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当务之急不是反腐败，而是防止精英淘汰和逐级博弈 -- wqnsihs

走什么，走欧美分权的路是取祸之道。适合中国的最优治理机制我还真没能力想出来。

尽管政府派出了各级工作人员甚至警察在交通要道劝说老百姓回家，不要往外跑，没有什么危险，但是当地还是有80%的居民逃离了自己的家。

但是现在市场经济深入也对农村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精英淘汰的底层，是由于从78年来的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出现了“政策淘汰”——政策正面激励的一面渐渐不能继续发挥作用，弊端日益显现。正是由于出现了政策淘汰，社会的逆淘汰现象才会越来越明显。

改革前我们实行的是一种极端公平的政策，好的一面是广泛的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弊端是社会运行效率极低。而改革开发开始的30年，我们实行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牺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来促进社会效率的提升。

在30年的时间中，这种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不仅令人惊讶的提升了社会的 经济基础，也在日益侵蚀着原先保证公平为立国之本的上层建筑。

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方法分析，30年前的主要矛盾是社会效率，所以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导向总体上非常成功。但今天没有人会再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效率不足，相反，两级分化，权利和资本结合的腐败共同体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如果现在抓住主要矛盾的方向，应时而变，实行体现重公平轻效率的政策导向，不光会解决现有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还会为我国下一个30年的发展打下基础。

30年社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邓公再伟大，30年前指出的方向也需要重新按照当前社会面临的新情况，重新梳理了。我们需要学习的是邓公审时度势，分析解决不同时期主要矛盾的方法，而不是继续僵化教条的因循守旧。不顾30年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试图用解决30年问题的政策继续解决当下的新情况，这无异于刻舟求剑。

但困难在于，如果一个人30年处于一种机制发挥最佳效能的时期，他就很难去思考，去相信任何机制其实都是有生命周期的。

公平和效率是二律背反的，需要当政者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就像走跷跷板，保持平衡。但是目前已经过于倾斜，想转为平衡状态需要巨大的力量，因为对面是尾大不掉的利益集团。只能看当政的政治智慧了。

先简化条件，假设不用考虑利益集团，政治斗争问题。以现在为起点，30年实行重公平政策，下一个30年再实行重效率政策，依次循环，可能会是一个总效很高的制度。

我相信20-30年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段，为什么不是10年需要一变，或者80年，没有仔细梳理过，粗粗想来是和社会心理学，人的工作寿命，个体人成熟加抚养下一代的总时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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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的态度是你不惹我，我不惹你。信任度是一点都没有的。

山林，电站，医院都卖得差不多了，农业税也收不了了，所以官民之间几乎就是两条平行线，计划生育少罚点就行了。

你错了，以我的生活经验，从小时候开始，周围的各个阶层，包括工人，农民，干部，起码有超过一半是对政府不信任的。虽然还没到要推翻政府的程度，但起码很多公开的新闻和报道说辞都是不相信的。在私下交谈的场合里，笑话埋怨共产党的话题和立场，是主流。替政府辩护的反而很少，也需要勇气。

不管是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或者是其他任何集团尾大不掉，都是各种制度需要面临的问题。

西方分权制度分权的初衷就是为了制衡，希望通过分散权利造成一种什么集团都不会大到一言堂的局面，实事上，且不说欧美外采用这种分权体制的国家（这些国家多半都成功做到了吸取糟粕，去其精华），就算是欧美，是否真的通过了制衡达到什么集团的目的也是另人怀疑的。

分权只是一种方法，把方法当成了目的，就是本末倒置（现在恰恰有很多人把方法当成了目的）。中国的制度显然不是一种走“分权”路径的制度，不能因为不分权，就说明天生有罪。好制度的目的不是为了“分权”，而是能对社会发展的变化做到“自适应”，目标是在保证小部分人的基本权利下，实现大多数人利益的最大化。社会制度问题是一个及其复杂的问题，有多种方法去解决是显然的，选择什么方法需要遵循的原则是因地制宜，而不是盲人摸象。

说的到割利益集团大尾巴的问题，确实需要政治智慧，但最困难的是政治头脑对社会基础情况的了解，中国政治制度下的行政的执行力，还是可以期待的，但问题是上层对基础情况的了解。解决方法还是有的，非常同意万兹兄在本帖中提出的两点，新文化和信息技术。不会做链接，汗，大家自己看吧。

的方法都是晁错削藩办法：推恩散势，分而治之。我想现在也不例外。目前央企重组可能就是在干这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