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国秘书 -- 同人于野
身边的,这内幕爆的ganggangde,雷人呢
“唐家璇,1978年起,任驻日本使馆二秘、一秘”和“曾培炎,1982-1984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二秘、一秘”这两个“秘书”其实不是秘书——这个“X秘”其实只是官衔,并不表示对象在工作上和其他人有什么“领导与秘书”的从属关系
此人是李铁映的秘书
就是那位泡妞一百零八个判刑十五年的张二江书记。搜来看看,更开眼。所有的领导不一定都是秘书出身,但肯定是下级出身,对吧?
历史其实为俞正声遗留下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上海的“干部集团”与他“还没磨合好”,使他更难解决眼前的难题:“许多干部都不听他(俞正声)的,这有如一把刀用起来不快、不灵。”
至于为什么干部不配合一把手,一般相信是过去的某些领导人留有“余威”,使新领导难以组织自己的团队。
俞正声2007年10月接替选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习近平,出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原一把手陈良宇腐败案子所牵扯出的官官相护和官商勾结等问题,余波荡漾,令上海官员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
秘书出身不少,司机出身也不少。无他,用所亲所近人也。
薄熙来虽然好作秀
不过也确实能做些事情
驴兄工作做得好细致。其实大家对秘书的看法是有失偏颇。但在基层这种现象确实很普遍。比如07年四川省四个新常委两个是当了五六年的副省长转任,无可厚非;另外两个“年轻人”一个是前省长的秘书,一个是团省委书记,且资历政绩并不突出。为什么就他们两能从众多正厅级官员中脱颖而出?确实秘书、团系这两点会被一般人放大来说。在厅级县级这种现象就更突出了,在四川很多三十出头的县(县级市)委书记县(市)长都是省委省政府的秘书们空降下去“锻炼”的,下去不体察民情就胡乱开几个大项目搞两个政绩工程,过两三年不管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成绩都会“扶摇直上”,成为地级市的常委或者副市长或者其他副厅级职务;而基层--那些从最底层做到县处级的,实实在在做实事的干部因为年龄和渠道的因素,上升的机会却因为他们的“锻炼”而越来越少。这种晋升模式和它带来的一些弊端确实会让普通百姓和基层干部们很不满。
至于中央层面,可能普通民众不会全面的分析,会比较关注某些具体的人。比如前副主席、前常务副总理等最高领导人在上海的高级秘书并未经过太多其他任职经历就成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集体成员,会被作为这种说法的一个例子。
驴哥好文!
谁都知道中国宪法99%绝对柿油免煮,剩下的的1%是“土星共同体领导”。
秘书做为首长的助手确实是有比较大的优势。可说是秘书提拔的比较多就是个误会了。作为一种选拔手段,有很多人是被选来做秘书做为一个熟悉工作,进一步考查的过程。做一个秘书事实上对领导做的很多决定都是参与的。在这个过程中,秘书的水平怎么样很容易看出来。所以做领导的秘书常常是说你先来干一阵子看一看行不行。
至于说美国,或是民主,就更没有什么办法保证官员集团的生气了。楼主大约不清楚西方的政府运作才会有这种误会。一般来说,这些“民主”国家都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官僚体系。各个部门的正职通常都是由选上的总统任命的。所谓“组阁”指的就是这个任命。而日常工作则是由下面的专业人员来维持的。这些人很少会受政治的影响,也比较稳定,对于日常的工作任命的正职在很大的程度上受这些专业人员制约。
再有一个误区就是官员要有活力。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政治系统的稳定是重中之重。一个成熟的大国政治系统对于变化应该是延迟,吸收的,也就是说是个弱化的效应。这样社会才有能力接受,推动变化的人也可以根据社会的反应调整变化的方向和尺度。而一个有活力的官僚系统则相反,对变化是个放大的过程。等到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
张春桥曾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石门日报》社社长、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石家庄日报》社长。
当然,江青还曾任太祖的“生活秘书”(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呵呵。
西方的文官制度,公务员是铁打的营盘,政治官员是流水的兵。公务员的升迁调动往往只在自己一个部门里面,而且是永远不能制定政策的,只能执行政治官员的命令。我一个同学参加德国某部的公务员培训,第一课就是:“不许提问,不许讨论。”因为公务员不准有任何发挥的余地。中国其实没有公务员制度,从一个办事员到中办主任,既掌握着政策,又掌握着执行,而且都是潜在的国家主席竞争者。
不过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在发达国家你可以一辈子当一个乡公所的办事员,可以有体面的中产生活,可以有铁定的假期,可以有免费医疗和可靠地养老金。在发展中国家,当你从政府退休的时候就是你个人破产的时候。
按我上面的出处,是没收录进张春桥曾任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的简历。
生活秘书可能就太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