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余心清及其学生 -- 逸云三洲

草纹是老河友了，安与之交往的时间，则短些，也许是专心于不同版面的缘故吧。自《蒋万根传》一文开始，慢慢熟悉起来，最近则又看了 《营救余心清》一文，都是难得的好贴子。

草纹文中的余心清，也是中国近代政坛上一个有趣的人物。作为政治工作者，余心清的名气不算小的，不过按个人看法，则似乎有超越其政治能量之嫌。倒不是说他名不副实，这个是有贬义的了，并非我意。我只不过认为，余心清的政治名位超过其实际能量，原因在冯玉祥那里。若冯玉祥集团强势的时间再久些，则冯集团后起之秀的余心清，作为冯的亲信，其政治能量或许会有进一步的增长；若冯玉祥并非旗手式人物，则冯集团分崩离析后，余很难获得超过其实力的政治名位。

余心清真正有权力的时期，是冯系雄据中原时代，冯玉祥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开封政治分会主席，掌握豫陕甘等省军政大权，势力一度还扩张到山东、宁夏等地。余心清作为冯玉祥的政治秘书，位置不算太显，权力和影响力无疑是不可低估的。不久，余又被任为开封训政学院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这个学校，是西北军系统专为训练或培养中高级行政干部（如县长、科长之类）设立的，除了行政课程之外，另有军事训练、劳动、服务等内容。能够主持这个学校，无疑不同凡响，所以当时蒋系对冯系作情报分析时，人事一节中，余院长也是进入雷达屏幕的人物，可见其重要性。

冯系倒灶，冯系各余部在全国的军事存在和重要性，虽然还能维持很长时间，冯老总本人却是日益形只影单。继续紧跟冯玉祥的余心清，当然也没啥权柄可握，但他的政治名位却是见长的，比如十九路军在福建搞人民政府，余心清就曾位列部长。这事说穿了也简单，冯玉祥走背字，尚有兵权的旧部，好则尚保持表面的恭敬、不好则反戈一击；冯的夹袋中也一样萧条，吃闲饭的另找饭票不说，有才干的幕僚也要择木而栖。不顾利害忠心耿耿的余心清，无疑就要亲上加亲了。而对于其他政治派别而言，冯玉祥虽然不再有多少实力，但基于其过往的地位及散于各处的旧部，总是一面大旗。所以充当冯玉祥代表奔走四方的余心清，名位上的安排上就不会太低了。

建国初，中共第一届政协（当时尚无人大，政协地位远比后来重要，主席是毛泽东）将近两百名委员中，冯系旧人只得冯夫人李德全和余心清，成为旧冯系的代表，两人并获得实职安排。这样的安排，估计念旧的表达要比统战的意味大些了，有关人员与冯的亲疏程度比西北军的旧秩重要，所以冯的家人近臣才获得优先。昔日冯系的左右贤王张之江、鹿钟麟，都远远落在后面，一个在第二年才得到聘书，另一个，则要在胡同里串门串好几年才串到毛主席家。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与中共亲近程度的考量。鹿老总曾跟彭老总摩肩擦背，多串几年门大概也是有原因的。不过余心清能紧跟李德全之后，成为西北军新标志人物，无疑是冯玉祥心腹这重因素在起作用了。其实冯玉祥若还活着，他倒未必有这个地位。

余心清是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副秘书长，以后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兼典礼局局长、政务院机关事务局局长、全国人大副秘书长及北京政协副主席。当然余心清不是党内人员，不能指望他有多大实权，但所受优待，不是张之江、鹿钟麟可比了，也超过几员领兵起义的大将，张克侠等人真正领兵过来的，也是后来才安排到副部长位置上。鹿钟麟死时，余心清还代表中央前往天津致祭。不过鹿钟麟死得其时，尚有哀荣，再多待一阵，这位前冀察战区总司令就不好结局了。余心清多活数月，就落进了文革深渊，是他的不幸了。

余心清是冯玉祥的政治幕僚，虽然也有过中将的职务军衔，基本不是军人了。他在孙连仲处工作时被捕，要是以军人计，难免一死，于是他自辩不是军人，在孙连仲处顶着一个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名义，并不是军事编制，只是孙个人的顾问。不过他能够逃出生天，正如知情人所言：军法局认可他不是军人身份，只不过是一篇表面文章。关键在于他与冯玉祥之间的关系。政治上的事很难讲，死敌之间，留一条通道的事常有，是将来见面的余地。没有处死余，是蒋留给冯的余地，逻辑上是讲得通的。当然给死人没有留余地的必要，只可能出现念旧情的情形，如中共日后对冯玉祥。而蒋冯之间是没有这一层的。所以说余心清在冯玉祥还活着时出事，总还是他的运气了。

不过余心清能活下来，可能还有更深的一层，那就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发了声音。司徒雷登伸过援手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出于什么原因。我猜一是冯玉祥在海外呼吁，指控蒋欲借谍案谋杀政敌。余心清和孙连仲手下几个将校不同，他不是为中共搞情报的，这个，史公鸡已经打过鸣了，不提。冯玉祥既然言明蒋是迫害政敌，美国人就可能出声干预，这是其一。其二，余心清跟美国人之间本来就有通道，摘一段周恩来的文章：

这里顺便说一句，搞兵变是余心清的一厢情愿，自己两手空空，所以去向孙连仲借船、美国人借风，想驶顺风船。后人讲故事，说西安事变第二未遂，虽然不是空穴来风，借张杨故事做题目，总是戏剧化了，怎么能找孙连仲搞西安事变呢？西北军大将中，与蒋的关系，以孙连仲、刘汝明最近；而要是论老实，则孙铁头不算第一、也有第二。当年投老蒋时，也要说明：俺山穷水尽了，若蒙蒋老总收留，一定好好干活，就是千万不要派俺去打冯老总。过去之后，蒋老总对他算是不错的，当然也是看他老实肯干。宁都出了那么大事情，以后还是夺了别人的兵给他带。所以孙铁头对蒋还是感恩的，虽然歧视杂牌的闲气一样不少，但再有意见，重新排一排队的可能性也有，却很可能要说一句：若蒙朱老总收留，一定好好干活，就是千万不要派俺去抓蒋老总。以孙铁头的个性，怎么可能搞西安事变呢？

再者，即便孙铁头有心，他也没力嘛，在华北，孙铁头早变了孙空头，手下蟹脚都木有，拿什么去搞七念三？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可以的，可要是说玩空城计可以玩到反守为攻，还要百万军中取蒋光头，骗赤佬去？这一点，其实看一看李猛仔的回忆录就清楚了，他当时在北平当行辕主任，是孙铁头的上司，两个人都是玩空手道的，兼做雀战，白板对杀。退一万步吧，就算孙铁头有心也有力，也绝没有机会，蒋老总在西安属于自信心爆棚，以为吃定张公子，才阴沟里翻船（其实张公子就算看上去象加肥猫，他爹毕竟是张老虎，老虎再小，PG不可乱摸，何况有人一摸再摸，总归要出问题），蒋老总靠天大的运气才逃出生天，怎么会把这个天大的教训忘了呢？在广州吃顿饭还把粤系吃得鸡飞狗跳，不会给孙铁头机会的。

说远了，回来余心清。当然，看周公文章，也不能理解为美国领事馆出卖余心清，无论美领馆还是孙连仲都没有卖他，而是余心清的活动引起情治单位注意，其联络员被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截获，拿到手写电稿，联络员在稽查处处长亲自审讯下亦供出有关情况。至于谢士炎等情报人员被捕，是碰巧串在一起了，余心清并不是与他们一起的，他只是想把中共、孙连仲、美国领事馆几个方面联在一起反蒋，即使不出事，估计也不会成事的，这点周恩来看得比较清楚。

除了余心清与美国方面事先有联系，司徒雷登能够帮余心清说好话，恐怕也是出于余心清的背景。我是指余心清的教会及海归背景。余心清是南京金陵神学院毕业的，科班出身的神职人员。年青时以中华基督教国内布道会代表的身份，出席河南基督教青年会在开封举办的夏令营，引起当时任河南督军的冯玉祥的注意，进而被招入帐下，成为随军牧师。余心清是将门之后，对军中生活，看来还是有点DNA的。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成为众矢之的，被迫下野期间，余心清曾前往美国留学，所以是正版海归，其太太也是留美学生。基于以上这些原因，余心清与美国外交人员之间，相互有所期望，是比较好理解的，司徒雷登在余心清蒙难时出手援助，也就说得通了。

当年冯玉祥任河南督军时，与直系主将吴佩孚闹反，丢了河南地盘与督军位子，幸好得到直系老大曹锟和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张绍曾的庇护，得以保留部队，进京担任位高而权轻的陆军巡阅使。余心清随冯军进入北京后，任陆军巡阅使署的牧师。冯玉祥是基督将军嘛，宗教为统军服务，全军官兵，通与不通，一起拜拜；余牧师不仅是上帝的仆人，还担任军队的政治指导和道德监督，题中应有之意了。这是余心清由宗教工作者而走上政治舞台的开始。

不久，余心清又被任命为冯军子弟学校的校长，从此又成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事实上，以我个人的意见，教育很可能是余心清最获有工作成绩的岗位了，比宗教、政治两方面都大，只不过这个，就有那么一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思。

余心清办教育的起点，在冯军的子弟学校。那时候在他身上，宗教色彩无疑要比教育色彩来得浓厚些，至少也是等量齐观的。学校里，宗教教育是一大特色，《圣经》是必读的，每次饭前要祷告，逢有集会要唱《赞美诗》；年龄大一点的学生，要参加教会受洗礼。当然，这是冯玉祥的主导，事实上冯玉祥选定余心清去当校长，就是基于按教会学校的模式办学的思想，不同的，是学校比较军事化，冯玉祥派有军事教员驻校，学生也是穿军衣、食军粮，闯了大祸，还要吃军棍。

余心清后来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系学习，从此，应该算是科班出身的教育工作者了，以后也确实担负了一系列教育机构的领导工作，比如上面提到的开封训政学院，又如草纹外婆文中的训练班。只不过这些机构，军政意味又是大于教育意义的。并且这一时期余心清本人的注意力，明显也是在政治上而非教育上。所以说余心清并不能算是一个专注于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但是因这些经历而桃李满天下，比他从政传教的成绩，恐怕要来得大了。

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蛰居泰山，余心清随伺在旁，抗战爆发，各方联合，冯玉祥复出军政舞台，余心清也由冯的旧部韩复榘任命为三路军政训处处长，并搞起一个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由韩复榘自兼班主任，余心清则为副主任、主持工作。训练班目的是培训民众动员的干部。听上去是不是TG味道很浓？没错，韩复榘自己是想不来这个主意的。当时中共以华北救国会的名义对韩复榘部用功，而余心清本人则也与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挂钩。训练班一共搞了三期，有1500余人参加培训，绝大多数是流亡学生，其中更有大量平津和山东各地的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至于余心清聘请的教官张友渔，则是中共北方局新设立的山东联络局的书记，专管对三路军的统战工作。

余心清聘请的训练班教务员齐燕铭，后来是中共中央城工部、统战部的秘书长，周恩来的得力助手，与余心清一起出任新政协筹备会的副秘书长、中央政府办公厅的正副主任，两人保持了终身的友谊。文革后齐燕铭出任政协秘书长，上任不久就亲自抓了余心清的平反昭雪工作，举行余心清骨灰安放仪式时，齐燕铭已病势沉重，仍不顾医生劝阻，出院亲往主持，几天后自己也离开了人世。

训练班的学员后来陆续被分派到临清、德州、惠民、聊城等地从事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其中有两百多人去了聊城，这是应范筑先的秘书、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张维翰的安排去的。张维翰本人，则是西北军的子弟、余心清早年的学生，后经彭雪枫发展加入中共。范筑先牺牲后，张维翰率范部第十支队坚持抗战，后汇入八路军，任一二九师新八旅旅长、冀南三分区司令员。建国后经历比较坎坷，曾任邯郸军分区司令员、解放军军事体育学校副校长、国家体委陆上司司长，基本上是冷宫中人物，去世时昔日上级邓小平致送花圈，才陡然拔高追悼会规格，和当年追悼陈毅的情况，有那么一丁点相似吧。

当然余心清学生中，最出名的要算彭雪枫。彭雪枫的族叔彭禹廷在冯玉祥师当秘书，彭雪枫于是也得以进入西北军的子弟学校念书，不过后来来源断绝，多亏校长余心清帮助，让其在学校小学部教国文，每周七小时，月酬十元，才得以继续学业。五卅惨案发生，学生们在北京大学生的影响下，要求成立学生会，终于在余心清支持下成功，彭雪枫被选举为学生会的会长。彭雪枫的军人生涯，想来大家都是知道的了，不用我来多嘴了。

搞同盟军之前，下野的冯玉祥有一段时间困居在山西汾阳，与教会合作搞铭义中学，派余心清去当了一段时间校长。这个学校是美国教会支持的，比较典型的教会学校，教学设备教学质量都不错，余心清是牧师，又受美国教育，去那里当然是合拍的，但他也带去了以前子弟学校的一些作风，对学生进行军事化的管理，当时冯玉祥身边还剩下一个教导团（应该是支应遴的那个），余心清组织学生与西北军官兵联欢，搞军事夏令营，学习军事常识。这批学生中有一个名叫郭庆兰的女孩，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是印度医生柯棣华的夫人。郭庆兰女士对当时余心清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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