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屈辱、软弱、腐朽的两宋王朝 -- 温相
（1）真宗一朝的屈辱和议
一○○三年四月，辽耶律奴瓜、萧挞凛部攻高阳关，宋将王继忠兵败降辽。一○○四年闰九月，辽承天后、圣宗再度领大兵南下，号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趋澶州，威胁东京。
宋朝廷慌乱无措，以宰相和副相为代表，主战与主和的两种主张，展开了争论。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金陵。参知政事陈尧叟（蜀人）主张迁都成都。新任宰相寇准对真宗说：“主张迁都的人应当斩首。”力请真宗亲自领兵去澶州抗辽。十一月，真宗到韦城。大臣又有人请迁都金陵。真宗犹豫不决，对寇准说：“南巡何如？”寇准说：“群臣怯懦无知，今敌骑迫近，四方危心。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说：“愿陛下亟去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难破。”真宗不得已勉强领兵前进。
辽兵在十月间自定州到达瀛州城下，四面猛攻。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坚守，死伤数万人。辽兵攻瀛州不克，转道进攻天雄军，败天雄宋兵，陷德清军，进攻澶州北城。十一月，辽统军萧挞凛率先锋军攻城，宋威虎军张?U发弩射敌，萧挞凛中矢死。
真宗走到卫南，得到澶州得胜的消息，继续进兵，十一月末，到达澶州北城，宋军士气大振。真宗派曹利用去辽营谈和。十二月，辽派使臣韩杞来，扬言要索还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地。真宗不敢再战，派曹利用再去辽营，密告可给银绢许和。宋辽立誓书，商订和议，宋向辽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两朝城池依旧修缮，不得增筑城堡，改移河道。
曹利用再度出使前，问真宗许给银绢数。真宗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寇准召曹利用到营帐说：“虽有旨许百万，若过三十万，我就杀你！”和议成后，内侍
误传三百万，真宗大惊，接着说：“姑了事，亦可耳！”曹利用入奏，许银绢三十万。真宗大喜，特予厚赏。辽兵岁得银绢，胜利回师。宋朝以屈辱妥协暂退敌兵。真宗自作《回銮诗》与群臣唱和，来庆祝所谓“了事”的“胜利”。
历史上称作“澶渊之盟”的宋辽和议后，原来主张逃跑的王钦若转而向真宗攻击寇准。说寇准把真宗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是大耻辱。真宗因而罢免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改任王旦作相。此后，宋朝即大事裁减边防。罢河北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为一。省减军官二百九十余员，河北戍兵减十分之五，沿边减三分之一，不再作抗辽的准备。
仁宗继续实行屈辱求和的政策，不修边防，河北州军城池甚至已经倾塌。塘泊多年不修，可以徒步走过。戍军多是“老弱病急、短小怯懦”，“铁刃不钢（刀钝），筋胶不固（弓坏）”，甚至羽箭射不过三十步就箭杆飞掉或箭头卷折不入甲。宋朝边备空虚，一○四二年，辽兴宗又扬言发兵南下，派刘六符等使宋，以索取关南地为名，诈取岁币。仁宗不敢抵抗，派富弼使辽议和，许每年增绢十万匹、银十万两。辽得增币，刻石纪功。宋朝再以屈辱换取苟安。此后长时间内宋辽之间不再有大的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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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宋王朝的全面腐败
南宋哲学家叶适曾经评论真宗、仁宗时的状况说：“当时元老大臣以和亲避狄为上策，学士大夫以因循苟简为正论”。真宗、仁宗、英宗时期，在因循苟简的思想统治下，国家军队和官员、皇室都一天天在腐败。
庞大腐败的军队 宋太祖时选练禁军，成为作战的精锐，全国有禁军十九万三千。太宗时，增加到三十五万。真宗时增到四十三万二千。仁宗时，对西夏用兵，各路郡县招募兵士补充禁军。禁军激增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全国军队总计一百二十五万九千，变得空前的庞大。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到全部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七八。
太祖、太宗时选练的禁兵多已死去，老弱的又不能裁减。后来的兵士没有听过战鼓，不识战阵。平时缺少训练，“生于无事，而饱于衣食”，不得不骄惰。太祖时，禁军领月粮，营在城西者在城东给，营在城东者在城西给，都由自己背负。仁宗时，禁军领粮，甚至要雇人挑。首都东京的禁兵整天在街上嬉游，买卖“伎巧绣画”，衣服举措都不像军兵。陕西路沿边的骑兵，甚至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知道作战，见到敌人就怕死。宋对西夏作战屡战屡败。据说，西夏听说宋兵多禁军，就举手相贺，以为必胜。禁军由精锐变为腐败虚弱，在对夏作战中完全暴露了。
宋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成功地制止了军阀割据，但将帅无权，军队缺乏训练，矛盾逐渐显露。太祖、太宗或亲自领兵作战，或自定阵图，指挥各地战事。他们出身将帅，显得从容而自如。真宗以下的几个皇帝，生长深宫，不懂军事，由皇帝制定阵图，只是束缚将帅，难以临阵指挥。将帅作战多请示朝廷，群臣往往争论不决。主帅要与钤辖、都监等聚议，也是“人人各出意见，议论不一”，往往坐失战机。帅臣的权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西北边地的将帅一年之间换三、五人。“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结果，是士兵平时缺乏训练，作战时“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宋败于西夏，有人上疏说：“诸军将校都不识面，势不得不陷覆。”宋朝军事制度的弱点也在对夏作战中完全暴露了。
各地的厢军，到仁宗时也增加到四十三万多人。其中经过训练（教阅）的，多已陆续补充禁军。大量的厢军只是运输官物（纲运）和服杂役。州郡官经常迁调，每当新官到任，都要用厢兵修建馆舍，甚至有的州官用厢军织毛缎等货物出售谋利。仁宗时，宋祁上疏说：“现在天下的厢军不择瘦弱，全都收配，只图供役，本不知兵，而且朝廷月费粮饷，岁费衣服。士兵数口之家不能自养，于是相继逃亡，成为‘盗贼’。”宋祁的话，暴露了厢军的腐败，也透露了农民士兵因遭受压迫在不断地反抗。
宋朝大量的禁兵、厢兵的主要来源是招募。宋朝对西夏作战，广泛募兵。各州官能募兵到一千人者，特升一官，因此兵额大增。遇有灾荒，宋朝为防止农民起义，大批招募“饥民”当兵。如仁宗时，河北路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至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选募强壮者充禁军，次者充厢军。关中、川峡各地也都在流民中大批募兵。
募兵以外，还有在农民中强迫抽丁的乡兵。宋初，在沿边各地农民中征雇，粮饷器械都由本乡自备，不隶国家兵籍。应征者在手背刺上义勇、弓箭、弩手、土丁等名号。真宗以后，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因对外作战，乡兵不断增加。仁宗、英宗时三路共达四十二万人。来源是在民间强迫抽丁，一般是三丁抽一。乡兵原来只在本土，对夏作战时，陕西路每家出一丁编为禁军，号保毅军和保捷军，到边地作战。梅尧臣《田家语》诗说：“三丁籍一壮，……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据诗序说：“主司欲以多媚上，……互搜民口，虽老幼不得免。”所记当近事实。韩琦在陕西大量招兵，自称他的功绩是“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事实恰好相反。大量募兵和大量抽丁的结果，民间丁壮越来越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都发生严重困难，挣扎在死亡线上。
庞大腐败的官僚机构宋朝统一后，旧官加新官，已经形成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真宗以后，官员不断增加，机构更加庞大。科举取士越来越多。一○○○年（咸平三年），真宗下诏说：“去岁天下举人数逾万人，考核之际，谬滥居多。”但这年，真宗亲试举人，仍取进士、诸科（包括屡试不中者）共一千八百多人。仁宗一朝，十三次科举，取进士四千多人，诸科五千多人。中举者都陆续加入各级官员的行列。科举以外，还有所谓“恩荫”法。皇族宗室和官僚的子孙、亲属、姻亲甚至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数量极大。皇族宗室原来七岁时即授官。仁宗时，甚至出生不久，还在襁褓之中，便有官做。有的大臣提出建议，改为五岁授官食禄，但遇节日郊祀，还可有例外。一○四七年一年，单是属籍皇族授官的就有一千多人。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家族也都授官。文武官员中地位高者，家族亲属都恩荫授官，小至郎中、员外郎也可荫子孙一人得官。此外，还有多种授官法。遇有灾荒，地主如肯开仓出粮，按出粮多少授官。韩琦在陕西修城，要地主雇人?福?按出工多少授官。朝廷甚至公然卖官，如出钱六千贯给予簿尉官，万贯给殿直官，如此等等。官员越来越多，越来越滥。
仁宗时，户部副使包拯上疏说：“真宗时，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现在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及守选人，还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了一倍多。”正官之外，等候官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大约三员守一缺，略计万余人”。宗室吏员受禄者一万五千多人。各级官府还有大批不受禄的吏员，公然允许贪污受贿，数量更多。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为三班）的武官，最初不到三百人，真宗时四千二百余人，仁宗时一万一千余人。真宗时十数倍于初，仁宗时又两倍于真宗。外地州县官吏更是多到数不清。仁宗时，宋祁上疏说“今天下有定官，无限员”，官员可以额外增多，因此“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真宗时，一次裁减各路的冗吏，就有十九万五千八百多人。没有裁减的，当然要几倍于此。而且，真宗以后，又在不断增加。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真宗宣扬遵循“祖宗旧法”，一切因循守旧，以老成持重相标榜。官员们遇事唯恐承担责任。田锡上疏说：“枢密院和中书省”“政出吏胥之手，吏胥行遣，只检旧例，无旧例则不行”。结果是，“臣下得优逸，而君上担焦劳”。宋制，三年一次“磨勘”（考核），官员们只要在任内不发生过错，就加升迁。官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心只怕招人非议，影响官位。李沆做宰相，接待宾客，很少讲话，弟李维对他说：“外边人议论，大哥是个没嘴葫芦。”章得像以默默无所作为著称，升到宰相。宋朝的御史，许据风闻（无证据）弹劾官员。御史以找寻官员的过失为能事，更加助长了官员的因循。仁宗时，张方平上疏指出：“自将相而下，至于卿大夫，惴惴（音坠zhu@）危恐，一举一动，就说恐招人议。苟且因循，求免谤咎，那里还有功夫用心思为国呢？”各级官员层层苟且因循，只是坐待升迁。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
太祖统一后，据说曾立誓约，不杀大臣。太宗也对臣下极宽，曾对宰相说：“弊病如同鼠穴，如何能堵塞，只要除去其甚者就可以了。”宰相吕蒙正对答说：“小人的情伪，君子岂是不知，以大度宽容，事情就都好办了。”太祖、太宗依据这个“大度宽容”的方针，争取到后周和南方各国的大批官员，成功地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真宗以下的皇帝，继续标榜这个“祖宗旧法”，但逐渐流于对官员的放纵。除叛逆谋反罪外，京朝官犯罪，只是贬黜任地方官，俸禄照旧，罪大者也只是降级到“远恶军州”安置，“过岭”（大庾岭）“过海”（到海南岛）算是最重的处置，但仍然作官食禄。官员们相互庇护，有恃无恐，自宋初即公然贪污行贿。真宗以后，更加放手敲剥人民，生活极其奢靡腐败。宰相吕蒙正每天必吃鸡舌汤，杀鸡的鸡毛堆成了山。丁谓作相，勾结宦官雷允恭，贪污挥霍，密令皇宫后苑工匠制作金酒器，“四方赂遗，不可胜纪”。仁宗时，宋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宋庠（音祥xi2ng）在政府，叫人对宋祁说：“听说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还记得某年同在州学内吃■（咸菜。音激jī）饭时么？”宋祁大笑说：“寄语相公（宋庠），不知某年吃■饭，是为了什么？”意思是说，当年在州学读书受苦，就是为了做官享福。梁适做相，留大商人郭秉在家作买卖。张?U（音砚y4n）向梁适行贿，得作三司副使，有人在殿上揭露说：“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王钦若知贡举，举子任懿托僧人惠秦贿银三百五十两，把银数写在纸上交给王钦若妻李氏。李氏命奴仆把任懿名字写在手臂上，把贿银数密告王钦若。任懿果然得中。历朝的大臣，几乎无不贪污受贿，无不穷极奢侈。
宰相以下，朝廷和地方的官员，贪污、腐化成风。州郡文帐送上三司，随帐都有贿赂，各有常数。足数即不发封检核，不足便百端刁难，成为通例。仁宗时，杭、越、苏、秀等州“旱涝连年”，“饿尸横路”，淮南转运使魏兼奉命去处理。魏兼到苏州三天，“穷彻昼夜，歌乐娱游”，把饥民都赶到庙里关起来，三天中饿死甚多。魏兼所到的各州，都遣送妓乐迎候。民间流传歌谣说：“绕梁歌妓唱，动地饥民哭。”蒲宗孟（曾任尚书左丞、知州）每天宴饮要杀猪、羊各十只，燃烛三百。有人请他减少些，蒲宗孟发怒说：“你们要让我在黑房子里挨饿么！”宋朝在各地军政机构设有“公使库”，准许谋利作为官员用度，又有抚养、备边等库，开抵当，卖熟药，无所不为。各州军又有“回易务”，经营商贩，并将货物，抑配人户，强行售卖，甚至贩卖盐酒违禁之物，图规厚利，交结权幸。全国各地大批的吏员，没有规定的俸禄，贪污受贿，成为合法的收入。官员们“以受贿为生，往往致富”。宋朝自上至下的大批官吏，遇事因循苟且，而又贿赂公行，侈靡腐化。庞大的官僚机构日益腐烂了。
马克思曾把剥削制度社会的国家政权，比做“寄生赘瘤”。列宁写道：“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躯体上的‘寄生虫’，是腐蚀着这个社会的内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虫，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虫。”马克思、列宁这一深刻的揭露，对于宋代的封建国家也是完全适用的。宋王朝豢养着的大批的官吏和大批的军队，日益显示出他们是封建社会躯体上的大寄生虫，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膏血。不断有大臣上疏说，养兵的费用，已占国家岁入的十之六七。官吏的俸禄虽然好象比养兵之费少，但通过多种途径贪污剥夺的财富，却比兵费还要大。用人民血汗养肥了的官吏和军队，又反过来对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以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事实说明，只有人民群众起来扫除这些寄生虫，历史才能前进。
侈靡腐朽的皇室 宋朝皇室是最大的寄生虫，也是最大的耗费者。澶渊之盟后，真宗与王钦若定计，伪造“天书”，举行“封禅”（祭泰山和泰山南的梁父山），妄想以此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挽回他的“天威”。大中祥符元年（一○○八年）正月，真宗对群臣说：“去冬我梦见神人，说当降天书。”这时，皇城司果然奏报在左承天门南发现黄帛二丈如书卷，有文字。宰相王旦等都跪拜祝贺，说是“天书”降临，拜读后藏于金匮。龙图阁待制孙?]（音式 sh@）对真宗说：“以臣愚所闻，天不会说话，那里还有书？”真宗只好默然。六月间，王钦若又上言，泰山也发现“天书”。真宗说：“我五月间又梦见神人，说来月当赐书于泰山。”十月，真宗由庞大的仪卫扈从，亲自去泰山行封禅礼。王旦等随行。十一月，回京都，群臣争颂功德，说是帝王盛事。真宗自编自演的这次所谓“东封”，竟耗费八百余万贯。一○一一年，真宗又奉“天书”出潼关，祭祀汾阴，费钱一百二十万贯。一○一三年，又去亳州太情宫祭老子。真宗在京都修建玉清昭应宫（道观），铸造神像，并安放“天书”，命三司使丁谓为修昭应宫使。丁谓制定的计划规模宏大，需修建十五年，勒令工匠夜以继昼，七年修成。宫中房屋凡二千六百一十间，金碧宏丽。修建中，到南方砍伐木材，期限急迫，工徒辛劳至死，还要诬指为逃亡，收捕妻子。全国各地也都因“天书”降临，修建天庆观。当时就有御史上言，“今费造竞起，远近不胜其扰”。伪造“天书”、大修道观成为一大祸害，不知耗费了多少民财，带来了多少灾难！仁宗以大庆殿为明堂，又举行大享明堂礼（祭天地祖宗），用法驾卤簿（仪仗）达一万多人，一次祭享的用度竟耗费一千二百万贯。祭祀如此，生活的侈靡可知。仁宗晚年服丹药，沉溺深宫，不问政事。大臣奏事，只是点头敷衍。谏官王陶上疏说：“现在政事无论大小，都由中书、枢密决定，陛下一无可否，岂是为人主之道。”渑池县（渑音敏m!n）主簿苏辙在仁宗策问时答卷说：“听说近年以来，宫中贵姬有几千人。陛下上朝不听议论，便殿不问政事。不要说好色于内不害外事啊！现在海内穷困，生民怨苦，可是宫中赏赐没有限制，要什么给什么。大臣不敢谏，管财政的官也不敢争。国家内有养官养兵的费用，外有给契丹、西夏的奉赠，陛下又自做一个大坑来耗费其余。恐怕陛下要因此受诽谤而不得人心。”仁宗整天在宫中宴饮享乐。后宫数千人，赏赐动以万计。国库的红罗，都被消费一空。
日益加深的财政危机 皇室的侈靡和大量的冗官冗兵，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宋太祖曾对左右说：“军旅（战事）和饥荒要预作准备，不可等临事再向民间征敛。”在国库左藏库之外，另设一内库称封桩库，每年用度的赢余，放到这里封储。但到真宗、仁宗时，消费巨大，不但没有盈余，而且“年年亏短”，不断“支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一○六五年（英宗治平二年），朝廷的剥削收入，达到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但这年朝廷的支出有一亿二千三十四万，非常支出又有一千一百五十二万多，仍然亏短一千五百多万。这些数字说明了宋朝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到了多么残酷的地步，也说明了宋朝的财政日益陷入了危机。
宋朝的财政入不敷出，便不断增加对人民的剥夺，但这又和大地主大商人发生了利益冲突。大地主用各种方法逃避赋税。真宗、仁宗时不断有人主张清查田亩，但最多只能在个别地区试行，便遭到大地主和官僚们的反对而停止。大商人垄断商行，左右赋税，冲击专卖，也不断地从各方面向宋朝争夺着剥削人民的权利。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更为加深了。
宋代的贫弱形成原因小谈》作者：赵宁
宋不仅贫，而且弱。宋虽养兵百万，而不可以一战。其原因大致有三：1．多以文臣统军，而文臣不素习军事，且无应变之才，故不足以临敌决胜；2．分裂将权，莫相统属，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局面，至于各自为战，动辄崩溃。3．宋实行募兵制，士兵自二十岁至六十余岁，四十余年间，平时多给差役，如此之兵，最易流于骄惰。
宋之兵不可战，徒然耗费廪粮，这样，宋之弱又导致了宋之贫。然而，宋之贫尚有另一原因，便是冗吏。宋惩于兵强难制之教训，于是优待士大夫，即通过抬高文人的地位来压低武人的地位。宋代科举取士的人数不仅较前代大大增加，而且地位大大提高。宋代如此优奖进士，无非想转移社会风气，把当时积习相沿的骄兵悍卒的世界，渐渐变成一个文治的局面。宋代对士人的优待，不仅放宽进士的出路，同时提高文臣的待遇。不仅提高官吏的俸禄，而且扩大“任子”恩荫的范围，这种政策导致的结果便是造成大量的冗官。
这样，宋之政策造成了一个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这样，财政拮据便势所必然。
既然财政入不敷出，便只能通过增加赋税来解决这个困难，所以宋代的百姓是很贫困的。晁说之元符三年应诏上疏，认为“宋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政本书》则谓：“宋二税之数视唐增七倍。”宋之疆土民众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如是，不仅国贫，民亦贫矣。
宋朝血的教训,今天也没有记取多少.看看那个陶乐县,就知道了
冗官冗员一多,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反而多,利益冲突也多,一些政治
上的失意的人叛国投敌的也多.
有人说了,现在不是很好么,很稳定啊?
实际上这就象一个粪坑一样,不去搅动是不臭的,在稳定压倒一切
的口号下,孕育了不少不稳定的因素,因此只要什么外力在门上踢
一脚,保不定房子不会垮.现在把陶乐县撸了,情况出来了吧?
因此实在是应该居安思威.现在天赐一个台湾在那里天天叫唤,可能
是天意来提醒不能沉睡吧.不过也难说啊,石敬塘也象一块石头一样
压在宋的脖子上,宋的皇帝们也没有警觉啊.
温相此段文字有欠严谨。两宋以工商税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版图缩水，但税基却完全可能更大。因此还不能简单地与前朝在税负上进行直接对比。
文章是他人的，我是负责转过来，不是我自己的原创。
我说这话有人可能误会，其实，每一个朝代根据自己不同的历史背景都有他的主业，比如宋代，它四面环顾都是强敌，这时候有效的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还是很有必要的，换言之，他的主业就是要对付四面而来的少数民族，但是，宋代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差劲，我们无意否定它对中国文化的推动。
当代的皇帝是很务正业的,文化上面也大有作为啊
那个大的驴粪蛋在北京城里树得也光彩得很
每次我一提这个国家大戏院就想乐，不乐别的，就是网上不知道哪位哥们促狭，把国家大戏院给弄成了国家大妓院，这两个名字本来就有点谐音，读快了还真不太能够分出来呢。
真是罪过啊。
嗯，别是那个把裤子提得老高的胖子？
你说的也未免太狠了吧？呵呵
这住在附近的老百姓也得把我拆了。谁愿意天天从个卡布裆下过呀？还是条裤衩，千万可别是穿过的。
“别是那个把裤子提得老高的胖子”
一下子骂了两个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