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父亲的“文革”经历：与工人在一起的八年（一） -- northeast
当时俺老爸是讲师的最高一级。
我父亲他们单位，（一个研究所）
也才一两个等效这种水平的有这工资。
文革开始后，还写申请，本着消灭三大差别的原则，主动要求降低工资。
武汉的同济医学院是德国人办的，与上海的同济大学一样。即使后来学德语的就在上海、武汉学习。
妈妈工作所在的医院，前身在解放前是私人医院。里面的高级护士，延续解放前的工资，工资很高的。
我老爸说，在５６（我听来，是不是这年记不清楚了,
中间还有个号召大家奉献的领导，在群众＇主动要求＇
下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下调半级。）
之前，大家还涨涨工资，还挺频繁，后来就冻结了，近
２０年不再变动，导致很多同年岁上了中专的人（毕业
早，工作早）比去上大学的人工资高。我爸他们研究所
５８年建立的，自然工资就不再动了。
老南京前辈的父亲如果是工作很早的讲师，还是有
可能拿到这工资的。
岂不是要算账在刘邓脑袋上。
是不是要弄出个血统论，发帖前查查三代成分？
不看文章，先看屁股。
当时中国和西方有些合作，大都采取某些不敏感国家作中介的形式，以避开巴统等的那些禁令。其实很多禁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双方都认为有必要，那些条条框框就“安乐死”了。记得在文学城上看到过一篇介绍中美关系刚解冻时双方军事合作的文章，中方向美方索要了些技术设备，美国转手就给了欧洲盟友让他们转交，还说美方将抗议，但他们完全不必理会。几年以后美国人反而理直气壮地在国会宣称：我们的欧洲盟友都在和中国搞合作，我们再不去就丧失良机了。大致如此吧。
都是同一批大学生。
东北大学的。
富农后代，听说也挨过不少整。
奥地利和德国专家都讲德语，所以工地现场少不了德语翻译。德语翻译当中，有一个女翻译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怎么说呢，说她漂亮吧，好象不太准确，因为从外表上看，这个女翻译已经不年轻了（我父亲判断她肯定超过30岁了，但具体年龄还真不知道。也不可能问人家，当时的保密观念很严，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我父亲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德语翻译是从什么单位借调过来的），而且那个年代大家穿的衣服款式差别不大（不是有人讽刺那个年代是“绿海洋”、“蓝海洋”嘛），可同样的衣服穿在人家身上，感觉就是不一样，甚至一举手、一抬足就是与众不同。我父亲说他不知道用什么词形容人家，多年后我向周围的人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人就说：“这应该叫有气质。”
有一次，一些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去北京，其中有“军宣队”人员、我父亲等技术人员、还有这个女翻译等几个翻译。去北京干什么？原来这些奥地利和德国专家有的在现场、有的在北京，有些事情需要与在北京的奥地利和德国专家交流；另外我父亲等技术人员还要去首钢公司一趟，首钢是我国第一个建设氧气顶吹转炉项目的单位，是“大跃进”时期开始建设的，我父亲和其他参与太钢“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的技术人员那一阶段经常去首钢交流经验。太原钢厂“50t氧气顶吹转炉项目（两台）”从国外进口的设备也都先运到首钢存放，然后再运到太原，我父亲曾经听说此项目的设备中有两台计算机（一台转炉配一台计算机），可直到项目结束也没看见计算机的模样，不知是我父亲听错了，还是被首钢给“截留”了（这是我父亲的想法，我本人倒怀疑这两台计算机是国家有关方面拿去干更重要的工作去了）。
在北京期间，我父亲听别的同志说，有一次中方与在北京的奥地利和德国专家交流，对方有人问这个女翻译：“你是在哪学的德语？”女翻译回答：“在北京学的。”奥地利和德国专家们当场全笑了，中方人员没搞明白人家为什么笑，对方有人对女翻译说：“女士，我们知道你们中国讲究保密。不过你这地道的柏林口音怎么可能是在北京学会的？就是不住在柏林的德国人都说不出你这样的德语……”我父亲听过之后也挺好奇，这个女翻译是什么来头？后来，听别的翻译偶尔提到，这个女翻译的父亲解放前是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的一个官员（好象不是大使），女翻译本人从小就跟父母住在柏林，是在柏林长大的，怪不得说一口“地道的柏林口音”。
德语女翻译的经历不一般，德国专家也有人经历不凡。因为我父亲是搞电气专业的，所以与负责电气工作的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专家交流比较多，跟奥地利专家的交流就少多了。在项目进行期间，中苏关系正是紧张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德国专家闲聊时对中方人员说：“我支持你们对抗俄国人！”我父亲他们一时没搞明白，他凭什么支持中国对付苏联，莫非人家是国际主义战士？接下来，德国专家挽起裤角，指着小腿上的一处伤疤说：“这是我当初在俄国打仗的时候被俄国人打了一枪，差点把命留在那，所以我坚决支持你们中国人！”我父亲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德国专家当年是一个德国鬼子呀！当面不好说什么，我父亲他们背后议论：“你当初竟然入侵人家苏联，挨了一枪就是活该嘛……”
看来这个德国专家不太了解中国国情，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与赫鲁晓夫、勃列日列夫领导下的苏联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我父亲可是从小就没少看苏联电影，举个例子，在前苏联的黑白电影中，在表现夜战的镜头中，同样戴钢盔的苏军士兵和德军士兵你能分得清吗？我小时候曾经因为分不清这种镜头中的“好人”、“坏人”而着急（小孩子看电影分清“好人”、“坏人”是很重要的！）；而我父亲，这个对历史、军事一般不太感兴趣的人，却对我说：“这有什么难的，他们钢盔的边沿不一样……”估计我父亲也没想到：他参加工作后竟然也遇到了一个小时候在电影中才能看见的“德国鬼子”，而且这个曾经的“德国鬼子”并没有穿军装，只是以一个工程师的身份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历史有时候也是挺有意思的……
没两个月从国军里逃回老家开私人诊所，老家解放后49年底或50年初参军，所以当时他的工龄算49年10月1号以后的。相对他的同龄人工龄也要短几年，同单位的同龄人中他的工资也少些。
文革前他最后一次长工资应该在64年或65年，具体哪一年俺也搞不清，我只记得以前的工资是104，我看过工资单，到文革俺插队后才发现变成140。
后来，后来不知是退休前还是后找到一个政策，他在49年初开始在老家一所小学兼校医，就凭这个他的工龄变成从解放前开始，退休工资增加了5％。但俺老家是49年10月1号以后解放的，所以他还是没混上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