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个造反司令的人生浮沉──观察文革的独特视角 -- 潇洒书生

文革时期，造反组织内部职务设置花样繁多，有的名称对于不知底细的后人来说可谓莫名其妙。比如，在一些造反派编印小报上有关“勤务员”的称呼，后人大多以为是一个小角色。游司令告诉我：在造反组织中，勤务员这一级就是最高领导层。为了与走资派那些“做官当老爷”的职务称呼相区别，我们都用了毛主席关于做”人民的勤务员”的说法，把组织当中的负责人称为勤务员，并根据地位高低依次编号为一号勤务员、二号勤务员……，我就当过红旗造反组织的三号勤务员，负责工人纠察队的工作。我被称为司令，是在成立武斗司令部以后。革委会成立后，勤务员这个称呼逐渐被提及很少了，派头头都喜欢别人喊他“主任长、主任短”的了。

游司令在文革时参与了非常有名的“武装支泸”会战。现在，很多人都不晓得这回事了。这里介绍一下：这是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９６８年7月间，由刘结庭、张西挺策划、四川省帮派头头王茂聚、郭林川调动大批外地武斗人员，在四川泸州进行的旨在消灭对立派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武斗事件和流血惨案。泸州是四川“文革”的重灾区。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 １９６７年1月22日，本市“造反派”组织夺取各级党、政、财、文大权。部分领导人被关押、批斗。

2月初，驻泸部队奉命执行三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军管、军训）工作。2月19日，成都军区用飞机在泸散发中央军委8条命令的传单，随即，驻军和公安机关逮捕本市部分群众组织头头。在随后的反“二月逆流”的风潮中，泸州群众组织因为权力分配、军队支一派、打一派的影响，逐渐正式分化为两大派。

１９６７年７月以后，四川相互对立的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为争当“左派”、“核心”、争夺领导权，不惜兵戎相见，武斗战火遍及全省。７月６日，泸州两大派群众组织首次在城内进行武斗。双方主要使用钢钎、大刀、长矛、棍棒等群起殴斗。武斗持续数日，死伤多人。随即，在“文攻武卫”的口号下，两派组织开始强夺、哄抢军队和民兵的武器，组织大批武斗队伍，为进行大规模武斗做武器准备。

７月１８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王茂聚发动第一次“武装支泸”，组织外地大批武斗人员赴泸州，武斗骤然升级。双方使用从部队和民兵武器库抢来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火箭筒等现代化武器进行“战斗”，持续数月，造成大批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著名文物景点钟鼓楼被火箭弹击中焚毁。

９月５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刘结挺、成员张西挺及宜宾地革筹负责人王茂聚、郭林川再次组织“武装支泸”，调集成、渝两市和宜宾地区１８个县、市武斗人员数万名，由王茂聚亲自指挥，陆续抵达泸州“参战”，武斗规模更大，波及泸、纳、合等县。

此次武斗使用了尚未装备部队的步枪、机枪等新式武器，动用了迫击炮、无后座力炮等重武器。城区及附近郊区工厂停产、商店关门、交通断绝，一些建筑物被毁，一些居民被流弹击中，双方人员伤重。

１９６８年３月３日，泸州市两派组织再次发生激烈武斗。两派武斗人员隔长江、沱江对战，枪、炮互射，相持不下。４月８日，泸州人民北路百货站库房被流弹击中烧毁，，一些建筑物和大批物资被毁，经济损失达２2７万余元。

1968年3月，中央文革在北京空军政治学院召集四川省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大派组织的头头办学习班。3月15日，会议做出决定，严厉批评了五十四军和“八· 一五”派，对成都的“红成”派和川大“八·二六”派也提出了指责。该精神被称为“三·一五”指示。4月27日，周恩来再次传达毛的“最高指示”，“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后称之为“四·二七”指示。由此，在北京学习班的刘结挺和张西挺决心在四川有恃无恐的大干一场，并向中央表示，要“彻底解决四川的武斗问题”。随即，刘、张指派邓兴国回川，传达其 “打下中江，收复蓬溪，稳住潼南，打回南充”的方针。在实现打中江的目标后，７月４日，刘、张、王、郭发动第三次“武装支泸”。调集数十个县、市的武斗人员，配备无线电台和各种新式武器，四路齐发，水陆并进，围攻泸城。

７月２８日，城郊大驿坝１１６３油漆仓库被炮弹击中起火，损失３２万余元。经过这次大规模武斗，一派被赶走，泸州为另一派所控制。但市区及泸、纳、合、叙、蔺等县武斗仍断续进行，并未停息。

１９６8年７月２３日，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出布告，重申严禁武斗，命令人民解放军采取强制措施，坚决制止武斗。３１日，驻泸部队２３００余人在城区进行武装游行，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央“７·２３布告”。接着，部队先后派出宣传队１８８６个、５４００人次，宣传中央指示；举办学习班３２期，集训武斗人员１０００余人；收缴各种枪１４０７支、炮１７门、枪弹１２万发、人民币１０多万元及部分炮弹、物资.

至８月底，市区武斗基本停息，武斗工事基本被拆除，武斗人员大部分被遣返原单位。

１２月２５日，中央下达对《关于解决四川省当前若干问题的报告》的批示，严厉批评四川武斗，点名批判刘、张、王、郭等人。随即指令泸州两大派群众造反组织头头到北京学习班学习，彻底解决泸州地区武斗问题。

至１９７０年２月６日，古蔺县两派在该县轿子顶的武斗停止，全区武斗始告平息。

泸州武斗造成的损失无法一一统计。仅三次“武装支泸”即打死２０００多人、打伤１６０００多人（内８０００余人致残），非法动用国家资金３亿多元、粮食６８４０万余斤，损失汽车１０００多辆和大批物资。

泸州是“文革”武斗的“重灾区”，前后持续３年零７个月，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尤其泸州市区，武斗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重。

在“武装支泸”中，刘、张、王、郭竟然组织人马，“随军拍摄”了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第二次武装支泸中，影片记录了武斗队员进攻之前的宣誓场面，进攻场面，双方进行武斗大战的场面，有武斗死者的尸体，王茂聚为武斗死者送花圈的场景，以及9月4日市钟鼓楼在武斗中被击中后燃烧的场面。“武装支泸”的材料及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被人送到北京，引起中央文革大怒。在1969年8月京西宾馆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上，“武装支泸”作为四川文革的突破口，受到清算。

为了解决四川的派性斗争问题，中央对军队进行了重新调防，五十四军调防云南，十三军入主重庆。

1969年8月28日，中央在在京西宾馆召开第三次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四川省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和各大派头头参加。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文革小组负责人到会。

在此次会议中，周恩来批评了两派头头在四川大搞派性武斗，造成武斗事件不断，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四川的工作仍然跟不上中央的要求。指责王茂聚调动部队参与攻打泸州。康生对与会的两派头头也进行了批评。

会议向与会者散发了中央在此前整理的刘结挺、张西挺、邓兴国、黄廉、周家喻的《反动言论录》，并组织与会者观看了纪录片《突破口上红旗飘》。当晚，王茂聚“畏罪自杀”。京西宾馆会议，对四川的两派头头进行了系统清算，对有效制约两派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会后，刘结挺和张西挺被扣押在北京。1978年，刘结挺和张西挺被作为“四人帮”在四川帮派体系的代表人物受到处理，三次“武装支泸”被定性为其犯罪的罪证。

当地人现在都不情愿提起这邻里反目、夫妻对立、刀光剑影的往事。

谢谢！

而且《聂元梓回忆录》里专门有文字是对季羡林《牛棚杂忆》进行反驳的。

这两本书，对比来看，聂就很真诚很坦荡，而季就显得很虚伪和狭隘。

我对季老先生是尊敬的，认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知识人，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不赞同他有关“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并鼓吹国学要如何如何弘扬的说法，结果惹来其一帮拥戴者不分理红皂白的痛斥。何必呢？我的观点未必正确，可以说理驳斥嘛，但不可以抬出“尊神”的语录来作为批判的武器而不说明道理。这是危险的学风。聂元梓叫屈，不能因为她写过、干过什么就斥之为“胡说八道”。在那个年代，参加这派那派的人海了去了，当过什么勤务员也不算啥罪恶行径，说有其事并没有什么，相反刻意地掩饰倒会引起更多的疑惑。可是这传记那自述却不见哪怕一星半点的记述或自辩。遗憾。

人要是说谎呀，掩饰呀，栽赃呀，出卖呀，都会怪怪的，言语文字行动等等方面都会怪怪的。季羡林就怪怪的，他的言语文字行动和捧拥们，都表现的怪怪的，不自然。

要说季羡林的学术地位，个人觉得，也只有那些真正的大师泰斗老兵不死逐渐凋零之后，他才能被捧拥们抬出来摆摆谱。

我幺爸就是红旗派宜宾地区的小头头，冲击宜宾地委就有他的影子，我老爹更喜剧，雄赳赳站在卡车上，给我奶奶丢下个条子：亲爱的妈妈我去打麻匪去了。

我爹比我幺爸世俗聪明，很快就逍遥了，我幺爸不知进退，很快就丢到黄沙河挖优质煤炭去了。

就在我老婆的老家不远的山顶上，死了几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