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八国联军为何没有瓜分中国及其始末(下) -- 张丹宁
民气不可滥用，这些宣扬民族主义的领袖忽略或者故意避开了一个事实，“帝国主义侵略者”并不是被喝神符、练神拳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师兄们吓跑的，民族主义吓不倒列强，相反只能把侵略者引来，事情的发展也正是如此。像美国，当时本无与中国交战之心，但公使康格被困东交民巷，不能不救，最后才勉强入伙。而其它如英、日、俄、德本来虽有侵略中国之心，但列强本身多是单独行动的，八国联手对付一个国家那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若不是中国方面自上的颟顸愚昧、自下的激进残暴，又岂能将本来相互觎觑的列强扭成一绳。
五、保国安民，袁世凯功不可没
前面说过，列强本来是心存将中国瓜分后殖民的野心的，如今帝国首都沦陷，军队溃败，再无力抵抗，已经是一块案板上的肉，任人摆布，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也大至巩固，千年帝国，瓜分瓦解就在旦夕。可结果我们知道，后来列强只让清政府签了个《辛丑条约》，赔钱了事。
破财消灾嘛！可列强有哪个是省油的灯，哪会这么便宜？这就要轮到李中堂 “东南三督”、袁项城他们出马了。
在清廷上谕“抚团”时，李鸿章早已因甲午战败而失势，黄马褂也被褫夺，此际正被下放到广州“署理”两广总督，远离权力心，对京城发生的这个危险变化爱莫能助，反对无效。荣禄也得罪不起端王庆王这些二百五，装病避开，也不愿表态。刘坤一、张之洞一干脑子清醒的干臣都是坚决的反战主剿派，但见慈禧表了态，也不愿做出头鸟去触霉头。只有袁世凯来了个忤逆抗旨。当时或许没有人想到，正是袁世凯的这次冒险抗命，竟成了挽救中国的一个重要环节。
袁世凯自接了毓贤的班走马上任山东巡抚后，便对山东境内的义和团磨刀霍霍。对朝廷招抚义和团的上谕置之不理，抗疏力辩，他认为这种搞旁门左道的民间组织，不论是团是会，如果纵容，将来都必将酿成大祸，所以极力主张彻底清剿义和团。袁世凯不比袁昶、联元一干手无缚鸡之力的无权文官，他是封疆大吏，手握重兵，而且又与力主剿匪的东南三督互通声气，所以即使是被义和团法术弄得疯疯颠颠的端王庄王刚毅等人亦对他十分顾忌，不敢造次，只敢拿他的哥哥袁世敦下手，安了个“扰民”的罪名革职赶回原籍。
但这杀鸡儆猴的把戏没能吓住袁世凯，照样对辖区内的义和团大开杀戒。后来名扬天下的曹锟、张勋也就是他此时剿杀义和团的干将。袁世凯手头的“新军”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穿洋军装、操洋枪、走洋步的西式军队，乃帝国军队的真正精锐所在，只会画符跳大神的义和团师兄们焉是他们的对手，这样，袁世凯在把齐鲁的“匪”剿干净时，义和团在发源地山东也消声匿迹了。
大才子袁克文在他的《辛丙秘苑》中便有他对老爹这段时期作为的叙述：妖匪初发于山东北境，先公力遏制之。朝廷忽有保卫神团之诏，先公知为妄，不奉而严剿如故。且告示于人民曰：“朝命所谓神团，必公忠之士，力能捍卫社稷者，应保为之。若妖邪之徒，乱言惑众，叔（亻叔）扰地方，即是匪，杀无赦。”乃传檄部曲不许轻纵，一时妖匪诛灭几绝。
袁世凯毕竟是个世故圆滑精通谋略的官场老手，轻易不会给人留把柄，他在山东境内四处捕杀义和团，上报给朝廷时，却说被杀的都是些冒充义和团的盗匪，他这是“剿匪”而非“剿团”，反正“匪”兮“团”兮，也全由他一句话，载漪、刚毅一干朝中权臣也奈何他不得。
《辛》文中又载：……省城中谣诼忽起，谓神拳衔憾衔先公，将不利焉，先公一笑置之。而同城诸官转极惊惧，恐遭波及，乃群诣抚署，跪先公前，乞先公苟从神团以保厥城。先公正色厉言以斥之，谓：“公等咸朝廷大员，竟思屈于妖匪，殊无耻之甚焉者。倘有难，某一人当之，决不累公等也。”诸官憾憾而退。或私语人曰：“袁公不奉诏招聚神团，是叛徒也。杀身灭家，不旋踵即至矣。”其后奸徒作种种之谰语耸迫先公，而先公卒不为所动，且联合东南诸省督抚张之洞、刘坤一等共策保障东南半壁之计，故山东以南咸未遭妖匪蹂躏焉。
――由此也可见袁世凯当时坚决剿灭义和团也是需要很大的胆识和下很大的决心的，不仅要冒“奉旨不诏”做“叛徒”的风险，还要顶住来自社会舆论、迷信以及同僚等等各方面的压力。
而直隶（河北）一代情形就不是那么的妙了，山东的义和团知道有袁世凯在，他们是混不下去了，便都往直隶跑。对于这一大帮瘟神的涌入，直隶总督裕禄是手足无措，又因为朝中局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最终裕禄的立场由先前的清剿改变为招抚，最后乃至与义和团合流。要知道，义和团的师兄们除了会装神弄鬼这个特点外，还有那就是逢洋必反，和60年后的红卫兵小将们一样，彻底地反文明。在李秉衡、毓贤、裕禄、张汝梅这些督抚们的纵容下，北方诸省的铁路、电线杆、邮局、学堂、报馆等等这些和“洋”字占点边的东西就倒足了大霉了，一律被他们连根拔去。这导致北方诸省特别是直隶京城一代在那段时间里几乎是与外界断绝了联系。
而这阵子京城里马上就要闹拳变和八国联军了啊！中国这么大的疆域，发生这样亡国攸关的大事，如果仍靠八百里加急来与外界联系那还不要命？京城的消息，快马到济南都要6天，要把消息传到广州的李鸿章手里那天知道要猴年马月。此时京城附近，惟有袁世凯的济南府可与各省电讯畅通。在东交民巷被围攻，消息断绝，各国都准备为自己驻京的使节们开追悼会时，李鸿章仍敢信誓旦旦地拍胸口向列强保证使馆和公使大人们安然无恙，靠的也全是袁世凯那来的消息。
我们知道，无论是战争还是外交，讯息是主宰成败的最关键，非要做到知己知彼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应对。所以说李鸿章最终能出马在列强中施展他那苏秦张仪般的合纵连横的外交手段挽救性命垂危的中国，袁世凯功不可没。
六、差点成了中国“总统”的李鸿章
在中央政府被端载漪、载勋、载澜、刚毅等一干小丑把持、北中国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先后闹的乱七八糟之际，东南方诸省却相对稳定。袁世凯将拳乱止于山东，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癸（马+癸）、铁路大臣盛宣怀和被下放在广州的李鸿章等疆臣搞了个“东南互保”，总算保住半壁江山未受拳匪和侵略者的涂蹋。
“抗旨忤逆”在封建王朝里那可是勿庸质疑的杀头抄家的大罪，在京主和的“五大臣”袁昶、联元、立山、徐用仪、许景澄便因此而遭祸被杀。不过在中央政府中邪了般胡搞瞎闹，大厦咔咔之际，东南诸督抚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也学袁世凯来了个奉旨不诏，称廷谕为“矫诏”、“乱命”，拒不从命。为日后的和谈埋下了伏笔。
因为中国的海军在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已全部葬送，沿海地区的海防已是一片空白，防卫其实远比北方内陆更弱，列强欲进军北京，岂有对沿海的东南地区无觎觑之理。早在“宣战”之前，英国人就已经打算好勾结当时在东南亚已屯下重兵的美国，欲联手美国在东南下手，不落日、俄、德之后，以捞取更大的好处。唐德刚先生便从《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中考据出当时英国人就曾向美国驻沪总领事Coodnow试探，声称要拿下江阴的炮台、江南造船厂乃至整个吴淞地区。
此事为刘坤一获悉，估计是他安插在领事馆里的洋眼线起了作用，立即派手下的美籍雇员Furguson上领事馆找Coodnow商榷，幸好美国此时虽已染指远东，但注意力都放在菲律宾，还腾不出手来理会中国。而刘坤一一方面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小心翼翼地维护辖区内的社会稳定，及时镇压“反帝反侵略斗争”的群众运动的苗头，不给列强借口；一方面整修武卫备战，使英国人无机可乘，怏怏而罢。
在京的荣禄也不是二百五，他虽在关键时刻闷声发大财，但在国难之际也不得不谋求对策，不论老板娘怎么胡闹，他明白大清国无论如何最后还是得向列强求和。但这活儿在中国一直以来只有已经死去的鬼子六恭王和被朝臣们公然侮为“李二汉奸”的李鸿章能胜任，荣禄半句洋文也不会，清楚自己不是这块料。在天津战役聂士成部全军覆没，统帅相继自杀殉国之时，荣禄已经打算好把被他排挤出京城的老对手李鸿章和新收为心腹的袁世凯召回京城来挽救这个即将失控的危局。荣禄不比翁同??，在国难和私怨之间，他还是能做出理智的抉择。在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时慈禧似乎也同意了荣禄的意见。当然此事没成，倒霉的大清国正好赶上慈禧被“假照会”弄得大发神经，老太太狗急跳墙，大发雌威要和洋人开战，17日“第二次御前会议”时便收回成命。想到这里不禁唏嘘不已，试想如果当时李中堂和袁项城真能应召入京主持大局，那末后来义和团师兄们的荒诞暴戾与八国联军兽兵们的蹂躏都将弭消于无形。
对于“宣战”的后果，包括李鸿章在内的脑子清醒的疆臣们都能预料到是什么样一个收场，对朝廷号召各省驻军“勤王”的反应也很冷淡，如李鸿章对袁世凯说的，“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李鸿章年谱. 李文忠电稿》）。只有“鉴帅”四川总督李秉衡放弃“东南互保”，只身率兵北上抗击联军。李秉衡曾与毓贤一起招抚过义和团，自有一套“人民战争”的斗争哲学，当年在广西任巡抚时曾与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手下的老将冯子材联手用此招对付法国，打出过个“谅山小捷”，让法国人碰了一鼻子灰。在率兵进京后欲故伎重施，结果让八国联军没花多少力气就打得溃不成军，兵败自杀。临死以前感叹“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心人矣！”（《义和团史料》）。
其实李秉衡是出生太早，没有得到“人民战争”的真髓，后世的革命史家们评论八国联军时，都能想出个将帝国主义侵略者引入“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的主张，把八国联军引入内陆，坚壁清野，不惜死伤亿万也决不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妥协，打它个十年八年，拖垮帝国主义，还怕不能赢？哪像我们李大人，只一役败，死几个人，就自觉“下负斯民，无罪可逃”。
在联军兵临城下、北京破城就在旦昔之际，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李鸿章本人虽无甚野心，且已是风烛残年，但这却是个能保国安民、完全施展自己兴邦救国才能的机会（至少不用再向俾斯麦诉苦“与妇人孺子共事”了），因而对张之洞等人的方案也无异议。
虽说历史不能假设，不过读史至此，还是不能不感慨，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真正共和的机会，几乎是天上掉下来，唾手可得。支持李鸿章出任“总统”的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而且思想先进，了解西方政治，虽然在一些政治见解上与李鸿章有所分歧，但都是思想大胆的改革派，大刀阔斧的实干家。如由这些人出面与李鸿章共治共和，那末我们后世之人梦寐以求的转型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完成了，哪用得着到现在还在苦苦求索呢！
而后来的辛亥、北伐、五四、抗日、国共内战、文革什么的大灾大难也全避免了，孙中山只能在美国中餐馆端盘子，蒋介石也只能在上海滩租界组织黑帮火并，毛泽东辈至多只能煽动几个工人去拉拉选票……不过可叹洋毛子们送佛（老佛爷）没有送上天，打扮成村妇的慈禧架着光绪兜了一圈，没多久就到达了西安，虽然路上吃了点苦头，不过也算是安然无恙了。李中堂出任“总统”就此作罢，没人再提。
七、斫开金锁走蛟龙
李鸿章在国内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有趣轶事，如一次他召集了一群留洋回国的青年官员开坐谈会，突然对数学感起了兴趣，逮了一个留洋生问他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从函数到方程式费了好大劲解释了半天，李鸿章仍是一头雾水。留学生急了，崩出一句：“中堂大人你撒尿吗？” 李鸿章不知所以，答曰：“撒，当然撒。”留学生接着解释：“那就对了，中堂大人，撒出来的尿就是抛物线啊！”李鸿章恍然大悟，哭笑不得。
类似的小故事还有很多，不过这不是本章的主题，就不一一赘述了，因为以下要叙述的是李鸿章在外交上的作为。
我们都知道李鸿章有着很高超的外交手段，这点，不论是当时清廷上下还是所有与他打过交道的外国人士都是公认的。要知道李鸿章总是在帝国战败、处于危亡的时候挺身而出，来收拾被他颟顸的上司和同僚们闯下的滔天大祸而惹出的一堆又一堆烂摊子。战争上失败，要想尽量减少损失，就只有在外交上努力了，这除了需要有高超的智慧和外交知识外，还要有足够折服对手的个人魅力和风范。
李鸿章的外交风范到底如何呢？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的面庞有一种引人注目的慈祥表情，他双眼明亮，闪烁着睿智的光彩，目光里包含了幽默和机智。他戴着一副老式的硬框眼镜，颧骨高而不瘦，黝黑的皮肤看上去显得很健康……他从不显得傲慢。他是那种从不向他人提出什么要求，但又总能获得满足的那类人。他能很轻松地与人交谈，而又不会使与他交谈的人感到紧张……他对妇女尤其礼貌，也很喜爱儿童。
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时，更折服了美国人，他们是这样描述的：……这位贵宾的举动非常令人感动，他很虔诚地站直了身体，用极其悲伤的声音低吟道：“别了。”他的思绪回到了17年前与格兰特将军会面时的场面，当时他们相谈融洽，因为他与将军一样都曾经为了拯救祖国而久历沙场。他的这一告别仪式使他的随从人员和美方陪同人员始料不及。然而这却是饱含敬意的最真诚的悼词和最意味深长的告别：“别了，我的兄弟！”
――李鸿章在美国所受到的接待的规格、礼遇和受欢迎的程度，是后来访过美的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等人无一能望其项背的。而李鸿章对美国人的友善和所搏得的美国人的好感，终于在后来八国联军事件的谈判中得到了回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只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中国移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因此我不喜欢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而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 亚历山大，当时的《伦敦每日新闻》曾有报道：“……他以最强劲的语言声称，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强烈反对鸦片贸易。这种贸易是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给中国的，中国政府根据条约不得以允许印度鸦片进入大陆。……李总督最后明确宣称：‘你们也许明白，如果你们停止毒害我的的人民，我们就会立即禁止他们获得鸦片。’我（约瑟夫）告诉他，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将指定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华调查鸦片是否真的像有人指控的那样有害时，他气愤地回答：‘荒谬绝伦！’似乎十分的愤怒和蔑视，缓和了一下语气又说：‘任何人都知道，鸦片是有害的。’当我起身告辞时，他仍很善意地用热情的语言赞扬了英国公民为使中国摆脱鸦片所表现出来的仁慈。”
这位秘书结束访谈时还发表了一通感慨：……中国的政治家们反映出了这个国家的国民热爱和平的精神，如果任何制止战争的手段可以找到，他们不可能为了报复而认可战争的持续。（以上资料出自同时代的《纽约时报》）
――也许外国记者的描述能助我们重新认识一个崭新的、我们所不了解的李鸿章。至今仍有许多人坚持认定李鸿章是“汉奸”、“卖国贼”，但是，在自那个身材高瘦、白发苍苍、走路颤颤巍巍的李中堂之后，究竟还有哪个中国的领导人这样费心地为了移了民的同胞的死活和利益而努力过呢？
我个人相信只有爱人的人才会爱国，只有爱中国人的人才会爱中国。
1900年7月16日，李鸿章收到袁世凯从济南来电，慈禧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总理全权外交。次日，李鸿章收拾行囊北上，22日抵达上海，开始他最后一次收拾中国这个烂摊子的艰难历程。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对这种方法我们还缺少研究）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费正清. 《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看来费老先生的汉学水平还是有限，不过也知道是中国人――咱们的北洋大臣李鸿章用了挑拨离间的花招来让这个国家逃脱厄运，这个花招在《三十六计》里有个名堂，叫“离间计”，用李中堂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夷制夷”，东北人管这叫“忽悠”，用台湾人的话来说就是“唬烂”。这可是咱们的李中堂外交上的Tradition，“唬烂”的对象就是列强之间的利益矛盾。
德国人瓦德西是八国联军统帅，他在战后这样回顾：“……近年来，时常有关于瓜分中国的讨论，如果说趁中国国防虚弱、经济崩溃、政治混乱之际行动，确实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各国（列强）对此的态度。俄国因为占领了中国满洲，最近似乎可以满足。如果现在法国占领云南，日本占领福建，英国占领长江流域，德国占领山东，那么中国方面根本没有力量反抗。所以，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
“……但我对此事的看法却不乐观。英国并不愿意看到法国占领云南、日本占领福建。日本也不乐见德国占据山东。各国对英国独占长江流域也很不满。而美国，一向是反对瓜分中国的。俄国方面，各国若不阻挠它独占满洲，其它国家干什么他们都没意见。所以我相信，各国对于瓜分中国之事，彼此之间利益犬牙交错，如果操之过急去瓜分中国，不见得都能捞到什么好处的。”
“……关于德国在山东方面并吞较大土地一事，尚有一种困难，即华人置诸德国官吏治理之下是也……假如中国一旦复欲夺取山东，则德国方面……对于此种战事，非至财政破产不可。”
“……皇上（威廉二世）常有‘瓜分中国’之笼统思想……当然系在大大扩充我们在山东的地盘，甚望能将该省大部分均置诸自己势力之下，以作‘瓜分中国’后我们应得之部。”
“……然实则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也……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瓦德西. 《拳乱笔记》）
英国人赫德也说过，“……许多人曾经大谈特谈，大写特写，把瓜分当最得策的解决办法……但是，对于如此众多的人口来说，决不能期待那是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从瓦德西和赫德的叙述可看出，当时列强确实存在将中国瓜分的意图，并且已经在中国部分地区成功地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但他们对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制挚也非常困惑，对能不能成功地长期统治分到手的占领地也很踌躇，对此瓦德西和赫德得出否定的结论。
费正清也认为：“列强之间的利益和实力制衡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矛盾。对于瓜分的态度，从自身的利益来说自然是想独占中国的某些地区，但又不愿看到其他地区被别的国家独霸。” “（费正清. 《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政客和西方的政客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对待“利益”的态度，中国的先生们受了几千年儒家道学的熏陶，“忠孝仁义、礼义廉耻”那可是深入到骨子里去了，哪怕是去花柳巷寻欢，也得把仁义道德挂在前，最耻的便是曰“利”，从孙、蒋到毛、邓、江，有哪个不是这样；可西方人从不讳言把“利益”挂在嘴边，凡事都是以“惟利是图”为宗旨，活脱脱的一副“真小人”的嘴脸，可同志们，这可正是人家进步的原因呢！
列强搞联军，乃因东交民巷使馆区被围，那是出师有名的，可他们带兵来中国的真正原因，却是为了一个“利”字。何谓“利”，列强之间各自的解释和传统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沙俄那是不用讲了，和德意志、日本一样，见了土地就像苍蝇见了血，不去啃一口那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而英、美两国的传统则不同，那是资本家坐天下的国家，除了对土地稍有点兴趣外，最喜欢的东西那可莫过于“钱”。俄、日、德、法那是土包子，要钱要地就想到去抢，而资本家要钱，那只靠一样东西，就是“市场”。
众所周知，在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英国已公开独占了整个中国的毒品市场，并且中国的对外航运有90%、对外贸易有70%掌控在英国人手中，另外中国是个拥有4亿消费者的大市场，多年来这些全由大不列颠一国独享，直至1897年为止这几十年时间里，英商们从中国这个大市场里不知挣回去了多少银子。可自德国人借“曹州教案”强占了胶东起，列强迅速兴起了瓜分狂潮，英国人还没反应过来，沙俄已占了满州蒙古新疆，法国自印度支那起辐射向中国西南诸省，日本占了福建……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国家噼噼啪啪嘁哩嘎嚓完蛋了，可对英国人来说则是这个独享了几十年的大蛋糕被切了。俄、德、日、意那都是后起之秀，这就想分老大哥的羹，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至于美国，就不要说的太复杂了，我们知道，美国自立国起就是资本家财团当政，历任总统都必须服从大财团大企业的利益――这点中国的领导人自李鸿章起就洞若观火，对此加以利用，用以左右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沿用到今日。企业和资本家们的利益就是商业上的利益，当时美国的棉纺业出口，市场一大半在中国，而庚子拳乱，中国这个市场一搅和，美国的棉纺业许多工厂就要停产，失业率攀升。据唐德刚先生考证，1900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大闹北京城，整个北中国陷入瘫痪之际，美对华的棉纺业出口仍能达到2374.5万美元之巨。至于其他的贸易潜力就更有待开发了。
所以对中国来说，列强中唯有美国不能算是帝国主义，与俄、日、德、法可是大不同的呢！它们看到的是广褒的土地，看到的是将来的殖民地；而美国人对中国，那时是以资本家的商业眼光来看的，看到的是4亿5千万人口的大市场。所以当美国国会以微弱的票数通过吞并菲律宾的法案后，就拒绝接受国内部分人提出的关于参与列强瓜分中国、在沿海（厦门）划分势力范围的提议了，认为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任由俄、日、德、法瓜分中国，破坏美国的市场，也不符美国利益，也是要坚决反对的。（《晚清七十年》 . 转引自美“国务院原档”1900年9月1日外事函件）
两相对比，列强中的阵营就划分出来了，俄、日、德、法是土匪，踏着当年的老牌殖民帝国不列颠的脚印，只想着搞殖民地，修铁路挖矿办厂抢资源；美英要挣钱，而钱来自于市场，市场只有稳定和完整才有价值，这就必须要保证中国的主权完整才能做的到。于是美英联手，搞了个“门户开放”，说完整了就是“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记得以前在学校上历史课，历史老师教到这段时还破口大骂，说美帝最坏，什么“利益均沾”，那就是列强在中国捞到的便宜他美帝都要来一份，那不就是给中国人民雪上加霜吗？――我业师他老人家不知道哩！若不是这个“利益均沾”，大伙都来个“利益独霸”，那我们中国在那时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那不世出聪明的李中堂鸿章大人在洞悉此盘根错节之后，所要做的事情就只是摇动那三寸不烂之舌，使出他那四两拨千斤的太极功夫，在列强穿来插去，借力使力，驻着拐仗，步履蹒跚地来，颤颤巍巍而去，对美英晓以利害，对俄法以利诱，对日搞地域情结……到处攀交情，巧舌如簧，直似招摇撞骗，搞得列强哭笑不得，虽知“他是个老奸巨滑，专搞挑拨离间的大骗子”（美国驻上海总领事Coodnow语）亦奈何他不得。
中国这个本来已向列强“宣战”，面临支解和瓜分等惩罚的战败国，最终摇身一变成了受害国，李鸿章在其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依他的解释，所谓“宣战”，乃是拳匪乱臣作乱，劫持中央政府下的“矫诏”，而入侵的列强联军则成了请来中国平叛剿匪的友军、雇佣军，中国应该赔偿各国在“叛乱”中教堂、使馆的财物、人命的损失，以支付“友军”的军费。
对于李鸿章这套在列强中公然玩弄指鹿为马的把戏，德国人和法国人犹为恼火，可无奈美国人早在联军进京之前就已经默认了李鸿章的这套说法，并早于7月3日时，美国国务卿John Hay就已经搞了个“备忘录”在各国中“循环照会”，申明美国对此事件的看法和立场，以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其中突出保证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这一条。美国的立场得到英国的支持，各国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晚清七十年》. 转引自美国国务院公布的1901年“对外关系”档）
俄、日、德、法（意、奥匈太弱，几可忽略）也不是省油的灯，怎么会如此听美英的话？盖因日、德乃新近崛起的强梁，新加入这个“强国俱乐部”不久，对开罪老牌帝国大不列颠和美利坚这个横空出世的庞然大物还没有心理准备，而沙俄自有它在东北满蒙的小九九。另外美国刚在菲律宾海岸把西班牙舰队打得落花流水，在菲律宾驻军已达75000人，要真闹起事来，四国联兵也得吃鳖。情非所愿，实在是屈从于山姆大叔的强大武力威慑耳。
许多国人对李鸿章的外交手腕一无所知，以讹传讹，认为李鸿章在与列强打交道时卑恭屈膝、丧辱国格。实则是信口开河以谬为正，想当然耳。虽说弱国无外交，但李鸿章在代表中国这个倒霉的国家去与列强打交道时却从不低声下气，而是处处摆大国架子，对年纪比他小的洋使们倚老卖老，插科打诨，即使是对他将有所求的美国人也是不亢不卑，决不丢半点面子。像先前那个把李鸿章称作为“老奸巨滑的大骗子”的驻上海总领事Coodnow，李鸿章在与他打交道时便每每“你们的康格，你们的康格和他的老婆……”如何如何（大概是因为康格是强硬派，主张对中国严厉报复。也算是美国政客中反华派的祖宗了），Coodnow粗通汉语，觉得很不礼貌，极不舒服，翻译也觉尴尬，口译时改为“康格公使夫人”。可略通英语的老头子不乐意了，大声改正，坚持说“wife，wife”。Coodnow毫无办法，哭笑不得。（《晚清七十年》. 转引自转引自美国国务院公布的1901年“对外关系”档，1900年7月24日Coodnow致国务院密电）
李鸿章凭着他和稀泥的太极功夫，终于促使列强商议出了一个“中国为1900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议定书”，中文名为《辛丑条约》，美国国务卿John Hay和接任康格为驻华公使的Rockhill极力推动美国的“门户开放”，有效制止了德国人想扩大战争的举动，承认中国的非交战国身份。这样一来，就只要赔钱，割地就免谈了。数额我们都已经听说过不知多少次了，4亿5千万两，全国人一人一两。
附《辛丑条约》十二条简述，如下：
一、 向德皇谢罪、为死难公使立碑。以拉丁、德、中三文书之。
二、 惩凶。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判斩监候（后流放新疆），庄王勋等令自尽，刚毅、李秉衡、毓贤等（已死）革职。
三、 为殉难日本书记官杉山彬作追思。
四、 清政府出钱为被毁洋人坟墓立碑。
五、 暂禁武器进口两年。
六、 赔款。
七、 划定使馆界由各使馆单独管理，各使馆自设卫兵。
八、 毁大沽炮台及京师至海通道上的所有炮台。
九、 由各国自行驻防，维持北京大沽之间的交通安全。
十、 禁止和镇压所有排外团体。
十一、 修正通商航海条约。
十二、 改革总理衙门及外交礼节。
（详见《辛丑条约》全文）
不过话说回来，这祸是政府（清廷）和人民（义和团）一起闯下的，至少一方一半的责任，谁也怨不得谁。如果坚持胡闹下去，坐实了中国“战败国”的身份，那可就不是赔点钱就了事的了，后果不堪设想，如今我们就只能在19世纪的旧地图上缅怀那个曾经存在过几千年的“中国”了。
十二条中除了第六条是实实在在地出血外，其余的无非就是道歉、改错一类的无关痛痒的东西，居然无一条要求割地裂土，实在是便宜之极。实际上这就是美英与中国的“双赢”，不过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无“双赢”的概念，对此是决不认账的，认为丧权辱国，倒霉之至。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中国自取奇祸，可结果却由“战败国”变成“受害国”而免于割地，甚至可以说是占了极大的便宜也行得通。所以说《辛丑条约》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场大胜利也不为过。
对此，费正清评价：“帝国主义有时确实不像表面上那么厉害，这可用义和团事件的赔款来证明：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沙皇俄和日耳曼帝国衰落，英美等国减少了赔款金额，再加上其他变化，实际上中国最终所付的赔款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同样，日本打算通过1898年4月签署的利益均沾协定在福建得到一块势力范围，但协定并未落实。1899年3月，中国成功地拒绝了意大利在浙江划取势力范围的要求。外国19世纪90年代末获得的有关修建铁路的一系列特权，但是从未积极地加以利用。” （费正清. 《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至于中国最终赔款是不是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我不知道，不过美国人后来拿了钱不好意思，从庚子赔款中拨出一半来建了“清华大学”，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庚子之乱，中国籍美国人之手逃出生天，免于大祸，可后世中国人一向不对这个认账，连身在美国哥比亚大学教书的大史家唐德刚先生也认为“……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的利益，也是大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构想的。他们并没有对‘支那蛮’（chinaman）的利益想过半分钟……国际间哪有真正的道义之交？大清帝国只是在各国的‘利益均沾’的前提之下，与老美有点利害相同，也就无意中沾了点光罢了……”
这里就要牵扯到在五、六十年代在大陆风行甚久的“动机论”，“动机论”不注重结果，只重动机，认为“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美帝国主义帮助中国摆脱列强的瓜分并非是与中国友好，同情中国，而是为了更好地占有中国市场挣大钱，占更大的便宜。哪安得是什么好心哪！所以中国人当然没有对美国感恩戴德的道理。
这里要提一下，唐德刚是胡适先生的高足，自1949年后就没在中国大陆混过，长年在台湾、美国混日子，乃学术界的泰斗，国际知名的大史学家，从学识到见识无不比国内史家开通高明不止十倍。庚子一事，连他老兄都这么认为，就更不用说范文澜、路遥、胡绳辈了。可见“动机论”乃是我中国古以有之独产的传统，而非49年后才出生的。
庚子事件，李鸿章以一人敌八国，不费一兵一卒，将列强在华的4万虎狼之师礼送出境，化财免灾，使中国逃出生天，此时已是精疲力竭。且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鸿章终奈何不得凶残而又狡诈无赖的沙俄，为促俄退兵、联俄抵日，庚子事件前曾失策与俄订一密约，内容是俄方有派兵保护东北铁路之权。义和团起事后，沙俄则借中国人违约而起衅，1900年8月，俄军一方面从北京撤军，一面加紧入侵东北，不出两月，已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以此逼迫李鸿章签约让东北为沙俄“保护地”。（条约内容详见梁启超. 《李鸿章传》）
1901年11月7日，七十九岁的李鸿章，连年的过度操劳，内外煎熬，已是油尽灯枯。死前一个小时，俄使仍在他的床前威迫恐吓，逼他就范，李鸿章已再没气力喝斥他了，有气无力地摆手让他走。俄使走后，他将一些年轻的官员召到面前，其中就有40岁的袁世凯，把中国改革的使命交给他。并命人替其拟遗书推荐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接替自己未竟之事业。弥留之际，未言家事，切齿痛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庚子国变记》. 《李鸿章传》）
梁启超闻讯，作一挽联：
太息斯人去 萧条徐泗空 莽莽长淮 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 只有夕阳好 哀哀浩劫 归辽神鹤竟何之
李鸿章死后的第十一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大清亡，历时二百六十七年。
（全文完）
2002.12.21于广州
参考书目：
《纽约时报. 晚清观察记》. 郑曦原
《Chin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费正清
《辛丙秘苑》. 袁克文
《晚清七十年》. 唐德刚
《中国人史纲》. 柏杨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胡绳
《中国近代史》. 范文澜
《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 林华国
《中国教案史》. 张力
《李鸿章传》. 梁启超
《翁同??日记》. 翁同??
《庚子纪事》. 仲芳舒
《崇陵传信录》. 恽毓鼎
《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 摩尔斯
《瀛台渫血记》. 德龄
《中国的战争》. 列宁
《乱中日记残稿》. 袁昶
《拳乱笔记》. 瓦西德
《劝学篇》. 张之洞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王芸生
《清史稿》
《辛丑条约》
《义和团档案史料》
《圣经. 旧约》
《北京使馆被围记》
《前进报》. 德国
《历史回顾：义和团与德国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