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饥荒岁月里的记忆》 -- 老光

据说那几年老家有人吃过。

稍降低点，或许就没有这场亘古未有的大饥荒了。

大叶茶兄可能有所误解，所以再多说几句。

三年大饥荒是一个过程。总的来说，是由于58、59年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耕作制度、大炼钢铁对农时的耽误、早期公共食堂的浪费等造成粮食总产量减少和消费量增加导致的社会总粮食供应量的不足。60年开始调整，但农业生产力已经遭到破环，需要一个恢复过程，因此粮食总量也不能满足需要。

因此，大饥荒的本质是社会粮食总供应量的严重不足。

而饥荒后果的严重性，则和地区领导人的政策有关系。产量吹得越高，则征收就越多，饥荒的后果就越严重。

这就是我所说的“这种大饥荒实际是国家对社会和生产的干预达到非常高的角度才可能发生，是中国历史上未曾见的大饥荒类型。”

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对已经发生的饥荒的后果的影响，则表现在：

一，国家有能力采取可能的措施，在区域间和部门间进行粮食的调运。

二，在同一区域内，对粮食的分配尽可能的做到公平。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粮食总的供应量仅是社会需求的70%的话，在传统社会，可能要造成大量的下层民众的死亡。

但是，将粮食总需要的不足，由社会成员来大体平均分担的话，可能每个人都感到饥荒，营养不良的人会很多，但总的说来，因饥荒而损失的人口数量，较之传统社会要少得多。

可以和历史上比较的是，仅就某个区域某个省而言，历史上死亡人数比例比这次大饥荒高的并非罕见。

另外一方面，这种比较公平的粮食分配方式，是当时社会还能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三，政府能将人口大体控制在原籍，而尽量减少外出逃荒的人口。这不仅对减少人口损失有意义（如果原籍地能提供最低限度满足生存的粮食的话。因为外出逃荒，对个体和社会来说，都需要消耗更多的粮食。从灾害学来说，是灾荒后果的区域转移，实际上是应对区域性饥荒的方式），而且对灾后的生产恢复有意义。

　　对于当时政府应对已经出现的饥荒，是否有更好的措施可用，可以讨论，但上述几点对饥荒后果的减缓作用，不能忽视。

这就是我上贴说的“也只有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达到如此的高度，才能将饥荒的后果控制在一定的水平。”

兄所说情况比较符合我家乡的实际。当时库里确实有粮，可那是公家的，已经上缴国库的东西没人敢动，老百姓只能找些残剩余粮来充饥，可余粮基本上是零。

布达兄，谢谢你的回复。不过我觉得你的观点仍然值得商榷。

你说的第一点，也就是由中央政府组织的救灾工作，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正如你的帖子所指出的，由于中国地域跨度的原因，区域性的灾害无年无之，而中央王朝的重要职责就是跨区域的救灾工作，这个从历代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到明、清趋于高峰。甚至有学者认为，区域性的灾害频发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是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中央王朝的根本原因，更是大一统理念深入中国人骨髓的文化DNA。因此，不能据此就说TG组织救灾优于历史王朝。当然，由于运力、通讯等水平大大优于古代，救灾完全应当比古代组织的更好。

第二点，在传统社会中，饥荒会导致地主和粮商囤积粮食，反而加重饥荒。这个是所谓的“吉芬商品”或曰市场失灵现象，而TG执政后，实际上实现了粮食生产的组织化和流通渠道的完全垄断，完全没有了市场，也就没有了所谓的市场失灵，没有了囤积居奇，而是依靠完全的配给制。不过，这个福利也只是仅限于占全部人口不到10%的城镇居民的，当时农村口粮没有定量一说，都是公社和生产队统一供给，搞大食堂，没有粮食，那就揭不开锅了。考虑到当时农村人口占全民的90%以上，这种“公平”也就失去了起码的意义，就好像某经济学家说中国应该用城乡两个基尼系数一样。还有，不光看到TG配给制的作用，据统计，58、59年中国粮食出口就达到了700万吨，还不包括肉、油、蛋等的出口。如果不出口这些，中国一个人都不会饿死——这是否也可作为国家强力控制的一个反例？

第三，逃荒，是中国农民古老的生存智慧，也源于中国灾害的区域性，是政府救灾不力时候的自救行动：本地歉收，不见得到处都歉收吧。在60年，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逃荒到别处是不是也没有吃的？以灾区的农民所掌握的信息来说，几乎不太可能知道。从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来看，60年饥荒是全国性的，或许逃出去也是死路一条，能够得到异地救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抑制外逃有两个原因，从宏观政策上来说是当时太祖搞出的户籍制度，出村要有路条，出县要有公社介绍信，这一条堪比明初年的保甲制度——事实上，朱元璋正是太祖效法和学习的对象，汉，唐，元，明，清，民国均亡于或几乎亡于流民，事实上，TG也是流民出身，比任何人知道流民的危害，自然也就敢下狠手来治流民；从微观上来说，各地政府官员制止流民出境是为了掩盖饥荒事实，怕丢脸或丢官，而不是为了所谓的降低灾害后果。这种人性的残忍，和这种把人性逼上绝路的恶的制度，希望以后，永远也不要出现在中华的史册中。

大叶茶兄，才看到您的留言

谢谢您的发言。认识总是在讨论中不断深入的。我的两个帖子，都只是结论性的发言，中间没有资料和论证的逻辑过程。展开来谈，是长篇大论的东西，时间和精力也不允许。现在只就您帖子中提到的一些东西谈点看法。

一，兄台言“甚至有学者认为，区域性的灾害频发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是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中央王朝的根本原因，更是大一统理念深入中国人骨髓的文化DNA。因此，不能据此就说TG组织救灾优于历史王朝。当然，由于运力、通讯等水平大大优于古代，救灾完全应当比古代组织的更好。”

这段话的意思，我的理解就是认为TG组织救灾的能力，并不比古代好。比古代好的，只是技术条件而己。

这句话我不能同意，可能我想大多数河友也不能同意。

简言之，TG的国家组织和社会控制，和传统时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传统国家，正式的设治，只到县一级，县下面的基层社会，依靠的是宗族或士绅。而TG的政权组织，则是网络状的深入到了农村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网络状的控制，保证了TG在基层的强大的动员能力。这不是传统时代，甚至技术条件和TG 建国初期基本类似的民国时期所能比拟的。

传统时代国家的救灾措施，以清代为例，在国家的层面，主要是蠲免和缓征，其次才是对极贫人口的救济。（给最低限度的口粮或银钱，分大口小口按日发放，但实际实行很困难，因为这需要社会力量的辅助，也容易操控在胥吏和劣绅之手）

而在社会的层面上，则是社会由士绅或宗族组织的救济。如施粥施药等。

不能否认传统社会赈灾措施曾有的社会功能，但这种组织动员程度和TG时代的组织动员程度远不能比。也不可能对付大范围长时间的大灾。如清光绪初年的山西大旱。

二，我帖子中强调的粮食分配的公平，兄台不同意，主要认为是只要城市有粮食配给制度（实际这是国家在不同行业内的分配），农村没有。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农村的每个核算单位（生产队或大队），其内部的粮食分配基本是公平的。从口述史中，各地都有大胃口的大力士在三年大饥荒中死去的说法。大体是这种分配方式的一种注脚。

而在传统社会里，由于无法实现这种分配，则粮食缺乏的后果，总是主要由社会低层的人群负担。这种分化的后果，带来的则是连续大灾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动荡乃至农民战争。

至于兄台所言的饥荒市场调节问题，由于并无纯粹无干预的自由市场，实际上传统时代也有一定的措施来调节。比如饥荒中的粮食限价对粮食运入的影响的争论。但这种救灾的前提，只能是区域性的灾荒而非全国性的粮食缺乏。

实际上，即使在三年大饥荒时期，粮食的黑市也一直小规模的存在。我的老家，当时的黑市价格是五斤红薯一枚金戒指。

三，大饥荒时代的逃荒，在一些区域也十分严重。对抑制外流的主观动机如何，各地非常复杂。其后果在各地也有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效果。但从灾后恢复生产的角度来说，在当地能满足最低限度的粮食供应情况下，逃荒在当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

这个回复远不是系统的论述，只是点滴的讨论。幸而河中对大饥荒的论述颇多，有可参证。

随便找个例子，陕西汉阴县政协的

http://www.hyzx.gov.cn/news_print.asp?id=268

从我们铁佛的具体情况来说，由于群众缺吃少穿，日子过的特别艰难，特别是缺粮。那时提倡低标准，瓜菜代，连我们干部口粮从统购订为一人一月30斤也减到24斤，我们还推广“二两粮吃饱饭”的经验，这就是用二两包谷面掺合磨成粉的苞谷芯、绿豆壳发酵蒸馍吃，我们为此召开现场会进行宣传推广。群众也想办法找野菜、草根、树皮加点粮作稀糊吃，还有人挖观音土吃，吃的拉不下屎，有的吃野菜而中了毒，我们还派医生去抢救；穿的不少人是筋挂筋，出不了门，蹲在火炉旁烤火，腿上烤的起泡，由于饥饿，凉冻，不少人得了干瘦、浮肿病。

我们乡下的亲戚（南京附近的金坛）从解放前一直吃到五十年代中期，三年困难时期反而是他们送东西到上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