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丢掉中国”的拉铁摩尔（上） -- 烤面包的胖大叔
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欧文·拉铁摩尔回应麦卡伦委员会指控他是苏联间谍，并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的观点时，反问道：“你怎么能失去你从来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呢?”
50年代注定是个清洗的年代。海峡两岸的政权忙着清洗各自心目中的异己分子。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因为中国出现的政权更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大清洗。政治事件的发生通常来说，既源于现实又源于想象，而政治的现实与想象总掺杂在一起,互为因果。现在看来这场风暴背后的政治逻辑是比较耐人寻味的，逻辑的起点似乎更多是出于一种想象，如拉铁摩尔在回忆录中指出的，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想象“好像中国曾经属于美国似的”（书中“属于”一词下还打上了着重号）。中国的权力转换，终于复活了国会中长期存在一个怀疑，即美国政府中存在共产党的颠覆活动。而具体的推理过程大致来说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实力对比上弱于国民党→那么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不可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唯一的解释就是苏联支持了中国共产党→下一步的推理就是,国民党也获得了美国的支持,为什么会输给获得苏联支持的中共呢?→结论就是苏联的势力已经直接渗透到美国政府内部,并影响了对中国政策的制定→最后,这些苏联特务毫无疑问应该统统清洗掉。
而这种推断在美国高层内部，并不以为然，比如说艾奇逊在1949年12月政府的秘密商讨会上，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毛不是真正的卫星，因为他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权力的，不是依靠苏军获得职位的。”但在公开场合，由于杜鲁门个人的态度，国内的压力（这主要是指国民党的游说集团），信息的不完善及对中国政策的含糊，艾奇逊的态度有些模棱两可，一方面在白皮书中指责蒋介石的腐败，另一方面在呈送白皮书的信中，谴责中共领导人屈从于苏联。当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用“斯拉夫式的满洲国”称呼中国开始，在公开的场合，中国就是苏联附庸在美国朝野获得了上下一致的认同。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美国政客或出于意识形态，或出于乘势攫取更多的个人利益等考虑，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清洗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当时的共和党领袖亲切的称麦卡锡是“战斗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美国的自由”。其实麦卡锡算不上是个成功的政客，在他找到共产党这个敌人之前，因为收受贿赂、为纳粹辩护以及酗酒等丑闻的影响，政治生命岌岌可危。阿赛思·西奥哈里斯在《镇压的萌芽：杜鲁门与麦卡锡主义的起源》一书指出，杜鲁门政府是推动麦卡锡主义产生的根源。早在二战时期，罗斯福政府成立了部际雇员忠诚调查委员会，处理忠诚案件，该委员会可以通过调查，宣布某位联邦雇员有忠诚问题，而提出永久解雇的建议，但委员会并没有直接解雇的权力。而在46年之后，为了应对冷战带来的内部颠覆的恐惧，以及共和党带来的竞选压力，杜鲁门成立了临时雇员忠诚调查委员会，在47年，杜鲁门正式组建中央忠诚调查委员会，这一部门负责协调对美国200万文职雇员的忠诚调查。只要有“合理的根据”，就可解雇联邦雇员，而在50年左右，在国内反共的压力下，杜鲁门签署了10241号行政命令，将解雇联邦雇员的标准由“合理的根据”放宽为“合理的怀疑”。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杜鲁门的忠诚调查计划不公正的解雇了1.2万人,并迫使6千人辞职;而此后艾森豪威尔的洁身自好调查计划不公正的解雇了1.5万人,并迫使6千人辞职。而麦卡锡于1950年2月9日在惠灵的演讲中，将矛头指向国务院，他声称自己掌握一份205人的名单，这些都是国务院里已知的共产党分子。这个205人的数字到了盐湖城变成了57人，当麦卡锡回到华盛顿时，再次变成了81人。这些魔术数字，麦卡锡后来做出结论：“让我们忘掉这些愚蠢的数字游戏吧。”确实，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理由，况数字乎?
事实上，政治斗争确实不是科学研究，并不需要多少过硬的论据，简单直接的政治口号，比细致深入的现实分析更能打动人心。而在纷繁芜杂的国际政治中，人们需要的不是客观冷静的中立分析人士，而是旗帜鲜明更有力量的政治人物，正如如罗大佑的“爱人同志”里所唱：“怎么分也分不清左右还向前看/是个未知力量的牵引/使你我迷失或者是找到自己”“你象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在这批判斗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会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冷战的全部问题其实只有一个：“你选择站在那一边?”(亨廷顿)。约翰·布里克曾对麦卡锡说“乔，你是一个卑鄙小人，很多时候你必须充当一个卑鄙小人，而现在正是时候。”
在支持麦卡锡的政治势力中，台湾国民党的游说集团“院外援华集团”显得尤其活跃。麦卡锡自然投桃报李，反共的剑锋首先指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根据彼得·兰德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和磨难》一书估计，从1925年到1949年来华的美国记者至少是184人，或许在麦卡锡和国民党看来，只要是了解中国的人，都会或多或少有成为共产间谍的嫌疑，至少也可能是中共的同情者。这些记者中的绝大部分在这场政治风暴中，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当然，汪公垂训，蒋公奉行的“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不一个”麦卡锡进行了完美的演绎，从“中国通”记者到包括谢伟思，范宣德在内的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都受到了麦卡锡主持“专案组”的调查，而史迪威、马歇尔也不能放过，甚至艾奇逊，包括罗斯福，在麦卡锡的演说中都有通共的嫌疑，从罗斯福到杜鲁门被麦卡锡称为“叛变的二十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就成了“叛变的二十一年”。麦卡锡主义的影响直到越南战争仍然余波未平，当美国外交官们后来反思越南战争时认为“麦卡锡对被他指控为‘丢掉了中国’的人进行迫害得到了普遍支持，这才是杜勒斯、肯尼迪和约翰逊陷入越战泥潭的原因，他们害怕自己会因为‘丢掉’另一个从来就不属于他们的国家而断送政治前途。”
对麦卡锡及麦卡锡主义的研究，在今天美国成为一门显学。除了我前引的阿塞思的著作是从政党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理解麦卡锡主义产生的根源，米切尔的《麦卡锡与知识分子》一书，则从社会冲突角度来解释麦卡锡主义是如何获得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而戴维·考特的巨著《极度的恐惧：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反共清洗运动》（《The Great Fear:The Anti一Communist Purge under Truman and Eisenhower》更是一本全景式的历史著作。在我有限阅读过程中，常免不了思考一个问题，该如何去理解历史的洪流中普通人的命运？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实例吧，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欧文·拉铁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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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时西方，的确有不少知识分子同情甚至认同红色，但是麦卡锡被人当枪使，清洗过头了，搞的艾森豪都受不了。胡佛、杜勒斯之流才是最大的黑手，当时中情局其实就半个黑社会。
好像钱学森回国也是他们一份功劳
这还要从重庆谈判说起。
话说，在抗战胜利后，分掌大棋派国共两宗的毛公与蒋公，在重庆一晤，遂定下此后百年中华崛起之大计。西夷诸国经二次大战，都是伤筋动骨，气息奄奄，来朝之日，勿待龟筮。唯有美夷，怀虎狼之心，不尊王化，不奉中华之正溯。乘势而起，宰割天下，分裂山河，海内志士未有不扼腕痛恨者。
初，蒋公于重庆谈判前以闭关数日，修得昔日江湖奇人燕南天之嫁衣神功，此番又与毛公定下弱美之计。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毛蒋遂立分任之诺。大江东去，不舍日夜，蒋公立在江边，长发飘飘，白衣胜雪。
重庆之后，蒋公依诺，与美夷虚以委蛇，一边慨然举天下以奉毛公，一边极力争得美援，且暗中转赠毛公。后毛公与世界强国南韩争雄而不败，亦得益于此。
后蒋公转进台湾，以纵横之士说得美夷以精锐之师，拱卫台湾，毛蒋略一作势，就靡费美夷军费无数。蒋公又厚贿美夷朝中重臣，以清党之大义名分，混乱朝纲于上，隳突风气于下。美夷有识者叹曰：“清党之害，实过于共产之害也。”
蒋公介石，谥曰雄奇，不亦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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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蒋公那段，让我想起了青蛙军曹临风而立向往爱情的经典场景，笑杀我也----------
还有一个，白人是认为他们拥有整个世界的。
现在居然有那么大一块地方不能够拥有了，接受不了了。
努力地把穿军装的蒋光头套进这个形象，差点精神分裂。
真的很感兴趣，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
应该说，黑社会不过是半个中情局。
有这样一种人生是否为你所希望的呢？出则一瓶一钵，浪迹天涯；入则为帝王师，公侯前席；归则美眷如花，举案齐眉；学则胜义迭出，誉满士林。而这就是欧文·拉铁摩尔的现实人生，嗯，至少是前半生吧。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旧译赖德懋)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他于1900出生在华盛顿，父亲是语言教师，精通多国语言，欧文的语言天分或许就是从他父亲那儿遗传来的。当他还未满周岁，就跟随父亲来到中国，先是在上海，后来去了天津。欧文在上海的时候，父亲请了保姆照顾他。可能因为童年时就听惯了浙江口音，多年以后，他在给蒋介石当私人顾问时，至少在语言上不存在任何障碍。但欧文的父亲却感到有些不安，欧文·拉铁摩尔的回忆录中是这么写的：“由于父亲的保守态度，他不想让我们讲着中国话长大，把自己同中国打成一片……他说他的原则是，等我们长大了，如果想回到中国，我们可以替自己作出学习汉语的决定；但同时我们应该能够得到一种能够使我们适应美国生活的教育，如果我们想在美国生活的话。”当然啦，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多少让欧文产生了一些白人的优越感，当12岁的欧文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被送到欧洲读书时，看到白人在干活，就引起了这些孩子极大的好奇。
欧文先是在瑞士，而后又去了英国的圣比斯学校，当欧文在18岁那年，没有争取到牛津的奖学金时，他的学校生涯其实已经基本结束了。此后直到29岁的时候，已经发表了给自己带来极大声誉的《通向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一书的拉铁摩尔才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进行了8个月的进修。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并没有多少学院气，更多的是从他在中国实地生活中获得的经验体会。而拉铁摩尔所具有的国际视野，使得对这些体会的解读又有别于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
拉铁摩尔是19岁那年回到中国，他在一家英国的进出口公司找到负责保险业务的职位。25岁那年，因为一次业务，拉铁摩尔接触了西北的骆驼商队，他立刻被商队散发出迥异于现代社会的气息所着迷。
他于是立刻决定跟随商队做一次穿越草原戈壁大漠的长途旅行，当他的想法未能得到公司的支持时，他立刻辞职。只是仍然有人能暂时让这位“浑身流淌着游牧民族血液”游子的脚步停留片刻，她就是拉铁摩尔后来的妻子埃丽诺。他们于次年结婚，而拉铁摩尔的第一次远行就是他的蜜月之行。这段冒险经历在拉铁摩尔的著作《通往突厥斯坦的沙漠之路》和埃丽诺的《突厥斯坦的重逢》都有详尽的记叙。值得一提的是埃丽诺在这次旅行中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她和拉铁摩尔是分开动身，拉铁摩尔是经内蒙古到达新疆，这是条古老的商路，但军阀横行，盗匪出没，很不安全。埃丽诺则选择一条相对安全的道路经苏联到达他们约定的Semipalatinsk。但因为当时苏美之间发生了一些外交争端，到达新疆的拉铁摩尔无法获得进入苏联的签证。埃丽诺便孤身一人，乘坐在没有任何御寒措施的雪橇中，在西伯利亚零下四十多度的低温中走了17天，终于在新疆塔城与拉铁摩尔的相会。夫妻相会之后，沿着联结中国与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南下，穿越天山北路到达南路，接着在成功翻越喀喇昆仑山口后，二人经历了近一年的行程到达了克什米尔。而在途中对中国边疆社会生活的观察，启发了拉铁摩尔对于的整个中国历史的想像。
直到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拉铁摩尔一直游历著述的学者生涯，他在40年出版的《中国的边疆》是其整个学术生涯的巅峰巨著。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拉铁摩尔在1937年对延安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他见到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回忆录中拉铁摩尔承认那时他对政治带有某种玩世不恭的心态，在此前的记录中，他甚至对左翼人士反对国民党镇压感到厌烦，他称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并不懂政治，只不过是冲来冲去的说些他们根本不理解的道理。而在与中共领导人的见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拉铁摩尔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而毛泽东愿意花上几个小时与他们交谈也使他感到非常意外。他认为中共的领导人表现得非常有耐心而且很聪明，更让他惊奇的是，在当晚为他们举办的文娱晚会上，这些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并没有特权阶级的痕迹，在拉铁摩尔的笔下，毛泽东被描述成智力超群并且带有农民血统。在他访问延安之后的一个月，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当时美国的舆论界几乎一致地认为日本将会在这场战争中获得胜利。而拉铁摩尔在他主编的刊物中，凭借自己对延安访问带来的印象，坚持认为这将是一场耗日持久的战争。
而41年之后，拉铁摩尔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他受罗斯福的指派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蒋介石之所以需要一个美国私人顾问，是因为他希望能借助这名顾问直接和白宫打交道。而罗斯福则不希望由白宫的工作人员出任这个职务，一来难免瓜田李下之嫌，二来罗斯福也不希望蒋介石通过这名顾问知道白宫的虚实，比如说谁得势了，而谁又失势了之类。于是拉铁摩尔成了合适的选择。但蒋介石却有些失望。虽然拉铁摩尔本人自称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是一名合格的老雇佣兵”。这一点在他对美国媒体怀疑蒋介石是否有能力和决心领导中国抗战的驳斥上可见一斑。而蒋介石对他有些冷淡，只在一些国际宏观问题上作些咨询。在拉铁摩尔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和蒋介石及宋美龄的一次晚宴之后的谈话，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对话，拉铁摩尔能讲一口非常流利的汉语，当他和蒋介石对话时，使用汉语，而宋美龄和他对话时，则使用英语，当他话音刚落，宋美龄总是抢先将他的话翻译给蒋介石听。直到宋美龄起身休息，他和蒋介石才能对一些问题进行交流。他后来发现，国民党政府中人和他交流时，会说英语的总喜欢秀上几句。而最令拉铁摩尔感到不解的是，他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得罪了宋美龄，当他不在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后，和宋美龄同机抵美，下飞机之后，宋美龄仿佛已经不认识他了。当然这并不表示，他就从此被国民党政府忘记了，在45年10月，亲蒋的美国人士就开始撰文对他进行攻击，其中柯尔伯格的《欧文·拉铁摩尔：专家中的专家》一文，直指拉铁摩尔是苏联的崇拜者，影响或试图影响美国舆论以颠覆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
当50年麦卡锡主义开始兴起后，拉铁摩尔被这场可怕政治风暴直接冲击。
(关于拉铁摩尔学说的一些简单介绍,等周一再补充了)
这个也许可以说是和延安整风一样的效果。
二战中及稍后一阵，苏联对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渗透，真的是成功到了有点恐怖的程度。“曼哈顿计划”和OSS中都有一些确凿的为苏联服务的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