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无题的杂谈（二）（上） -- 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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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从“阴谋论”的角度，还真要有个部门来扮演一下反面角色。
就拿去年抵制家乐福这个事情来说吧，假如党委或者团委出面来提倡抵制一家超市，为“官派出国”的运动员报复，舆论就不会很激烈，围观的人数就不会那么多。而实际情况是：宣传部门表现出唯唯诺诺的时候，民众情绪激烈，最终给宣传部门提供了弹药。
言论引导的目标是“实现引导”，而不是“政府的特定部门实现正面引导”。让有选择的搞屏蔽过滤，又不给屏蔽干净，本身可以是一种炒作手段。
我在回帖里说了两个数字，50%和1%。五五开是特指陈郢客文章被封一事;1%是特指普适派把持话语权一事。
第一件事我把比例给得比较高，是因为这件事的特殊性：陈郢客的文章直接反驳的是谢泳，并无诋毁党国之处。所以在资本和中宣部之间，我各给了一半的概率。
第二件事因为要含混指比较大的范围，所以我很不确定，为了保险起见只给了1%的小数字。
你所说的国内新闻管制，我认为是政府行为。但具体到陈郢客的文章，我不太确定。我觉得我们有几点需要澄清一下。
1.原来的命题是“自由民主派掌握了话语权”。我冒昧揣摩你回帖的逻辑，大致是“政府有能力有前例大量封杀媒体，并且有动机封杀毛派，所以政府封杀陈郢客的可能性大于自由民主派。就算是自由民主派干的，对比起来也不能说就是五五开了。”
我前面已经澄清了两个数字的不同。同时要指出一点，就如我因为对国内不熟而没有用国内数据和我原帖中的数据相平衡一样，在指出政府“和谐”能力强大的同时，您也没有用我提到的“右派”言论做平衡。所以读者在根据我们的文章给出自己心中的先验估计的时候，其实都是有偏颇的。所以我觉得对读者比较公正的做法是把我们的感受都并排放在一起：你的用原文，我的用个浓缩版
对我来说，很多。例如bbs的大面积倒掉，从当年的未名空间到后来的北大未名到一塌糊涂到水木清华，哪个是民主自由派干的？例如对网络访问的限制，从wiki到nhk到无穷多的关键字，哪个是自由民主派干的？例如各种思潮网站的关闭，从燕南社区到毛派网站，哪个是自由民主派干的？例如党禁报禁社团禁，哪个是民主自由派干的？例如报纸和网络对各种社会大事的限制性报道或者不予报道，那些是自由民主派干的？
我说的也许有点夸张，但是从河里所引文章来看，也不是太夸大其词。所以你看，如果我们都没有说谎的话，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网络上封杀诱导舆论的只有一个力量的话，什么样的立场才能使它同时做到这两点？
如果有两个力量在较量的话，你认为是直接封杀更有威力，还是循循善诱，九真一假更有作用？
老实说，我也很困惑，所以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些具体的例子上就事论事。我希望我们能够同意，尽管我举的都是单个的例子，但是他们都很具体，都能让我们管中窥豹：我的投稿经历和梦秋兄的第一帖说明了言论自由其实是老板的自由，他的第二贴说明了国内的文科“精英”不但不堪重用，而且会用错误的思想去误导普通人。扬州小羊的帖子则说明了网络对青年人的影响程度。
我承认我的样本数目太小，但这已经是我做得到的极限了。
2.你所说的“无权无势的自由民主派”和我说的“掌握了话语权的自由民主派”是否是同一批人？这些人和政府里有权力的“自由民主派”（如果存在的话）是否又是同一批人？
我个人认为这是三批不同的人，而后两批人也许会有联系。我认为第一批人是大体真诚地相信普适那一套的，第二批人中有一部分是真诚相信的，而第三批人则不过是打着普适接轨的大旗为自己谋私利而已。但是我不在体制内，所以这个猜测是无法验证的。
3.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俩的区别在于我们取的数据样本不太一样。对于你所说的国内舆论管制，我的确没有亲身体会。所以这段数据没有对我的先验估计做出什么贡献。而你因为有切身体会，所以这段数据对你先验估计的影响很大，甚至有可能是决定性的。
而对我的估计做出主要贡献的，是我出国十多年以来在中文网络上看到的各色文章，其中不少是国内文人所作。然后就是南都系自去年以来的表演和梦秋兄作为圈内人所作的观察。
所以我们对“真相”估计的不同，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于我们观察数据的不同，以及是否亲身经历所导致的感性权重不同。我希望这一点我们能取得共识。
如果你觉得我到此为止的讨论都是真诚的话，我们不妨再多说几句。
确实有一个让人迷惑的地方，如谢泳洪振快之流的文章为什么能够被保留？你觉得你是中宣部的人，要维护党国的稳定，会容忍这些文章吗？
我想如果我借用井底望天的话说中宣部已经被自由民主派渗透了，被用来“打着红旗反红旗”，也许会有人觉得我侮辱他们的智商
。那我现在想到的答案就只有“中宣部的人太懒，只完成上级封锁敏感消息的任务就完事了；中宣部的人太笨，不能识别这些文章动摇我党执政基础的用心”。
我觉得现实是复杂的，因为我们不掌握足够的信息而总是不时给我们“惊奇”。我觉得一个诚实的态度是把自己当下的分析和想法记录下来，对比“真相大白”后的信息，再来做检验和反思。
好在西西河的帖子最终都会无法修改，所以我们的笔谈都会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让时间来验证一切吧。
余则成在军统里立功有两次：刺杀李海峰，抓捕中统叛徒（具体忘了谁了）。但是他没有做伤害共产党的事情。而中国政府文宣的现实是，文宣上的无所作为，已经造成了敌对势力对我们执政稳定的伤害，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伤害。
前段时间，有人发帖在河里征集对外文宣的建议，其中提到政府要下大力气花大钱整顿对外文宣。这从侧面说明，即使如你所说有阴谋，这个阴谋也是不太成功的。当然，对内和对外文宣不是一码事。所以我们且存疑吧。
所以我也只是假设说有“阴谋论”。
还有另一种“阴谋”：一个机构烂彻底之前很难名正言顺地整改——所以整改前要放任其犯些不可弥补的错误。这个可合您意？
，扶持了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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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言论自由而言谁更惨？恐怕是你更惨。去年海外保护奥运火炬一事，其实是海外华人充分利用了海外的言论自由，尤其是游行和集会自由。那我是否支持国内人为了自己的权益而游行集会？要consistent，就必须同样支持。
但是我没有亲身参加过国内的游行集会，在对集会秩序的可控程度上没有发言权。我不妨说一下我为什么对此持谨慎态度。第一，国内的人口密度远胜过美国，控制秩序的难度比较大。我以前写过一个认错帖：【原创】抵制家乐福：我的问题和反思，其实当时是想过这个问题的。很可惜，当时促使我写贴的图片和视频都没有保留下来。大致情况是这样：我看见了一张照片，很多人围在家乐福的门口，不但人行道上，而且马路上，天桥上，都密密麻麻站满了人。我当时实在是被震住了。于是写了第一帖，大致意思是“要抵制用行动抵制就行了，何必搞这么恐怖的游行集会”。但写完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相矛盾之处：为什么一方面自己享受海外的言论和集会自由，另一方面又反对国内人追求同样的权利呢？这其实就是一个屁股问题，是虚伪。后来我去找了相关的视频，发现虽然现场人山人海，但是秩序尚好，公安也在旁不断督促大家散开。遂有第二贴，检讨自己的虚伪和自相矛盾。
但是人口密度高引发的管理难度，的确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对国内的游行集会持谨慎态度。我刚刚搜了一下抵制家乐福的照片，找到这个网址：合肥抵制家乐福。照片上的人口密度还远远无法和我见过的照片比。
第二，在美国，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时其实是很有权威的，对使用暴力从不犹豫，平民也知道这一点。您如果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就会有切身体会了。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警察在匹兹堡大学镇压抗议示威的YouTube视频。那个示威的人口密度根本没法和国内比，但警察仍然毫不犹豫地使用了暴力。
[FLASH]http://www.youtube.com/v/etv8YEqaWgA[/FLASH]
我有中学同学在国内做交警。他曾向我抱怨过司机对警察的不尊重，经常推推搡搡。这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对执法人员的不畏惧，更进一步增加了管理大规模游行集会的难度。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一个让人信任的司法仲裁机构来主持正义，这就涉及到司法独立性的问题了。
汶川地震时，我的家乡也受影响。谣言造成的恐慌我从家人身上有切身体会。所以“对言论适当控制”是就事论事的看法，并不是我坐在书斋里空想的结论。
所以尽管我支持言论和集会自由，但是由于上述技术难度，我持谨慎态度。我其实是很希望官民博弈，通过一次次具体事件逐渐建立互信。但今天的问题实在是几十年积累下来后的总爆发。人民如何有理有据有序地争取言论自由，政府如何逐步放开管制，这都是很难的问题。我对南方系的一大不满，就是本来他们可以利用自己通过揭露政府弊端建立起来的信用，逐步争取更多的言论自由。但他们却要一步跳到做人民的思想导师的神坛上，实在是过了。我不是新闻从业人员，但是我学习过主流媒体的内部培训教材。即使从西方主流媒体的标准看，南方系都是过界了。
还要补充一点，从“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发，我们讨论言论和集会自由，也应该听听政府的看法，尤其是第一线工作人员从技术角度出发的看法。我们还应该听听新闻媒体内部人员的声音，所以我选了梦秋兄的帖子。另外我还推荐老土豆的几篇老文章：
当然，老土豆和梦秋兄的看法也是他们的一面之词，现在就说“国内的自由民主派媒体人滥用了人民的信任”尚为时过早。我们还应该听听南方系的声音，我希望他们也能下到河里来，进行面对面的诚实讨论。
2.你所说傅作义的女儿是真诚地相信一种理想而为共产党效力，并推论自由民主派也是如此。我想我前面的回帖已经说清了，我相信某些人是真诚的，但是我不相信所有高喊民主自由的人都是真诚的。因为我还看重一个人的行动。媒体上的民主自由派有太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我对他们深表怀疑。官府里的，呵呵。如今已快成为圣人的赵紫阳如何？当时学生游行反对的官倒之一，就有赵紫阳的儿子。杨帆在《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里提到
第二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即在商业资本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管道转换为私人掌握，大约有五万亿元财富被转移流失。
第三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九十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七百亿元人民币，五年三千五百亿元，有10％大约三百五十亿元的财富流失。
第 四阶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重介定计划利 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元，非商品层次可比……估计在中国改革转型期二十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於三十万亿人民币。
所以在讨论一个人是否真诚时，我不看他的信仰，而看他要为这种信仰付出牺牲还是要从中谋私利。重复一遍，无权无势的民间自由民主派，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政府里的自由派，有真诚的人，也有借助“自由化”谋私利的人；媒体人也是如此。比方说梦秋兄，他要说民主自由，我认为他是真诚的。但是你相信一个媒体人可以一方面收取索要贿赂，另一方面真诚地相信民主自由吗？真正能够发出声音的，是哪一种民主自由派？
3.我不认为中宣部的人就有多么高尚，我也从来没有说过他们是高尚的人。如果如你所说，中宣部里有不要金钱收买的间谍，那我同意他们是真诚的。这一点我们的判断标准其实很一致：
所以圈圈功的很多信徒也是真诚的。但是你觉得因为信仰的真诚就一定会导致好的结果吗？如果不满土共的新闻管制，想搞一搞破坏，其实有很多种搞法。同样是冲击现有的僵化体制，如果让陈郢客去承包中宣部，我相信她“搞破坏”的方法一定和现在的这批人不一样。
这里就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区别：冲击打倒现有体制，我们准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是象现在这样，让反动文人的谎言来混乱人民的思想，得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的结论，通过彻底的破坏和虚无化来冲击现有体制，还是边破坏边建设？
举个不靠谱的例子。比方说这次央视拍摄国庆大典的导播就是潜伏的民主自由派。他要“搞破坏”有两条思路：“土共太腐败了，我一定要恶心恶心它，怎么恶心怎么拍，一定要把胡锦涛拍成猥琐男”。或者，“土共太腐败了，但是从历史上看，它也有自己的功绩，尤其是工业化建立了独立的国防，使中国免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国庆大典不光是土共的节日，也是中国人民独立自强的节日。以后再找机会恶心土共吧”。
4.
我不知你所谓“你持有的观点”是哪一个观点。反问一句，你觉得我从去年以来花了这么多时间在网上，从中可以谋取任何私利吗？你认为我如果没有一种信仰支持，会做这些事情吗？你说“自由由人性生”，你觉得这种人性只有你有，还是人人都有？你认为这种“人性”在我身上是否也存在？如果鼓吹西化的自由应该被允许，那鼓吹“走自己的路”的自由是否也应该被允许？你认为我这么多帖子前后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吗？你认为我是真诚的吗？
我想引用陈郢客一段话中的一句：我在选择一条非主流的道路，我知道自己为此会偿付什么代价，但我有勇气接受。
你能想象一下这种代价是什么样的吗？
我身边的中国女性都是中国最好的大学出来的，都在美国大公司里工作。她们在做什么我看得很清楚。而留在国内的同学中，有才貌双全者，早早就嫁于富人，过相夫教子的恬淡生活去了。
有对比，才能知道陈郢客这句话背后的牺牲与沉重。
因为我了解外面的情况。我很少提国内事物，因为我不了解。“做自己了解熟悉的事情”，我认为是一种务实、诚实的态度。您如果认为我这几篇帖子涉及了国内的言论自由，违背了上述原则，我承认。
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为了外面好看，要压制里面”。相反，我说过文宣其实是内外一体，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王道还是诡道？
我是赞成搞“王道”的。但这个路线注定要诚实面对中国的种种不足，涉及到执政党有没有勇气承认问题，涉及到新闻体制的诚信和新闻人的素质。如果新华社的报道都无法取信于中国人民，我们的对外文宣如何取信于外国人民？
你说
海外华人对“别人的几句话”是有切肤之痛的。井底望天在《大国游戏》里就提到过，敌对势力的进攻总是先从制造舆论、调动民意开始的。这一点没有在国外生活过是无法体会的。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句话是有子说的。我读书时把它写在了一本学术专著的扉页上，现在那本书已经被我用得脱页了。
中宣部有新闻管制，自由民主派未必没有新闻管制，中宣部依靠行政手段，在市场经济下国营部门越来越少，行政手段效果也越来越差；自由民主派依靠资本的力量，人家本来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嘛，资本当然要支持自由民主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力量可未必比行政手段差。
说《读书》是新左，其实《读书》只是刊登了一些新左的文章，里面的哈耶克弗里德曼也不是没有。即使是这样都不能被自由民主派所允许，“普适”，“民主”在这个时候都到哪里去了？
还是说，只有支持我的价值才是“普适价值”，只有支持我的民主才能被称为“民主”，只有支持我的观点的新闻才能享受“自由”？
从2001年开始，就有人呼吁《读书》撤换主编，一直没能实现，现在终于变成现实了。
6月下旬，北京的媒体率先爆出《读书》杂志即将换帅的消息。7月初，这一消息得到证实，《读书》杂志的主管部门三联书店对《读书》编辑部进行了改组，原任执行主编汪晖、黄平被解聘，由原《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接任。《读书》杂志的汪晖时代就此划上句号。
自从汪晖、黄平于1996年执掌《读书》帅印以来，围绕着《读书》杂志所进行的争论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原因无他，在1997年进行的中国知识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汪晖成了千夫所指的“新左派”。此后的《读书》奖事件、哈贝马斯来华等事件中，所有争议的主要对象都是汪晖，以至于可以说，凡是有汪晖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这个话题，也就一定会很热闹。
这次关于《读书》换帅的争议也是如此，所有的批评表面上针对《读书》，好像是对事不对人的，很“公正”。 其中，南方某著名报业集团更是动员了几乎旗下所有媒体对《读书》进行批评，理由不外乎三点：喜欢搞新理论，不好读；喜欢发被认为是“新左派”的作者的文章，有新左派倾向；受众越来越少，发行量下滑。
批评者由此推导出来的结论是《读书》必须换帅，甚至有人喊出了“汪晖不下课，就不看《读书》”的口号。
针对这些理由，汪晖与《读书》的编辑已经做了不少答辩。关于所谓的发行量下滑，2000年前后，曾经有传闻声称，《读书》由于汪晖主编的缘故，发行量急剧萎缩，已经下滑到4000册左右了。而汪晖宣称，这十年来，《读书》的发行量一直在9万份上下浮动，其实是《读书》创刊以来最高的。而与此同时，1980年代发行量动辄上百万的那些文学刊物如今的发行量却都不超过1万册了。所谓的“不好读”，《读书》杂志的一位编辑也说，“不好读”不是现在才出现的问题，早在1987年，当时的主编就曾在“编辑手记”里提到读者写信给编辑部，抱怨杂志喜欢发表新理论、新名词，不好读。
这样，对《读书》的批评理由就只剩了一条，也就是“有新左派倾向”。但批评者们说并没有直接这样说，而是批评道，媒体只是公共平台，一个刊物不应该只发表一面倒的言论，在“编辑手记”里发表个人观点是不应该也不能允许的。
不过，有趣的是，在1997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正吵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这次“《读书》换帅”风波中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的南方某报业集团就已经公开宣布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倾向，毫不隐讳。在这次读书换帅风波中，该报业集团旗下的几家媒体虽然没有公开说明这是自由主义对新左派的批评，但是他们的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在采访对象上就能看得出来。几家媒体所采访的对象几乎全部是中国知识界有名的自由主义者，而他们在批评《读书》“不好读”这一点上也保持了高度一致，而大量存在的反方观点在这些媒体报道中却一点也看不到。为了给人一种所有人都认为读书不好读的印象，记者甚至不惜歪曲采访对象的观点。最早出现的批评《读书》的报道中，引用了《天涯》杂志主编李少君的话，就在这则新闻见报的当天，李少君就公开在自己的博客上说，他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评论，也没有批评过《读书》，李少君还要求发表该新闻的报纸就此特别声明。但是他的要求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新左派方面虽然也批评过某些自由主义者的言论，但是从来没有人批评过该报所持的立场，也从来没有人要求撤换主编，更没有人说过“不撤换某人，就不看某报”之类的话。难道《读书》是公共平台，不应该有立场，而南方某报业集团就不是公共平台，就可以有立场吗？这是不是双重标准呢？
说这些，并不是要为汪晖或者新左派辩护，而是要说明一个现象，媒体分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媒体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选择了自己的读者，有了自己的倾向。这种多种声音共存是一种进步，不同的观点之间应该尽可能地寻求对话和理解，人们应该学着去包容不同的声音和观点，而不是相互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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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可能存在，但是应该是被利用的一群。中国不能重复前苏联的错误。另外，国内还有人看人民日报么？各个书摊卖人民日报多，还是南方多？这个应该评价谁在主导舆论的风向标。
英国人非常相信所谓的独立媒体，这点土共不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