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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鞭－民族大迁徙史话
楔子
条顿悲歌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刘彻元狩三年，罗马建城第634年。
乍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十分宁静的年份，罕见的和平笼罩着整个罗马城。但这仅仅是大乱后的短暂沉默而已，一个已经故去的名字依旧在所有人的脑海中如梦魇般挥之不去：格拉古(Gracchus)！十几年来，平民出身的格拉古兄弟前赴后继，为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平等和限制贫富分化推进可歌可泣的农业改革，要求授予所有意大利人以罗马公民权，并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一位罗马元老(Senator，即参议员)曾经惊恐地问道：“如果格拉古让我们把所有违法土地都交出去怎么办呢？”“就是把整个罗马城都给他，我也不敢有意见！” 他的同僚回答。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特权阶级发动了疯狂的反扑，大格拉古于公元前133年遇害，小格拉古于公元前121年被迫自尽，在两次事件中被罗马士兵屠杀和逮捕后处决的本国同胞高达近四千人。如何冠冕堂皇地废除由格拉古兄弟起草，并由公民大会所颁布的农业法，成为罗马统治者们此时的当务之急。
罗马的外部环境似乎比它的内政安宁得多。经过三次布匿(Punici，即腓尼基)战争和三次马其顿战争，伽太基(Carthage)和马其顿这两大死敌均已被罗马所吞并，西班牙、山南高卢、希腊与小亚细亚尽入版图，埃及、叙利亚、努米底亚诸国莫不俯首称臣，茫茫地中海，俨然已成为罗马共和国的内湖。所向披靡的罗马将士们拔剑四顾心茫然，似乎已经达到了孤独求败的境界。
但历史很快就将为罗马人安排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了。纪元前欧洲最为惨烈的大决战已经一触即发。
话说在那遥远的北欧海面上，横卧着一座日德兰(Jutland)半岛，它和它周围的几座岛屿构成了后来被叫做“丹麦”的国度。日德兰之名来自朱特人(Jute)，意思是“朱特人之国”；而丹麦之名则来自丹人(Dane)，意思是“丹人的土地”。朱特人和丹人都属于日耳曼族群(Germani，其实应该念作“格马尼”，『清史』翻译作“邪马尼”)，不过当时还根本没有“日耳曼”这个名字，日德兰半岛上也不住着朱特人和丹人，而主要是三个后来被历史学家们追授的“日耳曼民族”：辛布里人(Cimbri)、条顿人(Teutones)和阿姆布昂人(Ambrones)。也有一小搓学者们根据语言学资料，顽固地认为他们实际上应该属于凯尔特(Celtic)族群。后来同属日耳曼族群的盎格鲁－萨克逊人(Anglo-Saxon)不学无术，竟然用“日耳曼人”来称呼德意志人(Deutsche，几个日耳曼和斯拉夫民族的混成体)，而用“条顿人”来称呼整个日耳曼族群，实在是数典忘祖。
顺便说一下，就连“日耳曼”这个名字也是凯尔特语，意思大约是“邻居”的意思，因为这两大族群在历史上一直纠缠不断。凯尔特人本来发源在现在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Bavaria)高原，后来连这老根据地都被日耳曼人夺去了。凯尔特人落荒逃到莱茵河西岸，管这里叫做“高卢”(Gaul)，就是“凯尔特人之国” 的意思。哪知过了不到八百年，此地先为罗马所征服，又被日耳曼族群中的法兰克人(Franks)夺去，改名叫“法兰西” (France)，即“法兰克人之国”的意思。现在地球上已经剩不下多少红头发的凯尔特人了，其残部散居在苏格兰、爱尔兰和北美等地，但遍布欧洲的巨石建筑群和“格拉斯哥凯尔特人队”和“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等少数几只球队的名称还可以勾起好奇的外人对这个古老族群的追思。
这些身材高大，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我们姑且这样称呼他们吧－此时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经济以农业为主，狩猎和畜牧为辅。在社会组织方面，他们依然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散居在公社似的村庄里，基本上不存在蓄奴制度。各村都有议会，负责商讨内政外交事务，并推举他们中最勇敢善战的人当国王。日耳曼人用敌人的尸体和鲜血祭祀各种自然神灵，对雷电、地震等自然现象极其敬畏。古罗马大文豪塔西陀(Tacitus)的名著『日耳曼尼亚志』对他们生活方式的记载十分可疑，毕竟塔西陀本人从来没有踏上过莱茵河以东的那片土地。考古发掘结果显示，日耳曼人虽说不大爱洗澡，但实际上还是很喜欢打扮自己的，经常往自己的头发上涂黄油以保持发型－传说他们的头发就是这么黄起来的，把胡须扎成辫子的形状，发明了剪刀以便理发和剪指甲，发明了镊子以便拔腋毛和鼻毛，梳子、牙签、肥皂一应俱全，都有文物可以证实，另外他们还会制造两样中国人直到十九世纪也没发明出来的东西：玻璃和剃须刀。前者是因为中国自己的发明家们不争气，后者则是因孔老夫子的教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日耳曼人用木头建造单层长屋，和自己养的马、牛、羊、狗等家畜－个头都特别小－一起住在里面。出于猎人的天性，他们的情绪急躁易怒，标枪、长矛和战斧是他们的主要武器，用于防御的则是铁制的头盔和木制的盾牌。
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中曾经这样问道：“有谁会离开四季温暖宜人的意大利、阿非利加和亚细亚，穿越未知而危险的海洋，移居到土壤贫瘠，气候恶劣，环境荒凉的日耳曼尼亚(中北欧)去呢？”当时的日德兰半岛也和日耳曼尼亚其它地区一样，布满了森林和沼泽，终年雨雾弥漫，“十年倒有九年荒”。不久前丹麦出土一具条顿少女的遗骸，经法医检查，死时才满13岁的她竟然有11年因饥饿导致骨骼发育延缓。也许正是由于生活所迫，就在公元前120年前后，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中的大多数突然离开自己的家园南下，并由此揭开了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最初的序幕。
刚走出日德兰半岛(当时叫做“辛布里半岛”)不久，这三个日耳曼民族就迎面碰上了一条大河，也就是当时被罗马人叫做阿尔比斯河(Albis)的易北河(Elbe)，它发源于现在的捷克山区，向西北方流入北海。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对这条日耳曼尼亚地区第一大河早有耳闻，他们沿河流的右岸逆流而上，向欧洲大陆的腹地开去。沿着河流行进是古代民族迁徙的普遍特色，这样一来可以保证已方人员获得足够的淡水和食物，二来也不至于在森林中失去方向。要知道，当时欧洲森林的覆盖率高达80％以上，松鼠完全可以从现在的俄罗斯蹦到葡萄牙，中间都不用从树上下来一次。没有指南针的帮助，想在这样的密林中辨清东南西北，是件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不知他们此去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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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字一个字敲下来得多累啊
顺便请教一下，你文章里用到的西文，是什么语？
自从日耳曼这个族群形成以来，他们的民族迁徙就周期性地影响着全欧洲各个民族的命运。它决不是什么和平之旅，探索之旅，而是掠夺之旅，战争之旅。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的队伍所到之处，莫不十室九空，易北河沿岸的民族要么交出自己全部的财富，焚烧自己所有的房屋，与他们一起踏上南征之路，要么就将惨遭屠戮。但在易北河上游的山区里，他们却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波吉人(Boji)，一支曾经占领北意大利，建立博洛尼亚城(Bologna)，此时在日耳曼尼亚硕果仅存的凯尔特部落，依靠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最终迫使日耳曼人放弃了征服他们的努力，转向更加遥远的南方。此时由波吉人居住的土地以后也将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波希米亚(Bohemia)，“波吉人之国”。
穿越波希米亚森林之后，宽广的多瑙河突如其来地展现在日耳曼人的面前。他们顺流而下，在公元前118年前后抵达了现代人所说的匈牙利平原－这块欧洲文明永远的伤心地。一千年之前，多利安人(Dolian)、伊利里亚人(Illyrian)和佛里吉亚人(Phrygian)等民族就是从这块土地上出发，南下意大利、希腊和小亚细亚，埋葬迈锡尼和赫梯等古老文明的。从此之后，匈牙利平原上的居民虽然走马灯般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却都严重威胁着南欧诸国的安全。
此时居住在匈牙利平原上的也是一个凯尔特民族－曾经在公元前279年与伽拉太人(Galatian)携手入侵过希腊的斯科迪斯克人(Scordisci)。他们无法抵御日耳曼人的猛烈攻势，被迫向对方臣服。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至此终于获得了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沃土，他们立即定居下来，在今贝尔格莱德西郊建立了首都“条顿堡”(Teutoburgium)。另有一支辛布里人继续沿多瑙河东进，一直抵达黑海，与当地的色雷斯人发生了接触。还有某些人思乡心切，携带着南方的珍宝返回了日德兰半岛，其中的一个金盆是当今丹麦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然而好景不长，北方蛮族的异动终于传入了罗马人的耳中。居住在匈牙利平原西南边陲的另两个凯尔特民族：诺里克人(Norici)和陶里斯克人(Taurisci)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了新邻居的威胁，于是派使者赴罗马求救。蛮夷相争，自古有之，罗马人起初并未特别重视此事，但意大利东北边境日益动荡的事态终于勾起了他们关于公元前387年凯尔特人攻入罗马城的不快回忆。公元前113年春，罗马元老院遣当年的执政官卡波(Carbo)率领两个整编军团前往诺里库姆，去“安抚”那些闹事者。如前所述，罗马人此时还不知道日耳曼族群的存在，因此把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都当作凯尔特人或西徐亚人(Scythian)。
当卡波抵达事发地点时，他大吃一惊。这倒不是因为对方人数众多－号称有一百万人口，能作战的成年男子超过三十万；也不是因为对方身材高大－成年男子平均身高达一米八十，比罗马将士们普遍高出近一个头；而是因为对方的态度十分友善。辛布里使者毕恭毕敬地听完罗马执政官的训斥，然后表示他们无意发动什么侵略战争，而只是在寻找土地；既然已经定居在此，他们就不会再去找邻居们的麻烦了。卡波当面表示，他对这样恭顺的回复非常满意，但暗地里却打算乘对方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突袭他们，以便获取军功。他的邪恶计划在付诸实施后变成了巨大的灾难：日耳曼人在战斗初期确实措手不及，但很快就稳住阵脚发起反击，把罗马军杀得落花流水。若不是战斗中突然天降雷阵雨，迷信的日耳曼人以为这是天神武丹(Wotan，也称奥丁/Odin)让他们停战的指示而停止追击的话，那罗马人肯定要全军覆没了。执政官卡波带着几千残兵败将狼狈地逃回意大利，遭到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谴责。更加糟糕的是，他愚蠢地发动的这场“诺里亚(Noreia)战役”为罗马与日耳曼人之间长达十三年的血腥战争揭开了序幕。
真是英雄莫问出处，日尔曼人从古典时代的蛮族发展到今天主导世界，的确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期待仁兄的后续之作。
老兄说：[QUOTE]
另外他们还会制造两样中国人直到十九世纪也没发明出来的东西：玻璃和剃须刀。前者是因为中国自己的发明家们不争气，后者则是因孔老夫子的教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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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玻璃一般认为是腓尼基人或是古埃及人发明的。但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只要会烧制陶瓷就应该能够制造。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开始掌握了玻璃制造技术。在河南洛阳庄淳沟、陕西宝鸡茹家庄等地的西周早期墓葬中，均发现了大量的玻璃管、玻璃珠等。
中国最早的玻璃其实是青铜冶炼的副产品。青铜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锡矿石和木炭。在冶炼青铜的过程中，由于各种矿物质的熔化，其中玻璃物质在排出的铜矿渣中就会出现硅化合物拉成的丝或结成的块状物。由于一部分铜粒子侵入到玻璃质中，因此其呈现出浅蓝或浅绿色。这些半透明、鲜艳的物质引起了工匠们的注意，经过他们的稍稍加工，便可制成精美的玻璃装饰品了。这样经过长期不断地实践和探索，古代中国人终于掌握了玻璃的生产技术和规律。
这种玻璃含有大量的铅和钡，烧成所需温度较低。但是也因此导致比普通玻璃更加容易碎裂。从而不容易做成器皿。但是色彩绚丽，可以做成非常好的装饰品。中国古代珍珠、玉石都是上等的首饰，于是和现在做水钻来冒充钻石一样，中国古代使用玻璃来仿制珍珠、玉石制品。例如《陌上桑》中描述说：“头上倭堕鬓，耳中明月珠。”这种明月珠其实就是玻璃珠。
另外赫赫有名的越王勾践剑，其剑格上镶嵌着两块浅蓝色半透明的料饰，河南辉县发现的吴王夫差剑的剑格上也嵌有三块无色透明的料块。这些都是玻璃制品。下面是琉璃剑饰的实物图。
玻璃除了用来做装饰品，其实在中国也作器皿。不过这类器皿就相当昂贵了。１９８６年在徐州北洞山汉墓出土了１６只玻璃杯，一件玻璃兽和３块蓝色小玻璃。墓主是西汉楚王刘道。河北满城的西汉刘胜墓也出土过玻璃杯。这些玻璃是不透明的，并不是因为当时不会焙制透明玻璃，而是为了通过焙制玻璃得到仿玉制品。
玻璃制品在古代叫做“琉琳”、“流离”、“琉璃”，从南北朝开始叫做“颇黎”。后来到了明代，“琉璃”和“玻璃”两个词分开。“琉璃”专指不透明的玻璃，“玻璃”则专指透明玻璃。
至于剃刀这东西，中国更是自古就有。和尚是要剃光头的。但是早在第一个和尚进入中国很久之前，中国人就在给人剃光头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当然没错，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被剥夺了毛发也就是受到让其对不起父母的惩罚了。所以中国古代“五刑”之外还有“髡”、“耐”、“完”等耻辱刑执行方式，“髡”是指剃光犯人的头发和胡须、鬓毛；耐”和“完”是一刑二称，指仅剃去胡须和鬓毛，而保留犯人的头发。这在秦律中已经是完备的常用刑罚了。
既然要给人剃光头，自然会用到剃刀。中国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剃刀现在都还能用。当初街上一个个光溜溜的大鸡蛋在更多的长毛的大鸡蛋中穿来穿去的样子一定很好笑。
剃发用的戒刀是直的，而日耳曼人用的剃须刀则是有弧线的，而且刃比较薄，这样不容易刮破脸，和现代剃须刀需要角度是一样的原理。
玻璃嘛，中国有琉璃大家都知道，但如您所说，它和现代用来做杯子的玻璃毕竟成分不同啊。俺说的玻璃是后一种，而且玻璃并非一定要透明，也是可以染色的，日耳曼人虽然算蛮族，但做出来的彩色玻璃杯确实都很漂亮。
好文章！
诺里亚战役之后，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又无法在中欧地区住下去了。他们并未乘胜追击，向南方的意大利开进，而是不可理喻地折向了西方，先逆多瑙河而上，再顺内卡河而下，于公元前110年前后渡过莱茵河。现在该轮到到居住在这里的高卢人做恶梦了，而他们也都是罗马的盟友。
高卢盟友的求援让罗马人颇为头痛，因为就在不到一年前，身为“国际警察”的他们刚刚向北非的努米底亚(Numidia)王国发动了朱古达(Jugurtha)战争，此刻实在分身乏术。偏偏朱古达国王深通兵法，战事久拖不决。而与此同时，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日益深入高卢地区，有把战火燃烧到罗马行省山南高卢的意向，实在不能等闲视之。罗马元老院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避免两线作战，先命执政官贝斯提亚(Bestia)与朱古达讲和，撤兵回来对付北方蛮族。可是朱古达野心膨胀，很快撕毁和约，发兵杀死自己的竞争者，然后占领了整个努米底亚。如是可忍，孰不可容，罗马元老院只得在公元前109年命二位执政官两路出兵：梅特卢斯(Metellus)率两个军团南下增援北非，希拉努斯(Silanus) 率领四个军团北上迎战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
且说执政官希拉努斯率领两万余罗马军和相等数量的高卢盟军抵达罗讷(Rhone)河上游，迎面正碰上辛布里人的主力部队。和在诺里亚战役之前一样，日耳曼人还是先礼后兵，主动派使者来请示罗马人，能否考虑在这附近划给他们一块适宜生活的土地，他们甚至已经向罗马派去了使团解释此事。希拉努斯将对方的请求一口回绝，还补充了几句“汝等蛮族人面兽心，我罗马绝不可做出独坐穷山，放虎自卫的蠢事”之类的话。辛布里使者气冲冲地回去了，同日下午两军合战于罗讷河谷，希拉努斯当场阵亡，四万多罗马、高卢联军将士无一生还。
虽然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但日耳曼人最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的社会组织形态过于落后，缺乏政治经验，既无雄才，也无大略，小富则安。此时他们本应离开高卢，南下直捣防卫空虚的罗马城，将其夷为平地，这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并非难事。但在罗讷河战役后，他们却就在当地定居下来，给了罗马人以喘息之机。
但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在高卢中部的活动却还是导致了高卢本地凯尔特人的迁徙浪潮。公元前107年，凯尔特人中的提古林尼(Tigurini)部落离开他们的本土南下，杀死了罗马执政官卡休斯(Cassius)，并逼被俘虏的罗马军队钻了轭门，这一奇耻大辱至今还被记载在拉丁文名著《高卢战记》里。
可能是由于歉收导致粮荒的原因，公元前105年春天，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突然又离开了罗讷河上游，沿着河岸向南方的马赛城前进。他们此时估计并不知道，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罗马野战军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自从罗马诞生以来，它还从未集结过六位数字的大军，即便是在布匿战争中面对汉尼拔这样的劲敌时也没有过。但在连续遭到毁灭性的军事失利，国际威信丧失殆尽，又接到蛮族威胁高卢南部行省的报告后，罗马终于决定倾举国之力与敌人决一雌雄。值得庆幸的是，此时朱古达战争已经结束，朱古达本人被俘虏，这就使得罗马可以完全忘却两线作战的烦恼。
公元前105年10月6日，欧洲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两支军队在马赛城北的阿劳西奥(Arausio)小镇郊区相遇了。日耳曼方面总人数约为30万，其中能够战斗的成年男子有15万左右，主帅是辛布里国王波伊奥里克斯(Boiorix)，副将是条顿国王条顿伯德(Teutobod)；罗马方面投入了16个军团，加上联盟部队及随军奴隶，总数超过12万人，主帅是执政官马里乌斯(Mallius)，副将是代执政官凯皮奥(Caepio)和前任执政官斯考卢斯(Scaurus)，半数罗马元老均随军参战。为了树立统帅的权威，马里乌斯和凯皮奥事先均被元老院授予大元帅军衔(Imperator，后来演变为罗马皇帝的头衔)，这在此前还绝无仅有。当年的另一位罗马执政官鲁福斯(Rufus)因病不能成行，所以推荐军事经验丰富的凯皮奥为代执政官顶替自己，但凯皮奥与马里乌斯之间的关系却十分糟糕。假若鲁福斯能够预知未来的战况，不知道他会为自己的决定大笑还是痛哭。
阿劳西奥大血战实在过于残酷，以至于后人对于战况的发展全然不清楚。似乎马里乌斯制定了一个东西合围的战略，和凯皮奥把军队平分为两部分，打算先把辛布里人引入他设在罗讷河谷内的圈套内，然后夹击消灭，最后再来收拾包围圈外的条顿人。凯皮奥当面答应，但为了抢风头，却在作战时执意率本部提前突击，结果一触即溃。由于战线过长，马里乌斯对此全不知情，反而被正杀在兴头上的日耳曼人团团包围，虽然尽力死战，但终于还是无力回天。总而言之，就在公元前105年10月6日这一天之内，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便于阿劳西奥战场上全歼了16个罗马军团，执政官马里乌斯阵亡，前任执政官斯考卢斯在被俘后惨遭斩首。可怜12万罗马将士竟然仅有十人生还，其中之一就是战败的罪魁祸首代执政官凯皮奥。他后来遭到军事法庭审讯，很不名誉地死在监狱里。
与战斗本身相比，日耳曼人在战后对待战利品的行为更加令人发指。如前所述，他们此时还处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对奴隶制度完全不理解，自己不想当奴隶，也不要别人给自己当奴隶。因此，所有罗马战俘、乃至于随军的奴隶，不分贵贱，均被就地处决，他们的内脏和鲜血被用来祭祀日耳曼人的战神武丹；更有甚者，日耳曼人连罗马人的武器装备和金银财物都不要，反而把它们一律扔进罗讷河里祭祀河神，河水为之不流。由于日耳曼人古怪的宗教信仰，即便罗马人的随军牲畜都无法幸免：在方圆数十里的树林中，树干上遍钉着罗马人的首级，树枝上挂满了从战马、驴、骡身上扒下来的皮毛，鬼哭狼嚎之声直上云霄。
若干天后，意大利全境，尤其是罗马城内，响起了比阿劳西奥战场上更加响亮的哭声：这场惨败导致的人口损失如此之大，以至于整个罗马社会均为之摧毁。半个政府、半个元老院都已经不复存在，元老阶级和骑士阶级全加在一起，也无法再组建起一支象样的军队来保卫家园，更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压制平民和奴隶阶层。是放弃意大利，退守希腊或北非，还是从各个邻国中召集雇佣军？国难当头，罗马呼唤民族英雄，而民族英雄也很快应运而生了。他的名字叫：马略(Marius)。
(未完待续)
罗马的损失看来是空前的，不知条顿人对罗马方阵与策略有何高招。
这篇文章也写得十分引人入胜，好文笔。
马略在历史上出名的原因一是因为他搞了军事改革。二是因为他是罗马内战的主角，帝制的奠基人。这里只简单说两句。
马略的改革分为两个层次。从战术上来说，马略改革了罗马的方阵和军队组织以及武器的形制。这一点，估计神州老兄后续的文章里很快就会讲到。咱就不班门弄斧了。
从军队来源上说，他废弃了传统的征兵制度，而改用募兵制度。罗马在此之前的兵制类似中国的府兵。兵源主要来自罗马的自耕农和小地主。这些人出战要自备武器装甲。理论上来说，这样的部队比较有战斗力，一旦罗马灭亡，这些人受的损失最大（呵呵，想起金国末年的“女真圈地运动”。理由也是一样。也是说无恒产者无恒心。）。但是经过多次对外扩张战争之后，大贵族大地主阶层的实力随着海外奴隶和土地的增加急剧膨胀，与此同时，大量的自耕农和小地主战死或者破产，大贵族阶级就趁机兼并这些小农庄。于是到了日耳曼人入侵的时候，罗马的两极分化已经极为严重。一方面作为国家中坚的中产阶层几乎不复存在，另一方面罗马又充斥了大量的无业游民。
马略的主要招募对象就是罗马丧失土地的无业游民。招募条件是每个士兵在服役期满（好像是 5 年？手头没书，可能记得不对。马略的政治同盟者萨图宁（Saturninus）后来给马略部下的老兵争取的条件是服役 7 年以上者可获100犹格的土地）后就可以分到一份土地。这对于无地贫民来说当然是有诱惑力的。此外，士兵的装备由国家统一发放，这样就避免了由于士兵贫富不均而产生的装备差异（如果没记错，罗马在此之前打仗要按照武器的好坏来部署兵力的。武器好的排在后面。呵呵，富人死的机会就少一点。）。第三，这些士兵有权获得战利品。这也是他们酬劳的一部分。呵呵，由此造成的就是罗马军队为了战利品，打仗勇往直前，但是也基本让罗马军团成了强盗军队。他们后来在进攻亚洲的时候那么招当地人恨，这是原因之一。最后，马略改革了军官晋升法。军官的晋升基本只看军功。对于士兵来说，第一保证了他们的指挥官基本都是有能力的而不是因为裙带关系上来的某个贵族的亲戚或者门客(Client)。第二则为士兵们指出了一条靠本事升迁的道路。使他们打仗有了奔头。
虽然不知道马略是否从主观上意识到了，但是从客观上来说，马略的这个改革从根本上摧毁了罗马共和国的基础。依靠募兵制度，马略的确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对抗日耳曼人的大军。但是他的制度也将罗马军队变成了他的私人军队。军队从此不再对罗马效忠而改为向为自己提供吃穿土地的军阀效忠。这个恶果在打败日耳曼人之后立刻就暴露出来了。
打败日耳曼人之后，马略立刻陷入了和元老院之间的斗争。对于元老院的制肘，马略先是鼓动民主派（呵呵，首先说明，这个民主派只是相对于大贵族元老的称呼，和民主其实没多大关系）领袖萨图宁（Saturninus）发动骚乱。在无法控制局势的情况下，元老院被迫征召马略动用军队镇压。于是马略带兵入城，萨图宁被杀。但是这也让他在民主派中声名狼藉，不得不自我放逐。
但是不久马略就被征召回来受命平定同盟者叛乱。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罗马军团的私人化倾向日益严重。于是到了对本都的米特里达（Mithradates ）战争期间，马略原来的副手苏拉（Sulla ）由于不满马略夺取他的指挥权，竟然可以鼓动军队进攻罗马城，把马略赶到非洲去了。
马略在非洲卧薪尝胆，终于又抓住一个机会和另一个被赶出罗马的政客秦纳（Cinna）合作，卷土重来，带兵重新攻占了罗马。在枪杆子的支持下，马略第七次“当选”为执政官。当选后，他很快就病死了。
马略的改革其实是将原来的公民兵变成了职业雇佣军。职业雇佣军的战斗力如何姑且不论。但是军队一旦职业化，必然出现以下倾向：
1。当兵成了饭碗和出人头地发横财的方法。因此对于战争的正义性和对国家的责任感都比不上自己的饭碗重要。马略能够鼓动老兵造反主要是元老院对于老兵的土地分配和战利品分配有所损害。苏拉能够统帅六个军团回师攻占罗马也是因为他说马略接任后会把他们遣散，重新招募自己的老部下，这样他们就得不到东方的战利品了。
2。当兵的发现只要自己服从上级命令自然就有荣华富贵。反过来如果不服从命令就会被军法从事。这种情况下，什么命令当然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执行命令。
3。军队完全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谁控制了这个集团，谁就可以掌握权力。军队最终改为向个人效忠而不再向国家效忠。由于牵涉到自己的利益，军队必然会卷入政治斗争。马略时代还是军阀指挥军队。到了帝制时代却成了军队拥立皇帝。罗马进入帝制以后其实和中国的晚唐五代十国没什么区别。动不动就是某个军团哗变，给自己的将军黄袍加身。
4。马略式军队的来源是无业游民和释放的奴隶。这些人本身一无所有。国家和共和制度不会让他们荣华富贵，他们的将军却能够给他们荣华富贵。当兵的在长期的军人生活中发现他们只需要依靠武力就能够得到在原有秩序下很难得到的东西。长此以往，自然习惯成自然。毕竟依靠武力能取得的东西总比依靠信念和原则来得容易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