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谈留法生（五） -- 逸云三洲

闲谈留法生（三）

闲谈留法生（四）

让陆总长一带，直接带巴黎和会上去了。自然民国早期的留法生，早晚也还是要谈的，但这会子就扯起来，毕竟是提前了一点，有点大跃进的味道，还是开一点倒车，回来继续谈清末的留法生吧。

出国留学，语言总是必过的一关了，早晚要过、早过好于晚过。从我所见到的资料来讲，留学法国最早的，恐怕要算福州船政的那批学生了，原因之一，正如李寒秋河友之言：福州船政学堂“的轮机制造专业又称法国学堂，课程为机械制造国际法之类，授课用法文，相关学生出国到法国学习……”。语言的学习，是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了。当然福州船政学堂本身是一所专业学堂，将外语作为基础课程来设置的；而将外语作为专业来教的，当时也已经有了。这类专门学堂，现在当然没啥希奇了，外语学校或学院吧，到处有，那时还是比较希奇的，北京、上海各有一所，即京师同文馆和上海广方言馆（地方上小的还有一些，跟这两所不好比），陆征祥在两所学堂都学习过。

细究起来，大清朝那些学外语的学生当中，滥竽充数者还是很有一些的，特别是一些贵族子弟。但学有所成者一样不少的，陆征祥就是嘛，还有同样当到代理国务总理的胡惟德。中国人讲学而优则仕，学外语出来的，当啥官呢？外交官为主，跟陆征祥、胡惟德一样了。其中一些人，更是一边做外交工作、一边还进入国外的学堂深造，成为官员兼读的先锋。所以和尚兄倘要深挖辨子朝官员读硕攻博的老根，还是不能稍挖即止了，建议向广度进军，马建忠、陈季同这两个领跑者后面，跟进的人还是不少的。

陆征祥没有当过留法学生，他的同学、校友中则有，比如，戴雨农

要细垮哉，军统老大也来充数？满清垮台那年，他才几岁？

哼哼，有啥了不起，你去问问仙人，十四岁阿可以做大学生？

说笑了，这个戴雨农，当然不是戴笠，不兴这么霸道的，他叫了戴雨农，也没有垄断冠名权不是？再说人家叫戴雨农在先，没有问戴局长收版税，已是宽宏大量了……

说起来陆总长的同学戴雨农，和戴笠一样，也只是字雨农，并且也是浙江人，但是跟江山就远开八只脚了，人家是海盐人，年龄更比戴局长要大了二十五岁。所以他出国留学，不用去读少年班的了。戴先生从巴黎政治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国驻法国公使馆任职，开始了职业外交官生涯，晚清时期曾任该公使馆的随员、翻译、参赞（常驻葡萄牙分馆）、以及临时代办。民国后进一步升职为公使级的高级外交官，在北洋时期，担任过中国驻欧洲很多国家的大使。国民党执政之后退出外交界，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请入中央文史馆，1960年病逝，享年88岁。

戴先生第一次出任大使职务，是在民国初年，升任中国驻西班牙兼葡萄牙公使。前面提到，他在驻法国公使馆时就曾常驻葡萄牙分馆，这是因为戴先生的上司，中国驻法公使，长期以来就兼管着对西班牙、葡萄牙的外交事务。此人就是晚清时期任驻法国公使有年的刘式训。刘式训是上海南汇人，字筝笙。他在任驻法公使期间，也曾兼任驻西班牙和驻葡萄牙的公使，民国建立后则数度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其实刘筝笙先生不但是戴雨农先生的上司，也是他在广方言馆和同文馆两校的校友、学长，并且也曾留学法国。

刘筝笙先生最初去法国当公使时，似乎只兼任驻西班牙公使，并未见有兼驻葡萄牙公使的衔头的。葡萄牙是小国家嘛，那时清廷对外使馆还不多的，连西班牙公使都是兼的，葡萄牙可能就更等而下之了？不过无论驻法公使馆是否从头就兼管对葡萄牙事务，也不管之前对葡有没有多少业务可办，晚清的一宗外交纠纷总是使对葡交涉陡然重要起来了。而刘式训，则成为这场外交交涉欧洲部分的主角。

什么外交纠纷呢？澳门勘界。

事情是由日本船“二辰丸”号向广东走私军火引起的。日本人本是逐利而来的，走私军火的买主，其实是同盟会，计划用这些军火来武装反清的帮会和绿林。广东军政当局和同盟会那是老对手了，知道同盟会的海外策源地所在，所以对日本方向一直盯得很紧，所以日本船还没来呢，广东水师已经得到来自日本的线报了，是以“二辰丸”号一上门，就给等候多时的清军逮个正着。

这边走私船被扣，那边日本政府就叫唤起来了，他们正好有军舰“过路”，看到“二辰丸”被拖走，立即报告了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有没有在走私案中轧一脚？很可能吧）。走私被抓了现行，有啥好说的？强盗总有强盗的逻辑不是？日本人给出的理由，一是“二辰丸”有澳门葡萄牙人的许可，军火不是运到内地去的；至于为啥在大沙沥海面停泊，那是潮水问题；二是执法的中国官兵扯坏了人家的膏药旗。

这本来都是无理取闹了，你让五哥呷饭拉一船货去卖阿蜜海边兜兜转转试试，看海岸警卫队拉不拉人？别说卖阿蜜海上，去官太那嬷水边也一样被拉嘛，管你有没有备一张卡四哥的照会在兜里呢。不过谁都明白，那年月的广东水师，哪里去找海岸警卫队的威风？至于甲午之后的龟太廊们，比起呷饱饭的五郎，那是凶多了。所以七绕八绕，中国方面只好放船，不仅如此，还要鸣炮道歉。不过坊间的版本，除了同盟会的背景讲得不清楚，鸣炮道歉也不甚明白，清政府虽然软弱，分寸还是要争一争的，拉船是不肯道歉的，即走私之事算你横，搪塞过去，瓜田李下则无论如何跑不了，所以放船完事，道歉不能；但扯了你的膏药旗，你作天作地，只好跑炮。可是这些细节，也正是民间所不关心的，明明主权所在，竟然要放船放炮，这屈辱是明明白白的了。

于是水师放炮之时，岸上围观民众，放声大哭……是我也哭啊……

那么，中日之间的纠纷，关葡萄牙什么事？

有人想出冷拳。

早年的中葡条约，准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但并没有划定澳门界址；清政府方面认为，澳门只是属于居留地性质，没有必要确立法定的期限及附属水陆界线。而葡萄牙人则一直在澳门附近地区大肆扩张侵略，

日本船走私案出来后，葡萄牙人又跳出来，用所谓澳门属地及相关水域的概念，声称日本人停船的地方，是澳门当局管辖的海域，由此引发出澳门界址问题。

事实上，广东当局在对日交涉时，为确定日本走私船停泊水域所属，已一再重申中国立场：氹仔、路环、大小橫琴岛，以及对面山全部都不是澳門的属地；澳门市区范围，止于旧日地图标志的围墙，其余地区一律由中国管辖。为宣示保卫国土的决心，中国政府随即开始在对面山和大橫琴岛上派驻军队；葡萄牙人不甘示弱，也加紧军备，并派遣三艘军舰来澳门。

不过葡萄牙的军力总是很有限的，其主要企图，是寻求英国人的帮助，通过外交渠道压迫中国政府在界址问题上让步。于是各方展开频繁的外交接触。中国方面正确地预计到，让英国政府介入，是前门拒狼的当口从后门放一只虎进来，于是情愿直接和葡萄牙谈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驻法公使刘式训奉命前往里斯本。至于他当时有没有被临时抱佛脚式地任命为兼任驻葡萄牙公使，仰或是事后才任命的，不得而知了，总之以后看见过他使用这个头衔。

经过艰苦地谈判，刘式训与葡萄牙政府为开始两国间的澳门勘界谈判达成有关协议，决定派员查勘澳门界址，并且规定划界期间，葡方停止收钞浚海，并撤兵撤舰；中方则撤去原驻扎关闸及前山的军队。双方确认，中方撤军的行动，不可视为放弃领土的表示。于是交涉的主战场就从葡京转移来澳门和广东。而中方接着主持谈判的，也是一个留法生。

此人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福州船政第三期留法学习法律的高尔谦。高尔谦被任命为澳门勘界大臣，从云南赶来和葡人谈判。谈判伊始，葡使马沙度便声称，葡侵占澳门之前中国未有管理澳门之实，澳门及其附属地应包括关闸以南的整个澳门半岛，加上青洲、氹仔、路环、大小横琴岛、对面山诸岛及附近一切山岛和所有海面，总面积达326平方公里。是今日澳门的十倍不止，真是狮子大开口。高而谦则据理提出，澳门原先是中国租借给葡人之地，附近各岛也非无主之地，澳门界限应以旧日界址为澳门界限，清政府将收回氹仔、路环两岛。

双方立场，天壤之别。谈不拢咋办？大家都已有言在先，各自撤兵，所以一时半会儿掐是掐不起来的，不过澳门有很多居民，已经因害怕谈判不成而爆发武力冲突，纷纷出走。事实上开战对双方都是没有什么好处大，所以大家都要文斗，不想要武斗，换言之，如炸药奖和平得浆人所说的那样，吾人在有实力动武的时候，一定不会放弃武斗，但在文斗尚余手段尚存希望时，不应该急着诉诸武斗。

怎么文斗法呢？葡萄牙还是老办法，要求将问题提交给海牙国际法庭来判定，并要求英国出面干涉。中国人让人骗了多年了，这时候刚刚培养出几个看懂文本的人，免了以前那样，让人卖了还要忙着帮伊点铜钿；这倒好，一楼扫清爽请侬再上一层楼，去打外国官司？安以前刚上手做业务时，几个业师教的企业相面术，叫做：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技术、一流企业卖规范。国际政治里可不是一回事嘛，大骗子订章程，小骗子耍把戏，没花头的，木头木脑进俱乐部去，陪太子读书，出息不大落个清闲？想得美，替太子答题、立壁角，外加递手巾背书包兼倒痰盂

当然住过大宅院的，没有花头的辰光，花头还是看得懂的。中国人以前也订过规矩嘛，晚清以后是线穿豆腐，提不起来罢了，所以一帮外国朋友，热心热肺起来，经常请阿拉去做模范小学生。只是碰到厉害角色时，才牛不喝水强按头；葡萄牙人也想来按吗？当然不会让其得逞。什么海牙法庭、什么国际公断，通通都给高尔谦拒绝了。

光拒绝不是个事儿，叫见招拆招，搞文斗，也还得主动出招不是？高而谦也还是有招的，叫民气可用，或者讲民气所迫，也对的，看你怎么讲了。广东的老百姓，对日本走私船那事，已经憋曲得不得了，可惜小日本大强盗，千道理万道理，拳头是硬道理，中国老百姓对之，当时只有抵制日货一途，只是历史屡屡证明，凡是确实有使用价值的货品，抵制总非长久之计，那一次的抵制日货，自然也就虎头蛇尾、无疾而终了。但是对日本人没办法，对葡萄牙人多少还有些办法的。

据记载，当时广东因葡国来趁火打劫，民气沸腾，自发组织了广东自治会、划界维持会，要求政府收回领海权（原来维持会是用来抗暴的，日后一帮宵小，白白玷污了一个好名字），并且也出现了对澳门的商务抵制。民间的报纸也义不容辞地加入战队，亦鼓亦呼，这些都让葡萄牙人大为头疼，便要求清廷打压，于是我大清政府，义正词严地教育他们到：社会应该有舆论的自由、人民应该有结社的自由，消费者应该有选择商品服务的自由，此乃天赋人权、放之四海而皆准，本政府紧跟世界潮流，断不能加以干预也

葡萄牙人对中国民意对谈判的作用，还是有所认识的。在葡国特使的日记中，提到了中方勘界大臣高而谦“显然为会社的恐吓和对煽动暴乱行为的担忧所困扰。否则的话，我相信他可能会让步。……在他看来，此事对我们来讲其利益和重要性根本无法和对中国的相比，在那里它可能会招致严重的事件。……中国大臣的强硬态度坚定不移，无任何改变的迹象；……在此情况下，无法期待两位大臣继续会谈会出现有用的结果”。

勘界谈判于是停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