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浅谈俄罗斯文学产生与发展的文化背景及其特点 -- 江城孤舟

俄罗斯文学既然诞生于俄国这样一个雄踞亚欧大陆北方的广袤土地上，就必然和俄国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细究起来，又是社会文化背景对其产生和发展的作用更为显著。尽管在古代就有诸如基辅罗斯公国这样的封建国家出现，也接受了东正教作为国教，但除了《伊戈尔远征记》这一部英雄史诗外，别无其他文学经典出现。而在被蒙古人的钦察汗国征服后，蒙古文化虽然在俄罗斯族的文化基因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在文学创作上也是一片空白。俄国近代文学必须等到彼得大帝开始吸收西欧文化后，俄罗斯本土文化以新形式复兴时才能出现，其代表人物就是普希金，他被赞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是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同时也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因此被高尔基誉为“一切开端的开端”。可以说，普希金之前，俄国几乎没有文学可言。

普希金创立的俄国浪漫主义文学相较于同时期的欧洲虽然时间上并不太滞后，但俄国文学终究没有完整适时地经历欧洲的古典主义阶段。普希金曾结识过十二月党人，接受过启蒙思想的熏陶，他实在是吸收了法国大革命后西欧文化潮流中的先进要素，而以此影响了俄国文坛的，而这与彼得大帝当年师法西欧，引进西方的军事、科技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与此同时，普希金也在创作的初期就带上了俄国的乡土气息，他深受俄国民间故事传说的影响，在作品中也运用了民间的语言。可以说，自此开始，俄国文学乃至文化中特有的两股思潮，即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已经诞生了，而这一切都和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着密切的联系。俄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大城市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村中的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和农奴制，以及村社制度，还有偏远如哥萨克和中亚的游牧文化，都并存在这样一个大国中。因此我个人得出结论，俄国近代文学是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晚期分支，而俄国文化是文艺复兴300年后晚到这块土地上的产物，但从最初起，它们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俄国的本土特色，成为具有独特价值观和魅力的文学和文化。

俄罗斯人确实具有自己的独特民族特性，他们的性格中的无定形性，他们思维方式中的乌托邦色彩，还有他们对自身民族以及全人类命运的忧虑和拯救意识，部分可以说是这块国土的特殊生存环境下自然诞生的产物，但还有部分明显是来自东正教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氛围。

东正教自从与罗马天主教分道扬镳起，从来强调作为“正教”的正统地位，传入俄罗斯后，也带给俄罗斯人关于普世精神与弥赛亚精神的启迪。俄罗斯正教会虽在早期听从拜占庭教会的管辖，但从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后，随着俄国封建制度的加强，俄国教会逐渐走上独立之路，从十六世纪普斯科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在给瓦西里大公的信中提出“第三罗马”之说起，至今已有四个世纪之久。而“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种观点，本身就与美国的“山巅之城”论一样，是基督教体系下的面对全人类的救赎意识，但又强化和突出了本民族在这一体系中的领导者与巅峰地位，因此也满足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觉醒意识与民族自豪感。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第三罗马”的价值观是与西欧文化中潜藏的西欧中心论相冲突的，因此也加剧了俄国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彼此间的矛盾。

在近代，自彼得大帝肇始，俄国的上层社会效仿西欧，仰慕并学习西欧文化，同时其中的部分先进人士，如十二月党人等更要将西方的平等、自由、博爱、民主等价值观引入俄国，冀图解放农奴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可还有部分人士则要到俄罗斯的民间社会中去寻找济世良方，他们或是沉醉于俄国民族的自豪感，或是发现了欧洲式的西方社会的弱点，从而许多人从俄国民间传统的村社制度中得到启迪，进而赞扬俄国农民的朴实与互助精神，认为俄罗斯民族中潜藏着美好的特性与巨大的优越性，可以承担起拯救世界的历史任务。当然，这两种思潮，在热爱国家与强调俄罗斯的使命感这两点上，没有本质的分歧，而只是选择的路线不同而已。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完成从早年的西欧主义者到中晚年的斯拉夫主义者的转变。而即使是苏联文化与苏联文学，看似弱化了宗教的一面，但究其本质，仍然是俄国的弥赛亚精神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外观而出现，而俄国对原本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对其加以俄国特色的改造，也还是当年斯拉夫主义和西欧主义并行的体现。

因此，俄罗斯文学经历了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从早年对西欧古典主义的迟钝，再到19世纪初与西欧在浪漫主义上的亦步亦趋，再到19世纪晚期在现实主义上的独树一帜，领导整个欧洲文坛，再到20世纪苏联文学的独立于西方世界文学体系之外，自成一派，最后到苏联解体后的俄国文学的复苏和回归。在不到300年的短时间里，俄国文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风波不断，充满矛盾的过程，在世界文学中是少有的例子。

而俄国文化中的文学中心主义也就此产生，自沙皇时代起，由于政治制度的压迫，俄国的知识分子从政无门，救民无方，只能退守到文学领域去发布自己的思想，所谓“俄国文学从来都是和沙皇的政治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其实准确地说，是俄国知识分子只能在文学领域表达自己与“沙皇制度的格格不入”。因此久而久之，俄国文学成为了“思想的文学、道德的文学、小人物的文学、社会良知的文学”，而且一枝独秀，把其他学科的内容都涵盖在其中，形成文学的社会化、文学的政治化、文学的哲学化、文学的宗教化……俄国文学家也就成为了“思想的引领者”、社会良心的代表、民意的倾诉者。他们中最有名望者，如列夫·托尔斯泰去世时，堪称震动全国，而送葬者中又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和各界代表，队伍达到数里之长。而如帕斯捷尔纳克与肖洛霍夫等人，也在20世纪对身处的苏联社会与历史作出了自己的反思，承袭了这一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特色。

然而，这些俄国的知识分子与文人们，从来都抱着有些沙文主义化了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爱国情绪，他们即使在对内政策上对政府可以严厉批评，然而在民族问题和对外扩张问题上，却依然承袭着身为俄罗斯族的骄傲与自豪感。这些从普希金在《皇村回忆》中热情的歌颂俄罗斯的光荣历史，再到《战争与和平》第四部中列夫·托尔斯泰对拿破仑的不屑之情，以及阿·托尔斯泰在《彼得大帝》中对彼得开疆扩土的赞颂式描写中可见一斑。但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对起义参加者实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还有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曾公开表示对波兰人反抗的切齿痛恨，这些又是俄国沙文主义的极端体现。

也许可以说，是俄罗斯人强烈的宗教意识，导致了在文学上也产生了这种民族主义。俄国文学的基本命题就是宗教，表现在文学上，一般体现为以下四种意识：

（1） 强烈的自然意识，这是来自于古代多神崇拜与地母崇拜的遗存。俄罗斯文学作品一般多歌颂祖国自然环境之博大，山川森林之优美，大地之深沉悠远，天空之广袤无边，而优秀的文学家们又尤其注重俄罗斯农村的乡土气息，他们是俄国的“大地之子”。他们作品中也多有在大自然中获得启示的情节。如《战争与和平》中主人公之一的安德烈公爵，其心灵发展史就是个典例。他一开始雄心勃勃，注重功名，而且十分理性，甚至认为人不必要为了信仰而战。但当他奔赴战场，目睹了死亡之后，奥斯特里茨宁静、广阔的天空却给了他非理性的“天启”，让他顿悟般地感觉到了生命的虚无，转变了思想，后来大橡树的枯荣给予他的也是类似的启示。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保尔·柯察金也是在面对烈士墓地沉静但美丽景色冥思时，才能发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的宣言。

（2） 厚重的苦难意识，一方面推崇肉体苦行与禁欲主义，因此有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索尔仁尼琴这样被动的接受苦难者，但尤其重视精神苦难，信仰苦难能净化人的精神。这种思想在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两人塑造的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与拉斯柯尔尼科夫，都因为自己犯下的罪孽，而一直在精神上蒙受着深重的苦难，而最后，又都是通过自我惩罚与放逐的方式，达到了灵魂的净化与个人的新生。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虽然是被社会的潮流而席卷进去，但他的确也是经历了生活与精神的双重苦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及其笔下的保尔·柯察金该算是幸福的，因为他在精神信仰上是一直坚定不移的，他的内心中从没有经历过斗争的煎熬。

（3） 强烈的道德意识。道德探索这一主题在俄罗斯文学中一贯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各自信奉的价值观，遵循的路线不同，但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人，他们的作品围绕的主题永远是对崇高道德标准的追求，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出于为俄罗斯社会寻找“圣人”的动机。他们也在作品中的确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高尚的圣人形象，如列夫·托尔斯泰笔下那个太完美以至于不近人情的安德烈公爵，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卓西玛长老和梅什金公爵。“用爱来拯救世界”这类的道德至上论从来不只是俄国作家们在作品里喊的一句口号而已，他们已经将其变成了一条红线，贯穿整个作品中。当然，在俄国的社会环境下，这种道德意识很难不与宗教联系起来，即使是在苏联时代，帕斯捷尔纳克与索尔仁尼琴也还是将其精神诉求归朔到宗教意识上。

（4） 独特的使命意识，即“弥赛亚意识”，前文已经叙述，在此不再阐释。

将以上四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明白德语诗人里尔克为何却具有俄罗斯情结：“里尔克视为故乡的既非布拉格，也不是慕尼黑或柏林。在他看来，故乡意味着一种特别‘亲近’或‘紧密’的开放性中的人道现状总和。故乡是一种以启示的形象出现的，始终处于被感情奉为神圣的状态之中的存在整体。存在的环境气氛可以变换，可以是巴黎、托莱多、瑞典或意大利，但是俄国却不同，它是无定形的基元，是‘上帝’、‘人民’和‘自然’之间兄弟般的强大组合，是存在的‘创造’性质……”

因此，俄国文学在内涵上向来是形而上学的，但在表现手法上又向来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而且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为最主要的潮流。俄国的文学家们，从来就担负着思想启蒙者和道德评鉴者这两重重任，而这一切，都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崭露无遗。高尔基曾经这么表述过俄国文学的特质：“俄国文学特别富有教育意义，以其广度论是特别可贵的——没有一个问题是它所不曾提出和不曾企图去解答的。这尤其以下列问题的文学为然：“怎么办呢？“哪里更好些呢？“谁是有罪的呢？”所以，俄国文学是真正沉重的文学，它既附身于俄罗斯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数百年跌宕起伏的历史上，从而具有浓烈的异国情调和不可或缺的历史性，又担负了太多深刻的意义，笔锋所到之处，摹写社会，批判现实，但其内涵则总是关系到人生、道德、宗教、生死、毁灭、救赎等绝对形而上的话题，而几乎每个俄国文学家又都试图依照自己的文化积累来尽力解答这些疑问。没有其他任何一国的文学比俄国文学还沉重，这就是俄罗斯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色。我记得英国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里有不少当时的英国人前往澳大利亚开拓新生活的情节，不过要是换成俄国作家来写这些情节的话，他应该会反思英国人对澳大利亚的殖民有无合法性，或者是将其描写成另一种西伯利亚苦行之旅的吧？当我们身处于现代商业社会，已经被生命中太多的“轻”所困扰，几乎丧失了深思的能力时，我们应该还是要抽出时间来静心阅读俄罗斯文学，来亲自感受沉重的魅力，以及那一份悠长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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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不能用常理来揣度

咋中国人性格跟他们差异就那么大咧

想了半天

就想到苦难的历程

～

怕了

呵呵，换成欧美短篇文学了。

呵呵

犹太人的俄罗斯文学

江城兄的四个意识概括地很精到。

江城兄有未读过纳博科夫？

我有一阵子对他颇有兴趣，想把他放在俄罗斯文学家的长廊里头，他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位置或怎样的一个表情。

其实是因为您说到里尔克的俄罗斯情结，令我想到了纳博科夫的流亡----但对他自己而言，似乎也未见得是流亡，倒有我心安处便是我乡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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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最初读这部作品时，我没有读出他的侨民身份来，也许是因为我有些钝感了，尽管他可算是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代表性人物。总觉得在《洛丽塔》里，传统俄罗斯文学的经典要素被大为冲淡了，这也许就是与外国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侨民文学不同于俄国本土文学之处。

----对这一段有些想法，对侨民文学和本土文学的提法也有些疑惑：标准？----对外国文化的接受程度？还是语言、结构、思想、写作技巧方面的特征？----俄罗斯文学的经典要素又从何而来，本身是否也处在变动之中？----如江城兄文中所说，同样是本土资源+西欧思潮互动的一个结果。唉，惭愧自己看书不及您多，做学问不及您认真，想写点感受还是觉得忐忑了，以后再说吧。

还有就是以前读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我自己常想的一个问题是何以中国未能产生这样的文字？那时候有个学俄语的好朋友和我讨论过一阵子，她最后还是归结于宗教和地理环境的差异----我觉得有一定道理，但我自己还没想清楚，呵呵。

固然知道他是俄国人出身,不过在我意识里从来没有觉着他是"俄罗斯文学家",全然不是一个味道,他只是俄国出生的美国或者法国文学家而已...

艾萨克·阿西莫夫也出生在苏俄，但他3岁时就随父母到了美国，所以没人会把他的作品称为是俄国文学，哪怕说是侨民文学也不对头，尽管阿西莫夫本人并不讳言自己出生在苏俄的事实。

不过纳博科夫是19岁才离开俄国，无论如何，俄国文化也给他的记忆里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虽然我只看过洛丽塔一书，但我知道他是写过许多关于侨民的短篇小说与诗歌的，所以称他为侨民文学家并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