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中国如何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思考 -- 为中华之崛起

首先, 我对历史周期律的定义是: 一个国家的兴衰治乱循环. 这种循环可能由内部矛盾导致, 比如统治集团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剥削, 土地兼并; 也可能由外部矛盾导致, 比如金对北宋的入侵. 我认为: 内因是基础, 外因是条件. 在此主要陈述我, 对从我国内部打破历史周期率的思考, 及可能的改进方案. 无论作为正面或/和反面教材, 希望能对我国走出历史周期律有微小的好处.

我认为, 我国的历史周期律, 主要反映了: (1)官僚阶层和人民群众的对立, 即使人民推翻了原来的官僚集团, 新的官僚集团又会从原来的人民群众中产生. 这是执政者的腐败问题, 是权力失去监督的问题.(2)富人和穷人的对立, 世家和寒门的对立,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对立. 这是政权巩固后, 阶层分化且差距加大, 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不愿失去已有地位, 导致不同阶层之间流动性下降的问题.

打破第一种对立,需要人民对执政者的有效监督. 新中国建国后, 1949-1979年间, 尝试了依靠政治运动, 对官僚集团进行全民监督的方法. 我把这种方法定义为"不断革命", 它的核心是:经常性的进行革命运动, 发动全体人民, 对全体执政者进行监督; 执政者的错误/罪行在一定程度上由部分人民定义, 裁判并进行处罚; 旧的执政者很快由新的执政者代替.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 成本低, 见效快. 缺点是: 群众运动需要由人进行第一推动, 第一推动者很容易脱离监督; 很难实现对执政者的错误/罪行的准确判定, 冤假错案率很高; 监督者, 执行者和裁判者往往由同一群人充当, 主观性很强; 国家整体长期处于内部斗争状态, 破坏性强, 大量应该用于建设的力量被用在内斗上. 我认为, 这种方法只能在政权草创初期, 或在特定地点对特定集团使用. 否则造成的负面效果很大.

1979-2009年间, 我国尝试了法制监督的道路. 即建立健全各项法律, 依法办事. 监督上以上级检查, 群众个人举报, 媒体舆论监督的形式进行. 这种方式与"不断革命"相比的优点是: 在全国普遍适用, 错误率低, 客观性强, 对国家发展, 社会安定的影响小. 它目前的缺点是: 司法与行政还没有分开; 以上制下效率低; 群众举报力量不足,容易被压制; 媒体受政府, 财团影响, 很难公正客观. 我认为, 当前这条道路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长期可行的, 但在很多方面需要完善. 我对可能的完善方案的建议如下: (1). 行政和司法分开, 各级行政无权领导各级司法部门, 分别向立法机关负责, 即"三权分立"; (2) 司法和信仰分开, 各种政党, 宗教团体无权领导各级司法部门. (3). 中央政府应逐步引导人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自己阶层, 行业的团体. 比如退役军人建立老兵团体为本团体利益发言, 这样减小群众的声音被压制的可能. 但要注意, 这类团体不应受地域等因素的局限,以致安徽农民和河南农民的对立这类情况的出现.

完全打破第二种对立, 需要"共同富裕"的实现, 我认为这在很长的时间(三百年)里不会发生. 新中国建国后, 1949-1979年间, 尝试了消灭贫富差距, 消灭私有制经济, 发展公有制经济的道路. 占全国人口一小部分的富裕基层被打击, 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穷困阶层得翻身. 一方面, 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和财产, 是巨大的进步; 另一方面, 旧的以贫富为分界的阶层基本消失, 新的以出身和革命程度为分界的阶层产生,仍然是一种压迫代替另一种压迫.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便于由执政者集中力量, 迅速进行工农业的基础建设. 缺点是: 与大多数人自私自利的本性相冲突, 需要和"不断革命"相结合, 在执政者的完全领导下进行, 多样性, 灵活性差. 一旦执政者出现失误,后果是灾难性的; 对个人才能有压制作用, 在基础科学研究, 高新技术应用等少数灵魂人物有极重要作用的领域有负面作用. 我认为, 这种方法只能在政权草创初期, 或在特定地点对特定集团使用.

1979-2009年间, 我国尝试了允许贫富差距, 逐步富裕的道路. 不再以出身和革命程度为阶层分界, 首先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建立贫富阶层. 然后"先富带动后富", 发达地区带动不发达地区, 进行阶层之间的流动.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个人的发展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 对基础科研, 高技术应用等领域有推动作用; 国民经济不再完全由政府控制, 而是由市场决定, 一方面能更有效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另一方面对政府工作失误有平衡作用.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 地区差异增大, 地方保护流行; 对个人富裕的追求会导致更多伤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出现; 既得利益集团为巩固已有的利益, 会促使贫富差距增大. 我认为, 当前这条道路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长期可行的, 但在很多方面需要完善. 我对可能的完善方案的建议如下: (1). 中央政府组织发达地区帮助不发达地区建设, 比如"西部大开发"; (2) 完善法律, 政府组织人民群众组成团体, 对利益集团进行监督; (3). 完善税收, 福利制度. 高收入者应纳高税或捐款公共建设和福利抵税; 低收入者在子女教育, 家庭医疗, 住房方面享有足够的优惠; 政府优先招收低收入者从事公共设施建设, 环境保护等工作.

总之, 我认为我国在1979-2009年间总的发展方向, 是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正确方向. 但近十年来也出现了很大偏差, 现在和今后都要随时调整. 我国走出历史周期律, 需要法制和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 需要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政府应加强服务职能, 不宜过多监管; 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 保障经济发展的多样性, 给个人发展充分的空间.

这个从道理上是很对的，人大就代表人民，行政、司法和人民平行起来相互制约什么意思？

我就不喜欢三权分立，那样不民主。

周期律是必然，你只能想法转移，不能根除

人大代表人民, 但人大仍要受司法监督

所谓的历史周期律就像一个人的本性一样，只不过前者是对国家而言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管轮回转世多少次，人的本性都难以改变。对于国家也是一样。

习惯了就好了。

毛主席说过，让人民监督我们，这是跳出周期律的途径。

但搞人民民主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 —— 但同时，人民民主又是一种必然趋势，所以中国跳出周期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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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出周期律,但是却可以相对地延长某段实力上升期,缩短某段实力下降期.

个人认为要想中国能在稳定中发展,制度上必须有不断地,渐进的创新和突破:要使宪法绝对神圣化,权威化,树立其不可侵犯的权威,要使各方面试图垄断社会利益的集团得到限制和打击,更使所有人最低的权利诉求和保障得到坚固的保护,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势力平衡而相互制约,达到一种在均衡中发展的状态.其中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必不可少.

不过,就中国目前的状况而言,做为一个冷静的爱国者,情况并不乐观.尤其是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是举步维艰,政府滥用权力现象严重,人民的最基本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整个社会风气倾向于"权,钱,色"......各个利益阶层呈现出一种恶性竞争的状态.

完全走出历史周期率不可能吧。任何负熵系统都是有寿命的。有开始的就会有结束，有兴就有亡。在这样数百年的历史长周期面前，一代人能做的极其有限。

中国在夏、商和周早期是个很小的民族国家，偏居于华北平原，如果没有异族侵略（周对商、商对夏都是外部国家）一般都可以七八百年没有问题。中国在秦起来不再是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复杂行政机构之上的多民族帝国。在古代物质和技术条件下将一个庞大帝国维持两三百年很不容易。在清朝的时候，广西和云南的官员上报朝廷的文书需要走半年到一年，所谓驻藏大臣大多死在半路上。相同条件的帝国两三百年也都会分崩离析。要说改朝换代的话，埃及和两河流域更加频繁。将腐败、暴政、道德堕落归结为国家衰落的原因只是儒家推销自己私货的意识形态工具。

中国有“周期律”的话，不是改朝换代的周期律，而是重新建立帝国的周期律。但这个周期律也比较好解释，中国位置在欧亚大陆的末端。中国的大多数威胁都来自中亚或西伯利亚，但中国的纵深较大，多次都耗过了中亚和北亚游牧民族的破坏力。如果中国靠近欧亚大陆中部的话，可能早就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

越来越民主,法制越来越多,病毒越来越厉害,难道就没有人认识到这问题?

也许有人会说,随着民主的完善,病毒会得到清理,可是事实与此相反.

民主完善的美好假说与解释,不能掩盖病毒(贪污腐败官僚)越来越严重的事实.

我不是反对民主,而是在想,社会忽略了什么?

再好的民主,不解决社会病毒,系统迟早要崩溃的(社会大动荡).

感慨万千!这可真是民主阳光下的腐败,所有的分析指向都很明确,没有法理上的硬证据,法律对有关涉案人员就是没有办法.

先看看美国会不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