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重看土地改革的历史意义 -- wage
虽然这个系列贴缘起是津巴布韦，但是我与河友作为中国人，关心世界的出发点当然仍然是为了联系自己。所以后面更多是于此引发的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一些感想了。如果不适合观点时事，麻烦转青史小阁吧。
先从土共的“土”说起吧。春节回去和朋友聊起来，说到中央“一号文件”，发现一个有趣的关联，凡是中共中央发布了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的年头（ 1982年至1986年；2004年至2010年）国家政治经济相对就比较顺利，就是国际有危机也能逢凶化吉。而其他年份通常就有灾难。87到89年的政治风波与价格改革失败，90年代初的经济从停滞到大起大落…从马亲王发表讨论各朝代德性的文章以来，河里基本公认本朝是火德。但是由此看来，本朝土德也有很大分量。毕竟国旗中除了满地红，核心仍然是黄五星呀。更不用提本朝生日：十一，按传统竖读，可不就是“土”吗？呵呵，有闲心时大家应该好好从君臣佐使，五行流动等不同角度探讨探讨。不过认真的说，土地问题确实是20世纪中国政治经济中重要主导因子，除了八年抗战民族矛盾优先，其他时间从国共分裂到三年内战，土改问题决定了基本的政治方向。特别是土共从苏区到抗日根据地而至建国，土改历程就是TG统治发育的历史。大多数土共干部就是在土改中真正学会如何与基层民众结合，进而组织动员农民的巨大力量的。如果说是枪杆子里出政权，那么加一句土改中出政府应该不为过吧？可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土改这个土共的招牌成就就不断遭到质疑与反思。在农村土地流转与集约化大势所趋的今天，重新谈谈土改的经济与社会乃至政治意义很有必要了。最近河里无证据的人身公鸡比较多，为客观并避免“五毛”嫌疑，引用资料基本是建国前特别是民国政府自己的统计资料。当然，从如今的统计数据之弹性多变就知道，严肃认真的用公开数据骗人是政府的日常工作之一；在良青历史学家不断发现真相的今天，更不敢保证里面没有提前潜伏的共匪恶意编造统计数据误导常凯申公以及后世天真网民的可能。但是国民政府自己的报告，多少要比杨奎松先生从苏联秘密档案考证出的800飞机600坦克要靠谱些。姑且先用着，期待知道家乡历史的各位河友把第一手真实数据发布出来，方便大家参详吧。
先说反对土改的两大潮流方法。其一是用许多地主勤劳发家然后家破人亡的感人故事来煽情。如果这些故事是多年来被不公正对待的黑五类后代所发，我完全理解其感情。吾家祖上如果不是出了嗜好阿芙蓉的长辈，建国后也没好下场。但是面对历史大局面，只能引用河里名人名言解释：世界从来不简单，历史何尝会温柔。黄仁宇1989年5月19日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高王凌教授信对此做了很完整充分的回答。
1.上述行动有它历史上之长期合理性。这结论如果要有系统的追根溯源，必写成专书；即是简短的介绍，最短亦须搬出百余年的史迹，长则千年。
2.这样的存积资本不可能再继续，也无法重来。前所谓战时社会组织与战时群众心理至“文化大革命”已推进至极端，现在早已被否定。
3.过去的行动必曾包含着无数对各人不公平之事迹。例如昔日将地主打死，今日有承包到户的生产。我们只能以最沉痛的心情，对无辜受害者以及抗战内战以来的阵亡将士各烈士及“文革”中受害者同样地纪念着；没有他们的牺牲，中国即无法完成其革命。正如法国“老虎总理”克里孟梭所说：“革命总是一个大整块。”其行动必带集体性，更无遑计及各个人间之公平。
第二种相对有学术气息些。主要就是借近年来学界关于民国农村土地在各阶层占有比例的讨论，以此为依据质疑土改政策的合理性。应该说，土共当年高估了全国范围土地集中程度，这几乎是历史共识了。过去通常土共说法是户口数8%的地主、富农占有70—80％土地。如今基本承认到了50年土改前，地主和富农全国平均占有土地的不到50％。对此深入研究，乃至对土改中许多错误提出历史教训是很有需要的，但是如果仅仅根据数据上的相对变化就引出地主没有控制农村进而土改没有必要的结论，那就值得商榷了。今天发现不把对方观点列出来讨论就有点空泛，所以放出比较有代表性的秦晖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土地问题外链出处
我总结其主要论点就是：
土改前地主占地没有70%，而是30%（其实原来说的都是地主加富农70%）；
用基尼系数衡量，民国中国土地分配不均状态并不严重；
印度拉美等过去土地集中是殖民者暴力夺取结果，土地自由买卖不会产生兼并；
中国传统的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地主与佃户矛盾不是主要矛盾。
我的意见是
首先，这忽视了地域差别与历史发展变化的影响。作为土改指导的许多重要经验是毛泽东等早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与江西苏区工作时产生的，比如《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33年就颁布， 47年12月又重新发布指导基层土改。这更多反映了20、30年代中国南方地区的土地占有情况。而大量被引用证明土改高估地主控制土地的资料都来源于北方，特别是大规模土改前。大家一想就知道，从地域上，北方不象南方特别是长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样，受商品经济与帝国主义势力强烈冲击，而且宗族组织保持较多，这都限制了华北地区的土地集中。从时间上，经过8年抗战与三年内战，从经济上大量地方大户破产或离乡，而且稍微知道政治风向的地主都知道需要分散土地以避祸了。我估计不少人都听说过有地主在49年前开族会分配田产大得人心，或者贱卖土地，结果土改逃过大难的例子。可见50年大规模土改时土地情况与30年代已经大不相同了。让我们看看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统计结果吧。1933年对陕西、河南、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等6省作的土地调查结果为：
阶层 户数% 占有土地%
地主 3.57 45.8
富农 6.40 18.0
中农 19.60 17.3
贫农 70.50 18.4
请注意，这里面包括了国民政府统治核心区的江苏与浙江，以及国民革命发源地的两广，应该算首善之区了，可是合10%的地主与富民占有了约65%的土地。已经与毛泽东提出8%的地主与富民占有了70-80%土地很接近了。如果学习各学术论文的取样方法，取更小范围的偏好数据来用，那么1937年7月抗战前地主所有土地已经达80%，自耕农占有不到20%了。（李若虚，《江苏省地政局实习日记》）
其次，用所谓基尼指数评价土地这忽略了土地质量的不同以及土地收益权与名义所有权不同的重大影响。先引用一个津巴布韦的数据。到1980年独立的时候，大约5700个白人商品农场主占有1600万公顷土地，，而非洲人公社地区土地也是1600万公顷。如果不考虑户数比例，农场主占有土地也是50%左右。可是依降雨量的多少，津巴布韦全国土地分成五类地区:第一、二类为降雨量多、适于集约化农业的地区;第三类降雨量不足，适于半集约化农业及畜牧;第津巴布韦四类地区常年雨量稀少，只能用于粗放农业;第五类地区仅适于放牧。欧洲白人占有第一、二类地区的70%，非洲人土地大多位于第四、五类地区。很明白，穷人与富人财富与收入数量不同，可是大家每块钱价值都是一样的，用基尼指数衡量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地主与贫农拥有的土地质量可是天差地别，地主手里的贫瘠地与贫农手里有水浇地都是偶然现象。这我想都不用拿具体数据说了。在土地上假设所有土地价值都一样，秦晖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实在是...
另外，从“房奴”的说法大家都能想到，名义所有与实际收益区别很大的。大量研究表明，除了地租，高利贷是农民被剥削的又一重要途径。由于20世纪农村总体破产状态的加剧，许多贫农中农名义拥有土地，其实每年生产所得不够利息。利滚利的厉害看《白毛女》都知道了。如今许多真相党力图证明高利贷不是普遍现象。那我们再看看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资料吧。浙江崇德县“农户负债者在80%强，但是调查时农民不愿意告诉，因此因借贷抵押的田数无从知道”（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商务印书馆，1934年）；总体情况如何呢？1934年江苏、浙江两省抵押土地农户比例为38，47%，1935年上升为41，60%。（近两年来农村经济状况之变动，《农情报告》第5卷第7期，1937年7月15日“这就是“黄金十年”的部分真相呀！）
感谢RUL兄提供大量资料，其专业与丰富让我这个门外汉惭愧啊。剩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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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1948年把自己在浙江的地卖了的，后来历次运动也没他的事
中国历史经历了太多次的土改了。
中国经济史中，土地是重中之重。被皇帝，大臣，农民暴动，翻来覆去的炒过了太多次了。tg使用了老马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最大程度的吸收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如何进行土改tg的经验实在太丰富了，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并且tg利用的土改的力量发动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巩固了土改的成果。英国的土改虽然和我们的方式不同，但是进入的工业化社会后，土地就不在是社会的核心问题了。所以要维护土改的成果，必须要进入工业社会。这里面台湾，日本，欧洲是经验的体现，啥菲律宾，津巴布韦就是教训的代表了。因为土改后释放的人力资源如果没有工业进行吸收利用的话，就只好社会动荡了。
用一句老土的话来形容tg的土改：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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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的土改仍是土地私有制，到50、51年的时候又开始出现贫富差距，这是必然的。
为解决这个问题老毛坚持要搞互助合作化，发动贫农、下中农组合作社。在合作社发展好了、有了示范效应（体现为粮食增产较快）之后，再逐步吸纳上中农和富农（他们最初是不愿意的，这好理解），用这种方式来避免历史循环。
在互助合作化完成很久以后，才在法律上正式确定土地集体所有制。土地集体所有制又为改开提供了缓冲垫
58年开始的大跃进搞的人民公社确实有些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之前的合作化
但实际各个地区都是不一样的，各个地区都是仔细调查过的，具体各个地区要看当时的调查资料；只能说以前很多研究者就是懒，随便那个数据就去用了，对于更多的原始资料忽视了。
但普遍来说地主和富农占有的土地是50％左右，最低也要到了35％－40％，高的就到了70－80％了（但有一点极端例子，西北局调查显示西北回民起义之后到1949年关中地区不少县基本没有地主的），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地方宗族是有一部分公田的，这部分在10－20％之间，这部分土地当时就明确支持他的支配权和大部分收益都是地主掌握的（族长），土改实际上最后统计大概需要分掉的土地在总数的40－50％之间，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台湾土改如果是kmt掌握了25－30％（从日军手里接收）的土地的前提下，进行土改他的社会成本会小到什么地步，就是这个，台湾土改之前也是先把低价压倒了相当低的地步和靠着行政权力推行下去的
那些研究者至少其中有些人我觉得是研究态度不老实，从目的出发选择数据。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对民国经济中心的长江与珠江三角洲不去调查，甚至拿华北代表全国。
你说的公田与学田等问题我后面也是要说的，确实是地主通过控制基层政治与社会组织，掌握的收入与力量远高于所谓土地比例。至少在中国，土改实在是社会改造所必然
30年代农村农民问题成为显学，和因为整顿田赋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的时候就是以这些地区为主要调查区域的，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令人吃惊，按照国民政府自己的调查，浙江一半人以上是无地的，有地的70％多家庭基本的农具是不足，整个30年代，湖北安徽一代的中农是在下降的，贫农雇农比例在增加，按说情况比较的江苏的普通中农抗打击能力极低，婚丧嫁娶都有可能要去卖地成为贫农甚至雇农。。。。。。。。。。。。生产力极度低下，外部环境的打击
进入的工业化社会后，土地就不在是社会的核心问题 -- 何解? 至少在中国, 土地所有权现在仍然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土地所有权的流转制度对城市化进程, 房市, 三农问题都有极大影响吧.
土改后释放的人力资源如果没有工业进行吸收利用的话 -- 中国好像到现在都没有充分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而且真正开始这个"吸收"的过程, 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我觉得这两者的关系应该反过来, 土改为工业化服务, 而不是相反. 英国工业革命需要少数人资本积累, 多数人劳动力, 圈地运动的分配方向和TG的土改恰恰相反, 却满足了这些要求.
苏联和TG的工业化从重工业着手, 也需要集中资源, 但不需要特别多的劳动力, 一场致力于平均分配土地的土改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 如果不是低水平平均和高效的组织程度, 农民恐怕就要起来造反了.
前两段同意, 中国本来就有十分悠久的平等思想"耕者有其田", 在共产党这里又得到了极大重视, 如果要他们进行一场土地集中, 剥夺农民的土改简直是不可思议.
估计如果日本人不打进来，再来个黄金十年除了作为吸血口的上海等少数大城市，其他地方要全面破产了。当时农村调查甚至这样说：土地兼并因为大家都对农村前途悲观，不敢买地停滞了。实在是讽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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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是否直接释放人力资源，值得讨论。因为土改归根到底、直接改变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方式（可能有少量，但是否直接关系值得讨论）。在假设生产手段不变的前提下，劳动力投入量其实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因为土地的数量相对稳定。相反，在土改前，由于土地过于集中，大量土地的拥有者是否拥有跟后来均量土地拥有者一样的耕作（使人耕作）的动机，还值得探讨。不过我倾向于土改使得耕种率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所以土改是否直接释放了人力资源，我觉得值得讨论。
50年代末，中国出现的农民进城潮，更多地，是来自和平与安全的环境，土地不再因为战乱抛荒，抵御年度性与季节性的自然灾害能力也增强（比如农田水利），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上升；当然，也肯定同时源自劳动力素质（包括健康与生产知识）的提高，以及相应的农技应用水平的上升，部分地区家庭互助的或集体的耕作方式带来了规模优势。所以农民的闲暇提高了，于是进城去见毛主席。
所以，土改对中国人力资源的激发，就我看来，不是通过直接产生了或者增加了剩余劳动力资源，而是促进了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增进，后者基于土改但不是土改的直接产出，而是一个综合系统的社会性结果。中国不再出现相对意义的赤贫，普遍农民的健康水平与知识水平提高了；生产手段陆续提高，农民一度在迁徙上不再有约束；即便在严格的户籍制下，依然有向上流动的渠道，等等。
至于说在工业社会，土地还是不是发展的核心问题。我也觉得是一个好话题。张五常的新书《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以地租为核心着重讲了这个问题；我不尽赞同他的分析框架，但不得不说，这个令人讨厌的老鬼这回很有启发性。从他的角度出发，考虑大家所讲的“中国模式”或者“北京共识”，不得不说土地的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也是这20多年来中国工业大干快上，加快各种资源流动配置的重要因素。
权作讨论。这些天正好在惦念土地这个问题。
成王败寇，可怜数亿生灵化为血水。历史都是胜利者写成的，五毛捧臭脚，拿工资也是应该的。
也许可以归纳为, 只有保障社会平等, 才能保障人力资源的发展, 而后者是经济长远发展的必备条件. 中国的土改实际上是保障农民就业, 促进社会平等. 至于我回复的那个帖子, 土改和"土改"不一样, 我认为是混淆了. 中国的"农村释放大量劳动力"和"工业化吸收大量劳动力" 也是在土改后几十年才做到.
顺便宣传一下, 前几天有个介绍黄亚生"批评"北京共识的文章, 他实际上也是让中国警惕社会发展不平等带来的可能恶果. leqian:声援两句黄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