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 陈郢客

正在看毛泽东传，翻来覆去地在看第一、二章，就是想知道伟人的学生时代的真实情形，谢谢。

说实话，重新认识毛泽东已有两三年了吧。 以前被二共宣传认为wg是错，建国后所有黑锅都是他的原因，现在看，2共太恶心！可以这么说，余于近世独服毛润之！

女侠也不见了，祝她安康喜乐。

这个斗争的循环是指“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的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再斗争的实质。

是革命者的胜利，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革命的成功是需要千千万万的小的胜利累积起来的。

就从这一件事就可看出至少在国学范围内，毛也不愧大家，回复得十分精彩。

事情大略是傅作为参政员访延安，毛恭维他是五四先行者，他对毛说：我们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项。于是毛用一首唐诗回复，内容如下：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光干不思考不行，光思考不干也不行。学管理，其实毛是一个极好的案例

这段话对于理解主席对于知识分子与人民，知识与实践，革命与文革关系都很有价值，提供到河里大家看看。

关于“无学有术”与“有学无术”的对比，历史上还有段典故也可以看出很多东西。清末四大能臣，时人评价是“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有术无学，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他们的历史结局大家都能看到了：端方号称有学有术，结果是为官时功业最少，临危受命四川总督面对保路运动举止失措，最后身首异处。张之洞有学无术，湖广总督实绩上汉阳铁厂和湖北新军也算差强人意，立言上成就其实也高于端方，此人去世早运气较好，没有接受满清灭亡的考验，不过猜想以其能力水平，面对大势也无能为力，无非是退隐或者殉葬两个结局罢了。岑春煊说是不学无术，但是在戊戌变法、庚子之乱、预备立宪乃至满清灭亡等大事件中都是潮头人物而能保全自身，二次革命和护国护法中甚至成为领袖人物-虽然更多是名义上的，也能看出其水平。特别有趣的是原先预定的要去平定保路运动的四川总督正是他，可是他看到军队和后勤不满足条件解决不去，这就比后来不做准备就去背锅的端方高明许多了。至于有术无学袁世凯，现在已经公认是在满清到民国转折乃至革命中有重要作用的了。如果不是逆历史潮流称帝，有想法，有手段的袁世凯评价会高许多。

由此看来，至少在风云激荡的大变局时代，踏实做事，实践出真知的“有术”比死抱书本，故作清高的“有学”要有价值得多，不论对于个人还是历史大局都是如此。由此理解主席对傅斯年那个表面自谦骨子里暗含讽刺的比喻，实在回复的非常得体巧妙啊

没有像毛那样早已准备从底层做起，只好拐到学术方向，但学术方向他其实也不是大才，过于偏政治了，所以又转往主要以科学行政为主，如鱼得水。

与郭沫若比较，学术方面傅不如，但做院长，郭不如傅。

傅还是有点政治眼光的，知道自己搞不下去。自比陈吴，以蒋毛比刘项，比得漂亮，合于双方关系（毛当时为五四恭维他来着），但毛居然挖掘出那首诗来，更是契合无比，非常精妙，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指出傅的拘泥，可傅未能领会，但以得毛赠字自夸，格局小了。至于殉蒋，倒是他明白留在大陆他不会有用武之地。

后期的儒和早期的儒已经有很大差别。后期的儒很强调阶层：君臣，父子等等，和毛的人民英雄，人民创造历史，消除阶级的理念是有根本冲突的。

夏明翰成为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后来为教员。

哪怕最后身先死，论造反精神和政治能力都不是五四学生能比的。倒反是49年于右任挽傅斯年的第一个评价可为的论：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也就是说，他做的成绩，多数是作为学生，在胡适这个老师的巨大影响和阴影做出的。他自己，感觉并不是能独立开创局面的人物。

回看傅斯年的闪光点，基本都在破上：五四，倒孔，倒宋，都是如此。在立上，就差强人意了。比如从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这个角度，我觉得郭沫若作为院长也比傅斯年强的。只说一点，郭沫若作为第一任中科院院长，58年向中央提议成立中国科技大学，这对于中国的理工基础研究可谓功德无量。作为文人的郭沫若能有此胸怀识见，那是远高于在英国学习了大量理科，回国却只开创个史语所的傅斯年的。

最后再吐槽一下，郭沫若给泼了许多污水，公德私德都好像很不堪。其实，胡适和傅斯年两师徒当年在北大对付旧派教授的手段，那才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特别是傅斯年对自己的恩师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搞两面人，当面恭敬，背后写信给蒋梦麟让他赶快扫除马这个“患害”，这一点山东老乡的厚道尊师都没有了呀，对得起北大校花马钰吗。

1936年，主席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回忆1912年在该校读书时的情况时说：“我的下一个尝试上学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学。我花一块钱报了名，参加了入学考试，发榜时名列第一。这个学校很大，有很多学生，毕业生也不少。 ...” 当年校长符定一把毛泽东叫到校长室，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从各个方面“为难”这位乡下来的考生。出乎他所料的是，毛泽东从容对答，常出惊人之语。符定一取出纸、笔，又以命题作文试之。对此，毛泽东稍加沉吟，展纸挥毫，龙飞凤舞，一挥而就。符定一看罢这篇如行云流水、立马即成的文章赞叹不已。从此，他“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

　　足步：作文，让老师发出“伟大之器”的预言

　　而他的一篇作文，又让他成为学生“明星”。他的这篇作文名为《商鞅徙木立信论》。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原件现藏中央档案馆。

　　商鞅徙木立信论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闇、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主席的国文教员柳潜。这位前清秀才给了如此评语：“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点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由此，柳潜得出结论：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

　　在一中，十九岁的毛泽东“巧遇”一部书，让他的人生之路又发生转折。国文教员胡汝霖，清末进士，曾经担任过县令。由于为人耿直，清正廉洁，看不惯封建官场的腐败，遂弃官从教。他藏有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乾隆皇帝下令修《四库全书》时，决定出一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删节本，定名为《通鉴辑览》。乾隆在该书上的800多条批注和所作序言汇集起来，《御批历代资治通鉴》，成为主席最爱读的一部书，一生中通读了17遍，直至临终前不久还在读。主席一生中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他的治国方略，受这部书的影响是很深的。

　　主席回忆自己离开一中情景时说：“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太少而规则繁琐。并且，在我读过《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应该说，主席在一中是“得宠”的，校方重视，老师喜欢，同学钦佩，可他一旦发现有更好的学习途径时，便义无反顾地弃旧拥新。

　 1925年，做了高官的符定一回长沙省亲，在一位时任省府秘书长亲戚家中看到当局逮捕毛泽东的密电，他当即说道：“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会在你我之上。”力保毛泽东出险。

1949年10月，主席邀请他的好同学周世钊，到北京中南海家中作客时，又问到柳潜，再一次强调说：“柳先生对我帮助和鼓励很大”，“是位教育家”，并请周世钊回湖南后，帮助打听他这位阔别30多年的先生，并代他进行慰问。还说，如果柳先生不在人世，请周世钊打听柳先生的夫人及其后人，如有生活困难，代他进行帮助。这也是中华民族“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美德，在主席身上的集中体现。

柳潜年仅52岁就因病去世了。2005年6月，长沙市一中经过多方查寻，在柳潜的故乡湘阴县三塘乡岳云村发现了柳潜的墓碑。柳潜的一生，怀才不遇，境遇坎坷，但柳潜以其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胸怀发现和培养了毛泽东的“伟大之器”，在自己的人生中留下了光辉的一笔。http://art.people.com.cn/n/2013/0916/c206244-229326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