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 -- gaog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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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谢谢指点!

西西河太复杂了,整个版面好多东西都看不明白,您若方便,麻烦您代我向版主转告:最好能在所有图标和数字下面,都设计一个光标到达后才显示的窗口,告诉新河友其含义;或者在适当的栏目中,常设一组一目了然的图表。

西西河是个很好的网站,版面构思好设计令人叫绝,河友的文化水平普遍也很高,但最好也能照顾到像我这样的“菜鸟”。我现在才知道,以前下河看帖子,很多帖子都没看全,原因就是没弄懂这里复杂的河规。我想,像我这样的人还多。

期待您及各位河友常来指点,再次致谢!

家园 如果高兄发系列帖

建议在上一帖结尾加上下一帖的链接,方便网友直接点击连续阅读。

家园 链接哪?

我试了一下,主帖下面的《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2》和《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3》都没办法链接,是不是链接我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上的相关文章?

谢谢指点!

家园 可以的,是这样--

你发的系列贴,每个帖子最下方的框下面都有:

被引用(0) 请拷贝: (右边有一个扁扁的长框)

直接拷贝长框里的全部地址和文字,再用“修改”功能打开前一帖,将此链接贴上,前帖就附上了后帖的链接了。比如,我打开你的第2帖,按此拷贝,就是下面这样:gaogeli:【原创】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2

家园 哈哈,成啦,谢谢!
家园 流沙河:“父亲……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流沙河1981年7月在《锯齿啮痕录》中写道:“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SIZE=3]流沙河:锯齿啮痕录[/SIZE]

新华网

http://news3.xinhuanet.com/book/2007-09/10/content_6695398.htm

1931年11月11日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忠烈祠南街一个小院里。我的老家在距离成都市八十八华里的金堂县城厢镇(该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了)槐树街余家大院内,原是一个大地主家庭。我三岁那年随父母迁回老家的时候,家道早已式微,父辈们分了家,各自挥霍殆尽。我的父亲余营成这一房有田二十亩,算是小地主。

父亲余营成1920年求学北京,学业不佳,酷爱京戏。书未读完,回成都经商,折本歇业,入四川法政学堂。就学期间娶了我的母亲刘可芬。母亲刘可芬,四川省双流县乡下人,其家庭系地主,被其继母拐骗来成都,说与我的父亲做了二房。其继母欺骗我的外祖父,诡称我的母亲已在成都病死,并在郊外的青羊宫附近造假坟一座,说就埋葬在此。母亲向父亲哭诉了被拐卖的经过情形,父亲便向法院起诉。

真相大白,可怜的外祖父找到了“死去的”女儿,相对大哭。此案详情刊载在当时(二十年代)成都的一张报纸上。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母亲已嫁给父亲了,外祖父只好承认这一门婚姻。父亲待母亲好,教她识字,后来母亲就能春节写信了。母亲至今健在。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我是母亲的长子,备受宠爱。槐树街余家按大排行计算,我是同辈中的第九,所以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而我的本名是余勋坦。自幼体弱多病,怯生,赧颜,口吃。两岁以前在母亲的麻将脾上已识“中”字,这是我认得的第一个汉字。四岁已认完一盒字方(正面是字,背面是图,看图识字),都是母亲教的。

1938年入学。先读县城里的女子小学(因为怕挨男同学的打),后转读金渊小学。读小学毕业班的那年,自学李煜的词,尤爱《梦江南》《虞美人》两首,这是学旧体诗词之始。同时开始学做文言文,无非是“夫人生天地之间……”“何以言之?”“岂不痛哉!”那一套。1944年入金堂私立崇正中学。每周一篇作文,做文言文。春天做《春郊游记》,秋天做《观刈禾记》,端午节来了,做《观龙舟竞渡记》,天寒了,做《说冬日之可爱》。学了贾谊的《过秦论》,做《过秦论书后》,学了司马迁的《李斯传》,做《论李斯》。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了,做《悼罗斯福》——这篇作文我得一百分。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此文,萌醒了我最初的发表欲。出题做文,都有旧规陈套,全是八股翻新。国文老师只选讲《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不采用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文言文结构谨严,条理分明,极少废话,对我日后从事文字工作大有好处。除了在校攻读文言文而外,每日课余及每年寒暑假,我还得就学于一位贫穷而善良的老秀才黄捷三先生,听他逐字逐句他讲解《诗经》《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还自学了一本《声律启蒙》,这真是一本奇书!“云对南,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钩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官。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帘春雨杏花红……”低吟缓诵之际,但觉音韵铿锵,词藻华丽,妙不可言,很自然地领会了平仄对仗。当时以为懂得平仄对仗,就能做旧体诗了,便偷偷写了一些可笑的五言六言。老家门前有五株古槐,晨昏鸦噪,夜半枭啼,炎夏浓荫,寒秋落叶,为我提供了最初的诗材,当然都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了。那时候我梦想做一个诗人,认为抒发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又有趣的事情。至于“歌诗合为时而作”的起码道理,当时是根本不知道的,当然更想不到一吟一咏如果不合时宜竟会给自己带来穷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辞》注释家蒋骥说:“骚忧乃不祥之书也!”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也是1944年我刚入中学的时候,读到了第一首印象最深、至今尚能背涌的新诗,那就是我们四川诗人吴芳吉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写的《婉容词》。这首叙事诗说的是一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束缚的弱女子,名叫婉容,贤淑美丽,被其留学美国的镀金博士丈夫所遗弃,几番感伤徘徊之后,投江自杀。写得哀婉凄切,一吟三叹,读之泪下。此诗在语言音韵方面兼有旧体诗词之长,如新蝉自旧蜕中羽化而出,似旧而又非旧,一鸣惊人,风靡全川,对我影响很深。

1947年春季离开老家,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那正是国统区进步学生运动如火燎原的年代,罢课抗议,游行示威,风起云涌,我卷入其中。一位姓雷的同学领着我们上街游行,到省政府门前呼口号:“打倒王陵基!”我们唱着两支红色的歌,一支是《团结就是力量》,一支是《山那边,好地方》,意气昂扬,心向延安。顺便说一句,这位姓雷的同学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险遭杀害,得救出狱,在六十年代做了我的故乡金堂县县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虐不堪,自杀身死了。后话不提,书归正传。当时我无心读书于课堂,有意探求于文学,狂热地阅读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特别是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抄录了厚厚的一本,认为《向太阳》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首诗,而唐诗宋词被我弃之如敝履。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叛逆者了。

也是1947年早春我刚入高中的时候,重庆《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的前夕,该办事处的书店公开散发书籍。我闻讯急往,得一本萧三著《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如获至宝而归。如今物换星移人渐老,每次经过祠堂街的时候,还要注目留情于那家书店的旧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当时成都有一家进步的《西方日报》,报社里有好些地下党的同志在工作。1948年秋季我向该报投稿,报道校园生活,多次刊用。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折扣》,侧写一位老师的困苦生活。说来惭愧,构思借自二十年代女作家黄庐隐的一个短篇小说,只能算是模拟之作。作品排成铅字,受到鼓舞,此后便有志做一个作家了。于是又读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小说,还读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读美国小说《飘》,而对新诗的兴趣大减。这年还惹过一点小小的麻烦。在《西方日报》上写消息揭露学校生活的污糟,激怒了以姓涂的为首的几个三青团学生,联名贴大字报威吓我,叫我出来答辩。幸以笔名发表,不知是我写的,得免罹祸。我胆小,再不敢乱写了。

1949年春季,在成都的《青年文艺》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街头巷尾》,因而加入青年文艺社,该社成员多系成都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同时在成都的《新民报》《西方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共十多篇。这年秋季以高中五期学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以该系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被录取。入学后不想去听课,只写东西。年底,喜迎成都解放。

成都解放后,此时已入1950年了,我想做作家,不愿返校求学,也不愿参军到文工团(纪律太严)。于是回到故乡金堂县城,在县学生联合会协助宣传工作。后来又到金堂县淮口镇女子小学教书,近一个月。那时候自学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眼界顿开,立即照办,为了“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志愿上山去教村小。二十多天以后,因已在《川西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演唱作品和短篇小说,引起了该副刊主编西戎同志(当时他是青年作家)的注意,在素昧生平的情况下,蒙他信任,来信约我去报社参加工作(当时都说参加革命)。我便结束了五十天教师生活,到西戎那里报到去了。看见我不是他所估计的一个老头儿而是一个小青年,他很满意,一直对我极好。1951年,我编《川西农民报》副刊版兼时事版,同时发表了许多演唱宣传品,工作很努力。还发表了与别人合写的中篇小说《牛角湾》。该小说有严重缺点,在党报上受到十多篇文章的严厉的有益的但是未必中肯的批判。由于有西戎关照,只批判到“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现实”,“将导致亡国亡党”为止,没有再加码,没有把我当敌人看待。写了一篇检讨文章公开发表,松松活活地我就过关了。

西戎不摆官架子与文架子,平易近人,带我下乡体验生活,与我合写东西,鼓励我,批评我,使我获益不浅,终身难忘。在随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勇于批判自己的旧观念,并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觉得自己大有进步,于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以后,调至四川省文联工作,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评论文章。

1953年我到大邑县三岔乡第七村体验生活,住村长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太平富庶与农民的快乐勤劳,至今不忘。在那里写中篇小说与剧本,都不成功。这年秋天又转移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体验生活,住社长家中。第二年又在这里做普选工作,做粮食统购工作,同时写一些东西,也都不成功。原因是自己缺少求实精神,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的套子去套量生活,主观主义地从概念出发,缘着教条瞎编故事,这样还能写出象样的东西来吗!后来回省文联到《四川群众》做编辑工作,发表几个短篇小说,其中《窗》一篇稍好。当时我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入迷,深受其影响。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我也写了两篇文章发表,无非是顺大流唱通调而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1955年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我也写文章发表,并写宣讲提纲,多有强词夺理之处,歪曲了人家的本意,然后又把人家臭骂一顿。在此谨向胡风同志致歉!

这年写诗《寄黄河》发表后稍有好评,乃努力写诗。写组诗《在一个社里》发表后又稍有好评,便写诗愈勤。此后才走上了写诗的轨道,仍做创作员。几个月凑够了一本,交给重庆人民出版社。第二年即1956年出版了,书名《农村夜曲》,现在读了很惭愧。

1956年早春去北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眼界大开,诗思大涌。会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去采访先进生产者,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会后又求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那是一个大出人才的学习斑。美丽的北京给我以丰富的感情燃料,觉得到处都有诗。八个月里写了许多小诗,又凑够了一本,交给作家出版社。第二年即1957年春天我的《草木篇》刚刚被批判以后出版了,书名《告别火星》,现在读了有些惭愧。1956年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窗》,其中只有《窗》一篇和《辣椒与蜜糖》一篇稍好。

1956年秋天在文学讲习所结业后,心情悒郁,回四川去,在南行的列车上写了题名《草木篇》的五首小诗。回去不久,我参加了《星星》诗歌月刊的筹备工作。“星星”这个名字是丘原同志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死于监狱了,愿他灵魂快乐!《星星》编辑部只有四个编辑:白航(主编),石天河(执行编辑),白峡(编辑),流沙河(编辑),即“二白二河”,反右派运动中无一幸免。一个编辑部弄得全军覆没,象《星星》这样的下场,海内仅此一家,再无二例!

1957年元月,《星星》创刊号面世十四天以后,在《四川日报》上受到可怕的指责,罪名是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发表在创刊号上的《草木篇》,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也招来了省市两报大规模地猛烈地轰击,使我惊讶。批判愈演愈烈,升级到“反革命”与“阶级仇恨”的高度,海内为之侧目。我想不通,抗辩,发言见报,徒自取辱而已,有个什么用呢!后来许多人(几乎都是从未晤面的)为此受牵连,遭遇很惨。

被错划为右派后,诚惶诚恐,“认罪”尚好,幸获宽大,开除共青团,开除公职,留在省文联机关内监督劳动,扫地,烧水,拉车,到崇庆县山中去炼铁,混完了1958年。其间写了一个长诗《三人行》,三千行,稿本被收去了,不知下落。劳动之余,潜心研读《庄子》,记得烂熟。1958年被叫到省文联的《草地》编辑部打杂,登记来稿,修改刊用稿,尽心悉力,为时一年。工余研读《诗经》《易经》《屈赋》。1960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农场开荒种菜。病水肿,叫回机关休息,便研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61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已停工的建筑场地种菜,夜夜守菜园,专抓偷菜者。由于克尽厥职,过分积极,反被偷菜者打了一顿,还被扭送派出所,哭笑不得。1962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利用方便条件,阅读大量古籍。我一贯爱读书,相信开卷有益,三教九流,来者不拒。被孤立了,无人同我往来,免除干扰,正中下怀。不回寝室睡觉,在图书室里夜以继日地狼吞虎咽地读,在沙发椅上过夜。先是研究古代天文学,从此成为一个兴趣历久不衰的天文爱好者。后来搜集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写出叙事诗《曹雪芹》,五百行,稿本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焚毁。

从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八九年间,利用劳动之余暇,我研读了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史、民俗学、古人类学、唐宋明三代的野史笔记、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做了大量的摘录与索引,写了许多心得,都是写在废纸背面的。我对古汉字学最有兴趣,钻透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做了上十万字的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部颇具趣味性的解说古汉字的普及读物,花了我三年的时间。此稿题名《字海漫游》,约八万字,被红卫兵抢走,终不可寻。怅怅!

1966年春天,黑茫茫的长夜来临了,我被押解回故乡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造,此后全靠体力劳动计件收入糊口了。这年的七夕我结婚了。接着来的是抄家、游斗、戴高帽。成都的红卫兵来抓我,意欲弄我回成都去批斗。幸好本县某领导人及时将我潜移乡下三日,躲过了一场可能被打伤致残的横祸。那些领导人,包括本镇派出所所长,都是严肃认真地按照当时的政策对待我的,没有给我以额外的难堪的折磨,我至今对他们毫无怨尤。他们都是好人,可惜后来很快地就被人家打倒了或靠边站了。

我在故乡劳动十二年,前六年拉大锯,后六年钉包装箱,失去任何庇荫,全靠出卖体力劳动换回口粮维系生命,两次大病,差点呜呼哀哉。后六年间,压迫稍松,劳动之余暇,温习英语,为小儿子编写英语课本十册,译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通读《史记》三遍,写长诗《秦火》,一千行,此稿自毁了。在那十二年的长夜中,只留下《情诗六首》《故园九咏》两组小诗和《唤儿起床》《故乡吟》等几首小诗,实在惭愧!另外,香港某出版公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照相翻印出版我的诗集《告别火星》发卖,乃属盗印,我完全不知道。

二十二年的艰难日月给了我有益的锻炼。我一直朦胧地眺望着未来的光明,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努力求学,正派做人,相信将来还有为人民服务之日。惜乎头发渐渐花白,岁月不我待了。保尔?柯察金说得好:“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回顾自己的大半生,我是满意的,我值得。

江青反革命集团落网后,我很快活,背负着生病的小儿子上街看大标语,教他认标语上的大字。我的妻子从外地归来,她也很快活。我说:“从今以后,我可以拚命地钉包装箱了。”她说:“我用不着东躲西藏了,我可以去收破烂维持生活了。”我们所求甚微,只望国家安定,个人能够劳动谋生,便是万幸了。

1978年5月在故乡我被宣布摘帽,年底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三中全会后,天大亮了,我才真正苏醒了,想起我曾经是一个诗人,也许还能写几句的,于是技痒了。1979年4月,在沉寂二十二年之后,首次在《诗刊》上发表《诗二首》。这该感谢《诗刊》的编辑同志,是他们叫醒了昏沉沉的我。7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的《梅花恋》,《成都日报》又发表了我的《带血的啼鹃》,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9月,由中共四川省委下达正式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歌月刊平反,为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编辑平反,也为《草木篇》平反。至此,我被错划为右派的结论才得到改正。10月,《星星》复刊,我被调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仍在《星星》做一名普通的编辑人员。

1980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我加入了研究飞碟现象的中国UFO四川分会。我的组诗《故园六咏》有幸获得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新诗奖。谢谢。(文/流沙河)

1981年7耳24日在成都写定 本文摘自《流沙河随笔》

《流沙河:锯齿啮痕录》外链出处

引自《流沙河随笔》(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通宝推:双石,威武,
家园 尝试下宝推
家园 嘿嘿嘿嘿,与沙翁相交十五年的冉先生该如何解读?

莫非这里头的话都是被人拿着左轮顶着脑门儿写出来滴——

  在随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勇于批判自己的旧观念,并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觉得自己大有进步,于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以后,调至四川省文联工作,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评论文章。

也是1947年早春我刚入高中的时候,重庆《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的前夕,该办事处的书店公开散发书籍。我闻讯急往,得一本萧三著《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如获至宝而归。如今物换星移人渐老,每次经过祠堂街的时候,还要注目留情于那家书店的旧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1953年我到大邑县三岔乡第七村体验生活,住村长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太平富庶与农民的快乐勤劳,至今不忘。

家园 送花谢宝。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家园 送花谢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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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戴安国都几乎被拉

一次蒋介石在重庆南岸召开所谓最高军事会议,冯玉祥、白崇禧等均参加,何应钦适因事请假。会毕时,蒋随手抽出一大堆状纸说,“这都是控告兵役舞弊的。办理兵役是关系抗日救亡大计,他们(四川人民)把兵役说得一团糟,什么买卖壮丁呀,什么乱拉壮丁呀,什么虐待新兵呀……等等,说来太不近情!”当时蒋纬国侍立蒋介石身后,就插上一句话,“还有甚于此者!”蒋介石说,“你,小孩子,知道什么?!”蒋纬国回答,“戴安国都几乎被拉”。戴安国是戴季陶的“儿子”,拜蒋介石为“义父”。有一天,戴安国在大阳沟街头散步,经过一条小街(在都邮街金城银行背后,忘其街名),见一老太婆提了一包东西,其中有衣服、食品等物,在一个设有岗位的大门口与卫兵争吵。戴上前打听,才知老太婆的儿子是关在里面的壮丁,老太婆来看儿子,要求当面交东西,卫兵不许,将她推骂,还要没收她的东西。戴觉得壮丁不是犯人,应当允许他同母亲见面,便挺身与卫兵评理,戴的派头十足,因而争吵起来,惊动了卫兵排长:这个排长见戴穿的便服,说他多管闲事,便叫卫兵把他拉进来充当壮丁,经戴表明身份(民航局局长、委员长之干儿子),才得倖免。

外链出处

家园 《剑桥中华民国史》同样引用蒋梦麟“一千四百万”

的数字,您还敢说这个数字是被“凭空加入”的吗?

家园 【讨论】“流沙河现象”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有人就“流沙河现象”在高戈里的博客外链出处上留言:

《“流沙河现象”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很少上网,直到今日才读到高先生文,很好!這場争论也很有意义,可惜没展开。

第一,先说抓壮丁这回事。国民党的兵役政策和它的农村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政策都是不错的,但贯彻下去完全变样,坑害百姓。原因,它层层基层政权都被当地豪绅悪霸把持,相互勾结,欺压百姓,完全腐败了。话剧《抓壮丁》所以广受欢迎长盛不衰就因為真实而又典型;正象当年沙汀的小说。国民党到台湾总结失败原因也提到“役政失败”。抓壮丁是不争的实情。

第二,流沙河為什么在這个时候来否定它?他是利用纪念抗战来為他父親翻案。他父親解放前作兵役科长,“吃人骨头钱”,民愤极大,土改时被槍斃。流沙河“抗战记忆”完全是站在他父親的立場说话,什么“我保证…”,你十二、三岁的小学生怎么保证百分之99是自愿的、家里是收了钱的?為父翻案真实目的是為自已翻案。1957年初《草木篇》受批评,说它表现了和现社会敌对的情绪,有人在私下认為和“杀父之仇”有关(杀父之仇是流沙河自已不小心在一篇杂文中提到的,发表时编缉将这段文字删了)。流沙河反驳说《草木篇》只是针对他周围的人,並非针对整个社会。三月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批评四川对《草木篇》的批评方式方法不当。流沙河得到消息大喜,窜连同伙,趁党整风之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党发动疯狂的進攻”(是流沙河自已后来交代)。反右开始邓小平来川,听了省委有关同志汇报省文联情况,说“端他的老底”。于是省委立即组织调查组赴金堂,组长由原金堂县委书记周鼎文担任,文艺处吴野等参加。调查报告很快交省委,与此同时,《四川日报》1957年6月19日刊载《金堂县绣水乡十一个农业社社员来信 揭露流沙河仇恨新社会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信中说余家是二百多亩田的大地主,他父親余荣成是国民党县兵役科长,吃人骨头钱,临解放还企图组织武装对抗等等,因此被我镇压。还说流沙河是余家九少爷,“从小就是打三个擒五个”的角色……。信一登出流沙河知道大势已去,便逃往西安避难去了。多年来流沙河一直承认父親“该杀”,也从未对社员信表示过不同意见,直到2005年才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把蒇在心中几十年的这股怨恨吐了出来。流沙河在《锯齿嚼痕录》中说:“我有本领转弯抹角把谎话说成是实情,把邪说说成是真理,而不脸红。”這是真的,他很爱说假话、编故事,而且编得很有趣,以致许多记者、听众,信了还加传播,结果害了自已,五七年好多人上当,吸取了教训,不信去问问当年和他一道挨整的人,看有没有一个人还相信他的话。就拿这回谈抗战的话来说,谎言多多不值一驳,就拿话剧《抓壮丁》来说,他硬说是四十年代的共产党按照老大哥“典型不是平均数”的理论编造出来的。搞文艺的人都知道,苏联馬林科夫的“典型论”是五十年代初在苏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四十年代一批進步的爱国话剧工作者再天才也不会去服从五十年代的理论吧!

第三,“流沙河现象”是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值得认真研究。我这里就暂时打住了。

关键词(Tags): #抗战壮丁#流沙河通宝推:土八路,
家园 反动派们从没有忘记仇恨

只要有机会就会跳出来反攻倒算,倒是很多当年被压迫的、翻身过来的人忘记了历史,开始怀疑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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