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河入海处 建国D 谁来建国？ -- 史文恭
新加坡独立是65年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
李的势力大，新加坡的共产党出力很多。
当时新加坡左派的势力很大，这个已经是在大陆土改后很多年的事情了。
华侨就是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如果入了外籍，就是“X籍华裔”，不是华侨了。
从利益上来讲，的确是华侨有用的时候抓紧哄一哄，没用的时候马上丢掉。从感情上来讲呢？这跟平常人交往一样的吧，别人帮你你就捧人家，，没用了就丢一边去
或者从长远利益上来讲呢？下次中国打八年抗战的时候，不能指望着这些华侨给援助了吧（当然，新移民不一样）
到现在为止，华人对中国经济的助力还是不可或缺的吧，当然已经不是单纯的帮助家乡建设，而是双赢了
新加坡你可能还真没我知道的多，因为我就在新加坡带着呢。新加坡理想移民是澳洲，只是这根本不会隔断他们跟新加坡的联系。而且移民只是换个生活环境啊，跟这些扯不到一起去吧
要讨论侨民与所在国和侨民与母国的关系是个大课题了，没做过深入研究。
原文之意是说国家说到底是由公民建设保卫的，侨胞再亲，其利益点与公民有差异冲突时，当然是本国利益为重。
在当今这个既讲究大融合淡化民族乃至国家身份的时代，同时又有各国落差实际现实面前，移民向居住国的归属是必然趋势。
一旦两国利害冲突，移民的选边站不可避免，如果届时移民澳洲的新加坡人选边实数高于他国移民，才能坐实您此语：根本不会隔断他们跟新加坡的联系，才能真实展现这种联系的实际内容与价值。
才能证明本国在海外移民当视为本国公民一样拥有同等的忠诚度和向心力。否则是不能的。
所谓利用就更不妥了，心向母国，为母国出力，终出于个人较高的价值取向，有所在国政策作用之力，也有提高母国地位反作用于自身地位之心。不可视为母国用之如工具，毕竟母国对之是毫无约束力，也毫无回报力的，这是开宗明义就清楚的。
如果您此说成立，那么就更反证公民与侨胞之区别，为国效力，匹夫有责，公民是绝不能称被用之如工具。
当然所有这一切是在国民，侨胞，移民之间进行，不讨论侨胞与外国人之于母国之区别。
霸王帖看多了，不好意思。手头有些LZ可能用得上的资料，是关于TG最初占领和管理城市的过程记录。
《转折，1947石家庄》（讨论稿，石家庄政协2007年编）
石家庄（原石门市）1947年11月解放，自称为TG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张家口&山西阳泉：俺们解放都更早！石家庄：俺说的是第一座“大”城市……），当时人口19万，算是华北地区“六大重镇”之一。之前一直在农村活动的TG，进“大城市”以后，颇做了些土事：
工作组进街的首要任务，就是普遍组织贫民会。从11月16日开始，各街普遍发展贫民会员。发展方式有两种，一是依靠旧的保甲长，通过他们了解街道社情，找来少数贫民谈话、开会，然后让这些人去串通、发展会员……这是当时主要的方式。二是干部深入到贫民中访穷问苦，有的区、街干部提出：“大粪坑边寻亲人”、“五道庙里找主人”，找到骨干，然后财由他们去联合其他穷人……还有的以行业为单位，组成不同类型的小组，共同产生街代珍，成立街贫民翻身会。
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组织得越快越好，有的区、街提出了“三天组织，五天斗争”的口号……“急就章”导致了贫民会组织严重不纯……六区方北村，贫民会中军警、国民党自卫团、壮丁队及国民党情报特务占了贫民总数的30%。袁家营贫民会主任家有4辆洋车，占有3名妓女……国民党自卫团团长也成了十七街的贫民组长……
“贫民会”的作用：
贫民会成了最高权力组织……斗争会决定一切，在口号声中，可以捆人、打人、甚至处死，可以查抄平分财产，俨然成了第二政权。
产生的后果：
一面组织贫民会，一面开会进行宣传、教育，酝酿诉苦斗争，一连进行了5-7天，致使参加贫民会的人不能做生意。贫民中，75%的人为小商，有人不满地说：“我们组织起来干什么？尽开会，误不起工，该发粮食”。领导……随即提出“借粮”口号……富户害怕这种“吃大户”风刮到自己头上，便自动出来献粮、献财产……
11月20日后，便开始了清算斗争……而纠察队则每天集中，吃大锅饭，把斗争果实吃光。由此，很快引发了混乱……多数人抱着“参加斗争分财物”的思想，认为“穷人翻身，就得平分工商业”……有的干部认为工商户必然和敌伪勾结，“不和敌伪勾结，就不能在石门开业”，应当清算，换“东家”……工商户处于极度恐慌之中，纷纷谋出路……南大街封了5家箩圈铺后，顿时30余家已开业的箩笼铺关张，有的出走平津，甚至有的工商业者被斗后自杀。
不仅工商户恐慌，广大贫苦市民对这种做法也极度不满。有的市民说：“不能再让贫民会斗了。要是把买卖斗得都关了门，石家庄成了小乡村，穷人更难过。<b>说是城市吧，没有商业，说是乡村吧，没有地种。</b>”
1947年12月10日，朱德在石家庄视察后，给毛泽东的信中，就谈到：“我到石家庄后，发现我们工会的同志又来了这一套（指解放张家口后工人工资过高，损害工商业，最终损害工人利益的做法），立即纠正过来。”（《朱德选集》22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
刘少奇……先后在11月20日、12月6日、9日、16日四次对石家庄工作做出明确指示（由市长黄敬传达，原件现存石家庄档案馆）。“现在石家庄搞的清算斗争，<b>是从乡下带来的。</b>清算斗争，在乡下是合法的、应该的，我们都支持它……如果在城市里搞清算，一定会把工商业都算垮。”
关于城市贫民，刘少奇指出，对城市贫民的要求不能满足，不能像农村一样去挖穷根，“在城市里要挖穷根，去找谁呢？向哪里挖呢？挖到后来，必然会挖到工商业资本家的头上，但就是挖光了工商业，也不能解决贫民的问题。因为毁灭了城市，贫民就更没有办法。在城市里提出挖穷根是不对的……继续这样搞下去，事实上会走向破坏石家庄的方针上。”
（大约在1948年1月份），市委、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纠正偏差。1.立即取消了贫民会、纠察队，着手考虑建立区街党、政机构及各行业工会组织。2.立即停止群众清算斗争。3.召开了工商业座谈会……将查封的工商户启封，安定人心.4。发布布告，除人民政府及公安局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捕人、打人。
1948年4月初，石家庄进行解放后第一次党内整风，“纠正在城市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防止在今后工作中<b>将农村斗争地主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机械地应用于城市</b>”
市委制定的六条纪律，很具体，现在看来也很有意思：
1.不白看戏
2.不背着枪去公共场所
<b>3.对花红柳绿的男女装束不干涉、不议论
4.对拉洋车的工人不准评论和瞪眼看</b>
5.入城干部要和工人、市民广交朋友
6.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由于措施比较得力，48年上半年，“党群关系较前密切了，工商业者进一步稳定了情绪，安心经营，扩大营业，全市出现了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景象”。
东哥49年3月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其中提到了管理城市的经验，“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等等，被认为是从石家庄的具体情况中提炼的。
老兄引的这话是老人说的,我无法确定真伪。因为老人是58年回国的。当时新加坡在马来亚还未独立,新加坡和槟城是英国人管理的,有点象香港。因大陆的土改使南洋的华人把钱和人往新加坡转移，这个老人见到的。其他的在下面的帖子里我说了。
广东地方主义是从清末开始滴，但建国后党内始作俑者就是花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