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如何评价胡耀邦？ -- 铸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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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这章非常犹豫。胡耀邦是大家公认的伟人，两袖清风，不计私利。但在西藏呆过的人对胡耀邦的评价却是有所保留，有些人甚至认为胡耀邦80年底去西藏的讲话造成了今天西藏局势的复杂。

　　我母亲在79年得了严重的心肌缺氧，住了几次医院不见成效，最好的治疗办法是回内地。79年下半年，父母带着我的弟弟，请假回内地治病（后来办理了内调手续，他们再也没有回过西藏）。而我因为正值高二（高考年）的缘故，一个人留在拉萨（我哥那时已参加工作，当时在南京药学院进修一年）。我80年春离开拉萨回内地参加高考，这一离开已是28年，至今还没有机会回西藏看看。

　　从前面所写可以看出在西藏的汉族干部是因为组织的调动才去西藏工作，在工作中也兢兢业业，为西藏的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尽管七十年代的拉萨比内地的城市还是落后许多，但比起五十年代的拉萨已是变化巨大。由于没有通往外界的公路，又无工业，许多人从事宗教活动，五十年代的拉萨连柏油马路、电力系统都没有。

　　在文革初期，西藏经历了较短的打砸抢和武斗。有少数内地红卫兵到西藏串联、鼓动，但打砸抢寺庙、破四旧的基本上是藏族青年。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那场全国性的灾难中有所波及也是没有办法，不能认为那是汉族有意破坏西藏文物和文化。而正因为中央对西藏特别有指示"西藏不要搞武斗"，才使得西藏有较宽松的环境，许多寺庙也得以保护。

　　我72年去拉萨，也许因为小，没有感受到宗教压迫。从外面看，布达拉宫、大昭寺、色拉寺、哲蚌寺都保存得挺好。虽然不对外开放，但里面有僧人居住。在大昭寺外面，每天都有许多人烧香磕头，也在拉萨街头看到有来拉萨朝拜者磕长头（双手合十，高举过头，然后行一步；双手继续合十，移至面前，再行一步；双手合十移至胸前，迈第三步时，双手自胸前移开，与地面平行前身，掌心朝下俯地，膝盖先着地，后全身俯地，额头轻叩地面。再站起，重新开始）。

　　每年的五一、十一，拉萨西郊的罗布林卡（原夏宫）对公众开放。在那里，以藏族为主的游人会早早来到，几家亲朋好友围坐在草地上，喝着酥油茶、青稞酒，谈笑、唱歌、跳舞。一直到黄昏，带着几分醉意，唱着歌，走在拉萨的街道上归去。我在初三或高一时曾写过一篇拉萨街头的作文描述这种平静生活的情景。我们那时感受到的是平静、安全、犯罪率极低的拉萨。晚上补课，也从来没有安全问题。

　　80年底胡耀邦去西藏，对拉萨的落后很不满意，说："汉族干部在西藏这么多年是怎么干的？汉族干部不要赖在西藏，只要有现在的百分之二十就够了，西藏主要让藏族人自己管" （大意，而这样的政策并没有经政治局集体讨论，是胡耀邦一时冲动提出来的）。此语一出，在西藏可是炸了锅了。汉族干部那是满腔的委屈、愤怒。明明是组织调动，打了多次请求调回内地的报告都无法得到批准，怎么自己想赖在西藏？绝大多数人付出了身体的代价，有些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实事求是的说，那时的干部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是真心实意的做好工作，努力建设西藏，而不是"统治"西藏。

　　胡耀邦的讲话在藏族中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汉族是来"统治"我们的。这"帮助"和"统治"，概念的改变是天翻地覆的。81年春，原本平静的拉萨开始了针对汉族的打砸抢暴力行为。我哥那时仍在拉萨，对这种改变感受很深。我86年出差去天津，看望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的一位在西藏是我家老朋友的叔叔。81年这位叔叔还在拉萨市公安局，他向我讲起了81年拉萨治安的恶化和他们工作的高强度和高度紧张。这同我在拉萨时的情况简直是两个世界。

　　81年我在内地，也要"感谢"胡耀邦失误的西藏政策，许多在西藏工作的人陆续调回内地，父母同这些一起在西藏工作过的人最亲，大家互相帮助，走动联系得很勤。大人们经常说："民族问题可不是简单的事，胡耀邦瞎来，水平太差，要不了多久肯定下台"。这话不幸而言中（当然不是因为西藏政策的缘故，但胡耀邦做事好冲动是原因之一）。

　　90年代我在香港同一位在80年代去过西藏工作（后来采用轮换制，三年一换，户口不迁，关系不动，提职提薪）的人交谈。不知怎么，谈到西藏，他激动地讲起胡耀邦西藏政策的失误，质疑胡耀邦的水平。我想凡是在西藏工作、生活过的人，虽然从理智上都知道胡耀邦是个伟人，但从感情上总是心有芥蒂。正如我自己，在谈到胡耀邦时，心里总会想到他在西藏政策上的失误，也许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作者: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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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 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 “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