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五四"运动90年：实拍游行中的爱国学生们(组图) -- 一直在混
1919年5月4日，农历四月初五，这一天风清云淡、温度宜人。古老的帝都从沉睡中苏醒过来，北京的居民纷纷走出家门，携亲带友踏青郊外。
京郊门头沟妙峰山上一年一度的庙会照旧举行，摩肩擦踵的善男信女中，站着一个神情落寞的外国人，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这个外国人叫芮恩施，美国驻华大使，这是他来到中国的第六个年头。六年的时光，他渐渐爱上了这个古老的国家，绞尽脑汁、竭尽所能想将其拉上时代的轨道，结果却不得不和这个国家一起迎来最为惨淡惆怅的时刻。
巴黎和会的决议传到了他的办公桌上，列强出卖了中国，威尔逊出卖了挚友。芮恩施出离愤怒，与威尔逊绝交，并宣布辞职，但这改变不了任何结果。
自然的春天已经来临，而人心则继续沉沦在黑暗阴冷之中。一方面，沉重的历史与文明，已无法给予这个民族曾经丰厚的自信心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将这个国家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军阀们，也面临着极为尴尬扫兴的局面：以战胜国之名，承战败国之实。总之，1919年春天的中国，显得黯淡、沉闷、毫无生机、令人绝望。
01.1919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门前的学生演讲。“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学生组成"救国十人团"，在街头演讲山东问题的细节，号召人们购买国货，抵制日货。
02.1919年5月29日，广州有3万余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被桂系军阀镇压，图为游行的学生被拘禁在长堤先施公司内。
芮恩施并不知道，也就在这个平淡无奇的星期天，在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门口，一群学生正在到处找他；他更无法知道，就是这群学生，将掀起一场“创造历史的运动”，如同一道闪电，划裂历史厚重的幕布，在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转折时期，刻下意味深长的印痕。
03.1919年，欢迎被捕同学出狱时的合影。北京山东学会欢迎5月4日被捕同学出狱，前排左起第7人为出狱的北大学生许德珩。
04. 士兵在皇城下做杠铃运动。
汇集于东交民巷的学生大约三千余人，来自北京十几所高校。代表他们与外国使馆交涉的学生领袖之一，是时年22岁的北大外文系三年级学生罗家伦。
罗家伦出生于江西一个书香之家，其父做过前清的知县，恪守传统价值观的同时，又颇为开明进步。受父亲的影响，18岁的罗家伦便发出“今日何日，独非中国处惊涛骇浪之中，而我学生枕戈待旦之时耶？”之呐喊。他进入北大后，与高年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为莫逆之交，一起创办了当年北大最著名的社团之一“新潮社”和与《新青年》齐名的杂志《新潮》。
在时人看来，《新潮》比《新青年》更加离经叛道，“《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引起青年们的同情更多一点”。第一期一经出版便告售罄，复印到三版竟卖了一万三千本，以后每期销量都保持在一万五千本左右，这对于一本学生杂志来讲，简直不可思议。青年罗家伦发出豪言：“我们何妨……做一个世界的‘弄潮儿’呢！”当俄国革命的消息传来之后，他更是大胆宣称：“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就是20世纪的世界新潮了！”
就这样，这个在同学眼中有着“粗鲁的外表”、“熊爪”，以及“爱炫耀”的年轻人，很快便跻身学生领袖之列。以至于20年后，在延安的窑洞中，毛泽东还不无伤感地对美国记者斯诺提起他：“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认出一些……头面人物，如傅斯年、罗家伦等，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而在国难当头、群情激愤之时，这个激情、叛逆、煽动力十足的年轻人，终于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鼓动者
1919年4月底，巴黎和会上不利中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学生组织“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会、共学会等召开会议，决定在5月7日举行“国耻纪念日”示威大游行，同时向全国各报馆、团体发出电报，以求声援。这项决议得到了北京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响应。
就在各项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时候，5月2日，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密电命令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签约。北大校长蔡元培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北大学生。5月3日晚7时，各校学生代表一千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决定游行提前到次日举行。
作为三名学生总代表之一，罗家伦一夜未眠。次日早10点，就当他准备和大家一起去游行的时候，被同学狄福鼎一把抓住：“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
于是在短短十五分钟内，罗家伦一气呵成那篇著名的180字《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这篇慷慨激昂的宣言，被迅速印刷了两万份拿到街头去散发，也是当天唯一的印刷品。
5月4日下午一点半，天安门广场上，各校学生陆续到达，“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伐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北京《晨报》记者目睹了广场上人群如潮、旗帜如海的盛况：学生们“个个手持白旗，颁布传单，群众环集如堵，天安门至中华门沿路，几为学生团体占满……”。大会主席段锡朋宣布开会后，游行总指挥傅斯年慷慨陈词：“……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危机已发，幸共图之！”台下掌声雷动，“ 废除不平等条约！”、“惩治卖国贼！”的口号此起彼伏。
一个小时后，三千学生晃动着小旗、呐喊着口号，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了。
大游行
05. 警察在上海街头维持秩序。资料图片
06. 警察在对过路的行人做例行检查。资料图片
“这是一个将要创造历史的运动……那天早晨他们的爱国热情达到了沸点”。
学生们继续向其他使馆进发，在即将到达日本使馆的时候，他们被拦住了。北洋政府派来的军警，以及使馆区的巡捕封锁了东交民巷，禁止学生继续前进。青年们愤怒了，“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满腔的悲愤、长时间的对峙和等待，让这些年轻人渐渐忘记了临行前有条不紊的计划，他们开始泄气并躁动不安。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嗅到了这种不安的因子，老师胡适离京之前的嘱咐言犹在耳：“随机应变，适可而止。”黑黝黝的枪口对准学生，一不小心就可能触发流血冲突，而他和罗家伦等人的本意，只是想使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岂能让它酿成暴力的风潮”。
“ 我们队伍退出巷口，绕道到其他主要大街去游行一下，散发散发传单，就各自回校去！”已是精疲力竭的傅斯年向同学们大声喊着，可是情势已经不是他能掌控了……也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到赵家楼找曹汝霖去！”已经失去理智的学生们便蜂拥着由崇文门内大街转向东长安街，进入米市大街，向赵家楼胡同涌去……
暴力与分歧
就在5月3日晚上北大举行千人大会的时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西花厅里，也在进行着一场秘密会议。
“游行，不过是喊几句口号，散发一些传单，发表一通演说，能惩治卖国贼吗？要惩治，就要来真的，让他们知道民众是不好惹的。”发言的是该校数理部学生，湖南人匡互生。
这里的学生在为应该采取游行还是暴力的方式而争论，而持暴力论最坚定的，便是这个匡互生：“我们没有大炮，有这双拳头，可以打死他几个卖国贼。”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血钟不响，民众是不可能从酣梦中醒来对媚外的政府示威的”，所以要“作一度流血大牺牲”。
为了敲响这“血钟”，匡互生和几个死党已经秘密做好了详尽的准备，诸如调查曹、章、陆的行迹以及住址门牌号码，弄到三人的照片等等。出发之前，他们就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绝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安的念头。”
因此，当游行的学生受阻于使馆区时，他们又转向赵家楼，并且能顺利到达目的地，就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了。
当匡互生“纵步跃上右边小窗户……迅速而机警的把大门打开后，并且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汽油和火柴，点燃第一把火时，学生们完全陷入了某种疯狂的状态之中，没有什么可以控制住他们无边的怒火和发泄的快感了。”
据说，当匡互生准备点火的时候，大会主席段锡朋一把扭住他：“放火，我负不了责任！”
“谁要你负责？你也负不了责！”匡互生甩开他，毅然决然地点着了火苗。
这个细节实际反映了学生领袖间思想的决裂，也许是从这一刻起，原本看上去有着共同理想和抱负的年轻人们，开始选择自己的方向，向左或者向右。
“ 曹家的装饰品、古玩……简直是打得干干净净，他的姨太太和他女儿的房子里许多香水，都一棰一棰的打碎在地上……我还亲眼看见江绍原拿了一床红绸的被子，拖在地上，撕了一块红绸，拿在手里，乱晃几下，说是‘胜利了！胜利了！’”回忆起当时的情境，罗家伦五味杂陈，眼前的一切与他的预想是多么遥远。
而在另一边，学生们正在痛殴未能及时逃走的章宗祥，“……用手中的小旗杆向着他面孔上乱打横敲，而那些手中没有武器的学生，就只能权借皮蛋做武器，向……头上打中了几十百把个皮蛋……”。
罗家伦悄然退出赵家楼，回到北大的宿舍里睡觉去了，若干年后他给出的理由是“实在疲倦极了 ”；傅斯年也回去了，他已经是心如死灰，更加上“一个浙江籍姓陶的学生打了他一拳”，彻底伤透了他的心，从此宣布退出，与运动再无瓜葛。到了五点三刻，“ 看热闹的学生只有几十百把人了”。
命运的分野
“由于学生们的行动，商人们也和学生联合起来了。在巴黎和会作出山东问题的决议前后，中国发现了自己的力量。”美国人芮恩施毫不吝啬赞扬之词。
的确，“五四运动”在彼时的中国一石掀起千层浪，由北向南，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中国人的热情前所未有地被激发出来，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
“向左转”的学运领袖，诸如张国焘、许德珩、邓中夏、罗章龙、闻一多等，积极投身于学运、工运等活动中，成为后来居上的“弄潮儿”。
然而此名词的缔造者，罗家伦，却在短短一年之后，对其作了彻底的否定：“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而去年一年以来，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监视，忽而被谤，忽而亡命……全数心血，费于不经济之地……偶一回头，为之心酸。”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他“向右转”的标志。与他一起“向右转”的还有段锡朋、杨振声、梁实秋等人。令人意外的是，匡互生竟然也表达了对运动的无比失望：“七月后纯洁之民群运动，渐为投机者借以出风头，失却大众信仰，而政府亦颇知应付之方，旧调不可复谈矣。”
1920 年5月，在胡适的安排下，罗家伦与段锡朋等五人由实业家穆藕初资助，赴美留学。随着道途的渐行渐远，先前的朋友彻底反目，闻一多说：“靠五四起家的罗家伦、段锡朋之流，都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许德珩更直接骂他们被收买了，“回国后甘心附逆，成为蒋介石的忠实走狗”。
几乎是在罗家伦离开北京的同时，另一个年轻人也将离开北京，“1919年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后被称为“五四”运动，但是毛泽东置身于外，他当时心情抑郁，尚未认清奋斗的方向。半年之后，毛泽东在北京就不愿再待下去了。”
若干年后，这个当初置身事外的湖南农村青年，实现了罗家伦当年“俄国革命是世界新潮”的预言，并且对罗家伦一生最重大的事件做出了盖棺定论的评价：“‘五四 ’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
用一句话来描述罗匡诸位的心理，大概就是周先生那句“逐渐领会了自己并非是一呼众应的人物”，不过碰巧在某个时候和社会大潮合拍而已吧。
只是长大了之后呢？有些人对人民的力量始终抱有敬畏之心，有些人却只剩下了一个“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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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对话
高加索山上，铁链缚着普罗米修斯——人类的创造者。他沐浴在冷风中，等待那凶狠的禿鹰。突然，主神宙斯来到他面前。
宙斯：“普罗米修斯，用你智慧的双眼看看脚下的大地，你看到了什么？”
普罗米修斯：“人类！”
宙斯：“好好看看这些你创造的生灵吧，你又看到了什么？”
普罗米修斯：“他们是大地上最高贵的种类，象天神一样，聪明、有思想、勇敢、坚强……，他们将会拥有灿烂的文明和辉煌的明天。”
宙斯：“仔细看看，你又发现了什么？”
普罗米修斯：“原来，最规矩的人也不过是剃光毛的猴子罢了。”
宙斯：“再仔细看看。”
普罗米修斯：“我看到了什么？残忍、愚昧、冷酷、狡诈……它们连最低贱的动物都不如。”
宙斯：“再仔细些。”
普罗米修斯：“尘土，它们只不过是尘土。它们从尘土中来，终将回到尘土中去。”
宙斯：“为了这些尘土，值得你忍受如此的痛苦么？”
普罗米修斯：“是的。如果我屈服，那我也不过是另一堆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