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浊浪淘沙尽 - 二十年前的事 -- 庄户人家
转眼间1989年的事就要过去二十年了！我也从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变成了一个奔四的中年男人了。这二十年间，世界上，中国里，以及我自己，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我的记忆力大不如从前了。在这些事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前，我还是把它记下来，算是一个青春的纪念吧。
现在想一想，当时很多事情都是有很深的背景的，可是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虽然参加了一些事，但当时确实是懵懵懂懂的。现在也很糊涂。我想，历史上的事，从陈胜吴广起义到文化大革命，领头的人可能有一定的想法，但是一般的参与者大概并不很清楚其中的道理。所谓的领袖，就要有能力组织这些懵懵懂懂的大众来达成一定的目的。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89年的事还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不过半年，东欧就发生了巨变，以后又有苏联的崩溃，邓小平的南巡，以及中国国力的超速增长。不过，89年的事也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86年底就有过一次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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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我考上了科大。当时对科大的感觉是校风非常的勤奋，思想非常的活跃。低年级的同学们还带着高考的拼劲，大家都是各省市的尖子学生，谁也不服谁，较着劲地读书。公开的学术报告会一个接一个。高年级的同学们写论文，考研，考卡，考托，考G，也是忙得不亦乐乎。同时校园里各种社团也粉墨登场，疯疯癫癫的搞了几个诗社，要出国的搞了一个英语角，高年级的学生们常常把叔本华，罗素，弗洛伊德挂在嘴边，让我们这些新生们觉得高深莫测。到了晚上，个个人摸出一个短波收音机，不是在听VOA就是在听 BBC.
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一个本系留校的研究生，姓张，二十几岁的样子，党员。张老师也没有一点老师的架子，来到我们宿舍自我介绍过以后，就开口大骂共产党。其中我还记得两条。一条是共产党不允许工人罢工，因为工资太低，每月都花光了，一旦罢工就没有饭吃了。另一条是“你们知道什么是贫民窟吗？你们住的宿舍，我们住的宿舍，在美国连贫民窟都不如！”
这些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从小我就受教育说共产党是多么多么的伟光正，身为党员的班主任，为什么对共产党这么不满呢？？？不过震撼是震撼，我也没有深究。
当时我心目中的英雄是方励之和温元凯，而且我感觉科大的老师和同学们普遍很服方励之副校长。方校长的天体理论物理研究本身就十分有趣，同时方校长对音乐，历史都有很深的见地。加上方校长见多识广，美国西欧苏联的逸事随口就来，很受学生的欢迎。我对当时的校长管维炎倒是没有特别深的印象。
方校长作风十分亲民，经常到学生中间来。有一次，我在食堂排队卖馒头，发现排在我前面的就是方校长。于是我就暗暗和他比个，发现他比我还矮，大概高过我的鼻子，低过我的眼睛。
方励之和温元凯常常在大礼堂给学生们作报告。虽然没有规定要去，学生们还是每次都把大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我也去听了几次，听不懂，也没记得他们讲了些什么道理。
转眼间就到了86年底的时候。突然之间科大的高年级学生们群情激奋，说是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一个骗局，要求公平竞选。我当时就糊里糊涂地听了这么一些话，也确实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方励之和温元凯又在大礼堂作报告，这次来听报告的学生们更多了。方励之说：“民主是争取来的，不是赐予的！”可是温元凯的报告就温和得多：“历史上的改革家很少有好下场的。”于是学生中流传开来，温元凯是来泼温水的。
在校园里有几处布告栏，上面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 上面的大意都是“争取民主”的论调，而且几天之内调门迅速升高。还有一次我看到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聚集在布告栏前面，搞了一个仪式，讲演以后把他们的选民证都撕碎了。另外一次，我去找一个高年级的老乡，在他们宿舍的门上看到他们宿舍六个人的选民证整整齐齐地贴在上面。选民证上都打了一个叉。
这其中，出了一个高年级，生物系的学生，叫沙玛，在运动中迅速窜红，他的一套理论我也不清楚在说什么，只是记住了他提倡“崇洋不媚外，犯上不做乱”等等一些口号，比较新颖。
当时科大和朝鲜的金日成理工大学搞了一个亚洲微机学院。好事的学生们把学院的名字改成了亚洲危机学院，以示局势的严重性。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班里并没有发选民证，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动静，该上课上课，该吃饭吃饭。
十二月底的一天傍晚，班里的团委书记王树林拿了一摞油印的小报到了我们的宿舍，说是团委出了这些小报，现在征集人去卖，卖报的钱用作团委经费。于是我就拿了一叠小报，在一食堂前面摆了一张椅子开卖。一食堂是科大最老最破的食堂，但也是较人气的一个地方，来往的学生多，教工家属也常来买饭，包括方励之。
到我摆开了摊才看了一眼小报的内容。小报实际上只有一篇文章，是团委的一个什么人谈民主建设，内容老套。我的报摊前人来人往，但买报的人并没有几个。倒是有一个青年教师或者研究生模样的人停下来，买了一张报纸，还跟我点评了一番当前的形势。我也没听懂怎么回事。
我的报摊开张了一个小时左右，卖出去了十几张小报，天色已晚，我就收摊了。回去把卖报的两块多钱给了王树林。王树林说剩下的报纸自己留下来就可以了。我于是把剩下的小报带回了宿舍。后来这些报纸大部分被同宿舍的哥们当擦屁股纸用了。
再过两天，忽然听说科大的同学们上街游行到了合肥市政府和安徽省政府，争取民主去了。我听说这事的时候游行的同学们已经回来了。我们班的同学们基本上都在读书准备期末考试，我不知道有谁去游行了。
转眼间过了新年到了1987年，忽然说中央来了一号文件，把胡耀邦撸下去了，也把方励之，管维炎给撤职了。两个人都调去北京了，而且要马上就走。科大校园内就炸了锅。我不懂胡耀邦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当天有许多老师学生自发的要找方励之和管维炎，要声援他们，但是似乎也没有找到。
到了晚上，大批的学生涌向合肥火车站，希望送别方励之和管维炎。合肥至北京的火车是晚上七点多发车，我们在软磨硬泡之后，终于在开车前几分钟涌上了站台。这个时候列车的车门已经关了，我们还不知道方励之和管维炎在哪一节车厢。于是我们就分头去找，大家在站台上对各个车厢大喊：“方励之！管维炎！”就在火车开动的一霎那，有同学喊：“在这里！在这里！！”。大家马上往那一节车厢跑。我也跟着跑，可惜还没有跑到火车就开走了。
回校以后，大家还是读书考试，很快就放了寒假，学生们都回家了。
寒假返校后，中央派来的三个大员驾到科大了，特别是新派的校长滕藤，同学们都戏言“杀气腾腾地到了科大”。我去听了几次刘吉，彭佩云的报告，也没有听出来个所以然。这些中央大员在科大的工作很难开展，因为他们没有学术威望，也因为他们是中央派来整我们的。他们大概也知道，所以没有呆多久就走了。后来也有几个过渡校长。再后来朱清时校长来了科大，领导了科大很多年。
邓大人说有的知识分子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于是又开会学习了几回，反正我是没有搞清楚这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科大的校风因此一变，大家的政治热情大大降低，除了上课，出现了跳舞的旋派，打麻将的麻派，桥牌的桥派，以及出国的托派。我就是从那以后成了一个舞棍。
现在想来，86年的学潮真是肤浅，幼稚啊！一群略知西方皮毛的冲动分子，头脑一热，就闹将起来。其实他们的社会基础实在是太薄弱了。不要说一般的工人农民，就是在学校里也是少数呢。我个人虽然是赶上了这次事件，但懵懂的就像阿Q看假洋鬼子的革命。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头脑简单的知识分子们至少也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任何事的发展都是从幼稚到成熟的。86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对日后的中国民主化发展还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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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于学习，没空呢
87年我也成了老生，有了接新生的特权，不过，87年的新生马上就被拉到蚌埠坦克学院去军训了三个月。86年我们入校的时候只是在学校里军训十天就算完事了。
88年夏天特别的热，我长了一身的痱子。后来社会上就刮起了一股抢购风。传说是要涨价，人们疯狂抢购任何商品，桌子椅子，冰箱电视，食盐洗衣粉，猛往家搬。我家也想抢购一些东西，因为没钱，只好作罢。88年底又出了几件飞机失事，火车出轨的事，社会上有一点人心惶惶的味道。
到了89年，一开始还没事，到了四月份，忽然有消息说胡耀邦死了。好像是
BBC / VOA 先说的，然后很快又有了中央台的广播。当时我们宿舍里整个楼层才有一部电视，还是黑白的。当天就看到电视上说在北京有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还有人上街了。电视报道里说胡耀邦怎么怎么好。看了以后觉得有点奇怪，胡耀邦真是那么好吗？过了几天就是胡耀邦的追悼会，电视上看来胡耀邦的葬礼规格很高，头头脑脑的在胡耀邦的尸体前像模像样地鞠躬。我看了就更感到很纳闷了，胡耀邦不是犯错误了吗？不是下台了吗？问其他同学们，他们也有类似的疑问。
不过合肥远离北京，胡耀邦似乎也和我们没有什么相关，于是大家也就没有深问下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后来各路风言风语越传越邪乎，说什么胡耀邦对知识分子多么多么好啦，胡耀邦是被邓小平气死的啦，等等等等。
后来到了四月底，各路消息说北京有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反官倒，反腐败。消息的来源先是VOA/BBC，后来中央电视台也报道了。同学们对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普遍感到很吃惊，因为以前电视台是一定不会报道这些未经批准的游行的。不过，绝大部分科大的同学们是抱着娱乐态度来看这件事的。潜意识里，我觉得这件事可能就像86年的事，随便闹一闹就完了。
后来电视上报道说是北京的学生代表要求和当局对话，没有成功，有北京的学生开始绝食了。直到这个时候，科大的校园里还是波澜不惊的样子。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第二教学楼窗户朝南的一间教室里读书，突然听到对面街上一阵喧哗。于是教室里读书的学生们都涌到窗口去看。原来是安徽大学的学生们游行到科大来了，有四五十个人的样子。安大的学生们质问科大的学生，国家危亡之际，为什么还在安安稳稳地读书？北京，上海，武汉的高校都行动起来了，你们科大不挑头，合肥闹不起来呀！
在二教读书的科大学生们似乎并不十分热心，甚至有人大喊，要安大的学生们别闹了。这样折腾了半个小时左右，安大的学生们散去，科大的学生们继续自习。
不过，到了五月初的时候，科大的校园里骤然热闹起来了。先是布告栏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大字报，主要是说现在官倒横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求政府下台。各类的辩论会也自发地聚集起来，会上大家都很激进，吵得很热烈，不过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结论。
到了五月四日，科大学生们搞了一次游行。我也跟着去了。为了防止流氓破坏，学生们组织了纠察队。纠察队员们手拉手形成人链，游行的同学们就在人链的环绕中。各系的系旗都被打了出来，同学们呼喊着“打倒官倒”“清除腐败”的口号。游行的队伍从科大正门出发，一路游行到了市中心的四牌楼，然后转向了市政府。参加游行的同学们估计有四五百人。喊了一阵口号以后，同学们就解散回校了。我们得到了沿路市民的大力支持。路边的市民们跟着我们一起呼口号，也有许多市民鼓掌欢迎游行队伍的到来。
学生们宣称官方的学生会是官方指定的，并不代表学生，要搞一个学生自治会。于是有许多学生跳出来，搞了好几个学生自治会。这些学生自治会吵吵闹闹，纷纷嚷嚷，最后搞成了一个自治总会，不过好像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权力。如果一般的学生不听自治会的号令，自治会也没有任何强制手段。
其实学生自治会的头头们和旧学生会的头头们也差不太多。本来比较喜欢闹的学生才会有兴趣成为学生会的头头，同时比较能闹的学生们才能被指定成为学生会的头头。后来分分和和，搞出了好几个“三人领导小组”。似乎“三人领导小组”的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流行，从井冈山上就有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的“三人领导小组”！
我个人对这些人的印象并不是特别好。学生会的人常常找一个由头向系里要拨款，办一个活动剩（生？）下来的钱就自己和朋友拿到湘皖吃掉了。虽说数额不大，严格说来也是贪污吧。现在这些人来反官倒，反腐败，能行吗？
五四游行回来以后，学校的活动愈演愈烈。电台里说全国很多高校都罢课了，学生自治会也发出了罢课的号召。渐渐地大部分学生们就不上课了。很多老师们一开始还坚持讲课，后来学生们都不来了，也就不讲了。和我们班一起上大课的一个外系女生一直坚持到最后，以至于自己一个人在空荡荡的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课。
当时我们正上必修课里的四大力学之热力学和非线性电路。我对这两门课都恨之入骨，毫无兴趣，于是巴不得罢课。最主要的是我不喜欢那些非线性东西的线性近似。不过心里还是明白的，要毕业的话这些课程还是要过的。
罢课以后我就开始东游西逛。许多社团冒了出来。好像闹得最欢的是87级的学生，也就是二年级的学生。三年级以上的学生都经历过86年那次运动，颇有点袖手旁观的意思。一年级的学生又太嫩。所以87级的学生们就当仁不让地成了这次运动的主力军。我对于有组织的活动没有什么兴趣，又隐隐地觉得这次运动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不参加有些可惜。于是我就成了各种活动的外围人员。
有一些老师对学生的罢课闹事很不理解。有一天去系里要一些资料，接待我的老师是一个七十年代的工农兵大学生，平常很和蔼的一个人，但也并不是和我很熟。她给我资料以后，就和我说到了罢课的事。她满脸痛惜的看着我，质问我：“你们这些孩子，理解你们的那些口号吗？我们年轻的时候是真想读书，可是没有机会。你们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不好好读书，闹什么呀！？”我看着她，无言以对。
不过有另外一些老师是积极投入运动中去的。他们也要搞一个领导组织，于是搞选举，候选人的名单用大字报贴在墙上，其中还有几个我认识的老师。后来常常有自发的游行，许多老师也参加了。
运动中，除了高谈阔论的大字报，也出现了一些另类的内容。记得清楚的是有一张大字报的匿名作者明显和一个副教授有过节，说这个副教授怎么怎么坏。其罪状之一是他出国的时候自称是教授，而不是副教授。我和同学们看了这张大字报以后，觉得这个作者实在是令人作呕。值此国家危亡之际恶意攻击他人，讨厌之至。
学校里有一些教英语的外教，多是美国人。看到运动来了，看热闹的劲头十足。我清楚地记得有几次游行，几个女外教兴奋地爬上校门拍照的样子。不过，我确实没有看到这些外教具体参加任何游行。
以前看过小说《芙蓉镇》，王秋蛇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反正也不上课不写作业了，一帮男生们就在宿舍里瞎闹。吃过晚饭，有调皮的学生就一边用勺子敲着饭盆，一边拉着长音，在楼道里喊：“运动啦！~~~~~ 运动啦！~~~~~~~~”引来同学们一阵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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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折腾到五月中旬。在图书馆和第一教学楼之间有一块很漂亮的草地，也是科大老师同学们常常经过的地方。一下两下，这里成了这次运动的中心和信息/谣言集散地。常常有几拨人聚在那里热烈地辩论着。
大概到了五月十五号左右，草地上来了一拨学生，打出了绝食的旗号，号称声援北京绝食学生。我们班没有人去绝食，不过倒是有几个我认识的外系学生在那里绝食。绝食的好象都是男生，一个个头上缠着白布，上书“绝食”二字，好像很悲愤的样子。这些人也是平时就好事的一帮人。
绝食的学生也有一帮后援的哥们。他们打着旗，拉着横幅，也带着水壶和一盒一盒的人参蜂王浆。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原来绝食并不是水米不进，而是不吃固体的食物，液体是放开了喝的。据说是斗争的策略，可以最大地延长绝食的时间，给对方造成压力，也让己方容易坚持。
绝食的学生们引来了一帮围观的人，也包括我。这一群麻木的围观者看着悲愤的绝食学生，居然调侃起来。有的说：“披麻戴孝的，跟死了爹似的，至于吗？”有的说：“xxx, 绝食到下午五点吧？刚好赶上开饭。”围观的于是一阵哄笑。
绝食的学生们听了更加悲愤，先骂围观的“竖子不足与谋！”，又引来一阵哄笑。于是就沉默下去，继续悲愤地绝食。
这几天，电视的新闻联播里也一个劲地报道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情况。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个美女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上采访一个大妈形象的妇女。大妈说：“学生们都是孩子，都绝食这么长时间了，怪心疼的。政府什么时候和学生们对话一下呀？”美女记者然后说：“今天是学生绝食第xx天，广场上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让我们来静观事态的发展。”
镇压以后说当时的舆论导向出了问题，想在看来，当时的舆论导向确实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只是从这样一个小例子就可以看出，所谓的新闻机构有多么大的偏向性。首先，通过大妈的嘴，暗示了学生绝食的正义性，把责任推到了政府身上。其次，美女记者的评论更是鼓励观众们去广场。
每天在图书馆前草地上，开始有学生说想去北京支援绝食学生。这个想法得到了其他一些同学的响应。过两天这些同学们就不见了。当时通讯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也没有确切消息说他们去了哪里，大家都流传他们去了北京。而且流言说他们坐火车都没有买票。
这几天闲着没事，我们班里的同学们大部分在读一些闲书或打牌，只有一些女生还在勤奋攻读。我当时在通讯实验室混事，通讯实验室就在图书馆草地东面，从窗户里就可以看到草地上的活动。
我也想到北京去看看，就问同宿舍的哥们要不要一起去，结果没有一个人响应。不过我还是蛮想去看看的，觉得错过这个机会挺可惜的。
五月十九日，我从电视上看到了赵紫阳在广场上著名的讲话：“我们老了，无所谓了。”当时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觉得赵紫阳是支持学生的。我于是决定马上去北京。
合肥去北京的火车是晚上七点多发车。我就做了一些准备。当时合肥的天气已经很暖和了，但是我担心北京的天气，就带上了我的军大衣。因为我没有双肩背的旅行包，又去隔壁宿舍从刘宇新那里借来了他的双肩包。取了一些钱，带上牙缸，就一个人去了合肥火车站。
到了合肥火车站，时间还早，就在附近转了一转。结果还碰上了一个认识的同学，他也一个人去北京，我们就一起在火车站外面闲逛。火车站附近有许多卖零食的小贩，我就在一个摊子上买了两颗茶叶蛋。卖茶叶蛋的大娘听说我们去北京，就对我们说：“你们去北京好！去把邓小平搞下来！你们看他把国家搞成什么样了！”我也不知道邓小平到底做了什么坏事，但是当时觉得凡是在台上的都不是好东西，所以搞掉邓小平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答应着接过茶叶蛋，就差不多到了进站的时候了。
我们都没有买票，希望能混上车。合肥火车站不是一个大站，我们在外面转了一转，发现了车站围墙的一个缺口，就从这里上了站台。这一列火车这在上客，我们走过车尾的行李邮政车，碰到三个中年铁路工人正在装卸货物。他们看到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去北京闹事的，于是和我们聊了几句。一个工友说：“你们去北京闹事，我们支持你们！是该闹一闹，看现在社会成了什么样子。”我说：“那咱们一起去闹吧。”另一个工友说：“我们这样拖家带口的，实在走不开。不像你们学生，说走就能走。”第三个工友又说：“工人闹事不一样。你们学生闹事，最后大不了是批评教育。工人闹事搞不好要坐牢的。”
快开车了，我们就上了车。上了车以后，三挤两挤，就和那个同学挤散了。车上的学生很多，科大的，安大的，合工大的，一个个脸上写满了兴奋。我在车厢连接处找了一块地方，偎了下来。茶叶蛋大娘和工友的鼓励让我感到兴奋，但是工友说的坐牢的事又让我隐隐地感到不安。我们是反腐败，反官倒的，怎么会坐牢呢？
火车准时开动，车上的学生和其他乘客渐渐安静下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在半夜的时候，有收音机的同学突然说：“快听快听！北京要戒严了！”同时把收音机开到了最大音量。收音机里清晰地传来中央的声音，北京于五月二十日戒严了，戒严部队已经被派往北京了。
这个消息引起了车上的同学们很大的骚动，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戒严了，怎么办？”有的说：“去了北京，会不会被抓起来呀？”
就这么混乱了一段时间，广播里说：“各车厢派代表到列车长席开会。”因为我是在车厢连接处，不算任何车厢，所以只是旁观了车厢里选代表的闹剧。一个车厢里总是有多个学生要当这个代表，闹了半天，终于各个车厢派出了代表去开会。因为广播里并没有特别强调每个车厢派一个代表，有的车厢派出了四五个代表。
过了一段时间，代表们回来了。开会的结果是，继续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支援绝食学生。估计戒严后首先封锁的就是火车站，我们到了北京，很可能在火车站被拦截，估计是会被抓住，然后直接被押上返程的火车，送回合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分成两组，一组和抓我们的人纠缠，另外一组趁机冲出火车站。大家一听，觉得这个分析有道理，就安然睡过去了。至于谁去纠缠，谁去冲击，当时并没有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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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6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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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时候旧事重提有点不合时宜。。。。
又是非线性电子线路，又是通信实验室的。
俺第一次学潮曾经坐着学校的大客车去市府门前接同学们；这第二次，正赶上联系工作，做论文，焦头烂额，基本很少参与。当时系里的老师让俺们几个有自行车的去买些冰棍，给合肥夏日大太阳低下游行的同班同学，俺们照做了。
还花一朵。
我非常喜欢看具体的人，特别是普通人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故事，比如王外马甲先生的文章，比如文强自述。我写这篇小文的目的就是记下我这个小人物在那个时代的所见所为所想，水平当然不能和那些大家共论，自娱自乐罢了，不一会儿就会自沉河底的。
如果本文对西西河发展有碍，请通知斑竹立即删掉。谢谢。
火车咣当咣当晃到二十日下午，终于看到北京的箭楼了。不一会儿，火车就进了站，我们都瞪大了眼睛，看是什么人来抓我们，结果也没看出什么名堂。车停了，门开了，乘客和学生们一拥而下，乱糟糟地出了火车站，连查票的都没有。预计的拦截纠缠一点都没有，车厢代表们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出了火车站往前走几步，就到了东长安街。我万分惊讶地看到街上游行的队伍一列又一列。几个小伙子，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摇着几面很大的红旗，一路呼喊着口号往天安门广场方向奔去。
不是戒严了吗？不是军队进城了吗？不是游行聚会非法了吗？怎么一点戒严的样子都没有？我很困惑！
正在困惑的时候，有几辆解放牌卡车呼啸而过，卡车挂着大红横幅标语，车上的人擎着红旗，扎着缠头，一路打出胜利的手势。
我更困惑了。这不是和文革一样了吗？不是说全面否定文革了吗？
走了没多久，我就到了天安门广场。虽然以前在电视新闻里看过广场的情形，亲眼看到广场的实际情况还是十分震撼。广场上红旗飘扬，满是一堆一堆的学生，同时又有大量的成年人混杂其中，似乎是北京的市民。学生们按学校各自占了一块地盘，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装上了高音喇叭，正在广播着激昂的评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尿味。从高音广播里我才知道了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在统一领导广场上的行动。当时这个组织简称“北高联”，后来成了“高自联”。
科大在广场西北部人民大会堂前面占了一块地盘。我很快就找到了科大的地盘，同时发现我们系已经有一些人早来了北京。从同学们的口中，我了解到昨天刚宣布戒严的时候广场上的人都十分紧张，可是没想到进城的军车都被堵在了北京城外，十九日晚上和二十日凌晨广场上平安无事。
找到了科大的同学们我很开心，虽然大部分的同学我并不认得。随便找了一个地方我就坐下来了。广场上彩旗飘飘，各个学校，各个系，各种团体，都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和横幅。不一会儿，就有北京当地市民的游行队伍经过，他们呼喊口号，我们学生们就附和，我们也喊口号，他们也回复，然后大家一起鼓掌，都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很快天就黑下来了。这时候有两个人骑着三轮车运来了一大筐包子，说是北京市民支持学生。于是同学们又高呼口号：“向北京市民致敬！”“打倒官倒！”“严惩腐败！”然后就上去领包子和水。我领了两个包子，吃了以后精神好多了。包子好像已经出锅多时了，基本上是冷的。
广场上其他的学校营地也都收到了食品和水，广场上口号声，鼓掌声，此伏彼起，热闹非凡。同时又有几辆三轮车拉来了纸箱板，说是给同学们过夜用。当时很多同学和我一样，是新来的，不知道这些纸板的用途，就没有要这些纸板。再过三个小时，这些人都会后悔的。
在广场上的一片噪杂之中，有一条畅通的车道，连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绝食学生们就在那里。这条通道是专供救护车用的，不时有绝食学生昏厥过去，马上有医护人员抬上等候多时的救护车，闪上兰灯，呜哇呜哇从通道疾驰而去。这条通道被称为“生命线”，沿着生命线有学生在两边执勤，保证生命线的畅通，号称“保卫生命线”。
纪念碑的高音喇叭广播说，戒严的军队昨天没有进来，很有可能是要麻痹我们，今天夜里偷袭的可能性很大，要同学们提高警惕，做好迎接突发事件的准备。过了一会儿，有几个操北京口音的外校学生过来，给我们发湿口罩和手套，说是如果军队冲进来打催泪弹，就戴上口罩和手套，可以把催泪弹捡起来扔回去。还有另外一个男生很严肃地对我们讲，如果军队持枪进来，我们就要冲上去，因为“军队在近距离不敢开枪。”冲上去之后，我们要抓住枪身，把枪夺过来。然后他手拿一根木棍，假装他是持枪军人的样子，要我们练习冲上去夺枪的动作。有几个男生还是上去比划了几下，而我只是看了一看。
夜深了，大家说好轮流值夜，以防军队偷袭。然后还有很多同学在议论，在参加各种自发的游行。广场上此伏彼起的是国歌，国际歌和歌唱祖国的歌声。
我却是很困了，于是裹着我的军大衣就躺在地上睡了。地上的水泥板很硬，不舒服，我才认识到了纸箱板的好处。找了一块纸箱板，躺在上面，舒服多了。
半夜里纪念碑上的高音喇叭还陆续播放着什么评论。迷迷糊糊睡到二十一日凌晨四点多，我醒了过来，爬起来以后就发现我们营地的同学们基本上都睡着呐，包括预定值夜的哥们们。白天的时候，在太阳下面又群情激愤，谁也没有感到冷。可是五月凌晨的北京是渗入骨髓的冷。幸好我带着军大衣，又睡得早，搞到了一块纸箱板，所以没有受多少罪。
虽然我穿着军大衣，还是感到有些冷。我就起来在广场上逛一逛。我看到有很多同学，只是穿着夏天的单衣，蜷缩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还在睡着。许多同学为了取暖，相互依偎着，女同学们更是抱成一团。白天看到的各种各样的校旗，系旗，横幅，都被同学们拿来裹在身上御寒。广场上各种垃圾到处都是，主要是食品的包装纸。闪着灯的救护车偶尔从生命线上驶过。
逛到一个学校的营地，有一个清瘦的男生穿着白衬衫，正坐在地上冻得发抖。他看到我穿着军大衣瞎逛，过来问我的军大衣是从哪里领来的。我说是自己带来的。他听了十分失望，接着坐在地上发抖。
过了不久，东方开始发红，我记得向东望去，在朝霞之中看到天安门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侧影，感到十分壮丽。再过了一段时间，国旗班升国旗的战士们来了。当时的升旗仪式不像现在这样隆重，只有一个旗手，两个护卫，总共三个战士。这时很多同学也醒过来了，大家就注目着升旗仪式。交警们拦下长安街上的早班公共汽车，三个战士扛着国旗，踢着正步庄严地走了过来。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广场上的同学们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
升旗以后不久，有人给我们送来了油条和豆浆，我就用牙缸盛了豆浆来喝。真是共产主义的好时光。
天大亮以后，高音喇叭也活跃起来，报道说军车被堵在了城外，我们又在广场上坚守了一个晚上，是一个重大胜利。同学们听了，都齐声欢呼起来。接着又是呼口号，念社论，呼吁同学们参加各种游行。
坐在科大的营地，我收拾好我的军大衣和牙缸，就席而坐和同学们聊了起来。聊了一会儿，感到很无所事事的样子，就起来走一走。看着广场上好像全国的高校都来了，就想去找一找中学的同学。
先去华中工学院的营地去找罗建勇，结果连他的班都没找到。接着又去河北建工学院找李月清。没有找到她本人，但是有一个扶着校旗的女同学说她是李月清的室友，我就要女同学转告李月清我来找过她了。
我又转到了北京航空学院的地盘，去找张立勤。一打听，人人都知道张立勤，因为他是北航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我去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一个帐篷里似睡非睡。他头上系着白条，脚穿懒汉鞋，一幅激进革命者的样子。我们随便说了几句话，就有人找他，是一个瘦高的学生，据说也是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看他们有事，我就走了。等到后来通缉令发下来，北航的学自联头头就是那个瘦高的学生。
我又转到了东长安街北京饭店对面，忽然看到有两架直升机飞得很低，高速由东往西向广场方向飞去。巨大的螺旋桨好像要碰到北京饭店的顶层，直升机的轰鸣震人心肺。直升机里似乎有人在向下观察。
我马上向广场跑去。到了广场，看到这两架直升机正在绕场飞行，下面的同学们都在驻足仰头看着直升机，也有人一边看一边挥舞着拳头。突然，一架直升机降低高度，好像要俯冲下来的样子，引来广场上的同学们一阵惊呼。不过这架直升机只是降低高度继续盘旋，并没有要落下来的意思。我也对直升机愤怒地挥舞着我的拳头。看到我愤怒了，这两架直升机又盘旋了几圈就飞走了。
直升机飞走后，纪念碑上的高音喇叭广播要大家注意防空。广播呼吁北京的同学们放风筝和气球，阻止空袭。过了不久，果然看到广场上升起了几只风筝和气球。很多谣言在广场上传播起来。有说政府准备派空降兵到广场的，又说空军准备派飞机来扫射的，总之千奇百怪。
看到风筝和气球飘在天上，大家普遍感觉好了一点。有一个同学兴奋地说：“要是再有直升机来，风筝和气球的线就会缠住它的旋翼，直升机就掉下来了！”我看着他，半信半疑地点点头。风筝和气球的线都是普通的棉线，能挡住飞机的金属旋翼吗？当时没想，现在想想，要是直升机真掉下来了，广场上那么多人，掉在谁的头上合适呢？不管怎么说，以后我是没有在广场上再见到直升机盘旋。
这段时间，高音喇叭里开始广播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独立，脱离中央。后来又广播有几个省宣布独立。有几个外校的女同学，在各个学校的营地间串联，兴奋地向大家宣布各省和部门独立的消息。我当时很困惑，就问她们宣布独立是什么意思。她们说宣布独立就是脱离这个伪政府了。我又问：“那不是国家就分裂了吗？”她们说：“不是这样的，等到中国建立了民主政府，他们会自由加入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伪政府”这个说法。当时心里很纳闷，觉得我们是要求政府反腐败，反官倒，并没有说要推翻政府呀！
正纳闷着哪，有一个北京小痞子样子的人逛了过来，和我们聊了起来。他一口京腔，说今天人民日报的文章上xxx的排名到了yyy以后，说明xxx要倒台了。我们一帮外地学生被他侃得一愣一愣的。我说：“中央领导人的排名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要反腐败，反官倒。” 小痞子冷笑了一下，得意地说：“你这就不懂了吧？政治斗争就是这样的。好好琢磨琢磨人民日报吧，上面的文章可是大有奥妙哇！”我觉得他太庸俗，就不理他了。我们的目标是纯洁的，和那些肮脏的政治交易有什么关系？
我们正在科大的地盘上坐着，有一个高年级模样的人跑了过来，说：“我是北高联的，来联系一些事。你们谁是头？”科大地盘上一下子站起来四五个人。北高联的说只要一个头，可是站起来的都想去，于是就跟北高联的去了。
其中有庞学文，我们班的，也是新旧学生会的活跃人物。过了一会儿头们都回来了。然后就有人到了科大的营地，发人参蜂王浆给头们，说是要他们转发给“有需要的同学”。庞学文也领了一盒，里面有二十支。因为我认识庞学文，又是在不到两米的距离看着他接过来人参蜂王浆，庞学文就当场撕开了人参蜂王浆的盒子，拿出来两支给了我。然后他又找了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分给了他们几支。最后，我看到，盒里还有一半的人参蜂王浆，庞学文若无其事地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我感到非常恶心。我们不是反腐败，反贪污的吗？你庞学文不是学运的头吗？像你这样连半盒人参蜂王浆都贪，这学运能成事吗？就算学运成了事，这帮人上了台，能比现在的政府好吗？我越想越恶心，以后就再也不理庞学文了。不过他给我的两支人参蜂王浆我后来还是喝了。
很快夜幕降临。又有人给我们送来了包子和水作晚饭。现在想来，北京市民普遍对外地来的学生真是非常热情，只要亮出学生证，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一招手，顺路的司机就给搭顺风车。真是很爽！
不过广场上是越来越脏乱，异味越来越大。广场旁边有几个厕所，可是架不住广场上几万人来用。虽然我没有见过有人在广场上直接大小便，但是广场上的尿味是谁也挡不住的。
吃过东西，我们就又席地而坐，唱国际歌，呼口号。现在的口号里开始有了“打倒法西斯！”我左边的一个哥们年龄明显比我们大，呼过口号后就和我聊天。
我看他的夹克很好，就手：“你的夹克巨飘啊。”“ 巨飘”就是非常酷的意思，是当时科大校园里的流行语。可是那哥们明显就没听懂我的话。我就给他解释了一番。然后他又问了我一些科大学运的情况。我就纳闷说：“你怎么连这些都不知道哇？”他说他是外校考进来的研究生。
后来又乱糟糟的，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现在想来，他很有可能是国安的人，是来观察情况的。只是因为我明显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用我来作掩护罢了。
在高音喇叭里，北高联欢迎首都钢铁公司的一个头讲话。这个头说：“同学们！我们首钢的工人们支持你们！”一句话引来了同学们如潮的掌声。
这个头又说：“伪政府派来了军队，可是我们不怕！他们有枪，我们首钢民兵师有炮！” 同学们又掌声如潮。
这个头接着说：“今天晚上，军队可能偷袭。我们要练习紧急集合。现在听我命令，全体起立！”
本来很多同学是坐在地上，心不在焉地听他讲话。听到这个命令，大家赶紧互相传着：“起立啦！起立啦！”我也赶紧收拾东西跟着同学们呼啦啦站起来了。
首钢的头又说：“同学们，这样的反应还是太慢！我们再练习一遍。全体坐下！”广场上几万学生又纷纷坐下。首钢的头厉声说：“全体起立！”这一次，因为有了准备，广场上的学生们很快就都站起来了。
首钢的头又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就下去了。学生们又纷纷坐下。我也坐下来，心里有一种被人耍了的感觉。这个首钢的头是个什么人物我不清楚，可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命令几万学生们起立坐下，就是为了过一把指挥千军万马的瘾而已。再说了，就算是军队开枪了，首钢的民兵师真的要用炮去轰击解放军？不是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吗？那样干不是就成了打内战了吗？我们要的是反腐败，反官倒，没有说要打内战呀！
来不及多想，高音喇叭又接着说，为了预防今夜军队偷袭，学生们要做好准备。个人物品要整理好。为了行动迅速，人人要做到轻装。一般外地学生们带了一个书包就来北京了，没有什么好轻装的。我背的双肩书包因为装着大衣，显得比较笨拙，我就想把它扔了。可是一转念，又想到裹着军大衣睡觉是多么舒服，而且书包还是刘宇新的，回去还要还给他，就决定留下军大衣的包了。可是我又觉得要轻装一些什么才好，于是把牙缸随手扔在了广场上。。
这一夜，广场上游行的人群延绵不断。国际歌悲壮的曲调烧得大家热血沸腾。到了后半夜，有消息说保卫生命线的人手不够，我就主动跑去站岗保卫生命线去了。生命线就在科大的营地靠南面一点，两步就走过去了。
虽说赵紫阳在广场上讲话以后大规模绝食就正式结束了，可是在纪念碑附近还是有一些学生在坚持绝食。我和不知道哪个学校的十几个学生站成两排，中间维持着一条通道，偶尔有救护车闪着兰灯，开着警报快速开过。就这样站了几个小时，到了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实在困得很，就在附近找了一块纸箱板，在救护车来往的间隙躺在地上迷糊了十几分钟。下一个救护车一来，我一下就跳起来继续维持交通直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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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二日天亮以后，我就自己离开了生命线，回到科大的营地去搞了一点吃的。说是生命线，其实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人在管。
广场上有很多北京的市民，有一些是全家一起来的。大家都友好地打着V字手势。有一个父亲带着一个三岁的小男孩，从我们的营地前走过。父亲同小男孩说了什么，小男孩打出V字手势，大声说：“李鹏下台！”父亲很骄傲地说：“看！三岁的小孩都知道李鹏是坏人！”引来同学们一阵赞叹。
后来高音喇叭又说，我们在广场又坚持了一夜，是我们的重大胜利。同时，我们能够在天安门广场上坚持，是同学和市民们在北京市郊堵了军车的结果。高音喇叭号召广场上的同学们一起去堵军车，已经有人组织了大批的公共汽车带同学们去堵军车的地点。我一看，果然广场附近有一些公共汽车，插着旗帜，在召唤同学们去堵军车。我和同学们走散了，结果上了一辆汽车，里面全是不认识的学生。
当时北京市内还不时兴塞车，我们很快就到了市郊的一个路口。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地方，只是记得马路两边布满了高层的居民楼。下了车，只见前面是人山人海。一长列军绿色的大卡车，陷在老百姓的汪洋大海之中，一点也动坦不得。
我走近一看，军用卡车里坐的都是年轻的士兵们，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大，有的嘴唇上有一层薄薄的嫩须。车下面是附近的居民，有的在大声责骂军人们，说他们要枪口对准爱国学生，是法西斯。也有的居民在说：“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车上的士兵们看样子十分困惑，一个个紧紧地抱着枪，虽然低头不语，但是脸上明显地透着委屈。，
卡车的后面还有几辆装甲运兵车，也在那里一动不动。装甲运兵车的顶盖被打开了，有几个学生和市民爬上了装甲运兵车的顶部，正在那里对装甲运兵车里的士兵们喊话。我也爬上了装甲运兵车的顶部，看到有一个兵坐在驾驶座上，两眼盯着仪表盘，一动不动。我也加入了喊话的人群：“人民军队的战车是用来保护人民的，你们这样用坦克来对付人民群众，不觉得可耻吗？”看得出来，里面的士兵们非常困惑，非常矛盾。
过了一段时间，一个军官模样的军人带着两个兵走了过来。他好像是个营长，是这一股共军的头。他们一来，就被学生和市民们包围住了。学生和市民们七嘴八舌，一齐开火，虽然嘈杂，但也能听出来意思是戒严是不对的，要军队撤离回他们的营房。
这个营长倒是脾气好，一直和蔼地解释说部队来北京是执行任务，不是来镇压人民群众的。弄到最后，这个营长大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枪口绝对不会对准人民！”周围的人于是大声叫好，掌声，口号震天：“向解放军致敬！”
然后围着营长的人群渐渐散去，只剩下五六个人还站在那里。我很好奇这个营长是什么军衔，盯着他的军装发呆。营长注意到了我，就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北人，科大的，在安徽上学。营长一听，立刻两眼放光，说：“我的家乡也在安徽！”然后说出来一个县的名字，我也没有听清楚。接着营长就和我攀上了老乡。以前听说军队里老乡观念特别强，虽说军队里要搞五湖四海，反对老乡扎堆，但是老乡观念被形容为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三个公章，不抵一个老乡嘛！这不，营长连我这个伪老乡也要攀。
我和营长正举行着热情友好的谈话，有一个老头走了过来。这个老头左手提着奶瓶，身穿白衬衫，右手指着营长就说起来了：“你看看，你看看！你们这样，老百姓是支持的吗？我参加革命的时候，部队里根本就没钱，每个兵发四两咸盐。那个时候能胜利，还不是靠老百姓的支持？你看你们现在成了什么样子，要来打老百姓！”听口气，这个老头是老红军老八路一类的人物，营长赶紧立正敬礼，毕恭毕敬地说：“老同志，请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打老百姓的！”
这个时候，因为很多士兵已经被困在汽车上很久了，没吃没喝，又不能上厕所。于是营长命令士兵下车活动。士兵们一下车，马上就被老百姓们分割包围了。其中有一个小兵，被三个大妈围了起来，就抱着枪，盘腿坐在了路边的草地上。大妈们拿来饮料食品给那个小兵，又围着他家长里短地和那个小兵聊天。小兵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就坐在那里，也没有注意听大妈们的话。
就这样僵持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忽然又命令来了，要这一股共军登车后撤。军人们马上列队上车，车队开始向城外的方向移动。人群里又是一阵口号：“向解放军致敬！人民军队爱人民！”
但是也有人说要提防这是军队的阴谋，军队可能会杀一个回马枪，要市民们不要全部散去，还要警惕观察。
被三个大妈包围的小兵也起身上车走了。大妈们就转过来和我聊了几句。一个大妈说：“孩子，这儿也折腾得差不多了，你也回家吧。”我说我家不在北京，一时还回不了家。大妈说：“听你的口音倒像是北京的。你也回你们学校的地儿吧。”
以前就听说在玉泉路有科大的研究生院，来北京的同学们可以到那里去落脚，我就决定去研究生院休整一下。自从科大出来，这几天就没有好好睡过。
我掏出我的学生证，站在马路边上对来往的汽车挥了一挥，很快有一辆小车停了下来。里面的司机问我：“是学生吗？”我说：“是。我要去玉泉路的科学院研究生院。”司机很爽快地说：“上来吧，我拉你去。”
我上了他的车，和司机随便聊了一聊。司机问我是哪个学校的，家在哪里，然后又说：“我支持你们。学生们有胆量，有魄力，干得好！不过，我也劝你一句。现在见好就收吧。搞一个大游行，宣布斗争胜利，收摊得了。搞得太厉害了，小心以后秋后算账。”我那是第一次听说“秋后算账”这个说法。
其实我去的堵军车的地方离研究生院不远，不一会儿就到了。我谢过司机，走进了研究生院。一打听，还是真有给合肥的学生准备了几间临时宿舍。我去食堂吃了饭，就去临时宿舍找了一张床睡下来了。
我上床前看了一下手表，是下午四点左右。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起来去厕所解了一次大便。过去几天一直高度紧张，没有解大便。这一下让我感到其爽无比！
回来继续睡。等我醒来的时候，看了一下表，是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我正纳闷怎么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宿舍里另一个哥们说：“你醒啦？你都睡了一整天了。”我才知道，我这一下睡了二十五个小时！现在已经是五月二十三号了。
睡醒了精神抖擞，去食堂吃了晚饭，没想到在食堂里碰到了我们系的同学魏革忠。虽然我和魏革忠平时也不是特别熟，在这里也算是他乡遇故知吧。我们聊了一聊各自的经历。魏革忠是二十一日到的北京，到了广场以后就被动员去堵了军车。
魏革忠问我堵军车的情况怎么样。我说也没什么特别的，我去的时候已经堵上了。魏革忠说他去了南苑机场附近，去的时候军车还没有被堵住，他和其他的同学挽着手臂趴到军车上才让车停下来。那才是真正的堵了军车的人。
我和魏革忠吃好饭后就商量着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我们出了研究生院的门，就站在路边，手举鲜红的学生证，要拦车去天安门。有一辆卡车假装要停的样子，到了我们面前又突然加速，几乎撞上了我们，吓得我们连连后退。我清楚地看到卡车司机脸上带着嘲弄的奸笑飞快地开车走了。
我们正在亲切问候卡车司机的母亲，有一辆手扶拖拉机带着拖斗嘭嘭嘭地开了过来。拖斗里站着十几个学生，一路高喊着口号。学生们看到我们就大叫：“同学！去保卫天安门广场呀！”
我和魏革忠一听，马上答应，紧追几步，拉住拖斗里同学们伸出的手，就爬上了手扶拖拉机的拖斗。
手扶拖拉机嘭嘭嘭地沿着长安大街一路东行，威风凛凛。沿路又拉上了一些零散的学生。我们一帮二十几个学生，意气风发，每一次呼喊口号都引来一阵路人的掌声，那感觉真是爽极了！
手扶拖拉机嘭嘭嘭地开到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拖斗里的学生们纷纷跳下车去，奔自己学校的地盘而去。
晚上又是呼口号，坐在地上和同学们聊天。这时候好像绝食的都收了摊，也没有保卫生命线这么一说了。现在的口号改成了：“民主万岁！”“欢迎赛先生和德先生！”据说只有民主和科学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贪污和腐败。
到了凌晨，我又裹着军大衣睡了过去。醒来以后已经是五月二十四号上午了。
这一天广场上的人群明显减少了许多。我和魏革忠聊了一聊，我们觉得这场运动好象快完了，都有一点要回学校的意思。不过我们还是决定再看一天也不迟。
上午的时候，我和同学们在天安门前维持了一段时间的交通，主要是指挥行人。来往的人太多。这期间，我看到一个老外站在那里观望，就问他对我们的运动怎么看。当时满心以为来自民主自由国度的老外会对我们大力支持，不想他说：“希望你们能把标语横幅配上英文，我实在不知道你们在为什么闹。”
下午我就在北京逛了一逛。具体去了什么地方也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逛到北京火车站，感到又饿又渴，买了一大瓶廉价啤酒，喝了几口，马上就又不渴又不饿了，而且精神十足。我也有点为回学校看路的意思，就拎着啤酒瓶，边走边喝，在北京站进进出出，也没见到有查票的。
后来碰到两个女生，动员我去保卫天安门广场。说是这一场民主运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如果我们丢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我听了心里觉得很纳闷：“天安门广场真得那么重要吗？要是真的是如果我们丢了天安门广场，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那么大概我们确实是什么也没有吧。”
纳闷归纳闷，我还是回去广场又过了一个晚上。其实作为一个外地学生，当时也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好去。广场上的口号变成了“李鹏下台！”“绞死李鹏！”“油炸李鹏！”“小平下台！”
有学生激动地演讲，说邓小平都八十岁了，还赖在台上不走，要把他赶下去。我似是而非地听着，心里隐隐地想：“年龄大不一定就是罪过吧？”凭良心说，对于当
时中央头头们的立场和功过，我是很糊涂的。
广场上的学生们很容易就聚在一起讨论了，并不在意各人是哪个学校的。有一个男生说：“我们本来一开始只要是在台上的都反。后来一听，好像赵紫阳是支持学生的，立马转向，向李鹏，邓小平开炮！”。
有的学生说，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是因为民众素质太低，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更是毫无民主素养。要真正实现民主，就要提高人口素质。要提高人口素质，就要大批的受过教育的有志青年去边远的农村从事教育。他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讨论毕业后下乡从事教育的计划。结果应者寥寥。一则学生们不愿意去农村受苦，再则好像民主马上就要实现了。
五月二十五日，广场上的人好像又减少了很多。我和魏革忠一商量，决定今天就返回合肥。我们把包一背，结伴沿着东长安街，往北京火车站走去。
刚走了不远，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一大堆车堵塞在十字路口，喇叭摁得震天响，可是谁也动不了。在通往这个路口的四条道路上，还有汽车源源不断地开来，结果更是形成了寸步难行的车龙。
我和魏革忠议论着：“怎么没人管一管？”正说着，我们看到十字路口的岗楼旁边的一个警察，正坐着一边旁观着路口的混乱，一边悠闲地玩弄着警帽。我们走上去对警察说：“同志，你看车都堵成这个样子了，您能不能管一管？”警察说：“现在这么乱，我管不了。有本事你们学生去管一管。”
我和魏革忠一对眼，说：“你不管，我们来管！”
我们一商量，觉得还要两个人帮忙才行。往旁边一看，有两个学生模样的正站在附近。我们当即掏出学生证，问那两人：“你们是学生吗？”他们答是。我们就同这两个男生说明了一下情况，要他们一起来疏通交通。他们马上答应下来，同时掏出了学生证。我们四个男生，说好各管一个路口，举着学生证就冲了出去。
当时也是一点计划都没有。我冲到一个路口，左手高举着鲜红的学生证，右手就指挥上了交通。我当时的想法是还没有进入交叉口的汽车先不要动，让交叉口的车开出去了就好办了。可是司机们都要见缝插针，搞得谁也动不了。
我举着学生证往车龙前一站，喝令谁也不能动。也有司机不服我的调度，愣要往前蹭。我就拿出堵军车的气势，一步窜到他的车前，左手高举学生证，右手在他的发动机罩上用力一拍，往后一指，大叫：“停下！倒回去！”那个司机看我凶神恶煞的样子，乖乖地停了下来，把车往后倒了一下。
我偷眼看了一下魏革忠和那两个不相识的男生，似乎他们也在这样做，只是他们的威慑力好像比我强一些。这样折腾了一会儿，路口的车开始松动了。我就一边看着那三个人的动作，一边开始放我的路口的车进入路口。可是，因为汽车从启动，进入路口，到开出去，要一定的时间，我们四个人又没有什么协调的计划，进入交叉口的车又有点堵上了。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我忽然注意到这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还在工作，马上意识到，我们应该按照红绿灯来指挥交通。我抽空远望着另外三个学生，看到他们也在互相观望。我就指了一指红绿灯，大家立刻明白了，也指了一指红绿灯，表示同意。这样，我们统一指挥着各个路口的车辆，红灯停，绿灯行，没一会这个交叉口的交通就畅通了。
看看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我们四个学生就散了。疏通这个路口，我们用了差不多十五分钟的样子。那俩个不知名的男生当时就不见了。我和魏革忠又聚在了警察岗楼下面。我们开始往火车站走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警察把警帽戴上，回到警亭指挥交通去了。
不一会儿我们走到了北京站，晃一晃学生证，顺利地上了直达合肥的列车。
好像不存在北钢这个缩写吧，大家都是叫首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