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张维迎：学者要有公信力 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 -- aaazzz1978
2003年6月，一场被北大师生称为“大地震”的人事改革在这所中国古老的著名学府严肃而忐忑的拉开帷幕，而后并被北大人自称为“葵未变法”。其间，北大教改工作小组组长，改革方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经济学家张维迎所倡导的“不升即退”与“终身教席”等若干提案惹来诸多非议，成为了各路声音或讨伐或敬仰的对象。不但是在校园里暗潮汹涌论战激烈，且在社会上迅速引起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各方人士在媒体和网络上的争辩炙手可热，这种讨论似乎已经超越北大改革本身。相关讨论一直持续到今年，仅今年年初出版的相关书籍就有4种。
北大有工作人员称，这是一次事故。
余热未了，2004年8月，香港经济学者郎咸平指责TCL、海尔、格林柯尔等大企业存在严重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认为MBO是用银行的钱变相收购国家的资产。同月28日，《经济观察报》发表对张维迎的专访“善待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企业家”，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深圳高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之后，围绕如何评价过去二十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对民营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做怎样的价值判断，郎咸平是否代表“困苦”的中小股东利益，张维迎是否在为“无良知”的企业家们代言等等等等，中国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少见独特的争论，陷入甲申年的多事之秋。
于是，在某些媒体质疑中国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之后，张维迎就这样站在了炮轰的正中央。
似乎是由于本刊曾经专访过郎咸平，对于我们的采访请求，张维迎先生最早是十分抗拒，甚至厌恶的，这是一个清高文人常见的孩子气心态，因此好笑之余我仍然解释恳请相托友人，或许是我们的诚意，或许是我们的工作态度，又或许是张教授不善推脱之辞，使得他思虑再三终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前提条件是，不与无耻的人论战。
作为北大著名教授，他的名字在中国经济学界是耳熟能详，声名赫赫，倍受尊崇的。然而，一场“葵未变法”，一场“郎旋风”，似乎让其在风口浪尖中承受了从未承受过的质疑，责难，压力，甚至漫骂与人身攻击。
究竟为什么？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门庭若市，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张维迎的办公室。
他在接一个电话，温和的示意我们坐下。
我不禁想起张维迎先生在犹豫是否接受采访时，曾经短信过我，他坦率的表示对于目前某些媒体缺乏信任感，甚至直言太多的媒体喜欢炒做，没有核心价值观，导致沉渣泛起，使一些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没有的人居然被不知情的网民当为社会良知的代表，误导苍生，学术人士哭笑不得，悲哉！由于他的直率，我对这次采访有一种莫名的压力。
一杯清茶，一脸谦和的张维迎温和坐下。
记者：我本不想提及这次经济学界的风波，但是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场合去发表那样主题的演讲呢？
张：严格讲，这不是经济学界的风波，而更像学者与媒体之间的风波。我现在不想提这件事情，因为它让人倒胃口。我们换个角度说，我们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学者，总有一种相应的社会责任感。当你面对着愚弄大众的声音非常泛滥的时候，能仅仅为了自己不染麻烦，不遭人骂，就不站出来说几句话？
记者：那一开始为什么不说，才导致经济学家集体失语的状态。
张：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不值得站出来，因为我非常注意学者的公信力。举例来说，法庭双方在辩论，如果你是证人，提出指控，但我的律师证明你曾经谎言累累，那么你的证词是无效的。这就是一个人的公信力的问题。讨论社会问题，公信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少公信力的人他对学术是不会严肃对待的，他实际上是在戏弄别人。一个学者要有公信力，首先得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其次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我一直认为，学者首先应该修身养性，是一个道德观念很强的人，至少对人文社会科学是这样，因为他的言行会对社会、对公众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做人的品质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上都没有基本德行，连偷鸡摸狗的事他都能干的出，他怎么会成为有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心的人？
说到学术研究，如果一个人颠三倒四，一会儿用数据证明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高，一会又证明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你怎么可能认真对待他说的话？如果一个人因为预测了一次车祸的发生，你怎么就可以相信他说的太阳会在10年内毁灭的话？你怎么能忘了两年前他认为身体最健康的人不到三个月就病入膏肓？有人喜欢用数据唬弄人，因为大多数普通人都没有时间或能力将数据重新算过，但对学术研究来讲，逻辑比数字更重要。如果一个人在幼儿园找来10位男孩量了他们的身高，又在女蓝队量了4位女运动员的身高，然后告诉你女人比男人长得高，你如何看待？如果一个学者用“数据”分析得出某种结论，而同行专家用相同的数据根本没有办法复制他的结论，你说他的研究有多少科学性？他怎么能有公信力？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如果你在做人的基本道德上是为人所不齿的，如果没有基本的科学精神，我们历来认为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
记者：你不觉得因为你的这次站出，因为大多数百姓都认为你是在为企业家代言，而影响了你的权威性么？甚至声誉也似乎也有些受影响。
张：我没有这样认为。我相信好多的事情在历史的角度都会有人被误解的，问题是你是否真的本着一个学者的责任心在说话。我从来不为讨好任何人(包括大众媒体)而说话，我也从不认为我是在代表着某一个群体，我只代表我自己。企业家有他们自己的代表，我只是个学者，我对企业家的批评你去网上看看，有太多。这就是一种历史责任，一定要本着对社会、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做学者。我不认为我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我倒认为你们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记者：有网友问为什么原本很受尊敬的张教授为什么这次站在了百姓的对面？
张：究竟谁站在人们的对面？如果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四人帮”就成了最代表人民的利益的啦！难道“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比“宁要冰棍化成水也不能把冰棍卖了”更优雅一些吗？现在“多数人的利益”、“小股东权益”已经被某些无耻的人劫持为“人质”，这很可悲痛。不用解释什么！一个严肃的学者绝对不会去媚俗，绝对不会去刻意的讨好大众，哗众取宠，而这种讨好同时就是一种愚弄，只有极端利己主义的人才干的出来。而在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说实话，你有责任感才会站出来说这个话。难道听任大众被继续的愚弄下去这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中国目前是司法不独立，很容易将问题归结为意识形态问题。象我们这些人，20多年来的命运一直就跟改革搅和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国家的问题在那里，我们同样知道这些问题需要积极的改革来解决。我们批评政府，批评行政权力干预经济，批评企业家，政府官员不高兴，企业家也难堪，但我们都是以建设性的态度，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去最大化自己的知名度。
记者：不管怎样，这种影响确实在老百姓心中是形成了。
张：我相信是短期的，潮水终究会退去的。做为学者，我们更在乎同行的评价。在学术界，有些规则大家都是了解的，而你什么样的人，我们也都是了解的，国内外经济学术界的沟通很多。其实大部分民众，他们也将会更加成熟，当他们发现了解某些人在学术界缺乏基本的公信力、为人所不齿的时候，难道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对不起，我只能用相对抽象的话来表述。因为不愿意过多的去说。
记者：有人认为，最近中国经济学家的权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有所下降，你怎么看？
张：我不认为。现在所谓你们讲的这些东西无非是媒体放大的东西。如果不是网络的话，他的放大效应不会那么大。媒体有的时候是正面也放大，反面也放大。我个人很乐观。况且中国经济学家是个群体，如果连这点风雨都经受不住的话，那成什么了？难道一个无赖一个疯子往你脸上扔块泥巴，你就一辈子都不美了么？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学术界，需要净化学术空气，不能让江湖郎中乱搅和。
记者：甚至现在广为流传说在这场论战中你败给了香港某学者？
张：我的感觉是，至少在经济学界，我更受人尊重。我刚才说了，你去香港、台湾、美国调查一圈下来，就十分明白了。一个社会对于一位学者的公信力要足够重视，否则有可能对社会带来极大的伤害。就像我刚才所举的例，如果你是个经常说谎的人，但法官陪审团却采纳了你的证词，那这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包括媒体，我感觉中国的某些媒体缺乏基本的核心价值观，缺乏责任心。美国有新闻自由，但有那家媒体会为本拉登做宣传么？我们现在太多的媒体也喜欢哗众取宠，因为没有名气所以只能靠这个来炒做，但这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的。这是最大的泡沫，很快就会破灭。我们坦荡荡的。
记者：那你觉得你有必要再重申一下你的立场么？
张：我没有必要。一开始我就不愿意卷入。就像是我本来认为法官是不会听信品质有问题的人的证言的，但是既然有法官听了，所以我就只能站出来。
记者：前几天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公开承认在国企改革中的资产流失问题，以及近期出台的国有资产流失的“堵漏”措施，你怎么看？
张：这个问题早就谈过，我自己曾经就负责过北大的企业改革，我知道怎么回事。关键是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正因为这样，才更要加快改革的步伐，而且这也不是今年才存在事。有人利用这个问题去否定改革。 还有也许你的判断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什么叫流失？能不能定义清楚？
记者：那为什么国内的经济学家就不能以同样的学术方式在数据上直接反驳呢？
张：我刚才说过了，用数字唬弄普通人是最容易唬弄的。如果说到数据，那么多经济学家都在用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分析中国的改革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去看看？为什么要偏信那些无聊的东西？有国外的学者已经证明，用这同一个学者的数字做同样的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却完全不一样。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从国外要过来。有一些东西我们既然已经形成共识，如果还把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一个很荒谬的结论的证伪上，是很不值得的！所以最近国际上顶级的教授都开始说话，包括耶鲁的陈志武教授。这个事情用不了多久，就会明白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成熟一些，再理性一些，摈弃一些浮躁情绪化的东西。别以为人家递给你一根绳子就是在救你的命。我相信社会主流的经济学家都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因为没有社会责任心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流，否则，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记者：如此看来这场风波似乎维持的时间较长也显得很有序。在你看来是否有有所预谋的嫌疑？你怎么看待这次风波本身？
张：应该是不仅怀疑，已经有了相关的线索，但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证实。当然这次事件反映出了一些社会的深层问题。我们的百姓还是很容易被煽动的，回头看看，哪一次运动不是打着为多数人的利益旗帜闹的？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文化大革命不也是吗？我们以为大家都明白的，而且人一旦怀着一种情绪就很难去客观认识事物了。
我希望媒体真的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公信力，不要回避问题，当然媒体也需要一个成熟的过程。中国迫切需要媒体从业者素质的提高，否则言论自由就会被滥用。
记者：处于风口浪尖被人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张：挨骂我现在已经不害怕了。不过要看被什么人骂，为什么事情骂了。如果说你的理论被误解的骂就是没有办法的，但真相大白后，你会更受人尊重！
记者：你是亚信的独立董事吧？
张：完全是客串，只是因为友情难却而已。我发表的哪一句话是为亚信牟利的？我有时参与企业的一些活动，是因为我认为，这些活动对我的研究有价值，推动企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也是我们学者的责任。如果我们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没有竞争力，没有地位，我们中国人能有地位吗？我鼓励老师适当接触企业，因为作为商学院的教授他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啊。如果这些教授都没有接触过企业，他的课能让人信服么？如果说因为这样就成了某些集团的利益代表了，那很简单每个人都代表自己，最多再代表老婆孩子而已。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我想一个人学者最重要的是超越自我，如果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就是什么话，那就是没有超越自我，就不是真正的学者。你们难道真的那么看，认为我们的权威性受影响？其实会事过境迁，孔夫子早就说过，听其言，观其行。
记者：怎么才能建立这样的信任机制？
张：只有考虑未来的人才会讲信誉，我多少文章都在讲这个问题。历史的变革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我们原本想象改革5年就能完成，结果呢？
一篇评价北大改革的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北大改革中最令人担忧的是暴露出了当前中国社会文化精英普遍存在的思维能力的孱弱，精神视野的偏狭，人文悟性的欠缺，道德意识的淡漠，
甚至精神和心灵世界的萎琐。在北大人事改革引发的讨论中，人们更愿意作出超越表象的解读。
记者：北大人事改革从去年6月始至今已一年有余，但目前有传言说处于搁浅状态，是否属实？最后第三稿的改革方案与初本相较，改动大么？
张维迎：没有搁浅，今年三月已经开始实施了。方案第一稿的基本精神没有变，我打个比方，这个方案中有“承重墙”，也有“隔离板”，变化的只是隔离板。而承重墙的内容包括两条，一是不留本院系的毕业生，二是“不升及走”聘任制度。我担心的不是方案本身，在任何改革中，方案充其量只是成功的一半，更重要的是执行中的心态、气势，如果仅仅只有方案而没有改革的精神，是很让人担忧的，但如果有了这两点，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现在做到第一条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否能真正做到第二条，我不敢保证。改革不能太心急，制度变化一定是一个过程。从这个方案本身来说，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非休克疗法。
记者：依你所见，要看到成效大致需要多长时间？
张：我估计，以光华管理学院的经验，大概三到五年吧。但我想到最后可能每个院系的情况都不会一样，这要看院系的领导是否具有改革精神，理念，有使命感做好这个学院。
记者：据说，这次推进改革让你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张：我没有付出什么代价，更谈不上什么沉重。
记者：比如说去年12月的党委落选。
张：哦，那次是，三十三个候选人，得票数我最低。
记者：是不是这样的结果，也你是有所预料的？
张：在其位，谋其政吧，我当然希望大家都支持，但有些东西不好说。其实我做任何事情都凭着一种理念，我每天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社会需要大学干什么？大学需要教授干什么？这里有我没我有什么差异？如果没差别，说明我们没有达到目标，应该感到惭愧。这是一种核心价值观，也是我做事情的一个简单出发点。
记者：许多高校都效仿北大人事改革中的部分内容，但却引起北大校内一些中教师的严重反弹，质疑方案的合理性，因此在方案的两次修改稿中有浓重的妥协意味，比如说取消了学科末位淘汰等措施？
张：没有砍掉，只是未来能否执行下去是个问题，方案从整个文本上来说，精神没有改变，只是一些刺眼的指标作了微调，稍微柔和了一些。其实事情过了一年多， 我都快忘了，我相信改革对一些水平相对低的人是一种威胁，但对于高水平的人来说应该是一种激励。
记者：当时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为什么？
张：我知道我做的是得罪人的事情，会遭人骂的，但是我不在乎。我想每一个真正的学者都会很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但是有时候你所坚持的东西，并不会完全让人理解，所以会有些理性的批评，也会有感性的谩骂，但仔细想想也就没什么了，偶然被骂一次你会生气，但被人骂多了也就不生气了，因为这是人家的权利。
记者：当时北大的学生以及校党委分别持什么态度？现如今呢？
张：改革是校领导的决策，我只是提出建议并负责一点具体工作而已。至于学生，至少我的学生是很支持的，这并不是因为个人感情的缘故，而是他们一直跟着我，理解我的理念，而且，他们一进校我就跟他们说过不要抱希望于留校。从人的本性来说，大部分改革一开始总是不受欢迎的，一是因为改革给大家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许多人是不愿意冒风险的；二是改革也带来了一些利益的调整。由于这样的两个原因，所以大家有很本能的抗拒心理。至于现在，我就不好说了，我已经很久没有管这个事情了，我自己的工作已经划了句号。但是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功，因为这对中国的教育、中国社会的进步太重要了。
记者：那你为什么倡导变革，你也应该具备这种本性啊？
张：我刚才讲过了，我做任何事情都要禀着自己的理念，说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干自己认为必须干的事情。在光华管理学院，我们有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通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通过我们的知识创造，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提高。那我们就问：现有的教师队伍是否能完成这个使命？几年前，我们觉得不能，所以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幅度改革，引进人才。经过几年的努力，才有了光华管理学院今天在国内外的地位。是否有地位，是否能得到大家的尊重，就看你是否为社会带来价值。大学是座庙，我们必须关注庙里的和尚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否真心信佛，是否真正懂经，是否有修行。我一直觉得大学是很神圣的，这是由他的使命决定的。
记者：有很多人批评你是用企业改革的方式来改革大学。
张：这是一个误解，我今年三月出了一本书《大学的逻辑》，里面对一些相关的问题阐述得很清楚。有人这样说很是想当然，因为我是研究企业的，当然了就会如此了，这就是“出身决定论“嘛。当然我不否认，大学和企业也是有一定的共性的，这就是如何激励人的问题。
记者：记得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曾说过我国现行的大学人事制度是计划体制的最后一座堡垒。
张：这座堡垒很坚固，我们实际上也只是在内部凿了小窟窿而已。具体情况在《大学的逻辑》中我做了详细说明。但任何变革都是从小的变化开始的，况且认识事物是个过程。而且这在大学是非常难的，难就难在大学的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观点，如果是一个企业变革，领导班子讨论后就基本可以交代下去了。我想起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是政治家的立场。而大学教授是，“凡是别人拥护的我就反对，凡是别人反对的我就拥护”，那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的观点。在这个改革中可以看到，其实有些教授是支持改革的，但是为了强调自己的个性，表示自己不是随波逐流之辈，都用“我原则上同意，但是。。。。。”这种口吻，结果媒体一写就都好象是在反对改革。其实这是教授表达观点的一个特点。
记者：你是西北大学毕业的吧，有人抨击你因为未曾就读过北大，所以对北大没感情，因此质疑你的改革方案的初衷。
张：这种说法我听起来怪怪的。我想，如果我是北大毕业的话，我可能会力度更大。因为你要做到真正为这个学校好，如果再这样下去以后在国际上会没地位的。你作为北大的校友，只有学校越好，你才会越光荣啊。要是这么说，因为你不是北大毕业，你就对北大没有感情，那北大的好坏你犯得着担忧吗？
北大是个很高的平台，给予了我很多，因为北大的资源与品牌，因为你是北大的教授，因此获得很多不同的待遇，但是我经常会扪心自问，你又为北大做了些什么？至少从人性上说，我们也是要讲回报的吧。而有些人不仅不做贡献不讲回报，还把北大当成金子一样，每天刮一层涂在自己的脸上，时间长了，金子就没有了。我们现在不是讲国有资产流失吗？大学最重要的资产是无形资产，它的品牌价值。很多大学的老师抗着大学的牌子到外面去挣钱，又不为大学的品牌增加价值，难道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吗？从这个意义上，北大的改革也是为了国有资产的增值啊。
记者：从本意上说，你更希望自己是个纯粹的学者，还是一个拥有学术思想的管理者？
张：这是有些矛盾的，我自己希望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但是有时候，身不由己。我夫人曾经跟我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两支足球球队比赛，A队总是频频破门得分，而B队连人家的半场都过不去，后来B队的守门员一气之下自己带着球冲破防守，终于打入一球。我就有点象那个守门员，看到现状着急，我希望大家水平都高了，然后我还是回来守门的好。我希望有一个好的环境，而我最应该是个学者，我20年前写的书现在再版仍然是前沿的。有时候，我是不自主的做一些行政上的事情，但我做这些事情的初衷是希望看到一个好的学术环境。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不愿与平庸为伍的。
记者：你的梦想？
张：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
我在表达观点上从来不打折扣，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这也应该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态度。
引以为荣是光华管理学院的氛围文化，学者需要学者的欣赏，一个人做研究是很孤单的。志同道合水平相近的人在一起很，能忍受寂寞。有些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说过几年去学校教书，你以为门槛就那么低？有些人愿意在大学工作，因为轻松啊！其实真正的好大学教员是决不轻松的。
张维迎教授简历
1959年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获西北大学经济系学士学位，1984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1990年9月入牛津大学读书，1992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M. Phil.)， 1994年获博士学位(D. Phil.)， 1994年8月回国到北京大学工作，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4-90在体改委工作期间，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数十篇有广泛影响的论文，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
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师从著名经济学家、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硕士论文曾获1992年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最佳论文奖 (George Webb Medley Prize for the best thesis)。
张维迎教授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界有广泛影响，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
张维迎语录：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北大本科生一年的成本是20000元，那么剩下的16000元都是政府在补贴，这是穷人在补贴富人。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比如说，学费就可以收20000元，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现在中国好多大学都在盖庙，庙盖得比世界一流大学还漂亮。但是盖庙容易，请和尚难。和尚不念经，牧师不信教，盖庙又有什么用？
没有真正的校长，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家。现在不可能出来真正的校长，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教育应该通过充分竞争，形成教育多元化，这才会形成一个相对公平的多元化分布。在目前的体制下，太多人把目标锁定在北大、清华上，美国就不是这样。他不会说我非得上哈佛不可，耶鲁、斯坦佛、普林斯顿，都很好嘛。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的特色定位。
中国的企业家，将企业从小到大做起来的时候，最大的感受往往是非常的累，这不是因为管理耗费心血和时间，而是因为企业家面临的社会环境变化无常。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白天没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中国的企业家即使白天没有做亏心事，但是仍然还是害怕鬼敲门。
我们所有干的事都可以从对社会有没有价值和对个人有没有利益两个角度思考，这样就四种组合：第一种是你干的事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也有利益；第二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无利益；第三种是对社会没有价值但对自己有利益，最后一种是对社会没有利益对自己也没有价值。第一种人是君子，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只有对社会做出贡献才会获得价值，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第二种是圣人贤能，需要很强的社会责任心，公益心。第三种是坏人，是小人，干的事对社会没有价值，甚至还破坏社会的价值。第四类是傻子，干的事既对社会没有价值，也对个人没有价值。我们的企业家做的是什么事？主要是第一类事，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这是竞争的结果。真正的学者主要是干第二类事情，但有些所谓的学者实际上在干第三类事，但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们在干第二类事情。
其实在这个社会最难不是骂企业家，最难是敢面对大众舆论保持独立性，这才是一个学者真正应该有的独立性。但是非常遗憾，现在谁敢骂企业家，就认为这个人就是独立的，如果不敢骂就一定认为这个人拿了企业家的好处。
学者也不能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去诬陷诋毁别人，对别人不负责任的说话是不对的。我们的媒体也应该反思一下，不要动辄就说这些人有社会良知，另外一部分人没有社会良知，这只会阻碍学术的争论，学者之间的争论应该靠内部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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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一篇《比较张维迎和郎咸平的学术水平》附本人评论
by 南风
下面转贴的贴子原始出处似乎是水木清华，但我最早是在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的论坛（http://bbs.cenet.org.cn/）上看到。本来我不打算把它发到新语丝上，
但该文发到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后不久被删除，所以我觉得有必要把它介绍给
大家，也算是对我前天《我对〈邹恒甫教授上海财大演讲散记与断想〉的观后感》
一文的补充。
注：从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首页（http://www.cenet.org.cn/cn/）上看，这
是一家依托北京大学等名校经济学系成立的中国经济学年会所主办的网站。其理
事学校除北京大学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
门大学、西北大学、香港大学。
比较张维迎和郎咸平的学术水平(谁是江湖郎中)
发信人: lucky (还是我), 信区: TsinghuaCent
标 题: Re: 张维迎：学者要有公信力 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zz)
发信站: BBS 水木清华站 (Wed Sep 29 03:36:11 2004), 站内
转一个：
发信人: congmingdou (糖糖), 信区: PKU
标 题: Re: 张维迎：学者要有公信力 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
发信站: Unknown Space - 未名空间 (Tue Sep 28 14:18:39 2004) WWW-POST
张维迎：不过这也提醒我们学术界，需要净化学术空气，不能让江湖郎中乱搅
和。...我最应该是个学者，我20年前写的书现在再版仍然是前沿的。一个真正
的学者是不愿与平庸为伍的。
那我们比较一下张维迎和郎咸平的学术水平，看看谁在真正的学术前沿，谁是真
正的学者，谁是江湖郎中。（仅比较英文论文部分）
张维迎：
http://www.gsm.pku.edu.cn/gsm.nsf/index?OpenForm&ProgramName=1A0002002
001730178&Page=1&CSiteTemp=1
Zhang Weiying, 1990, "Theoretical questions concerning macroeconomic
balance and macroeconomic control" (with Song Guoqing),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Vol.23, No.3, 1990, USA.
Zhang Weiying, 1989, “On the Line of Thoughts in Price Reform Guided
chiefly by the Notion of Letting Go’”, Chinese Economic Studies,
Spring 1989, 22(3), pp.50-66, USA.
Zhang, Weiying, 1997, “Decision Rights, Residual Claim and Performance:
A theory of How China’s State Enterprise Reform Worksote ,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8 (no.1): 67-82, JAL Press.
Zhang, Weiying, 1998, “A principal-agent Theory of the Public Econom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hina”, Economics of Planning, Vol.31: 231-251.
Zhang, Weiying, 1998, “Cross-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Privatization
in China ”, MOST-MOCT: Economic Polic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cs.
Zhang, Weiying, 1998， “Optimal Assignment of Principalship in Teamsh”
(with Shuhe Li), forthcoming,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Zhang, Weiying, 2000, “The Road to Capitalism: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with Shaomin Li and Shuhe Li),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Vol. 28 (No.2): 269-292.
Zhang, Weiying, 2000, “Why Entrepreneurs Are Liquidity-Constrained? ”,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Forthcoming, Vol. 1 (No.1).
Zhang, Weiying, 2000, “China’s SOE Reform: A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China, forthcoming.
张没有论文在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 怎么就在学术前沿了呢？
郎咸平：
http://www.ceibs.edu/forum/2002/0511_lang_cv.html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Impact of Managerial Self Interest on
Corporate Capital Structure," (with I. Friend), Journal of Finance 43,
1988, p271-281.
"The Size Effect of Stock Returns: Is It Simply A Risk Factor Not
Adequately Reflected by the Usual Risk Measures?" (with I. Friend),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12, 1988, p13-30.
"Dividend Announcements: Cash Flow Signalling vs. Free Cash Flow
Hypotheses,"
(with R. Litzenberger),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4, 1989,
p181-191.
"Managerial Performance, Tobin's Q and Successful Tender Offers,"
(with R.
Stulz and R. Walkl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4, 1989,
p137-154.
"Troubled Debt Restructuring: An Empirical Study of Private
Reorganization of Firms in Default," (with S. Gilson and K. Joh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7, 1990, p315-353.
"The Forecast Accuracy of Individual Analysts: Evidence of Systematic
Optimism and Pessimism," (with K. Butler),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9, 1991, p150-156.
"Insider Trading Around Dividend Announce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with K.
John), Journal of Finance 46, 1991, p1361-1390.
"A Test of the Free Cash Flow Hypothesis: The Case of Bidder Returns,"
(with R. Stulz and R. Walkl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9,
1991, p315-335.
"Testing Financial Market Equilibrium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with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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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ntangling the Incentive and Entrenchment Effects of Large
Shareholdings (with S. Claessens, S. Djankov and J. Fan),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Finance.
"The Ultimate Ownership of Western European Corporations," (with M.
Faccio), forthcoming i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国际一流学术期刊
经济类top 2：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金融类top 2：Journal of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大家比较比较， 谁是真正的学者， 谁是江湖郎中
--
※ 来源:?BBS 水木清华站 http://smth.org?[FROM: 210.86.74.*]
除此之外，在北京大学光华管院介绍张维迎的学术成绩一栏
（http://www.gsm.pku.edu.cn/gsm.nsf/index?OpenForm&ProgramName=1A00020
02001730177&Page=1&CSiteTemp=1），罗列了张维迎90年代三大成绩，其中企业
理论、产权理论非本人专业，不敢妄下断言。下面仅就三大成绩之一的《博弈论
与信息经济学》一书为例，做个简单说明。该书的确为国内多所高校所采用，在
国内与谢识予的《经济博弈论》齐名。但无论如何，该书也只是一本教材，因为
出版的时间比较早，可以算是同类教材的开山之作，加上作者汇编的内容比较多，
确实很适合研究生使用。不过无论如何，我相信没有哪位知名学者是靠写教材闯
出名头的。在经济学界，最出名的教材当为Samuelson（通译萨谬尔逊）所编著
的《经济学》，开创了经济学教材的新体系，自首版问世已来，发行50余年而不
衰，迄今在中国已经有第16版中文版。但Samuelson本人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的功绩却绝非该教材之缘故，可以说毫无干系。写教材面向的对象是学生，文笔
好是第一要旨。而作为学者，特别是知名学者，在学术研究上做出文章才能体现
出其学术地位。所以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确为好书一本，但与其学
术水平实无关联。
本人学识浅薄，也欢迎经济学同行多多交流。
(XYS20041013)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我对《邹恒甫教授上海财大演讲散记与断想》的观后感
by 南风
1. “关于‘学术牛人’的年龄，恒甫先生在讲演中反复提到，美国一流的
经济学院系常常有二十几岁的‘牛人’当‘牛教授’的情况”
对于这一点我不敢苟同，以正常人读书经历来看，26-28岁才能博士毕业。
如果二十多岁就能成为教授，那么教授和博士还有什么区别。当然，我不排除如
张维迎导师莫里斯这样的牛人。但绝对是少数，而不是“常常”。
不过，说这句话，作者真正用意我以为是想说明这一点：年龄不应该是成为
“牛人”的必须条件。对于这一点，我是认同的。特别是我国的院士，和经济学
诺贝尔纪念奖类似，属于荣誉称号，没有什么意义。
2. “大骂从国外回来的海龟‘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的欺世盗
名之徒、沽名钓誉之徒。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
对这一点我也有同感，不过作者对“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似乎有所保留，包
括邹本人也只是一种调侃。这里我举个实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国内最初
的名头是一套《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共三集，应该说这是一套不错的丛书，
可惜书的封面上有一行文字很无聊，他们把自己成立的组织――中国留美经济学
会，翻成为“The 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这不是让读者误解他们就是
中国的经济学家协会呢？最近，张维迎在和郎咸平的论战中批评郎只是二流学者，
但我看到的事实是：张维迎在发表论文方面远不能和郎咸平相比，其大部分英文
文章都是发表在所谓的Chinese Economic Review上，没有在真正的权威刊物上
发表过一篇文章，颇有点朱苏力之流在美国谈中国，到中国谈美国的味道了，而
郎氏至少有数篇文章发表在经济学五大期刊上。所以这一点上，我始终认为以张
维迎为代表的海归派的确有欺世盗名之嫌。
3. 关于“万能经济学家”
从文中看，作者显然持否定态度。现代的知识分工已经很细了，没有人，退
一步说是极少人能够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在这个意义上，万能经济学家是不存
在的。但担心因“万能经济学家”而导致误国，我想这就过分了。以新语丝为例，
只是体制外小民一个，但并不能因此而剥夺它的话语权，问题的关键是决策者的
态度。作为提建议者，我想任何对该问题有所关心的人都应该有权发言。国内
“万能经济学家”问题，实际上是因为这批“万能经济学家”掌握了本不应属于
他们的话语权。
4.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
作者显然是批评邹氏所倡导的“形而上”。但从作者的举例来看，他只不过
说明了研究“形而上”离不开“形而下”的支持，并不能证明“形而下”在现阶
段比“形而上”更重要。虽然在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文章对现实似乎没有
直接作用，但我们很难想像在美国一流刊物上一篇文章都没有就能够成为经济学
教育大国的先例。以我对国外高校的理解，“形而上”似乎地位在“形而下”之
上。
5. 关于职称评定
作者虽然提出了一种看起来不错的方案，但以今日之中国，我看不到这类方
案实施的可能，可悲乎？！
6. 关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我只能同意作者这一句话：“关键看你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作者极力用“国内低级错误的数学运用”来抵毁“数学对经济研究的作用”。以
我对经济学研究的理解，数学工具的掌握，绝对是任何领域都需要的。以作者后
来举的例子，科斯的《企业的性质》的确只是文字，没有数学，但那篇文章只是
开了一个头，而后继深入对企业的研究还是运用了大量数学的，有兴趣的读者可
以参考见科斯等编,《契约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版。
7. 关于“高校教师待遇”。
作者认为目前国内教授收入低，以至于不能安心做学问。不单本文作者，新
语丝也曾贴过类似的贴子，主旨是反映上海高校教师待遇很低。
看作者的单位是上海财经大学，上次看到的贴子反映的是同济、复旦这样的
学校。不明就里的人，还真以为高校的工资低。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他们的
账内工资的确不高，因为中国年薪最高的级别――国务院总理，也不会超过20万
一年，但实际的情况，高校教师是只靠工资吗？以我所在的学校为例，地处内陆，
在全国排名百名之外，即使是各专业排名，也只有少数专业能在本专业评比中挤
进前十，实在是一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高校，但教师（教授级）只要还活着，
一年平均10万是有保证的，这只是学校给的。利用教授的名头，在外面捞的、从
课题经费中扣的，至少不会比学校给的少，除非你没有课题（但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课题靠什么评职称？）。普通讲师级，课题不多，平时靠在外面兼兼课，一
年也有4~5万，考虑到教师的工作强度，在一个内陆城市，你能不满意？就我的
了解，目前高校教师是比公务员/外企还要热门的职业，相信身处高校的研究生
们，特别是毕业班的，应当是很清楚。
当然，如果某位博士或教授嫌上海高校待遇不好，欢迎到我校任教，我保证
上述待遇属实，而且在2005年之前，还有博士楼提供。
8. 关于“学术研究就一定要发表文章吗”
我同意作者所说的“发表以及发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只是一个形式”。但形式
并非不重要，朱苏力所犯的也只是形式问题，因为在讨论中，我们无法确定阿甘
同学真实水平的优劣，除非我们像律师打官司那样看过全部的相关文件。
我承认，有时做一个大项目需要几年，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成果，但最
终还是会有成果，至少是有所进展吧，所以发表是必须的。当然发表可以是广义
的，如在互联网上公布，但作者为什么一定要抵制在传统媒体上发表呢？至少目
前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位高人从不在纸质等传统媒体上发表文章。说到在哪发表，
只要在评职称时不以所发刊物定等级，那么发表在哪里的确是无所谓的。
9. 最后一点，作者感叹邹氏满腔热情却做不了当院长，那究竟什么人能做
院长呢？
相信看过新语丝的人物都知道国内高校这方面现在很混乱。但俺猜测作者既
然有这么一说，想来至少是认为上财应该没有这方面问题吧？好，那我就举上海
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程恩富为例吧。去年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突然上上下
下批判张五常的观点，这位程院长也作为代表来到我在的学校布道，但整场下来，
大致都是张五常的老婆是从别人手中抢来的、张五常在美国欠税等笑料，实在看
不出这和张五常的观点是否正确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只有根正苗红的出身才能发
言？
(XYS20041006)
邹恒甫教授上海财大演讲散记与断想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李健2004年9月25日谨记，主页：
www.jingjixue.com ）
2004年9月22日晚，在上海财经大学行政楼一楼学术报告厅，财大经济学院
新任院长田国强教授主持邹恒甫先生题为“迎接经济科学教育与科研的春天”演
讲会。本人有幸聆听。
邹恒甫何许人？对国内经济学界稍有了解的人都可能会大致知道一些。本人
在北大念博士的时候，旁听过他和龚六堂老师讲授的高级宏观经济学，知道他是
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经济学）高级研究中心创始人、主任，北大光
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一、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
9月22日晚，财大行政楼偌大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甚至走廊、前排地上、
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演讲开始，田国强教授介绍说，邹恒甫先生是中国大陆1949
年以来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的师兄。
这时旁边有同学和老师低声议论，“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哦！”，看来，国人的
惯性思维――大凡有水平的“大牌教授”、“学术权威”大多应当是“德高望重
的老教授”，在21世纪的中国大学依然根深蒂固，依然盛行。这很有些象中国的
中医，越老越“牛”，越老越值钱，（关于这一点，你看看满大街“老中医”治
百病的牛皮癣广告就知道了），而不管这人是否真的有水平，是否真的很“牛”，
只要看起来有派头――“老”也是一种派头，看起来似乎很有学问的样子，大家
就把他当作有学问的人，当作大学问家，以至学术“牛人”。这或许也是为什么
有一些人总喜欢装得很神气、很象学界泰斗、开山鼻祖，装得很有学问、很有派
头（甚至以此装神弄鬼）的重要原因。在中国，不光是一些喜欢到处赶场子的风
风光光气气派派的“经济问题分析家”如此，其他学科也大抵如此，只是没有经
济学这么严重，这么泛滥。这是授者与受者（包括学生、官员以及一群特别喜好
并制造“著名经济学家”的媒体工作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一个典型――学生和
听众往往不如讲授者自己知道自己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半斤八两。作为稍微知晓一
点现代信息经济学知识的经济学家自然非常清楚这一点，这或许也是此种怪象在
经济学界特别猖獗的重要原因。但恒甫先生似乎比较缺乏这方面的派头，全然没
有学术权威的威严，俨然一个经济学愤青，逮着谁批谁，这很不符合那些脑子里
有太多条条框框的人的胃口。但是说实话，如果大家都不装，都用本来面目说话
多好哦，说话人不累，别人看着听着也不难过。当然，有一些人不装派头会更累，
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多少真东西唬不住阵势，要不装派头又继续混下去实在是太为
难他们。
关于“学术牛人”的年龄，恒甫先生在讲演中反复提到，美国一流的经济学
院系常常有二十几岁的“牛人”当“牛教授”的情况，虽然处于中国开放前沿的
大上海的财经大学的师生（也包括国内所有大学的师生以及管理中国教育科研的
官员们）对国外大学此种情形事实上也都大体知道一些，也知道这种现象背后的
制度安排的诸多好处，但是却很少有人去思考这种情形与中国这几十年来的情形
以至眼下的情形之对比，是否很滑稽。以年头和人缘混职称是国内大学和科研单
位的普遍痼疾。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跑出去都是个人物的聪明绝顶的中国人，他
们居然就没有想到是否要改变一下这种糟糕状况。这实际上涉及到恒甫先生特牛
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所不会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一个制度问题――“社会在某
些特定情形下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将会恶性共生”。大家其实都很明白，但就
是不说，听之任之，随波逐流，美其名曰“适者生存”，甚至推波助澜，助纣为
虐，结果如何自然可想而知。真是可悲！
书归正专。
二、他们“欺骗中国人民”
在本次演讲中，恒甫先生以自己在中国十多年办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的
人与事，以耳闻目睹大陆经济学界之种种怪状以至切身体验和感受，大骂从国外
回来的海龟“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的欺世盗名之徒、沽名钓誉之徒。
“到国外就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就开始癫狂，就开始装大”。并多次点名“骂”
“三纲五常”（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张维迎、林毅夫、海闻等“著
名经济学家”之诸多怪行，（大陆著名海龟经济学家当晚差不多被恒甫先生一网
打尽，包括央行行长周小川），甚至连同台就坐的田国强教授也不能幸免。恒甫
先生调侃说，轮流坐庄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是一群入不了美国经济学主
流的留学生自己“过干瘾”、“意淫”，台下哄堂大笑――弄得国强教授甚是尴
尬；并“骂”海闻教授对别人说“某人是他领导的学会的会员”――是“小流氓
习气！”，（田国强教授和海闻教授均担任过该学会会长）；“骂”汪丁丁一会
数学家，一会经济学家，一会又是哲学家，搞不清他究竟是个什么家；“骂”许
成钢stupid；“骂”张维迎之“我只是为了光华才到处出名”。总之，一路“骂”
下来。上海财大师生平常哪里见识过如此演讲，掌声雷动，大呼过瘾。本人在北
大其实就领略过恒甫教授这方面的“迷人风采”。恒甫教授敢在北大光华拿张维
迎的“价格双轨制”开涮――“都是个什么东西，我一点也看不出来它有什么高
明，成天到处吹”（当然这一次也不会漏过对“双轨制”的贬损揉搓）。至于张
维迎给上百名学生上课，恒甫先生跑到教室后面当场台下台上地向张维迎发难之
类的事，本人就遇见过两三次。
说到国内这群“入世”甚深的“著名经济学家”，恒甫先生说，这些人是
“做学问做不下去了，没有办法才入世”；“林毅夫丢掉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远
离现实政治和现实社会经济的传统”；“著名，都著名在哪里呢？都发过些什么
文章呢？都摆出来看看嘛！”、“什么文章没有，反正就是著名”。在国外，只
有第三流的经济学家才“入世”研究现实经济问题。一流的经济学家入世也只可
能是在自己得了癌症或做经济学研究做不下去了才去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在中国倒好，一群自诩为一流的著名的经济学家，成天以“我刚同某某省长谈
过”、“我刚被总理骂过”为口头禅，为荣，到处招摇撞骗，“趋炎附势！”，
整个一群“经济新闻工作者”，哪里是什么经济学家？！中国经济改革哪里是他
们指挥得了的，笑话！
田国强教授最后总结时是这样说的，恒甫先生之上述痛骂，是“爱之越深，
恨之越深”。这或许是真的，或许是打圆场。至于国强教授是否同意恒甫先生之
诸多“骂词”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经济学界的“诺奖情结”，两位华人经济学家中的“大牌”明确肯定说，
未来一二十年内，都没有任何哪个华人经济学家可以拿到“诺奖”。张五常、林
毅夫、杨小凯（即使还在）、陈平等，概莫能外。两位教授反复告诫大家不要被
这些人迷惑――“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都有什么理论？即使有理论又有什么
用处？引用率有多少？现在有什么影响？”，至于一些经济学的门外汉说某位前
国家领导人也可能获经济学诺奖，就更是荒诞可笑的胡说八道。
三、浪荡说辞的背后
纵观当晚恒甫先生的整个演讲和回答学生提问，可以明显而清晰地感觉到，
在恒甫先生这些“浪荡说辞”的背后，最在乎并且在演讲中反复提到的是――中
国有多少人在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文章；有多少人在美国一流的经济学院
系当终生教授；什么时候才有中国人问鼎大家梦寐以求的经济学诺奖。
因此，恒甫先生“希望同学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不要听新闻，不要上网，上
网很无聊，不要‘入世’，一心学习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流教科书，先在主流阵
营中站稳再说，不要还没有出校门就想着要‘入世’，想着当官赚大钱”。
说到实际经济问题研究，恒甫先生说，在美国，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但这
都是政府或半政府性研究机构或者投资银行或企业在做（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BER)之类），这些大都是不入流的实务性研究，大学里的院系和研究机构一般
是不做这样事情的，也羞于做这样的事情，尤其是芝加哥大学。大学要做的研究
更多是似乎远离现实的“形而上”问题。如果要做“形而下”的实际问题研究，
大可以拿到外面去，在学校里你也做不过人家投资银行、企业或政府研究部门的
研究，更重要的是你在大学里闹烘烘地做“形而下”，搞得校园不得宁静，同学
老师不得安宁，严重影响和干扰别人对“形而上”问题的研究，而且也会对“形
而上”研究的资源形成挤占。关于这一点，恒甫先生耿耿于怀。武大的高级研究
中心最开始只有一间如厕所一样破败的房子。但是国内大量“形而下”的东西却
占据并浪费着庞大的资源。
关于“形而下”的研究，以恒甫先生所不愿挂齿的“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经历，按国内一些人的逻辑，他应当有资本吹上天（如果是换作那些到处跑江湖
的经济学家，他们还不把“世界银行”的招牌弄得震天响，充分地“用够用足”
这个难得的无形资产），并应当对“形而下”的现实经济问题研究更加推崇备致。
恒甫先生讲，“入世甚深”的樊刚博士有一次困惑地问他，“你究竟想要干什
么？！”
如果回头细看，所有这一切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恒甫先生酷爱看似无用的
“形而上”经济学，甚至国学、历史学，并极端热衷于做这方面的教育和研究。
十多年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恒甫先生因此很“嫉妒”田国强教授――
“我在国内从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转了一圈，转了十几年，
还没有说哪个大学要让我做经济学院院长。现在，上海财经大学可以请国强这样
的人做经济学院院长，看来国内经济学教育和科研的春天真的到来了。”；“我
嫉妒！”。
这应当是恒甫先生这十多年辛勤奔波的最大动力。
恒甫先生究竟付出多少并取得多少成绩我们这里就不去详细考究罗列。他在
演讲中说，林毅夫教授曾对世界银行的人说，“改革开放之后，对中国经济学教
育做得最多、贡献最大，没有人可以与他（邹恒甫）比”，果真有这回事，能得
到“同行竞争者”林毅夫如此厚誉，我们由此可知恒甫先生这十几年绝非浪荡等
闲。而从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学生高得惊人的出国率，也可见一斑。
有人或许会说，大变革时期的中国，要研究的实际重要问题很多，犯不着为
了一个“经济学诺奖”、“到国际一流刊物发文章”、“在美国一流的经济学院
系做终生教授”这样的虚的东西，将一大群学生和老师都往出口小得出奇的独木
桥上赶。而且我们的教育科研资源支持是非常有限的，教出的学生（包括硕士博
士）绝大部分都将在企业或政府等实际部门工作，如果教出来的都只是一些两耳
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道推演Ramsey模型的书呆子，难道不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
效率损失吗？这种论调，在经济学教育方面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在科研方面可以
说是毫无道理。试问，当今中国大学前一二十名经济类院系中的教师和研究人员，
其中有几个人是在做真正的理论研究呢？包括CCER。“形而下”的研究，花的是
大家钱（虽然也有外部资助），受益的却是一小撮。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
做“形而上”研究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相反，做“形而下”研究
的人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了。中国的大学和所谓的学术研究机构如此，国内
各种基金资助的课题更是强烈的务实主义导向，国内经济类刊物的内容和风格也
就自然可想而知。我一位朋友开玩笑说，目前国内牛烘烘的所谓“经济学理论刊
物”――《经济研究》其实应当正名为《经济问题研究》才对，因为其中百分之
八九十都是对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他的话或许有些偏激，但过于“形而下”这
个现实值得大家反思。在国内，超过两万字的纯理论文章，你根本就别想发表。
一些所谓的学术刊物，文章大多是三五页的“现实情况介绍加点感想建议”。如
果一个社会，连“一流大学”、连所谓的“学术期刊”都不没有机制来容忍和鼓
励对“形而上”问题研究，这个社会究竟能够有多少前途呢？究竟又能够走多远
呢？“形而上”的研究绝非没有什么实际用处的劳什子，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形
而上”，否则人类文明绝对发展不到今天这般模样。即使从非常现实、非常短视
的角度而言，绝大部分“形而下”的“研究”都背景于、基础于许多“形而上”
的研究成果，甚至可能直接来自于“形而上”。这方面的事例论证，举不胜举。
恒甫先生为此列举了二进制的例子。学术研究过分务实未必是什么好事。最近复
旦大学张军教授在一次座谈会上也谈到，上海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过于
务实，高层次的务虚研究极其缺乏。其实，这在全国范围内也都大抵如此，甚至
包括北京。按照恒甫先生的说法，北京学界比武汉大学更务实，更加极端地接近
现实问题，因为湖北经济也没有什么好研究的。国内经济学界整体过分务实、过
分“形而下”的问题，确实值得学界深刻反思。我们是否应该稍微远离现实一些，
稍微更理论化一些，稍微更务虚一些。恒甫先生甚至极端地说，“哪里需要到处
跑，给我一张纸一支笔，我坐在马桶上也可以进行经济学研究！”。
四、对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和问题别乱说
在两位教授都严厉批评张五常教授到处乱讲的同时，在恒甫先生批评樊刚
“今年粮食生产多少、棉花生产多少”万事样样精通的“万能经济学家”的同时，
恒甫先生也大讲“专制”与“民主”究竟哪个更好很难说――没准专制更好，世
界民主社会没准哪天就崩溃了进而走向新的专制独裁社会；大讲并没有证明前苏
联的休克突变式市场化改革跟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相比就是糟糕或失败；大讲极端
自由主义――放任自流一切都可以自动搞定；大讲国有企业应赶快腐败弄完了算
了――目前有意见的人是眼红人家腐败（在这一点上，恒甫先生倒是跟张维迎、
周其仁二位先生的观点比较接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会后，我与朋友们交
流，大家都一致感觉，恒甫先生用手指着别人骂“万能经济学家”、“乱说话”
的同时，实际上也有两三个指头弯过来在指着自己。
恒甫先生专长于宏观经济学，是“牛人”，对于微观经济学、宪政学、政治
学、福利经济学、转轨经济学等诸多方面，未必就真能够也是“牛人”。在这些
方面信口开河，与自己所骂之“万能经济学家”以至“不知道什么家”，或有五
十步笑百步性质。这也包括最近有人指责郎咸平教授“知道一点公司治理方面的
知识就对社会转轨这个大课题指手画脚”（指责对不对另论），以及本人在2002
年猛批张五常时所说――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自己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研究领域，有什么特长，可以
给他人（尤其是国家领导人）什么建议。如果一个医生在某一方面或许还行，就
所有的病都去找他。――那是社会和公众的幼稚和愚蠢。如果医生要顺水推舟甚
至主动献策去医治自己并不擅长的病，那这个医生的行为是什么？是别有用心，
是谋财害命。所以，如果发现一个成天对人类爱情、婚姻行为做经济学分析且并
不研究国家货币政策的高级经济学家，对某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指手画脚，并
积极鼓动人家冒大风险也要搏一把。我们可以大骂这个人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
别有用心。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逻辑。
总之，中国经济学界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如“万事通”似的到处发言、到
处乱出主意的痼疾可以休已。最近，有记者公开问吴敬琏老先生关于德隆事件
（或可能是格林科尔事件）的看法，老先生回答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研究过，
不好乱说。这种“不知道就不乱说”的作风真值得在经济学界大力提倡。国内确
实有一些著名或不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包括香港的张五常），不管什么问题都
回答，都讲，信口开河，好象不回答就显得自己不够水平似的。他们如一般民众
似的以为――难道还有著名经济学家不能回答的经济问题？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屈
从于民众的要求去蒙民众。因为他们不会不明白，即便就是世界上最牛的两三个
经济学家（更别说一个）也不是什么经济学理论问题都知道，都明白，更不用说
是现实经济问题了。所以，如果不是自己熟悉并有研究的领域和问题，最好别乱
说。即使自己的臭嘴实在憋不住要说，也最好特别申明一下――“这个问题我没
有做深入的深研究，以下是我粗浅的看法，算瞎说，仅供大家参考”。
感想之一：真正的经济学家都应该远离现实去研究纯理论？
至于恒甫先生所提倡的――真正的经济学家都应该远离现实而去研究“纯理
论”问题，依我看也未必。
首先，“纯理论”如何严格界定是一个大问题。其次，经济学研究未必都应
远离现实。不同的经济学领域，要求结合实际的程度和方式都相差很大，比如行
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比如更贴近真实的效用理论，再比如国内显学――制度
与契约经济学，如果不是对现实社会各种形态的制度和契约有充分的熟悉和了解，
关在书斋里，用诸如博弈论等现代工具对想象中的制度或契约以至各种组织型态
进行模型化甚至理论化提升，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闭门造车，弄出来的东西与诸多
乌托邦中的智力游戏没有多少区别，一如宏观经济学中的SOLOW模型以至RAMSEY
模型（可能恒甫先生要跳起来了）。当然，你也可以强行认定说这类“花架子”
也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再比如研究资本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制度）以至企业理
论和政府理论，没有第一线的了解，如何能够发现那些尚未很好研究但却蕴藏巨
大研究价值的“钻石问题”？仅仅读几篇paper就可以搞定未免太夸张了吧！当
然有一些人就这样干，而且也能在国外不是特别糟糕的杂志上发一些自鸣得意的
文章，但这只是一部分，而且离拿诺奖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我说，两耳不闻窗外
事的研究，只适用于经济学中某一些领域。经济学首先是“人学”、“社会科
学”，脱离社会的经济学是什么样子？在书斋里就了解社会了？尤其是转轨经济
学、制度与契约经济学（法经济学）之类就更是如此。在书斋里，不看新闻不读
报你就知道社会正在如何转轨并且进行理论提升了？你真是牛人。所以，即使是
“形而上”的理论研究，也不是都可以关起门来坐在马桶上就能把学问坐出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关注什么样的实际社会问题，并且进行怎样的观测和信息提取、
整理以及分析。打一个比方吧，同样是面对现实的婚姻契约，分析相关背景制度
并利用它来移民的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这样巧干的并非一个两个），他们是
局中人、实际制度体系中的投机者；分析具体婚姻契约可能存在什么弊端和隐患，
并帮助缔约双方做婚前财产公证的，这主要应当是律师或法律顾问；帮助双方当
事人分析并辅导解决契约执行过程中的问题（诸如“七年之痒”或脾气不和之类）
的人，大概是婚姻顾问或心理医生；分析离婚率的高低，分析婚外性行为的多少
与社会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或许就是社会学家；而分析婚姻契约中的各
种各样的不完全、各种各样的隐含契约以及相应后果，以及缔约人可能存在的各
种机会主义行为，分析婚姻契约与“一夜情”性契约和“包二奶”式的性契约几
者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如此等等，大概就是制度与契约经济学家了。如果不了解
社会，“包二奶”式的性契约到底有些什么名堂你将一无所知，你又如何分析，
如何写出诸如“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这样可能获得诺奖的“形而上”大作。
当然，你可以说这通过上网去浏览那些看似无聊的“包二奶”故事的方式解决，
那也是一种途径，一种恒甫先生不是很喜欢的途径――“上网瞎逛！”。而且闷
在家里上网也绝对不是唯一而充分的了解现实的途径。
有道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里的“躬行”不是说要
你也亲自去“包二奶”或腐败，而是说要充分接触它们，了解它们。当然你要为
了学术去实际体验一把，那也是你自己的自由，并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感想之二：关于职称
对于任何学科的教学和科研而言，职称评审制度、维护制度、淘汰制度等，
都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因此，这里就“职称”问题顺便多说两句。
在国内一些综合性大学，虽然“职称评审委员会”有文、理、工、医等大致
之区分，但一群由哲学、党史、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专业的“权威”组成的
“大杂烩评审委员会”，如何有能力、有资格去评判某人是否具有经济学教授水
平呢？至于以前文理不分的年代就更荒谬了，一群天文、地理、物理方面的“泰
斗”去评判某个人是否具有哲学教授水平，是否具有管理学教授水平，不污七八
糟乱来才真是怪事。最近几年来，在吵吵闹闹中，各个大学以至省市的职称评审
似乎略有进步，但是依然问题不少。在经济科学（有时甚至经济管理不分家）内
部，事实上也是如哲学一样庞杂无比。例如，几个搞发展经济学、搞传统政治经
济学、搞宏观经济学、搞统计学的“权威”组成的“经济类”“职称评审委员
会”，如何有能力和资格去评判某个人是否具有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金融
学、保险学、投资学等专业教授水平呢？当然，我们不排除有极少数通晓各个领
域的天才，但是这毕竟极端稀少。经管不分家就更离奇了。一个成天搞企业战略
或者市场营销或者人力资源的“大专家”，他如何去评判某个人是否具有财政学、
区域经济学、经济思想史领域的教授水平呢？
于是，一些学校（甚至包括一些财经类院校）就用一种看似公平的偷懒办法
来简化处理：将国内外所有期刊分成三六九等，只有到怎样级别的刊物发多少篇
文章才能有资格申报职称评定，而根本不管文章的内容究竟如何，然后依然由来
自各个专业领域的“大杂烩专家组”来评定各个具体专业领域的申评者的职称。
大家实际上都明白，由于中国特殊的期刊管理制度，所谓的顶级刊物实际也有不
少垃圾文章，所谓的三流垃圾杂志也不时有质量上乘的好文章（因为没有办法，
质量上乘的文章未必就能够在所谓的一流刊物发表）。我跟同事开玩笑说，这种
规则定下来之后，就是一个初中生也能“评审”谁可以当教授谁不可以当教授，
因为杂志级别清清楚楚，谁的“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最多谁就上。这是将
职称评审委员会的“专家”都假定为白痴弱智的一种职称评审制度。如此职称评
审，自然还是一场儿戏和笑话。
其实，要我说，这一切也很简单。例如，每年需要申评教授（研究员）的人
员提前将自己认为能够最充分地代表自己水平的、自己最满意的三到五篇（本）
文章著述，甚至包括还没有发表的工作论文（甚至一篇也行），作为一个整体匿
名提供出来，并且填上自己想要申评的专业领域（也可以填报两个专业领域），
诸如劳动经济学、公共财政、制度与企业理论、宪政与公共选择理论、资本市场、
投资学，如此等等。在此之前，有一个确定和动态调整各专业领域 “职称评审
委员库”的“制度安排”，比如每一领域最前面的一二十位国内外真正的“相对
权威”组成一个备选库（同一个专家可在多个领域担任评审委员，但最多不超过
三个，增减委员则可由既有委员投票决定），然后在各个领域的“职称评审委员
库”内，抽签产生对某个匿名申报者的“匿名评审小组”。被评者的文章著述，
以及评审委员的评审意见和结论，全部在一个公开的网站上全部电子化公开，并
且接受由全国同专业博士生和讲师组成的场外匿名监督小组（例如每一小组100
人）对评审委员的评审意见进行监督，并电子化独立评议（这可以作为匿名评审
委员下年能否继续保留的一个依据，以及监督员自身资格能否继续的一个依据），
当然，也可以先由这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场外小组对申报者内容进行公开点评，然
后再由随机产生的“评审小组”的专家给出匿名评审意见。最后由本专业领域的
全体评审委员根据往年水平综合比较，确定一个最低否定率（例如同一个被评审
者否定票不能超过1/3，等等）。这样，职称评定的主程序就可以结束了。上述
制度安排如果真要付诸实施，最好由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来组织完成，由于规模经
济，效率和效果应该不错。当然也可以由全国的经济管理专业的院系校自愿联合
进行。有条件的学校也可以单独进行。但职称评定的精髓不应丢掉，这就是主要
以文章著述内容本身论英雄。
有人或许会说，各个学校有各个学校的状况，如果照此，那些差一点的学校
今后就没有几个新教授了。我觉得，对于任何一所由公共财政供养并且由教育部
或国家统一管理的“非私立大学”或研究机构，这种理由并不能成立。事实上，
过去到现在，正是所谓的“特殊情况需要特殊照顾”导致一大批水货教授满天飞，
导致真正高水平的教授的声誉和人力资本价值遭受一群水货教授的侵害，导致中
国的学术水准的普遍低下。堂堂十三亿人支撑起来的北大、复旦、人大等所谓的
一流大学，居然比不过弹丸之地一小撮人支撑的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实在
是丢人。毫无疑问，说一千道一万，制度缺失、制度不当是根本原因。教授收入
也是一个原因，收入高了，国外高水平的也就回来了，国内的也安心做学问了，
而不是成天想着到处捞钱。薪酬安排也是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内容。
当然，以上只是提供一个有趣的、可供讨论的草案框架，荒谬与否，现实与
否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职称评定的精髓和根本应当在于申评人的文章著述的
内容本身；并且中国目前包括职称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教学科研制度，非常迫切地
需要做大手术。
而关于学术成果的认定，据本人所知，国内许多学校都是只认杂志不认书，
在以书代刊之类的“杂志”上发文章，“得分”与写垃圾书一样――按字数算
“分”，以书代刊是中国特殊的出版发行管制制度下的怪胎，例如《经济学（季
刊）》、《制度经济学研究》、《南大商学评论》等等均属此列，这也是这些难
能可贵的“以书代刊”觉得背气和无奈的地方。更糟糕的是，杂志也被分为三六
九等，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学术考量是只看杂志级别不管文章内容。在这样特殊
的学术期刊管理制度、科研管理制度和职称评定制度下，结果自然是逼着一群原
本应当真正去做学术研究的人发疯似的去制造毫无用处的学术垃圾。事实上，国
内糟糕游戏中的被迫参与者们与那些混到美国PHD并得到终身教授的人相比，谁
又比谁傻多少呢。如恒甫先生所言，到国外拿到经济学PHD并做教授的，“大多
是国内二流大学出去的”。总而言之，一句话，问题的关键不在人，而在制度。
不单经济学界如此，整个中国学术界都莫不如此。制度规则不做大改进，仅在一
些表面现象上做文章，中国学术研究永远无可救药。
关于在表面现象上做文章，恒甫先生讲了一个笑话，人民大学某位领导说，
邹恒甫十几年才请二十几个世界顶尖经济学家来讲学就了不起，我们一下就请一
二十几个来，大家一起讲，一人只准讲二十分钟，一下子就全搞定。“整个一个
大炼钢铁！”
感想之三：关于数学
关于重视数学，恒甫先生在演讲中反复提到并且耿耿于怀的是，国内学者在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和美国计量经济学会居然没有一个会员，人家小日本却有几十
个！
对此，我不想贬低计量经济学的重要性，这里只以自己的肤浅理解，说明并
强调一点，再牛的回归分析，最多也只能是对某个命题或该命题的否的“佐证”，
因为工具的不同和应用手段的高低，“辅助验证”的“辅助”能力和程度有高有
低，但它永远不可能是“确证”（真正的证实或证伪）。计量经济分析本身也并
不能提供任何的“经济逻辑”或经济学知识。至于国内诸多权威刊物中经常可以
看到诸如“通过以上回归分析我们可以发现――Ｘ变量对Ｙ变量有很大的正面影
响作用，Ｚ对Ｙ有很大的正面影响作用”之类的“研究结论”，那就更是以己之
昏昏使人昏昏了。听说并已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国内一些要提升经济学理论水
平的刊物居然有“没有数学模型的文章免谈”的潜规则，就更是荒谬而好笑。我
的一个同事随手拿过水平相对还行的某学术期刊其中一期对我说，有好几篇文章
简直不忍目睹，所谓的计量分析漏洞百出，错误百出，三百多的相关系数居然也
敢往上写，真不知道作者是怎么编出来的，编辑们又是怎么编出来的。我也一直
实在不明白，那些不问经济逻辑，不管影响解释变量的真正主导性因素（往往被
一些人忽略为舞台背景）是否有巨大的变换不定，随便就拿几组数据放进软件里
回归一下就验证得出“Ｘ变量对Ｙ变量是否影响以及有怎样的影响”之类的“研
究”，究竟有多少学术价值和理论贡献。至于本人2000年批评过的《经济研究》
上一篇实证检验风险度量工具的应用效率的文章所犯的超级“低级错误”――不
同量纲的东西胡乱比较并得出结论，那就更不用说了。
而关于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和意义问题，笼统地谈论是没有意义的。
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多学一些数学，多做一些准备，尤其是那些极少数希望
今后做纯理论研究的学生，确实是非常有好处的，数学学习也是很好的思维打磨，
数学使人思维更严密。这自不殆言。但是必须指出，经济学的不同研究领域，对
数学总体上的要求，以及对不同的数学工具的要求，相互之间相差很大。有的领
域很少需要什么数学知识，大学高等数学、概率统计之类便足以对付。有的则要
求甚高，例如不确定性问题、资产定价问题，如此等等。总之不能一概而论。关
键看你研究的是什么，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对于博士生或教师以至研究人员而言，
如果已经知道并决定自己将从事哪个领域的研究，对症下药地掌握一些该领域所
需要的数学工具，也是是非常明智而经济的――如果还来得及的话。花大力气学
一些根本用不着的东西，实在是对资源和生命的浪费，除非学习者乐意如此。
感想之四：人各有志，不必强求
而对于那些希望对中国改革和社会发展出谋划策的“前经济学学习者”，在
我看来，实际无可指责。有道是，人各有志，人各有道。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
的事业拓展方向。并且，一个比较知晓现代经济学（尤其是金融经济学、公共财
政理论、制度经济学）、宪政学、法理学等方面知识的人，如果又对实际真有较
好了解和把握的话，并且怀一颗大慈悲的心，报效国家和民族的心，他所开出的
“药方”或“建议”当然要比那些只知道“今年饭菜食宿比去年好”的人大代表
所提交所谓的议案要强一万倍，也有意义一万倍。――至少说总体上是如此。发
出自己的声音，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改变和优化社会演进方向和路径，单就个
人价值实现而言，如果做得特别突出，未必就比拿一个经济学诺奖缺少意义。甚
至你完全可以认为比后者更有意义。（虽然这二者并非完全可比，但如果要强调
这一点的话，整个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效用和偏好理论也就荡然无存了）。
总而言之，每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和价值取向大相径庭，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一致。
因此，恒甫先生用自己的价值观，去大骂樊刚、林毅夫、张维迎等学者“入世太
深”，实在是自己对效用和偏好理论没有学好。说公众意见（尤其是为恒甫先生
所不齿的几十位“政策经济学家”的集体意见）对社会改革走向没有任何作用和
意义，那实在就是自己的无知了。因为如果真是这样，那全世界也无须主张和倡
导什么言论自由了、全世界的宪法都强调的言论自由实在是荒谬而毫无用处――
反正讲与不讲一个样。毫无疑问的是，社会意识和社会舆论，尤其是经济学家等
知识精英的言论，潜在而巨大地影响着社会的走向并进而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
快乐和幸福。而我记得现代宏观经济学开山鼻祖凯恩斯也好象说过这样的话：
“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
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
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
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这或有夸大成分，但是绝对不能说，经济学家的思想言论，对于现实社会演
进毫无影响，毫无作用和意义。
实在遗憾，恒甫先生怎么可以为了论说自己“闭门造车”、“闭门研究高端
的形而上”重要，就强说经济学家针对现实社会的言论主张毫无意义呢？！当然，
您可以辩解说――我正在“闭门制造思想”。那我想穷追不舍地借用恒甫先生的
逻辑说，都把paper摆出来吧，让我们看看或者告诉大家都制造了有些什么思想。
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是，任何人也无权将自身的价值观（诸如到美国一流刊
物发文章、到美国一流大学当教授、拿诺奖，如此等等）强加于他人，别人不符
合这个标准就“骂”别人。当然，如果对方也认同你的这个价值观，并且你们之
间有“潜契约”之约定，那就另当别论。
感想之五：学术研究就一定要发表文章吗
对于以学术研究为职业、为谋生手段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但是
我仍然不得不说，仅从学术研究层面上而言，只要深入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并且确实有内容，发表不发表并不是很重要。如果有些人，就一门心思做自己的
研究，但就是不发文章，更不用说到什么美国去发英文文章，只是叙而不作，或
者写一些不符合眼下发表规范或出版规范的东西仅供大家交流，难道你就可以认
定他没有做研究工作，难道他的工作就毫无意义？不能这么武断吧。
就学术研究之本义而言，“发表”只是一个形式，其首要功能是方便学术交
流。如果真是如此，在互联网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学术交流难道非要通过传统
的纸介质不行吗？纸介质与可以即时反馈、即时互动并且“没有字数限制”的互
联网电子介质之间，究竟谁的成本更低，谁的效率更高呢？依本人看，是后者。
电子介质的working paper之类，就足已承担原来纸介质期刊几乎全部学术交流
功能。当然你一定要将“发表”看作是获得奖牌，那也是你的自由。
就纸介质地发表经济学文章而论，目前我们事实上有太多的框框和“风格”
要求。试问，科斯那篇《企业的性质》符合什么框框，符合什么“风格”？要搁
在今天的中国，并且假设科斯是只用汉语写作的黄皮肤中国人，不屑于将它弄成
英文（弄成英文就能发？），就那么厚厚的一大叠全是文字没有图表更不用说数
学符号“并且是本科生式的表述”的东西，到哪家经济类刊物去发表？但在“人
家美国”，仅靠一两篇不甚符合规范满是文字的论文也可以成为经济学大师、获
得诺奖，搁在今天之中国（以往就不说了），不要说什么大师，什么奖，如果不
走关系你就是混一个教授也难，甚至你能不能在大学呆下去都是一个大大的问题。
目前大家都在讲的一个笑谈是，如果蒙代尔要在今天的中国一流经济学院系，不
要说获诺奖，当大师，恐怕早就扫地出门、下岗失业了。
还是那个问题，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究竟是形式上的“发表”以及“发在什
么样的刊物上”重要，还是内容本身更重要？当然，我知道会有人说，国际一流
学术刊物发文章本身就是一个与匿名评委――高手交流的很好的机会。这如果真
有水平，不发表的working paper甚至几个高水平的问题，人家高手也愿意与你
交流。无须多说。总之，做学问不是奥运比赛，即使人家的射击水平实际比你高
得多，只是最后一回因为紧张把子弹打到别人的靶上而让你幸运地捡到了金牌
（比如到AER发了几篇文章），你就真以为并要求别人认你真是天下第一了？
学术研究，主要还是以内容说话。“发表”以及“发在什么样的刊物上”只
是一个形式。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学术交流和学术评价机制能够更加注重
内容，而非形式。
感想之六：避免“黄药师的老婆背九阴真经”
而关于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那样的“本科生就把国内其他高校的经济学博
士所要学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宏微观都学完，同时数学也要求甚高甚严”的教学
方式，是好是坏，演讲中只提到了出国率极高，没有谈及其他，例如教师有向同
学灌输大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沉重负担，这是否会极大地压缩他们向同学就理论
的现实社会经济理解方面的解释，而且据说许多课程还是高年级的同学来现炒现
卖（因为严重缺乏师资），这是否只是让同学干了大量类似“黄药师的老婆背九
阴真经”的事情。即，高级甚至超高级宏微观在本科就学完的做法是否做得太过
了，对于本科生而言，对经济理论的充分理解比只知道形式地推演模型是否更重
要，尤其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财经类本科生最后都将进入实际经济部门工作（包
括做恒甫先生所不屑的实际经济问题“研究”），如此等等，这不多说，留给关
心和了解这一问题的朋友继续讨论吧。
感想之七：“书呆子”与“形而上”
恒甫先生“书呆子”一样的性格和热爱并执著于“形而上”的学问的精神，
在今天的中国实在稀罕，也实在让人敬重，景仰。目前得中国太缺乏这样的“书
呆子”，大家都太精了，不然，也就不会有如此严重、如此千奇百怪的学术腐败
了。恒甫先生说话太直，太冲，这让一些人很不舒服，很不喜欢，这或许也是
“转了十几年转了一大圈也没有人给他经济学院院长做”的一个原因吧。这是恒
甫先生的不幸，更是中国经济学界、教育界的不幸和悲哀。中国的大学居然容不
下一个如此热爱教育、投身教育的哈佛大学博士（当然你们可以说他不是武汉大
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嘛，呵呵），相反，却有不少不学无术、不务正业、浪得虚
名者，舒舒服服地混着院长之位置，因为中国的校长就喜欢这样的人，而不喜欢
象恒甫先生这样刺太多、攻击性太强的家伙。总之还是那句话，这不是如同国有
企业厂长一样的校长们的问题，也不是不学无术、不务正业者们的问题，而是制
度的问题。
说到“形而上”经济学研究，顺便提一个建议，如果恒甫先生真的喜欢真正
充满智慧也要求极高智慧的“形而上”学问，或许应该去好好研究研究哲学，诸
如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以至现代科学哲学之类，这对真正的“形而上”经济
学研究或许更有裨益――相对于恒甫先生所喜欢并向学生强化的国学（当然其中
也有比较玄乎的东方哲学）以至于历史而言。所以，您“骂”汪丁丁教授“不知
道什么家”实在是没有道理。人不能以自己一孔之见而到处骂人，没准人家比你
实际高明得多呢，虽然人家没有多少paper发表。
必要的说明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恒甫先生的演讲，还是这里回忆和记述演
讲过程中的感想，都是直接针对中国经济学的教育和科研活动，既然是针对“活
动”，而不是针对具体的学术问题本身，就必然会涉及到人，这是无可避免的。
一切都在“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这块大牌牌下面说话，恒甫先生的诸多
“骂词”应当不算是本人也一向深恶痛绝的学术圈中的“人身攻击”。但仍需说
明，记述中的诸多“骂词”，几乎全出自于恒甫先生之口，本人靠记忆记录，应
该大致不差，如有小出入，本人在这里向恒甫先生以及所涉之教授以至单位谨致
歉意。同样的逻辑，我的“感想”仅仅是对恒甫先生观点的商榷和置疑，更加说
不上是什么“人身攻击”。大家都是“对事不对人”。至于这些感想对与不对，
以及恒甫先生演讲中的内容对与不对，交由大家讨论。本人以为，充分讨论这里
所涉及的问题（而非个人或组织），对中国经济学界非常有意义，这也是本人埋
头写下这样一个并不增进什么经济学知识的长篇散记和感想的原因。对于这里所
记述的东西，以及所涉及到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都可以将它们作
为靶子来打，问题总是越辩越明，或者将它们作为将要抛掉的“砖头”――能够
通过大家的反思和讨论进而引出真的“玉”来，那一定是热爱并献身于中国经济
学教育与科研事业的恒甫教授十分乐见的事情。
北大要卖，张维迎怎么办？
作者：颜雨
“北大私有化”不是一个玩笑。中国这些年来成立了许多私立大学。媒体上
说是民办大学，但这可不是公立或国立但民办或民营的大学，而是私立并民办的
学校，所以我们使用更准确的中国传统概念私立大学。中国大学要形成竞争局面
（而非竞争政府优待），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私立大学。然而，“新时期”出现
的私立大学，起点就低，就没有要和北大、清华在规范上、质量上竞争的幻想，
因此一下子就沦为所谓的“三本”乃至“收容所”。改革这些改革成果，比改革
那些改革之前就有的东西更难，就象中国股票市场作为改革成果，开头便走错了，
现在要改，怕伤筋动骨；不伤筋动骨又改不了。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大学要形成
竞争局面，新建私立大学这条路走不通，国家早迟必须把一部分最好的公立大学
私有化，北大、清华即使不卖吧，那三十几所副部级大学中总要有十所、八所私
有化才行。
如果今天要卖北大，应当如何卖呢？显然，国有资产出售应当有统一的规则，
北大也不能够例外。按照现在的不成文但据说在很多地方实行的出售方式，也是
比如北大的张维迎教授主张的方式，就是把帐面资产和负债清理一下，得出净资
产数量。如果净资产大于零的话，就用净资产给各位职员、教授、工人一定补偿。
补偿后还有净资产的话，便打个折扣卖给法人代表。北大的资产减去负债，所余
想必不会很多。老建筑早已经折旧完，没有价值了；新的建筑大量靠贷款，欠了
许多债。纵使有几千万净资产，一位职工补偿10000元不算多，1000名职工就是
1000万元。而北大职工又何止几千名。假如万幸之中还能剩下几百万净资产，
就算不打折扣吧，许智宏校长作为法人代表，向朋友、亲戚、银行借些钱，也就
买下了。如果说党的领导不亚于法人代表，那么闵维方书记和许校长一起，轻轻
松松就把北大的几百万净资产买了下来。当然，按照惯例，恐怕还得让出100万
给各位副书记副校长来买。法人代表拿大头，小头还是要让副手分一些的。可张
维迎无论作为助理还是北大某个专业学院主管，怕是没有资格挤入了。
不过，这样的私有化方式要应用到北大，恐怕张维迎第一个要反对。首先要
争的是，北大应当卖给的是企业家，而不是现任校长之类的法人代表。就企业家
角色来说，张维迎自认不让许、闵二位。北大光华学院办的商业型学院，恐怕在
全世界都是第一的。所以要卖给企业家，张教授是有资格买的。但张教授这番争
论等于白说，因为许校长虽然说不上是企业家或者教育家，可毕竟和各色各样的
教授们打过许多交道，知道教授们的软肋一是言行不一，二是前言与后语不一。
言行不一呢，许校长自己也难免，所以不到迫不得已时不出手。但前言和后语都
是教授们的公开言论，算不得隐私。许校长深知教授们都以自己的理论自诩，但
理论的要件之一是一贯性（consistency），因此制服他们的杀手锏便是随便找
出两个前言不搭后语之处，教授们为保全自己的理论形象，自然不敢猖狂。这张
教授虽然一贯主张国企出售，可没有讲要出售给企业家，而只讲“法人代表持大
股”。政府任命的经理、董事，是法人代表不错，但有几位是企业家呢？你张教
授不是常说国企没有企业家吗，为什么到卖国企的时候你不说应当卖给企业家了？
为什么到了我北大你又说要卖给企业家？你凭什么说国企出售要“法人代表持大
股”，到我北大出售就变成了要企业家持大股？你张维迎是经济学教授，经济学
开天辟地第一章就要讲理论的一贯性（consistency）和人行为的一贯性，你的
一贯性到那儿去了？你的理论到那里去了？
张教授恐怕不服气。难道你们没有看到卖国企是个创造财富的过程吗？卖掉
的国企后来经营得都很好吗？可见那些总经理董事长的原先都是企业家，只是原
先的制度把他们的企业家特色抹杀了。但许校长也有理。难道你们没有看到那么
多买了国企的人赶快转移资产到家人另办的企业去，那么多人把钱洗到外国去？
就算我过去企业家得不够，那也如你所说是制度使然，国立大学总不能够明目张
胆地企业化吧？等我买到了北大，你看我的企业家本色。我买了北大后，保证做
到学生扩招、地盘扩张、人员压缩、收益倍增，让你看看我经营得如何！
张教授还是不服气。你许智宏当了几年校长，北大在全国、在国际比起来不
进反退，你的保证能算数吗？你买了北大后我们放心吗？此时，许校长反而不慌
不忙了。你怎么知道我治下的北大每况愈下？国际上的比较要看中国国情，不可
比。这你张教授是常讲的。国内比，任你拿什么指标出来，北大都不差，也比我
的前任强。发表论文数量，出博士、硕士、学士、院士、大师的数量，圈地面积、
新盖楼房、学生党员比例、三角地没有反动言论，哪一样指标不表示我治下的北
大与时俱进？退一万步说，就是我治理北大时确实每况愈下，那不也是为了私有
化吗？北大不差，政府怎么会批准北大私有化呢？你张教授谈私有化时，不就是
怂恿总经理董事长先把企业搞坏，然后低价自卖自买吗？这不是你的口水理论吗？
怎么我就不能应用你的理论？那些搞坏企业再自己买下来的人，哪个能够叫人放
心，可你还不是大声疾呼要善待他们吗，你不还是说要卖给他们吗？那凭什么我
就不能够得到善待？我就不能够买呢？
张教授无奈之下，提出你校长买是买，你总该把学校净资产和你买的价格让
我们教职工了解了解吧？毕竟在你买下之前，我们还算是北大的主人啊！许校长
声音高了起来：你啊你，国企出售时你主张过让职工知道总经理董事长买国企的
价格吗？你说的职代会参与，也就是参与一下职工补偿问题，那真正的国企买卖
过程职工能够染指吗？那还不是总经理董事长和政府几个官员搞定的。按你的实
话，让职工参与一下他们补偿问题，也是“稳定压倒一切”之下而不得已才为之
的。什么主人不主人的，你比我清楚，比我明白，还要我为你启蒙吗？你谈国企
谈了那么多，哪个地方谈过职工主人的？在你眼中，职工就是雇工，总经理董事
长出钱职工干活，两相情愿。其他事轮不到职工管。因此，不管北大卖了还是没
卖，按照你张教授的理论，你就是我北大的雇工。我出钱你干活，两相情愿，别
的事情轮不到你问。今天北大要卖，让你讨论一下，是给你10000块还是9000块
钱的补偿，已经是我对你的关心了，也完全符合你主张的国企职工补偿标准。你
还想知道得更多？没门！还是回家读读你自己的理论再来吧。
张教授仍然不甘心。眼巴巴地看着北大一下子归了许校长，太便宜他了。毕
竟张教授在管理学院常务过多年，管理学知识还能够活学活用。好一个许校长，
就算按照我的理论，北大只能卖给你，你出的那个净资产价格，怎地也太低了？
世界上哪有一个好好的企业按照帐面价格卖的呢？你多少也得向市场价靠靠，上
浮一些吧？可许校长现在得理不让人了：张教授，你可得搞搞明白，你支持的国
企改革，哪一家好好的国企不是按照帐面价格卖的呢？你总不能够对其他国企用
中国标准，对我买北大用国际标准吧？况且你说过，我们这些当法人代表的，都
是为社会做了很大贡献的人，而国家给我们的收入远远不足我们的贡献，因此就
算我们现在买的便宜了，那也是对我们过去贡献的补偿，甚至补偿还不够，你怎
么能叫我上浮些呢？你张教授是中国国企改革理论的最大权威。我是深刻领会了
你的理论后才知道我作为法人代表的重要性，也才有了今天的机会来买北大。只
要你坚持自己的理论，不干涉我购买北大，北大归我后，我就继续留用你。如果
你把你的理论用到北大私有化的实践上，证明我的购买完全合理，我还可以给你
个院长当当。
许校长最后一段话猛地提醒了张教授。怎么想起来跑到深圳去呼吁善待企业
家，忘了留在北京鼓吹经济学家也是企业家，经济学教授才应该当大学校长？真
是误了大事！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现在赶紧要做的，一是造舆论，北大私有化
还不成熟，要等三五年；二是拉关系，教育部、国务院，拉不到校长座椅，至少
也拉个副校长凳子坐坐，到时候校长持大股，我也能持个二股，让已经退下去的
许智宏看看到底谁是雇主谁是雇工。
（注：每当我读到部分经济学教授关于国企出售的言论时，便会想到“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之道：他们真愿意他们自己所工作的单位用他们现在所
说的方法卖掉吗？尤其他们自己在单位内还无权无势的时候？思想既多，便有流
露，遂成此文。不敬之处，还望张教授、许校长海涵）
(XYS20041016)
张维迎批评朗咸平是“二流学者”，就好像汪丁丁批评张五常“没有水平”一样，只会让人觉得评论人是不是有些头脑错乱？不管为人如何，仅就文章发表（仅凭英文文章）来看，张和汪与他们的批评对象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上。我看张维迎由于这几年的媒体吹捧，真有点搞不清自己的位置了。另一个汪丁丁，唉，不提也罢。至于什么程恩富，更是不入流之辈。
自从那次听到他的‘贪官的财产应该合法化’的高论，我就实在是不敢相信他还有‘公信力’。
可否刻画一下这厮的嘴脸！
那个经济学者系列还有吗?我等着看郎咸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