因此，在那一章中有可能消除那种阻碍作用的，就只剩下这样一种假设了，即假设两性间的情欲将消失，但是由于这仅仅是一种假设，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持，因而完全可以说，那种阻碍作用的力量丝毫未受损害，无疑具有足够大的力量来推翻葛德文先生的整个平等制度。不过，我还是要对葛德文先生的若干著名论断发表一点意见，借此更为清楚地说明，他在《政治正义论》中展现给我们的人类和社会的性质将得到巨大改进的前景，虽然令人赞叹不已，但却几乎完全是痴人说梦。
葛德文先生把人类看作是仅仅具有理智的动物。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谬误，这种谬误弥漫于他的全书，且同他的全部推理混杂在一起。人的自觉行动或许产生于信念，但是信念受影响的程度，在既具有理性又具有肉体的动物那里同在仅仅具有理性的动物那里，是迥然不同的。葛德文先生在证明正确的推理和真理能够为足够多的人所接受时，先从实践上考察了这一命题，然后补充说：“这便是以粗疏和实际的观点考察时，该命题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即便进行严密的考察，该命题也是不容争辩的。人是理性动物。”我非但不把这称为严密的考察，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最最不严密、最最不正确的考察方法。这种考察方法犹如先计算出物体在真空中的下落速度，然后硬说在有阻力的情况下，物体的下落速度与此相同。牛顿根本不是这样进行推理的。一般性命题很少能丝毫不差地应用于特殊问题。无论是月球环绕地球的轨道，还是地球环绕月球的轨道，都并非仅仅是距离平方的反比例。要使有关天体运行的一般性理论能完全应用于这些天体的运行，就必须精确地计算出太阳对月球的干扰力量，以及月球对地球的干扰力量；尚未正确地推算出这些干扰力量之前，实际观察这些天体的运动会证明，这种一般性理论并不十分正确。
我愿承认，每一自觉的行动都先有理智作出的决定，但是倘若说人的肉体倾向不会作为干扰力量严重影响理智所作的决定，那就与我所认为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正确理论大相径庭了，也与一切实际经验显然相矛盾了。所以，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是否能使人理解清楚明白的问题，是否能使人相信无可辩驳的论点。人作为理性动物会明白真理，相信真理，但作为复合动物，人又会决心逆真理而动。贪欲、嗜酒、想占有美女的欲望，会促使人行动，尽管他们在采取行动时明明知道这样做会给整个社会的利益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倘若消除了肉欲，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反对这种行为。若别人有这种行为，问他们怎么看，他们会立即予以谴责。但如果他们有肉欲，则在具体情况下，复合动物的决定会完全不同于理性动物的信念。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这是正确的观点，而且理性与经验都证明这是正确的观点，那么，葛德文先生在其著作的第７章有关强制问题的几乎所有论断，就似乎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葛德文先生花费了一些时间嘲笑有人试图用殴打的方式使人相信理智，用殴打的方式阐明模糊的命题。毫无疑问，殴打既是可笑的，也是野蛮的，斗鸡也是如此，但前者要比后者与惩罚的真正目的有更多的关系。常见的（实际上是司空见惯的）一种惩罚方式是判处死刑。葛德文先生恐怕不会认为判处死刑是为了使人相信理智，至少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用这种方式开启的理智不会给个人或社会带来多少利益。
惩罚的主要目的无疑是约束和儆戒。所谓约束就是把那些具有不良习惯而对社会有害的社会成员监禁起来。儆戒就是通过表达社会对某种罪行的看法，通过较为直接和明显地把罪行与惩罚联系在一起，来维持一种道德动机，劝阻他人不要犯罪。
在葛德文先生看来，监禁仅仅是一种权宜之策，他谴责单独监禁，尽管这实际上是提高犯人道德水平的唯一最有效方法。他大谈孤独会使私欲膨胀，而生活在社会中则会培育美德。但可以肯定地说，在犹如监狱的社会中，是不会培育美德的。假如能使罪犯仅仅同有才有德的人生活在一起，则罪犯很可能会比单独生活进步得更快。但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吗？葛德文的聪明才智似乎更多地是用来挑毛病，而不是提出切实可行的补救方法。譬如，他对惩罚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予以谴责。诚然，有些国家为了惩一儆百，采用了极其残酷和野蛮的刑罚，但是，一种方法被滥用，并不能成为反对该方法的充足理由。在我国，一旦发生杀人案，警方必定会不辞辛劳地去侦破，对杀人犯绳之以法，这使普通人感到，杀人案迟早会被弄得水落石出；杀人所必须承担的后果，使人不寒而栗，迫使人在欲火中烧时放下屠刀，以免为了复仇而禁不住杀人。在意大利，杀人犯逃入教堂，往往就可以免遭刑罚，因而人们并不那么害怕犯杀人罪，也就经常发生人命案。不管什么人，只要对道德动机的作用稍稍有所了解，便决不会怀疑，如果在意大利杀人犯一律受到惩罚，则人们在感情冲动时就会较少地使用短剑。
谁都不会愚蠢到这样的地步，认为人类的法律可以十分精确地量罪判刑。由于人类的动机莫测高深，因而要做到精确地量罪判刑是绝对不可能的，但这种缺陷，尽管可以称作是一种不公正，却不是反对人类法律的正当理由。人类经常要在两种罪恶之间作出抉择，这是人类所无法逃脱的命运。一种制度只要是防止较大罪恶的最佳方法，则这便是采用这种制度的充足理由。毫无疑问，应作出不懈的努力来尽量完善这种制度。但最容易的事莫过于给人类制度挑刺儿，最难的事莫过于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可悲的是，有才能的人大都把心思用在前一件事情上而不是用在后一件事情上。
即便是俗语所说的明白事理的人也经常犯罪，这就足以证明，某些真理虽可使人信服，却不会对人的行为产生适当的影响。此外还有一些真理，按其性质来说，或许永远不可能由一个人充分传达给另一个人。在葛德文看来，理智快乐优于感官快乐是一条基本真理。若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我倾向于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如何把这一真理传达给一个从未感受到理智快乐的人呢？这就如同要向瞎子说明颜色的样子。即使我有无比的耐心，不厌其烦地、反反复复地劝导他，我也决不可能达到目的。在我们之间，没有衡量事物的共同尺度。我无法一步一步地使他明白，因为这是一个从性质上说根本无法加以证明的真理。我所能说的只是，一切时代的大仁大智者都无一例外地把理智快乐放在非常崇高的地位；我自己的经验也完全证明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发觉声色口腹之乐是毫无意义，转瞬即逝的，总是让人感到乏味和恶心；而理智上的快乐却似乎有一股清新之气，总使我感到年轻，使我无时不感到满足，给我的生命注入新的活力，使我的心灵长久地澄明和安宁。如果他相信我，那只是出于对我的尊敬和对我提及的人物的尊崇，这是信赖而不是信服。我所说的不能使他真正信服。这与推理无关，而牵涉到经历。他也许会回答说，你所说的对你自己和其他许多品德高尚的人来说也许是很正确的，但就我自己来说，我在这件事情上却有与此大不相同的感受。我晚上拿起书来读，常常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但若是参加舞会，或陪漂亮女人玩，我却精神焕发，感到真正享受了人生。
在这种情形下，推理和论证是毫无用处的。也许在未来某个时候，他会真正对感官的快乐感到厌腻，或某一偶然事件会唤醒他的智力，这种经历在一个月内所起的作用，是４０年最为耐心细致的劝说也甭想做到的。
第十四章
葛德文先生整部书的基础，是关于政治真理的五个命题，这五个命题是不成立的――我们何以能根据人口原理带来的苦难而认为，人间的罪恶和人类的道德弱点永远不会被根除――葛德文先生所说的尽善尽美不适用于人类――人类究竟能达到何种尽善尽美的境界。
倘若上一章的论断是正确的，那么葛德文先生根据人类的自觉行动源于信念这一命题推论出的那些政治真理，显然就是不能成立的。他的五个推论是：“正确的推理和真理，若能适当地传达，必将战胜谬误；正确的推理和真理是能够适当地传达的；真理是全能的；人类的罪恶和道德上的弱点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人是可以完善的，换言之，是可以不断改善的。”前三个命题可以说是一完整的三段论。如果所谓“适当地传达”指的是能对行为产生适当影响的信服，则就承认了大前提而否定了小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结论即真理是全能的，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如果所谓“适当地传达”指的仅仅是人由于有推理能力而相信真理，那就否定了大前提，而小前提只有在能够加以证明的情况下才是真的，因而结论还是不能成立。据葛德文先生说，第四个命题即是前一个命题，只不过叙述方式略有改变而已。若是这样，则它必然也就和前一个命题一样是不能成立的。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结合本书的主要论点探究一下，我们到底依据哪些特殊原因而认为，人类的罪恶和道德弱点在这个世界上绝不会被根除。
按照葛德文先生的说法，人是一种生物，之所以会成为现在这种样子，完全是从胚胎开始发育的那一时刻起接受的连续不断的印象所造成的。假如能使人处于这样一种环境，在该环境下，人不受坏印象的影响，那么尽管在该环境下是否会有美德是令人怀疑的，可是罪恶肯定会被根除。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葛德文先生论述政治正义的本书的主旨是要证明，人类的罪恶和弱点大都产生于不公正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如果能废除这些制度，能进一步启发人的理智，则这个世界上便会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诱人作恶的事情。然而（至少在我看来），正如前面已经证明了的，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念，不管政治或社会制度如何，大多数人在固定不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必然会受到作恶的诱惑，这种诱惑除了产生于情欲外，还产生于匮乏；根据葛德文先生对人的定义，此种印象以及印象的组合，在这个世界上的散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坏人。按照葛德文先生关于品格形成的见解，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使所有的人品德高尚，就如同掷一百次骰子，想要得到一百回六点那样不可能。连续不断地掷骰子，可以得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组合，在我看来，这可以恰当地代表这个世界上必然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品格，因为按照葛德文先生的假设，人成为现在这种样子，是自从其存在的那一时刻起接受的各种不同印象造成的。这种比喻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假设例外将成为通则，假设极其罕见的组合会经常出现，假设各时代凤毛麟角式的大仁大智者会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是荒谬透顶的。
我猜想得出，葛德文先生肯定会说，这种比喻在以下一点上是不准确的，就掷骰子来说，前因或更准确地说前因出现的概率总是相同的，因而没有理由认为后掷的一百次骰子会比先掷的一百次骰子有更多的六点。但是，人却或多或少具有某种力量，可以影响那些形成品格的原因，凡来到世间的品德高尚者，通过其必然具有的影响力，会增加产生另一个有德者的可能性，而后掷的一次骰子肯定不会比先掷的一次色子更有可能得到六点。我承认，就这一点来说，我的比喻是有点不准确，但却不能由此完全推翻我的比喻，经验已一再告诉我们：品德最为高尚的人虽然是有影响的，但影响力却很少能抵御强烈的作恶诱惑。毫无疑问，有些人会受到影响，但比这多得多的人却不会受影响。假如葛德文先生能证明，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消除作恶的诱惑，我就将放弃我的比喻，或至少承认，人们掷骰子的方法会大有长进，以致每次都能得到六点。但只要影响品格的大多数印象与掷骰子的方法一样，不受人类意志的支配，那么，虽说试图计算未来世界上善与恶的相对比例，是极端愚蠢、极端狂妄的，可却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从整体上来看，人类的罪恶和道德弱点是不可克服的。
第五个命题是前四个命题的一般推论，既然其基础已坍塌，它也就不攻自破了。按葛德文先生对“可完善的”这个词的理解来说，决不能宣称人类是可完善的，除非能明白无误地证明前四个命题是正确的，可完善性这个词还有另一种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是可以完善的。我们可以确信无疑地说，人类是可以不断地加以改善的，可以确信无疑地说，人类过去决未达到过，将来也不会达到完善的顶点。但却决不能因此而说，我们改善人类的努力总是会取得成功，更不能说，人类在绝大多数时代都以突飞猛进的速度趋于完善境界。所能得出的唯一推论是，我们不可能知道这种改善的确切界限。此处，我禁不住要提醒读者看到一个区别，这个区别我认为就目前讨论的这个问题来说应特别加以注意。我指的是，无限的改善与无法确定界限的改善有本质上的区别。前一种改善就人类现有本性来说，不适用于人类，后一种改善则无疑适用于人类。
如前所述，人类真正的尽善尽美可用植物的尽善尽美来加以说明。富有雄心的花匠，据我看，是想把花的大小、比例和颜色统一起来。即使是最为成功的改良者，恐怕也不敢说他栽种的石竹花在这些方面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完美程度。他栽种的花再美。若加以更细心的照料，改换土壤，变换阳光的照射，也会得到更美的花。不过，尽管他也许知道宣称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地是荒谬的，尽管他也许知道是用什么方法得到现在这么美丽的花朵的，但他却不敢肯定，采用同样的方法，花费更大的力气，是否会得到更美丽的花朵。尽力改善某一品质，或许会损害另一品质。他若用更肥沃的土壤来使花朵长得更大，这也许会破坏花萼，立即破坏其匀称。同样，使用高效力的肥料诱致法国爆发大革命，使人类的心灵得到更大的自由，更具有活力，已胀破了人类的萼，致使社会不再具有约束力；尽管单个花瓣长得很大，尽管少数花瓣很壮很美，但现在却是一个松懈的、畸形的、互不相联的整体，没有统一、匀称和颜色的和谐可言。
假如改良石竹花是有意义的，则尽管不能指望把石竹花养得和洋白菜一样大，但无疑却可以指望通过不懈的努力获得比现在更好的品种。谁也不会否认增加人类的幸福是重要的。在这方面，每一极微小的进步都有很大的价值。但有关人的试验与有关无生物的试验大不一样。一朵花胀裂，是小事一桩，马上会有另一朵花顶替。但是，社会的约束力被破坏，却会导致社会各组成部分严重分离，致使千百万人遭受巨大苦难，要经过很长时间，忍受极大痛苦，伤口才能愈合。
上面考察的五个命题，可以看作是葛德文先生构筑的大厦的基石，其实可以视作其整部书的主旨，因而不管他那显得不偏不倚的论证多么妙不可言，我们都不能不认为，他所要达到的宏伟目标完全落空了。人的复合性质给葛德文先生提出了种种难题，对此他根本没有能力解决，不仅如此，我不赞成人类和社会的可完善性的论点也未受到其论证的丝毫损害。我充分相信自己的判断，认为人和社会是不可完善的，不仅就葛德文先生所理解的这个词的广义来说是如此，而且认为整个社会的状况与结构也不可能向着好的方面发生明显而惊人的转变。所谓整个社会不可能向好的方面转变，我的意思是，下层阶级，即人数最多因而从总的观点来看最为重要的那一部分人的生活境况，决不会得到巨大而显著的改善。我敢断言，在任何古老的国家，不管富人作出多大的牺牲或努力，下层阶级人民的生活也不会达到３０年前美国北方各州人民的那种水平。倘若我能活一千年，而自然规律又保持不变，则我敢肯定，决不会发生与我的上述论断相矛盾的事情。
在未来的某一时期，欧洲的下层阶级也许会受到比现在好得多的教育，也许会以更好的方式利用自己所能支配的那点闲暇时间，而不是象现在这样把闲暇时光都消磨在酒馆里，也许会在比以往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更好、更平等的法律之下生活，而且我认为他们或许会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非常大），但是，从事物发展趋势上说，他们却不可能很有钱，很富有，以致全都能早婚，确有把握能很容易地养活一大家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