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很显然对美国方面的描写更详细，看来跟原始资料是否翔实有关。

大卫.斯科特中尉

第32战斗机日间中队

荷兰，索斯特堡

1956年10月，苏联的坦克开进了布达佩斯，而我们也进入了备战状态。赫鲁晓夫的上台曾使人对苏联的转型产生过期待，但是苏联在内部异己的问题上依然十分粗暴。匈牙利工人的自由请愿遭到了血腥镇压，几周内就死了三千人。

作为前线的战斗单位，我们中队处于最高战备状态，一小时内就可以全体升空参战。我们有四架飞机轮流处于5分钟警戒状态，驾驶员坐在机舱里，在跑道上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另有8架飞机处于30分钟警戒状态，剩下的所有飞机则处于45分钟警戒状态 。我们知道，俄国人的飞机要多得多，和我们相比基本是四到五比一，所以我们加入战斗并全身而退的机会并不乐观。

我们全都接受过逃脱训练——即被敌方击落之后如何避免被捕。有一次我们被空投到德国黑森林，试图躲避联合特种部队的追捕。我们要是给抓住了，就得进监狱，接受朝鲜式审讯，在强光灯下站上好几个小时，冰水浇身，通宵做体操，被人套话、欺骗，饱受羞辱。要是你真的招了，上面就会剥夺你的安全等级，禁止你升空。我们班50多个人中只有三个人逃过一劫，我在最后一天快结束时也着了道儿，被人五花大绑，来了个嘴啃泥。

我们中队最有可能的作战地点是捷克的领空，所以我们每人都领到了捷克地图和货币。本来我们还应该携带个人武器以便防身的，但是直到匈牙利事件的时候上面配发给我们的还是信号枪和轻手枪，格斗的时候基本用不上，于是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有两个战友飞到意大利，直奔贝雷塔手枪的工厂，采购了一大堆，装在驾驶室里带了回来。回来后他们把手枪摆了一桌子，我们每人都至少掏钱买了三把，还有配套的枪套和子弹。当时的条件还很简陋，我们的连体服和重力服颜色驳杂，满是大大小小的口袋，看上去就像身上长了疮一样。这些东西还是二战和朝战时留下的。我们想方设法的把手枪往身上塞，比如挂在胳膊底下。口袋里则塞满了弹药。结果我们一个个就好像是从好莱坞的西部喜剧片里跑出来的一样。

但是这可不是儿戏，而是性命攸关的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近在眼前，我们当时真心相信美国应该保护匈牙利的自由斗士，他们正试图从共产主义系统内部挣脱出来，此刻他们正在街头奋战。我们以为美国会履行承诺，伸出援手，但情况并非如此。

我当时的政治头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去制止苏联的野蛮侵略。这是冷战中丑陋的一章。我们辜负了匈牙利人民。我当时级别太低，不知道幕后有什么运作，只是几周后我们中队就解除了高级警戒。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中尉

高等军事飞行学院

乌克兰，楚古耶夫

报纸上满是有关匈牙利动乱的骇人照片。共产主义政权的支持者们惨遭分尸，尸体上还刻着象征苏联的五角星。这些照片使我既反胃又愤怒。动乱的参与者们要是下手没这么狠，那他们兴许还能在苏联境内赢得一定的同情。其实他们的不满也是情有可原的，匈共政府的确把国家搞得一团糟。但是他们的做法太残忍了，只要你支持共产主义或者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就要被他们枪毙、绞死、活活烧死。

现在我知道了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全部情况。但是我们记得很清楚，匈牙利在二战时是希特勒的盟国，许多苏联战士为了把它从法西斯分子手中解放出来而献出了生命。当时的主流民意是：在道义上我们有责任出兵匈牙利，苏联的驻军有继续留守的权利。

当时我刚刚完成YK11式飞机的训练，正准备学飞米格-15s。我们中队当时处于最高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参战。回过头来看，当时我们上战场的可能性其实不大。我们还年轻，训练还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我当时21岁，正是初生牛犊的年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西方世界不敢招惹强大的苏联军队，而且欧洲已经打够了仗了。我们是对的，什么都没发生，动乱很快就被镇压了。

在克列缅丘格和楚古耶夫的几年里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结果临到最后错走了一步。当时上面命令我们去装饰朱可夫元帅的纪念室，我当时光想考试的事了，随口说等考试结束再去。结果惹恼了一个教马列主义的老师，给我扣了一分。

我气坏了，发誓要参加补考。但是我们队长劝我不要自找麻烦。“别和这帮党棍纠缠，”他说，“他们有得是办法治你。”不过他安慰我说，可以让我优先选择自己的驻扎地。

他没有食言。于是我决定前往维也纳的第十警卫师。我所不知道的是，等我做好出发准备的时候，这个师将会被调往克列缅丘格——也就是四年前我的军校学员生活开始的地方。

当我们正在为毕业仪式做准备的时候，爆发了一条特大新闻。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旅伴一号”卫星送入了太空。听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鼓起掌来。我们大家你捣我一拳，我拍你一掌，都为我们国家成为第一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而骄傲。对于航天技术的日后发展我们当时全无概念——我们以为还要过上很多年人类才能进入地球轨道——但我还是很兴奋。

“旅伴一号”升空后不到几个小时，一位诗人就写了一首小诗，激起了我的想象。

朝向群星启航，这一天终将实现。

谁能阻止我们拥有这样的梦想，

当列宁教导我们要敢于梦想，

所有的行星正在等待我们去发现。

我们将会丈量第五大洋，无尽的太空深处，

追寻契卡罗夫为我们开辟的道路。

瓦尔利.契卡罗夫（Valery Chkalov），苏联早期最有名的飞行员之一，也是我崇拜的偶像。

大卫.斯科特

“旅伴一号”升空的时候我正在科隆的一家啤酒馆里。当时正是慕尼黑啤酒节，我们一群光棍跑去德国找乐子。德国人在酒馆房顶上挂了一个“旅伴一号”的模型，我们喝酒的时候这个玩意儿就在我们头顶上“毕、毕、毕”的叫唤。我还记得其他酒客看我们的表情，你能听见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你们这帮美国人是怎么搞的？毛子的卫星都上天了。”他们都认为卫星上天是件大事。

“怎么我们就没有卫星呢？”我们有些尴尬的自问道。

三周以来，头顶上卫星传来的“毕、毕、毕”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心理作用。它使我们对苏联科技实力有了进一步的估计，当时我完全是从军事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的，就如同苏联人发明了一种威力更大的新型火炮一样。对苏联人来说，抢先美国一步发射卫星是对自己科技实力的最好体现。在我们看来，这表明了铁幕对面的敌人十分强大，他们的武器很可能比我们的好。

因为这是颗无人卫星，我当时并不认为这在太空探索方面有什么显著意义。没人想到这颗184磅的锡纸球会成为苏联征服太空的序曲，我们当时都以为这就是个一次性的把戏。谁知道猴年马月美国或者苏联才会把人类送进太空呢？就算不久后苏联又发射了“旅伴二号”，还在里面装了条狗，我们依然没真正意识到他们的打算。

《星条旗报》上的文章使我隐约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卫星计划进行的不太顺利。但是报纸对美国国内由于苏联人在太空占据先机而产生的焦虑情绪只字未提。美国海军在1957年12月6日试着发射了一枚火箭，离地几尺就爆炸了。报纸上的头条称之为“没谱一号”或者“砸锅一号”。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新闻带来的负面冲击，因为我们和家里人并不常联系。当时的长途通讯系统还很不发达。

即使在我意识到国内公众对这些失败的反映之后，卫星与导弹的世界依然离我十分遥远。比起太空，我更关心战斗机、轰炸机和核武器，比如，我对铁幕对面米格战斗机的部署情况要感兴趣的多。当时谁也不清楚我们的火箭什么时候才能研制成功，更不用说这会对力量平衡带来什么影响了。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我没想到这标志着一条斗争激烈的战线即将展开。

而我将会成为这条战线上的一名士兵。

于是我决定前往维也纳的第十警卫师。——弱弱地问一句：是不是近卫师？

细节的事情我也不大清楚。

河里考证派的高人太多，我犯不上在方面自找没趣。

我在SC那边已经说了，这是翻译作品，发在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让人挑错。

之前四条河友挑了两处，我改了一处。没改的那处是由于英文原文如此。您说的这一处我还得再去查证一下。也希望您能有进一步的指导。

苏军怎么会驻扎在维也纳？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我在克列缅丘格又花了两年的时间学飞改进型的米格-15s。这款飞机可以无论昼夜，在土质跑道上起降。当然，风险是很大的。在这两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差点因为一次机械事故而丧命。

我当时正试图穿越云层，可视性很差，这时一根液压管道破裂了。事后的检查发现油料漏进了一组电动机里，导致导航系统和无线电系统同时失灵。警灯亮了起来，意味着飞机着火了。当时情况下跳伞是唯一选择，但是我的高度太低了。我只能切断燃料供应，试图紧急迫降。

后来我才知道飞机根本没有着火。不过我处理紧急情况时的表现引起了一个神秘的考察组的注意。这个考察组不久后就从莫斯科来到我们基地，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一个试飞员学校。

考察组的组长是个上校，他告诉我学校的训练包括测试最新式的飞机：喷气式飞机，速度极高。我如果有兴趣接受选拔的话，可以来莫斯科参加测试，如果通过了，我的生活将会变得极其丰富多彩。

我当时25岁，驾驶着最先进的战斗机，无论是事业还是个人生活都一帆风顺。所以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我看中了一个姑娘，”我说，（的确有这么个姑娘，我很想娶她，尽管她本人还不知道。）“说实话，这个学校禁止结婚成家吗？”

上校乐了。“要真是个好姑娘，当然没问题。我绝对赞成。”

几天后我应邀来到了位于莫斯科的一家军事医院。那是1959年10月4日。接受过考察组面试的有三千多人，能来这里的连我一共40人。我们全都在全天候条件下飞过米格-15s和米格-17s。飞行时间方面没有最低限制，尽管我已经飞了350多个小时。我们的智商都很高，年龄都在30岁以下。一周的密集体检之后，连我还剩8个人。

正式训练开始的第一天，我们全都脱了制服，换上医院的病号服。我被安排进了一间病房，另一位飞行员正在里面看书。那天天气很热，他脱了个光膀子。他长得很有俄国人的风格，有着闪亮的蓝眼睛和大大的微笑。再仔细一看，原来是因为他的嘴角有些外翻，所以才使得他的微笑显得格外大。

“我是尤里.加加林上尉，”他说，“我的空军基地在北边，我是飞米格-15s的。”

“我的基地在南边，我也是飞米格-15s的。”我答道。

加加林是个很健谈的人。没过半个钟头我就差不多知道了他的过去。他说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小女儿，他说他急着回家，因为在他的驻扎地，科拉半岛的 摩尔曼斯克，极夜马上就要开始了。他说他很想在冬天出任务，在极圈内的飞行里程有助于他成为第一流的飞行员，而且那里很美。

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我们都是苦孩子出身，很早就要干活养家。我们的职业道路也很相似。我们喜欢同样的书和电影。那天他看的书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之前没看过。这本书在苏联很难搞到，不过我看完之后立刻就喜欢上了，书里对人物追寻目标的坚定决心的描写十分打动我。

（1965年夏天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古巴旅行，在那里我见到了海明威。我告诉他尤里.加加林十分喜爱他的《老人与海》，他深受感动。当时海明威在苏联并不出名，因为他的书苏联出版得很少。他是个很有性格的人，对我们的太空项目也很感兴趣。）

我们在医院的头一个月，医生检查了所有想得到的生理和心理指标。我们被关进隔音室完成一系列复杂的任务，同时里面灯光闪烁，音乐与噪音齐鸣，好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测试人员让我们做数学题，解题的时候房间里的扩音器不断地播送着错误答案。我们被关进在温度极端、氧气稀薄的压力舱，看我们能坚持多久。我们还被关进离心机，机器会一直旋转到我们丧失意识为止。

我们很清楚，眼下我们接受的测试已经大大超过了试飞员的范畴。就在同一家医院里还有其他试飞员在接受检查，可是和我们的测试项目相比，他们只能相形见绌。上面不允许我们相互交谈，因为我们目前的经历是头等机密。我们纷纷猜测这和太空项目有关，我们都很兴奋。

最后，一位空军上将叫我们八个去训话。他以父亲的口吻告诉我们，有一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继续做战斗机驾驶员，也可以接受一项新挑战：太空。他让我们好好想想。

我们在走廊简短的讨论了一下，五分钟后我们一起回到了他的办公室。我们说道：

“我们希望征服新的疆界，我们选择太空。”

上面命令我们返回各自基地等待进一步指示。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得知我要调到东德去，时间对我十分紧迫。回到克列缅丘格之后，我知道我必须和我的意中人谈一谈了。

我们两个相处的时间很有限。不过我第一次来克列缅丘格的第一天就看上她了。当时她还在上学，我记得当时她和朋友们走在一起，头上扎着发带，头发乌黑发亮。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在大街上又遇到了她。那天是我生日，我邀请她去军官俱乐部，本以为没有哪个女孩能够拒绝。结果她说她已经受到邀请了。没过多久，我就在俱乐部里见到了她和另一位军官一起。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她争取到手。我打听到了她的名字叫苏维特拉娜，还打听到了她的工作单位。从那以后我常常护送她下班。我不想失去她。而且眼下我马上就要驻扎国外，于是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苏维特拉娜，我的时间不多。我十分爱你，希望与你共度余生。我希望我们后天能够成婚。”我说，“我不想再拖了。因为再往后我就要去东德了。”

她的回答很简短，但足以使我心花怒放了。“我同意，罗沙。”

依照苏联当时的惯例，登记三个月之后才能举行婚礼。不过如果当地市长特批，这个期限可以大大缩短。我们登记的当天就申请到了特许令。这样一来，婚礼之前的准备时间就只剩下了两天。我们请了一百多客人，订了三千朵菊花。新娘姗姗来迟，手工缝制的婚纱上还留着线头。

第二天我就起身去了东德，四个月后她才和我团聚。

我的驻扎地是阿腾堡，在那里我加入了一个侦察小组，主要在匈牙利和东德活动，以便更新相关地区的作战地图。我的基地距离西德只有二十公里。在我接近东德与西德之间的空中走廊时，常常可以看到对面的美国飞行员。我对他们并没有敌意。有时出于同行间的相互尊重，我们还会相互抖动机翼以示问候。

不过当时的局势的确十分紧张，我们身上的压力都很大。只要我们一上天，控制塔就会紧盯住我们。要是有谁不小心飞入了缓冲区，回来后就只有停飞一条路。

照理说翻译不该直接跟读者对话。还麻烦大家原谅。

就历史水平来说，和河友们是不能比的。如果说还有点长处的话，就是对英语熟悉一些，能接触原文资料。挖这个坑也算为河里建设出一份力，不过我一个人毕竟力量有限，少不了大家支持。

之前提过，希望各位多提意见，实话实说是提携后进，好听一点就是共同进步。说白了，就是麻烦多回复，多提供相关资料。大家手里的宝贝肯定比我多。

先谢谢了。

奥地利二战前和德国合并，算是战败国。所以1955年的时候，奥地利还分成苏、美、英、法四个“占领区”，维也纳也分成四个“占领区”。

大卫.斯科特

午夜已过，凌晨未至，为了在东德执行侦察任务，若干架没有标记的F-100部署到了西德的基地。这些飞机的代号是“靓女”（slick chicks）。这些飞机特别安装了摄影器材，它们低空潜入东德，拍摄照片，然后有多快飞多快地跑回来。在侦察卫星出现之前，这是我们唯一的手段。

“靓女”的驾驶员都是CIA的人，我们对他们知道不多。

上面对于战斗机中队的飞行员接近禁飞区有着严格的规定。禁飞区宽约100英里，正式名称是防空识别区（ 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简称ADIZ。我驻扎在荷兰的时候经常靠近这个区域，但是真正进入该区域则会被视为严重的挑衅，甚至是宣战的表示。

我们这边的规矩是未经授权或未开战的情况下决不能进入禁飞区。但是每当雷达侦测到有俄国飞机向禁飞区逼近，我们这边就得有人升空拦截，以防万一。有时，为了试探对方的深浅，地面控制台会让我们直接飞向ADIZ，到了地方再掉头。俄国飞机的尾迹表明他们也有相同的做法。关键在于谁先掉头。这和小孩子的斗气游戏差不多，只是极端危险。

万一俄国飞机进入了缓冲区，那我们也得进去，对其进行检查与拦截。对方攻击，我们也攻击。对方开火，我们也开火。要是对方的飞机看上去迷路了，我们就为其护航，查清它的编号，与其取得联系，让它返航。它要是不听，我们就飞到它前面摇摆机翼，根据国际法，它应当跟着我们降落。它要是还不听，我的僚机就飞到它后面去，准备开火。这完全是猫鼠游戏。

有一次，我也不小心飞进了缓冲区，当时是半夜，我们领队的无线电坏了。当年的雷达功能很简陋，地面控制台没法告诉他赶紧回头。天上只有我们两个，我是他的僚机。突然一道强光罩住了我们，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来领我们回家的。事后我的领队很是经受了一番折腾。

我驻扎在荷兰的时候处过三位中队指挥。其中最优秀的是第三位，一个活的传奇，弗莱德里克 C “军靴”布莱斯（Frederick C “Boots” Blesse ），或者“布莱斯少校！”二战的时候他就是战斗机驾驶员，还在朝鲜击落过十架敌机，拿过双A。他写过一本书叫《无胆则无荣》（No Guts, No Glory），这是早期空战战术的圣经。他是我们这一行的顶尖人物，也是我赶超的目标。他的精力十分旺盛，当初他接手我们中队的时候与我们每个人都进行了一次一对一的空战演习。当时我们的紧张情绪可不是闹着玩的。

轮到我的时候我们俩彻底甩开了。所谓针尖对麦芒也不过如此：我们在给定的高度和速度下向对方直线冲去，在两机交错时看谁能先一步咬住对方的尾迹并用摄像机将对方“击落”。布莱斯击落我的次数比我击落他的次数要多，这一点是肯定的。接下来的训练里布莱斯让我跟紧他，他则试图用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来甩掉我。这是对心智与意志的双重考验。有些信心不足的人会在压力下乱了章法。不过我表现不错，当我们着陆以后，脱了飞行服，布莱斯赏了我后背一巴掌。

“好啊，斯科蒂，你在上面表现的不错。”他说，“改天咱们再一起飞上两圈。”六个月以后他把我选进了他的战斗机编队。这感觉真的不错。

当时我曾不止一次遭遇过空中故障。这为我应付紧急情况提供了宝贵经验。人们都说在欧洲驻防比呆在美国更能磨练飞行员的本领。首先，欧洲的天气更恶劣，更无常。中途改变航线，燃料不足，更改目的地对我都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们在荷兰执行任务，突然得知一团大雾即将袭来，必须马上降落。几秒钟之后地面就看不见了，我们只好改飞德国，着陆的时候油箱基本见了底。

天气不是唯一的问题。我在荷兰的另一次任务中飞F-100，刚离地面节流阀就坏了。我当时正在全速飞行，应急教程里从没提过这种情况。我有两个选择：弹射或者迫降。地面告诉我必须马上决定究竟弃不弃机。这是一个飞行员所能遇到的最棘手的选择：我知道许多人就是因为没有在还能够脱身的时候脱身出来而送命的。不过弹射也并非毫无风险：弹射椅可能卡住，座舱罩可能打不开，降落伞也可能缠作一团，随便那一条都能要你的命。没有哪个飞行员喜欢这么做，除非飞机已经完全失控。只要还能控制飞机大多数飞行员都会选择迫降。我觉得我对飞机的控制应该可以安全降落。我知道这很困难，但却意识不到究竟能千钧一发到什么程度。

为了减速，我必须切断燃料供给并关闭发动机，这样才能滑翔着陆。晴天的时候这倒还不是个大问题，因为你可以从足够的高度盘旋下降并由此调整到最合适的着陆状态。但是当天的天气很差，不但是阴天，而且云层压得极低。这意味着地面人员必须计算出低空着陆所需的时间。我只有一次机会，不成功便成仁。一旦关上了引擎你就非着陆不可——具体方式另说。倒霉的是，地面人员算错了，他认为我应该在着陆前十三秒关闭发动机，事实上这太晚了。

跑道很短，大约8000英尺。F-16的着陆速度是120-130节，这个长度还算合适。但是F-100的常规着陆速度是170-190节，这样一来留给我的余地就基本没有了，而且我当时的速度比正常情况快得多。我不得不使用减速刹——这是装在机腹的一块金属板，平时是收起来的——我飞的这款F-100没有襟翼。我就这样一路冒着烟冲到了跑道上，速度大约在200节上下。我一把拉下了左边的黄色把手放出了减速伞，但是伞面早就老化了，刚弹出来就变成了拴在机尾的一串彩旗。

F-100是第一款安装了防滑刹车的飞机，但是这也出了问题。防滑系统把轮子一抓一放得太剧烈了，结果飞机就像海豚出水一样，机头一冲一冲的。跑道的尽头就快到了，速度依然很快。这时我触动了另一个减速装置——前起落架的轮子绊住了一根铁丝，铁丝连着钢缆，钢缆和铁链编成一股。铁链的每一环都有40磅，按照设计没有什么飞机能拖得动它们。我的飞机不但拖动了，而且还把铁链的尾部甩上了天，砸穿了附近一间房屋的屋顶。

飞机终于在跑道尽头的一片泥地里慢慢停了下来。消防卡车也呼啸而至，我赶紧爬出驾驶舱跳到地面上，手脚并用地躲到了一边，以免万一飞机爆炸。根据飞机的受损程度，事故分为轻微和严重两档。这起事故算轻微，因为我把飞机基本完好的带了回来。说实话，当时的危险程度和严重也差不了多少。当天晚上几乎我们中队的每一个人都过来赏了我后背一巴掌并请了我一杯酒。

还有一次，我在北海“扯破布”——拖着一条彩旗为其他飞机提供打靶目标。我的后座坐着一个年轻飞行员，是个刚调进我们中队的少尉。这是他第一次在美国以外执行任务。打靶结束以后，我们拖着靶子返回荷兰海岸，这时发动机熄火了。于是我呼叫了我的朋友丹尼.克洛伊，他是我们编队的领队。

“嘿，丹尼，我熄火了。”

“你别逗了。”他答道，“回头酒吧里见。”

“没跟你开玩笑。”我答道。

“哦，那你麻烦大了。”他答道。

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那位年轻少尉的眼睛瞪得和盘子一样大。

“我们得采取应急措施了。”我告诉他。当时是冬天，北海里很冷。但是我还是勉强滑行回了基地，时间刚刚好。

并非每个人在危急情况面前都这么幸运。我在欧洲失去了几位好朋友。我加入32中队的最初六个月里我们损失了六架飞机和两位飞行员。我们对于用来替代F-86佩刀的F-100超级佩刀尤其很有意见。我对F-86有特殊的感情，我就是通过驾驶F-86才加入“音障终结者”的小圈子的。

驾驶F-86有一项特别技术。如果你在俯冲的时候施加适当的控制，再顺应飞机本身的动态做一下翻滚，可以很有效的减少阻力并使飞机达到一马赫的速度。然后你就能获得一枚F-86的制造厂北美公司（North American）颁发的一马赫胸针。人人都想要一枚这样的胸针。我在来到荷兰几个星期之后就得到了一枚。

相比之下，早期的F-100可谓声名狼藉。不是着火就是熄火。我们刚开始飞这款飞机的时候，我的第一位中队长把所有人——包括已经成家的人的妻子——全都叫到了军官俱乐部。

“我们要去非洲学飞F-100了。这款飞机的性能其实没这么差。”他很客观的说。不过他接下来对各位妻子说的话把我们都吓得不轻。“我向各位女士保证，我会尽可能多的把我的人带回来的。”

我来到欧洲的时候还是单身，到了驻防期满的时候我已经成家了。我在离开美国之前去德州看望父母，遇到了我日后的妻子萝坦。我们的父母彼此熟识，她的父亲也是将军。他们在二战的时候曾一起在英格兰服役。第二年圣诞我回德州时和她共处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年夏天，萝坦来欧洲旅游，我们决定趁机把正事办了。1958年的冬天她搬到了荷兰，我们得到了一间小公寓。

战斗机飞行员的收入不高，但我们的生活标准不算低。这主要归功于汇率。我曾在斯图加特用现金买下了一辆敞篷奔驰190SL。开着这辆车我们去了巴黎，丹麦，瑞典还有西班牙。我们的社交生活十分丰富，经常有派对。飞行任务也不少。就散在欧洲再呆三十年我也不嫌长。生活很不错，我过得很惬意。

苏联老毛子：

他这里根本没有禁飞区概念，互相都看到了

还是俩人在铁幕左右时间不同？

1."Slick Chick": “SLICK"这个词含有聪明入时外表光鲜的意思，实际使用中差不多跟“attractive"和“cute"是同一个意思。A slick chick 基本上就是"漂亮女孩”或者“靓妞”的意思。

2.Air Defence Identification Zone： 习惯译成“防空识别区”

Mirage3D Animation

外链出处

开头就是前苏联的领先起跑. 场面宏大,音响震撼,歌曲雄壮.

正想去找有关书籍去看,多谢.

Two Sides of the Moon: Our Story of the Cold War Space Race

阿列克谢. 列昂诺夫

我妻子刚刚飞到阿腾堡二十四小时，我就被召回了莫斯科，开始为1960年三月的太空项目进行实验。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不顺。尽管参加这个项目的都是万里挑一的空军精英，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少不了大大小小的麻烦。我和苏维特拉娜刚到莫斯科的时候，我身上只带了十个卢布。我们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航空航天医学中心，一路上计价器噼啪乱跳，很快就过了十卢布。这下子我可紧张了，只能强作笑容告诉司机我身上只有十卢布，多一个戈比也没有。结果他当场就把我们从车上赶了下来。我们只好顶风冒雪的走完剩下的路。最后我们到达的时候我妻子的脚都冻木了，我用自己的羊毛空军手套来给她捂脚。

刚开始的几天，我们在莫斯科中央机场附属的一座室内排球场里睡上下铺。另一位飞行员和他妻子睡在球场的另一头，想要保留隐私只有在球网上挂报纸。不过不久后我们就分到了位于奇卡洛夫斯基（Chkalovskoye）基地的一套三居室。逐渐地，我们开始获得一些普通飞行员没有的特权。比方说可以到一些存货特别齐全的商店购物而无需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排队。

最初的时候我们出外旅行的机会很少，出国就更别想了。集体旅游的时候总有一个克格勃的人跟着。正式训练开始的时候最初的八人已经扩充到二十人。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四人以上同乘一架飞机，以防万一。空闲时间很少，但是我们依然抽空在周末外出野餐，另外还有一年一度为期三到四周的强制性温泉疗养。

我们知道美国飞行员也已投入太空计划之中了。报纸上说水星计划招募了七个人。我们意识到这些飞行员比我们更有经验，——他们的平均年龄比我们长十到十五岁。我们安慰自己，尽管他们更有经验，但他们不会再度年轻了，而我们还有十五年充满活力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